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吉格尔的死灵之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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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李

第一次见到李是在塔楼餐厅（Restaurant Turm），1966年。她当时跟我的老朋友P.一起，P.是苏黎世诺伊马克剧院（Neumarkt-Theater）的喜剧演员。
李那时候18岁，即将从戏剧学校毕业，她简直太美了，我很少遇到向她那样清新、纯粹与真诚的女孩，她就像是从我最甜蜜的梦中走出一般。不过后来她告诉我，我给她的初次印象很滑稽，我过于想表现自己以至于让她误认为我是个同性恋。
后来李与P.还邀请我到他们位于赫林德马克特街8号（Rindermarkt 8）的家中。

能够更多地了解李我当然非常高兴，一周后我搬进了他们家，住进储藏室般的房间。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两居室的公寓，看起来像一个大阁楼，每个月房租50瑞郎。
这座房子本应该被拆除，房东也不怎么想维护它，所以在天气恶劣时就会有非常不愉快的结果——必须把锅碗瓢盆摆放在各处接漏雨，还得用塑料布把床罩着，以防床被完全浸透。另一个灾难就是随处可见的蟑螂，白天他们会躲在地板的缝隙中，一到晚上便爬得到处都是，甚至爬上墙，有时候还会掉到床上，只要打开灯，它们便四处逃窜。在杀虫剂的作用下，一些跑得慢的就会被我们踩碎，所以最后床四周都是又大又恶心的污渍。这公寓的厨房也不怎么样，地面上铺着大块的石砖，残缺的部分被食物残渣填满，这些破洞大得足以让我们陷进去，然而缺损的砖块全部都堆在房顶，用来压住遮漏洞的塑料布。这房子的唯一的奢侈品是一个四灶的老煤气炉，也难免漏气。

我们的厕所嵌在楼梯间，既没有灯也没有窗户，冲水阀坏了，马桶座也碎了，只能用来小便。使用时得用左脚顶着门借光，晚上我们就只好闭着眼瞄准了尿，姑娘们只能去周围的咖啡馆解决。
当我在那定居之后，用偷来的砖垒了一个壁墩，上面放一块泡沫床垫将就，其余的空间被我堆满了一卷卷的画纸和画材。
李与P.睡在大房间里一个坑坑洼洼的旧沙发上，房间里有一个暖炉，一张小桌和两把破旧的柳条扶手椅。我们就生活在那里，我也在那儿工作。
不管怎么说，因为有了低矮的天花板和小窗户，这件公寓还算有点魅力。
经常有名人来访，诸如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多丽丝·昆斯特曼（Doris Kunstmann）及阿曼（H.C. Artmann）等等，他们在这所古老的破屋里都感觉良好。P.做得一手好菜，他能用最便宜的食材变出最美味的佳肴。
聚会有时候会惊扰到邻居，这群老鸨妓女还有什么拳击手退休老汉经常来找麻烦，我们都私下解决问题，不想惊动警察。不过曾经有四个警察过来，劝解一个退休老人解除武装：斯坦尼，他住我们楼下，还是个喜剧演员，他把收音机开得太大，打扰到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这位老人跟他母亲一起生活。最终，老人不得不自己去伸张正义，他用一把大斧敲开了斯坦尼的大门和卧室门，并威胁丹尼斯说如果不关掉收音机，他就把他的头敲得稀烂。这便是仅有的惊动警察的事件，平时我们都相安无事。

P.有一次出国长途旅行，我得以与美丽的李单独相处，意料之中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坠入爱河。这段关系总共维持了九年，直到李去世。
我逐渐学会去深沉地爱李，她拥有非凡的生命冲动，总想要短促且强烈的生活。她对接触到的任何新事物都充满热情，不过在意识到其名不副实时又会顿感失望。她那无比的纯洁与正义感只带来幻灭，把她拉入冷漠的深渊。
P.回来的时候我和李已经搬去了隔壁的大楼，我们的新公寓仍然在顶层，所以我们是从屋顶上搬家的。这座新房子比之前的更加残破，房间里没有暖气，我们不得不买两个煤炉，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关闭以防煤气中毒。在某些冬季的早晨，气温甚至低于冰点，所以我总是感冒。

在那里，我终于能和心爱的人单独待在一起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段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我那时候与安德烈亚斯·克里斯汀（Andréas Christen）一起为诺尔公司（Knoll International）设计家具。同时期我还专注于墨水素描，为了创作大尺幅作品，我自己探索出一种新技术，我用牙刷和小漏勺向坚固的纸面上泼甩墨水，然后用剃须刀刮掉那些明显的地方，我用这样的方法制作了《分娩机》（Gebär-maschine）以及《深洞》（Schächte）等作品。
李成功从戏剧学院毕业了，她开始在纽马克（Neumarkt）剧院工作，为了训练自己的声音和念白，她会给我读我喜欢的书。所以几乎在无意识中，我当时的创作受到了这些魔幻文学的影响，如同在梦中作画，我喜欢回忆那段幸福的时光。
不幸的是，那段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李后来受雇于圣加仑剧院（Theatre de St-Gall），我们租住的公寓在1969年夏天被拆毁，之后我便在费德格大街（Feldeggstrasse）租了一间小卧室，周末的时候我会去圣加仑看望李。

在我的朋友帕夏（Pascha）的建议下，我放弃了工业设计师的工作，决定以卖画为生。
我开始以油画颜料创作，并且花了比过去更多的时间来掌握这种技法。那时候我画了 《向贝克特致敬》（Hommage à S. Beckett）以及《通道》 （Passages）系列的最初几张。在圣加仑度过了两个漫长的演出季后，李又返回苏黎世工作，这次她搬进了E.B.家，E.B.跟她儿子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也就是在她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瑞士画家弗里德里希·库恩（Friedrich Kuhn），他1972年因肝硬化去世，死前也没有获得他应得的声誉。

1970年我继承了家族里一位叔叔的遗产，让我能在苏黎世附近购买一栋小房子。在安装了中央供暖系统以及一些简单装修之后，我和李搬了进去。我那时候才意识到，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越完美，他的创作就越艰难。那里的第一年非常糟糕，有关浴室的噩梦一直缠着我，我的植物神经系统出现紊乱，浑身是病，当时我认为自己得了癌症。那时候真是太难熬了，《浴缸》的创作也没有丝毫让我得到缓释。
李也没有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有一天，她和她的雪铁龙2-CV一起消失了。她当时在巴登的凯勒剧院（Theatre Keller）工作，那天晚上她没有回来，之后的几天我也没有任何她的消息。我以为她开车在结冰的道路上发生了事故，翻进沟渠里，甚至四肢骨折。我在公路上来回寻找她的踪影，剧院的演出也停了。三天后，她终于从德国打来电话，说她迫切需要一次旅行，当然，有人陪伴她。从那时候起，李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我精神的承受力已经到达极限，我变得平静，甚至麻木。我开始以同志的关系与她相处，当她因为新的恋情而高兴时，我也为她感到高兴，就这样我们的同居生活也有显著改善。

我从一个朋友那儿认识到一件新画具：修饰喷笔。
在《通道》（Passages）系列丙烯作中，我先用铅笔勾勒，再用喷笔上色。在1970年到1972年间，我无法描绘出任何人类，脑子里全都是裸露的内部，狭窄无情的通道组成的金属监狱，其中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最终，在一个女友的促动下，我开始用喷笔创造新的体验，大量野生且巴洛克的怪物入侵了我的画作。我重新获得了健康与快乐，并竭尽所能发掘自己的潜意识。我把画作一张挨着一张地贴到墙上，直抵窗户。就这样一点点创造出一个圣殿空间，如同神话学家塞尔吉乌斯·格洛文（Sergius Golowin）曾经在报纸上预言过的那个一样。

李与玛格丽特·雷纳（Margrit Rainer）和鲁迪·沃尔特（Ruedi Walter）一起出演了《我的妻子，老板》（Mi Frau, dr Chef），之后她花了一年时间在瑞士德语区的小村庄间旅行。我非常敬佩李可以将同一部戏演130回，然而我却无法重绘同一幅画。
突然间，她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她有了一次机会与某人一起去旧金山旅行，并且永远脱离剧院。她还年轻，想享受生活，与我这般从早工作到晚的画家一起生活，不太适合她，她便对我说：永别了。然而一个月后，她又非常沮丧地回来了，她并没有在美国找到幸福，同时也太思念我。
为了重新唤起她对生活的热情，我尝试了许多，但最终均是徒劳。她说在我旁边什么也干不了，因为我什么都做得比她好，她甚至认为我为了自己的创作而攫取她的能量。我当时的处境真是太难了，我甚至不能停下自己的创作来帮助她！最终，我们发现了能使她重获生机的东西，史杜马哈施密德画廊（Galerie Stummer & Hubschmid）附近的一处门面正在寻租，那个空间非常适合作画廊，正好可以让李来经营，还能展出我的作品。

1974年秋天，李·托伯勒画廊（Galerie Li Tobler）就这样开业了，开幕展 “Manon，oder das lachsfarbene Boudoir” 大获成功。之后画廊还展出了沃尔特·菲佛（Walter Pfeiffer）和于尔根·克劳克（Jürgen Klauke）的作品，并通过主题展“鞋子”（Schuh-Werke）（展览的想法和灵感在一年后还被纽伦堡美术馆所采用）作为这一季的收尾。被邀请者要求穿着他们最喜欢的鞋子来参开幕酒会，而我则脚踏一双用新鲜面包做成的鞋子，我在现场还为自己的电影《吉格尔的死灵书》拍摄了那群怪诞的观众。

在这个艺术季之后，李回到昏昏欲睡的状态。1975年五旬节的星期一，她用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七章 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