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迷信》：反对后现代与激进女权主义的理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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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网经验丰富的人，想必见识过这么一帮人。
他们擅长于摆弄各种艰涩的词汇，以你能想到最为佶屈聱牙的文法评论包括文学、电影、摄影、建筑、哲学、环保、女性主义、资本主义等众多领域的现象。他们总是喜欢在对某一事物只有浅薄了解的前提下便高高在上地以同一套话术信口开河，而这些人最大的共同点莫过于——不说人话：
这正是今天市场经济的消费结构中生成的欺骗性的伪欲望场境。消费场中，人是被一个看不见的铭记凸状锁链捆住并强迫消费的。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强制性并不是外在的可感的东西，而是消费中的诱奸！
                                    ——摘自张一兵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评论
先不论其观点正误，其实这段话用大白话说就是「市场经济向人们灌输了虚假的消费欲望」，非常简单。但用上「欺骗性的伪欲望场景」、「铭记凸状锁链」、「消费中的诱奸」等莫名其妙的修辞后，便显得高深了起来，使这段本应人人都能理解的话变得似乎与光学前沿论文一样，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便无法读懂。
如果说出自专业学者的文字稍费工夫还能理解，那么他们那些火候不足的拙劣模仿者写出来的东西更是拗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文章的内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充其量算是一种复杂化的复述或者幼稚的牙牙学语而已。

但很不幸，这种烧脑的文风使得追随者们很容易为自己的作品营造出「不明觉厉」的形象。当极端晦涩的文字与简单得无异于拍脑袋想出来的、迎合读者直觉的结论被一同端上来，缺乏辨析能力的读者便倾向出于对「维护女性权益」、「批判消费主义」等主题的喜好以及对「高端学术」的崇拜而表示赞赏，受到激励的作者从而更勤奋地写作，于是当下这类型的文章井喷式地出没于众多涉及到文化领域的、门槛较低的社区中。想要参考的话，只消在机核搜索「后现代主义」便能发现成吨计的胡言乱语。
怎么称呼这些人？1994 年，两个忍无可忍的科学家保罗·R·格罗斯（Paul R. Gross）和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写了一本名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的书来反驳种种玄奥理论与晦涩文风。如你所见，这类人被他们归类为「学术左派」。当然，这只是一个宽泛的分类，但考虑到「学术左派」的多样性，你很难找到更好的词语去描述他们了。
除了对全球变暖的态度过于乐观以外，这本 25 年前的著作今日看来依然丝毫不显得过时，反过来，这意味着他们所批评的东西数十年来几乎一成不变，而只需要借助基本的理性与逻辑便能反驳那些废话的现实也并未改变。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年轻人接过前辈的衣钵，于是 70 年代的蠢话几乎原封不动地传承到了我们面前。

在下面的段落里，我会尝试使用《高级迷信》的定义与见解来分析目前遭遇的乱象。顺带一提，《高级迷信》还启发了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本书出版两年后完成了一次让学术左派们颜面扫地的「直钩钓鱼」恶作剧，关于此事会在文章末尾详述一遍。
什么是学术左派？
学术左派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拿出了什么响当当的证据，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坚持不懈、恬不知耻地诉诸其道德优越感。如果你反对女权主义对科学的批评，那么你就是维护旧有的男权世界科学的罪人；如果你对生态启示论的花言巧语持有异议，那么你就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污染者那无餍贪欲的代言人；如果你拒斥后现代主义那些晦涩的、玄而又玄的奇思异想，那么你不仅会因自己的愚钝而被嗤之以鼻，而且还会被告知，你所中的西方认识论的毒害已深入骨髓，与堕落的欧洲白人男性霸权主义一样已经无可救药了。
                                                                                   ——《高级迷信》
尝试去定义学术左派的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原因倒是比他们的文章简单得多——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突出的共性，也没有信奉的自洽的学说。
从目的上定义他们不太现实，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特别的目的。这帮人既可以在上世纪 60~80 年代的变革中鼓吹反对利用一种理论来归纳整个社会的「宏大叙事」，其前辈也可以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坚定不移地主张用「宏大叙事」来改造世界。只要能反对主流，左派完全乐意采纳任何主张。

非要说的话，这一亚文化圈子的标志是一套共同信念：热切地关注文化问题，尤其是强调根本的政治变革迫在眉睫，并且相信这种变革只能够在文化领域中完成。对于在政治领域寻求消遣、信仰的对象或投机的题材的知识分子来说，循序渐进的改革使人厌倦，而革命却令人激动。
这也是为什么，学术左派总是果断地站在反对「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前线，哪怕他们对正在反抗的对象知之甚少。赢得知识界的决定性手段不在于收买和说服，而在于「革命」这个词本身，没有人想反对它。
正如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完全正义、公平、自由、健康、和谐社会的理想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这是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让一些人满意的东西肯定会让另一些人失望，人们最终获得公平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且，自由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人们能够自由地搞砸自己的生活。或许自由民主能够取得进步，但是只能在永不停歇的混乱妥协和永不停歇的改革背景中进行 。
                                                         ——斯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
早在左派最活跃的年代之前，雷蒙·阿隆便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归纳出使得左派受到激励的三大精神根基：自由、组织与平等。「自由」代表着反对权力压迫，赞同个人的安全；「组织」意味着用一种新建的秩序取代传统的自发建立的秩序；「平等」则是反对基于出身和财富的特权。
讽刺的是，维系左派的几种精神根基本身是相互冲突的：他们希望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人类从来都不是在自由与平等的环境中演化而来的，个体发育的区别、对内群体天然的亲切、对简单偏见的喜好、对领袖的天然追随以及财富积累的自然机制，都在向我们昭示一个自由的社会必然带来不平等，除非在社会背后有一个尽力维持着想象中的平等的利维坦。用强权来保障平等自由，多么好的主意！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起作用的心理因素在于，它提供了成为先知先觉者的可能性，以及成为特权阶层一份子的可能性；它所掌握的特定话语风格给了人们在别处都得不到的见识，并且授予一种（常常自命不凡的）认知态度以特权。后现代主义的许诺是，有能力塑造一个合乎任何人的公平观的世界。
                                                                                   ——《高级迷信》
为了达成他们梦想中的变革，学术左派成员们发展出了一项最有力的武器——「后现代主义」。在我上面所批评的那些文章里，大都充斥着黑话、讳称、阉割的逻辑和试图掩盖事实的排比句泥潭，而这些大多源于后现代主义的贡献。

任何一位作者，只要在文章中充分运用诸如「语境」、「文本」、「消解」、「解构」、「话语」、「他者」、「景观」、「图式」、「分形」、「异域」、「质化」、「戏仿」、「想象域」、「伦理场」、「逻辑缠绕」、「双重的考古学」等见鬼的术语（抱歉举例有点多，但实在是太有趣了），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学术左派成员和后现代主义者。哪怕是反对者，也会不情愿和不自觉地用上他们这些新奇的词语。
仅需换换顺序，改变一下组合，便能得到毫无意义但晦涩难懂的长篇大论。后现代主义评论的基本结构，是在文章的开端将简单的事实与道理用他们的语言重新包装复述一遍（记得大量使用排比句！）尽管这个过程中什么观点都没提出，却很可能已经「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了。正当你看完这些隔靴搔痒，以为终于要切入正题给出什么有价值的批判意见时，作者却适时地从原有的主题上溜走，继续在另一个主题上复述简单事实。
波普尔（Karl Popper）在《反对大话》（Against Big Words）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窍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言辞，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大多数哲学系（尤其社会学系）的智力标准都流于浮夸，并纵容虚假的知识，而这些人似乎都极渊博。”
追根溯源，后现代主义的行文风格可上溯至尼采。在尼采的时代，得到科学加持的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已经表露出脱离哲学自立门户的趋势，曾经无所不包的自然哲学显得气息奄奄。作为一种自救方法，当时新近分化出来的「欧陆哲学」尝试抛弃科学和理性，通过夸夸其谈和「语无伦次的庆典」混淆视听，企图以无法理解的隐喻维持哲学曾经的崇高地位。

作为其中的出色代表，尼采从古典哲学这一封闭而晦涩的学科出发，通过「酒神-日神」等怪异的隐喻，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激烈无情的批判，从而达到了一鸣惊人的效果。其本身的理论在他所处的时代自有其意义，但这并非重点——重要的是作为出色的文学家，他优秀的文字感染力让人们意识到，基于一个宏大的目标去大量援引古典著作以及创造各种社会隐喻可以多么容易地夺得读者眼球。关于这一点，了解过著名后现代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所研究的「知识考古学」或「权力谱系学」的人都能体验到一种既视感。
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什么？很难说得清楚，它本身并非什么成体系的观念，更遑论公理系统。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态度与情感基调，一种否定一切现存社会安排的否定论（可以理解为某种「杠精」精神）。
它首先把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揪出来作为假想敌，辩称启蒙运动一直试图建立起一个「理性计划」，用知识将社会打造成一个完美世界；接着，后现代主义者再站出来，宣称启蒙者的「知识」其实是诞生于偏见的，因此他们的知识并不可靠，他们的「计划」注定是无效的、自我欺骗的和压迫的，后现代主义便是要通过多元性来打破这种一元话语体系的奴役。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关于后现代最重要的作品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境况》。利奥塔在作品中指出，现代社会的部分支柱已经倒塌，科学这种现代社会主流知识形式的合法性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那些更具本土特征的知识类型，例如古老的民间知识、宗教信仰和生活常识。科学思维的去中心化，标志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
学术左派的核心宗旨只有一个：对于在过去数百年里一直受到西方文化推崇与支持的思想体系，必须剥去它们所声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正确性，以及不随时间、情境而转移的有效性，它们所表达的不过是局部的「真理」或「结构」，只有在特定的政治符号体系中才是有意义的。
不管他们最后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打破知识的压迫，至少在动机上说，后现代主义可谓雄心勃勃，逻辑似乎也说得过去。然而很遗憾，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鞭挞两百年前的启蒙思想无异于跑去批评说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不够科学，启蒙精神早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尝试克服本身的缺点。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罗素的文章中，便指出了人类的观点根植于经验主义传统之上，驱使人的行为的其实是欲求（desire），理性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实现追求的工具。显然，现代的理性主义者很难说还保留着重新设计社会的冲动，特别是在苏联与美国「落城」等乌托邦尝试遭遇失败以后。
科学文化不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自作聪明，科学共同体正是深知科学并非特别高尚的信念，才会因此设置公开辩论、同行评议以及双盲法等机制以规避人类的弱点，尽力让知识变得更为可靠。要不是这样，科学家大可以像他们的对手一样抱着死水微澜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依据，而不是尝试发展出进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等更好地理解人性的新理论。
社会建构论
在某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中间日益滋长着一种倾向，那就是热衷于打造古怪乖张的理论，这通常表现为，从根本不精确的论证偷偷溜开，不顾一切地赶紧抛出一堆纯粹的胡言乱语。
                                                                                   ——《高级迷信》
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了对科学与社会制度的全面围攻，而他们最为倚仗的是名为「社会建构论」的工具。
社会建构论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当时有学者认为，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其实是利益相关方故意建构出来的，学者们「创造」社会问题为的是给自己的研究和事业争取经费与投资。因此，他们开始怀疑社会现象的真实性，强调社会现象是被社会关系所打造出来的。从这个观点引申开来，得到了所谓「弱形式的文化建构论」。
以科学为例，弱形式建构主义认为，在科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本身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完全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处于风口的当下，的确有许多公司斥巨资投入相关研究，单是去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便为打造出 ALPHA GO 的人工智能子公司 DeepMind 耗费了超过 10 亿美元。而达尔文的性选择理念也过了很久才被社会承认，因为它冒犯了当时“女性是被动的”主流观点。由于本身过于平庸，我们完全可以原则上认同弱形式的文化建构论。
但左倾的人文知识分子很快就将科学与资本主义霸权联系起来，提出了强纲领的文化建构论（SSK）。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什么客观的知识，而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谈判的结果，通过限制不合群的科学家发声，作为一个阴谋群体的科学家可以轻易地操纵知识。因此，科学是一个完全的社会构造，是一个类似于神话故事的意识形态，它的合法性并不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从业者的认可。既然科学只是一种记载了社会规范的寓言，那么它存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使某个阶级、种族、性别能够堂而皇之地凌驾和压迫其他群体。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建构论并不比共济会阴谋论高明多少。

从强纲领的文化建构论出发，当气象台发布台风预警信息时，我们必须相信这并非因为室外狂风肆虐，而是因为几个气象专家在会议室里一致同意台风即将来临。同时现代科学体系也是一种充满了傲慢与成见的压迫：科学团体要求入门者多年的正规学术训练资历，通过精心策划的教育系统和同行评议来屏蔽那些不同的声音，实验室垄断研究设备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真是罪大恶极啊！
但只要回顾历史，便会发现文化建构论似乎无法解释那些曾经在科学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以小博大事件。例如完全颠覆日常经验的量子物理登堂入室；由被排挤的科学家、年迈的女权主义者、心怀慈悲的牧师兼医生组成的小团队违背社会压力发明出口服避孕药并改变了女性的命运；亨利·拉布洛提（Henri Laborit）完全出于意外地发现的精神药物氯丙嗪突然地推翻了精神分析学派对美国精神病学界的统治，等等。
若是用后现代主义者们常用的话语分析和建构主义来分析一场足球赛，结果会是怎样？他们会说足球比赛规则所运用的语言本身是模糊的，不足以构成规则；而裁判也不应该有高于其他人的权威，在场每个球员对于判罚的意见都有着同等的地位。显而易见，要是这样的话足球赛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社会亦然。
模糊性本身不构成问题。托马斯（W.I.Thomas）的著名论断解释了社会运行的原理：“如果人们将某些情境定义为真实状态，那么它们就会产生真实的后果和影响。”我们根本不需要语言学上完美精确的规则，只要参赛的每个人都认同规则本身就足以让球赛顺利运行。同样地，为了不让每个人各执一词，裁判被赋予了专断的权力，对于球赛而言，这是一种必要之恶。
更何况，模糊性本身就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弹性。社会绝对没有严格地排斥任何主流之外的人，像是此前胶衣娃娃事件中也有支持事主一方的声音，关于越轨行为的公共讨论动态重塑着社会规范的边界，这正是社会的魅力之一。
建构主义的缺陷
文化建构论者从一开始就假设文化建构已经发生了，接着，他们牵强附会地解读一堆历史记录，煽动读者的情绪；最后，他们炮制出一种理由来解释文化是如何建构了理论，然后该项理由又被当做文化建构论的前提假设而被提出来。无论就形式还是论证推理而言，这一过程都像极了精神分析者的那套把戏，后者正是用自己的解释来确证其使用的原则是有效的。在这两种理论中，循环论证和诡辩术都支配了一切，极少出现有价值的证据。
                                                                                   ——《高级迷信》
如果科学方法被罢免了作为发现世界真面目的独一无二的精确方法的地位，那么竞争的观点——尤其是来源于社会的大众基础和反抗运动的那些观点，就立刻获得了一种更高的认识论地位。如此一来，原本被科学理性视为迷信或无稽的传统观点和主观评论便被他们合法化了。在将一切事物都解释为语言游戏后，后现代理论家们推导出现实并不存在、人类意识完全是语言的俘虏、谁掌握了语言谁就掌握了全世界等后续结论。
这一点比看上去更重要，因为它是“少数群体发声重于事实”这一思想的来源，既然证据都是统治群体伪造出来的，那就没有必要相信科学理论和法院判决，任何现有证据都是为剥削站台的阴谋。而被压迫者需要做的，就是否认秩序，坚持己见。
作为反对权威奴役的例证，一些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就认为，现代医疗化导致怀孕、分娩等许多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攻占：
怀孕这一正常的现象却被当成是疾病一样充满风险和危机，必须要运用各种技术仪器检查。分娩是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今，她们丧失了对这个过程的控制权，她们的看法和知识，在医学专业人士面前几乎完全不值一提。
尽管坦诚地说，从科学角度来看，一般人的看法和知识在专业人员面前确实不值一提，如果不按照现代医学而是依据个人观点来接生，新生儿的死亡率将会比现在高得多——但在批评者看来，维护观点平等似乎比婴儿的性命更加重要。

另一个在社会学上更常用的例子是，托马斯·萨斯在其著作《心理疾病的迷思》中宣称精神病学给患者贴上诊断标签只是用来孤立、打击和贬低某些个体的手段。这种激进的说法认为每个精神病人其实都是正常人，只是遭受了社会的排挤。诚然，对同性恋和网瘾是否精神疾病等触及到疾病定义边缘的争辩充满了争夺话语权的意味，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带来的生理痛苦确实真真切切的，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不应该将它们一概而论。
同样地，学术左派也认为流行病学将男同性恋列为艾滋病高危群体目的是将他们和异性恋的一般大众区分开来，以求实现对同性恋的压迫。毕竟在他们看来，艾滋病也是一种虚假的社会建构产物。
揭示不同社会群体如何争夺话语权和辩论主导权的工作不是毫无意义，像是将游行称为暴动抑或争取自由会让我们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但建构主义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不管情况如何，他们都感情用事地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这使得他们的话语分析天然地带有严重的政治偏见。
更要命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无法用于检验自身。既然被它批评过的事物都失去了价值、合法性和权威性，那我们凭什么认为后现代主义自己就能逃掉同样的命运呢？如果一切知识都是虚妄，那么宣称“一切知识都是虚妄”的知识本身是不是一种虚妄和建构？当后现代主义者想要传播自己的理念时，他们必定是尝试通过理性和逻辑来说服人，而这偏偏是他们所反对的。
正如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言，万事万物皆主观这一说法本身要么是主观的、要么是客观的，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指出它不可能是客观的，它必然会遭遇不可避免的逻辑崩塌，暴露出其胡言乱语的本质。
正因如此，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家本质上是悲观主义者，带有强烈的失败主义倾向，他们被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吓得屁滚尿流，干脆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亚历山大·阿吉罗斯（Alexander Argyros ）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
因为解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否定论的方法论，所以当要求它处理具体问题时，例如一些政治观点，它就倾向于不负责任，抗拒设立价值标准，这使得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显得毫无用处。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醉心于打碎一切现有的建筑，但对于如何重建，他们一筹莫展，或者说，根本就没想过这问题。他们不过是希望通过宣扬革命性，获得一种颐指气使的满足感而已。
既然学术左派的理论如此荒谬，为什么很少有人站出来明确地反对他们？
一个原因是如法律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所言，“不清不楚的思想，也没有清楚的错误。”（Not being clear, it was never clearly wrong.）在学术左派的写作中，你很难看到什么旗帜鲜明的观点。文化研究包含了对当代以及过去的社会体制的各种各样的思考，在形式上自由地借助着文学批评和性别研究的幌子，旁敲侧击地将来自通俗与流行文化的、吵吵闹闹的辩白，与来自高级精英文化和资产阶级主流态度的、对一切事情的猛烈拷问结合了起来。在他们东拼西凑的作品里面，仅存在一种模糊的态度，包含其间的社会建构论思想是在细枝末节中不经意表现出来的。既然没有清晰的论点，自然无从反驳，哪怕是看出了他们的故弄玄虚，真正的有识之士也只能选择置之不理。
另一个原因是科学家抱有一种傲慢与宽容并存的复杂情感，他们会认为外行人对科学的误解是正常的，后现代主义那些虚张声势的理论和其他民科别无二致，没必要去费心应对。此外，学术左派的主张带有强烈的政治正确意味，不论其手段有多么不切实际，但好歹是举着维护被统治阶级利益的大旗，反对他们的学说总会被不由分说地扣上“反对妇女、工人、少数族裔权利”的帽子，很少有人能承受这种指责。因此，尽管他们的方法好走极端，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但其中表现出的正义感却让社会乐于包容。
于是，左派思想迅速在法国高等师范院校和美国众多人文学院扎下根来，并借助道德高地上的火力优势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价值观。
考虑到文化建构论深刻的反智特征，哪怕是在建构主义阵营里只有少数人敢于支持最激进的强纲领文化建构主义，毕竟也只有最虔诚的信仰者才会相信“上帝实质上是一，位格上是三”以及
“科学共同体控制了我们的一切”等惊人之语。也就不奇怪莫季尔为何会尖酸地挖苦激进建构主义，他建议人们尽快远离这一视角，因为建构主义总体而言平淡无奇，而激进建构主义则“哗众取宠、喧宾夺主”（Motyl, 2010）。
但无论如何，学术左派还是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文化建构论来分析社会，因为这是一种能够为懒惰无知辩护的出色借口。只需用极端的相对主义宣称一切思想都是平等的意见，他们就费不着功夫去学习他们想要批评的科学理论，只管信口开河就是了——在相对主义体系里，严格的科学研究与信口雌黄是等价的。
同时，文化建构论也使得他们可以从客观性与精确性上逃离，通过宣称现存体制都是精致的剥削工具，他们可以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将某一学科重建为支持世界上受压迫的种族、阶层、性别和性取向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学术左派对科学与理性的攻击在今日中国并未明显表露出来，这归功于近代以来的教育活动使得科学在中国获得了比在西方崇高得多的地位，乃至科学成为了正确的代名词。当我们说一个理论是科学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认同其原则上的正确性。而中国语境下的知识分子，也更多是指以学者和工程师为代表的科学人，而非西方文化中以作家和艺术家为代表的理念人。
因此，在中国想要像法国人一样公然反对科学的意义，只会被当成不学无术的民科和傻子。在今天中国各网络社区上盛行的，是建构主义的次生产物，即对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那些最擅长使用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术语的，往往是女权主义者和故作清高瞧不起各种综艺节目和消费文化的文艺青年。但我们还是应当了解一下，这种无条件地为受压迫者发声的观念基调是如何从建构主义上派生出来的。
激进女权主义错在哪？
对于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来说，作为具有实践可能性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观念，令他们尤其难以捉摸。美国社会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并不怎么理睬左翼的思想；这个国家内部的种族问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人口统计学显示，其发展前景似乎不是什么天下大同兼爱如一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是流毒日渐泛滥的宗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女权主义者发觉自己已经被逼入一个自我防御的怪圈；同性恋者为争取平等待遇而开展的激昂斗争，换来的似乎总是更为偏执的理解和暴力。           
                                                                                   ——《高级迷信》
在学术左派的众多枝蔓中，女权主义无疑是传播得最广也最为棘手的派系，它融合了太多各不相同的政治主张、对平等的恳切期望以及复杂的道德议程，形成了一个难以触碰的政治炸弹。

当然，一开始的女权主义运动采取的是更为平实的主张，如争取劳动权和投票权。或许要怪罪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西方的解放潮流同时催生了妇女运动的第二波浪潮（Eagly et al.2012）以及学术左派的理论运动，从此二者相互交织难以分离。如今的女权主义文字著作里，充斥着如坠五里雾中的后现代意象，这也成了它们的一大基本特征。
事实上，就其基本诉求而言，很少有人会反对那些促进两性平等的具体措施：自由生育与堕胎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工作场所平等的权利、自由发展的权利、性愉悦的权利，等等。并且肉眼可见地，这些诉求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得到快速的普及与落实，甚至可以说平等理念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只有最极端的保守分子才会反对女性基本权利的普及，而反对者也注定受到千夫所指。哪怕是微博上那些地域黑和反女权的人，至少都明白自己是正在歧视，只不过是为这种歧视找到了一个借口。
哈佛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指出了这种进步背后的动力源泉：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必须对某项活动是否道德达成一致意见时，他们总是倾向于采取功利主义的思路，也就是通过理性思考，以整个社会的最大化利益为指导标准来考虑问题（Greene, 2013）。而推动女性平等、同性恋婚姻合法等运动无疑是符合功利主义立场的——它们几乎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却能让女性和同性恋群体从中受益，无疑是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祉。显然，大多数人不会对此感到忧虑，因此这些平等化运动迅速推翻了长达千年的传统。当然，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由于对某些群体的厌恶或是坚守传统等基于原始本能的道德立场更为重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平等化运动，但随着现代理念的普及，这部分反对派只会逐步减少。
这些进步只是为未来奠定了乐观的基调，就当下而言，女性确实还遭受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待遇：仍旧存在于某些家庭的重男轻女观念、更多社会规范的束缚、更多地负责家务劳动、遭受性骚扰与性侵犯的高风险、工作场合的不平等升迁机会等。然而与理想相比较，现实永远是不完美的，特别是这个距离工业化开端仅仅两个半世纪的现实。着重描述此刻的不公平固然有提升认知的价值，但有限的社会资源决定了任何进步都难以一蹴而就。美好的未来蓝图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宽慰，但不应该指责现实不如蓝图般梦幻。
说这么多，只是为了证明我这个保守分子在原则上当然是赞同女权主义运动的，并且妇女解放运动也确实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这种关于生存处境的女权主义与学术女权主义那种尖刻的、好作惊人之语的对抗论调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差别。
在后者看来，世界历史被男权制的阴谋统治所串联，他们抢夺了所有社会领域的主导权，对悲惨的女性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极权控制。诸如此类偏激思想，为他们（因为有许多女权主义者为男性，我会按照现代汉语标准用“他们”总括，并无歧视之意）赢得了激进女权甚至“田园女权”的恶名。很不幸，代表所有女性在网络上发声的，往往是激进女权主义者们。
从本质上说，激进女权主义存在三个基础命题：
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改进的问题，相反，它是涉及到无限维度的社会根本性问题。现有社会是由男权制所塑造的，而现实中的千般罪恶均可以归结于父权思维本质上的缺陷。因此，只有通过对整个社会构架的全方位推倒重建，才能纾解现存的贫困、不公、战争与压迫等现象。坚持这一主旨的激进女权主义，不仅像一般的女权主义那样争取平等和公正，更试图将公正的观念窃为己有，它要求社会承认其在道德意义上的绝对解释权，进而要求承认，现存的社会建制全都沾染上了性别歧视的原罪。任何一种试图自绝于女权主义道德标准审视的行为，都被看作对女权主义之绝对优先权的否定。
只有被压迫群体作为行动的主体自觉行动起来时，被压迫群体的解放运动才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也就是说，只有被压迫者才拥有解放自己的“特殊资格”。进而可知，不论男人们有着多么强烈的同情心，他们也只能对女权主义事业起到袒护性的支持作用，永远都无法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家和领导者。同时，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不可能主动改善女性处境，要实现女性解放，必须彻底推翻男权社会的统治。
这里他们以一个最常见的丐题谬误（将本应论证的结论作为前提）作为出发点——由命题一可得，由于现存社会的一切问题根源均在于男权压迫，因此反对男权统治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任何试图保持中立或是对性别议题不感兴趣的人，均被视为助纣为虐与见死不救。不关注女性问题的作家、不声明女性主义意图的艺术作品，都是在助长男权制的气焰。

了解这几个基础命题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激进女权主义总是带有强烈的对抗性意味——在他们看来，一切男性以及由他们所构建的社会均是历史的罪恶反映。由激进者所组成的派系，如今变得咄咄逼人、狭隘而偏执，任何不认为性别问题是一切问题根源的人，都会被贬斥为父权罪恶的代言人。
女性主义宗教的建立
我们不怀疑她们的诚意和要求两性平等的愿望，然而，最为悲哀的是，其崇高的愿望和其毫无价值的结论之间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                
                                                                                   ——《高级迷信》

社会公正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含糊、最有害的词汇之一。它不仅内容空洞，使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甚至使所有与它连在一起的词语也失去了任何明确的含义。  
                                                          ——哈耶克，《理性主义的类型》
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的批判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道德上无可非议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她们对自由的渴望进一步诞生了如下的心态：由于男性在历史上罪恶累累，因此如果有男性反对女权主义学说的任何观点，哪怕反对的是其中最具攻击性、最荒诞无稽的言论，那也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压迫。结果，囿于强大的政治正确压力，性别研究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它前所未有地被豁免于关于精确性与可预测性的怀疑，而在其他学科这些不过是最基本的要求。
激进女权理论的一个基本缺陷在于，其错误地将一些为方便思考而创造出来的抽象范畴误以为是真实的行动者，仿佛真的有男性和女性两支军队参与了一场意愿的战争，而忘记了它们只是用来大致地划分人群的启发式工具。类似的错误会将个例视作群体统治的特例，比如将一对夫妻间的矛盾视为男权与女权对抗的反映，但实际上，群体才是个体统治的特例：当社会上大多数个体关系都呈现出相似的模式，比如大多数男性在交往中都在侵犯女性权益时，我们才能称之为群体压迫。
将所有人单纯而武断地划分成对立的男性与女性，忽视了每个人首先都是相近的个人，而后才是性别的基本事实。在当代社会学研究里，也有人反思将男女分开讨论是否必要，因为这两个概念带有浓厚的生物学本质论基础，仿佛男女生来就是两种不同生物一样。左派学术理论中男女的泾渭分明，与男女大多数时间能保持友好相处的现实相对比，不由得使人疑惑：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眼中男女是如此地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这种简单的划分方式还有一个颇受诟病的问题：难道所有女性都共享着同样的身份体验和生活经历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要将她们归入同一阵线？社会学上的叠变（Intersectionality）理论就认为将人分成黑人、工人、女性、同性恋等简单群体的研究均存在过度概括的可能性，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社会身份，我们怎么能确定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亚裔保守派女学生会将“女性”作为她的第一身份认同？难道她不能因为特别关心其他政治领域的问题而不关心性别问题吗？
在“通过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思想，以求简单快捷地认识复杂社会问题”这一目标的意义上，将一切简单归因的激进女权主义派别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抑或宗教思想。
伴随着一种认为只要不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无法控制问题的、被称为根本原因论（root-causism）的历史悲观主义以及认为只要掌握了陈述、修辞和话语就能掌握世界的社会建构论，激进女权主义者放弃了在现实中帮助女性改善其处境的努力，而是试图成为不折不扣的语言警察，将一切文本都改编成纯正的女权主义寓言，并指责他人的文字里包含着歧视女性的隐喻。他们的行动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基要主义灌输没有什么不同，目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女性主义宗教社会，强迫大家宣读女性主义的福音。似乎只要消除了话语中的歧视隐喻，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歧视便会自动消失无踪。

宗教清洗的第一步，是剔除掉各类著作中的父权主义残余。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就做了一个典型的示范：她把欧洲童话故事中的男权要素去除，写出了《丑女与野兽》（Feminist Fairy Tales）一书。经其手改编的故事中，公主不再被动地等待王子救援，而是充满活力地将自己的命运握在手中。但很可惜，goodreads 的读者们似乎对这种积极的故事不太买账，排行最高的几个书评是清一色的一星。
另外一些更著名的女权主义大家发起了对科学的猛烈抨击：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哲学教授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便对科学的精确研究方式表示不安，因为物理学家用粒子加速器“拷问”粒子显然是一种充满了暴力的男性范式；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妇女研究中心的著名女权主义者桑德拉·哈定（Sandra Harding）更是语出惊人，她声称在牛顿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大自然被描述为一个女人，「对科学家的强奸表无动于衷甚至表现出欢迎」，因此《数学原理》无疑是一部强奸手册！
同样的精神，在各网络社区中便表现为热切地挖掘一切事件和文本中可能存在的歧视女性的隐喻。围绕着强硬道德立场的过度解读肆意泛滥，导致各方在应对左派的抨击时不免显得左支右拙——

譬如，上月中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公司宣布研发出了一个高带宽的脑机接口系统，激进女权主义会怎么看待这事件？答案是，知名文化网站 AEON 的高级编辑萨莉·戴维斯（Sally Davies）迅速撰文抨击马斯克这一举动，认为这些增强人类的发明代表着资本主义晚期版本的超级人类，“这个超级人类……无需劳烦女性就可以繁衍后代……是大男子主义横行到了未来，暴露出富有白人男性的傲慢”。
嗯……我想马斯克本人都猜不到自己竟有如此邪恶的企图吧。
另一个例子中，在成人网站 Pornhub 推出女性色情这一频道前，女权主义者便抨击称，现有的大多色情视频均是面向男性的，其中充斥着对女性性愉悦的侵犯以及侮辱和暴力。结果，Pornhub 上线了更为女性向，主题更为舒缓的女性色情频道，但马上就遭遇了新的指责：一是认为女性有着多种多样的性倾向和性表达，认为女性色情就该柔和的想法是一种狭隘的刻板印象；二是认为女性专享频道的存在意味着默许了男性频道的存在，而男性频道里的色情视频会继续侮辱女性……看起来只要 Pornhub 不将所有男性用户踢开，都不可能满足女权主义者的要求。

很多人应该都记得 6 月初的 Cherry 中国官博事件，在 Cherry 发布的第一条儿童节抽奖微博中，指明“抽 4 个男孩”送数字版游戏，这一字眼很快便被解读为女孩不配玩游戏，从而引发了“男权癌”和“田园女权”之间旷日持久的骂战。尽管 Cherry 分两条微博抽奖，给男生送游戏，给女生送化妆品的行为带有一定的社会刻板印象，但这在商业营销中本无可厚非（毕竟“女生节”也还是堂而皇之地存在着）。理性会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为未曾言说的歧视而受到莫须有罪名的指摘，引发随后严重反弹的，与其说是对女性的歧视，不如说是对理性原则的维护和对过度解读的反抗。
但在学术左派那擅于简单归因的世界观中，这种反弹被随意地解读为“男权对女性学会维护自我权益的恐惧”，比如界面文化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事的回顾推文，其中直截了当地将男性的不满归结为厌女症（Misogyny）和强奸文化作祟。要我说，这样的分析除了进一步激发矛盾以外，对更好地理解现实毫无助益。

为何一切事件，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眼中均会被看作是某种形式的父权压迫？那还是人类本能中的群体认同与证实偏见在作怪。
法律学者丹·卡汉（Dan Kahan）就认为，在公共领域讨论中，某些文化信仰成为了团体忠诚的代名词。人们对某些信仰的肯定或否定态度并非建立在证据基础上，而仅仅是为了表达他们是谁（Kahan, Wittlin et al. 2011）。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因为在他的实验中，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气候变化的被试，对气候相关问题的认知都错得一塌糊涂。因此，支持这些一无所知的人坚定保持某一立场的，并不是什么知识，而是他对某个立场的忠诚度以及他在社交圈子里的人设。
在以某个立场为初始条件后，每个人都会尽力收集符合自己立场的信息并故意忽视掉冲突的证据，并将对任何事件的解读往自己偏好的立场上靠（Kunda 1990; Baron 1993; Hastorf & Cantril 1954 等）。人们看更多的新闻，了解更多的信息，却只是从中筛选出有利于加固原有立场的那部分，而不会尝试调整自己的观点使其更加正确。于是就造成了这么一种现象：一个人拥有的信息越多，他的观点就变得更偏激。
既然人的思想具有这种难以折中调和的本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微博豆瓣上的女权问题会引发严重冲突了：任何试图当思想警察向其他人灌输价值观的行为都会触犯到对方的认知保护机制，从而导致严重的反弹。一个更为务实的建议是，不要试图改变所有人的思想，而是尝试去建立一种「和而不同」的社会机制，让不同观点的人可以继续持有其「偏见」，却限制其将偏见转化为实际歧视的能力。
最近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研究者 Calvin Lai 和 Patrick Forscher 对过往的社会心理学论文进行了一次元分析（可理解为大数据重新统计），便发现改变偏见本身对于减少由偏见引发的行为没多大效果。
科学家的玩笑
文化建构论纲领的主要野心是：把科学的最深刻、最不朽的见解都解释成是社会假定和意识形态议程的必然结果。 
                                                                                   ——《高级迷信》
早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就预料到可能迎来的批评了：「你蛮横你无理你根本不懂后现代！」。诚然，我相信自己永远都无法透彻地明白他们的神学，但我同时也相信，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有把握宣称自己已经准确无误地理解了被后现代主义艰涩修辞覆盖的众多相互矛盾、含混不清的理论。
但凡对科学史有所涉猎的人应该也清楚，想要用数据来推翻假设和理论不切实际，因为理论的拥护者必然会声称反对者并不真正理解他们的理论从而将反例排除。「贬低宣传者从而贬低其理论的效力」向来是人类面对异见时的首选方式。
所以，想要反驳这种在本质上就逃避批评的理论显得有些不切实际。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秉持着这些理论的大师们同样对他们每天挂在嘴边的理论一无所知。

作为一个捍卫科学现实主义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读过《高级迷信》后受到启发，决定写一篇钓鱼文投稿给当时最权威的后现代主义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按照他的假设，只要自己写的论文在意识形态上足够谄媚，引用一些常见的左派主张和左派学术大师们的黑话，那些故作高深的期刊编辑应该会让这篇文章通过审核。
于是，索卡尔以《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为题，在文章中加入了按他的话说是“左翼暗号的杂烩、阿谀奉承式的参考、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完全全的胡扯”这般的废话，宣称物质和现实在根本上是社会和语言的，自我指涉的科学无权认定来自不同政见者的反霸权叙事的认识论地位，并将现代科学理论与一些驴唇不搭马嘴的左派主张强行扯到一块，比如将数学里的选择公理用于支持妇女堕胎自由，然后投稿给了《社会文本》。
正如索卡尔所料，《社会文本》那些功力深厚的后现代主义编辑们根本没有分析证据的质量，论证的说服力，甚至是论证与结论的相关性，便将索卡尔的钓鱼文刊登在 1996 年 5 月出版的期刊上，并作为该期“科学大战”主题下的一篇文章用于对科学发起攻击。直到三个月后，索卡尔才在学术讨论期刊《共同语》（Lingua Franca）上撰文自行戳破了这个骗局，一时让《社会文本》颜面扫地。
在他们随后无力的辩护中，《社会文本》的编辑解释称他们允许文章过审只是因为难得看见有一个专业科学家认真尝试从后现代哲学中寻求对他所从事领域的理解，并且指责索卡尔不道德地利用了编辑们对他的信任。
但索卡尔很快就反呛道，编辑的回应恰好暴露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审核论文居然不是出于文章的准确性和真实见解，而是因为有一个学术权威写了这篇文章，这种草率的社会学只会适得其反。在最后，索卡尔用一个玩笑收尾：
任何认为物理定律仅仅是社会习俗的人都会被邀请从我公寓的窗户上尝试违反这些习俗。我住在 21 楼。
时过境迁，索卡尔事件逐渐沉淀，学术左派与后现代主义依然凭借着道德优越性大行其道。但如果他们以为时间能帮助他们摆脱科学家的幽灵的话，未免有些太天真了。

2017~2018 年间，三个丧心病狂的美国学者，分别是数学家詹姆斯·林赛（James Lindsay）、哲学家彼得·博格西安（Peter Boghossian）和杂志编辑海伦·普鲁克罗斯（Helen Pluckrose）仿照索卡尔事件用时髦的后现代术语又写了 20 篇假论文，投稿给包括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种族问题、性存在、酷儿文化、肥胖人群研究等左派热点研究领域中排名前列的、配备有同行评议环节的顶级期刊。
计划开始后第五个月，他们的首篇论文《作为社会建构的阴茎概念》顺利被接收，在这篇论文里，他们写道，阴茎并不是一个男性的器官，而更适合用一种社会建构论的眼光去剖析。
此后，他们又有好几篇论文陆续被高质量期刊所接收，特别是一篇名为《人类对发生在波特兰市城市狗公园中的强暴行为以及酷儿表现的反应》的论文得到了期刊编辑的盛赞：“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分析丰富，且写作与组织极为出色”。这篇恶作剧论文的主题是通过对公园中犬类强奸行为的实地研究，指出狗可能会因为它们所感受到的性别而遭受压迫。
在另一篇被接收的关于性暴力的论文里，他们声称男性不得到女性同意而将她们视为性幻想对象，是一种将女性非人格化的性暴力行为，导致女性持续受到物化和强奸文化的戕害，并将其身份认同塑造为男性满足性欲的工具。
值得讽刺的是，最早发现这个恶作剧的并非期刊编辑们，而是机警地意识到论文作者根本不存在的新闻媒体记者。在计划进行的第 20 个月，被《华尔街日报》记者再三要求提供身份证明的三人组最终向记者和盘托出整个计划，这起事件终于为世人所知。在计划被迫中止时，他们提交的 20 篇论文中有 7 篇被接收，7 篇仍在审核，6 篇被拒绝。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科学家雅沙·蒙克（Yascha Mounk）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总结说，这次索卡尔平方事件所显露的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于，性别研究等领域的顶级期刊根本无法分辨真正的学术和道德上令人不安的废话。消除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性取向歧视固然重要，但如今这些工作的严肃性受到了质疑：当今在这些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学者，都穿着皇帝的新衣。
如果一个学术领域并不能很好地区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和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那就值得被深深质疑。并且，如果他们因为希望消除不公，而降低标准包容一些传递了所谓正确的进步思想却毫无价值的学术废品，那将会使得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这次事件似乎证实了对后现代主义最致命的批判，即后现代主义话语无异于胡说八道，连号称专家的人都无法分辨出真诚的思虑和故意用上华丽辞藻的胡编乱造。
总结
关于学术左派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理应借用一句话来形容有新意的地方都是不对的，而对的地方又毫无新意。
没新意的地方，比如福柯的监狱化隐喻不过是借用了伊利奇（Illich 1971）此前的说法；而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和半个世纪前凡勃仑与加尔布雷思的批判相比也没新奇之处，并且还继承了一个共同的缺点：含糊。他们都没有给出一个足以给经济学家仔细检测的框架或方法，他们只满足于观察与批评。至于后现代学者们有新意的地方，我上面已经说得够多了。
就大体而言，目前大多数流行于公众平台的、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文章充其量算是些奇特的习作，哪怕分析的是《乐队的夏天》、《赛博朋克 2077》抑或热依扎的吊带裙等新近热点，他们的主题依然跳脱不开那些能把耳朵听出茧的老生常谈：大家都是被资本灌输的躯壳、我们接触的都是加工过的文化并非真实、男权社会的强奸文化，诸如此类。而这些问题大多早在一百年前，由被他们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们做出过更透彻的分析了。好在，除了最激进和最有煽动力的女权主义动议之外，这些自我满足的分析不会带来多大的社会公害。
法学家早已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中存在许多出色的修辞，用来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些如果用赤裸裸的描述绝不会得到同意的行动，例如补偿环境受害者的法律其实无异于提供用金钱购买个人生命健康的方式。而后现代主义学者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用精巧的修辞将稀松平常的社会规范以及现代工业化社会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形容为滔天罪恶，将可以通过渐进式改良减轻或消除的细枝末节问题视为资本主义恶行与末日的预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人们对这两种说法几乎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
最后请允许我说几个著名后现代主义大家（尽管他们本人未必承认）的名字：利奥塔、拉康、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如果你信任我上面的论述，看到某篇文章引用这几个名字时，尽管绕道就是了，不读他们你不会在思想上受到任何损失。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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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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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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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Sokal，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