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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赠地法案最终以佛蒙特州议员莫里尔的名字命名，但追根溯源它来自伊利诺伊州教育家特纳的创想。在《莫里尔法案》正式实施后，伊利诺伊州也受到了480000英亩土地的赠地，特纳也加入了处理这批赠地的委员会。州议会最初计划将出售这些赠地的经费在谢尔特拉夫学院和废奴主义者创办的诺克斯学院之间平分，但特纳等人推翻了这一提议。1864年，州议会又提出利用增地款项创建一所工学院和一所农学院，而在特纳又一次提出反对意见后，他的职位也被来自厄本那的格里吉斯取代。
格里吉斯可以说是带着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领导委员会的，工学院原本的选址定在芝加哥，但格里吉斯却力劝其他委员会成员访问自己的家乡、芝加哥二百公里外的厄本那香槟村。进了村，当地农民一手指着一块种着梧桐树的小院子，一手拿着一份特许状，告诉委员会：俺们村的老乡经常会在这个小院子里高谈阔论讨论科学，这么好的教育基础和民风不建一所学校真是可惜了啊！但其实，这个院子已经闲置很长一段时间了。
最终，凭借着格里吉斯在议会的长袖善舞和香槟村给委员会留下的深刻印象，厄本那-香槟击败了芝加哥、布卢明顿等地，于1867年成功拿下伊利诺伊工业大学，也就是今日的伊利诺伊大学厄本纳-香槟。
在俄亥俄州这样“入伙”比较早、教育基础比较好的新州，对增地款项的争夺非常激励，不仅新成立的大学要分一杯羹，已有的大学也在全力争取议会的青睐，为此不惜动用各种手段，这样的现象既破坏了州内学校的团结，还使得政府往往不得不一碗水端平，让各校雨露均沾，结果就是谁也吃不饱。有鉴于此，纽约州的安德鲁·怀特提出，应该将纽约州获得的款项集中于建设一所高水平的大学。
怀特毕业于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院，这原本也是一所接受增地捐款的学院，甚至还开展过农业教育。怀特在毕业后前往欧洲游历，回国后在密歇根大学教授历史与英国文学，三十岁时则成为了纽约州参议院，成为教育委员会主席，并结识了农业委员会主席埃兹拉·康奈尔。
康奈尔也是纽约州人，早年是磨坊经理，后来与摩斯电码的发明人塞缪尔·摩斯一起创办了西联汇款，从此靠着电报行业发家致富，并在农业委员会主席的任上把纽约州获得的联邦土地管理得井井有条，价值不断攀升，最终获得了250万美元的巨款。
面对这样泼天的富贵，分管教育和农业的两人有着巨大的话语权，强烈反对议会在全州范围内平分的建议，力主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了敲钉转角，康奈尔还主动拿出自己的50万，建立了一所大学，拉来了联邦议会对其中4个学院的投资，颇有点县长出资剿匪，四大家族跟上的感觉。
起初怀特希望把学校建在纽约州中心的的雪城锡拉丘兹，但康奈尔现身说法，表示自己曾在雪城遇上过真的麻匪，有心理阴影，所以最终拍板，清空了自己在伊萨卡的农场，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就此成立，怀特担任第一任校长。
由于康奈尔大学并非由赠地法案全额赞助的公立大学，因此在最初的14个学院中，只有4个属于赠地学院，包括兽医学院、农业学院、人类生态学院和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最后一个直到二战期间才得以成立。
新生的康奈尔大学如同一张由怀特恣意挥洒的白纸，而过往的经历都成为他创作时的灵感。在耶鲁，成立不久的谢菲尔德科学院的地位明显低于其他传统学院，这深深打击了大学时期的怀特，因此“学科平等、知识平等”的理念从一开始便植入了康奈尔大学灵魂。而在牛津、剑桥、索邦大学、柏林大学的访学经历和自己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又让怀特坚信大学应该是培养学者的机构，而不是商人康奈尔心中的应用性过强的“商业学校”。最后，美国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潮和教育界的服务社会理念又让康奈尔大学不至于走向极端的精英化。于是经典的“缝了但缝了全部”又一次出现了，康奈尔大学成熔功利主义、精英主义、联邦主义、科学研究、实用技术、古典学科于一体的综合式大学，覆盖几乎所有学科，提出了“任何人能学到任何学科”。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康奈尔大学还成为了最早一批允许男女同学的非宗教大学。得益于广泛的课程设置，“公私合营”的康奈尔大学在成立三年后就成为入学人数最多的大学之一。
在康奈尔大学成立前后，西边的威斯康星州决定将赠地款项拨给威斯康星大学。作为被铁路打开门户的农业州，威斯康星州的乡村经济十分繁荣，而本地大部分移民都来自于教育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或者西欧，故而全州上下对教育改变农业这一理念也格外认可，期待着获得巨资的公立大学让农业经济更上一层楼。
威斯康星大学没有辜负老乡们的期待，提出了“威斯康辛理念”，即教育应该服务于人民，利用知识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确保民主制度的运行，一句话，教育应该“为人民服务”。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范海斯为代表的历任校长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例如在田间地头开设短期农业班和农业实验站，在麦迪逊之外的地方设立课程中心和流动图书馆，方便当地群众学习。在服务政府方面，范海斯校长本人就在多个政府部门任职，其他教授和学者也积极参与政治，为大力支持学习发展的拉福莱特州长建言献策，深度参与立法、工程规划等项目。
经过增地运动的洗礼，美国的高等教育被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改革动力，至此“教育、研究、服务”这三个关键词正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的金科玉律，一直延续到今日社会。然而如果将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就抹杀了众多教育改革家在其中的付出了。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关于大学应该叫什么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下一期我们就来讲讲“反动派”的代表，《耶鲁1828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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