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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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11月左右在南京东路的读者书店看到了这本书，看了几十页便觉得爱不释手，甚至破例在书店买下这本书（之前看中某本书只会在网上下单）。说来惭愧，因为种种原因前后一直花了两个多月才算看完这本书，看书的过程中也尝试代入自己的理解去记笔记，打算读完后能留下点什么。

整本书分为上下两册，文本量相比之前看的小说多出不少，作为历史著作，作者并没有去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而是将客观、详实的史料以简练流畅的文字展现出来，而这种形式确实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门槛。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书中大段细致的战况描述，刚开始读起来很是煎熬，后来每次读到这种段落就把它想象成战争沙盘游戏，脑子里一旦有了那个画面，阅读体验便直线上升。

而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各个人物的演讲，古希腊人十分注重演讲术和修辞学，小到日常辩论，大到参与城邦事务，这种信息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希腊哲学思辨的发展。作者修昔底德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尽可能还原了当时的演讲内容，在读到这些演讲词时，你很难想象这些逻辑清晰、结构精妙、情感饱满的话语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之口。
阅读历史著作的乐趣不仅仅在于获取知识，更关键的是体验文明演变的浩瀚，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宏大叙事。
内容梳理
在这本书的译者徐松岩老师所作的序中，根据战争的局势变化将全书八卷内容梳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战争爆发前（以雅典与斯巴达为首的城邦矛盾）、战争前期（签订尼基阿斯和约的战争前十年）、战争中期（对雅典影响重大的西西里远征前后阶段）、战争末期（持续九年的伊奥尼亚战争）。在本篇文章中，我想采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梳理战争爆发后的内容，即从雅典的角度，根据关键事件节点将战争时间轴分为六个阶段。
战争前奏
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由来已久且错综复杂。斯巴达是希腊世界最古老的强权，它以寡头宪政的政体和强悍的军事体制著称，而雅典则是实行民主制度的新兴力量。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地缘利益的角度，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是无法避免的。在希波战争（斯巴达300勇士以及马拉松的典故就来源于这场战争）期间，双方曾短暂联手抵御波斯的入侵，可在此之后，雅典积极扩张势力，建立起了自己殖民帝国，意图挑战斯巴达的霸权。
作者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日渐强盛的雅典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加上雅典不断对其他城邦的控制和剥削引起诸多不满，而斯巴达又希望利用各个城邦的不满来对抗雅典，书中第一卷所提到的被认为是导火索的一系列事件争端，本质上正是这些矛盾的体现。近几年因为中美关系，大家经常提到一个名词叫做“修昔底德陷阱”，其来源于修昔底德阐述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具体指新兴势力在挑战旧霸主的固有秩序时，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
第一阶段（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29年）：伯利克里执政与雅典瘟疫
战争初期，斯巴达联军（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结果在陆上并没能取得多少优势，而海上更是无力与雅典抗衡，这一阶段雅典占据上风。
造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当时雅典的领导者伯里克利，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经营下的雅典国富民强，奴隶制民主政治达到顶峰，不仅拥有希腊最强大的海军，在经济文化领域也空前繁盛，城邦内出现和吸引了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诸如希罗多德、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雅典此时就是一个全身神装、手里都是SSR的土豪玩家。

在此期间，伯里克利为鼓舞和激励雅典人对于这场战争、对于城邦的信念感，发表了著名的“葬礼演说”（非常经典的演讲案例，强烈建议阅读原文），演讲中除了赞颂勇气鼓舞人民的内容外，他反复提及“民主制”的优越性，甚至将雅典称为全希腊的学校。这场演讲极大鼓舞了雅典人，再加上乐观的战争形势，他们有理由相信雅典将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公元前429年，雅典爆发大规模瘟疫，修昔底德称这场瘟疫“对人类侵害之沉重，几乎不是人所能忍受的”。瘟疫的惨烈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根据现代研究者的推算，死者总数达到雅典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伯里克利。
瘟疫对雅典的打击堪称毁灭性，也对整个战争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时间雅典内外交困，处境窘迫。
第二阶段（公元前429年—公元前422年）：雅典的“鹰派”与“鸽派”
伯里克利在生前曾告诫雅典人，如果雅典静待时机，关注自己的海军，不再去征服新的领土，并且在战争中不使雅典城发生危险的话，他预计雅典是会赢得这场战争的。事实上，他苦心经营的战略确实取得了成效，即便是经历了可怕的瘟疫，雅典的实力仍然让斯巴达联军有所忌惮。
然而在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政客们便陷入无休止的内讧，他们大多只顾着讨好民众，争权夺利，没有能力引导民众，使得城邦的政治日益失控。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鹰派”克里昂和“鸽派”尼基阿斯，前者政治主张激进、野心勃勃，而后者则个性温和，处事稳健。
克里昂
尼基阿斯
克里昂
尼基阿斯
克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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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对于“主战还是主和”展开激烈的斗争，刚开始由于克里昂在政治手腕上更胜一筹，所以雅典依然不断积极采取军事行动。此时雅典与斯巴达双方战况胶着，雅典方面由于军费开支浩大，财政问题日益突出。
公元前422年，克里昂战死沙场，同时斯巴达的将军伯拉西达也重伤致死。由于两国的主战人物双双阵亡，所以双方决定议和，共同签订了《尼基阿斯和约》，条约有效期为50年，而此时恰好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十年。
第三阶段（公元前422年—公元前415年）：亚西比德的野望
《尼基阿斯和约》为整个希腊带来了短暂的和平时光，然而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依然有许多人对和约深感不满，雅典的政治家亚西比德（又称阿尔基比阿德斯）便是其中之一。
亚西比德年幼丧父，是由伯里克利抚养长大，并且还是苏格拉底的忠实粉丝。在这两个人物的影响下，亚西比德练就了一番无与伦比的演说技巧，在雅典政坛平步青云，并于公元前420年被公民大会推选为将军。

由于和约的关系，此阶段雅典与斯巴达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里之所以要把亚西比德步入政坛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提及，是因为他对于整场战争的影响实在太大，后面他将靠着一系列神操作推动战争局势，而此时他依然是雅典人心目中第二个“伯里克利”。
第四阶段（公元前415年—公元前413年）：远征西西里
苏格拉底曾经问一位老者：“你老了，感觉怎么样？”老者说：“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终于成为了我自己，而不再被欲望所驱使。”
可惜的是，大部分雅典人并没有摆脱欲望的驱使，他们一次次被眼前利益所迷惑，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煽动，最终使得雅典深陷战争泥潭难以脱身。尽管以尼基阿斯为首的“鸽派”多次指控亚西比德为了个人的贪婪和野心，不惜将城邦陷入巨大的危险中，但亚西比德依然靠着出色的演讲赢得了大批支持者。最终，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远征西西里的计划顺利通过，雅典人对该地区觊觎已久，许多人都相信征服西西里可以为城邦带来巨大的利益，其势力范围也将拓展到整个地中海，到那时再去收拾斯巴达及其同盟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公元前415年，雅典派出强大的舰队试图攻破西西里的城邦叙拉古，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都被选为这次远征军的将军。在此迫在眉睫之际，雅典内部党派斗争又弄出闹剧，亚西比德被政敌罗织罪名并要求回国受审，他自知凶多吉少，便叛逃至斯巴达，从此开始了他“传奇二五仔”的生涯。
亚西比德叛逃后，缺乏军事才能的尼基阿斯使得雅典军队陷入漫长的围城战，同时斯巴达也向叙拉古派遣援军，最终雅典被联军包围，遭受惨败，只有极少人活着回到雅典，其余的人只能抱着深深的绝望在战场上自生自灭。
至此，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脆弱的和约早已荡然无存，雅典人为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五阶段（公元前413年—公元前411年）：伊奥尼亚防卫战
远征溃败的雅典陷入被动防守的阶段，而斯巴达与波斯结盟，得到大批资金援助，开始全面进攻伊奥尼亚海域及周边地区，雅典所需的粮食等重要资源都要靠这片海域运输至本土，一旦航道被敌方掐断，雅典将彻底束手无策。
向斯巴达人提出这些建议的正是叛逃者亚西比德，斯巴达人根据他的建议让雅典几乎陷入绝境。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亚西比德被斯巴达高层排挤，他又同雅典将领接触，并承诺：如果他们愿意改变民主政体，实行寡头政治，并让自己回国，那么他可以为雅典人牵线搭桥，帮助雅典人获得波斯人的援助。
显然，亚西比德害怕受到民众的清算，希望雅典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这样他也能安心回到雅典。结果雅典人听信了亚西比德的话，发动革命推翻了民主政体，建立了寡头政治。
寡头政府很快就被雅典海军推翻，新成立的政府又再次邀请亚西比德主持大局，此后亚西比德与其他海军将领一同指挥，并取得多次关键性的胜利。从叛逃者到救国者，亚西比德一度靠一己之力“扭转”战争局势，而他的下场也颇为凄惨，最终被雅典人排挤逃往波斯并被杀害，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也可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了。
因为作者修昔底德去世，所以整本书的内容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第六阶段（公元前411年—公元前404年）：未完待续的终章
空白的终章最终由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补完，他在《希腊史》中对战争的最后七年进行了描述。在这段时间内，重新组建政府的雅典苦苦支撑，连年的战争几乎把国力消耗殆尽。
公元前404年，雅典确实扛不住了，终于宣布投降。根据斯巴达人提出的条件，雅典人答应毁掉雅典城至港口的长城，交出全部舰队，只保留12条船只用来自卫，恢复被流放者的地位，解散提洛同盟，以及服从斯巴达人的领导。至此，这场持续了27年，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参与其中的大战最终以雅典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些感悟
回顾整个战争中雅典的种种决策，不禁让人陷入困惑，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雅典走到这步田地呢？仅仅靠亚西比德一个人就能把整个雅典搞得天翻地覆吗？
我们不妨回到雅典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上，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雅典确实提供了一个较为超前的政治理念，即使这种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有限民主”，但不可否认它对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时至今日，网上一旦出现关于政治的讨论，“民主”始终是一个被经常提起的名词，有多少人将它视作明灯并为之奋斗终身，又有多少人打着它的旗号给世间带来灾祸。
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无论是平等协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它实质上是多方势力经过长时间的博弈最终形成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确实为雅典提供了相对稳定开明的社会环境，使得雅典的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等领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在战争中，雅典的民主却一次次使城邦陷入无休止的内讧中，并多次贻误战机。在重大决策上，雅典民众容易被眼前的利害关系所蒙蔽，而忽视长远的影响，政客们则为了获得支持，一味地迎合民意，将国家一步步推入深渊。
亚西比德对民主的评价是“公认的愚蠢”，他一次次煽动民众，却最终被这些狂热愚昧的民意所反噬。
苏格拉底说，民主就是用修辞来煽动暴民，所以决不能把国家交给民众，他最终也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
伯里克利在面对大瘟疫后民众的责难泄愤，一语道出了“你们在没有受到损害时采纳了我的意见，却在遭遇不幸时后悔以前所作的选择”这样的真相，并指出政策的失误就在于民众的态度摇摆不定。
我并不是在苛责民主制度本身，它是我们值得奋斗的目标，尤其是看到近期发生的诸多事件，我越来越意识到，权力必须被关在牢笼里，这样那些以权谋私之徒才会有所忌惮。但与此同时，我看到一些人对民主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认为只要有了它，就能解决社会上一切弊病。那位长者曾说过，离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来谈民主、自由和人权是没有意义的。我深表赞同，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绝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二十七年战争对整个希腊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即便是作为获胜方的斯巴达及其同盟，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关键拐点，从此辉煌的古希腊文明从最高潮直坠向衰败的深渊。直到几十年后，那个来自马其顿的男人迅速横扫希腊全境，作为他世界征伐的热身战，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