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神圣与沉默的底层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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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阶级与阶层
《寄生虫》常被提及的讨论是贫富差异、阶级分化，以及由此衍生的难以逾越的阶级壁垒。说到阶级，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但其实马克思对「阶级」一词并未定下过准确的定义。他只是划分了「阶级」。
马克思的阶级，不是以生存要素“量”的占有来作为阶级程度划分的标准，而是以财产和收入的种类来划分，《资本论》第三卷未完成的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的三大典型阶级是工人（劳动力）、资本家（利润）和土地所有者（收租）。

阶级划分的确认，意味着社会的整体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划分上，利益使然，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这些斗争通过社会资源周期性的分配与再配，以用来推进历史演变与社会形态的更替。
阶级的概念蕴含的是阶级关系，它暗示着一种解放性的思想与潜在的行动力，而我们目前谈得最多的阶级——其实是「阶层」——完全以收入和教育程度来划分社会的程度——一种美国化的「社会经济地位」论述。
原先的「平民百姓」和「人民群众」则在此单一社会价值的划分下，被剔除了所有的政治主体性，成为了纯粹异己的他者。
他们被各种抽象名词玷污性得概括——「韭菜」、「屌丝」、「原生家庭」，完全屈服于由经济地位支配所产生的文化规范中——这使得任何斗争在公众意识上都成为了不可能，因为在阶级的种类上只剩下一种阶层的可能，以至于我们也只能产生一种想象，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约等于愚昧无知。
02 | 贫穷并没有限制穷人的想象
撰写《保卫马克思》的阿尔都塞，在其为马克思主义的论证中引入了科学性的模式，他提出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
在他的论述中，人民群众是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他们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操纵，所以变得愚昧无知，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全副武装的「知识份子」才能为愚昧无知的群众建立理性均衡的政策方案，为其揭露并撕毁意识形态的假面。

为此他重申了柏拉图对于「知识」(episteme)与「意见」(doxa)的划分，柏拉图认为「知识」是与生俱来的，是固定的被肯定的，它们被掩埋在个人的灵魂深处，而「意见」则是人对无法把握事物的变化的种种缪认，唯有哲学家可以引导人们从对于事物的主观「意见」过渡到客观「知识」的挖掘。
但在曾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看来，「知识」与「意见」的划分必然会导致另一种统治与支配的关系，被支配者无法跨越「知识」与「意见」的间隙，自然需要某类话语权去介入这道空隙，将我们无法言说的意识形态转译为常量的科学论述，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关系中，平民被先天预设为愚昧无知的存在。

而在当今「阶层」划分的权利关系中，当经济地位成为了单一的论述，不占有经济地位的他者，自然成为了无知的平民百姓，只能等待经济地位者的拯救和认同。
以上这些主流意识的“常识”也正是造成一部分评论对于《寄生虫》底层人物塑造的质疑——底层人在电影里显得太聪明了——贫穷竟然没有限制他们的想象。
穷到住在地下室，没有正式工作，WiFi 都装不起，甚至连披萨盒都叠不好的金家人，怎么可逾越这种文化区隔，并轻而易举得就顺应上流社会的氛围，而有钱人除了看不见的「味道」，竟然对他们真正的阶层毫无洞悉——在这种违背“常识”的叙事中，穷人和有钱人都不是「意识形态询唤场」中合格的主体。

言下之意，穷人该有穷人的样子，有钱人该有有钱人的样子，穷人应该预设自身的愚昧无知的状况，以维持有钱人的眼界与慧根。而奉俊昊在电影中，模糊了「意见」与「知识」的区分，并蕴含着——在柏拉图主义中被归为谬误的「意见」——是不应该被忽略的。真正的穷人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其实应该是不太清楚，也无法清楚的。
就像理智论把社会中的活动者视作合理的、自主的主体，但却忽略掉活动中的非意图的、无意识的领域。这是一种认识的断裂论，仅仅为了满足世界的「客观性」而无视当下的「意见」。
而电影中穷人的聪明，与上流氛围毫无违和的匹配感，更像是对于「意见」与「知识」分化的抵抗——他们与有钱人的区别，仅仅是缺乏头衔而已，他们不是无知，他们只是无法在现有的价值体系中说明他们的身份罢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奉俊昊为贫穷的金家人编造一个又一个头衔。
大儿子——凯文，就读延世大学
小女——杰西卡，就读伊利诺大学应用美术系
父亲——来自美国的私人老司机
母亲——来自高级会员制人力派遣公司的金牌管家
这些头衔其实与他们的社会价值与工作能力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私教、司机、管家都是十分单纯的工作，但金家人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们对单纯的劳作却发展出一套「意见」式的知识体系。
凯文发展了考试节奏的心理技巧
杰西卡发展了美术治疗理论
父亲把开车小确幸化
母亲则依托精密化贵族化的家政商品系统
以此完美诓骗了有钱的朴社长一家。
在此人物的设定，不是为了展露一个似乎有违客观的类型片快感——穷人通过智慧战胜了贪婪愚蠢的富人。
而是对应朗西埃对其导师阿尔都塞的统治与支配观点的决裂——要通过「智识平等」的公理化去取消「知识」与「意见」的划分。
以及他对于19世纪教育哲学家「约瑟夫·雅科托」《无知教师》的解读：“一个教师可以教授他不知道的东西，教育并不是以老师的知识取代学生的无知，而是从知识到知识的推进。”
而在电影中表现是，不占有经济地位的他者，也具备教授资本家知识的能力。
最显著的象征是，朴社长一双儿女的老师均是贫穷的金家兄妹，这并不是对于底层一种虚妄的人权肯定，而是说明在「知识平等」的公理化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知识和无知之间的取代，而是知识到知识之间的推进。
03 | 不要爱上你的苦难
奉俊昊通过朗西埃的「智识平等」解释了金家角色设定的哲学基础，并对「人民」智识的自主性加以肯定。
但导演在电影的叙事张力上又极力避免「智识平等」的人物设定可能会被扭曲成另一种危险的古老政治论述——即平等正义，一种均衡的社会分配政策。
回头看电影中金家对于朴家的所谓的寄生，其实是不劳筋骨，不毁肌理的，他们的"贪婪"仅仅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已 。他们并不想和当权者形成某种对峙的状态，也不想主导任何有关社会分配的民主政策。

奉俊昊尽量避免对底层亦或是平民百姓抱有一种「历史化」的同情论述。
因为当「底层」或是「人民群众」被放入历史脉络中以一种总体化的方式进行考察时，我们难免得希望通过「人民」这一群体被发现的过程来召唤「政治无意识」的回归，以招募更多人民去揭露社会的不公等等。
但这种纯粹的政治论述，又很容易导致大家忽略现实的国情与经济的实况，把“民意”塑造成一种政治美学上的符号崇拜。「底层」、「百姓」、「民众」这些在人权话语中心的被神话的形象，是很容易遭遇符号消费从而扭曲成盲目的民粹运动。
这是奉俊昊极力避免所谓现实主义电影中一种“下流的逻辑”，老百姓过于迷恋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就像电影中有前管家雯光的丈夫——一个顺从「知识」的客体。
在资本市场失败后，寄生在朴社长的地下室，吃着他的残羹剩饭，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通过控制感应灯的频闪，用摩斯密码的方式向无意识供他吃住的朴社长表达感激。

但这种感激更像是一种道歉——不好意思我打扰了你的生活，我的存在是一种过失。他为了证明自己是一种过失，甚至不惜毫无征兆得暴露在某个事件当中，从而迫使自己不自由。
他从地下室走出，一番杀戮，出现在朴社长的派对上，然后又突然向他表示敬意——respect。

他真得在尊敬朴社长吗？不是，他只是爱上了自己的苦难，以避免自由和责任，从而对自身“非存在”的身份进行诗意化的肯定。
影像的叙事否认了这样的身份政治，而是以内耗、自反的方式来接近来自现实「压抑」的那种无源性。
在电影中的体现是当金家身份被前管家雯光发现，自家的地下陋室被雨涝淹没时，儿子问父亲有什么计划时，父亲却回答道：我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人不可能跟随着计划走，一开始没有计划，那之后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了。

这是一种底层人民真正无法言说的「压抑」，一种无法唤起行动和反抗的「压抑」。
他们不接受意识形态对自身的加诸，但同时也深知不受意识形态左右是不可能的，即在「知识」与「意见」的对立下，他们不期待那个为他们开启民智的理性诠释者的出现，在「知识」与「意见」划分的取消下，他们也不期待公平对话的降临。
因为这一切都是不是在计划之内，金家父亲对儿子说没有计划，实则在说——我们不在国家社会的计划之内。
04  | 计划之外的非存在
朗西埃在反对阿尔都塞的论述上推进了「智识平等」，以抵抗社会的「治安」。何为「治安」，在朗西埃眼中，「治安」不是指具体的执法机构，而是通过计算以维持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这是一种去「政治」的各种手段的集合。
「治安」早早既定了社会的构成，而任何一种社会的构成，必然会产生一个「不成部分的部分」，「治安」预设了不同群体话语权在社会中不同的占有和配比，决定了一些言说可以被理解为话语,而另一种(非法的)言说则被视为噪音。
「治安」基于「可感物的分配」，这些“不成部分的噪音”不被纳入社会的计划与分配中。而「治安」的目的，表面是维持社会秩序，实则是干预、隐藏、甚至不惜消灭这些「不成部分的部分」。
例如说，电影中那场暴雨可以看作是「治安」，他对有钱的朴社长而言是空气的净化，对儿子钟爱的美国帐篷的一种质检，而对于住在半地下室的金家，这犹如洪灾。

由此可见，无论平民百姓是否深受「意识形态」亦或是「意见」的蒙蔽，都无须哲学家、知识分子亦或是经济占有者的拯救和唤醒，因为这些都只是「治安」，对社会不平等再配的一种协议罢了。
那些不在社会统计中的「不是部分的部分」，其实是被列为「治安」的目标，而不是被视为真正的「政治」。
在电影中，不被划入社会装配的人，就被比喻为蟑螂这种寄生虫——生理系统之外的存在——就像“寄居”在上流家庭的金家人，在和前管家夫妇大战的时候，朴社长一回家，一开灯，他们就需要像蟑螂一样，躲到桌下，躲到沙发下。

所以金家父亲所说，我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这是很值得回味得一句话——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不是部分的部分」，他们不会有机会暴露在社会的计划内，所以也无需计划，他们的计划无法按部就班，因此他们能遭遇的只有「意外」。
所有的事件，对他们而言都是意外，金家长子和次女去上流家庭当私教是意外，父亲和母亲当上私人司机和管家是意外，发现前管家雯光把自己欠外债的丈夫窝藏在地下室是意外，雯光的死是意外，金家父亲听到朴社长可以闻到他身上的穷人味是意外，雯光的丈夫杀死金家次女是意外，金家父亲杀死朴社长是意外。
对金家而言，所有事件都是计划之外，毫无征兆，让他们措手不及。
在一个悲哀的场景中，负责扮演凯文老师的金家长子对朴家的女儿说，大家好体面，明明是临时被叫来参加你弟弟的生日聚会，却显得十分从容和自然。
“我适合这里吗？”

其实他想说的是，我可以在计划之内吗？我可以不必遭逢意外吗？我可以不用像蟑螂一样，人一来就需要惊慌失措得躲起来吗？
对此我们可以重审金家长子对学长赠与他景观石的执念——它黏在了我的身上。这块石头或许不仅是攀上富贵的赌石，亦或是向上阶跃的垫脚石。它更像是神话中「薛西弗斯」所推动的那块巨石——他把石头推向山顶，看着石头滚落，再从山脚把石头重新推向山顶，周而复始。
但这块薛西弗斯的石头所代表的却不是社会资源的不均衡最终还是会被「治安」以不平等的方式再配仿佛这个世界一切都没有改变的徒劳。
这块石头代表是一种“稳定”，它镶嵌在社会系统的重复运转中——驱动着薛西弗斯被象征「治安」的「宙斯」计划在社会的规戒系统之内。
这是普通人在社会系统中残酷的重复，家与单位的循环往返，却让住在底层的金家长子渴望不已，因为他们是暴露的目光下不可见的蟑螂，是系统之外额外的寄生虫，他们甚至有时不被列在「治安」的计划之下。
在电影终局叙事的高潮中，金家父亲杀了嫌弃“贫穷气味”的朴社长后，由朴家的车库逃入了房子的地下密室，而在逃逸的过程中，只有一个坏掉的监视器看到了他，因此隐匿在地下室的父亲就被「治安」忘记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这是奉俊昊在拒认「现实主义电影对底层的诗意化的肯定」，他对现实底层民众形象的复现是——这仅仅是一场神圣与沉默的想象，真正来自底层的压抑是无法出现在主流的视域的——就像那个朴家那个坏掉的监视器，它意味着或许电影其实根本没有拍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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