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对机核“不像专业游戏媒体”而扼腕叹息的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定义确实并非媒体,而是“文化社区”。虽然我们致力于将目前所专注的内容尽可能的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但也不得不承认目前在机核看到的大部分内容在更广泛的群体认知下还是属于相对小众的(西蒙:我们很主流啊!)。诚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反而是吸引到这些喜爱机核的朋友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机核的你我,与今年的秋老虎一同到来的大事也许是《死神》完结、也许是军团再临、也许是TGS、也许是《星际迷航》。但是对于另一个“现充”的世界来说,九月的头等大事肯定是学校开学了。咱们机核的听众和读者中想必也不乏要在这个时节看着孩子走进学校大门口的爹地和妈咪,毕竟再小众也是人嘛。纵然如此,亲子话题在咱们这也似乎是一个不太被涉及的蓝海。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开学季”里很适合来填补一下这个空白。
其实前阵子有一个很火的话题完全应该属于这一范畴,只不过好像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更能调动群情激愤、也无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更政治正确的目标所吸引了:杨永信。
社会的进步之快总是让人在回顾的时候才猛然感到惊讶。我当时觉得也许要到十几二十年后发生的事情,短短几年后似乎正在发生着。在这个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已经完全渗入全社会,就连楼下卖菜的阿姨都在用微信支付的今天,杨似乎已经被推到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上了,在这新一次的“网瘾战争”中甚至连央视都成为了我们的盟军。但这一次,我却想给这激昂的斗志泼一点冷水。
也许看到这里有人会以为我是要唱点“时间让人成长的”老调,劝告大家不要一棒子打死。然而正相反,我觉得这一棒子打的还不够死。因为所有在这个问题试图上使用“因人而异”和“存在即合理”观点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可笑的荒谬。在没有足够资质的非法医疗机构,对一种没有法律承认的流程下认定的不存在的精神疾病,在违背当事人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对其使用一种未经合法流程批准且带来巨大痛苦的所谓“治疗”,并限制其人身自由。这是一种触犯多种刑法甚至挑战宪法的犯罪行为,如果这种行为,就因为每治残九个人,就有一个人号称自己从不存在的疾病中康复而变得“有一定合理性了”,那受到挑战的将不仅仅是程序正义和法治社会,再往大了说,这是在挑战民主国家的定义,是在挑战人类现代文明的底线。
所以我说的泼冷水,并非是指杨和其所谓的医疗机构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正如上文,我觉得争论这个事情本身都是荒谬的。但在这件事情上,也许你会和我一样的发现,不管我们挥出多重的拳头都好像是打在了棉花上。那是因为,杨永信们也不过是某只更可怕怪兽的傀儡,而这只全社会都不敢,不愿意,甚至假装看不见的巨兽,就是名为“孝”的中国传统封建亲子观。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和面对这个敌人,那么不管我们获得多么辉煌的胜利,都还是会有更多层出不穷的王永信李永信和张永信来让其他的“矫正中心”复辟重生。而这也是我冒着大逆不道风险写下这篇文字的初衷。
定有人会说,如尔竖子何德何能,竟敢试图全盘否定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孝”字。没错,我就敢,并且理直气壮。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文豪鲁迅曾有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与鲁迅先生对这一世弊的直指要害之抨击相比,我下面要论述的内容可说并无任何新鲜之处,因此我也斗胆借用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和内容。只可惜,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在某些层面我们似乎没有丝毫的进步。 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Legal High》里有这样一段很经典的台词,大意是古美门指出,在极端的,甚至病态的强调群体性的日本社会中,霸凌现象的罪魁祸首不是欺负人的坏学生,不是视而不见的老师,也不是隐瞒包庇的学校,而是名为“气氛”的怪物,是这种全社会都在互相拉拢排挤少数“不合群”的人的社会风气。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于此有些相像——那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亲子关系与现代文明社会价值观下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我们在面对包庇霸凌行为的校长和杨永信时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都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在中国,在传统文化包装下的道德观更是可怕到哪怕你有一丝丝的质疑都会被认为是欺师灭祖。
就算是很多对“戒断中心”持和我一样坚决态度的人也依然还是在说“那些被欺骗的无知父母”如何如何。因为承认父母蓄意为了自己的目的折磨亲生骨肉这样的行为不仅存在而且是大量的存在,这件事太过于残酷,也会威胁到同为人父母的自己的立场,甚至颠覆三观。
无数的采访都透露了,虽然对里面的孩子来说那是一座集中营,但这些所谓中心大多对父母是足够透明的,在临沂的杨永信自豪的表示电击之前需要父母签字,而且他并没有说谎。经过矫正出来的孩子说,只要自己之后再做出某些行为,甚至只是表现出某些征兆,随时都有被抓回去的危险,而这些行为和征兆基本可以概括为“再次不服从父母”。
所以,得了吧各位,让我们放弃“这只是少数人为了利益的阴谋”这样的自欺欺人,任杨永信再神通广大没有社会力量的庇护如何只手遮天?也放下“每个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的伪善面具。那些父母也许不懂网络和游戏,但绝没有那么无知。他们不仅不无知,还非常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想要什么,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追根溯源,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的亲子关系的核心不是“爱”,而是“孝”。
孝或孝义、孝顺,是儒教传统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应尊重父母、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良心意愿,不至于行差踏错而使他们蒙羞,是一种稳定伦常关系表现。所谓“百行孝为先”,反映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
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孝义最早似在西周,《周礼》中孝为六行之一,善于父母为孝,不孝还会有刑法加身。至春秋,孔圣人推崇周礼,“孝”成为儒家的核心道德内容之一,后又有假托孔子之名的《孝经》。此后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常宣称“以孝治天下”。如汉朝重孝,没有科举制度,选拔官员要靠“举孝廉”。魏晋更重孝,因为其国建立在“不忠”之上。可循之德唯有一个“孝”字。到了元朝的《二十四孝》中,“孝”被描绘成了华夏民族自尧舜开始就有的“传统”。终至清康熙年间,李毓秀作《弟子规》,现今“百行孝为先”的中国社会普世认知中的“孝”观念基本成型。
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其实“孝道”已经愈发变味。《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中说:“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然而到了《弟子规》中的孝已经变成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的唯命是从。《二十四孝》也充斥着不合情理、不符人性的所谓至孝故事。究其原因,其实学过初中历史的人都知道,儒家思想被后世帝王统治阶级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这也就使得诞生于“礼”的孝之主旨,从“善”边成了“顺”。顺从,对于封建王朝就是社会的稳定,仁也好,孝也罢,都是伪装在各种包装下的“顺”。
这种顺从的孝,在传统中国被奉为一种美德。这种与包办婚姻、私刑家法等密切联系的,和民主社会背道而驰的愚孝之德,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本来是已经被正确的认识的——封建文化残余毒瘤。但就和男尊女卑一样,几千年的文化沉淀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扭转。且不说在一些偏远地区依旧有着各种封建陋习,就是放眼当今的整个中国社会,说“孝顺”是美德基本可以认为是一种共识的价值观。特别奇怪的是近些年,在以弘扬国学之名下,顺从之孝道似有抬头之势。例如强制学生背诵和学习《弟子规》的小学校长。
在这样的基础上,靠威慑与顺从的传统封建亲子关系与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意志就会产生激烈的碰撞。“网瘾戒除中心”和杨永信就是这种碰撞下的产物。任何的革命,所面对的难关都不是如何去证明真理——因为真理总是如此的明显——而是如何击败既得利益者。但“孝”这只巨兽有一个非常无敌的特性,那就是几乎所有人都终究会从子女变成父母,所有人都终将变成既得利益者,或早或晚。当你被无情的岁月从励志反抗一切不公的叛逆的少年,逐渐一刀刀消磨成老成持重的社会骨干;当你从“子“变成了“父”,从“孝”统治下的被压迫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试问又有几人愿意革自己的命呢?那极少数没有加入这一阵营的人,就会被“你连孩子都没有怎么能理解父母”这招一刀秒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得以万世流芳。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现代文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规则基础是契约精神,道德基础是人文之爱。虽然鲁迅先生指出爱是“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但事实告诉我们,在当今的中国,爱与契约精神一样都是需要学习的,不然我国山村里也不会有那么多被溺死的女婴了。没有被爱过,不懂何为爱的人如何懂得去爱别人,更别提教会下一代了。那些想要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也未免自说自话,父母在愉快的造人之时可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若这对夫妇有能力用爱让他们孩子感恩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他们的孩子也必然懂得去爱和爱他们。若是相反,对于憎恨将自己带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来说,又何谈父母之恩情?
契约精神的具象化是法律,它规定了人行为的底线,父母有义务抚养子女,子女有义务赡养老人。道德则揭示了人与人关系的上限,相亲相爱是应该去追求的美好家庭关系。而所有这些都要建立在以人为本,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这一基础之上的。“孝”理念中强调父母天生对子女具有恩惠,具有控制权,而子女需要无条件顺从这一观点,是明显与作为现代社会之根基的自由意志相违背的。
同时,在亲子这一特定关系中,客观上要求作为父母的一方先履行义务和付出爱,子女才可能有条件做出回应。也只有被爱教育长大的子女,才懂得用爱去抚育他们的后代。也因此,“不孝”,并非是从子女,而是要从父母做起。因为只有“不孝”的父母,才能教会“不孝”的子女如何用爱,去构筑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正确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
杨永信固然可恨,被蒙蔽的父母也一定是有的,但这些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荒唐的违法机构存活如此之久。归根结底,是在把孝顺这种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亲子关系视作“正常”的父母眼中,他们的孩子都是不孝的。对他们来说,付出的金钱和儿女受到的痛苦都是让家庭回归正途的必要手段和代价。是的,他们并不爱他们的子女,纵然他们觉得他们是爱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被教会如何去爱,他们只是被名为“孝”的道德巨兽所裹挟着,去想尽一切办法追求着那扭曲的所谓“正常”。
不得不说,我承认我深切的感受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战胜的敌人,不仅仅因为我们在这百年来的止步不前,更因为在这个还在用“老吾老及人之老”来掩盖社会福利体系严重不足的当今中国社会,“孝”仿佛又被当做某种工具被拿出来挥舞在公众的面前。此文一出,或许难免要被骂大逆不道满口胡言,但我依然还是要说,我感恩自己被更多的用爱,而不是“孝”来哺育成人。因此我也愿做个“不孝”之人,用爱去回报我所被给予的,并同样用爱去哺育新的“不孝”之人,并期待的着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中国,大部分的家庭成员之间已经学会了真正的爱,也习惯了去表达爱,就算这种表达依然含蓄——因为含蓄之美,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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