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凡·巴托雷与利沃尼亚反击战（1577-1583）——正说波兰史（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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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巴托雷 Stephen Báthory，他是匈牙利大贵族巴托雷家族（Báthory family）的一员。其父斯特凡八世早年被任命为特兰西瓦尼亚辅政大臣，在灾难性的莫哈赤战役（1526）后，因拥立约翰·扎波利亚为王有功，被任命为特兰西瓦尼亚半独立公国总督。其母为贵族凯瑟琳·特丽格迪。此外，他还有一位侄女伊丽莎白·巴托里，因残酷暴虐而得名血腥伯爵夫人。
他出生于1533年9月27日，于1586年12月12日病逝(53岁)；

1575年12月14日参加波立联邦国王选举，1576年5月1日加冕；

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爵：1571年5月25日至1586年12月12日；

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执政：1576年5月1日~1586年12月12日(10年)；
巴托雷在1570年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加斯帕·博克斯，赢得了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的头衔。他被推举参加1575年波立联邦国王的选举，成功后于次年加冕。执政初期，波兰百废待兴，叛乱此起彼伏。他通过建立相对强大的王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短时间内成功镇压和平息各地叛乱。他亲自实施军事改革，将波兰本土骑兵与匈牙利骠骑兵融合，一手建立了后来威震东欧的波兰胡萨羽翼骑兵部队。

面对伊凡四世的入侵，他发起强力反击，连战连捷，重重挫败俄国的扩张计划，收回所有失地。后一路反击进入俄国境内，普斯科夫围城战，迫使伊凡四世求和，将利沃尼亚地区并入波立联邦版图。1579年，在巴托雷的无私赞助下成立了维尔纽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

尽管他的统治只有短短10年，但他依然作为波兰历史上最强大和成功的统治者留名史册，为波兰留下了无数遗产。人们对巴托雷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匈牙利风格的皮帽和轻骑兵军刀“斯扎布拉”（Szabla），他在位期间努力提升王权，试图将波兰变成君主专制政体，但可惜以失败告终。在波兰沦亡时期，斯特凡·巴托雷作为强大武功的典范备受尊崇，成为那个年代波兰民族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族国家复兴的标志。

（需要说明的是，匈牙利语中人名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也就是说在匈牙利，你应该叫他巴托雷·斯特凡，在本文我还是按照姓后名前的顺序写。）

波立联邦皇家选举（1576年）和政治联姻
1571年，上任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去世后，巴托雷凭借着较高的声望与地位成为了下一任统治者。1575年10月3日，波立联邦大主教雅各布·乌尚斯基在华沙举办了新一届瑟姆大会，意在讨论下一任国王的人选。热门的候选者是：西吉斯蒙德二世的亲妹妹，安娜·雅盖隆、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斯特凡·巴托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除此之外，瑞典国王约翰三世和波兰大贵族杨·泽莫伊斯基也是候选人。
1575年11月8日，选举正式开始。参议院更愿意支持马克西米连二世，而众议院则更加偏向巴托雷和安娜。经过漫长的口水战，12月12日，在教皇的授意下，乌尚斯基单方面宣布马克西米连二世为波立联邦国王。但这一举措马上遭到了波兰贵族的强烈反对，波兰贵族认为马克西米连二世并不能真正为波立联邦的谋福利，他的统治重心不可能从神罗转移到这里。因此，性格更加沉稳，而又表现出不错统治手腕的巴托雷在施拉赤塔中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次年2月1日，巴托雷当选国王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也就在此时，支持他的大贵族杨·扎莫伊斯基建议他迎娶安娜·雅盖隆，来获得更加稳固的政治地位，尽管她比他大了整10岁。2月8日，巴托雷在某个教堂签署《亨利条约》，并宣誓要夺回被伊凡四世占据的土地。4月18日，巴托雷和随从离开特兰西瓦尼亚，进入克拉科夫，5月1日，他与安娜·雅盖隆结婚，并加冕为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

安娜·雅盖隆Anna Jagiellon波兰雅盖隆王室的最后一员。她的父亲是波立邦联国王老西吉斯蒙德一世，母亲是王后博娜·斯福尔扎。因终身未生育子嗣，她去世后，雅盖隆家族宣告灭亡。
她出生于1523年10月18日，去世于1596年9月9日(72岁)

波兰女王兼立陶宛大公爵夫人：1575年12月15日~1587年9月18日。
安娜的哥哥西吉斯蒙德二世去世后，波立联邦进入空位期，而具有高贵血统的安娜·雅盖隆成了王位的有力继承人选，但波兰贵族反对她涉足政治舞台。后来，法国瓦卢瓦家族的亨利三世前来竞选联邦王位，风度翩翩的亨利对安娜表达了十足的爱意，安娜因此对他颇有好感，两人的婚姻也被提上了日程。在她的鼎力支持下，亨利三世当选国王，然而后面发生的事大家也知道，亨利三世当选国王后，立刻对安娜的婚事表达了回避和拒绝的态度。安娜感到自己被骗，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后来亨利体验了1年国王生活后就逃回了法国，王位再度空缺，1575年，瑟姆议会将亨利的国王头衔废掉。

安娜希望自己可以加冕国王，但这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彼时的联邦国王早已不是世袭制，安娜只能通过结婚的手段以女王的身份与丈夫共治国家。因为惨痛的感情经历，安娜变得更加谨慎和成熟，她没有轻易同意不少大贵族的求婚，而是选择等待，直到斯特凡·巴托雷的出现。随着后者在施拉赤塔阶层的支持率节节攀升，他成了最有力的王位竞选者。也在这个时候，杨·扎莫伊斯基也来建议她与巴托雷最好结成政治联姻，安娜同意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巴托雷的统治与但泽叛乱
摆在43岁斯特凡·巴托雷面前的是个烂摊子。

虽然他合理合法的选举为王，但他的反对者也有很多：神罗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对选举失败耿耿于怀，甚至准备通过军事行动打击巴托雷，立陶宛的大贵族和普鲁士公国也拒绝承认他的地位。巴托雷竭力支撑局面的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先是在新的瑟姆议会上宣布继续保留和巩固立陶宛大公国的政治地位，这让他赢得了后者的承认。而汉萨同盟下，得到神罗皇帝支援的格但斯克市拒不承认他的地位，几乎变成了独立状态，史称“但泽叛乱”，在谈判无果后，巴托雷决定发起军事镇压，由此开启了他辉煌军事生涯的第一篇章。
但泽（Danzig）就是格但斯克（Gdańsk），前者是德语音译，后者是波兰语音译。

“但泽叛乱”问题的核心是利益。

五年前，西吉斯蒙德二世去世前，他曾出台《卡尔科夫斯基法规》，意在削弱愈加强大的格但斯克市的种种特权和独立性。格但斯克这座城市为啥如此特殊，我在之前已经讲过，在这里简单复述一遍，格但斯克城最早是波兰领土，后来被条顿骑士团武装殖民，逐渐德意志化，再后来被波兰收复时，已经加入汉萨同盟，变成波兰境内最发达，最庞大，最富有的城市，举个很不恰当的例子，有点像上个世纪末的香港。

后来波立联邦进入空位期，格但斯克城市议员支持马克西米连二世，因为如果他当选国王，一定会解除《卡尔科夫斯基法规》对格但斯克的压制，说白了，格但斯克的德意志化太高，很难有波兰文化的归属感。而在日耳曼国王的统治下，她必定会获得更多特权。马克西米连二世也明白这一点，他给予了格但斯克市更多的援助，而且就连旁边的丹麦王国也来插一脚，支持格但斯克的反叛行动。身为联邦境内最强大的城市，拥最坚固的菱形防御工事、充足的财政支持和来自神罗的各种援助，“但泽叛乱”就具备了发生的先决条件。

随着国内大多数政治势力对斯特凡·巴托雷和安娜·雅盖隆统治权力的认可和默认，格但斯克成了异类，市议会还坚称马克西米连二世为联邦国王，拒绝承认巴托雷的地位。在这期间，格但斯克铸币厂的钱币后面甚至都没有联邦国王，而是直接印上了耶稣的形象。

战争的导火索是一伙在市议会默许下的暴徒洗劫烧毁了一座属于联邦大主教的修道院，瑟姆议会作为回应，通过了一条严厉的决议，包括没收城市财产，逮捕一些公民，商业封锁等等。巴托雷对和平解决不抱希望，1576年8月，他率领由一部分王室士兵和匈牙利雇佣兵组成的约2,000的军队抵达马林堡，到位后，他迅速布置战略安排，将几个重要据点控制在自己手里。两个月后，马克西米连二世突然去世，但泽叛乱已经不具备法理优势了。
（由于瑟姆议会并未批准针对但泽叛乱增加税收的提案，导致巴托雷国王只能使用自己的亲兵与雇佣兵投入到平叛的军事行动中，因此人数并不多。）

卢别绍夫战役（Battle of Lubieszów 1577.4.17）
巴托雷的2,000军队从战略上包围了格但斯克城，虽然人数不多，但他已经取得了主动权。随着冬季来临，双方偃旗息鼓，进入对峙状态。来年春天，双方继续军事活动。格但斯克市议会雇佣了一队约4,000人来自日耳曼地区的佣兵，佣兵移动到卢别绍夫附近，与总指挥官杨·温克尔布鲁赫的主力汇合，共约10,000~12,000士兵和37门野战炮。杨·兹别洛夫斯基率领约2,500联邦军队应战，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队中有1,400翼骑兵。当然严格来讲，此时他们还没有经过巴托雷的改革，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翼骑兵。

战斗过程并不复杂，波军步兵由于机动灵活，并没有受到炮兵的杀伤轰击。双方步兵接战后，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温克尔布鲁赫的雇佣步兵竟然没能击破兹别洛夫斯基的步兵阵列，他们顽强抵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一千多名翼骑兵已经迂回到对方的侧翼，并发动了可怕的冲锋。但泽叛军抵挡不住翼骑兵的攻势，很快就溃败了。翼骑兵马不停蹄地追杀，到战斗彻底结束时，但泽叛军有4,400余人阵亡，5,000余人被俘。而兹别洛夫斯基的军队只阵亡88人，受伤100人左右。翼骑兵强悍的战斗能力第一次得到了实战检验，而卢别绍夫战役只是他们黄金年代的开始。

卢别绍夫之战，彻底击碎了但泽叛军的最后一丝幻想，他们只能困守孤城。巴托雷在围城时被对手袭击，己方的炮兵被摧毁了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巴托雷围城的力度。同事格但斯克与丹麦的联合舰队也开始封锁和袭击波美拉尼亚沿岸，但他们刚刚登陆就被巴托雷的军队击退，双方陷入僵持。

格但斯克城防非常坚固，巴托雷无法强攻。几个月的围城后，1577年底，格但斯克首先扛不住了，因为相比军事损失，巴托雷封锁导致的贸易损失更为巨大，这直接导致城市派出代表前去和谈。而巴托雷也在咬牙坚持，因为同年伊凡四世又撕毁了停战协定卷土重来，利沃尼亚战火重燃。会谈很顺利，双方一拍即合，巴托雷重新获得了格但斯克市的效忠，作为惩罚，城市被迫交给巴托雷20万兹罗提的赔偿，历时一年半的“但泽叛乱”就此结束。
但泽叛乱后，巴托雷在杨·扎莫伊斯基的帮助下，短时间内重新组建皇家法庭和国立司法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室的权力。但以此为交换，瑟姆议会批准他提高战争税，以应对未来无法避免的利沃尼亚战争，以及推动巴托雷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除了建立一支强大的职业精锐骑兵部队“翼骑兵”之外，还包括建立特兰西瓦尼亚式的由农民构成的步兵军队。此后他修补了与神罗的关系，并与奥斯曼帝国就西南边境的问题签订了停战协定。1578年1月，瑟姆议会在他的游说下通过了进一步提升战争税的决议。
利沃尼亚战争（Livonian War 1577 - 1583）
1577年，趁新上任的国王忙于镇压叛乱时，伊凡四世认为机会来了，现在是吞并利沃尼亚的大好时机。他马上撕毁停战协议出兵侵略，利沃尼亚地区的波兰守将被迫撤退，伊凡四世短时间内就占据了几乎全部利沃尼亚，这年的征战成了伊凡四世西方战争的顶点，也是他军事生涯的转折点。斯特凡·巴托雷于年底结束了平叛活动，他马上积极准备反击。次年，巴托雷与克里木汗国、瑞典王国结为联盟，莫斯科大公国陷入到战略孤立的境地。

波立联邦军队与瑞典军密切配合，在1578年春天开始了战略反击。仅几个月的时间，莫斯科接连遭遇沉重的军事打击，联邦军队迅速收复了所有沦陷区，然后在巴托雷的指挥下开始对利沃尼亚的莫斯科占领地发起反攻。伊凡四世手下的傀儡国王马格努斯见情况不妙，马上放弃了对前者的效忠，加入到联邦这一方。俄军最终在文登（Wenden）附近止住溃败的势头，在伊万·戈利岑（Ivan Galitzin）的指挥下准备发起反击，夺回这座城镇。

文登战役（Battles of Wenden 1577-1578）
文登也就是今天立陶宛的采西斯市（Cēsis），此地为军事重镇，是双方的争夺对象。早在1577年夏天，伊凡四世就命令马格努斯攻下了文登 。当时城中最后300名士兵、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城破时撤到城堡的主塔内誓死不降，他们互相搀扶围坐在一起，正中心放置了1.8公斤的炸药，随后点燃了导火索......

次年二月，联邦、瑞典联军光复了文登，俄军的反攻也被击退了。伊万·戈利岑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指挥18,000~22,000俄军发起对文登城堡的大规模围攻，俄军炮兵一度摧毁了城墙，文登岌岌可危。10月21日，波军将领安德烈·萨佩加率领5,500~6,000波、瑞援军终于抵达战场，尽管他们人数处于劣势，但还是勇猛的对俄军阵地发起猛攻。戈利岑被打的措手不及，他匆忙应战，阵型甚至都没有摆好。波军骑兵第一波就冲垮了鞑靼骑兵的阵线，剩余的俄军部队也开始溃败，戈利岑率领残部逃到捷尔普特。大部队溃退之际，只有瓦西里·沃龙佐夫指挥的俄军炮兵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他们在打光弹药后在大炮上上吊自杀。

文登之战，波瑞联军共损失约400人。俄军约6,280人阵亡，3,000人和20~30门大炮被俘，1,720人失踪。这是伊凡四世遭受的首次重大战略失败，文登的惨败标志着利沃尼亚战争攻守互换，伊凡四世被迫转入被动防御，巴托雷的反击初见成效。
围攻波洛茨克（Siege of Polotsk 1579）
波洛茨克是靠近中部俄波边境线的军事重镇，伊凡四世将这里加固成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巴托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579年八月初，率领42,000余军队包围了此地。他指挥炮兵不停轰击城堡，但在守将谢尔巴特的努力和连绵的阴雨天气下，炮击的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巴托雷指挥匈牙利雇佣兵在晴天干燥的时候在波兰骑兵的掩护下冲到城墙下方，利用炸药制造出了缺口，他们一度攻入内城，但被守军挖掘的壕沟和炮击击退。

伊凡四世知道城堡的情况不妙，派出军队试图救援，但前来支援的俄军见到负责阻击他们的联邦军队后选择不战而逃，守城部队知道此事后士气一落千丈。他们与巴托雷谈判后，后者承诺释放残余的守城部队，条件是他们无条件投降，将城堡交出。守军照办了，巴托雷信守承诺没有加害于他们，他们回到俄国后遭到了流放戍边的惩罚。

围攻索科尔（Siege of Sokol 1579）
巴托雷在拿下波洛茨克后，于同年9月19日马不停蹄地包围了索科尔城堡。猛烈的炮击持续到25日，索科尔守军在炮击引燃的熊熊大火中被迫打开城门拼死突围，但巴托雷早有准备，他们受到惨重损失后又被赶回了城里。波军跟随俄军突入内城，波军先头部队入城后，俄军突然将大铁闸放下，切断了他们与主力的联系，试图关门打狗。然而城内的波军由德意志雇佣兵担当主力，他们挥舞着骇人的双手剑与俄军在烈火和浓烟中展开残酷的肉搏战。外围的波军用炸药破坏铁闸门后也突入城内支援友军，经过几个小时的惨烈拼杀，4,000余名守城俄军全军覆没，巴托雷占领了索科尔城堡。

与此同时，瑞典在北部的行动也比较顺利，他们接连攻下纳尔瓦，维森博格等重要城镇，莫斯科大公国在卡累利阿至斯摩棱斯克的广大战线上节节败退。
围攻大卢基（Siege of Velikiye Luki 1580）、托罗佩茨战役（Battle of Toropets 1580）、纳斯塔西诺战役（Battle of Nastasyino 1580）

1580年，巴托雷亲率50,000军队包围了从南方进军诺夫哥罗德的要地大卢基堡垒，攻下大卢基后，可以以此为跳板进攻俄国腹地重镇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或诺夫哥罗德，沃耶伊科夫指挥6,500士兵指挥防御。大卢基城堡由木材和泥土建成，这意味着适合用火攻。9月1日，巴托雷的炮兵便开始轰炸这座城堡，守城者用了很多办法来应对火灾，其中包括身穿浸水的皮毛大衣来防止火焰灼烧，但这都于事无补。9月5日，大火蔓延至军火库，猛烈的爆炸直接从内部炸塌了一部分城墙。巴托雷趁机命令从缺口进攻，守城军队包括指挥官在内全军覆没。几天的功夫，大卢基就被巴托雷占领。

紧接着巴托雷派遣兹巴拉日斯基公爵进攻托罗佩茨城附近，由希尔科夫指挥的俄军，10月1日，希尔科夫大败，诺夫哥罗德南部地区彻底失去了保护。次年2月，联邦军队横扫了莫斯科大公国的西部领土，占领了霍尔姆、涅维尔、奥泽里谢和扎窝洛奇耶城堡。

联邦将领费龙率领一支几千人的部队向斯摩棱斯克进军，半路他们遭到了俄军将领布图尔林的截击。白天的袭击并没有击败波军，但在深夜时，费龙自己离开阵地后撤，第二天布图尔林追上费龙，疲惫惊慌的波军被击败，费龙只身逃走。这是俄军在一连串惨败中的唯一一次胜利，这场胜利使斯摩棱斯克免受包围的危险。

1580年底，瑞典人攻下了莫斯科在爱沙尼亚西部的最后一座城市帕季斯。

克里斯托弗·拉兹维尔袭扰莫斯科
1581年7月，巴托雷命令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大贵族“迅捷的”克里斯托弗·米科瓦伊·拉兹维尔去奥尔沙地区做袭击战，目的是吸引俄军的注意力，减轻围攻普斯科夫的负担。巴托雷给了他6,000余名混编骑兵部队，拉兹维尔领命出发。

他以极快的速度抵达目的地之后开始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展开抢劫和破坏行动，很快，有两支俄军前来与他作战，但一支被他直接歼灭，另一支则被击溃逃走。拉兹维尔率军四处劫掠，越过伏尔加河，一度进攻到距离伊凡四世本人所在城堡的三四英里处，伊凡四世躲在堡垒里气的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他一路洗劫并摧毁了六座城市和无数个村庄，掠夺战利品和俘虏数不胜数。10月22日，拉兹维尔带着沉甸甸的战利品和捷报回到了普斯科夫围城阵地。就是这场战斗为他赢得了“迅捷的”称号。
普斯科夫围城战（Siege of Pskov 1581.8.18—1582.2.4）
普斯科夫围城战是利沃尼亚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巴托雷国王和他的顾问杨·扎莫斯基直接领导围城，下辖约31,000军队。普斯科夫城由伊万·舒伊斯基率领12,000军队和更多武装市民防御，一旦攻下这座要塞，莫斯科的大门将会敞开。8月24日，围城开始。
炮击准备后，9月8日，波军开始向城墙缺口发起进攻。波军一度攻下了两座塔楼，但舒伊斯基顽强抵抗，他直接炸毁了一座塔楼，然后发起反击，将进入城墙的波军赶回了缺口处，双方在城墙缺口处展开血腥厮杀，普斯科夫的市民也自发为军队运送补给物资，甚至直接参战。这天的激战让巴托雷受到近4,000人的损失，对手也损失了近3,000人。第二天，巴托雷向城内递送了劝降书信，他得到了如下答复：

“让你们高傲的斯特凡国王陛下知道，在普斯科夫就连5岁小孩都在嘲笑你们的无知。黑暗和光明、无耻和良知、枷锁与自由哪个对人更有利？留给我们神圣的基督教信仰和顺从你们的腐朽思维哪个更好？保护我们自己的国王和顺从外来统治者以及犹太人同化哪个更光彩？你们还想用虚伪的安抚和骗人的鬼话以及虚幻的财富来引诱我们。但用全世界的珍宝都换不走我们对自己国王的吻十字架宣誓！你还用死亡来吓唬我们，既然上帝与我们同在，任何人都无法战胜我们！我们都做好了为信念和国王而战死的准备，我们绝不交出普斯科夫，谁要同我们交战，他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俄国军民在此刻爆发出的保家卫国的强悍战斗力，一如当年喀山的保卫者一样可歌可泣。但喀山城终究被伊凡四世攻陷，屠杀、洗劫和破坏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                                             —沃·兹基硕德

11月，联邦军队试图使用工兵将城墙爆破，但也失败了。到12月，围城方发动了大大小小30次进攻，均被击退。斯特凡·巴托雷高度评价了守城方的表现：“在包围城市的斗争中，俄罗斯人不怕牺牲，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他们用自己的胸膛封堵缺口，日夜不停地战斗，许多人吃一块面包，就算被饿死也绝不投降。”守城方还进行了46次反击，尽管也尽数被击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普斯科夫外城的每一寸土地上，就连城外的修道院也进行了惨烈的攻防战，在这种战斗中，巴托雷强大的新型翼骑兵完全派不上用场。

俄国人的坚持收到了成效，长时间的围困令巴托雷的钱包日益紧缩，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维持庞大的雇佣军了。波兰的政治体制一定程度上成了巴托雷的掣肘，因为瑟姆议会的存在，巴托雷无法进一步增加战争税，也没法更大规模的征召士兵入伍，尽管以当时波立联邦的国力，扩充军队轻而易举，但他就是做不到。

随着寒冬来临，雇佣兵纪律散乱和对拖欠工资愈发不满，巴托雷不能冒着兵变的危险继续围攻，在12月份带领部分立陶宛军队和雇佣兵、志愿兵回到了国内，指挥权交给了扎莫斯基。后者一面维持围困，一面命令精锐的骑兵部队四处袭击村镇，掠夺物资。

对于巴托雷来说，干瘪的钱包和政治的掣肘让他无法扩大战争规模，攻下普斯科夫越来越不现实，但对于自己来说现在仍然处于绝对优势，现在是谈判的最佳时机。而对伊凡四世来说，他老早就想结束战争，一连串的沉重失败令他前半生积攒的威望直线下降，国内反对势力得以死灰复燃，政敌蠢蠢欲动，再不和谈，怕是要后院起火。

1582年1月6日，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双方签署了亚姆—扎波利斯克停战协定（Truce of Yam-Zapolsky），波立联邦放弃对斯摩棱斯克和诺夫哥罗德的领土要求，作为回报，莫斯科大公国将全部的利沃尼亚地区给予波立联邦，双方约定停战到1600年。

随着1583年，莫斯科大公国和瑞典王国签订的普柳斯停战协定，历时25年的利沃尼亚战争才彻底宣告结束。瑞典人也得到了不少爱沙尼亚的领土，伊凡四世发动侵略战争最终自食苦果，此战使莫斯科大公国国力大损，政府几乎破产，财政和人力资源几近枯竭。伊凡四世活着时尚且能用铁腕手段控制局面，但他死后局势急转直下，最终导致了留里克王朝的覆灭和沙俄历史上最危险的历史时期之一的“动荡时期”的到来。

东北部虽然多了一大片新增领土，但此地被战争蹂躏25年，早已千疮百孔。巴托雷在这里重新设立了有力的统治，利沃尼亚的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战争的创伤渐渐弥合。巴托雷在维尔纽斯还建立了联邦境内的第三所大学——维尔纽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同时他尊重联邦的宗教宽容政策，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犹太人和非天主教徒安全的法令，禁止和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迫害。1584年，巴托雷还寻思着再敲打一下莫斯科，但瑟姆议会没有通过增加战争税的提案，也就不了了之。

巴托雷本人精通匈牙利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但他却不怎么会说波兰语......他是一位比较节俭的国王，没有什么铺张浪费的行为，闲暇时间喜欢读书和狩猎。

身为一个匈牙利人，巴托雷也希望将祖国复兴起来，但彼时的匈牙利早已彻底被奥斯曼帝国吞并，他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还在谋划针对奥斯曼的远征，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或许无力重建自己的祖国，但他短短十年的统治，却留下了一个傲视东欧的第一强国。

1586年12月12日，斯特凡·巴托雷国王死于尿毒症，他被隆重安葬在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大教堂内，没有任何子嗣。最后讲讲波兰女王安娜·雅盖隆吧。
最后一位雅盖隆
1576年5月1日，两人结成政治联姻，同一天，他们一起加冕为联邦的统治者，法理上两人共治国家。然而温馨的婚姻生活并不存在，巴托雷上任后面对的烂摊子需要付出极多精力与时间应对，他几乎没有空闲去陪伴妻子。然而安娜是个事业控，政治上无法获得更大权力，那么就把精力放在了理财与投资上。现代波兰旅游业应该感谢她所做的贡献，她出资修建了华沙皇家城堡与“西吉斯蒙德·奥古斯都”大桥，还修建了瓦维尔小教堂的镀金屋顶。

随着巴托雷的去世，安娜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然而她却做了一个彻底改变波立联邦历史的决定，她开始大力支持自己心爱的妹妹凯瑟琳·雅盖隆与瑞典国王约翰三世的儿子兼首要继承者——西吉斯蒙德·瓦萨登上波立联邦的王位。后来西吉斯蒙德打赢了继承者战争，成功即位。1596年9月9日，安娜·雅盖隆死于华沙，年72岁。

雅盖隆家族就此消失在历史中。
16世纪的波兰宗教改革
和西欧、中欧国家一样，随着经济、技术和思想启蒙的提升和出现，还有我大量着墨过的“胡斯战争”的影响，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解除传统宗教对人的压迫和禁锢，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波立联邦国内就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波兰拥有传统的天主教信仰历史，国内宗教势力空前强大。教会利用权势将大量资源聚集在手中，无论是平民、市民、农民甚至是中小贵族都对宗教势力怨声载道，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宗教改革运动就出现了。16世纪中叶，掌握大量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贵族阶级成为了宗教改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大家应该记得，在前几期中我提到过，普鲁士公国早已把路德宗定为国教。以柯尼斯堡大学为中心，被翻译成波兰语的路德宗书籍流通全国，在年轻一代获得了较多拥趸。西吉斯蒙德一世时期，受新教影响严重的格但斯克市爆发了宗教叛乱，一度取得成功，但很快就被国王率军镇压，几位领袖全部处死。在西吉斯蒙德一世时期，他颁布了专门针对宗教改革的法令，一直持续到1543年。波兰新教的影响力止步于几个较大较繁华的边境城市，并没有进入内地。

到1570年，波兰立陶宛地区的新教势力达到巅峰。700多个新教教会里，有420+是加尔文宗，140+为路德宗，剩下的是阿里安宗及其他教派。新教徒的比例分布比较有意思，波立联邦的贵族巨头中有一半都是新教徒，到施拉赫塔和市民阶层，这个数字降为25%，到广大农民阶层，这个数字已经降为5%。可以看出，物质条件更加优良的人有更多机会和意愿接纳新的思想，反之则更加保守。

西吉斯蒙德二世对待宗教问题要宽容的多，也是在他统治期间，波兰教区与罗马教廷的从属关系被进一步削弱，但相比进行深刻变革的中欧地区，波兰的宗教势力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教会的财产也没有被剥夺，这为后来宗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不乏强大的敌人，16世纪中叶，在今天意大利北部城市特伦托举行的“特伦托宗教决议”（Council of Trent）对波兰新教势力的增长予以重创。特伦托宗教决议在改革一部分天主教弊端（如取消赎罪券和会吏长职务）的同时，建立教会学校，严打一切“异端学说”，强调了教会什一税和罗马教廷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不过有趣的是，特伦托决议虽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新教崛起的势头，但对自己也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改革。

举个例子，天主教会就像一个长着大肿瘤的病人，新教势力像一个持手术刀的医生。病人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自己抄起菜刀把肿瘤砍了一大块......天主教会反对新教势力的特伦托决议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新教徒希望他改革的一部分，不得不说很讽刺。

虽然西吉斯蒙德二世持宗教宽容政策，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新教徒，更不代表他会主动支持新教的发展，实际上他也是个传统的天主教徒。因此，1564年他便接受了特伦托宗教决议，同年8月7日，他将许多外国新教徒驱逐出境。然而西吉斯蒙德二世去世后一年，宗教改革以一种特别的姿态在波兰结出了硕果。

1573年1月28日，全波兰宗教代表签署的华沙联盟让本该轰轰烈烈深刻变革的宗教改革运动以一种非常“波兰风格”的姿态完成了阶段性胜利。虽然波兰天主教势力没有被连根拔起，但大家以各退一步的方式达成了某种妥协。在中欧，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是水火不容、有你没我的。而在波立联邦，大家通过握手言和承认了彼此的存在，宗教战争被掐死在了摇篮里。当时的波兰用天主教改革者红衣主教斯坦尼斯劳斯·霍苏斯（Stanislaus Hosius）的话来说，她变成了“异教徒的避风港”。

天主教团体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在反宗教改革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在波兰境内大量开设分布，到17世纪中叶，波立联邦境内新教势力蓬勃发展的劲头遭到了遏制和反击，但他们还是在波兰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耶稣会在波兰施拉赫塔中广泛传教和参与到贵族个人的宗教活动中去，逐渐扩大了政治影响力。他们还为许多波兰农民施加优惠和福利，大量创办教会学校。

在耶稣会的“凶猛攻势”下，波兰宗教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小，有许多贵族重新皈依天主教。但凡事总有两面，耶稣会为争取底层人民所做的努力却是实打实的加速普及和提高了波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民族认同感。后来西吉斯蒙德三世执政期间，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认同了罗马教皇在布列斯特会议上关于将天主教和东正教合并的决议。这一下可炸了锅，波兰东部和东南部的东正教徒立马不干了，原本大家和平生活在一起井水不犯河水，这件事过后太平日子就到头了。哥萨克小规模叛乱的频率开始显著增加，东部边境暗流涌动。西吉斯蒙德三世的这个决定，为此后波立联邦的种种叛乱战争埋下了隐患。
“宗教改革在波立联邦以失败告终，波兰当时虽然以宗教宽容的政策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和平，但波兰宗教并未实现统一，波兰西部居民信仰路德宗，中部信仰天主教，东部信仰东正教。如果说新教和天主教勉强算一家，那对于东正教徒来说，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沙皇俄国的宗教归属感远比波兰要强。一句话概括，布列斯特决议激化了波立联邦国内天主和东正教徒的矛盾，这在后来与俄国的漫长战争中起到了绝对的负面作用。”                —沃·兹基硕德
劳役制庄园制度和“ 西欧粮仓 ”
从15世纪到19世纪，劳役制庄园及农奴制度在东欧经济模式中占有极大比重。什么是劳役制庄园，即一大群农民被束缚在庄园里，一辈子从事辛苦的农业劳动，所得报酬极为微薄，绝大部分劳动结果和利润被贵族占有。东欧与西欧都曾出现过劳役制庄园，但他们的结局是不同的。西欧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加强，农民以货币地租的方式摆脱了束缚，而东欧则是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完全没有影响农奴，反而随着时间的前进，东欧劳役制庄园越发重要，农民被一步步剥削，最后变成农奴，一辈子在庄园里遭受虐待和压榨。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深刻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而因其爆发的“价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则彻底改变了波兰立陶宛地区农民的命运。再加上16世纪西欧人口的大量增长和工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一切都促成了一件改变波兰历史轨迹的重大事件：

粮价涨了。

（价格革命  Price Revolution 是指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人入侵美洲，破坏了美洲印地安人的印加和阿兹提克文明，并且掠夺大量（主要是黄金白银）贵重金属输入欧洲，但是各项物资并未增加，加上人口增加，以致商品农产品产量不足，物价急剧上涨，尤其是粮食价格。）

粮价涨了，有人开心有人愁。开心的是从格但斯克港口直接向西欧出口粮食的富农和村长，愁的是以地租为主要收入的贵族阶层，因为随着白银从美洲大量涌入......（此处省略一万字），总之就是钱不值钱了。但有困哪就有对策，质量不够，数量来凑。施拉赫塔和大贵族阶层开始利用权势和现有的财富大量兼并农民土地，建立越来越多的劳役制庄园，并且利用有利于他们的种种特权进一步压榨农民，强迫其呆在庄园里给自己工作。
“贵族一般拥有数个村庄，这时劳役庄园的耕地约有60~80公顷。主要生产黑麦、燕麦、小麦和大麦等谷物，其中黑麦和小麦主要用来出口。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波兰成为西欧最大的粮食供应国。贵族庄园的大规模发展是同贵族享有的特权分不开的，早在1423年，波兰贵族就获得了强购“桀骜不驯”村长的庄园的权利。”                                                        ——《波兰通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阶层的特权愈加膨胀，城市市民阶层被禁止购买和拥有农村土地和农民，这就使得贵族几乎拥有了对土地的垄断权！从14世纪到16世纪，波兰农民的地位和境况每况愈下，从限制离开农村，到禁止随意离开农村。从一年只有一次的出走权到离开土地必须经过贵族同意（怎么可能同意）。原本农民有权向当地法院控告贵族的压榨行为，后来到西吉斯蒙德一世时期，审理农民案件的权力也被交给了贵族......15世纪末，农民每周只需服劳役一天，到17世纪前半叶，农民需要服劳役4~5天。再加上土地税和教会的什一税，农民彻底破产，被彻底束缚在庄园里，成为了农奴。

那么问题来了，资源就那么多，贵族占有了大半，剩下的留给了谁呢？农民和国家。农民自不必说，贵族有100种办法得到你的地，合法的，半合法的，甚至是非法的。无数农民被迫从富饶的土地上离开，到更加贫瘠的土地上生存。17世纪时，波兰劳役制庄园发展迅猛，一般庄园的耕地扩大到100~200公顷，小贵族只有50公顷，贵族巨头往往拥有超过500公顷的良田。

波兰本土，施拉赫塔阶层占据大头，70%~80%耕地都是他们的。在相对地广人稀的乌克兰，有权有势的贵族巨头只手遮天，他们拥有超过60%的土地。以本篇提到的杨·扎莫伊斯基为例，他原本只是个普通的施拉赫塔，土地只有几座村庄。但随着作为国王顾问和军队统帅获得的奖励，他迅速成为当时波立联邦首屈一指的贵族巨头，名下拥有11座城市和两百多个村庄的税收，他的劳役庄园的耕地达到6445平方公里。后来的奥斯特罗格斯基公爵更加恐怖，他拥有100座城市和1300个村庄，年收入高达120万兹罗提，甚至超过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富可敌国！

大贵族本身就已经获得了超过同时代欧洲贵族的特权，现在还有了如此之高的财富，他们的个人势力空前强大，在自己的领地建立私人法庭和私人军队，权势之大，俨然是当地土皇帝。17世纪后半叶这种贵族巨头的出现，对中央政府自然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至于农民阶层，他们和农奴只有一线之隔。劳役制庄园越大，农民的土地就越少，到最后许多农民的土地只有一畹（30亩）甚至半畹乃至四分之一畹......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为了活命，只能去地主家哦不，劳役庄园打短工或长工。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主要收入逐渐依赖农业税收，而农业逐渐僵化为劳役制庄园，自由农数量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16世纪时，劳役制庄园还没有发展壮大，对农民的压迫还没有那么重。到17世纪时，压迫和剥削越来越重，农民起义的频率和规模也逐渐增大增多，但大都以失败为主。

农民越来越穷，饭都吃不上，就别提购买各种手工产品，这对城市手工业也造成了巨大打击。酒类，呢绒，家具，皮制品，各种小产品根本没有销路，中小城市的经济逐渐衰落。到17世纪后半叶，施拉赫塔和大贵族把触手伸到了工业领域，他们还是依靠自己的特权和财富大量购买手工企业，然后用更廉价的农奴来替代雇佣劳动，直接后果是大量企业根本无法与其竞争，出现生产停滞甚至是倒闭......

“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劳役制庄园经济的发展和频繁的战争，形成全国商业市场的过程被中断了。在17世纪初以前，波兰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顺差，波兰的贵族和商人大获暴利。从17世纪50年代起，对外贸易状况逐步转坏，到17世纪后半期，波兰的对外贸易已经变为逆差。”         ——《波兰通史》
波兰史第一阶段小结
尊敬的各位读者，斯特凡·巴托雷闭上双眼的那一刻，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的历史最高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鼎盛阶段。波立联邦就好比一辆过山车，此时，她处在历史坡道的最顶点，内政上，王权与施拉赫塔、大贵族处于比较稳定的三足平衡点。国家政局平稳，无尖锐内部矛盾，军事力量虽被掣肘但放眼欧洲也处于第一流阶段。劳役制庄园处在发展期，还没有对农民施加太多压迫，对外贸易繁荣昌盛，保持顺差。难能可贵的是外交局面也很好，与神罗的关系刚刚改善，利沃尼亚的胜利极大削弱了宿敌莫斯科的力量，其几十年内难以东山再起，北部和瑞典因为一层亲戚关系也比较紧密，最大的敌人无非是南部的奥斯曼帝国，然而其忌惮联邦国力也不敢擅自开战。

从西吉斯蒙德三世·瓦萨开始，波立联邦就进入衰落期。应该说，我们了解波兰是如何衰落的，比了解她强大时能学到更多有用的历史教训。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的衰落和灭亡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西三世前期卷入进瑞典内战，到后期失败的干涉俄国内战和扶植沙皇，到30年战争的失利，灾难性的“洪水”，索别斯基时代的短暂复兴，政治生态的失衡乃至崩溃，再到后面的三次瓜分时代和五·三宪法，这两个世纪所发生的事决不能被一句简单的“作死”来概括，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从梅什科一世到斯特凡·巴托雷之间，626年名为波兰的东欧国家呢？梅什科一世之前波兰也有几位统治者，但他们当时是不被欧洲“主流、文明”国家承认的，这里的带引号的主流和文明是指西欧和中欧地区，在它们看来，波兰尚属于化外之地，属于非文明的异教徒野蛮部落。梅什科一世主动接受洗礼，将罗马天主教定为波兰国教，这标志着波兰“托蛮入欧”的成功。尽管后面还是遭受条顿骑士团的武装殖民，但波兰总体已经被欧洲主体文明所接纳为一份子。

普热梅思尔王朝和安茹王朝时期，波兰一度被捷克和匈牙利国王联统，但波兰本土贵族大都不愿意轻易向外国统治者效忠，后者便对波兰贵族施以种种恩惠，王权被切下一小部分分给了贵族。18世纪王权为什么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切的起源就在这里，外国国王只是把波兰当做自己的附属领地，只要能统治，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所谓，毕竟不是核心领地，此后的波兰统治者的权力是强是弱就跟他们没关系了。此后贵族的权力越加膨胀，在法国和俄国向君主专制大踏步迈进时，波兰则与他们刚好相反，渐行渐远。

到“伟大的”卡齐米日三世时期，波兰已经从封建割据局面走向统一，尽管丢失了西里西亚，但在加利西亚和鲁塞尼亚地区，波兰领土得到了增加。也就是在他统治时期，波兰就定下了宗教自由和庇护犹太人的氛围基调。从此之后直到二战，波兰都是全欧洲犹太人聚集最多的国家，这也客观上造成了二战时期波兰地区犹太人的悲惨遭遇。

此后安茹·雅德维嘉与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隆联姻，波立邦联诞生。之后经过与条顿骑士团和莫斯科大公国这些对手的战争，两国关系愈加紧密，最终在西吉斯蒙德二世时期两国终于完成合并，波立联邦诞生。此后雅盖隆家族绝嗣，波立联邦开启自由选王制，瓦卢瓦的亨利三世的统治是糟糕的，但西尔凡尼亚贵族斯特凡·巴托雷的统治却留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由此可见，自由选王制并非是不可行的制度，选举上来的国王也并非都是糟糕的。但随着历史的进程，波立联邦总有衰落的那一天，等到她不复往日光彩时，自由选王制是否依然能发挥积极作用，就是未知数了。
截止到现在，《正说波兰史》第一阶段——波兰从诞生到鼎盛宣告完结。

接着就是第二阶段——波立联邦从鼎盛到灭亡的两个世纪衰亡史。

最后是第三阶段——波兰沦亡史到几次复国史到1989年波兰第三共和国建立。
本文参考书目资料：

[1]《波兰史》；

[2]《波兰通史》；

[3]《波兰简史》；

[4]《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

[5]《论波兰传统文化的特征》；

[6]《俄国军事史略》；

[7]维基词条—利沃尼亚战争、斯特凡·巴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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