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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木匠
今年的9月1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在波兰举行的纪念仪式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公开表态，请求波兰人民“宽恕”。
然而这一难得的战争反思却被另一场外交争执的声音盖过了。
波兰在本次纪念活动中并未邀请俄罗斯代表参加。而作为反法西斯最强战力之一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当然不满波兰的有意忽视。
俄外交部、总统新闻秘书和联邦杜马主席纷纷表态，指责波兰忽视苏联在二战中贡献的行为是“无知、自卑且愚蠢的”。
波兰人同样回以颜色：波兰防长表示，波兰所以没能得到德国的战争赔款，就是因为苏联替波兰做出了“不赔偿”的决定！
事实上，波兰与俄罗斯的争执不是一两天了，两国交恶可谓“世仇”，以至于有了那句包含辛酸和无奈的玩笑话：
波兰的悲剧是距离天堂太远，而距离俄国太近。
二战时期的波俄关系：大国利益的牺牲品
二战时期的波俄关系：大国利益的牺牲品
现代的波俄冲突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合谋肢解波兰、卡廷惨案、苏联战后对波兰的“清洗”，桩桩是波兰人无法愈合的伤口。而这一切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谈起。
一战之后，英法主导欧洲秩序的核心问题，就是把德国打压到他妈都不认识他无力再次发动战争。法国首先想到的就是让位于德国东方的波兰崛起，东西夹击，一起钳制德国。
然而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帝国习惯了“大陆制衡”的政策，不愿看到法国在欧洲建立霸权。习惯的英帝国，并不关心德国复兴的危险。
于是，一纸《洛迦诺公约》（1925）既拒绝承认法国有权武力遏制德国，也拒绝承认法国人耗费心机构建的战后防御体系。
面对德国带来的巨大不安全感和英法空头支票般的许诺，波兰人决定提前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些准备。
于是，1938年，在德国占领苏台德之后，出于“展示肌肉”和增强军事防御的考虑，波兰人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扎奥尔杰。
这一举动非但没产生实际效果，反而让人们认为波兰与德、意是一丘之貉，后来的灭国之灾也不值得同情。
后来故事的展开，已经成为二战的经典缩影：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约定瓜分波兰。
德国随即闪击波兰，而苏联则从背后出兵，彻底断绝了波兰反击的可能。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英法进攻德国，苏联就不会出兵波兰。
可以说，英、法、苏、德“合力”造成了波兰的沦陷。这第一个锅还真不完全是苏联的。但考虑到苏联对待波兰流亡政府的手段，这个锅他背上也不显得冤枉了。
一般的历史叙述中，从国土沦陷开始，波兰就退出了二战史的舞台。
然而事实是，波兰不但在巴黎建立了流亡政府，其军事力量直至终战都活跃在反法西斯的斗争当中。
1945年，与英军并肩作战的波兰军队总计约22万；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加入欧洲战场之前，波兰轰炸机部队占盟军轰炸机部队总数的 1/4。而波兰海军的60余艘舰艇参与了 665 次海上行动。
波兰的“炸弹”（bomba）解码机为盟军成功破译德军“恩尼格码”提供了关键基础。
在波兰国土上，以及在苏联参战后的东部战线，波兰人都艰苦卓绝地坚持着反法西斯的抗争。
基于这样的贡献，波兰战后的国家与民族独立自然是应得的。
但斯大林并不这么想。被迫参战后，苏联虽然否认了苏德条约，释放波兰公民并组建波兰军队，但拒绝承认战前波苏边界。
而“卡廷屠杀”的意外发现，更让苏联下定决心搞垮流亡政府。
第一步，断绝外交关系。
1943年4月11日，德国电台公布了在卡廷森林发现大规模墓地的消息，被埋葬的4231名波兰军官都是双手被绑，头部中枪。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这场屠杀，但苏联官方则指认是德国进行了屠杀。
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深入调查，这一“不识时务”的举动触怒了斯大林。
苏联反咬流亡政府一口，说他们信用低下、和德国人合作，接着，断绝了和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
第二步，消灭波兰武装。
随着苏德战场上苏方优势渐渐明显，时间女神也选择站在了斯大林的一边。
1944年，苏联红军越过了1939年的波苏边界。
而此时，流亡政府的军队仍然在英国本土和意大利。
流亡政府在国内仅有的武装力量“国家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解放波兰，他们必须配合推进迅速的苏联红军，但是这位“盟友”，在政治上并不承认他们。
与苏联合作的国民军命运悲惨——军官遭到苏军的逮捕或处决，士兵被编入亲苏武装。
华沙起义的失败，让流亡政府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筹码，最终迫于苏联压力解散。
但斯大林眼中容不下一丁点“对苏联不友好的分子”。
于是，消灭流亡政府的第三步就是，清洗流亡政府剩余成员。
1945年，流亡政府部分成员被邀请回国，旋即遭到逮捕、审判和处决。遇害人数总数据推测多达 1.6 万人。
在清洗中，苏联扶植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共和国不但失去了东部大片的领土，而且应苏联要求放弃了向德国所要赔偿。这也是文章开篇波兰防长抱怨的来源。
可以说，面对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做法，波兰人的气愤不无理由。
但在上文中也不难看出，一贯袖手旁观的英法与瞬息万变的战局都是造成波兰战后悲剧的因素。
要全面反思波俄矛盾，就必须将历史置于东欧局势乃至国际环境中，这正式像波兰裔英国历史作家亚当•扎莫伊斯基这样的作家想要尝试的。他撰写的《波兰史》就是这样一部兼顾长时段考察与国际局势，饱含爱国激情又不失客观的历史著作。
波俄矛盾六百年：国王利益？人民利益？
波俄矛盾六百年：国王利益？人民利益？
每当提及波兰的悲惨历史，总会面临“洗地”的质疑：“波兰欺凌弱国”，“翼骑兵也曾兵临莫斯科”……
然而这些被人们标榜为“波兰强大”的例子背后，却是波兰无数次被国王因家族矛盾或个人野心卷入战争的案例。
如果说现代波兰是大国利益的牺牲品，前现代的波兰就是欧洲跨国王朝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为人乐道的“波兰翼骑兵横扫莫斯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吊诡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雷帝伊凡过世，其次子德米特里意外被杀。俄国政局动荡，围绕皇子之死的传说也甚嚣尘上。
就在这个关节，一名自称叫格里什卡•奥特列比耶夫的逃亡僧侣出现在当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他自称是德米特里皇子，胡吹着自己如何奇迹般地躲开了暗杀，流往国外。
当然没人会采信他的胡说八道，但波兰贵族却意识到这位伪皇子的潜在价值。于是，联邦的桑多梅日督军耶日•姆尼谢赫将女儿玛丽娜嫁给他，并将伪德米特里引荐给了联邦国王齐格蒙特三世。
在近代民族国家尚未兴起的年代，国王的个人野心、宗教信仰，甚至家族荣誉都排在国家利益之前。
齐格蒙特三世正是这样一位视波兰为实现宗教与个人利益工具的“外来国王”。甚至在他下葬时，都弃波兰王冠于不顾，而是带着沙皇俄国的皇冠。
齐格蒙特三世见到伪皇子如获至宝，立即支持他组织私人武装回国“恢复大位”。
然而，这位伪沙皇继位不到一年，莫斯科爆发起义，伪德米特里被人打死，玛丽娜被囚禁。
愤怒的俄国人在伪德米特里的生殖器上系上绳子，拖到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附近的宣谕台（Лобное место）前，随后被分尸焚烧，骨灰填入火炮，然后向西方射出，表示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然而历史的玩笑没有见好就收一说。
1607年，另一个更加声名狼藉的骗子冒出来声称自己是德米特里皇子。从1598到1613年，类似的冒牌王位争夺者大约有40人，但这位伪沙皇，获得了皇后玛丽娜的“钦定”。于是这个伪德米特里周围再次集结了一群波兰人以及心怀不满的俄国贵族。
好巧不巧的是，东北欧的国际局势，将这个“私人”事件卷入了国际冲突。
1609年，在伪德米特里一世之后登上沙皇宝座的瓦西里•舒伊斯基同正与波-立联邦交战的瑞典组成防御同盟。
波兰贵族本想自扫门前雪，奈何齐格蒙特三世盯着“沙皇头上冠”。他向教宗申请并获得了全部十字军特权，亲征沙俄。
十字军特权是指“任何参与十字军战争者，所犯罪行一律免除，如果战死，则灵魂直升天堂”。这对天主教信仰的民众和军队来说拥有难以想象的号召力。
早在1610年，波兰的翼骑兵在统帅茹凯夫斯基率领下就曾兵临莫斯科城下。当时的俄国贵族惊慌失策，选择罢黜沙皇而推举齐格蒙特三世的长子瓦迪斯瓦夫选为沙皇。
但远在莫斯科千里之外的齐格蒙特三世认为这还不够，强硬地要求在整个俄国改宗天主教的前提下，他才考虑让瓦迪斯瓦夫即位担任沙皇。
齐格蒙特显然不理解“闷声发大财”的东方智慧，而驻莫斯科的波兰军队也“辜负”了国王的期待：在莫斯科在数支俄国勤王义军的围攻下，波兰军队最终退出了莫斯科。
到1619年，齐格蒙特不得不妥协，与俄签订和平协定，俄国将斯摩棱斯克等地交给波兰，并且允许瓦迪斯瓦夫自称“莫斯科当选大公”（electus magnus dux Moschoviae）的头衔。
齐格蒙特三世的穷兵黩武为自己赢得了下葬时头戴沙皇皇冠的心安理得，但对波兰来说，这些战争不过是国王个人加诸波兰的。
当国运尚在时，波兰尚能“平独镇露”，而后来的波兰人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一次次战争中，国王换了，强敌换了，但每一次战争都给波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正如波兰外长为《波兰史》所作的中文版序言所说，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刻下对俄、对德的仇恨，而是“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尝试去回答：“波兰人如何利用这份历尽艰辛而重获的自由和统一？”的永恒问题。
沧桑历史背后的现实关怀
沧桑历史背后的现实关怀
波兰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沉郁而悲壮的。从谱下《波兰永不亡》的肖邦到冲向德国侵略者的骑兵，从三次遭到瓜分到被苏德两面夹击而沦亡，波兰的历史似乎有着走不出的悲剧。
然而，就是这个悲惨的国度，却接连孕育出居里夫人、显克维奇、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等一众伟人；也正是这个“弱国”，它的翼骑兵曾“平独镇露”雄霸欧陆……
是什么构成了波兰的历史？
文中引用的后浪汗青堂第34本书《波兰史》，是由波兰裔英国历史作家亚当•扎莫伊斯基撰写，波兰外长作序推荐，激情澎湃又不失客观地讲述了波兰历尽千年的沧桑历史。
它的作者扎莫伊斯基是一位极具现实关怀的历史作家，在他的书写中，波兰历史不仅是按年代排序的“历史年表”，更是时代洪流背后王权、贵族、人民的力量角逐，大事件外表下政治、经济、宗教的合力结果。
扎莫伊斯基不愿止步于历史，他的眼光投向的是每个民族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波兰？
正如作者序表达的，历史史实之所以重见天日，最重要的背景便是1989年东欧剧变与1991年苏联解体。
当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降下，随之落下的是隔阂世界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铁幕”，随之破产的是“自从18世纪在普鲁士兴起，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书中详尽且毫不讳言地书写了在这次巨变中，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团结工会、波兰普通民众如何突破意识形态的封锁，缔造一个全新的波兰共和国。
这本书讲述的不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的故事，而是一个创造了自己独特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国家的故事，这个国家的发展之路，尽管一度被比自己更强大并且更成功的对手所阻断（当然这个对手的“成功”现在遭到了极大的质疑），但其理想却和当今世界的价值观有许多相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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