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哲学式”讨论？齐泽克论哲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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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补之前的节目，刚听了四月《白话》栏目的第六期《关于“讨论”的讨论》，这期节目的评论区里还展开了“关于‘讨论’的讨论”的讨论【套娃警告】，又看了节目中提到的文章《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和作者沙丘研究所随后做的补充《即便拥有完美的公共领域，“讨论”依旧不可能存在么？》。忽然想到了齐泽克的一篇文章，翻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斯拉沃热·齐泽克是斯洛文尼亚当代哲学家，其研究涉猎甚广，从黑格尔到《黑客帝国》，从马克思到《Pokemon GO！》，从基督教神学到巴尔干冲突无所不包。对流行文化和当下政治的关注与分析使他走进了公众视野，成为当代最为大众熟知的哲学家之一。在齐泽克的著作《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中，他撰写了一篇导论，名为《遭遇，而非对话》。

在《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的最后，作者说：“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唯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齐泽克这篇文章展现了和作者观点完全相反的另一种“理想”讨论形式：首先，根本没有对话，其次，矛盾永远不会消解。
遭遇，而非对话
齐泽克最喜欢做的就是对哲学家做出曲解，传统哲学研究领域总会厌恶的惊呼：“他说的根本不是黑格尔/马克思/拉康的原意！”当然，齐泽克并不介意。
在这本讨论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无身体的器官》中，齐泽克在开头就宣称，哲学是不能对话的，两个哲学家坐在一起，如果有人提出“你们两个小小的论争一下吧！”二人一定会夺路而逃。
哲学史中所有伟大的“对话”很多都是误读：亚里士多德误读了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误读了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误读了康德和谢林，马克思误读了黑格尔，尼采误读了基督，海德格尔误读了黑格尔......尤其是当一位哲学家对另一位哲学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时候，这种影响毫无例外地是根源于一种生产性的误读——整个分析哲学难道不正是对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误读么？
于是，哲学“讨论”不是两个人对话，而是遭遇后的相互误解。齐泽克将这种哲学的相遇描述为“鸡奸的哲学实践”。齐泽克本人就是这一实践的践行者，他用拉康来阐释黑格尔，用马克思来注解拉康，用齐泽克的话说就是“鸡奸”了这些哲学家，然后“生下一个畸形的怪胎”——他自己的哲学就是这样的怪胎。
齐泽克脱离学术体制，致力于参与政治运动，喜欢用黄色笑话引入哲学，和那些健康的胎儿（形而上的，不问世事的，且大众看不懂的哲学）划清界限，但正是这一“畸形的怪胎”，打破了资本主义生活和谐统一的美好幻象。
简言之，如果我们理想中的讨论是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的“对话”，那齐泽克所说的哲学讨论就是针锋相对，极端误解的“遭遇”。齐泽克式哲学讨论是一个从误解到误解的过程，其中充满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对抗和断裂。
辩证法：错上加错
在《即便拥有完美的公共领域，“讨论”依旧不可能存在么？》一文中，作者用黑格尔辩证法来佐证观点，并指出“辩证”的本意就是“对话”。同样，在《无身体的器官》中，齐泽克也恰恰是用黑格尔辩证法来说明对话是如何不可能的，矛盾又是如何无法消解的。

黑格尔的写作极具特点，他不是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不断列出观点，再不断用下一个观点去推翻它，也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不断犯错，又不断纠错的过程。黑格尔的矛盾不仅是外在的，而且还是内在的。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真谛就在这里——辩证法不是和谐统一，而是永恒的自我否定，是无法消解的矛盾和对立。
我们政治课上都学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通过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在由科耶夫主导的整个法国哲学界对黑格尔阐述中，包括齐泽克对黑格尔的理解中，辩证法的内涵都并非如此。
我们举一个齐泽克常用的例子：正题是“法律”，反题是“犯罪”，按照我们通常对辩证法的理解，合题就是“有法律就有犯罪”。但是在齐泽克那里，合题是“法律就是犯罪”。何出此言？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深有体会，古代如果臣子和皇上顶嘴，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皇上要是越想越气，可能还会诛你九族。但是当今社会，有法律着保障言论自由。也就是说，过去的犯罪变成了现在的法律。封建王朝时期，法律规定女人是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力的，而如今如果不让女性继承遗产就是犯罪。这时，过去的法律又变成了犯罪。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问题，不是指我们看待问题要因时而变，而是说法律和犯罪本身就是一体的。封建王朝帝王掌权，其权力本身就是建立在“犯罪”（入侵、占领、夺权）的基础之上的，不管这条法律符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它都有“犯罪”的那一面。齐泽克很喜欢借布莱希特之口问：“抢银行和建银行哪个更疯狂？”我们通常来看当然是抢银行才疯狂，建银行是理性。但实际上，整个银行体制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你把钱存到银行，银行把钱贷款给别人，让那些被资本剥削，无钱买房的工人贷款买房。这样一方面资本可以继续压榨工人，另一方面又能把盖起来的房子迅速卖出去牟利，不用担心消费不足的问题。银行正是建立在这样疯狂的理性基础之上的，它即是法律，又是犯罪。
辩证法的合题，不是正题和反题的综合，而是打破定义正题和反题的整个框架。我们借用齐泽克讲的一个笑话来进一步说明合题：
斯大林同志在台上讲话，忽然有个人站起来说：“斯大林同志！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场上一片哗然，谁都不敢吱声。这时候另一个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你竟然敢说斯大林同志不对！斯大林同志怎么会不对！斯大林同志是不可能犯错的！他说什么都对！”于是，第二个人马上被拖出去枪毙了。
在这个笑话里，斯大林说的话是正题，反对意见是反题，如果按我们理解的辩证法，合题应该是斯大林虚心听取了质疑者的意见，大家总结出一个求同存异的方案，其乐融融的过上了苏联团结一家亲的日子——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最大的异议就是斯大林该从台上下来。所以，真正的合题正是第二个人的话，它是一种激进的否定，它暴露了苏联整个体制的问题，它是一个无法消解的矛盾和对抗，因此体制才会迫不及待的把它除掉。
如果说我们常识中的辩证法是求同存异，那齐泽克的辩证法就是错上加错，是一种比反题激进的多的否定性。它否定的不是正题，而是整个问题框架，它是一种彻底的对抗和僭越。辩证法的目的不是消灭矛盾，而是激化矛盾。借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的一段话：
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当做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 
“外交式讨论”与“哲学式讨论”

鸡同鸭讲、咄咄逼人的讨论真的不应该存在么？求同存异真的是有效的“讨论”么？
我们在什么地方最常看到求同存异这个词呢——当然是在外交辞令里。求同存异往往是在涉及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妥协的说法。大家互相理解，取长补短，这样讨论当然是好的，但是这样的讨论往往只会在涉及双方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外交式讨论”。人们涉及利益争端时，更容易（或者说不得不）能把对方放到一个平等层面，达成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至少是双方比较认可的友好协议。在“外交式讨论”中，求同存异是根本原则，也是有效讨论的基础。
但是在哲学讨论的过程中，“求同存异”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哲学式讨论”的双方很难把对方视为完全“平等”的对手，唯理论与经验论、唯名论与实在论、还原论与整体论，从古至今，处于对立双方的哲学家从未能互相说服。南宋时期，吕祖谦邀请陆氏兄弟与朱熹共聚，想要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分歧，试图让两种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两派辩论了三天，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显然，在“哲学式讨论”里，针锋相对，互相误解，试图说服甚至教育对方，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这不是一个文化水平或者道德素质的问题，而是“哲学式讨论”所固有的，或者说必要的特点。在学术讨论中，往往争论的快要打起来的会议才会被认为是好的会议。
哲学不像外交，不需要通过“理想对话”来达到求同存异的“目标”，恰恰相反，正是通过无法消除的对抗和矛盾，在不停的误解和激进的否定中，哲学才能不断蜕变。

哲学对话不会发生，矛盾和对抗不会消解，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完全互相理解，但这不是思维发展的障碍，而是人类思想进步的最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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