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凝视”绿色风景”系列时,会感到些许哀伤。弗利姆斯镇(Flims)的滑坡区是我小时候最主要的游乐场,那里已经变成我记忆中的梦幻之地。我避免故地重游,担心自己无法再用相同的目光看待那里,或是发现那里已物是人非。在儿童的眼睛里,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令人着迷。
由于当时我从较低的视角观察,周遭的风景都好似纪念碑般巨大。弗利姆斯森林黑暗而辽阔,到处都是高高的岩石,沉重而潮湿,上面长满了苔藓,它们共同组成了这座密不可分的迷宫。我一直怀疑在这片巨大的绿色下面,还藏着另一个吴哥窟(这座柬埔寨的城市废墟也是在原始森林里被发现的)。我最喜欢玩耍的地方是弗莱姆河岸,我在河水汹涌的地方用步枪、左轮手枪等枪械进行射击练习,枪声完全湮没在咆哮的河水声中。大多数时候,我会先把罐头扔进水里,然后射击。在飞刀练习中,我则使用一个真人大小的木制人偶,让人联想到埃及的棺材盖。
今天,几乎所有这些神奇的景色要么消失了,要么就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弗利姆斯市长贪婪地用缆车和雪道扭曲了那里荒芜的山谷,其余的氛围则被流行起来的乡村小屋潮流而破坏,我知道为什么我会放弃建筑行业了。
当我面对一件人类的创作时,我对于创作者本人的兴趣几乎等同于对作品的兴趣。
达利(Dalí)、福克斯(Ernst Fuchs)以及库宾(Alfred Kubin)等艺术家的自传令我着迷,帮助我克服抑郁症的各个阶段,并鼓励我重新开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为何如此详尽地自我书写的原因,我希望以此启发读者去理解我的作品,这些作品乍一看可能会另人不知所措。陌生人第一次面对我的画时会感到惊愕,并认为它们是病态想象力的产物(就像库尔州立学校的校长一样,他认为我只会画马桶,因此将我从一所新州立学校的设计竞赛中除名)。这些人在面对我时往往都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健康无比。但是一个真诚的人,正如我努力尝试去成为的那样,是不会否认他有时候也会被阴险的想法或可怕的梦魇所困扰的。相反,大多数内心混乱的人却不敢承认自己败坏堕落的思想,更不用说把它们说出来或者画出来,以免给他们的同胞留下不好的印象。这样我们反倒能够帮助不少精神病患者,然后致使精神科医生失业,不过对于失业,艺术家几百年来早已习以为常。我常常注意到许多母亲会在孩子面前把我的画藏起来,然而这些小怪物在折磨人或动物的时候却往往残酷得无与伦比。
我喜欢谦虚的人,他们在生活中自得其乐,他们热爱旅行并且善于表达,知道如何实现自我。不幸的是,似乎我特别容易吸引精神病患者。他们突然看到自己表现出的种种问题,而且把我也视为他们其中一员,然后用它们无聊的狗屎问题来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就好像我是他们免费的精神病医师一样。那些对我作品无比狂热的粉丝,他们最好还是买买我的海报和画册,而不是坚持来我家拜访,让我扮演一个小丑然后腐烂在椅子里。当然,不包括我的朋友和这世界上所有美丽的女人。
从1966年开始,我尝试用自己的绘画或者雕塑赚点钱。在那之前,我一直在校园报纸或者小报上发表作品,这没让我赚一分钱,反而却因为摄影和印刷费而倒贴钱,同时还损失了图片质量。这些都促使我想要将作品发表在一份真正的报纸上,所以我决定去“杜”(Du)的编辑部试试。
我带去了几幅非常漂亮的钢笔画,完全值得搭配文字内容出现。我向曼努埃尔·加瑟(Manuel Gasser)展示了自己的作品,他没有立即告诉我这些画是否适合“杜”,而是让我来来回回跑了五六趟编辑部,每次都只修改一个小细节。最后他告诉我,他本人非常喜欢我的图案,但却被他的设计师拒绝了。他建议我去拜访第欧根尼出版社(Diogenes Verlag)的丹尼尔·基尔(Daniel Keel),在那里我有权将自己的绘画存放在一位年轻女士的手中,三天后我再去同一地点取画,但被告知基尔先生认为我的画足够漂亮,但是他不需要它们。所以我就去了隔壁的本诺画廊(Galerie Benno),最终我成功了。本诺女士是一位满头银发,迷人且精明的商务女性。她以每月300瑞郎的价钱,向我出租了画廊的防空洞和大前庭,就这样我举办了第一次个展。
画廊负责开幕式酒水以及邀请卡的费用。我还可以多加300瑞郎,在本诺女士的一另家店铺里展出作品,将它们摆放在黑人雕塑和明信片中间。后来我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尽管我的画售价非常低,但人们还是不会从我手上买任何东西。但起码我终于办了一次个展,我觉得自己开始有点职业艺术家的样子了。两年后,当我的朋友帕夏(Pascha)建议我停止这种无聊的室内设计时,我才明白过来。在朋友和媒体的不错评价下,我开始寻找新的展览场所。
本书中的第一批作品都是用钢笔画在用于建筑设计的绘图纸上,大多数情况下,我先用铅笔打底稿,然后再着墨。对于大于DIN A4尺寸的作品,我会借由一个小丝网,用牙刷把墨水喷涂到画面上,然后用剃须刀挂掉浅色区域,再把这些大尺幅作品装裱在坚硬的木板上。
1968年,我开始在绘画专用纸板或胶合板上画小型风景油画,我那些最鲜艳的作品便可追溯到这个时期。
1971年,我购买了第一支喷笔(Efbe牌0.05毫米),瓶中装有二氧化碳,再由压缩机喷出颜色。我从“通道”系列(Passagen)开始同时使用喷笔和画笔。
从1972年起,我就开始使用300克的纸作为绘画底纸,并在12-14毫米厚的木板或胶合板上刷上1光泽度的水溶性透明胶。用喷笔制作的画则使用的稀释墨水,不打草稿,就这样我创作出“环境”系列(Environment)的第一批作品。之后我还使用了白色丙烯和少许橙色丙烯,这样便于我进行校正,并且还能让背景浸入乳白色的蓝光中。直到今天,我仍然在使用这种方法。
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是著名的魔法师和神秘学家,热情的棋手和疯狂的登山者,1875年出生于英国。他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神秘学、古埃及知识、塔罗牌、卡巴拉(קַבָּלָה)以及东方哲学著作。他的脚步曾抵达埃及、北非、南美和西藏。作为著名的魔法书作者,他是秘密组织“金色黎明”(Golden Dawn)的成员以及东方神殿教(Ordo Templi Orientis或O.T.O.)的高级大师。他于1914年移居美国,并于1919年定居西西里岛。从1923年直到1947年去世,克劳利,这个习惯以“野兽”(The Beast)自称的男人一直居住在英格兰。
1968年我刚刚完成《分娩机》(Gebärmaschine),之后我被一次次要求复制它,所以我便有了制作海报的想法。总是有年轻人喜欢我的画,但是没有钱购买,他们甚至没有钱买一幅素描复制品,更别提原作了。因此,我用丝网印刷印制了200份《分娩机》。我的几个朋友手里很快就有了这些海报,我没有考虑销售问题,很快我就厌倦了在街上宣传我的画。
当时苏黎世第一家海报店开业了,这是全瑞士第一家可以买到美国迷幻绘画和地下杂志的地方。这家商店位于现在“ Commercio”咖啡厅所在的建筑物中。售货大厅在一个巨大且潮湿的地下室里,那里似乎是许多嬉皮士的庇护所,他们在那里过夜,在那里生活。一群花花绿绿的家伙快乐地挤在破烂的沙发里,天花板和墙壁上到处都贴满了海报。
这家只有两人构成的公司的艺术总监购买了我所有剩余的海报,当时的价格仅仅够支付印刷成本。之后,这些海报在短时间内就被售罄,这促使他冒险使用胶版印刷来制作更大的版本。《分娩机》(Gebärmaschine)、《玩伴》(Playlate)和《天才》(Genius)这三个主题各印了5000份,我总共收到了1000瑞郎的版权费,它们被销售至欧洲和海外。这些海报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好评,因为当我再次进入他们的商店时,意外发现他们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印刷了新版本。当我问为什么不事先征得我同意时,他们告诉我这都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他们知道我会喜欢的,总体而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广告!然后他们付给我1500瑞郎作为遣散费,尽管他们至今估计已经销售出100000多张海报。
所以说海报产业是可以赚钱的,但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是个生意人,还是一名艺术家!
古斯塔夫·梅林克(Gustav meyrink)1868年出生于维也纳,在汉堡和慕尼黑学习银行专业。他很年轻的时候便对神秘学以及东方哲学感兴趣。他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各种报纸和杂志。他的小说《魔像》(The Golem)发行于世界各地,随之还有其他重要作品。梅林克是许多秘密社团的成员,1932年他于施塔恩贝格(Starnberg)去世,终成为一代神秘小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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