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视频中选取了部分1965年版《柏林谍影》电影镜头，建议与以下文本同服哦~
机核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周聊聊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之作——《柏林谍影》。在现代间谍的群像中，有身手矫健的勇者，有美女傍身的硬汉，有智商超群的天才，有为理想而捐躯的英雄。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间谍，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往往是作品中相对来讲较为隐性的。比如始终要保守某些秘密，甚至要把秘密带进坟墓；永远都在欺骗别人，同时也在被别人欺骗，自己在双面人式的生活中备受煎熬。很多谍战题材的作品都倾向于把着力点放在英雄人物的塑造、肯定自我牺牲的无畏精神，或是以层层递进、动人心魄的情节引人入胜，也比较倾向于在作品中塑造对立的两派——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故事结尾都会揭开，所以使读者或者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掉了间谍的纠结与矛盾，忽略了他们所经历的反人性的孤独，还有他们独立于任务、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个人的价值观。
在《柏林谍影》中，你会发现，“间谍”说到底也是一份工作。真实的情报工作，可能就是枯燥乏味的、冷酷无情的、麻木的，只是因为职业的特殊性，这份工作有可能会让人在持续的煎熬和高度的精神紧张中变得心力交瘁、最后失去一切理想与信念，毫无信仰可言。
间谍小说最怕的就是剧透，所以我会尽量在无剧透的情况下为大家描述《柏林谍影》非同寻常的故事框架和特点。情节方面，我讲到的都不算重要转折，所以放心看。
柏林谍影讲了什么？（无剧透）
柏林谍影讲了什么？（无剧透）
《柏林谍影》的故事主角利玛斯，是一名十分有经验的间谍。他供职于一个叫“圆场”的英国情报机构，六十年代曾经潜伏在东德，作为情报站的负责人，为“圆场”收集东柏林的情报。手下曾经有很多特工，但一个接一个被敌方杀害，利玛斯比喻自己就像是被拔光了牙的狗。在亲眼目睹自己的最后一名特工卡尔死在距离西德哨卡20码的地方之后，他被调回伦敦，坐上了冷板凳。曾经完成过那么多次秘密任务，收集到了许多宝贵的情报，还是柏林情报站的领导，现在的利玛斯却带着在柏林工作失败的耻辱，在同事们的鄙夷下，被调到了“圆场”里很清闲的部门，度过劳动合同所规定的最后几个月。这一切都让他恨死了那位拔光他牙的东德间谍组织头目——蒙特。他很想杀掉蒙特，但却只能终日酗酒，堕落下去。他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赊账、偷钱，甚至因为打人还进了监狱。他在“圆场”中的英雄形象从此不复存在。这样一位丢了工作、失魂落魄的前情报人员，必然会暴露在敌方视野中，如果用得好，利玛斯就会成为东德的筹码。
这也算是冷战期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了，东、西方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的克制，谁也不愿做那个先开枪的人。相比表面上的寂静，情报界却是暗潮涌动。间谍们在想发设法的获取敌方阵营秘密的同时，也掌握着自己阵营的秘密，身边的人是敌是友，都无法确定，谎言和背叛就是间谍工作的本质。《柏林谍影》对间谍这样的极端身份有着非常细腻的描写，一个情报工作者，在家国大义之前，首先是一个人。利玛斯在无法信任任何人的状态下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即便是这样，也依然难免落入别人的棋局，然而操控他的人，又何尝不是另一枚棋子呢？
无形的政权较量都要以具体的人作为代价，间谍的命运更是这样。在这部小说中，你会发现有一些在出场时看起来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那些人，只是行动中的一环而已。在完成自己阶段任务的一瞬间，立刻就会被抛弃。那种失落与尴尬，会透过文字无情的传递给读者。间谍、特工，不再是光明伟岸的，也不是神秘冷峻的，而是根本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卑微“打工人”。
再谈谈谍战题材中离不开的“家国大义”，《柏林谍影》中有不少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间谍之间的对话，我认为很值得思考。东德间谍信仰共产主义，将一切个人问题都置于政权之下，所以，为了成就大局而牺牲个体是必然的、必须的。为了信仰，为了实现理想，甚至可以放弃一切，包括自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利玛斯，无法承受自身道德与任何主义之间的分歧，他什么都不信，不信上帝，也不信任何政党，他厌恶间谍工作，厌恶利用别人，厌恶被别人利用，也从心底里厌恶这样的自己。也许是因为无法放弃个人的情感和道德，也许是无法承受双重身份的折磨，最终，利马斯选择走向自我的毁灭。
这之间的矛盾，无法简简单单的嵌套进对与错的框架中，我们现在看来，只能说是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无奈与悲哀。
约翰·勒卡雷真的是间谍吗？
约翰·勒卡雷真的是间谍吗？
《柏林谍影》的特殊视角，让这部出版于1963年的间谍小说充满了新鲜感。它不再是007那种定型化的人物，而是让间谍回归了现实。这种真实感，让读者和媒体的目光移向了创作者——约翰·勒卡雷。
他那时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大使馆中的一名外交官。因为写得太过细腻真实，记者们都认定约翰·勒卡雷一定是个间谍，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只有间谍才清楚的细节呢？在很多次发布会和采访中，面对记者的质疑，约翰·勒卡雷都回应到：“不，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直到在一次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通过英国情报机构的上层了解到了勒卡雷就是间谍的事实并将之公之于众，大家才恍然大悟，约翰·勒卡雷真的是间谍啊！这次被同行“出卖”的经历让勒卡雷在之后的五十年中接受采访时都备受煎熬，每一次都会唤醒那次谎言被戳穿的刺痛感。我觉得，也许正因为勒卡雷是这样的人，才写得出《柏林谍影》中备受煎熬的利玛斯的形象吧。
这本书是约翰·勒卡雷在从事情报工作期间，用短短六周时间写完的。约翰·勒卡雷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大卫·康威尔。1931年出生于英国，18岁时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之后就职于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以外交官的身份掩饰自己的情报工作。间谍身份曝光之后，其他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比如读者和记者都认为，《柏林谍影》中的人物和事件一定有原型、一定是间谍世界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这样的讨论彻底将《柏林谍影》炒成了“顶流”。勒卡雷越是否认，越是会调动读者的热情。
事实上来讲，《柏林谍影》完全是勒卡雷想象出来的故事——基于他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完成的故事。有一点可以肯定，利玛斯所经历的孤独和情感与道德的困扰，也曾是勒卡雷的一部分。也许就是某一次坐飞机向下看到柏林墙时勒卡雷所感受到的荒诞，坚定了他写作的意念吧。柏林墙，正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这样的景象，放大了他内心的虚无与悲伤，也激发了他写作的勇气。约翰·拉卡雷一生笔耕不停，写作的同时也不断地观察着矛盾的世界，所以他的一部部间谍小说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散发着悲悯的气质和毫不过时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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