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仿佛来自外星的纪念碑，矗立于浸满鲜血的巴尔干半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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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北影节电台中，我分享了由冰岛已故配乐大师约翰·约翰森（Jóhann Jóhannsson）执导的电影《最后与最初的人类》。而在他的镜头中出现的、遍布于整个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被统称为 Spomeniks 的雕塑，并不是我仅仅能通过语言去描述的东西。这篇文章就将作为补充，带各位踏上这片饱受民族、宗教冲突，曾经有过统一的尝试、如今却回归支离破碎的土地，见证当年由一批杰出艺术家所创作、如今被遗忘在荒野间的神迹，以及它们背后所代表着的或惨痛、或伟大的史实。
（注：文中出现的 Spomenik 为斯洛文尼亚语中的纪念碑，Spomeniks 是 Spomenik 的复数形式，特此注明）

在本周五放出的北影节分享电台中，我向各位推荐了在北影节选择观赏的一部无法准确分类的影片，它是由已故冰岛配乐大师约翰·约翰森（Jóhann Jóhannsson）执导并参与配乐编写，刚刚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著名女演员蒂尔达·斯文顿担任旁白的《最后与最初的人类》（Last and First Men）。

刚刚的简介中也提到，《最后与最初的人类》导演约翰·约翰森实际上是一位配乐大师，来自冰岛、作为音乐人的他所制作过的作品包括：丹尼斯·维伦纽瓦《囚徒》、《边境杀手》、《降临》；詹姆斯·马什《万物理论》、《怜悯》；娄烨《浮城谜事》、《推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母亲！》。他曾凭借《万物理论》和《边境杀手》两次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他还凭借《万物理论》获得过2014年金球奖最佳配乐。而与娄烨合作的《浮城谜事》则获得了2012年金马奖最佳音乐。
不过令人扼腕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配乐大师，在2018年2月9日被发现在柏林的公寓中去世，年仅48岁。这部《最后与最初的人类》作为约翰·约翰森的遗作，在今年年初的柏林电影节首映，并被北影节列为了此次线下展映镜界单元的作品之一。也是借这个机会，我才得以观赏到这部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电影。

《最后与最初的人类》的英文名《Last and First Men》，灵感来源于英国科幻作家奥拉夫·斯特普尔顿1930年所写的同名科幻小说（中文译名为《人类向何处去》），其中详细描写了人类如何从在21世纪时的第一代，即 First Men，经历过多次世界大战，逐步进化，到最后一代、已经移居冥王星的第十八代，即 Last Men，并以第十八代即将走向灭亡的人类口吻，向第一代人类讲述这跨越20亿年文明的人类发展史。而在电影《最后与最初的人类》中蒂尔达·斯文顿所娓娓道来的这段故事，便来自导演约翰·约翰森和编剧 José Enrique Macián 共同改写自《人类向何处去》。

而除去由蒂尔达·斯文顿朗读的旁白，《最后与最初的人类》这部电影所有的镜头，则是由导演约翰·约翰森和摄影师 Sturla Brandt Grøvlen 前往巴尔干半岛，拍摄的遍布于各个国家领土之上、荒野之间的 Spomeniks。

提到 Spomeniks 的建造历史，那么就不得不提到曾经世界历史上短暂存在过的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伟大领袖铁托的带领下，这个经历了各个不同国家侵占，被不同文化、宗教、历史甚至传统反复打碎又融合、拥有极端复杂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地区正在逐渐走向一片繁荣。随着民族融合政策的逐步推行，铁托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推动，召集了来自各个不同国籍的艺术家、建筑师修建了100余座纪念法西斯受难者的纪念雕塑，而这些雕塑便被以斯洛文尼亚语 Spomeniks（意为纪念碑）命名，并大量分布在了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地方。这些纪念碑并不是完全用以悼念二战中受难者，而是为了展望一个自由、平等、独立、进步的未来。这个项目吸引了出身不同国籍与宗教的大量艺术家与建筑师，他们用全新的语言去诠释这个共同的理想，摒弃了意识形态、战争英雄或者宗教的象征意义，而是用一种抽象的形式指向他们所希望的未来时光。

然而随着南斯拉夫内部逐渐激烈的民族矛盾进而导致内战的爆发，又由于 Spomeniks 的分布并不像是传统雕塑一定会被放置在建筑物前或者广场之上，大量的雕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甚至部分 Spomeniks 已经孤独地矗立于荒原之上。但由于设计风格极端超前，Spomeniks 雕塑群时至今日仍旧有着自己的独特韵味，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另一个时空之内。
由于 Spomeniks 的数目过于众多，以下我只能凭借着自己当时看电影时的记忆，加上权威网站 Spomenik Database 的资料辅助，对在《最后与最初的人类》中出现的部分雕塑，以及其背后所包含着的独属于这片土地或惨痛、或伟大的历史进行简单介绍：
 石花纪念碑（Flower Monument）

石花纪念碑 Flower Monument（Cvjetni Spomenik）如今位于克罗地亚的亚塞诺瓦茨（Jasenovac），由来自塞尔维亚的艺术家 Bogdan Bogdanović 设计，经过六年的建设，于1966年建成。比起 Flower Monument 这个名字，此雕塑更为人们以 Stone Flower（Kameni Cvijet），即“石之花”的名字所熟悉。在亚塞诺瓦茨的这一雕塑，是为了纪念在二战中，被当地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关押并进行种族灭绝的数万人所建立。
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是二战时唯一一个在非纳粹德国运行下的种族灭绝集中营，建于1941年，由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Ustaše）建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运行，直至1945年4月才被关闭。这一集中营并没有毒气室，进行种族灭绝的手段更加极端、残忍的割喉、碎头以吊死。据传，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管理者丁科·沙基奇甚至喜欢将遭到种族灭绝的死者眼球挖下，并集中收集在一个筐中。在希特勒1942年接见克罗地亚纳粹头子安特·帕韦利奇时，后者还将这一筐子眼球当作礼物送给了希特勒。
在设计石花纪念碑时，Bogdan Bogdanović 采用了融合水滴与花朵的造型，寓意着在这片曾经的死亡之地上将会盛开出属于生命的新曙光，建造成了这座造型独一无二的纪念碑。这座被用作纪念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纪念碑在1966年7月4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时，据 Bogdan 自己回忆称，突然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外围开阔的平原跑向纪念碑，围绕在这座建筑的周围，有人默默致哀、有人嚎啕大哭。甚至建筑师本人当时还在担心这一纪念碑的地下结构能否承受如此多人的重量。

莫斯拉维纳人民革命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Revolution of the People of Moslavina）

位于克罗地亚波加里奇（Podgarić）的莫斯拉维纳人民革命纪念碑，由雕塑家 Dušan Džamonja 和建筑师 Vladimir Veličković 共同设计，经历了两年的建造，于1967年正式完工。莫斯拉维纳人民革命纪念碑建立在波加里奇的原因，是因为这片区域是二战时期，游击队组织抵抗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的根据地。
自1941年起，莫斯拉维纳地区（Moslavina）便被法西斯政权的阴云所笼罩，由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建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在当地进行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莫斯拉维纳地区随之出现了不少抵抗乌斯塔沙统治的游击队组织，而波加里奇这片土地上的村庄，成为了游击队最可靠的根据地。彼时在波加里奇的深林中，游击队秘密建立了多所医院，并秘密为萨格勒布第10游击队提供治疗与后勤支援。1942年起，这些医院不但收纳伤员、提供治疗，更是成为了整个莫斯拉维纳地区游击队的核心，甚至逐步建立起了包括面包房、学校等设施，规模扩大到曾经一次性收纳了超过700名伤员。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波加里奇的根据地得以在敌人多次的进攻中幸存，为了保护这片区域，上百名游击队战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了纪念这些在二战时为了抵抗法西斯政权统治而付出一切的战士，雕塑家 Dušan Džamonja 和建筑师 Vladimir Veličković 在医院原址上以钢筋混凝土构筑成了这座张开双翼的莫斯拉维纳人民革命纪念碑。在纪念碑上有一块牌匾写着：
这里埋葬着来自更广泛地区的900多名士兵，他们在1941年至1945年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为了我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Necropolis for the Victims of Fascism）

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Necropolis for the Victims of Fascism），位于波黑共和国新特拉夫尼克（Novi Travnik）的一座名为 Čamića Brdo 的小山丘之上，由上文中提及的、曾负责建造 Flower Monument 的 Bogdan Bogdanović 设计，历经3年建造时间，于1975年建造完成。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旨在纪念当年曾经在 Čamića Brdo 被处决的700余名无辜平民。
在1941年，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建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并追随纳粹加入轴心国阵营之后，整片特拉夫尼克区域便成为了他们的管辖之地。由于共产党在当地的兴起，担心威胁到自己在这片区域的控制，乌斯塔沙在1941年8月1日宣布，将逮捕特拉夫尼克这片区域所有的疑似共产党员，大量平民因此受到牵连。而当乌斯塔沙区域长官维克托·古蒂奇（Victor Gutić）到达这片区域后，为绝后患，对于这些被捕的疑似共产党员的屠杀就此拉开帷幕。当时这批囚犯被带到 Čamića Brdo 后，先是被强迫挖下大坑，在挖好后以8人为单位并排站进坑中，被行刑队一一枪决。据保守估计，仅在 Čamića Brdo 这片区域上，总共有700余名无辜民众因自己疑是共产党员而被屠杀。
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相对于其他 Spomeniks 来说，建立较晚，而这些浓眉大眼、高约3至4米的雕塑，均为当地石匠的作品，故12座雕塑互相有所不同。设计师 Bogdan Bogdanović 向来以雇佣当地手艺人建造雕塑而著称，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便是其中之一。这12座雕塑矗立的位置，便是当年屠杀700余名无辜百姓的 Čamića Brdo 之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Spomenik Database 的介绍，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所在的区域，因之后的内战影响，至今土地下仍埋有大量地雷、附近有大量雷区避让的标识，游客私自闯入可能会面临极高危险，故这一 Spomenik 无法得到妥善的保护，12座雕塑中有不少已经倒下。

枪膛纪念碑（Popina Monument）

位于枪膛纪念碑公园的枪膛纪念碑（Popina Monument），是 Spomeniks 中受到较好保护的纪念碑之一。它的建造时间较上面刚刚介绍的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更晚，于1977年由全南斯拉夫捐款后开始设计，而此次的设计者则再度找到了上文中曾设计 Flower Monument 和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的 Bogdan Bogdanović。不过此时 Bogdan 已经准备退休，但在被允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设计纪念碑之后，他还是欣然应允了建造枪膛纪念碑的请求。
枪膛纪念碑在历时三年多的建造之后，于1981年10月12日正式向公众开放，而这天，也是 Popina 战斗的40周年纪念日。1941年10月12日，由铁托率领的游击队与当时驻扎此地的德军遭遇并发生交火。当时德国守军为第717步兵师，约有1000余名装备精良的士兵，而铁托率领的游击队仅有约300人，双方无论从人员组成还是装备上都相差悬殊。在这次为期两天的战斗中，面对实力强劲的占领军，游击队损失了40余名士兵，并在当年12月完全退出了这片区域。
枪膛纪念碑组由三个部分组成，相互间隔开来，为模仿枪膛，三角锥雕塑两侧各有一个拱门。走到拱门圆形正中央时，一个完整的枪膛便瞬间组合了起来。故而枪膛纪念碑也被后人称为“The Sniper”，即狙击手。

Kadinjača 纪念碑群（Kadinjača Memorial Complex）

Kadinjača Memorial Complex，即 Kadinjača 纪念碑群（对不起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翻译），实际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952年，由设计师 Stevan Zivanovic 设计的11米高金字塔纪念碑。并且在这一纪念碑下还修建有一个地下室，用于埋葬在1941年抵抗德军入侵的战斗中死亡的工人营士兵。之后，在1962年末，当地的退伍军人团体希望能够在原有金字塔状纪念碑的基础上，设计一个更加宏伟的纪念碑群。这一想法获得了全南斯拉夫的支持，民众踊跃捐款支持这一雕塑项目。不过这一扩建计划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重新规划，最终由设计师 Miodrag Živković 和建筑师 Aleksandar Đokić 于1976年完成最终设计，并开始动工。1979年，Kadinjača 纪念碑群正式完工。
而说到 Kadinjača 纪念碑群纪念的对象，则是在1941年因抵抗纳粹德国入侵、保护铁托撤退而几乎全数牺牲的乌日策工人营士兵。在1941年11月末，铁托带领的游击队组织得到情报，德军即将大规模进攻乌日策，随之而来的便是德军对于乌日策城市设施的大范围轰炸。而在11月28日，乌日策工人营与另两股来自波斯尼亚和奥拉斯杰的游击队组织接到任务，命令他们到乌日策14公里外的 Kadinjača 山对来犯的德国国防军第342步兵师进行阻击，为后方铁托等指挥层级将领以及普通民众撤退赢得时间。于是，这支由400余名战士组成的部队，与德国国防军第342步兵师于29日早晨开始交火，为了给后方撤离赢得足够的时间，乌日策工人营面对德军第342步兵师3000余名士兵，几乎全员打光，但这场战斗为后方撤离赢得了六个小时的宝贵窗口期，令铁托等人得以顺利逃出乌日策。德军虽然在当天便占领了乌日策，但是他们对于铁托的斩首行动最终失败。而工人营这400名战士，也因此被后人奉为英雄，反复颂扬。
于我而言，Kadinjača 纪念碑群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Spomeniks 的存在——那还是坐在我隔壁工位的阿彬在2019年的一场塞尔维亚之旅，他就是在去往塔拉森林公园的路上特意前去了 Kadinjača，得以在现场一窥这纪念碑群的震撼。以下选段引用自阿彬老师在 迟到半年的塞尔维亚游记（下）——在森林里，我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笑了出来 一文中对于 Kadinjača 纪念碑群的描述：
除了这四个字我没能在脑海里产生别的想法。所谓超现实，就是我无法理解也无法形容它的存在和意义，但就这么一个纪念碑群存在在山坡之上，依旧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巨大的“弹孔”面对着我，仿佛在诉说着什么，细心听又只能听到呜呜的风声。
啊对他说的那四个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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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我妈。

写在最后
以上便是我为各位带来的，有关在《最后与最初的人类》这部影片中出现的 Spomeniks 以及其背后历史的简单介绍。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北影节电台也发布了出来，经过电台评论区的提醒，发现 B 站上已经有 UP 主上传了自译版本的《最后与最初的人类》，来自 UP 主：華堅馮力士
B 站原地址：点击这里
尽然，《最后与最初的人类》并不是一部以介绍 Spomeniks 为主的电影，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将奥拉夫·斯特普尔顿《人类向何处去》寄托于这群风格狂野纪念碑之上的科幻史诗。而在片中出现的 Spomeniks，也仅仅是整个巴尔干半岛近百处纪念碑的冰山一角。有很多极具代表性的 Spomenik 还无法在本文中为各位进行介绍。

如果各位在看过上面五座 Spomeniks 之后还觉得不过瘾的话，这边为各位分享一个网址，那边是在文中多处被提及、也是我本文资料来源的 Spomenik Database，网站几乎涵盖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内所有的 Spomeniks，以及对于每一个建筑物及其背景故事、建筑师生平的详尽介绍，并且还在周围有危险的区域用红字显著地标注了出来（比如上文提到的在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墓碑周围有雷区）。
访问 Spomenik Database 敬请：点击这里
撰写本文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对于巴尔干半岛这片曾被不同国家长期侵占，接收不同文化、宗教与传统，并带有针锋相对的不同民族主义的土地的一次全新认知。在看到二战时期使克罗地亚完全独立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曾受到过天主教会支持时，我确实是瞠目结舌的。而当 Spomeniks 脚下曾经被鲜血浸染的土地，于南斯拉夫内战时再度被染红，不知道当年的那些隆重纪念与伟大愿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会记得多少。
在经历过内战洗礼，以及时任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有意掩盖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独立国乌斯塔沙组织对于塞族人、犹太人、吉普赛人进行过屠杀的事实之后，石花纪念碑所在地的亚塞诺瓦茨纪念馆于2006年再度开放。彼时博物馆内的部分藏品以及文献资料已经被图季曼政府毁坏。而我在寻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这样一段报道：
开馆当天，约20多位大屠杀幸存者来到了纪念馆，他们带来当年的囚犯卡和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87岁的幸存者苏哈·阿宾因为参观者太多没有挤进展览厅，但他听很多人说这个纪念馆仍需改善。‘要知道，每换一个政府，亚塞诺瓦茨的命运可能都会改变。’他笑了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