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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短篇小说《伤心情歌手》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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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克拉克·斯普林斯，在新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
那时夏天的第一缕长风正从高岗西面的云塔上吹来，晚风带着生命的气息和生物工程学制剂特有的骚味儿，把新威尼斯宽广的海面弄皱。海水微澜，荡漾着淡蓝色的忧郁，拍打在城市边缘参差不齐的人工堤上。
他们是怎么把干枯了几百万年的海床再次填满水的，我搞不清。我只知道大约两三个世纪前，人们把那些能在地球制造的最硕大无朋的机器一块块运到火星，组装起来，让它们改造大气环境——当时它还是个鸟不拉屎的大荒原。然后是那些常见戏码：建立据点、探索、整地、殖民。那时我们认为自己真的可以代理一部分上帝的职能，完成祂未尽的事业。
一开始，他们用航天飞机，颇为古老的交通工具，烧钱机器，用它运送货物只能彰显国力。后来变成了核动力飞船，那次爆炸的火光就连斯堪的纳维亚的新奥尔松都能观测到。再后来，一种叫“亚稳态投射”的空间理论飞出来，就像人造的凤凰，扇扇翅膀，腾空九天。火星轨道上建起了太阳系第一座星门，火星门，战神之门，吉不吉利这名字都是人类自己起的。
整个春天，我都在新威尼斯大大小小的广场和水道间瞎转悠。要说幸运，能够到室外广场进行演奏真的不错，不用窝在油腻昏暗的啤酒坊最里面，喘不过气，还占用游客上楼的通道，每次演奏完都要起身给他们让路。搬到这儿一个星期后，我已经熟知了和乐队经理、酒馆前台打交道的巧妙方式，如今我固定在两个广场的三个乐队中帮忙，一天下来能赚不少，虽然有时也会跑断腿，累得汗流浃背。因此，丁香园咖啡厅的老板佐藤叫我“吉普赛人”。
“承认吧安德烈，你就是个吉普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哪个乐队也跟不上你灵动的才华。”他标志性的小胡子在他说话时抖个不停，这让他矮小的身体看起来能爆发出某些短暂的力量，尤其是在讽刺我的时候。他说话时也在擦杯子，那些杯子是他的宝贝——曾几何时，地球上有个叫英国的地方，专门生产这种细腻脆弱的骨瓷茶杯。
最近我在总督府演奏，不过大部分时间我的舞台都是的圣马可广场。那里有我合作得最好的一个爵士乐队。队里的主心骨叫舍尔曼斯基，是个新波兰人，人高马大，宽阔的肩膀能装下我的头，但他钢琴弹得一流，演奏风格有点像布鲁贝克，擅长运用奇数拍子。有时他会回火星南半球的新波兰老家探亲，没有他的时候，我就不怎么愿意去圣马可广场了。
其他成员，舍门在的时候不敢表现出来，不过我觉得他们对我俩并不友好。他们听舍门的话，无非因为他是专业的、真正的爵士音乐家，他的看法无法反驳。舍门一走，他们就对我冷眼相待了。作为第一次移民潮的后代，他们和这座漂浮在大海中的城市有着血脉上无可争辩的关系——北方意大利人的子嗣，星门摧枯拉朽的分子稀释和重组也无法断绝他们与家乡的联系。
在别的城市，比如海那头的新三藩或新上海市，以我的演奏技术和即兴能力，早就有个固定的位置了，可以享受上三歇一、按月发薪的悠闲日子，也许还会跟几个不错的乐手合作，出张专辑什么的。在这里，一切都反过来了，传统和历史根深蒂固。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喜欢的角色，这儿呢？你是吉他手！酒馆经理们开始抓耳挠腮。是呀，是呀，我们也可以加个吉他手，但是主奏？独奏？抱歉，这里不是好莱坞，我们可不喜欢那些噱头。
几周前，我从集市上淘到一把破旧的布鲁斯吉他，就是那种一拨弦就会发出粗粝的“噌噌”声的破吉他，我告诉乐队经理可以试试罗伯特·约翰逊风格的音乐，真正的三角洲布鲁斯，我有这个能力。但是不行，他们拒绝改变，哪怕微乎其微。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并非意大利人，更别提威尼斯人了。所以我和舍尔曼斯基惺惺相惜，在这座美丽的水乡，大伙儿都喜欢我们，乐队需要我们，可就是不符合要求。经理会说：把你那些花里胡哨的身体改造部件换成仿真皮肤，戴好墨镜，头发后梳，用皮筋扎好，然后闭上嘴，只管演奏就完了。不要开口说话，游客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
我混得还算不错，三个乐队都乐意让我加入，他们有时需要一个舒缓、温柔又悠远的和声来衬托主题。古典吉他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在新威尼斯，这座给火星人类用来追思地球的旅游城市，游客最受不了的就是过于激进的音符，毕竟人们来到圣马可广场，可不是为了听那些时髦的后现代电子乐。
有一次，我们整个下午都在演奏意大利咏叹调，一种古老到家的调式音乐。烈日当头，我穿着黑色西服，热得快要脱水。恍惚间，肉体已经在自动完成演奏，成了机械的重复动作。我看着伊西地盆地蔚蓝的海水和上空同样蔚蓝的天空，远处直冲宇宙的巨大山脉沉默不语，水鸟在聒噪、游人来来去去，在单调的曲调和闷热造成的恍惚中，我进入了一个异常宁静湛蓝的空间，仿佛沉入海底，任由音符消退，记忆结冰……
还有《教父》，这部电影简直成了火星籍意大利人的集体乡愁。它讲的是西西里黑帮在美国的故事，而且许多火星移民并不是纯粹的西西里岛居民，他们来自罗马、米兰这些曾经的地球标签城市，并且他们的祖辈根本看不起西西里乡巴佬。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挡《教父》在火星的意大利人社区传播开来。在新威尼斯，你连一家浸入式体感电影院都找不到，却有很多使用数字荧幕的小剧院没日没夜的播放着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诺和罗伯特·德尼罗。一天下午，我们整整演奏了《教父》的电影原声九遍，整整九遍，破了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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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在这个人造春天的尾巴上，当我在圣马可广场跟着音乐的旋律扫动琴弦时，克拉克·斯普林斯出现一群喧嚣的游客中间。他独自一人，坐在丁香园咖啡厅门前的座位上，差不多就在我们的遮阳棚正前方。我该说，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甚至在一个和弦上跑了调。因为那时他恰好把头转过来，用他标志性的小眼睛审视着我们拙劣的演奏。
克拉克·斯普林斯是我的偶像，不，这么说不确切。他在我生命中是个十分重要的人。我有他全套专辑，无论是老式黑胶唱片、还是最近流行的插入式记忆块载体的高保真体感专辑。
我的童年在那条臭名昭著的“蟹工船”上度过——在久远的年代，共产主义阵营首先发射了地球上第一艘地外殖民船“光辉”号，我的母亲作为苏联生物专家，被人关进冷冻箱，等待那个发现新世界的时刻到来。经过漫长的沉睡，等待她的不是敢与日月争高低的光荣事业，而是宇宙中一片死寂、黑暗、了无生机的星域。当他们到达那片星域时，上帝啊，宇宙洪荒，那里已经不存在适合生物生存的星球了。
为了生存，也为了能活着回家，那条船上发生了许多残酷的事情。人类就是这样，当你把大量人类（七万人保底）关在一艘船上时，许多你无法想象的罪恶就会自然生长。在残忍无情的岁月里，我的母亲为了保护我，做出了许多牺牲，唯独不能牺牲的，就是她那套克拉克·斯普林斯爵士唱片。那是她唯一能怀念故土的东西。
我从小就听克拉克的专辑，我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六岁时，我偶然划伤了他一张金曲集的唱片槽。其实并不怪我，我从厕所出来，睡眼朦胧，脑袋昏昏沉沉的，无意间碰倒黑胶唱机，机器掉到地上，唱针刺啦一声扫过唱片表面，我一下子就醒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这样怎么活下去！”
妈妈只训斥我这一句，没怎么惩罚我。但我还是十分伤心，不是因为妈妈对我大喊大嚷，而是因为我弄坏了她最宝贵的唱片，我让她失望了。
我们来自红色国度，那里很难听到官方不认可的西方音乐，母亲年轻时费尽千辛万苦，从黑市上找到这些专辑。她视若珍宝，在她眼里，这些专辑就像一扇窗，她可以嗅闻到一丝自由的气息，即使它和她的周遭如此不符。经过漫长沉睡后，就连国家这个概念都从历史上消失，人类社会已经变成科技发达的城邦社会，她依旧喜欢它们。
后来“光辉”号终于回来了，回到人类的新家火星，现在它还在奥林匹斯山下一个陨石坑里沉着，好几家旧船拆卸公司像蚂蚁一样在它庞大的身躯上抢地盘，即便如此，想完全消化它还需要至少三十个火星年。在我母亲垂垂暮年时，我弥补了我的过错，给她买各种形式的克拉克专辑，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版本，直到她去世。她去世得特别早，冷冻过的人体有提前衰老的现象，上帝由此告诉我们，反抗他老人家制定的生命周期，后果会很严重。不过有趣的是，她死的那天，电视上报道，美国二十世纪的爵士乐巨星克拉克·斯普林斯和生命延长公司的合同到期，他即将解冻，经过几个世纪的时光，再次回到世人面前。
妈妈没能见到自己一生喜爱的偶像复活，她走得太快了：安静地止住呼吸，然后任由灵魂飞往我完全无法触摸的死者世界。——就像一片落叶静静落在池塘水面上。“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以前有个印度人写过这样一句诗。我告诉殡仪馆，一定要把它刻在母亲的墓碑上。
不幸的是，那个殡葬服务公司没有能力在寸土寸金的新上海市找到能够土葬的墓园。母亲没有做过人体改造，也无法抽取她的记忆，最终她只能熔化进火焰里，和其他那些“光辉”号幸存者一起，安置在地外移民纪念公园。她带着她的隐忍、悲恸和神秘，独自一人奔赴黄泉，这世间除了克拉克的歌，已经没有什么好眷恋的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偶然发现克拉克·斯普林斯出现在人群中时，那种激动而复杂的心情。他不是唯一来自过去的幽灵，二十世纪，生命延长公司和很多明星名人签过生死合同，比克拉克有名气的人比比皆是，比如那个发明智能手机的人，还有用爱迪生的死对头的名字命名自己公司产品的人。甚至还有一群吸血鬼、独裁者、人类的渣滓。
不过他们醒来后大多数销声匿迹了，甚至有些人解冻后没过几周就服药自杀。这个世界早就变了，现在人们越来越活得无所谓，激情驱动的时代已经随风飞逝。
克拉克算是他们中坚强的一位，至少他现在活得不错。他挺乐观的，三不五时，我就会看到他出现在新闻中，主题大多是沉睡几个世纪的冷冻人积极适应火星生活之类的。
我看到他那张英俊的脸已经长出些皱纹。唱片封面上奶油小生般甜腻的面容如今已经变成沉默、坚毅的愁容。他的头发白了，身体依旧强健，隔着西服可以看到胳膊上凸起的肌肉，那种自然的肌肉线条是义体无法模仿的，只有热爱生命、爱惜身体的人，才能靠锻炼获得这种体格。没错，义体也许更有力，但少了点什么，就是那些灵气的东西。
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诚然，我不可能甩下吉他立刻冲过去和他握手，告诉他他对我有多么重要，我还要把歌曲演完。跟你说，这感觉真痛苦。克拉克似乎也不快乐，他侧耳倾听我们的音乐，漫无目的的搅动着冰咖啡，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服务生给他端上来的这杯东西是什么。他有心事，而且我预感那心事难以启齿。
我们演奏完克特兰的一首协奏曲，返场又演奏了一首短小的蓝调。下午四点，淡淡蒸腾的水汽逼近海面，水道里来往的电动贡多拉都开始在船头亮起暖黄色的雾灯。前几天，市政府发出公告，大气改良机组出了些状况，导致入夏以来几乎每个黄昏海面都会腾起淡淡的雾，他们还在找原因，不过他们说这种雾气成分很单纯，对人类没什么危害。一艘艘贡多拉从矮矮的雾中穿梭，灯盏摇曳，昏黄的影子像老电影里曝光过度的远景镜头。
我开始收拾东西，检查乐器和设备，帮乐队清理场地，今天的演出就算结束了。不过我的心思依然在不远处那位大人物身上，不时直起腰，往咖啡厅那瞥去。
就像回应我一般，克拉克站起来，掏出支票结账，然后自然地系上灰色亚麻西服第一颗纽扣，向我走过来。
终于轮到意大利人向我侧目的时候了，伟大、神秘的爵士乐巨星，没有走向你们其他任何人，而是径直走向我这边。那个大提琴手瞪大眼睛，和鼓手小声谈着，一边还用手指向我，不敢相信他看见了谁。活该！你的提琴拨得不错，贝斯线找的也准，但克拉克·斯普林斯并不青睐你，你这个反犹分子！你在厕所说的每一个关于犹太人的色情笑话我都记得，亏你还有个犹太外祖母。
“下——下午好，先生。”我慌忙打招呼。
“下午已经过去了。”克拉克用他饱满的嗓音回答我，时过境迁，他的声音更加沧桑粗粝，让我想起老年的约翰尼·凯什。
“这是你的家伙什儿吗？”他指了指地上的琴盒，我点点头，“我能看看吗？”
没问题，我示意。他拾起吉他，动作很轻——音乐家的习惯，乐器是安身立命的东西，尊重别人的乐器就是尊敬别人。他的手抚摸玫瑰木背板光滑的漆面，试着拨动一下四弦，琴箱里发出悠远的声音。
“手工的西班牙吉他，成色很好，搞到这把琴花了你不少吧？”
“的确，我把车卖了，每月还要交分期。”我极力压制住内心激动，希望我们的对话就像那种高深的同行交流一样，可以散发出专业、安静的气息。
“你的技术不错，值得有这么一把琴，”他放下琴，并没有终止对话的意思，“你叫什么名字？”
“安德烈，安德烈·文德斯。”
“你好像认识我？因为我看到你总是往我这边看。”
“先生，我觉得您是克拉克·斯普林斯，那个著名歌手。当然如果恰巧您的面部皮肤是按照他的样子做的，我只能向您道歉。您知道，最近把脸做成明星的样子很流行。”该死！我说这个干什么！这下很不妙，我要惹他生气了。我的手不自觉地捻着衣角，好像搓一搓就能想出什么解决尴尬的方法似的。
我很意外他并没有生气，不过谈论长相的确让他不太好受。他皱皱眉，向远处驶过的电动贡多拉望去，那艘船上载着一家游客，一个小孩子把手伸到船下，幼嫩的手指划开水面。
“猜得没错，我是斯普林斯，本人，”他裂嘴乐了，那个笑容仿佛再次开裂的伤口，“按时髦话讲，我是原型机。”
“很高兴见到您，先生——”我的话匣子彻底泄了洪，我激动地和他讲我多喜欢他的音乐，讲我那痴迷于他的母亲，一股脑地全说了。克拉克只是安静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好像他是我的心理咨询师。我没完没了地说着，他偶尔回复一个“哦？”，我猜不出他对我们家族的追星史是不是真的感兴趣。人们都说你的知名度越高就越孤独，也许他真的很孤独吧。最后，我示意自己该走了，乐队的其他人已经没了踪影。克拉克却拦下我。
“你说你出生在苏联的光辉号上，日子一定不好过吧？”
“都过去了，”我耸耸肩，“如今已没有国家政治，民主彻底实现了。”
“真好，”他咕哝一句，然后用正式的语调邀请我，“我看到你的同伴都走了，不介意我请你喝杯咖啡吗？”
我本想结束对话追过去，可是听到他语气里有一丝坚持：“来，我们坐下，你母亲很喜欢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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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圣马可广场水道的岸边，夜已微凉，四下望去，黄色灯光和弥蒙的淡影交织重叠。
我们接着说我的母亲，我们在“光辉”号上的日子，以及那个我从未亲眼得见的故土——苏联。他对苏联印象深刻，出生在冷战时期的他从小就被灌输苏联是个邪恶的国家。我本以为他的看法依旧偏激，就像其他冷冻人那样。但是他似乎并不激进。他好几次感慨地说：“原来如此。”、“是这样啊！”，其实我对苏联也是一知半解，毕竟它已经灭亡将近五百年，它的对手美国也在不久之后自行崩解了。
后来我们聊到音乐，聊到他自己的专辑。我很喜欢猜专辑这个游戏。“哦！你说的是《纽约之夜》”，“我记得那张，就是叫《远山淡影》的那张！”
我突然注意到他视线从我脸上移开，抛向我身后，我转回头，看见一个红衣女郎向我们走过来。
她是那种典型的美国丽人，只可能出现文物资料馆的旧电影上，就连她身旁的游客都为之侧目。一头金黄色的波浪秀发，细鼻梁、绿眼睛、烈焰红唇。虽然看上去光鲜照人，可我发现她脸上的皱纹并不少，肌肉也有些许松弛，她至少有五十岁了。
“文德斯先生，介绍一下，”他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这位是我的妻子米兰达。”
斯普林斯太太向我浅浅一笑，拉住他的胳膊：“亲爱的，他是谁？你交朋友了？”
“是啊，真不巧你没在，”克拉克说，“我们刚才聊得甚欢。”
“你叫文德斯？”她问。
“安德烈·文德斯。”
“你是德国人吗？”她不假思索开口问道。
“我是德裔俄罗斯人，我父亲有德国血统。”
“俄罗斯？你从俄罗斯来的？”米兰达立刻瞪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
“亲爱的，别对人家不礼貌。”克拉克显得有点不耐烦，他轻声说。
“我没有，我有吗？”米兰达像小女孩一样撒娇说，“他总是说我对歌迷不礼貌，我对你不礼貌了吗？”
“当然没有——”我有些无措。
“你不用迁就她，文德斯，”克拉克辩解说，“而且我也没说他是我的歌迷，我们是同行。”
“同行？你也唱歌吗？”
“不，女士，我是乐手——”
“哦！你就是那个拉手风琴的，你拉的真不错！”
“不是，拉手风琴的是艾科——”
“少来了，我看见你演奏了，真的。”
“真不是，那是艾科，大胡子、秃瓢——”
“真的吗，你没有骗我？”
“亲爱的，我说了，别对人家不礼貌。”
克拉克的声音并不高，但是语气中透着突然的固执和气愤。接着，出现了异样的沉默，爱人之间经常出现这种沉默。米兰达把头偏向别处，不再说话。最后是克拉克自己打破坚冰：
“我不是有意训斥你，亲爱的，对不起。”
他张开手臂，搂住她的腰。我本以为斯普林斯太太会拒绝他，但是她在他身上靠得更紧，她把一只手放在他大腿上，两个人沉默不言。一时间他们就那样坐着，谁也不看谁，就像月光下两条平行行驶的船。她的眼睛看着广场那头的圣马可教堂，教堂一侧的工字钢支撑柱告诉路人它只不过是一个复制品。她的看着那儿，却好像什么都没有看。那几秒钟，仿佛他们忘了我，忘了广场和所有人。
“没关系，我错了，我惹你生气了。”
她的话如同水面漂浮的雾，轻微、无形。
他们又这样拉着手坐了一会，最后她起身打算离开。她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此刻她的眼神和一开始不一样了。我感受到她迷人的魅力，就好像她心里有个表盘，对斯普林斯先生，她毫无保留地拨到十，而对我，她打算拨到六或七，但那也够了。
“文德斯先生，我向你道歉，”她坚定地说，“而且我觉得我打扰到你们同行间的交流了。”
“你去哪？”斯普林斯先生问。
“附近有家艺术品拍卖行，他们今天做展览，我要去看看。”
“答应我，九点之前回酒店，好吗？”他无助地要求她。
“放心吧，再见，先生们。”米兰达·斯普林斯的手从他手里脱开，仿佛断了线的风筝，不一会，那抹艳丽的红色消失在夜色中。
爱情，我还年轻，我搞不懂。
“我要和你说一件心事，朋友，不中听的话我就不说了，”他踯躅许久，突然开口说道，“我们第一次去威尼斯度蜜月，是很久很久以前，太久了，久到沧海桑田。当时我们都很年轻，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为不破坏这份回忆，我们再没有去过威尼斯。直到有一天，我们睁开眼，发现自己身处火星——是的，要是没有那次车祸，要是我换辆车开，不过你看，你有时就是左右不了命运——所以当初计划这次旅行时，我们对自己说，一定要再来威尼斯。”
“这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斯普林斯先生！”我脱口而出。
“结婚纪念？”他重复这俩词，仿佛没认出它们，随后他爆发出一阵错愕、爽朗的大笑，笑声高而嘹亮。我突然想起妈妈以前给我放过他的一首歌，歌里克拉克有段独白，说什么不在乎恋人离他而去之类的，中间就有这种冷笑。如今这种笑声再次响起，他接着说：
“不不，这不是我们的结婚纪念，肯定不是。不过我正在酝酿的事情和它差不多。我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给她单独开个演唱会，地道的威尼斯式演唱会。你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吗？《威尼斯商人》？没有？真遗憾，没错就像戏剧里那样，你弹琴，我唱情歌。我租条贡多拉，划到她窗户下，我在底下唱给她听。我们的酒店在运河边上，那里水道宽阔，不用担心影响交通，窗户下面就是运河。天黑以后雾就会散去，墙上有灯把我们照亮。我们唱她喜欢听的歌，我年轻时经常唱给她听。用不着唱太久，三四首就好，晚上还是有点冷的。这就是我想的，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你觉得呢？”
“荣幸之至，斯普林斯先生，我说过，您是我心中的大人物，您想几点开始？”
“如果不下雨的话，今晚九点如何？或者九点半？我们晚饭吃得早，那时已经回去了。我找个借口出去见你，我安排好贡多拉，我们沿着运河划回来，停在窗户下面，天衣无缝。你觉得呢？”
你应该能想象到，这就像某种美梦成真。而且与在广场顶着酷热弹琴卖艺比，这笔生意是多么甜蜜温馨啊！这对夫妇——一个六七十岁，一个五十来岁，他们穿越几百年的时光——还像热恋中的爱人那样。这种想法差点让我忘了刚才发生的尴尬。虽然我没忘，我心里深知事情一定不完全像克拉克·斯普林斯先生说的那样。
之后我们简单讨论了一下各种技术细节——他想唱哪些歌、音高多少、定什么调，等等之类。后来时间到了，我告诉他我要找个地方吃口饭，再回去准备一下。我们握了握手，我告诉他今夜他完全可以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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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我背着吉他去见克拉克。漆黑的街道异常安静。当是时，一离开圣马可广场太远我就分不清路，所以尽管出发的早，尽管他仔仔细细告诉我那座小桥的位置，我还是迟到了几分钟。
斯普林斯先生站在路灯下，还穿着那件灰色亚麻西装，他的衬衫上三个扣子开着，从里面能看到斑驳的皮肤和健壮的胸肌，还有些许胸毛。我因为迟到，很对不起他。他却说：
“几分钟算什么？已经过了这么久，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生气，但是心情沉重——这一点儿都不浪漫。他身后，一艘小巧的贡多拉静静地停着，随着水波起伏。我看到开船的人是王平，我认识，并且很讨厌他。王平只做拱桥附近的生意，他对桥了如指掌。他曾吹嘘他祖先生活的城市有座十一个拱洞的石桥，历史悠久到我们无法想象，那座桥如此雄伟精致，新威尼斯没有哪座桥能相提并论。——其实在做义脑手术前，他连汉语都不会讲。王平当着我的面时总是一副友好的样子，可是我知道——他背后戳别人脊梁的技术不输船技，那些闲话花样极多，最常见的就是“他们这些外埠人，把威尼斯搞的乱七八糟”。
所以上船时，他像见到亲哥们一样冲我微笑，我只是点点头。我看着他扶斯普林斯先生上船，然后把自己的吉他递过去——我带的还是那把西班牙吉他，只是加装了一个三合一共鸣块，这样声音会很清晰，又不会传得太远——上了船。
我们静静地在水道间飘着，贡多拉浮荡在梦一样混沌的黑色水面上，四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也好像来自梦里一样，被现代化的电气灯光打上晕影。小船穿过一座座桥，经过那些建筑，就这么过了好一阵。
“听着朋友，我知道黄昏时我们已经谈好要唱什么歌了。但是我还是想确认一下，我在想，米兰达喜欢《纽约之夜》里的歌。《纽约，纽约》，她最喜欢这首，”他一边想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你应该听过我的版本。”
“我知道，斯普林斯先生。以前我母亲总是说您的版本比弗兰克·辛纳屈或迈克尔·波顿的还要好。”
克拉克点点头，没有说话。这时王平吆喝了一声，船转弯了，我看不见他的脸。王平的声音在墙壁间撞来撞去。
“我以前经常唱给她听，”他说，“我想她现在一定也想听。你记得调子吗？”
我已经把吉他从盒里取出来了，顺手弹奏了几个小节。
“高一点，朋友，调子高一点，我在唱片里比这还要高。”
于是我调高调子弹起来，直到副歌部分，克拉克才缓缓开口唱出声。声音很轻很柔，这是首首高昂的歌，此时此刻，他的声音却如此深沉。歌声清晰地飘荡在水面上。而且太好听了，我何等幸运，能听到活着的克拉克·斯普林斯！一时间，我仿佛回到童年，回到那个狭小的飞船生活间。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宇宙，点点繁星闪耀，我筋疲力尽，或伤心无比，只有他的声音，在房间的角落旋转，旋转——
他突然停下来，说：“很好。《纽约》我们就这么配合，然后是《我太易坠入爱河》，就像计划的那样，最后是《跟着我》。这样就够了。她不会听更多了。”
说完，克拉克又陷入沉思，我们在黑暗中慢慢往前飘去，只有王平拨弄桨叶溅起的水声。
“斯普林斯先生，”我终于忍不住问，“希望您别介意，斯普林斯太太知道您今晚要给她献唱吗？还是说这是个惊喜？”
“不，我没告诉她，这是个惊喜，”他叹了口气，“唉，谁知道呢？天晓得她会有什么反应，也许我们唱不到《跟着我》了。”
王平又转了一个弯，我们进入一片宽阔的水域。岸边突然传来音乐声、觥筹交错声和人们的喧闹声。那是一家大型的海鲜餐馆，客已经满了，就连岸边的简易桌椅也坐满了人，我们驶过时，餐厅里似乎比较慌乱，穿着白衬衫和黑制服的侍者们跑来跑去，满头大汗，红男绿女说说笑笑，吃着人工培育的火星龙虾和牡蛎。仿佛此刻我们是静止的，是和永恒绑在一起的偷渡客，而他们，岸上那些光鲜的人们，才是流逝的时光。一艘游船开过去，上面也站满了人，有个脸蛋红扑扑的女孩喝醉了，趴在舷边吐着胃液，他的西班牙男友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关切地问这问那。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没人在意。
“真有意思，如果有人知道这艘船上坐着大名鼎鼎的克拉克·斯普林斯，穿越时空的爵士歌手，他们会是什么表情？”餐馆甩在身后，我不由自主地说。
王平一定听懂了我在说什么，虽然他根本不听音乐，他笑了一下。而克拉克却完全不为所动。直到我们再次进入黑暗，驶进一条安静、狭窄的水道，他才张开嘴：
“朋友，你来自未来，所以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斯普林斯先生，”我说，“我们现在处于同一个时空，同一个时代。”
“抱歉，我没有侮辱这个时代的意思。这是个再好不过的时代了，我知道，我了解，人们可以在四五个星球间来回穿梭。真的，这是我那个时代完全不敢想的事情，如果我想搬家，可以搬到天蝎座的格利泽星上去。我也可以把自己的脑子交给那些玩电脑的，然后给自己换一副样子，完全可以。可是朋友，我想说的是，我已经是古人了。古人你懂吗？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你是不明白的，正如现在很多事情我也不明白一样。”
“的确，我不会反驳。”
“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人，要是你去问他们：嗨！你们还有人记得克拉克·斯普林斯吗？也许有些人记得，也许谁也不会，谁知道呢？但是就算他们认出我，他们会兴奋吗？会激动吗？不，不会。他们会举着叉子，继续烛光晚餐。为什么要搭理我？我已经过时了。”
“我不相信，斯普林斯先生。您是经典，就像弗兰克·辛纳屈或纳京高一样，一些隽永的东西不会过时，不会像流行明星那样。”
“你这么说我很感激，朋友。我理解你的好意。可是唯独今晚，请不要拿我开玩笑。”
我本想反驳，但他语气里有些东西让我放弃了这个话题。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没有人说话。
“快到了。”一直沉默的王平突然说。
说实话，我已经开始纳闷自己是不是卷进什么夫妻矛盾里去了。这整个小夜曲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毕竟是美国人啊！纯纯正正的美国人。说不定当克拉克开始唱时，斯普林斯太太会拿着枪走到窗前，给我们来几枪。
王平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因此当他驶过这趟旅程最后一个路灯时，给我使了个眼色，就好像在说：“他真是个怪人，不是吗？”可我没理会他，我不会站在他那边反对克拉克。在王平看来，像我这种外埠人，成天敲游客竹杠、搞脏河水，总之就是破坏了这座该死的城市。如果哪天他心情不好，他会说我们是罪犯——甚至是强奸犯，我当面问过他是不是说过这种话，他说那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明明跟了母亲的姓，说什么要保持自己一半的汉族成分，最后还是和那些意大利人一样，明里暗里看不起外地人。所以永远不会在我这里得到什么兄弟情义。
“我来教你个秘诀，”斯普林斯先生突然说，“一个表演的小技巧，给同行的你。很简单，你要多了解你的观众，不管是哪个方面，你都得知道一点儿。一件让你心里能区分今晚和昨晚的观众的东西。就拿纽约来说吧，你在纽约演出，就得知道点只有纽约才有的东西。你得问问自己，纽约和巴尔的摩有什么区别？想不出来也要想，直到想出来为止。纽约、纽约，纽约的三明治世界第一。这就行了，当你上台时心里就想这个——三明治。不用说出来，观众知道，你也知道，这样你就和他们达成了默契。懂吗？他们就是你可以为之演出的人了，这就是我的秘诀，专门为你。”
“谢谢，斯普林斯先生，我从没这么想过。能受到您的指点，我永生难忘。”
“等等，朋友，现在才是正题，”他接着说，一边说一边把手扶在我肩膀，“今晚我们为米兰达演奏，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些关于米兰达的事情，你想听吗？”
“当然，先生，我很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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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十多分钟，我们坐在贡多拉里，听斯普林斯先生娓娓道来。他的声音时而低得近乎耳语，像是在自言自语。而当路灯闪烁或有人走过时，他就会想起来什么似的抬高声音，然后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之类的。
他说米兰达来自美国西部一个荒凉的小镇。上学的时候，学校的老师让她很难过，因为她只知道看电影明星和时尚杂志，完全不学习。
“老师们看不起她心里远大的计划。看看现在的她，富有、美丽、可以说永生不朽。而那些老师呢，无论他们有什么成就，都已经作古了。”
十九岁时，她离家出走，搭便车到了加利福尼亚。就像那个时代所有有姿色的时尚女孩梦想的，她要进入好莱坞，要名留青史。实现梦想，一开始总是不容易的。她最初在洛杉矶郊区一个快餐店打零工。
“命运眷顾，那家快餐店是洛杉矶名媛圈的耶路撒冷，所有野心勃勃的女孩都会去那里吃饭，七个、八个、十来个，吃啊喝啊，坐在那里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些姑娘比米兰达大一两岁，来自美国的四面八方，她们已经初懂人事，在洛杉矶至少混了两三年。她们聚在餐厅里交换消息，聊对策，汇报各自的进展。可是那里最智慧的是一个叫娜奥米的女人，她是米兰达的领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招待。
“娜奥米是这群女孩的大姐头和智库。因为以前她就和她们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她们是一群野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女孩。她们是不是和同龄人一样谈论穿衣品味？是，但她们只关心什么样的品味可以让自己嫁给明星。她们谈不谈电影、文学和音乐？当然了，关于电影她们谈的是哪个明星离婚了、哪个明星会大红大紫、有什么渠道能接近哪个明星，至于文学和音乐，充其量当做谈资。而所有这些娜奥米都能告诉她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东西。娜奥米走过每一条她们要走的路，她熟知所有场所和门道。米兰达，她和那些女孩一起听着，那里是她的哈佛，她的耶鲁。一个西部土姑娘，现在想想她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我就打哆嗦，但她是走运的。”
“我打断一下，斯普林斯先生，”我说道，“请原谅，如果这个娜奥米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自己嫁个明星？干嘛还在餐厅里收盘子？”
“问得好，我也不明白，她并没有成功，这位女士，娜奥米。不过她看见过别人成功，你明白吗？她见识过圈套，也差点达到顶端。她把自己的所有故事毫无保留地说给她们听，其中有人学了进去，米兰达就是其中之一。天哪，她真应该谢谢娜奥米，她等了六年，整整六年，六年如履薄冰，六年愈战愈勇。我是说，你不能因为一点小挫折就放弃，明白吗？在我们那个时代，随处可见默默无闻的姑娘嫁给默默无闻的男人，可是米兰达没有放弃，她是从我这一点点赢得我的爱的。你以为她没有蒙过羞？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女人？人们不明白美不是最主要的，善用美丽才是最主要的，用的不好，别人只会认为你是娼妓。总之，六年，她终于交了好运。”
“她遇到您了是吗？”
“我？没那么快，是老哈迪，哈迪·塔伦迪诺，她嫁给了哈迪，”说到这，他突然冷冷地一笑，“你没听过哈迪的歌？可怜的老哈迪，真可惜他的歌没有传到共产主义国家。不过那时他很有名气，当时他在维加斯演出，出了几张金唱片。我说了，米兰达交了好运。我初次见到她时，她是哈迪的妻子。诚然，有姑娘第一次就能撞大运，一步登天，钓到辛纳屈或马龙·白兰度。可这事情不多见。姑娘们得准备好在二楼就出电梯。她得习惯二楼的空气。也许有一天，她会在二楼遇到一个住顶楼公寓的人，也许只是来取东西。这人对她说，嘿，愿不愿意跟我去顶楼看看夜景。米兰达清楚规矩。她的战斗力还没有因为和哈迪结婚就偃旗息鼓。哈迪是个正派人，我尊敬他。所以我虽然立刻喜欢上她，但没有采取行动。我当时还有些绅士风度，后来我得知米兰达因此更加下定决心。你应该钦佩这样的姑娘。我要说，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红，如日中天，我猜你母亲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听到我的歌的。然而，老哈迪就没那么幸运了，那时很多歌手的日子都不好过，时代变了，孩子们听披头士、听滚石和深紫。可怜的哈迪，他做了一张巴萨诺瓦，但是漏洞百出，这下彻底完了。那时米兰达肯定不能在跟着他，当时没有人指责我们，我想就连哈迪自己也没有责怪我们。所以我行动了，她就这样到了顶楼公寓。”
“我们在维加斯结的婚，就在老哈迪眼皮底下。酒店的浴缸里灌满香槟，床上撒的全是玫瑰花瓣。今晚我们要唱的那首《我太易坠入爱河》，想知道我为什么选它吗？结婚不久，就在威尼斯，我们吃完早饭后，回到客房。女仆正在打扫客房。可是我们欲火焚身，你懂吗？我们偷偷溜进卧室，那个女仆就在客厅走来走去，不知道我们已经回来了。我们脱了衣服大干一场，干得山崩地裂，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突然觉得整件事太好玩了，米兰达开始笑个不停，我也跟着笑。后来我们完事了，躺在床上抱着对方，女仆还在外面，你知道吗？她居然唱起歌来了！她用完吸尘器，开始放声高歌，我们笑啊笑啊，当然声音很轻。你猜接下来怎么了？她打开收音机。我们突然听见查德·贝克的那首《我太易坠入爱河》，优美、舒缓、柔和。我们躺在床上，我开始给她哼这首歌，轻轻地唱，米兰达依偎在我的怀里，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选这首歌，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想起这件事，天知道。”
克拉克不再说了，我看见他擦去眼泪。王平把船朝前划去，黑暗中，我很久才开口：
“斯普林斯先生，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我看得出您和太太关系不是很好。我想让您知道我是理解您的。以前我母亲经常悲伤，大概就和您现在一样。在光辉号的时候，她总是和我讲这次的‘新爸爸’一定比上一个好，但是其实哪个都是一样糟。那时我并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一些无法想象的罪恶，尤其是男女之事上。我是说，她那时在择偶上并没有主动权，您能理解吧。她独自一个人承受这些苦难，为了保护我，虽然我们当时看不见未来，但她始终相信希望还在。每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大概就像您今晚这样，她会放您的唱片，跟着唱。那些黑暗又漫长的星际航行，我们每次醒来都要面对新的压迫，每次。我始终记得她坐在那里，蜷起腿，抱着双肩，轻声哼唱的样子。我还记得穿着防化服的人闯进生活间里的时候，即使那时，母亲也没有停下来，她就那么哼着歌，嘴唇跟着歌词一张一合。斯普林斯先生，我想说，您的音乐帮助我母亲渡过难关，它也一定帮助到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所以您也一定能帮助到您自己。”我胡乱地表达，说完想试着笑笑，没想到笑声大了点。
“今晚您可以信任我，先生，我会全力以赴，赌上我的职业生涯。”
他微微一笑：“你是个好人。我很感激，朋友。但是我们没时间聊了，米兰达回房间了，我看见灯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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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我们正经过一栋我们至少经过两次的房子。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王平要带着我们兜圈子。克拉克在等一个窗户的灯火，每次看到灯还没亮，王平就再绕一圈。但这次，三楼的灯亮了，百叶窗打开着，从下往上可以看到一小块带房梁的天花板。他示意王平停下，王平早就把电机关了，小船安静地滑向窗户下方。
克拉克站起身，动作太大，小船剧烈摇晃，王平不得不赶紧把船稳住。他朝上面轻轻喊到：“米兰达？米兰达？”然后他终于放声叫出来：“米兰达！”
一只手推开百叶窗，接着一个身影出现在窄小的阳台上。酒店对面是条落魄的商业街，五颜六色的电子荧幕闪着莹莹的光，她把头发竖起来，可能是为了吃晚饭。
“是你吗？亲爱的，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要担心死了。”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
“别傻了亲爱的，在这种地方能出什么事？再说，我给你留字条了。”
“我没看见什么字条。”
“我给你留了字条，叫你别担心。”
“字条在哪？上面写的什么？”
“我不记得了亲爱的，”克拉克有些生气了，“就是张破字条，写的我要买烟之类的。”
“你现在在那就是干这个吗？买烟？”
“不是，亲爱的，这是另一件事。亲爱的，我要唱歌给你听。”
“这是什么玩笑嘛？”
“不是，完全不是，这里是威尼斯，这儿的人就是这么干的，你不是知道吗？”他说着指了指我和王平，王平发出一声微乎其微的冷笑。
“我觉得外面冷，亲爱的。”
斯普林斯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那你回屋里去吧。进屋去，舒舒服服地坐好，别关窗户好让声音进去，好吗？”
斯普林斯太太依旧低着头，他们相互对视着，都没说话。克拉克看上去很失望，即便这是他自己要求她这么做的。片刻后，米兰达转身回到屋里。他低下头，又叹了口气，似乎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这么做。于是我说道：
“来吧，斯普林斯先生，开始。第一首，《纽约，纽约》。”
我先是轻轻弹起几个碎片化的音符，拍子还没有出来，只是一些音符，可以当做歌曲的导入，也可以就这么渐渐逝去，遁入虚无。我试着弹得美国一点，你看过爱德华·霍普的画吗？没错，就是那种美国，伤心的路边酒吧，寂寥的加油站，漫长的高速公路。我还在想我的母亲，想我以前是怎么走进那个狭窄的生活间，看到她穿着紧身宇航服，坐在地上，盯着唱片封面。封面上是一条美国公路，或者一个歌手坐在一辆美国车里。我的意思是，我试着要弹得能让我母亲听出就是那个国家，她唱片封面上的那个国家。
我还没反应过来，连续的拍子还没出来，克拉克·斯普林斯已经开口唱出声。他站在摇摇晃晃的贡多拉上，我担心他随时会掉下去。然而他的声音和我的记忆中完全一致，不差毫厘——温柔，沙哑，但有着一种充满全身的张力，像是从哪个看不见的麦克风里传出来。他像所有美国歌手一样，声音略带疲惫，甚至有丝丝犹豫，仿佛他并非一个惯于敞开心扉的人一样。
你能明白吗？
这是过去的声音，一个旧时代的声音。
来自亘古，来自无常的生命周期和一个文明曾经的辉煌与失落。
我弹着，他唱着，一首充满漂泊、离别和重逢的歌。他在家乡也许还有一个情人。歌曲一节节推进，他来到纽约，看到了浮华，看到了羽毛上打转的光影世界。一座座城市，凤凰城、奥克兰、俄克拉荷马，他思念着家乡，憧憬着未来。车子沿路一直开到纽约，这是我母亲永远不可能做到的。要是我们能像这样把伤痛抛向脑后——我猜妈妈听这歌时也是这么想的。要是能将悲伤抛向脑后。
这首歌结束了，克拉克说：“好，直接下一首吧。《我太易坠入爱河》。”
这是我第一次和如此优秀的歌手合作，我小心翼翼，但他的状态很放松。我们配合得居然不错。听了他的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后，我总是抬头向那扇窗望去，然而斯普林斯太太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没有动静，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歌唱完了，宁静和黑暗包裹住我们。我听见不远处有人推开百叶窗，可能是想听得更清楚一点。但斯普林斯太太的窗户什么情况也没有。
我们慢慢唱起《跟着我》，慢到几乎没有拍子。这首由西班牙古典乐《阿兰胡埃斯》改编的歌是如此适合当时的场景，我真的感受到淡淡的、忧伤的情绪弥散在水面上。一曲唱毕，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抬头望着窗户，过了许久，大概足足有一分钟，我们终于听见了。声音若隐若现，但是错不了——斯普林斯太太在啜泣。
“我们成功了，斯普林斯先生，”我轻轻说道，“我们成功了，我们打动到她了。”
可是克拉克并不高兴，他疲惫地坐下来，朝王平摆摆手。“把船划到一边去吧，我该进去了。”
当船再次开动时，我觉得他一直在避免和我对视，仿佛刚才做了什么羞耻的事情。我不禁想到也许这整个事是一个恶作剧，因为以我的理解他选的歌对米兰达来讲都有讨厌的意味。于是我收起吉他，坐在那，有点闷闷不乐。我们就这么往前划去。
船到了开阔的水面，一些游船来来回回。王平把船靠在酒店正门口的码头上时，我说道：
“斯普林斯先生，今夜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夜，它太特别了。如果我们就此别过，那我的整个余生都要琢磨今夜的事。所以请您告诉我，刚才斯普林斯太太是因喜悦而哭泣，还是因为悲伤。”
我以为他不会理我。昏暗的灯光下，我只看到他的背影，但当王平把缆绳抛向岸边时，他静静说道：
“我想，我用这种方式唱歌给她听，她肯定很高兴。但当然了，她很伤心，我们都很伤心。五百二十七年，整整五百二十七年，这趟旅程结束后，我们就要分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我想许多婚姻最后都会走到尽头，即便是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但至少你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分开。一起到新威尼斯度假，在贡多拉上唱歌。很少有夫妻能这么友好地分手。”
“我们为什么不友好？我们仍然深爱着对方啊！这就是她为什么会哭，她还像我爱她一样爱着我。”
王平已经上岸了，可我们还坐在船上，我等着他往下讲，果然，不一会，他接着说：
“你怎么可能明白呢？亲爱的朋友。不过你今天对我太好了。我试着解释给你听吧。我们当初和那个生命延长公司签约只不过是一时兴起，就像你们现在追求时髦的东西，我们那时也有时髦的东西可供追求。那就是科技，拥抱科技，这会让你显得像个与时俱进的人。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娱乐项目有两个，一个是坐私人公司的航天飞机去宇宙飞一圈，这需要很多准备。当时，你想去宇宙飞一圈，需要提前一年开始培训，要砍掉很多事情。另一项，就是这个——交个一百万，你会活着看见未来。我们都以为这是个玩笑，花钱买新闻，你懂吗？可是现在呢？我们真的看见未来了。在过去，在古代，我是个大明星，可是如今不再是了，我已经一无所有。”
他停顿许久，终于说：“我应该离开她。”
“我不明白，先生，在这个世代，你们一样可以活的很好，与那个世代比不会差到哪去。所以，您当年唱的那些歌可以感动许多人，甚至我的祖国。这些歌里有什么呢？两个人不再相爱，只好分开。可是你们依旧彼此相爱，就应该永远在一起。这才是那些歌里唱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朋友。我知道你很难明白这种事，但事实如此。而且，这对米兰达也好。我们现在就分开对她来说最好。她的身体机能还强健，还可以承受义体化改造。你见过她，她依旧美丽动人。她趁现在还来得及抽身，来得及看看这个新世界，来得及再找一个爱人，来得及再活一次。我已经不行了。”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克拉克突然问：“我猜你母亲没能再找到一个好人吧？”
我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我想了想，轻声说：“没有，斯普林斯先生。她始终没有再婚，即使来到火星。”
“太遗憾了。我相信她是个好女人。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的歌真的能让她感到幸福，那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很遗憾她没有再找到一个爱她的人。我不希望我的米兰达这样，不，我的米兰达不会的。”
贡多拉轻轻敲打着河岸。王平轻声唤着，伸出一只手。几秒种后，克拉克站起来，爬上岸去。等我拿起吉他爬上岸时——我不想求王平让我白搭一程——他已经掏出了手机。
确认支付程序无误后，王平对自己的报酬很满意，他带着一贯的彬彬有礼，说着一串恭维话，回到贡多拉上，划入黑夜。
我们看着船渐渐划走。他说：“我在咖啡厅演出公告上查到了你的市政ID，回去查查账户吧，朋友，你的帮助值得这些钱。”
他说着对我摆了摆手，像是要了结这件事，不仅是钱，还包括我，包括这个夜晚，或许还包括他人生的这整个阶段。他迈步向酒店正门走去，可才走了几步，他就停下来回头看着我。我们所在的小街，运河，一切都很安静，只有远方模模糊糊的电视的声音。
“今天晚上你弹得很好，”他说，“你的指法很好。”
“也许在离开之前，我们还会去圣马可。去听听你和同事们的演奏。”
“我希望如此，斯普林斯先生。”
但是我没有再见到他。几个月后，秋天来了，我听说斯普林斯先生和斯普林斯太太离婚了——市政厅一个消息灵通的朋友告诉我的。那天晚上的事情再次浮现在眼前，而且回想起这件事，我黯然神伤。因为无论如何，克拉克·斯普林斯都是一位绅士，一位爵士乐巨星。
如今我不时去他们住过的那家酒店门口独自演奏，看的人不多，只能算消遣。今夜依旧如此，我的琴声很单薄，它传不了多远。在新威尼斯纵横交错的水道中间，在游船和海鲜餐馆中间，在群星和亘古中间，在交织的爱人中间，自有一种声音，念念不忘，久久回响。
那是月亮破碎的声音。
完
完
2018年6月28日 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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