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来自Youtube频道“Under The Scope”,作者Jack Johnson,视频剪辑Christopher Nies。请通过 Patreon 支持原作者。 通过暴力取得的和平、通过恐吓维持的和平,到底有什么价值?
《机动警察》系列中押井守的第三部作品,也正是这位导演政治意味最浓的一部,此作完全打破了系列的一贯风格,得以独树一帜。
押井守在1996年《Animerica》杂志的采访中曾经说过:
在《机动警察2》里我想描绘的是冷战中的日本。那的确是一场战争,但是是沉默的战争。当美苏之间的冷战正酣时,日本的立场是‘不直接介入’——但日本的确介入了,五十年来却一直在否认这个事实。我想描绘就是这 虚假的和平 。
1993年电影《机动警察2》正是由押井守对这幻象的不满而生。如此的幻象是自相矛盾的结果:日本一面自诩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仲裁者,但另一面却又是美国世界霸权下暴力的受益者。正因这部电影根植于那个年代的日本政治,押井守曾表示此片对外国尤其是美国观众来说完全理解可能有些难度。但就算我们忽略掉这独特的日本背景,此片的大主题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也依旧深刻。
通过解析《机动警察2》中押井守的种种政治隐喻,我们才能以正确的历史背景来审视这部电影,调解日本二战后和平主义与冷战再军事化的平衡,并体会押井守自己对战争循环与和平幻象的见解。
要想了解押井守在创作此片时的政治思维,我们必须先了解其背后的大致历史,尤其是与自卫队相关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军占领期间,日本在实际上没有保留任何军事力量,1947年由美国撰写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要求“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禁止维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如此的条款将日本的安保交给了并无军事能力的地方警察部队和美占领军手中——后者在50年代初期却被卷入了朝鲜战争。面对一个不设防的国家,日本在美国的协助下组建了装备较为精良的警察预备队,并在1954年重组成为了自卫队,下辖陆海空军种。这支“军队”的指导原则是 “ 文民統制 ”——即文官掌兵。为了避免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国防问题全由防卫厅官员掌控,权力位于自卫官之上。宪法九条和文民统制限制了自卫队的权势,确保其将永远是一支对内武装,负责维护日本领土、抵御外国入侵、提供救灾抢险、参与维和任务……但不能在外国领土有任何进攻行为。
在《机动警察2》中,押井守指出了日本所参与的多国维和行动(PKO)以及其与美国在根本上不平衡的合作关系。这种不平衡在日本安保方面尤为明显,涉及到维和幌子下美国全球警察策略时更是如此。凯文·库尼(Kevin J. Cooney)在《1945年后日本外交政策》一书中写道:“谈及日本对其自卫队的限制,根据日本法规,直到近几年,军官和士官都无权命令其部下开火或停止开火,这一规定使得自卫队在任何作战环境下无法以单位行动,实际上摧毁了其战斗力。”
《机动警察2》的片头发生在东南亚某国,一支自卫队部队身披联合国涂装,明显是在影射1992年联柬权力机构(UNTAC)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译注:这是自卫队首次在海外参与联合国行动)。此次行动中虽有两名日本人阵亡,却仍被政府列为成功,并被作为日本参与未来维和行动的标杆典范;两人的死则多被归咎于自卫队在战斗中的不作为。
电影中,队长(也就是后来的反派柘植行人)在面对有装甲支援的敌人时请求开火,但却被上级拒绝,要求他们尽全力规避直到加拿大援军抵达。其中一名机甲驾驶员因弹射故障阵亡后,柘植的小队终被逐一歼灭。
押井守说,他所想表达的就是自卫队在类似情况下的种种不足;在对联合国和美国的妥协下,自卫队缺乏真正的战斗毅力。装备简陋,被派到异国他乡,又被命令坐以待毙,眼睁睁看着战友们被杀,押井守雕刻出了一个渴望对这体制复仇的柘植。
与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押井守并不反对片中反派的目的——他反对的是反派的手段。其实,他往往正通过反派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曾说过:
柘植就是押井守的另一自我 。柘植如果有什么政治思想和观点的话,那全都是我的。
押井守尤其看重柘植眼中所谓的“假和平”——通过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暴力所获得的和平。
他想批判二战后日本和平的虚伪,以及日本作为全球暴力受益者的身份。冷战期间的日美安保关系和其种种影响是片中政治的焦点,对自卫队情报官员荒川茂树来说尤其如此。与柘植相似,荒川也对和平的虚假幻觉深感失望,认为日本人在幻象中麻痹,对日本繁荣背后世界上的战争苦难茫然无知。他对后藤说:
我们坐享着战争所带来的成果,将战争本身推到了电视屏幕的另一端,假装忘记我们自己其实也只是在战场的后方。
他视保卫和平为自卫队和警察的职责,但却认为他们所保卫的和平是虚伪的。马克·安德森(Mark Anderson)在《押井守的〈机动警察2〉:恐惧、戏剧与辩证的例外》中谈到:“为了反对日本政府对和平的崇拜,荒川在宏观上揭露了日本所参与的暴力体制。日本依赖于如此的暴力体制,但却否认这一事实,只顾一昧重申宪法九条,拒绝全面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
片中,当荒川与后藤在船上谈到日本现状时,押井守放出了他最强力的观点:
如今世界大半深陷内战、民族冲突、武力纷争……这些战争所创造的市场需求支撑着我们的经济繁荣—— 沾满鲜血的繁荣 。这就是构成我们和平的东西:由对战争的恐惧而驱动,不在乎一切的和平;以他国之战争为正当代价,对其苦难熟视无睹的 非正义的和平 。
片中,和平的幻觉蛊惑了东京和它的官僚们,对灯红酒绿下暗流涌动的冲突毫无察觉。
电影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为最坏情况作准备。电影一开始,太田功命令警察学员们手动操控机甲射击,当一名学员发问自动火控系统明明有98%的命中率,为何还要练习手操时,太田回答:“为万分之一练习就是警察的职责。”
随着战争的威胁愈来愈近,南云和后藤多次被上级命令“要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殊不知,他们在准备过程中的每一步,其实都在将最坏情况推向现实。政府频繁向公众隐瞒真相甚至撒谎,害怕引发恐慌导致最坏情况,却正中了柘植的圈套——他的目的正是离间自卫队和政府,打乱政局现状。
往往,在第一枪打响前,战争就已经开始了。但玩家与观众们却宁可一叶障目。正如荒川所说,后藤最终也赞同:
这场战争早就开始了,问题只在于该如何结束它。
防卫厅官员们在解决问题时的无能,展现了电影对日本战后政治的另一批评:文民统制原本虽是对战前军队威权的民主制衡,但电影里,这种体制并无法保证国家不被政权左右——只不过 这次的罪魁祸首是官僚主义 。荒川指出,政府在自卫队和警察之间寻找替罪羊,在乎的不过是哪个更方便罢了。所有人都在为自身利益勾心斗角,所谓的“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实际上无非政治把戏。在审讯时,南云和后藤戳破了政客们的嘴脸:为了自身政治利益相互甩锅,反而更加危害了公众。
引用詹姆斯·邓尼根(James Dunnigan)的《现代战争指南》,后藤说道:
离前线的厮杀越远,乐观就越替代现实。在最高的决策层,现实往往是不存在的。在打败仗时尤其如此。
在片中恐怕最令人回味的片段里,政府宣布东京进入戒严状态,调动陆上自卫队代替警察维持治安,“为可预见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一段蒙太奇中,军队缓缓融入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景象尤为难以忘怀。
这些士兵们不是来打仗的,他们也是普通人,不过是会议室里西装革履的官僚们的筹码。
东京开始飘雪,宁静夜色下隐藏的其实是不安。橱窗里的广告用法语写着“光与影”,托衬的是一名士兵的剪影。一切都感觉有些异样。士兵与军事装备所代表的威胁是不可争议的,通过他们的存在,柘植仅推倒了第一枚骨牌,便揭示了和平脆弱的本性。
最终阻止柘植的并不是政府,而是法外行动的特车2科。面对着他,南云说:
就算是幻觉,还是有人们认其为现实,活在其中。
押井守虽然也像柘植一样,想打破幻觉,他最终还是不忍如此就将其粉碎。这里,南云道出了他的心声。虽然她也厌恶官僚政府,甚至敢对其当面斥责,她还是无法支持柘植的所作所为。在她看来,柘植对幻象中东京市民们的蔑视,等于认定他们的生命也是虚伪的。 然而,每个人的价值,却是十分真确的 。
押井守在1993年《Animage》杂志的采访中如是说:
如果你在片中把这座城市摧毁也毫无留恋,把一切都看成钢筋混凝土的虚伪构造,摧毁它也实现不了什么。那并不会是真正的升华。就算在东京,如果你仔细去找,仔细去追忆,也还是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的:也许是傍晚的铁路道口,或者东京湾区长满了背高泡立草的荒地…… 我们心中都还是有爱这座都市的 ,那是我们的儿时记忆。如果你这样刻画东京,再说要摧毁它的话,我是可以理解的。
如此,押井守的确怀着柘植的情感。他最终可能还是想再多看一眼这座城市的未来,这座城市的幻象。
电影上映几年后,在1996年《Animerica》的一次采访中,押井守被问到发生不久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译注:由奥姆真理教徒发动的恐怖袭击)与片中的一个场景十分相像,这种国内恐袭事件会不会让观众们更加重视他作品中的信息。“应该不会,” 押井守说道:
如果人们真能够察觉到这些危险,我就不用拍电影了。
就算二十多个年头后,《机动警察2》的政治评论也一天没有过时。押井守的声音并没有被意识形态所迷乱,反而满是内涵。这即是警示也是表态:非正义的和平是否比正义的战争更有价值?
《机动警察2》给出的答案是: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其实很模糊。 以为还能将两者分辨开来,恐怕才是真正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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