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老张给我写了封信,说他有一些故事,不知道我是否感兴趣。我加了他的微信,他在微信上聊了很多。几个月后,我去北京,打算约他见个面,但他受伤住院,没能见到。前不久,我们又在电话里聊了聊。昨天是父亲节,借这个机会,把他的故事整理了出来。
以下是老张的自述。有点长,也没有图,读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和耐心。
我今年三十一岁。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开始玩红白机。主要不是我玩,是我父母玩,他们爱玩《俄罗斯方块》和《坦克大战》。他们不玩的时候,我就拿着手柄玩会儿。这么想的话,当初带我入坑的是他们,后来强烈反对的也是他们,挺有意思的。
这台“小霸王”,父亲说,是他从一个关系不错的战友那里借的。我有点怀疑。这玩意当年不便宜,卡带也贵,会有人买了自己不玩,长期借给别人吗?我猜测,父亲可能是怕我不爱惜或沉迷进去,所以跟我说是借别人的。
给您说个乐子事儿。小时候,我家住军大院,屋子是库房改造的,只有里外屋。父母年轻气盛有需求,没地儿躲我,让我出去又不放心,就打开游戏机,让我自己在外屋玩。我一拿起手柄就入了迷,坐在电视前一动不动,忘了时间,也听不见周围的动静。当然,这是我长大后才想到的。当时只是奇怪,为什么平时不许我玩,有时又主动让我玩个痛快。
父亲是军人,老家在山西临汾。他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爷爷奶奶都是铁路上的,一辈子老实人,把六个孩子拉扯大,不容易。父亲差一分没考上大学,当兵来到这座小城。临上火车前,奶奶塞给他一块手表,又给了他五块钱。就这样,父亲出了远门。那年他十六岁。
对于差一分没考上大学这件事,我有点怀疑。我经常听人说,他们与另一种人生之间,就差那么一分。听多了,难免疑心,或许他们只是在给当前人生的不如意找借口。不过,几次回老家,观察家里的亲戚后,我确信,父亲在他的兄弟姐妹中间,的确是最聪明的。
父亲先是在部队修坦克开坦克,当完义务兵,转志愿兵。那时没有士官一说。志愿兵入党,考后勤学校,通过这样的途径,父亲提了干,扎根后勤。当地有两处干休所,他是那里的协理员。可以说是管理,也可以说是跑腿的。
我家住的那个大院,一进正门,是一家废弃的钉子工厂,堆了不少设备和边角料。往里走,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花园旁边是苏联专家楼,还有一排排人字顶的二层小楼。哪怕夏天最热的时候,进了大院,你也会感到凉飕飕的。
住在部队大院的,很多都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央视播过一期抗美援朝的节目,大院里这些相貌普通的老人,出现在那期节目里,我这才知道他们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位老爷子,我们私底下管他叫“刘大肚子”。他喜欢养猫养鱼,家里有个院子,养了几大缸鱼。老爷子从来不笑,我们见到他,跟他打招呼,喊爷爷好,他也从来不回我们。他个头很高,块头很大,年轻时想必很壮实。
我一度想联系这些老人拍纪录片,被他们的家属拒绝了。后来,这些老人相继去世,刘大肚子也不在了。再后来,大院也拆了。每次想起这些,我都觉得难受。小时候住了十来年的地方,认识了十来年的人,就这么没了。
上小学前,我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我打针的时候,他会给我讲故事,会许诺回家后让我玩《魂斗罗》。当时觉得,《魂斗罗》好难。现在依然这么觉得。
我上了小学后,父亲似乎有点变了。不许我玩游戏,不许我玩玩具,放学后必须准时回家。唯一一次,我语文数学考了双百,父亲很高兴,给我买了个自动铅笔盒。不过那之后,就没什么好日子了。
小学四年级时,父亲从部队转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变得暴躁,不可理喻。每天喝得烂醉,回到家耍酒疯。经常打我,打得很疼。身子没坐直,打。写字靠得太近,打。拼音学不会,打。后来他发现,打没用,就不让我睡觉。他从部队弄了一块小黑板,教我拼音。看我困了,直接泼水在我脸上。
他摔了我几乎所有的玩具,以为这样会让我对学习上心。他摔了亲戚送给我的变形金刚,而且是当着亲戚的面摔的。摔在地上,没摔碎,捡起来,又摔了好几次。他摔了我的那些玩具小汽车,连摔带踩,踩坏一半,剩下的一半送了人。那台“小霸王”也不见了,他说还给了战友。
父亲喝多了以后,我就特别害怕,害怕他折腾我和我妈。一次,他把脱下来的袜子往我嘴里塞。我扒着门,跟他嘶吼,用刚学会还说不纯熟的脏话骂他,操你妈我他妈杀了你。那是我小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次站起来反抗父亲。
每次被父亲打,我都会本能地求助于母亲,但母亲在旁边不敢说话。这可能是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不高的原因。她太弱势了,连十岁的孩子都能感觉得到。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游水平,没那么差。我不明白,父亲的脾气为什么会这么大。后来听母亲说,父亲转业时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部队有个干部不喜欢他,不给他安排转业,让他自己去社会上找接收单位。找到接收单位,又不给提档案,也不能落户,各种穿小鞋。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暴力。父亲拿着菜刀追着那个干部满院子跑,要杀了他。全院子的人都吓坏了。父亲从二楼直接跳下去,拿着菜刀,追了一个多小时。事情闹大后,父亲被通报批评记大过,其他领导介入进来。好在父亲人缘好,有人帮着说好话。后来,那个干部再也没敢给父亲穿小鞋。这件事过后,父亲开始酗酒,脾气也变得暴躁。
那两年,我在学校也过得提心吊胆。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很厉害,光是训人,就能把学生给训哭了。只要她一到,班上立刻鸦雀无声。她经常打学生,粉笔、尺子、三角板、凳子,手头有什么,就拎起来打。有一次,同桌的女孩被叫到黑板前做题,她做不出,被老师摁着头,往黑板上撞。
我也被老师打过,因为忘了带作业。父亲特地骑摩托车,把作业送到学校。父亲的思想很传统,他觉得,老师打你,那是对你负责。因为这位数学老师,我从小讨厌数学,甚至对上学产生恐惧心理。四年级后,我转到了另一所学校。
初中之前,我更多地是在李大大家玩游戏,他家也有一台红白机。李大大是父亲的战友,人很爽快,和父亲交情很深。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跑去李大大家玩。无论什么时候去,只要我没吃饭,他们都会做给我吃。想打游戏,他们也会让我玩。李大大还会跟我一起玩,他喜欢《魂斗罗》和《冒险岛》,水平很高,策略游戏也玩得很好。
我当时觉得,李大大家真好,真民主。他们家的两个孩子能够有这么一个开明的父亲,肯定很幸福。
直到李大大的大儿子离家出走,我才知道,原来李大大和我父亲是同一类人。或者说,那个年代,在部队呆久了,对下一代的教育方式,有相似之处。他的大儿子想学画画,走美术这条路,李大大不同意,用棍子把大儿子的腿给打断了。至少,父亲没对我下过这种狠手。
六年级的时候,同学带我去游戏厅。我第一次知道,身边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从外面看,那是一间普通的摩托车修理铺。但修摩托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进进出出。往里走,你会发现,后屋摆着一排游戏机。
学会骑自行车后,我把早饭钱省下来,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游戏厅。姥姥家附近有一间,是开在家里的。老板把客厅腾出来,摆了两台电视和游戏机,旁边放几个小板凳。你敲门,说打游戏,他们就会放你进去。一次,我正在那里打《拳皇》,画面突然静止不动。我喊了声,老板,盘卡了。一回头,看见父亲站在我身后,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在我脸上。回家后,又是一顿揍。
童年时代,虽不能说是在惊恐中度过,因为也有很多美好的记忆,但确实是过得战战兢兢。游戏成为我唯一的避难所。我那时多么渴望玩游戏,哪怕只能玩十分钟,也满足了,再挨打,也值了。
父亲转业落在环卫局,负责垃圾处理。我当时以为这是脏活,很低级,管他叫“垃圾经理”,其实这是肥差。家里的条件渐渐好了起来,但父亲的酗酒问题比以前更严重。好在那时我已经学会顺毛捋。
家里有了录像机和彩电,母亲会租录像带回家看,我也跟着看,算是弥补了玩不到游戏的遗憾。我对电影的喜爱,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但父亲对于电影,或者说“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极为抵触。小学五年级,我第一次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名字,听说他的舞跳得很好,想方设法找到一盘录像带,打开电视,津津有味地看。父亲撞见后,气得脸都紫了,取出录像带,砸了个粉碎,咆哮着说:要是许世友在,绝对给他枪毙了,这就是个流氓!
我当时看的,是《The Way You Make Me Feel》这首歌的MV,其中有一段,迈克尔·杰克逊在夜幕降临的纽约街头追姑娘。
初一开学的前一天晚上,父亲郑重其事地把我叫进他的房间,说,你现在已经长大,爸不再打你了,上了初中,你要保证我三件事:第一,不玩游戏,大人要有大人的样。第二,不谈恋爱,你的感情还不成熟。第三,认真学习。
初中,我偏科偏得厉害。理科很差,文科很好,英语尤其优秀。考试时,我用小灵通给同学发选择题的答案,操控三个班级的英语作弊。对英语的兴趣,是游戏培养起来的。玩《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时候,我一头雾水,看不懂任务简报,不知道这游戏到底该怎么通关。我把所有人杀了,车也炸了,还是没法继续。我想着,学好英语,今后可以痛痛快快地玩游戏。
我们家那时已经从部队大院搬了出来,搬进新房。我有了自己的屋子,有了第一台电脑。电脑就放在我的屋里,很方便。我在电脑上玩模拟器,把Neo-Geo模拟器的几百款游戏,打了个遍。以前玩街机得花钱买币,有了模拟器,可以无限投币续玩,感觉特别爽。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偷偷拨号上网,用雅虎搜索成人网站。
网游也是从那时开始接触。有一次写作文,我写的是在《秦殇网络版》里与朋友组队的事。故事挺简单,我在野外遇到怪物,陷入苦战,有人救了我,我们一同组队冒险。后来,我们在现实中见了面,成为朋友。这篇作文被老师打了零分,我不服,跑去办公室问老师,为什么打零分。老师说,文不对题。我说,作文题目不是写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嘛,为什么不能写这个。老师说,就是不能写。
之所以写那篇作文,是受了游戏杂志刊登的一篇小说的启发。初中到高中,我买过不少游戏杂志,《大众软件》《家用电脑与游戏》《电脑游戏新干线》。买回家后,把盗版游戏盘藏在杂志里,杂志塞在床板下。
初中,父母的感情危机愈演愈烈。父亲是大男子主义,独裁专制。母亲偏文艺,性格活泼,但文化水平不高。有点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和褚琴。他俩经常吵架,我明显感觉到家里的气氛很不对劲,于是尽可能减少在家呆着的时间。家里待不下去,我就去学校寄宿。
父亲很少来看我,一个学期也见不到一两次。母亲有时候会来看我,同一个叔叔一起来。那个叔叔对我特别好,好得有点过分。我当时也没多想,直到身边的同学说,你妈怎么老是跟那个叔叔一起来,怪怪的。我心里的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初三那年,我的人暴瘦,整天郁郁寡欢。时至今日,我仍然不太愿意面对。我知道,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父母双方都有责任。父亲不关心母亲,对母亲不信任,两人的性格也长期不和,母亲感受不到关爱,家里缺什么,就会去外面找。母亲比较单纯,容易轻信别人。后来,她还被那个人给打过。
现在我理解,母亲其实也是受害者,但当时没法理解。毕竟那时还不懂成年人的感情世界,没法设身处地站在母亲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把她放在了一个背叛者的位置上。我可怜母亲,同情母亲,但这件事对我伤害极大,导致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个心结始终没法解开,以至于影响到了我后来谈恋爱,以及对其他女性的态度。
这件事闹出来后,亲朋好友都知道了,风言风语传得很快。不同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来找我聊,我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不想让爸妈离婚,但去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从当时的情况看,不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父亲愤怒到有点疯癫,一夜不停地走来走去,骂个不停。母亲整日不出门,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哭哭啼啼。那时的我,特别想死。那段日子黑暗混沌,看不见未来,我不知道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
游戏又一次成为我的避难所。我躲在屋里玩游戏,不跟父母交流。我买了套《藏经阁》,里面有《太阁立志传》合集。一代和二代玩不了,我从三代玩到五代。
我是藤吉郎,家徒四壁,唯有上进。通过努力,我成为武士,又升为组头。我可以和宁宁结婚,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去,她都在,永远那么美,永远不会背叛任何人。
直到现在,《太阁立志传》还保留在我的电脑里,想起来,就打开玩会儿。有时候,它会把我又拖回那段痛苦的日子:父亲在客厅里疯了似的骂人,母亲在卧室里哭,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玩《太阁立志传》。
我心中已经认定,父母肯定会离婚,但最后没离。母亲变得少言寡语,父亲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我也没考上什么好高中,进了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可能觉得,这孩子已经废了,于是提前给我安排了连读大专的出路。
上了高中,我不再学习,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锁上房门,自己在屋里玩游戏。为了不让我反锁房门,父亲把门砸坏,把显示器搬走,机器也摔在地上。虽然我很想把冲突升级到肢体对抗,但心底里还是不太愿意这么做,始终没还手。
家里不能玩,就去网吧。2005年,《魔兽世界》在国内公测,我投奔艾泽拉斯大陆,每天和同学流连于网吧。
前面忘记说了,初中,我买过一台PS2,是问母亲要的钱,一千多块钱。这件事,我愧疚至今,因为这笔钱几乎是在伤害母亲感情的基础上要来的。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混蛋的事之一。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拉着朋友来家里玩PS2。欢乐的记忆挺多。一天下午,我和朋友逃课回家玩《铁拳》。朋友选的是跆拳道高手花郎,他那时在练跆拳道。我嘲笑跆拳道垃圾,告诉他,职业摔角才是最强的,我选的是职业摔角手马杜克。我俩战得天昏地暗,从下午打到晚上八点多。听到门口有动静,我赶紧关机器拔插头,回自己屋里,假装学习。
职业摔角,我是从初中开始看的。偶然下载到一期“周一晚RAW”,记得那场是Triple H和威廉·瑞格的硬核赛。我的天,太血腥了,锤子铁链什么的,看得我目瞪口呆。那时还不是PG时代,比赛里有很多粗口和特别暴力的东西。
国内看职业摔角的人不多。我找到一个摔角爱好者论坛,那上面的网友基本都是北京的。每个月的“Pay-Per-View”,大家在西直门一家羊蝎子店的地下包间聚会,边吃边看。我有时候也会坐火车去北京,参加他们的聚会。看完后,在附近找个地方睡一觉,第二天再坐火车回家。
高中,我每天去健身房健身。身材练得有点像职业摔角选手Triple H的低配版。怎么个低配法,把腹肌去掉,胳膊和胸瘦一圈,就差不多了。我那时在玩格斗游戏《VR战士》,觉得格斗是个好东西。健身房有位教练是业余拳击手,他介绍我去学了拳击。我自己还尝试做一些摔角的动作,现在想想,其实挺危险的。
高中就读的那所学校,风气不是很好。一次,班上有个混子想找我麻烦。我往教室后面走,他跟在后头挑衅我。我想炫耀一下,转身抓住他的衣领,一个过背摔,把他摔在桌上,桌板被砸裂,好在人没事。不打不相识,后来我俩成了朋友。这哥们毕业后,买了辆二手面包车,在县城之间来回送货。
高中不怎么学习,除了自暴自弃,另一个原因是,我想着,反正可以直升大专。直升名单是在入读高中时报上去的,没想到,校长安排名单时,把我给漏了,本来是六十五人,只报上去六十四人。到了高三,才发现,为时已晚。父亲不信,到处打电话问,确认没戏后,他气疯了。以前那种可怕的状态,又回到了他身上。
我也像丢了魂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天,茶饭不思。原以为自己根本不在乎读不读书,这时才发现,其实还是在乎的。就好像你正听着一首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歌,跟着一起哼唱,快到副歌高潮部分的时候,歌突然断了,你一下子就懵了。
而且,我始终觉得自己本性不坏,脑子也聪明,和那些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打架劫道的混子,有着本质区别。高中虽然没好好学习,但我的英语听力、口语和阅读能力提升很快。我可以不用字幕看美剧看英文电影,我可以轻松地模仿不同的口音,我听国外各种流派的音乐,古典流行摇滚爵士都是我的菜。我最喜欢的歌手是约翰尼·卡什,几乎可以唱出他的所有歌曲。
高中,我还参与过电影和游戏的汉化。我给猪猪字幕组做过电影字幕,游戏《泰坦之旅》从开头到第三章的主线剧情,是我翻译的。汉化完成,即将发布时,娱乐通宣布代理《泰坦之旅》,给我们的汉化组发了律师函。汉化包最终没能正式发布,只是发在了TLF论坛上。令人气愤的是,后来我们发现,娱乐通直接盗用了我们的汉化成果,错别字都没改。
不过也得谢谢他们,原封不动地照搬我们的汉化。今天,很多玩家仍然能在游戏中看到我们的名字。Steam平台发售的《泰坦之旅》官方中文版,玩家点击第一个NPC,会弹出对话框,滚动显示所有汉化人员的名字,这是汉化组安插在游戏里的一个小彩蛋。我也在其中,名字是“德州响尾蛇”。这是美国职业摔角选手冷石·史蒂夫·奧斯汀的绰号。
我当时想过,等上了大专,念个中文或新闻之类的专业,然后去游戏杂志应聘编辑。游戏当年被称为“电子海洛因”,主流媒体铺天盖地批判游戏,只有游戏媒体站出来,为我们玩家发声。我还记得,《焦点访谈》做过一系列游戏毒害青少年的节目,父亲逼着我坐在电视前看。他在旁边看,看我有什么反应。
大专没读成,我的校园生活就这么结束了。成为游戏编辑的梦,也离我而去。
父亲又恢复到以前暴跳如雷的状态,不停地骂我不好好学习。偶尔也会说,这是他的错。言语间有些无奈和自责。
我从未因为这件事而埋怨父亲或任何人,包括后来的很多事。因为我知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为,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没书读了,怎么办。我跟父母商量,想去当兵。他们不同意。在他们看来,我这是狗急跳墙,而且,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忍受得了部队的生活。但我坚持要去。我不能一辈子在这么一个小地方混日子。有游戏打就知足了么?我将来还想玩更好的游戏更贵的游戏,我想买正版,我想把它们收藏起来。我希望离父母远一点,去一个他们管不到的地方。
当兵也不容易。找关系、送礼、托人,才能把档案提出来。档案提出来后,还要找接收部队。各个部队每年在不同的地方征兵,有些地方,想当兵的人多,就有了获利的空间。
2007年12月,我终于踏上了去边疆的火车。父母送我到车站。母亲哭得不行,父亲表情严肃,叮嘱我,到了部队要如何如何。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平静地上了火车。
我随身带了几件私人物品: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装满约翰尼·卡什、猫王的歌曲的MP3播放器,歌词打印了出来。听说部队不允许使用MP3,没法听的时候,可以对着歌词自己唱。我还带了一本2007年10月的《大众软件》,里面有篇文章没看完。
刚到新兵营,很快就认识了几位玩《魔兽世界》的战友。可惜他们只玩《魔兽世界》,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戏,没有之一。他们不知道PS、Xbox,不知道《铁拳》《战神》,也没听说过《太阁立志传》。
我们的兵种是武警,平时除了训练,还得站哨,每班哨两个小时。第一年,在一座小城市的看守所站岗。整个中队不到二十人,周围是一片乱坟岗。白天站一班哨,夜里还有一班等着你,每天如此。
我喜欢夜里站哨。夜里只有我一个人。冬天下大雪,地上铺了厚厚一层雪,月光撒在上面,很美。我在哨位里,看着外面,轻轻地哼唱约翰尼·卡什的那首《Like a Soldier》。有时候,我会给自己讲故事。声音太大的话,警卫值班室会用对讲机呼我,问我是不是疯了,一个人自言自语。
父母给我写信,问我过得怎么样,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信。从那开始,我养成了写信的习惯。部队生活单调,书信成为我的寄托。
我写了很多信,写信给朋友,请他们寄书寄杂志给我。有位朋友很贴心,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信,告诉我新出了什么游戏,怎么玩,杂志评分如何,甚至会把那一页影印下来,寄给我。
每次中队收信,我的信封总是最厚的,鼓鼓囊囊。他们怀疑有什么问题,搞了一次审查,发现里面全是游戏相关的资料。队长问,你这么大了怎么还玩游戏。我低头不语。这种问题,你和带偏见的人是没法沟通的,再解释也没用。这方面,我有过无数教训。
实在无聊,我就自给自足,自己在笔记本上设计游戏。我的游戏应该是什么样的,世界观如何如何,照猫画虎,画几张地图,还挺有意思。
再后来,这样也觉得没劲,我开始写武侠小说,有点像评书。我从小爱听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三侠五义》,不知听过多少遍。就照着这么编,编完一段,讲给班里的战友听。这些故事其实编得挺差劲的,没想到有人喜欢。有一位战友叫赵虎,邯郸人,特别单纯可爱。他很喜欢我编的故事,总是跑来问我,下面的剧情是什么,啥时候能写出来。
上政治课,我把以前读书时练就的一项技能发挥到了极致。指导员在台上讲,我在台下假装听,盯着黑板发呆走神,脑海里模拟各种游戏画面,假装自己在玩。类型不限,即时策略游戏最难脑补,格斗游戏最容易。我脑补过《拳皇》的山崎龙二如何打陈国汉,还为他们设计了一些新招式,下课后用火柴人把这些招式画下来。
无趣的人才会无聊,这句话说得挺对。无论多么枯燥的环境,我都能给自己找到点乐子。当兵那两年,各种胡逼的游戏设计,各种二逼的小故事,各种乱涂乱抹的漫画,还有越写越长的“退伍回去要玩的各平台游戏列表”,写满了三个大笔记本。
部队还有个好处,没人管你看什么书。部队图书室的藏书,有些是别人捐助或丢弃的,有些是收缴后几经转手的。我淘到不少有趣的旧书,比如手抄本《聊斋志异》,居然还带备注。古人写文,言简意赅,短短几个字就能让人浮想联翩。《聊斋志异》里各种牛逼的故事,有鬼有狐,有温情有色情。我觉得,蒲松龄这家伙,完全可以去写色情小说了。
退伍前,我向指导员申请带走一些书。指导员看了我想拿走的七本书,说,只能带三本。我选了手抄本《聊斋志异》、古汉语词典,还有一本1960年代出版的社会学辞典,里面全是斗资批修的文风,很有意思。
整体而言,当兵的日子对我来说不算痛苦,当然,也谈不上舒服。新兵入伍时,会发一本笔记本,笔记本上有日历。每隔几天,我就在日历上划掉已经过去的日子。有时候故意不划,攒一个月,一次划个痛快。战友说,怎么感觉你像在坐牢。
第二年,我换防到另一座城市站警卫哨。一个周日的傍晚,天气闷热,我们准备恢复正课,突然警铃大作,所有人条件反射般地扔掉手上的东西,奔回宿舍作准备,全副武装集合。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通常是中队长或指导员出于各种理由所作的快速反应训练。
大家集中在学习室报数,这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仍然以为这只是一次模拟训练而已。直到我们看见中队的两位主官也全副武装出现在队列前,才觉得不太对劲。这次是动真格的。
第一反应部队已经出动好几批,我们焦急地等待,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随后,战斗班的党员士官也顶了上去,但人手还是不足。接下来,轮到我们这些老兵上场了。说不害怕那是假的,没人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哪怕在没有灯的军用卡车里,我也能清楚地看见一张张紧张到煞白的脸。
接敌后,紧张的情绪消失了。我拿着防爆盾,握着警棍。盾牌弹走一块块石头,警棍抽向持刀冲上来的人。肾上腺素疯狂分泌,连疼痛都感觉不到。直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我才发现,自己的右小臂被砍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失血过多导致晕厥。
我看着医生用剪刀像切生牛肉那样,切开我的皮肤,一层层对齐码好,剪掉多余的部分。肌里四层,皮肤一层,总共缝了八十六针。医生告诉我,再深一点,就砍到筋了。所幸没什么大碍,但也落下了后遗症。我的右手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力,每逢湿冷天气,伤口又疼又痒。
到了秋天,局势已经被控制住,整座城市仍然处于戒严管制之下。当地的老百姓看见我们,像是见到亲人。走在街头,有人给我们送盒饭送水果送冷饮,出租车司机愿意免费接送我们。电台里,主持人泣不成声,感谢人民子弟兵。陌生人见到你,都会报以善意的微笑。好几次,我莫名哭泣,不知道是因为感动,还是为自己能够活下来而激动,或者是极度紧张恐惧之后的自然反应。局势平稳后,部队联系每一位战士的家属,做了安抚工作。年底退伍前,我们才有机会亲自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退伍前,我面临选择。当时这座城市急缺警力,我们这种执行过艰巨任务的老兵,是特警的最佳人选,待遇也很优厚。但留下的话,有个条件:九年内不许离开。我觉得,自己还年轻,应该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考虑再三,我放弃了这个选择。部队留我转士官,我也拒绝了。
我们中队拿了集体二等功,临走前,每一位参加任务的士兵都获得军委颁发的处突维稳奖章。我很自豪。但后来听留在部队的战友说,后面来的新兵也都领到了奖章。我有点寒心,于是把自己的那块奖章给扔了。
坐上大巴车离开部队的时候,挺难受,很多战友今后可能见不到了。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像两年前离家时那样,但没能控制住,放声大哭。
义务兵不允许探亲,这两年,我没回过家,没见过父母。回家的路上,我拿出《在路上》又读了一遍,有些东西看得更明白了。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多么疯狂,萨尔最后总会打电话给姨妈,借钱坐车回家。如果不回家,在路上这个行为就没有意义。
父母在火车站等我。一下火车,看见他们,我特别激动。两年没见,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父亲满头白发,像是老了十来岁,母亲也是。以前我觉得,父亲的表情很凶,这次再看,似乎柔和了不少。我第一次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
一路上,父亲没怎么说话。我坐在后排,盯着父亲的后脑勺,总觉得他会说点什么,可他什么都没说。看见我摸出烟盒,他说了句,我刚戒烟,你倒是学会抽了。
晚上,父亲有事没在家,母亲陪着我。我走进自己的房间,电脑还在,杂志还在,游戏还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想玩了。
母亲跟我说,两年前,送我上火车后,全家人在一起吃了顿晚饭,父亲突然嚎啕大哭,怎么劝也劝不住。我当兵的这两年,父亲开始关心母亲,主动做家务,给她做饭,陪她看电视剧,还带她出去旅游。这些都是母亲没想到的。不知道父亲是出于补偿的心理,还是年纪大了终于开窍,意识到应该珍惜身边的人。也可能是三口之家,突然少了一个人,这种失去的感觉让他开始改变。
从新闻里知道我所在的那座城市出事后,父亲心急如焚,吃不下饭,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又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部队的电话是保密的。最后一路托人,层层问,终于问到我还活着,这才踏实吃了顿饭。
2010年,微软的Kinect发售,视频广告做得特别牛逼。我和朋友攒钱买了一台,当时的价格好像是八百多,不到一千。我对父母说,这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游戏,你们可以用这个活动活动,锻炼身体。
买Kinect送的《Kinect运动第一季》,有一款保龄球游戏。先是母亲迷上了,然后我单独教父亲玩,他试了试,发现不复杂,挺简单的。慢慢地,两人在一起玩了。一开始,我还担心气氛会有点尴尬,很快发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夫妻间这么多年的默契,平时可能很少显露,但一直就在那里。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沟通的平台。
看着父母肩并肩在电视前开开心心地玩游戏,我第一次感到,这里像个家了。
之后,我时不时会被召唤回家,或是收到他们打来的电话、发来的短信,让我帮忙调试游戏。怎么放盘,怎么退出,怎么进入游戏,这是什么意思那是做什么的。我耐心地教他们,就像小时候父亲教我打红白机。
但这并不代表家里就没冲突了。我和父亲之间仍然难以沟通。
首先是退伍后的就业问题。父亲坚持要我进体制内,我不愿意。父亲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反正不想在体制内呆着。最后,父亲没跟我打招呼,花了很大的代价,把我弄进一家事业单位。每天朝九晚五,早上去了给领导打水擦桌子领报纸放在桌上,领导来了打个招呼,低头玩手机。中午,乙方请客吃饭,我负责陪酒,斟茶倒水。下午,跟着去KTV,晚上接着喝。之后,要么洗浴,要么回家。
做了一个多月,我实在受不了,心想,不能这么混下去,得想办法走一条自己的路。我和朋友合伙做起了生意。那两年,我做过自助摄影棚,做过装修工作室,做过团购网站,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我没有做生意的头脑。我特别容易相信别人,也没什么金钱的概念,很多时候脑子一热,这事就这么着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其实挺脆弱,远不像游戏里组队那么简单。
退伍后的两三年,发生了很多事,我从自负到自卑再到自负,又跌回自卑,来回折腾。
2012年年底,在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打击下,我陷入极度抑郁,每天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玩游戏。其实玩游戏的时候,我并没有享受到游戏的乐趣,只是习惯性地点开它,就这么机械地玩。
那时的我,脆弱得像一块玻璃,一碰就碎。父母手足无措,带我去精神病医院的心理科,挂号看病。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测试,医生诊断我是重度抑郁,有自杀倾向,需要住院观察。
我最近在看《人类酷刑简史》,里面提到,从宗教的层面看,自虐其实是使自己痛苦的同时,获得一种赎罪的快感。我当时也有这样的倾向,自毁的倾向。
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办,以他绝对唯物主义的人生经验来看,所谓的心理疾病是不存在的,都是骗人的。那段时间,父亲也不上班了,在家陪着我,经常主动找我说话。尽管他说的,和我的问题根本没什么关系。他还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堆心理学的书,背着我偷偷地看。
2013年四月份,我自作主张停了抗抑郁的药。我觉得那个药似乎没什么作用。服药后,我还是难以入睡。而且,一睡着就做噩梦,鬼压床几乎天天都有,有时候还会出现幻听。那几个月,我特别害怕睡觉,等天亮以后,才能稍微迷糊一会儿,很快又会鬼压床,做各种恐怖的梦。
我急切地想找一个出口。我想换个环境,去北京找工作。父母不同意,他们觉得,我到了北京肯定会饿死。我瞒着他们,托以前一起看摔角的那群北京朋友,帮我投了简历。获得面试机会后,我收拾好衣物,带了四千块钱,不辞而别。家里的那台Xbox 360也被我一起带走了。
几经面试,我入职一家海外工程公司,地点在丰台。每月工资四千,到手三千六,房租花掉一半多,还剩一千多块。刚开始,日子过得挺苦,每天啃馒头喝稀饭。第一个月的工资,我申请预支,付清房租后,买了一台很破的显示器,放在不大的出租屋里。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不到一千块钱的现金,一台Xbox 360,一台不带音响的显示器。每天的娱乐,是拿着手柄坐在显示器前,玩没有声音的《美国职业摔角》和《终极格斗大赛》。
到了北京,我彻底断绝了与老家朋友之间的联系。我说不出绝交那样的话,只是更换了联系方式。不再和他们联系,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之前状态很差,去朋友家玩,朋友的家人小声嘀咕:这人有什么毛病吧,怎么一进屋就带着股阴气。这句话挺刺激我的。二是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让我挺寒心。
有个小插曲,随便说说。海外工程需要出国,那年六月,我回家办护照,和父母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他们虽然不赞同,但也拿我没办法。一到家,我就无缘无故地发高烧,医生查不出原因。父母不许我回北京,让我先养好病再说。我坚持要回去,毕竟刚工作不久。一回北京,病立刻好了。护照办好后,我回家拿,又是莫名其妙地高烧不止,比上次还厉害,高烧43度,浑身酸痛。回到北京,病又好了。
我没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可能是冥冥中的某种警告,或者是自己心理上的某种暗示。
七月份,我出差去了非洲,一待就是半年。在这家公司做了两年,从操作升到操作主管,又从操作主管做到地区经理,薪水从四千涨到一万五。在非洲出差,每天还有美金补助。不过,那里的环境相对恶劣,大多数人都呆不久。我是第一个去的,最后一个离开的。
2015年夏天,我和女友彻底分手。那两年,我一直在努力挽回这段感情。我以为,只要自己出人头地,就能够赢得她的青睐,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段感情分分合合,纠缠得太久太深。我很痛苦,回国休了一个月假。为了分散注意,我买了一台PS4游戏机和一台当时顶配780M显卡的笔记本电脑,还有一大堆游戏,直接寄到家里。
回家后,我当着父母的面拆开包装盒。他们问我是什么,我说,游戏机。在客厅的电视前,我接好PS4,拿起手柄,玩起了《战国无双4》。这是人生第一次,我这么理直气壮地在客厅里玩游戏。
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父母对子女的认同,是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基础。当然,我并不是说,子女必须获得父母的认同。我的意思是,这是打破隔阂最有效的工具,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去了北京,非但没有饿死,反倒活得很好,这是父母没有想到的。这份工作完全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也是靠我自己的努力。父母觉得,你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你已经独立,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那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会管你。游戏这东西,也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接受。
父母爱孩子,希望孩子好,这是共识。只是在孩子怎么样才算好这个问题上,各人理解不同。游戏不游戏,都是附加条款。主要条款认同了,附加条款也没什么接受不了的。
从那开始,父亲不再过问我玩游戏的事,也不再提让我回家工作的事。我玩游戏,他最多只是叮嘱两句,小声点。有时候,他还会饶有兴致地站在旁边看,问我玩的是什么游戏。
和女友分手后,人一下子没了动力,不知道接下去该做些什么。2015年年底,我的抑郁症有些复发,不愿与人打交道,有轻微的社交障碍。我提出辞职,公司没批准。调整一段时间后,我出差去了埃及。在那里栽了个跟头,背了不少黑锅。自那以后,我就更不愿意同虚头巴脑的人打交道。再次递交辞呈,这次被批准了。
也就是在这个节点,我现在的妻子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娶了她,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辞职后,我开始玩摩托。我先后换过三辆摩托,最早的一辆是巡航车,带边箱,续航能力强,但车身又大又沉,操作性差。换了辆跑车,但跑车太激进,像个疯子,不太适合我。最后换了辆复古车,穿得好看点,慢悠悠地骑,也是一种享受。
摩托和游戏一样,除了娱乐,也是载体,在它身上积淀有很多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我翻了很多资料,和朋友做了个关于摩托的电台,自己买设备录音做剪辑。我还给摩托的公众号写稿,介绍历史上那些与摩托有关的人和事。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是摩托迷,最后死于摩托。还有一位老兵,双腿被地雷炸断,后来骑着摩托周游世界。
父亲年轻的时候,也骑摩托。他不是玩,只是把摩托作为代步工具。2016年,我从北京骑摩托回家,带上父亲,重访他年轻时的教导队。房子还在,人已经没了。父亲在那里来回溜达,我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他不像是小时候那个只会打我骂我的混蛋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父亲终于开始了真正的沟通。我告诉他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那些委屈和想法,他告诉我当时那么说那么做是出于什么理由。中国的父母一般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碰到什么事都绷着,他们认为感情外露的话,就是在向子女示弱。
有些误会,慢慢解开了。有些事情,父亲还是不太愿意回忆,尤其是那些暴力的举动,每次我问他,他都遮遮掩掩。我告诉他,小时候他的行为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为了躲避这些伤害,我只好远离家庭。他略有歉意,但仍然认为,他做的大多数都是对的。
他说,不让我玩游戏,是怕我赌博,我说我玩的那些游戏和赌博根本沾不上边。他说,不让我看动画,不让我看电影,不让我学画画,都是为我好。
我一直想拍个纪录片,记录我和父亲的事,但这就意味着,发生在母亲身上的那件不愉快的事也会被提及,会揭伤疤。这是父亲最不愿意触碰的。
家里的氛围现在挺和谐的。母亲会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准备去哪儿玩。父亲会打电话给我,说手机上的某个应用不能用了,用微信拍给我看,问我怎么解决。他还问我能不能找到单田芳的评书,网上要花十块钱才能听,他舍不得。
回家后,我会尽量找一些合适的游戏给父母玩。我带母亲一起玩《侠盗猎车手5》,她在游戏里横冲直撞,手忙脚乱,最多只玩半个小时,她就要去看电视剧了。看得出,她的兴趣不在游戏上。
对操作要求不高的游戏,我会推荐给父亲。玩的时候,我会注意观察他的反应。如果他表现出无聊的神态,我就退出游戏,换下一款。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在耐着性子迁就我。2017年,我买了台任天堂Switch送给父亲,他几乎不碰。母亲倒是挺喜欢《舞力全开》,就是嫌麻烦,跳舞还得拴个东西在手上。我还送了父亲一台Mini SFC,父亲问我,有没有《俄罗斯方块》。
我意识到,父亲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类游戏。我给他买了一台iPad,装上象棋、麻将、扑克、俄罗斯方块,还安装了各种音频应用,评书、相声、有声读物,把该付的会员费全部付掉。父亲很喜欢。
一家人现在的状态,我很珍惜,很担心这种平衡会被打破。所以,以前的很多事情也就不愿意再深究了。但内心深处,我还是想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我骑了几个月摩托,在北京四处闲逛,思考今后的出路。以前在老家坐工地办公室的时候,一眼就可以看见四五十岁的自己坐在同样的地方。那时候渴望变化,变化越多越好。有时候,又觉得安心窝在一个地方,处理一些私人的小情绪,好像也不错。约翰尼·卡什有一首歌,叫做《The Running Kind》,唱出了我的很多情绪。小时候,在外面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游戏厅,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玩游戏。长大后,去当兵去北京去非洲。我其实一直是在试图逃离这个家,逃得越远越好。
我又担心,这样不停地逃,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到最后,你会发现,可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只能咀嚼生活随便丢给你的无论什么东西。
我决定转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一直对摄影和视频制作感兴趣,很早就有自己拍纪录片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在时代的漩涡里,没有人不焦虑,没有人不害怕。大家每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静下心,看一看身边的那些人和物,哪些改变了,哪些消失了。
我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Johnny Maier”。“Johnny”是“Johnny Cash”(约翰尼·卡什),我最喜欢的歌手。“Maier”是“Vivian Maier”(薇薇安·迈尔),一位女摄影师,我买过她的几本摄影集。她生前拍了很多照片,不洗不印,自己藏着。等她去世后,这些作品才被发现。我挺佩服这样的精神,一辈子专注于一件事,而且耐得住寂寞。物质化为尘土,唯精神不灭。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在时代的巨大黑色剪影下,留下点什么。
我知道,转行很难,我不是学这个的,也没有任何人脉资源,只是凭兴趣摸索。我从零开始自学,买了很多书,看影视工业网的付费课程,用单反和几个狗头拍着玩。没人给我压力,压力都是自己给的。好在妻子很理解我,也很支持我。
我顺利地找到一份相关的工作,为公司制作一些简单的视频宣传片。虽然待遇不如从前,但干得挺舒心,毕竟是自己喜欢的。忙碌之余,抽空玩会儿游戏,很享受。游戏对我来说,不再是逃避现实的地方,而成了普通的娱乐。
去年八月,我骑车出了事故。胫腓骨上下两端全断,尾骨骨折,腰椎也受了伤,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车祸后,一直养伤到现在。虽然没有痊愈,但可以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这期间,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腿接上后,神经痛,辐射到脚,刀割火烧过电般地疼。疼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大老爷们,捂着被子在那里哭。也因为疼痛导致的情绪问题,给家人带来很多不快。但总算是熬过去了。
《哥林多前书》有这么一段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虽然我算不上一名合格的信徒,但这段话还是给予我安慰。原来,我所经历的、所将要经历的,都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这让我的情绪有了出口,内心重新充满力量。我想活得够久,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出一条怎样的路。
等身体完全康复后,我和妻子打算要孩子。我希望给孩子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和独立思考的环境,希望自己能够陪着孩子一起玩游戏,希望自己不会像父亲那样对孩子粗暴管教。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下午,我和朋友在家玩《龙珠Z:电光火石》。父亲突然回来,喝得醉醺醺的。看我朋友在,他不好发作,满身酒气,坐在那里,骂骂咧咧:玩物丧志的东西,考试又不考这个,都是毒害你们的鸦片,你会玩也没人给你钱,我让你玩一年,什么也不干,就让你玩,看你能玩出什么花头来。
我起身准备关掉游戏机,父亲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推了回去。我一屁股摔在沙发上。他不准我关,要我当着他的面继续玩。朋友既尴尬又害怕,找个借口溜走了。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互相折磨。
有时候,我会跟妻子聊,今后有了孩子,怎么教育。有时候,我也会当着父母的面聊这个话题,他们总是保持沉默。内心深处,我其实有点害怕。岁数越大,我越发现,自己的一些思维和行为都有父亲的影子。但我坚信,我会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我知道,为人父母,除了给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还应该在他们的心灵里播撒下尽可能多的可能性。一本好书、一首好歌、一部好电影、一款好游戏,都有可能成为那粒种子,不经意间发芽。
车祸后,丧失了一切行动能力,上厕所都没法自己解决,得麻烦别人来照顾我,那种滋味很不好受。大半年的时间,什么也干不了,人生仿佛停摆,心情焦虑。
游戏帮我转移了注意力。为了《荒野大镖客2》,我买了台Xbox天蝎座。上午,等家人出门后,我自己费劲地挪到轮椅上,打会儿游戏。尾骨疼,腿也肿胀,没法久坐。打完游戏,躺回床上,整个人几乎动弹不得,浑身哪儿都不对付。
就这样,我把《荒野大镖客2》通关了。很多人可能喜欢亚瑟·摩根,但我觉得,达奇·范德林这个角色更真实。他是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野心家。他试图反抗,但最后发现,自己什么也反抗不了。他没法放弃抗争,因为这是他的天性。在达奇所处的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找不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想到了父母,他们这一代人其实也是这样。在他们的性格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面对社会的巨变,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难以适应,内心难免产生恐惧和愤怒。
前两年,父亲学会了微信支付和共享单车。他第一次在超市坚持付账的理由是,他微信里有钱,还没用过。付款成功后,他挺开心,像个孩子。学会用共享单车后,父亲让我步行,他自己骑车,因为骑不快,有点晃晃悠悠。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教我骑自行车的情景,只是一切都倒了过来。
说到这,我有点想哭。时间过得太快,那么多伤害和幸福,一下子就过去了。
评论区
共 90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