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的形式和第一期大致相同,先来聊聊《黑客帝国》的视觉效果,然后浅谈电影的哲学内涵,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黑客帝国总会给人这样的观感——电影很多桥段和背后探讨的哲学命题并不是沃卓斯基兄弟(姐妹,以下简称沃卓斯基二人)独创的,但是却没人能比他们融合得更好。你能在影片里看到传统中国功夫、吴宇森式的香港枪战电影、日本动漫里才有的夸张镜头、菲利普·迪克式的怀疑现实以及威廉·吉布森笔下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
同时你也很难分辨那些热衷于讨论《黑客帝国》的人究竟是读懂了鲍德里亚的《仿真与拟象》,还是仅仅认为这种电影必须要有哲学思想作为依托才能接近它本真的面貌。
曾经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接受采访时说,黑客帝国“当然谈不到哲学上的创新,它只是有一定思想内涵的商业片,没必要将它夸大为哲学电影”、“ 该片上映前必有对文化商品包装推广策划的高手在运作”( 2003年7月16日《解放日报》“观点”版)。
有哲学意蕴的科幻影片当然也可以举出不少,但通常被认为“非常深刻”的《2001太空漫游》,和《黑客帝国》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浅薄而伟大”的《星球大战》从哲学角度来说更是不足挂齿;经典科幻影片中也许只有《银翼杀手》差可比肩,但在表现手法上又有点缺乏大众娱乐色彩,使得它始终只能是一部小众电影。
——《编辑学刊》,2012年第4期
不仅如此,江晓原教授在2016年出版的《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中也用了比较长的篇幅介绍黑客帝国。可以说,几乎没有影片能像《黑客帝国》一样引起各路电影爱好者、神学家、科学家、哲学家的广泛讨论(即使如今话题度很高的《降临》《机械姬》《银翼杀手2049》,愿意探讨的人却屈指可数),而我更愿意把《黑客帝国》当做一个流行文化和哲学思考的“大观园”,也许它探讨的内涵不是最深的,但它的维度一定是最广的,在商业和小众文化上也是平衡得最好的。
下面我就从视觉效果开始,对《黑客帝国》做一个解读。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出品的大部分电影还是针对女性观众,当时最火的明星是女演员凌波,无论男、女角色凌波都饰演过。1967年王羽主演、张彻导演的《独臂刀》成了香港电影界最火的武打片,不同于以往女性角色京剧式的打斗,这部电影有日本武士片的风格,画面里你能看到四肢砍断、鲜血喷溅,这部电影也对吴宇森的电影美学观产生很大影响,他曾经还做过张彻的副导演。
在王羽之后才有李小龙的横空出世。《唐山大兄》是李小龙主演的第一部影片,1971年上映创下320万港元票房,大大超过当时香港票房最高纪录、奥斯卡最佳影片《音乐之声》。
第二部影片《精武门》也是明显带有李小龙个人风格的影片,在这部影片里他首次使用了双截棍。《精武门》不仅是当年香港票房冠军,还获得了1972年金马奖最佳动作片。
之后李小龙乘胜追击创作了《猛龙过江》,这部影片首轮票房超500万港元,影片前半段一改前两部电影的压抑氛围,加入了喜剧桥段。正是这部《猛龙过江》将东方的侠义精神传播到欧美。
在此之后李小龙还有《龙争虎斗》,以及未完成的影片《死亡游戏》。
接着来说说《黑客帝国》的动作指导袁和平。袁和平出生在武术世家,一开始做的是武行,后来慢慢发展成武术指导。吴思远投资的《蛇形刁手》是袁和平执导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让他成为继刘家良、洪金宝之后第三位由武术指导成功升级为导演的人,成龙也因此片一举成名。
之后他又和成龙搭档拍摄了《醉拳》,这部电影把黄飞鸿设计成一个年轻气盛、调皮捣蛋的人,一举打入日本市场,成龙也成为当年香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当年沃卓斯基二人盛情邀请袁和平担任《黑客帝国》的武术指导,请他专程飞一趟美国商量动作戏事宜,袁和平欣然接受。为了让中国功夫和西方特技创作出新的动作电影视觉效果,袁和平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他用了四个月时间训练基努等几位主演,从扎马步、压腿、踢腿、出拳这些基本功开始,每周一到周五训练,每天8小时,基努·里维斯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压力,后来他主动要求每周末也去训练。
在《黑客帝国》里,袁和平的动作设计比较天马行空,没有固定的门派,也没有局限于当时香港电影里黄飞鸿或李小龙的架势,因为他设想在Matrix这样的虚拟环境中,武术动作“踢、扣、踩、顶”等等应该注重飘逸、夸张,而不用要求专业的拳法动作。比如在“子弹时间”这里就用了功夫“铁板桥”,Neo与史密斯的百人大战用到的是武术“猴棍”。
1999年《黑客帝国》第一部上映取得巨大成功,袁和平还没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就加入了李安的《卧虎藏龙》剧组,这部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在奥斯卡的巅峰时刻。
除了袁和平的武术指导外,《黑客帝国》第一部Neo和Trinity去拯救Morpheus的时候说的那句“Guns,lots of guns”点名了电影视觉效果的第二大特色——由港片开创的、吴宇森式的枪战暴力美学。
Neo手持两把MP5对敌人进行扫射有没有让你想起《英雄本色》里面手持双枪的小马哥呢?或者《黑客帝国》第二部的酒吧里,Trinity抛起的那把银色贝雷塔有没有让你想起《喋血双雄》里面周润发把玩贝雷塔的那个镜头呢?
Matrix里面什么都可以不真实,这给了吴宇森式的“枪弹打不死人”最佳的发挥场所,Neo和Trinity闯进大楼开始枪林弹雨的轰炸,这和《喋血双雄》最后杀手和警察联手对敌人进行扫射的时候如出一辙。
俗称“子弹时间”的技术是《黑客帝国1》里面最让人眼前一亮的特效,在电影幕后纪录片里你能看到视觉特效总监约翰·盖特(John Gaeta)对子弹时间的介绍:120台相机按照可变的高度围成一圈,形成一个阵列,朝内对准一个绿色帷幕前的演员,它们连同2部摄影机同时运作,每秒钟抓取上百张画面进行后期制作。
它的特点是不但在时间上极端变化,观众可以看到一些在平常不能见到的景象,像子弹飞过头顶,而且在空间上极端变化——在慢镜头的同时拍摄角度(观众视角)也围绕场景旋转。
根据沃卓斯基二人的说法,他们和特效总监当时都痴迷日本动漫。他们设想把动漫里面常见的这种镜头处理技巧运用到好莱坞商业大片里。
不得不说这种技巧是非常具有革命意义的,吴宇森曾经说过,他刚去好莱坞拍的第一部影片《终极标靶(1993)》,用的是在他在香港常用的标志性镜头(慢镜头、叠影、定格),在主角踢人的时候用到了慢镜头动作,没想到却起了反效果,吴宇森说当时美国观众在影院看到这种镜头的时候笑了,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种表现手法,习惯了当时好莱坞电影的观众,觉得动作片就是动作片,里面不掺杂文艺的元素。1999年《黑客帝国》里面眼花缭乱的特效技术应该是彻底颠覆了很多观众的定势思维。
CCTV有个老牌栏目叫《第十放映室》,有一期讲“子弹时间”说了在《黑客帝国》之后,多部商业大片照搬了这样的技术,比如《霹雳娇娃》《怪物史莱克》《英雄》《少林足球》《超人归来》……我自己去看了一下,感觉这些顶多算是升格镜头,都不能算是约翰·盖特定义那种的“子弹时间”,和原版《黑客帝国》的多机位特效处理还是有差距的。
在《黑客帝国》原班人马的眼中,这些大多数都是“拙劣的模仿”(当然他们指的是《黑客帝国》第二部上映之前的影片),沃卓斯基二人甚至非常生气,说一定要做出一个其他电影无法模仿的技术来。
于是在《黑客帝国2》里面导演和特效总监就琢磨出了“虚拟拍摄”技巧。在Neo对战100个史密斯的场景,剧组提前用当时最先进的SONY摄影机把基努·里维斯和雨果·维文的面部动作进行捕捉,将演员表情和百人大战的周围场景信息全部输入到电脑中,摄影机的拍摄角度全部在电脑中模拟,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下,摄影机可以用更加刁钻的角度满足导演的想象力。
在当年特效小组还在用CRT显示器的时候就做出了这种叹为观止的特效,20年后我们再看《黑客帝国》依然不过时,不得不感叹当时特效小组对电影巨大的付出。
《黑客帝国2》除了令人惊讶的百人大战以外,还有一场非常精彩的追车戏,这里是用到了“视觉预览”的技术,指的是在电脑中模拟摄影机的机位,对周围环境进行编排。
这场戏的编排非常复杂,又要让观众看不出故意编排的效果,所以剧组提前几个月将汽车、摩托车、马路和周围环境输入电脑,所以这条路上的每一辆车的车速、路线都是精确设计好的,以保证几个主角精准的走位。
整体而言,除了“子弹时间”和使用CG技术完成的镜头以外,《黑客帝国》的镜头语言是比较简单直观的。比如群戏打斗使用短镜头快速切换、交谈时使用标准正反打、一场戏开始时使用摇镜头入画等,这些镜头的使用大量且重复,算是基础性的“陈述性镜头”(这是笔者自己的概括,“陈述性镜头”语言简单直接客观,并没有过多的情绪渲染、人物暗示、氛围烘托等作用),个性化色彩并不强烈,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
除此以外《黑客帝国》的镜头语言还有什么特点呢,努力扒拉扒拉,也能找出一些值得说道的地方。
影片从一开始就是运动镜头,这也奠定了整部电影主打动作戏的影片风格。但《黑客帝国》的打戏收尾很有特点,激烈的打斗中,很喜欢以固定镜头做“分段”,好比是交响乐章在连续的高潮迭起后,再来一段舒缓的音乐,让观众的情绪也在紧绷-松弛-紧绷的状态中切换。
比如一开始Trinity的这场打戏,在她解决完第一批敌人后,之后连续的四个镜头,都是较长的固定镜头,节奏就一下子慢了下来。还有最后Neo和Trinity去营救Morpheus时也是。导演并不会“一鼓作气,高潮到底”,而是很喜欢利用这种动静结合,打造这种张弛有度的打戏风格,这点其实和东方崇尚的武学风格也很相似。
所有以虚拟世界为故事主题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重难点,就是如何表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别。通过视觉语言来区分,无疑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非常早期的欧洲电影在拍摄精神病主题电影时,就会使用大量扭曲的、非常规的镜头。
在《黑客帝国》中,也有很多很明显为之的镜头语言,比如使用俯拍、仰拍等镜头,打破规则化的表达,夸张放大视觉效果,增加角色特点的表达。这种另类的角度选择,更能展现这个矩阵世界的光怪陆离。
但是和扭曲精神世界又有所不同,《黑客帝国》中渲染出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这其中打破规则的镜头中,仍遵循着几何图形的构图方式,才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这种由数字和代码构造出的虚拟科幻世界。
除此以外,仰拍和俯拍还具有明显不同的情绪表达效果。比如仰拍通常表现人物的高大、威猛、强势,俯拍通常表现人物的渺小、弱势。以特工第一次去抓Neo这场戏为例。特工进办公室,就是微微仰拍的镜头,充满威力和气势。而特工一出现,我们的Neo就解锁了俯拍镜头,是不是觉得他可怜又弱小。后期Neo强大后,就再没有这样的镜头,就连第一部影片结尾,虽然是俯拍,但是Neo直接冲出画面了,明显是主宰者的形象。
还有就是在矩阵世界中,导演三次使用曲面倒影,来“扭曲”了Neo的画面。这三场戏其实都在讲Neo的选择,也是很有特点的。
从1999年《黑客帝国》第一部上映以来,各路专家学者对《黑客帝国》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99年在苏黎世举办过“在《黑客帝国》内部”的研讨会,2002年出版了《<黑客帝国>和哲学: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2001年出版了《雅克·拉康在好莱坞内外》,2006年国内举办的“历史与前喻:连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对《黑客帝国》进行了精彩的评论,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学术会议和论文分别从拍摄技巧、宗教、哲学、计算机技术等各个领域展开讨论。
这篇文章我就选取冰山一小小角——怀疑论和与之相关的认识论,来对黑客帝国进行一个比较浅显的解读,另外再浅谈一下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今后继续从赛博朋克视角讨论哲学观的一个基础。
看完《黑客帝国》的观众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的世界会不会也是假的呢?
一旦你承认了Matrix存在的可能性,那你就不得不承认人类有生活在Matrix中的可能性。
这个论点并不是沃卓斯基二人独创的,早在公元前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就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柏拉图以苏格拉底和克拉根两个人对话(说相声)的形式(苏格拉底是逗哏,克拉根是捧哏),道出了这个流传千年的“洞穴之喻”——
假设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里面很多人从小就生活在洞穴里,他们的脖子和头都被东西绑着,不能自由行走,只能向前看。在他们背后高一点的地方有火把燃烧,在火把与被囚禁者之间有一条走道,这样路过走道的人手上拿的东西就会被火光反射到囚禁者面前的墙壁上,他们只能看见墙壁上人和东西的影子。这样的人,会不会认为他们看到的影子就是事物本身呢?
假设这时候有一个囚犯被释放出来,他环顾四周看见巨大的火光,一定会感到非常痛苦,有人将他带到洞穴之外,暴露在太阳光之下,他肯定会非常生气,头晕目眩看不见任何东西(有没有想起Neo被救起来之后,第一次睁开眼睛说为什么自己的眼睛这么痛)。当这个人习惯了外面的世界,知道四季更替是因为太阳的时候,再返回以前的洞穴,告诉里面的囚徒他们看见的影子都是假的,你猜会怎么样?没想到囚徒不仅不感到震惊,还笑话地上的世界不如地下好。
几十年后、在地球的另一边,战国时期一个叫庄子的人讲了另一个寓言: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轻快飞舞的蝴蝶。他自我感觉非常快意,竟然忘记了庄周是谁。突然醒来,自己分明就是僵卧在床上的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为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为了庄周?庄周与蝴蝶必定是有所分别的。这种现象就叫做物化。
——《庄子·齐物论》孙通海译注
1000多年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第一哲学沉思录》里探讨了这样一种假设——
我要假定有某一个恶魔(un malin génie),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这个恶魔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天、空气、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而却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第一个沉思
笛卡尔假设有一个恶魔使用手段欺骗了我们的五感,这样我们就不能确定周围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那么宇宙里面还有什么是真正真实的东西呢?笛卡尔想来想去,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宇宙中所有东西我都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唯一能感知确定的是我这个人正在思考。这就是著名的“我思故我在”。
从这里能看出东西方哲学理论的区别,庄子齐物论说,庄周和蝴蝶必肯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叫做物化。或者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能说出来的道,都不是真的道。比如我们去请教大师的时候,大师不会像老师一样坐下来给你讲课,而是给你讲一个故事,剩下的要你自己去体会。而换做西方哲学家,思考的方向可能就是,那么究竟我是蝴蝶,还是蝴蝶是我呢?到底蝴蝶是真实的本我,还是现在我是真实的本我,或者我只有意识是真的,物质只是我存在于世界上的一种依托呢?所以蝴蝶或者“我”都可以是我,但不是真实的我。
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这一点就表现得比笛卡尔更加激进。他和笛卡尔一样在思考世界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且认为我们学习的知识都是经验决定的,比如第一天你看到太阳升起,第二天又看到太阳升起,那么等到第三天你自然而然认为会太阳会照常升起。再比如一颗红球去撞击一颗蓝球,蓝球被红球撞击后滚动,多看几次之后你自然而然会认为两球相撞,被撞击的球会移动,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经验决定的。
那么人本身呢?你的名字不是独一无二的,说的语言、写的字也是别人传授的,你对自己的认识只能通过记忆、五官的感受来确定,假如抛开这一切,你要怎么才能感受到自己呢?其实你什么也感受不到。
休谟的怀疑论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怀疑其正确性,二是怀疑其是否存在。我们不仅不能确定这个世界是否真实,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实。我们是由周围无数个经验集合形成的一种印象,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休谟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证明的是作为“我”的意识正在思考,而至于我的肉体呢?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回到《黑客帝国》那个问题,我们怎么确定自己不是生活在Matrix中呢?休谟说,我们无法确定。
在休谟之后,另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似乎更加印证了Matrix的可能性。在他的设想里,人类永远无法认识这个世界本真的面貌,即“彼岸世界”(彼岸世界有三大特征:它是现象的缔造者;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不可知的),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意识里某种程序加工而成的。他提出了几个概念,第一是物自体,就是指彼岸世界本来的面貌,第二是“先天认知形式”,是指我们头脑里那个负责加工的程序,当本真面貌“物自体”经过我们大脑程序“先天认知形式”的加工,得到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就叫做“表象”。康德认为我们永远无法认识到“彼岸世界”的“物自体”的本来面貌。
假设我们都活在Matrix中,那么我们看见的桌子和杯子只是“表象”,它的“物自体”只是母体程序中的一串代码,当我们后脑勺插入信号枪,通过程序,也就是“先天认知形式”,使我们感知到桌子和杯子。那么活在Matrix里面的普通人是无法认识“物自体”的,只有特工、Neo、建筑师、先知这样更高一级的程序才能看懂源代码。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依旧在继续,1981年,希拉里·普特南的著作《理性、真理和历史》“缸中之脑”的设想几乎就和《黑客帝国》相差无几了——
设想一个人被一位邪恶的科学家做了一次手术。此人的大脑被从身体上截下并放入营养钵,以使之存活。神经末梢同一台超科学的计算机相连接,这台计算机使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人群,物体,天空,等等,似乎都存在着,但实际上此人所经验到的一切都是从那架计算机传输到神经末梢的电子脉冲的结果……这个邪恶科学家还可以消除脑手术的痕迹,从而该受害者觉得自己一直是处于这种环境的。这位受害者甚至还以为他正坐着读书,读的就是这样一个有趣但荒唐之极的假定: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把人脑从个体上截下并放入营养钵中使之存活……——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和历史》第一章 钵中之脑
除此之外,还有拉康、弗洛伊德、路易·阿尔都塞……当然还有沃卓斯基二人最爱的让·鲍德里亚,《黑客帝国》里总能出现这些哲学家的影子。
可能你会说,那我今天就非要问出个结果,咱们到底有没有生活在Matrix里面?
对不起,从证伪主义的观点来说,这个问题不是正不正确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意思就是,以人类目前的认知来说,我们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生活在Matrix中,只能劝你暂时别想这个问题,不如出门多吃两顿火锅。
2.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赛博朋克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性语言
我知道这块牛排并不存在,但当我把它放到嘴里的时候,母体就会告诉我的大脑,这块牛排多汁而且美味。过了9年的苦日子,你知道我弄懂了什么吗?无知是福。——《黑客帝国》反派最经典的一段话
拍《黑客帝国》之前,沃卓斯基二人亲切嘱咐基努·里维斯回家读三本书:鲍德里亚的《仿真与拟象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戴维·巴斯的《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凯文·凯利的《失控Out of Control》。
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消解意义、消解中心与权威、消解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及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后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他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的幻想。
鲍德里亚的拟象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最终虚拟将取代真实,成为后现代社会的超真实存在,而后现代社会也是一个由符号、代码控制的虚拟时代。所以他提出“现实社会和结构之中,已然没有真实之物,无论主体、社会此等实体,还是政治、经济等意识,皆为非真实。”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现代人类逐渐和《黑客帝国》里面的人类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是通过将信号枪插入后脑勺来感知“超真实”的东西,而我们现在是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等感觉器官接收到的“超真实”信息传入大脑。在这个“超真实”的社会中,我们已经被一些无形的力量控制。想想那些开屏广告、直播卖货、网红爆款……这些已经变成了现代人的生活常态。
在《交流的狂喜》中,鲍德里亚认为由于现代通讯和交流导致的公共和私人的生活空间缩小,个人沉溺于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交流的地点从日常生活的场所转变为社交网络,我们作为多媒体网络的终端而存在。
在赛博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实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因特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且暗示了力的种种新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发展起来。
——波斯特《赛博民主:因特网作为一个公共领域》
除此之外,我的上一篇文章《聊聊赛博朋克(一):银翼杀手与菲利普·迪克》中也提到,当人类视觉上充斥着消费主义的商品景观,身体上变成了跨国企业掌控的劳工,人作为个体的自由意志越来越淡薄,这时候的人已经异化成了一种工具。这时候的人已经不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而是变成整个消费社会的构成环节。当你在看直播的时候,你不仅是观众,你也成为了画面里“观看人数”的组成部分,当你给主播送礼物的时候,你已经成了“直播”这种商品形式的一个部件,这正是当代社会人的异化。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李佳琦的淘宝直播,在他的口中,大牌口红已经不能用“颜色好看”“质量好”来形容了,反而是为口红命名“王菲色”“汤唯色”,他在无形之中暗示消费者“涂上这支Tom Ford/YSL,你就是王菲/汤唯/迪丽热巴……”,而这些大牌口红就是“品质的象征”“高贵的代表”。他用常见的话术如“每个女孩都应该要有一支YSL”,“背香奈儿包包的女生,你们从包包里拿出来的应该是这支娇兰口红”等等充分证明现代社会物品的价值异化。
现在的物品已经不再是最本质的、最初的自然属性,反而是带有文化寓意的精神性产品,比如使用CPB护肤品代表的是“贵妇阶层”,穿印有红色的supreme或者三角形的palace就是酷boy/酷girl。
人们向女人出售女性的东西……女人自以为是在进行自我护理,喷香水,着装,一句话即“自我创造”,其实这个时候她在自我消费。
——艾弗林·苏勒罗
这类现象是人类文化长久以来发展的结果,包括大公司的资本运作、广告商的移花接木、商品形成的拜物教属性等等,各个领域的文化结晶分别附着在各类物品当中,超越其自身已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最终,这种价值完全超越物品最初的自然价值,走进后现代的“超真实”世界。这种人与物的异化也正应了Morpheus的那句话——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本文第一篇第四章“镜头语言”执笔人依然是我的好友Pirthivi,在这里对她表示感谢!
江晓原.“黑客帝国”: 喧闹的伪哲学?[N].解放日报,2003-07-16
江晓原.为何西方哲学家热衷于谈论《黑客帝国》?[J].编辑学刊,2012(04):29-30
托托.电影中的武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2-21
昆汀疫情日记.虹膜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Rd2Mh3zRpslv3a38tOUmYA
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庄子.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和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5:6-7
文聘元.西方哲学通史[M].江西:江西美术出版社
郭杨.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中虚拟发展影响探究[J].大众文艺
周淑红.后现代电影中的技术之思与空间转向[J].艺苑
姜华.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转向[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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