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是什么？人人平等只是一场幻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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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永恒真理还是短暂流星？从康德理性到尼采超人，现代性的平等承诺，是否在后现代技术浪潮中搁浅？本文带你进行思想冒险，探讨AI、“暗黑乌托邦”、公民身份等硬核议题，重新审视“人”的价值与未来社会形态。烧脑预警！点击开启深度思辨。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开头宣告
引言
 人皆生而平等，在当代看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是律法的基石。无论贫穷或富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似乎拥有某种超越性与普适性，是前现代不平等的漫长黑夜后的黎明，是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胜利。
但当我们将注意力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转向“无论贫穷或富有”之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平等只能停留在法律之上，深刻的不平等才是社会的本来样貌，甚至法律都难以撼动。
在有关审批特朗普的华盛顿颠覆选举案中，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提供了超过1150万页的文件。“如果我们全部打印出来，并堆叠1150万页文件，页与页之间没有间隙，我们将看到一座高达近5000英尺的纸塔，这比华盛顿纪念碑还高；2月20日，特朗普宣布恢复死刑，而在恢复死刑之后，第一个被判决的就是当街枪杀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路易吉·曼焦内。法律似乎变成了一场游戏，法律真的在捍卫平等吗，法律真的拥有捍卫平等的能力吗？
而在知识工作取代体力工作，在人工智能快速普及的当下与未来，平等是否能更近一步，还是说，我们将无可挽回的走向一场新的结构性不平等？

不平等的漫长黑夜：前现代的意识结构
 在古代，生产以体力劳作为核心，除了生产之外最重要的战争也是以体力为核心。拥有明显体力优势的男性成为了社会的核心。
在古希腊，公民身份以及参与公共事务和军事活动的权利，基本上仅限于成年男性。 妇女、奴隶和外邦人则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繁重的农业劳动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男性被视为主要的劳动力，“男耕女织”虽有分工，但耕作等重体力活主要由男性承担。同时，保家卫国的战争和徭役也几乎完全由男性承担。儒家思想强调的“三纲五常”进一步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等级秩序，将男性置于权力的中心。宗法制度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确保了家族权力和财产主要在男性成员中传递。
生产力决定了社会的意识形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一中论证道：“有些人天生是自由人，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对于后者来说，奴隶制度既是有益的，也是公正的。”，“男性天生较优越，女性则较低下；男性是统治者，女性是被统治者。”他在描述家庭关系时也说：“男性之于女性，前者天然居于优位，是统治者，后者则居于劣位，是被统治者。”
另一方面，对民众的统治也需要通过暴力实现，暴力的生产极度依赖男性。物质的生产与暴力的生产决定了男性的社会地位，进而决定了思想的形态与生产。
对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来说，“人生而平等”的意涵其实是“自由人生而平等”，他们并不认为女性与奴隶是与他们一般的人，这是天经地义的。看似追求公平，自由，博爱，正义与真理的“爱智慧”的哲学家们从未将奴隶与女性看作真正的“人”。
如果说有人认为有一天奴隶可以和主人在同一个餐厅里用餐的话，那一定是“道德”的沦丧。
平等的曙光：理性的疯狂与现代性阉割从启蒙运动走向理性的疯狂
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当男人，女人与奴隶都可以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时候，当壮汉与灵巧的女性都能够在流水线上参与生产的时候，平等的曙光变降临了，“everyone is matter”。每个人都很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蒙的思想变成了思潮，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生而平等。资产阶级发动起法国大革命，君主政体被推翻，新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一场“光辉的黎明”正在启蒙全世界。
人们不再理解前现代对人的压迫，女性主义思潮涌起，任何一个认为奴隶制是合理的人都将被视为疯子。当时的人们有一种深切的感受，就是最基本的假设都可以被推翻，一些看似亘古不变的东西也并非牢不可破。黑格尔由此引申：我们的观念与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如果从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则无法充分理解。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思想核心。由笛卡尔、卢梭和康德扛起了理性的大旗。笛卡尔作为“哲学事件”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历史上有且仅有的三位最重要哲学家之一（柏拉图，笛卡尔与黑格尔）开启了理性之光，成为现代性的“制图者”，从哲学的高度，用理性之笔重绘了知识地图。理性通过怀疑一切可怀疑的走向真理。

卢梭让理性成为了自由与平等的哲学基础。尽管个体在体力、财富、天赋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所有人都拥有基本的理性能力——即思考、理解、判断和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这种共享的理性能力构成了人类的本质共性。基于这种普遍的理性能力，每个人都被认为拥有内在的价值和尊严。理性使人能够认识到自身和他人的存在，并进行道德判断，这使得每个人都应被视为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
《社会契约论》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纲领，“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果理性是衡量人的基本标准，那么基于出身、血统、种族、性别等非理性因素建立的社会等级和特权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因为这些因素与个体是否拥有理性能力无关。因此，所有拥有理性能力的人，在基本权利和法律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他们都应同等地享有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或拥有财产）的基本权利。
在大革命之后，如果说有人认为他人不配与他在同一个餐厅里用餐的话，那一定是“道德”的沦丧。
理性在笛卡尔与卢梭的带领下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了最强有力的一股思潮。卢梭于《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人必须被迫享有自由”，这句理性的话语却也预示着理性即将走向疯狂。

康德让启蒙运动走向顶点，但这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最低点，因为理性已经发疯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理性划分好界限之后，理性便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了绝对律令。《实践理性批判》让理性进入伦理学，在康德看来，道德与物理学一样都是遵守法则的，情感不属于道德范畴，道德是一种定言令式，描述的是“怎么样”本身。与之对应的，“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一种假言令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不同的行为，但在康德看来，这就是一种投机与谋利，而非道德。道德是绝对化的，每个人都应当之按照可普遍化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准则形式。我们应当不断的问自己：“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会怎么样？”。所以在康德看来，撒谎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所有人都撒谎，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结构就会崩塌，只有说真话才是一个真正可以普遍化的原则。哪怕撒谎是为了在纳粹面前保护躲在自己家里的犹太人，我们也不应该撒谎。
康德从符合法则本身推出了道德，道德是每个人的义务。这种理性的道德义务抹消了一切差异，将真理置之于理性之下，形式逻辑取代了内容，纯粹理性脱离了现实与具体情景。
理性将一切的非理性称之为疯狂，却无法意识到，理性本身才是最大的疯狂。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的第三幕第二场中，角色麦基 (Macheath) 说道：“抢劫银行跟开银行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正如蒲鲁东所说“财产即盗窃”，窃贼并不反对私有制，他只是想要将别人的所有变为自己的所有，私有制是窃贼的纲领。用黑格尔的话说：犯罪是道德秩序内部矛盾与对立之展开的固有环节，而非从外部破坏道德秩序的偶然侵犯。正是私有制带来了盗窃，而非对私有制的外部侵犯。普遍道德秩序必然会在个别的罪行中“否定自身”。在更彻底的意义上，道德肯定自身的方式恰恰已经构成了犯罪。法律与犯罪的对立揭示了它自身，它实际上是普遍犯罪与个别犯罪的对立，法律就是一场最大的，最为普遍的犯罪。

现代性与现代性阉割
现代性窃取了启蒙运动中理性的果实，将疯狂的理性推向一切，以自由与理性为内核的资本主义将理性的内在疯狂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绝大多数语境下，现代性指的就是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理性的普及与以理性为理论基石的自由与平等。在资本主义时代，统治的手段由暴力转向资本，这是一种看似平等的理性的媒介，但其内在的疯狂在此处不必多言。对于理性，自由与平等的片面追求就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但理性中的疯狂，自由中的枷锁，平等中的不公随即显现，现代性的思维将立刻走向后现代，即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与重构。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就是一次哲学上的阉割，一旦接受现代性，就将不可避免的走向后现代。当代的所有思想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想。前现代的残留——宗族、父权、乡土等在现代性的夹缝中被阉割，烙印上了后现代的印记。那些不愿意接受平等思想，不愿接受科技与资本的看似前现代的愚笨与蒙昧内涵了对现代性的反抗，这正是后现代思潮的典型特质。而基于对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后现代思潮就更不用多说了。
不平等的盛宴：后现代的必然走向
知识工作的诞生与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平等判了死刑，而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它的死亡。
平等在本质上是由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工业生产带来的，而知识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参与的。一个优秀的知识工作者带来的产出可能是一个平庸的知识工作者带来产出的上百倍甚至上万倍，而信息技术进一步加大了这个差距，而人工智能将把这个差距提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种知识工作的不平等将如同前现代中体力工作的不平等一样为社会带来人的不平等。在前现代，一个好的体力劳作者或者一个好的工匠最多比一个普通劳作者带来十倍的生产成果差异，而绝大多数时候，仅仅是几倍甚至零点几倍的微小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就能够让女性彻底走出政治生活，无法获得公民身份，这样的差异就能让父权制得以建立。而后现代如同天堑般的差异将带来难以想象的不平等。

在AI时代，我们似乎正目睹一种基于“认知能力”（或更准确地说，基于“驾驭AI的能力”）的新型等级秩序的悄然回归。这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天生优劣”论调的简单复活，而是披上了“能力主义”的外衣。但这种能力主义的“公平”假象，掩盖了其起点的不公（教育、资源、天赋）以及AI技术本身所固化的结构性偏见。当个体价值几乎完全由其在智能经济中的生产力来衡量时，“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还能剩下多少分量？
平等或许只是天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而非破晓，世界终将归于不平等的黑夜。而这种不平等已然悄悄走入人们的视野。
对低素质人口的歧视，对精神小妹和精神小伙的生理性厌恶，对对体力劳动与服务行业的系统性轻视，对“效率低下”或“认知缓慢”者的隐性淘汰，对非精英教育背景人士的不信任与隔阂，对所谓“落后”生活方式与审美品味的嘲弄和规训，对无法融入数字洪流或跟上技术迭代者的边缘化处置，对一切不符合“成功”模板人生的怜悯式指摘。种种后现代的不平等已然成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思想甚至思潮。现代性残余的平等思想还能坚持多久？
很多后现代哲学中都已经暗暗出现了不平等思想的萌芽，其中尼采最为典型。尼采的哲学，尤其是在其对天才和超人的构想中，构建了一套复杂而深刻的体系，它不仅接受而且积极地肯定了不平等，视其为伟大个体诞生、生命力彰显以及人类超越自身平庸状态所必需的条件。

尼采猛烈抨击日益盛行的民主、平等、社会主义以及基督教伦理。在他看来，这些思潮和价值观是“奴隶道德”的体现。这种道德起源于弱者、被压迫者、普通大众（他有时称之为“群畜”或“末人”），是出于怨恨——即对强者的无能为力的愤恨——而发展出来的。奴隶道德颂扬同情、谦卑、耐心、仁慈等品质，因为这些有助于弱者生存，并能潜移默化地“拉低”强者，使他们感到内疚或束缚。其核心在于追求平等和普遍的福祉，试图抹平个体间的差异和卓越性，最终导致人类走向平庸化。
与此相对，尼采推崇“主人道德”。这种道德源于高贵的、强大的、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体（贵族、统治者、艺术家等）。他们是价值的创造者，依据自身的生命力和意志来定义“好”与“坏”。他们肯定力量、健康、雄心、创造力、自我超越，并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等级、差异和冲突。在主人道德的视角下，不平等是自然的、健康的，甚至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是生命力、等级秩序和卓越个体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
正是在这种批判平等、推崇等级和卓越个体（即“主人道德”）的背景下，尼采提出了“天才”和“超人”的概念，它们成为了其哲学中不平等“合理性”的集中体现：
尼采极其欣赏那些能够打破常规、创造新价值、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他早期曾推崇瓦格纳，后期则转向批判）。这些“天才”是人类潜能的闪光点，他们往往孤独、不被理解、甚至遭受同时代人的敌视，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提升了人类整体的价值，证明了生命可以达到的高度。天才是超脱于“群畜”的例外者，他们的独特性和创造力，本身就构成了对普遍平等的否定。他们是权力意志的积极体现，通过创造活动来肯定生命、塑造世界。
超人这是尼采哲学中一个更具未来性和理想性的概念。“上帝已死”——即传统道德和形而上学信仰的崩塌——为超人的出现创造了契机。“超人”是能够超越现有的人类（“人是应该被超越的东西”），摆脱“奴隶道德”的束缚，直面虚无，拥抱权力意志，热爱命运（包括痛苦和毁灭），并自我立法、创造全新价值的未来人类形态。
尼采认为，人类大众的存在，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给超人的诞生提供土壤和阶梯。普通人的生活、挣扎甚至苦难，可以被视为为了最终孕育出这些卓越个体的“肥料”或“桥梁”。
这种观点毫不避讳地将超人（以及作为其先兆的天才）置于远高于普通人的等级之上。少数卓越个体的生成和发展，被视为比大众的舒适、平等或幸福更重要的目标。为了“超人”这一目标，现有的道德和对平等的追求都可以被视为障碍而加以克服。尼采认为，生命最根本的冲动不是生存（如达尔文主义），而是扩张力量、克服阻碍、施加影响、印刻自身价值于世界之上。这种意志的驱动必然导致斗争、竞争、支配与被支配、强弱之分。因此，不平等并非需要被消除的“恶”，而是权力意志展开的自然结果，是生命力本身肯定自身、寻求增长和强化的表现。卓越的个体（天才、超人）正是权力意志最强有力的体现者。
暗黑版未来的惊鸿一瞥
后现代思想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在这里获得了残酷的印证：“平等”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现代性神话。我们或许正无可挽回地滑向一个“后平等”时代，一个由认知能力和技术接入权定义的后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某种扭曲的乌托邦或许真的会建成，但只是一个仅属于少数精英的、建立在绝大多数人被系统性“非人化”基础之上的暗黑版本。
由超级人工智能和高度自动化系统驱动的生产力或许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至少对于掌控这些技术命脉的少数人而言，一个“后稀缺”时代或将来临。他们可能共享着尖端的AI工具、庞大的数据资源、乃至基因编辑、神经接口等生物增强技术，彼此协作，共同探索科学、艺术或权力的前沿。传统资本主义下个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可能在这个小圈子内演变为一种更为网络化、流动性的共享访问权。他们摆脱了枯燥重复的劳动（由机器和AI代劳），得以专注于“创造性”或“战略性”的活动，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发展”——但这自由，是以剥夺他者的价值和能动性为前提的。
而对于那些被“认知能力”或“AI驾驭能力”筛选掉的绝大多数人呢？他们不再被视为推动社会运转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不再被视为与精英阶层同等的“人”。正如上世纪的奴隶主看待黑奴，或者古希腊哲人看待奴隶与女人，这些“低素质人口”、“效率低下者”可能在新的技术范式下被彻底定义为多余的存在和无用阶级。他们的价值被 AI 无情地贬低，他们的劳动变得廉价甚至毫无必要。
维系这个庞大“无用”群体的，可能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就业和社会契约，而是一种维生式管理。普遍基本收入（UBI）若得以实施，其意义或许更接近于维持社会最低限度稳定的“镇静剂”，而非赋权工具。廉价的、由算法精准推送的沉浸式娱乐可能成为新的“精神鸦片”，用以填补他们空虚的时间和消磨反抗的意志。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和精密的社会信用评分，则可能成为确保他们“安分守己”的缰绳。他们的生活被数据化、被管理、被优化，唯独失去了主体性和真实的政治参与权。“被统治者的同意”在这种结构下，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被技术操纵的幻象。“无用阶级”将成为未来的新宠物，对“它们”的怜悯和关爱与当代对宠物猫的怜悯一样，但流浪猫与恶猫将不在此列。
这样的世界或许已然到来。 “暗黑未来”的图景并非遥远的科幻猜想，它的诸多要素早已潜藏、甚至显现在我们当下的现实结构中。对于掌控了资本、技术或权力的少数“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而言，某种程度上的“按需分配”早已是生活常态——他们能够轻易调动远超普通人生存所需的资源，满足自身多样化的、甚至是随心所欲的需求，从定制化的旅行到尖端的医疗，从专属的教育通道到影响政策的权力。而支撑这种“自由王国”的，往往是对另一部分人“必然王国”的漠视乃至剥削，以及一种心照不宣的等级观念——他们并不真正认为“其他人”与他们拥有同样的价值和地位。
服务行业是结构性不平等意识形态的主要生产机器，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都被异化为工具，在服务不满意的情况下许多人都能够脸不红心不跳的肆意辱骂，并以工作伦理为自己的道德基石，他们并没有把服务人员当做与他们一样的，鲜活的，具体的个体，而是当做了满足他们欲望与需求的工具。

将外籍家庭佣工（其中菲佣占很大比例）视为家庭运转的必要“配置”，在香港的中产和资产阶级家庭中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社会常态。然而，在这种依赖背后，普遍存在着对这些佣工权利和尊严的漠视。将仅够转身的、不足一平米的储藏室或“工人房”作为她们的居住空间，限制她们的休息时间和社交自由，支付远低于本地水平的工资——这一切在许多雇主眼中并非不公或羞耻，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市场规则”或“生活方式”。菲佣群体被功能化、工具化，她们的个体需求和情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成为了维持雇主家庭“体面”生活运转的、半隐形的背景板。这种将一个庞大群体置于结构性不平等地位，并将其常态化的心态，不正是“后平等”思想的现实写照吗？
在新加坡，公民身份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划分了权利、义务、归属感和社会地位的巨大鸿沟。新加坡公民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泛的社会福利（如组屋购买资格、高额教育和医疗补贴）以及更全面的劳动保障和经济机会。这些权利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对其成员的基本承诺。
然而，外籍家庭佣工，无论她们在新加坡服务了多少年，付出了多少辛劳，对雇主家庭乃至整个社会运转做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她们始终处于公民身份之外。她们是持有临时工作准证的异乡人，其法律地位完全依附于雇佣关系。她们没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更遑论公民身份；她们无法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决策；她们被排除在绝大多数旨在保障公民福祉的社会安全网之外。她们的劳动支撑了公民社会的部分运转，但她们本身却不被承认为这个公民社会的一份子。这与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制度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呼应，将这两者并置，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跨越时空的结构性相似：一个享有完整权利的公民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参与，是建立在另一个被法律和制度明确排除在公民资格之外、权利受限的群体的劳动和服务之上的。这是前现代的一次后现代重现。
结语
前路无疑是艰难的，甚至可能是悲观的。“平等”的理念或许正如划过夜空的流星，其短暂的光芒之后，是更为漫长和复杂的黑夜。但恰恰是在这幽暗之中，对光明和平等的追寻才更显其价值。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和集体意愿，去共同面对这场挑战，去努力确保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人的解放而非加剧奴役？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或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伦理和文明选择的问题。历史并未终结，而我们正站在一个选择未来形态的关键路口。为了避免走向这个暗黑的世界线，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