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短暂的剧场经验开始于库尔的画师时期,当时的工作仅限于给一个小剧团绘制素描,以及一些装饰或面具。这个剧团的事业巅峰是在库尔市政剧院表演麦克斯·施密德(Max Schmied)的《Die Buckligen》,当时的库尔市长还扮演了一个被反对派查禁的左翼出版商(如今的情况仍然相同)。由我来制作布景,那是一个工厂大厅,里面有一棵扳手组成的圣诞树,它被倒转放置,就像一幅骨架,象征着工人的死亡。为了增强效果,演出时我藏在这棵圣诞树下向观众席发射空子弹。
接着苏黎世市政剧院便邀请我参与爱德华·邦德(Eduard Bond)《清晨》(Early Morning)的道具制作。这出戏第一次被搬上瑞士的舞台,由彼得·斯坦(Peter Stein)担任导演,我负责制作剧中残疾人的假肢,这次合作也算是我所有剧场经验的总结。
我对这份工作十分感兴趣,并且也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团队中工作。当剧院经理和舞台设计师将我的任务定位得更加明确时(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身体部位、假肢以及骨骼的制作等等),我感到无比恐惧,便试图优雅地脱身,随即要求增加三个助手以及两倍酬金,希望自己的无礼要求会被拒绝。但两天后,他们居然接受了我的新条件。接下来的日子简直如同一场漫长的噩梦,我再也不会回剧院工作了,尤其是苏黎世的剧院。
我的工作室被安排在一个地窖。大部分的制作材料都紧缺,但却没有人去买。为了加快进度,我只好亲自去采购,而且自掏腰包。我还不得不从自己家带去工具,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最开始的三周里,我没有看到他们答应给我找的助手,之后他们塞给我一名装饰艺术专业的学生,他心脏不好,没办法搬任何重物。除了少数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均表现出让人抓狂的懒散和冷漠,通常只有公务员才这样。每个人都在互相扯皮,并且所有人都在对抗舞台设计师和剧院经理。
最让我痛苦的其实是演员,我觉得这是最具受虐狂心理的职业。我要为沃尔夫冈·赖希曼(Wolfgang Reichmann)打造一副假肢支架,他饰演一个因为膝盖坏疽而切除小腿的瘸子。这个支架由聚酯纤维、橡胶以及皮革制成,所以必须把他的双脚牢牢地绑在大腿后部。当一个重达一百公斤的男人第一次尝试下跪以适应这套支架时,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张痛苦而扭曲的脸。
我为大多数演员制作了身体石膏翻模,以便为他们制作假肢。在那湿冷的地窖里,他们不得不等待包裹在身上的石膏浆变干收缩,最后为了将其取下,他们还不得不被剥掉一半的毛发。
布鲁诺·冈茨(Bruno Ganz)和迪特尔·拉瑟(Dieter Laser)扮演了一对臀部相连的连体兄弟。这个人体接合铰链的设计和制作是我做过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不过对于拉瑟而言,这也算是他经历过最痛苦的事。在一个场景中,垂死的拉瑟必须被这个铰链拖着穿过整个舞台。从第一次排练开始,这条美妙的裤子就在不断的擦伤他的睾丸,使他的表情看起来更加值得玩味,苍白的脸庞完美契合表演要求。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能够做到不叫喊,实在是伟大的表演。
在一般情况下,彩排期间这些假肢显然会发生断裂。当钢板从聚酯纤维固件上松脱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嘶哑的声音,这致使连体兄弟中的一个被留在原地,当时我的脸就红了,彼得·斯坦(Peter Stein)骂我是王八蛋,我便迅速逃离演出大厅。彼得·斯坦没能像其他演员那样,在每次演出时被我制作的假肢摧残,还真是可惜!实际上,由于技术原因,这些假肢上都覆盖了一层凡士林。
这座圣殿建于1974年10月至1975年5月,内部空间的地面是一个边长280厘米的正方形,天花板高240厘米。入口被设计成石棺的轮廓,我使用两个塞满羽绒的皮衬垫来装饰入口,这样访客就必须用双手费力的扒开它才能进入圣殿内部,以此创造出一种新生的感觉。
内墙由四幅轴对称的图像组成,从透视学角度看,这些图像均在接缝处消失。入口(同时也是出口)的那面墙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辆石棺形状的锻铁车,它位于铁轨上,在一个原始的,生物机械风格的花瓶中间,象征着通往未来和过去的通道。
圣殿的左侧代表着残酷的现实生活,两排病恹恹的孩子握紧拳头,彼此堆叠,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茎,从同样巨大的拉练中伸出来,整个画面展现出一个技术的、充斥着残疾人和假肢的景观。
右侧的画面展现死亡。它由垃圾车的尾部元素构成,就像一道完美的地狱之门,也是所有遗弃之物的归宿。(德国资产阶级经常把它与集中营的焚化炉联系到一起。)这个通道围绕着尸体,它们从骨头的海洋中升起,其形状让人联想到勃克林(Böcklin)画的柏树。
在入口对面,最后一条通道代表了魔法师之路,一个凡人成神的理想目标。宝座位于七层台阶之上,周围环绕着生物机械风格的处女,沐浴在苍白的光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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