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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60年前,科幻界掀起了一番名为“新浪潮运动”的狂潮。
当时的世界正处在冷战核危机的恐惧之下——二战的阴影并没有消失。越南战争与嬉皮士的反战运动在美国疾风骤雨般爆发,大西洋彼端的欧洲电影界的新浪潮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被战后价值观培养出的青年把社会运动的理念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浪潮科幻小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科幻作者们把目光从新奇的外太空宇宙探索转向了 社会现实 ,对科学技术的幻想不再是创作的初衷,而是聚焦于当下人类的社会焦虑——一切即是当下。
在这场科幻小说的运动中,诞生了所谓“赛博朋克”创作体裁的雏形:故事背景往往发生在密不透风的未来都市,人类被秘密公司或者团体通过先进的信息科技生物技术所控制,表面上风平浪静的社会正处在崩坏的边缘。
如今,科幻界的新浪潮运动至今已经过去了60年,但赛博朋克的科幻体裁却随着电影、游戏娱乐产业的推进经久不衰。
近期大火出圈的《赛博朋克2077》(以下简称2077)以桌面游戏《赛博朋克2020》为蓝本,对“赛博朋克”世界观的内涵与广延提出了深刻的探讨。然而游戏成品却差强人意。虽然CDPR一如既往地为玩家们呈现出一个饱满的开放世界,但多次跳票的游戏与宣发期展示内容相比缩水了不少,此外满天飞的bug和上世代主机版本不堪入目的性能也使得玩家质疑发售的游戏实际为半成品。游戏下架、退货风潮也接踵而至,开发商CDPR随后爆出的管理层丑闻更是让“赛博朋克”这一标题显得无比讽刺。
本作剧本仍然是是经典又寻常的小人物对抗大公司的框架,玩家以第一视角扮演 “夜之城”里的小小雇佣兵V,因为阴差阳错不得不对抗政府般的巨型垄断企业“荒阪”来拯救自己濒死的生命,并经历一系列的冒险。玩家在剧情中所作的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却会彻底扭转结局和人物的命运。
就像所有的时代的文艺作品一样,一个作品世界观之命题总会给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轨迹烙下痕迹,游戏主人公V的命运故此其实早已被注定:玩家在游戏中会经历V的死亡与复活,病痛与抗争,邂逅与别离,所有可选项的终点都指向无可避免的死亡,而死亡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也不再是终点。随着剧情在后期铺展,当玩家猛然意识到一切试图拯救自己的努力都只是徒然时,玩家会借V之口抛出存在主义式的经典命题: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2077》中展现的世界已经实现了所谓的“ 后人类 ”(posthuman)社会。半机械生命、人机接口、人体强化(human enhancement)等工程极大程度改变了人类的生产范式。经过几次战争后,掌握核心科技的各大公司成为控制人类社会的主要力量,而强智能AI、地下黑客网络也逐渐兴起,成为更具规模的控制势力。V生活的“夜之城”仍旧维持着欣欣向荣的表象,在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人口负增长严重,犯罪率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脆弱的城市生态只需一股外在的推力即会像多米诺牌一般倾倒。
游戏的剧情由无处不在的“控制与反控制”之张力被推进向前,对身与心的二元关系的探讨则成为世界观的基础暗线,超人类、后人类主义灰暗基调如同悖论般提前宣告所有角色的结局,共同编织了一首浪漫派的挽歌。
“Cyber”词源古希腊语“Cybernetics”,最初意为“接管”、“控制论”。近代后兴起的跨学科机械系统控制结构研究则沿用“Cybernetics”一词,“Cyber”——“赛博”由此成为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生物交互概念的核心,“赛博”逐渐意为“机械”、“计算机系统”、“科技网络”等含义,因而派生出以机械生命为主题“赛博”类科幻作品。
赛博朋克类作品往往充斥了某种后人类社会的焦虑,人们担忧未来社会的人类被人造物所控制,作为工具的造物反而具有了奴役造物主的能力。这样的造物不仅仅是广义上的人工智能计算机,还包括一切叙事上的系统、结构、社会框架与经济制度。
科幻作家在虚构的作品中预言般揭示了一种关于未来的悲观论调,他们幻想某种超级智能机械(superintelligent machines)接管并奴役了人类社会,或是某类公司(corporations)无孔不入侵蚀了人类生活的社会构架:无论以何种方式,未来人类终将失去作为意志的自由、作为行动的自由,拘囿于阴影的控制之下。
《2077》的故事首先讨论对失去自我意识的恐惧,这种恐惧谈论存在者 主体 本身。
故事的序章,玩家V的身体中植入的生物芯片被意外激活,而生物芯片中是一个叫做“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玩家被告知,芯片中的意识会逐渐侵蚀本人的意识,直到“自我”的完全消失,随着身体被芯片中的人格占有而在某种意义上彻底死亡,整个过程不可逆。V只剩下几周时间寻求拯救自己的办法,而谵妄、幻觉、病痛也将越来越频发,V必须与芯片中的人格——“强尼·银手”谈判合作来寻求一丝生机。
对于玩家来说,几乎在故事的最开始就被抛入死刑宣判的绝境,以生死为赌注,开始了争夺控制身体与意识的主权拉力赛,这对“控制与反控制”得以成为推进整个故事情节的线索。
在的未来都市“夜之城”,“国家”已经在战争疮痍下被数个跨国大企业瓜分,这些公司控制了政治选举、经济、文娱医疗以及工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夜之城真正意义上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为了寻求救命的办法,V踏上了与制造芯片的公司——“荒坂”企业对抗的道路,用以卵击石的决绝去与某种顽固的体制斗争。生命的有限性从未如此被放大过——如果生命本身将在几周内濒临消亡,纵使粉身碎骨,纵使身败名裂,所做的一切对于个体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故事将这对“控制与反控制”之张力以“小人物”对抗“大公司”的传统美式孤胆英雄的形象展示出来,但小人物V的命运不过是夜之城千千万万的人们的缩影,“小人物”的抗争在这个世界上从不停歇,他们的故事也不囿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控制与反控制”的主题不过是一场永恒的二律背反,如同理性所揭示的那样,有限的生命在永恒的争夺控制权的博弈中最多只能迎来和局——这也从根本上给《2077》的故事奠定了悲观的基调。
我们已经提到,在《2077》的故事中,V身体中的芯片上存储了曾经属于强尼·银手的灵魂。人类在未来世界已经拥有了思维、意识转换成数据保存上传的技术,这看似寻常的科幻设定前提却暗含了人类千百年对身、心二元关系的哲思。
《2077》的某个彩蛋中引用了著名的神秘学家葛吉夫(G. I. Gurdjieff)所著《魔鬼讲给孙子的故事》( Beelzebub's Tales to His Grandson )中关于无神论、二元论与观念论的讨论,这个论述的核心就是关于究竟有没有“灵魂”。世界各地的宗教都痴迷于讨论“灵魂”的话题——它是否存在:如果我们真的拥有灵魂,那它如何实现 不朽 , 它在身体毁灭后又会去向何方?
这个问题也许会派生出“身”与“心”的二元讨论:意识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心灵是否真的存在,它的存在又是否独立于身体。无论是成体系的各大宗教或者各地的原始信仰,人们在讨论“灵魂”的超越性命题时,都会虔诚地相信其真实地存在着,在身体灭亡后或是不朽,或是归于寂灭。
如果我们笃信灵魂不灭,现世的苦难便更加让人心安理得,因为既然灵魂永不消逝,那么存在的意义就有了直接的解答——所谓在世,不过是从一种实体转变为另一种实体,存在的根基就在于此,生命由此实现“自在”和自由。而现代生物科学告知我们,这种所谓的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的神话不过是人类一厢情愿的迷信而已。
意识的谜底被逐渐揭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所产生的关于感觉,关于自我 “存在” 的意识,爱与憎恶,欣喜与悲伤,这些都仅仅只是物质世界头脑中神经元中流动的电信号罢了。著名的物理主义认知科学家者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意识的解释》(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中归纳,灵魂不过是对这一切生物学现象感性思考的而形成的浪漫化对象,如同镜中的虚影,其实它从未在那儿过: 所有意识的存在都会随着身体的毁灭而烟消云散 。我们在有限的存在中讨论意识,最终会导致意义的全盘瓦解而逐渐滑入虚无。
现代生命科学否定了身心二元论,也否定了我们所理解的纯粹精神体的“灵魂”。但人类从直觉上依旧无法拒绝灵魂之物,因为我们对自我的感知是无比的真实,我们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丝情绪,触感与疼痛都在提示我们:某种非实体的、非广沿的、精神体仿佛是存在的。故此,无数的科幻故事依然在复述那个有关“灵魂”这个古老的二元论的神话,只不过科幻小说中“灵魂”这个说辞,在未来世界里成为了独立于肉身的“意识”、“心灵”。
人类对不朽的追求近乎到了偏执的境地:人们畅想,在未来世界里,人类能够通过某种意识上传的手段,将大脑,这个由生物神经元组成的柔软的粉色物质中的电信号,整个复制到计算机设备中,把意识转换成数据编码,从而摆脱了肉身的桎梏,畅想赛博编码世界的自由。如果这个人-机转移计划能够实施,那么“灵魂”也就通过意识上传实现了不朽,身体可以腐烂,被摧毁,被替换。但真正属于人格的“心灵”将永不消逝。
《2077》的故事里我们得知,已经有不少人类在身体被 “杀死”的后心灵被上传到了数据库,那些人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着”,但同时也在物质世界中“死去”,这项技术被称为“灵魂杀手”(Soul Killer)。但其实在《2077》的设定中,心灵的存在并不是独立自由的,它的存在最多只能是物质实体的 副现象 (Epiphenomenalism),这种理论虽然承认身心二元,但心灵终归无法脱离物质实体,即使心灵被上传成数据后也需要储存器作为载体:一旦数据载体被摧毁,心灵也会随之消失。
这样看来,所谓的“不朽”也是需要载体作为代价的。赛博朋克在这层意义上讽刺般地与正统科学相悖,照应了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笛卡尔的身心概念就如同“ 机器中的幽灵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身体是属于物质世界应用物理法则的容器,心灵就像“幽灵”一般在机器中自如地穿梭,这个说法实属荒谬。我们无需讨论那些继承了笛卡尔二元论信条的科幻故事是否犯了范畴错误(作为物理对象的身体的应用范围与非实体的心灵的应用范围是不同的),我们只需明白,所谓“意识上传”说到底只是科幻小说里编制的后人类的神话,它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注定是伪命题,只不过它从千年前的宗教圣经信仰变成了如今闪烁着冰冷光芒的赛博机械,永远复述着同一个老掉牙的关于“灵魂不朽”的传说。
人体强化 (human enhancement)对现代人来说已不陌生,从高科技义肢、义眼、助听器,甚至智能手机等能算作对人体的增强手段,人们通过这种手段变得比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更强、更快。《2077》中,人类通过各种各样的侵入性(intrusive)科技改造原本自然的身体,人们可以拥有螳螂刀手臂,更清晰的可联网的义眼,直接控制计算机的人机接口,拥有年轻健康的人造皮肤和人造的器官——这使得寿命被极大程度延长。不过由此也派生出一个经典的忒修斯之船的命题:如果身体所有的器官都被换了一遍,那么一个人在何种意义上还是原来的自己;或者,当身体替换到什么程度后,人在何种意义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身心二元论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确切的:不论身体如何被替换,只要人的心灵是不变的,那么人就还是原本的自己。但“灵魂杀手”与“意识替换”的科技对此回答提出了质疑,2077的世界里,记忆操控、编辑、修改以及替换成为了可能。笛卡尔把关于自我(存在)的认识视为所有知识的阿基米德点,风暴中唯一不可动摇中心,人们通过自我的认识来感知世界的存在。但我们试想,在记忆操控的技术下,自身存在的感知的知识都被证明有可能只是偶然的(contingent),那么认识将无可避免陷入 怀疑论 。
更糟糕的是,在《2077》的世界中,自我认识的知识不仅仅会被记忆操控技术影响,游戏中有证据表明,过多的或者不适宜的人体改造也会导致认识误差出现:夜之城里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精神错乱、谵妄、分裂和抑郁,一些病人甚至会实施极具危害性的自毁行为。这种集体性的精神错乱被称为“ 赛博精神病 ”(cyberpsychosis)。
赛博精神病发病的缘由并没有被完全理解,正如现代社会的精神问题一样,或是身体机能的失调,或是心灵在高压、扭曲状态下产生认识的病变。游戏中某位赛博义体研究科学家写到:
我们的这个世界有着严重的 去人类化倾向 。我们中的一些人逐渐遗忘 人类的本质 ,慢慢陷入彻底的疏离和根深蒂固的恐惧。我们失去了辨别的能力,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人工的、数字的、赛博的…这样的人开始孤立自己,丧失同理心,并且出现了以施虐倾向位表征的大幅度情绪波动…网络以外的世界和他们的妄想从意识思维中消失…没有人为此做点什么。
面对与日俱增的智能技术,人类的物理极限似乎已经消失了。改造后的人类能轻而易举抬起成吨的重物,我们的肌肉更强,我们能水下呼吸,我们攻克了所有的癌症病痛。但人们却依然会像旧时代的穴居人一样染上精神疾病,思维抑郁分裂成疾。或许人类的 心灵工具箱 从未进化过:化学代替了炼金术,天文学说证伪了地心说,风雨雷电也再不是神明的愤怒,我们能上天入地飞入无垠的宇宙。而与之相比人类的心灵却如此原始,喜怒哀乐,欢乐忧愁,我们所体验的内在的自我同仰望星空的古埃及人一样没什么不同,我们的心灵从几千年前就停滞不前,这使得我们无法理解去人类化的机械,这样的心灵-物理非对称命题使得“后人类社会”面对精神问题显得无计可施。
或许赛博朋克意图创建的“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人类无法通过人体强化、人机改造而实现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又或许,我们该抛出康德式的终极问题:人类的本质究竟为何?
上世纪和本世纪初的科幻作品,如《异形》系列,《银翼杀手》、《终结者》系列、《攻壳特工队》、《黑客帝国》系列等,痴迷于刻画“后人类”的社会。
“后人类”不仅仅指通过人-机人体改造的新型人类,也泛指区别于当代人类的“后人类”的社会文化样貌与价值观。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主张采用人体强化技术,使改造后的人类在能力上超越传统意义的人类( Homo sapiens )定义,从而在 某种意义上 成为新的物种——后人类。
在超人类主义者的设计里,人类终将通过科技(Technology)的手段超越自身。超人类主义者多为科技 乐观派 ,他们相信科技终会为人类带来福祉,著名超人类主义的瑞典哲学家博斯特伦(Nick Bostrom)把科技带来的福祉称作“ 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s),如更加强的智力、体力等,我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扩宽人类关于未来的更多可能性,从而它们在伦理学的意义上是善好的。超人类主义者对于科技的论述又被归纳为“后人类善好论”——后人类社会将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科幻作家们首先对“后人类善好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忧虑后人类社会中人类的价值等价为工具价值,也就是说,通过更多人体改造而拥有更强大能力的人类会对无改造的人类施加压迫——“如果我们在智力、体力上更胜一筹,那么我们无需再宣称与人类平等。”由此带来的奴役、歧视与压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改造后的人类成为了“后人类”,那么“后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差异如同现代智人与黑猩猩:我们很难相信自己会与黑猩猩在权利上平起平坐(较为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可能有不同意见)。
不过在讨论社会平等的正义之前,我们需要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探讨超人类主义术语中的“后人类”蓝图能否实现;当我们在讨论“ 后 人类”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要厘清“人类”究竟为何。我们能举出三种类型的人类定义:
我们很容易将 生物学意义 上的人类从 形而上学的讨论中 排除:我们很可以举例这样的一个思想实验,如果存在智能外星生命,他们有与我们相同的智力和伦理道德,相同的社会发展程度,唯一不同的仅仅是DNA与人类( Homo sapiens )有差异,他们确实不是生物学上的人类,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能在权利、伦理上拥有同人类一样的话语权。或者,我们考虑“堕胎”的伦理问题,受精卵形成的胎儿严格意义上也是 Homo sapiens, 但堕胎在伦理上并不会同“杀人”一样受同样程度的道德谴责(某些特定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有不同意见),故从道德直觉上来讲,生物学意义的人类意义并不大。
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哲学家、文学家都讨论过 伦理学意义 上的人类概念,他们试想过一种在伦理上比通常人类更有价值的“ 超人 ”的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就幻想自己是超越常人价值的“超人”,他认为自己与“平凡的人”不一样,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因为伦理道德、善恶观都支配“平凡的人”,而他作为“超凡的人”能够任意统治他们,视他们的生命如蝼蚁。文学创作中的“超人”概念或许只能是虚构,但在现实生活审视伦理学意义上人类“ 人性 ”的概念也会发现诸多问题:我们社会里有诸多人群他们并不能拥有人类之理性,如还未发展出自我意识的婴儿,智力严重缺陷的残疾人,昏迷中的植物人,甚至有精神疾病的人等等。这些人是否也是价值伦理观所针对的群体呢?我们并不觉得自身在伦理上会比他们更加优越,而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也在立法、道德上更加关注保护这样的脆弱人群。仅仅将人类定义为“拥有相同伦理价值观的一类社群之集合”似乎也是局限的。
那么就剩下第三种考虑,人之为 自我观念 的人。自我观念的人是叙事性(Descriptive)的人,与规范性(Normative)相互区别,也就是说,叙事中的人首先抛弃了人“ 本质 ”的概念,在这里,人成为了流动的叙事单元。而这一切最重要的是,人能够通过创造活动的工具和 科技 来不断改造自身。我们审视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上的先祖,并不觉得我们在道德、基因上比他们更加优越,但我们能透过我们自身创造出的现代文明来凝视——这种“凝视”的目光本身象征着一种观念上的距离,而这样的审视提示我们: 我们作为当代的人,终究是科技的产物 。就如同雅典的人是城邦民主的产物,古罗马的人是帝国统治的产物。自我观念的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类”(Cluster)的观念有相似之处,人在自我创造出的世界中复现自身、直观(区别于“凝视”)自身,人的概念就在这种不断的复现中得以成形,又不断演变,而人的“本质”就是这种演变的概念。
如果我们接受人之为自我观念的人,后人类若是意图“超越”当代人类,就必须在各种程度上比当代人类更 卓越 地实现人类的自我观念,而逻辑 悖论 就在这里出现了,因为一旦后人类尝试实现人类的自我观念,那么后人类并没有“超越”当代人类,反而比当代人类更加“人类”,超越性的议题就在这里失败:后人类始终没有走出浅薄。
这种超越性议题的失败也体现在各类科幻作品中,后人类之“神”性在最后都复归了“人”性。《底特律:成为人类》中的仿生人作为比人类更加优越的科技成品,逐渐变得异常化(deviant),而仿生人异常化后只是变得更加具有人性。又如《银翼杀手》中对复制人的刻画最终也复归了人性本身。《2077》中最接近超越性之神存在的AI“奥特”,也和人类讨价还价,受人控制而与人类交换利益。可见后人类之“神”并不是旧约中神秘、不可揣测与企及的至高者,而处处显露人类的怜悯和温情。
或者超越性的失败其实就是由人类理智的局限性决定的,我们很难想象超越我们认知之外的价值观,我们为后人类社会构建的蓝图也只能扎根在现存的意识形态上。
有人提出,“后人类”(Posthuman)的失败只是术语的失败,“后人类”应该称作“ 元人类 ”(Metahuman):元人类与人类之关系是并列、平行、但从本质上并无差异,元人类更好地结合了人类本质之概念。人类利用“科技”来改造自身成为元人类,“科技”这被海德格尔描述成揭示人类之未来的架构(Enframement)则成为一切改造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将在创造中规划世界,并把自身作为资源投入到改造活动中。
我们讨论了人类的本质(如果“本质”能够称作“本质”的话)其实是人的 自我观念 ,我们总结出,人类永远也无法在本体论上超越人类本身,因为所有超越性的议题都是对人之本质的复归的悖论。我们也许会继续发问:如果人类无法实现自我的超越,那么一切的反叛、求索、渴望又有什么意义?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应该来到“赛博朋克”的另外一面——“朋克”,来理解赛博朋克之浪漫派的精神内核。
要解释浪漫派的渊源,这可能得从浪漫派的前奏德国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之前讲起(尽管浪漫派的思想沿革可能自人类文明诞生就有迹可循),一切都从18世纪德国人温克尔曼(Winckelmann)和莱辛(Lessing)关于一尊叫做“拉奥孔”的雕像的争论开始。
温克尔曼所代表一支来自古希腊的古典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弘扬 “理想、完善的人”——这是一种受人尊崇的古典道德形象,人应该如同古希腊大理石雕像一般,拥有“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温克尔曼认为古希腊悲剧英雄,如俄狄浦斯王、拉奥孔等,都是高贵又有尊严的道德形象,他们承受着整个人类的痛苦,但将痛苦这种剧烈的情感控制在克制与平衡中。
正如这尊雕像一般,拉奥孔面对巨蛇和丧子之痛,只是“发出一阵叹息”。
莱辛意图创造一种属于德语文学的“ 新道德 ”,他在论著《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中引用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对拉奥孔的描述:
……他的可怖的尖叫充满了空中……
并认为,拉奥孔并没有有意克制自己的情感,而是像所有真实的人一样,将自己的痛苦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最重要的是体现出人物的 生命性的魅力。
这种魅力不仅仅需要通过高贵的美展现出来,也需要通过“丑恶”来进行渲染,魅力的显露并不在于一瞬间,而是在反复的时间进程中使得稍纵即逝的瞬间变得百看不厌。古典的单纯性从莱辛开始变得过时了,文学家和思想家们也自此步入后启蒙运动时代。他们开始反思:所谓的理性与崇高,真的能更好地诠释人性吗?
随之而来的狂飙突进运动继续探讨莱辛所宣扬的“新道德”思想。青年们开始弘扬“天才”、“个性”、“历史民族性”和艺术与政治,人们歌颂自然之美,认为自然是最具有野蛮又原始的生命力,将法国人那些唯物主义机械论的规则砸个稀烂。原始的生命力是个体性的,包含着无数的可能性,美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其个性。随着德语文学逐渐兴起(在此之前,德语写作都被拉丁语替代),德国的文学家们又迫不及待地挖掘属于德国文化的民族故事,寻找属于自己民族的传说、思想、语言,他们从而将艺术与政治联系起来,因为艺术的发展必定和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这个 艺术-政治关联 至关重要,其几乎决定了后来艺术创作定位的基本走向。
狂飙突进运动与紧随而后的浪漫主义运动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反体系”一面,人们不再歌颂古希腊的古典、崇高的典范的人,反而去探索人类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探索异乡的、古埃及的、古印度的、古中国的历史人物故事。以赛亚·柏林认为浪漫派:
用有限表示无限,用有形表示无形,用死亡表示生命,用空间表示时间,用言说表示那些无以言表的东西。
真理与秩序在浪漫派的价值观中已经不值一提,人们也不去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去尝试用解释学理解事物。 再也没有永恒的、不变的理念,整个世界呈现出失序的荒谬 :人们意识到所谓的真理、无限、超越性的东西可能永远不可能穷尽,我们总在追求它们的道路上,我们因此患上漫游癖(Wanderlust),又因此患上思乡病。
这其中最让人意难平的莫过于“虚妄”感,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又给使得当时的青年逐渐转变成偏执狂,人们又细数世界各地文明的兴衰,感叹所有的强盛、伟大也不过时历史中的云烟。
浪漫派极其复杂的表象似乎像躁郁症一般捉摸不透,它一面打碎秩序,一面又自创秩序,在歌颂平凡时又觊觎伟大,越是发现生活没有意义,便越是抗争(尽管这种抗争的代价无比高昂)。少年维特因为无法与世界和解而在郁郁悲愤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戏剧的主人公从英雄变成了“反英雄”,席勒创作的戏剧《强盗》,描述叛逆的青年追求属于自己的真理和自由。浪漫派的未来是 宿命论般悲观的,但又时时刻刻充满新生 ,青年赞美强盗、海盗、杀人犯、煽动者,赞美一切不入流的、被社会正面形象所唾弃的边缘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从那时开始,就诞生了所谓的现代文艺作品中 “朋克”形象。
朋克最初作为一种音乐文化形式起源于60年代的英国,“性手枪”这支传奇性的乐队(Sex Pistol)一般被认为朋克乐的起点,他们把英国女王的形象叛逆地运用在首张专辑“God Save the Queen”上,一如整张在旋律和歌词专辑在愤怒中发泄青年们内心普遍对社会的不满。朋克文化从此作为“反文化”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若是能追寻浪漫派的渊源,也就理解了朋克文化的核心,只不过朋克青年的不满通过战后萧条的经济和失业潮被放大。工人阶级出生的朋克年轻人又给这项运动添上了阶级对立的色彩,这使得后来朋克文化在80年代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到达了极致。朋克青年为了表明自身不羁的态度,往往留有夸张的发型、服饰和妆容,并形成了专门的朋克时尚造型:光头、莫西干发型、油腻的短发、尖锐的饰品、皮衣紧身裤等等。他们通过音乐呐喊支离破碎的沮丧言论,80年代在东欧匈牙利等国的朋克青年甚至被判处“政治煽动罪”,朋克与反叛被一起划上了等号:他们反对强权,反对商业,反对正统,反对一切入流的东西。
那么《赛博朋克2077》里的“朋克”们又在反对什么呢?
我们来谈谈强尼·银手这个关键性角色,基努·李维斯扮演的强尼·银手在故事主线50年前是摇滚乐队歌手,作为战争老兵的他对几个大公司和社会体系一直怀抱不满,曾公开制造不少针对“荒坂”公司的示威袭击活动,不羁的浪子形象的他也成为公司的眼中钉肉中刺。直到他的黑客女友“奥特”被荒坂公司绑架去开发上文提到的“灵魂杀手”程序,并在研发最后阶段躯体死亡,强尼·银手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抗争似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强尼发动了针对荒坂的最后一次袭击,他试图用微型核弹摧毁公司大楼,这一举被定义为恐怖袭击,并使得不少无辜的居民丧命。强尼事后被荒坂捕获,成为了“灵魂杀手”程序的实验品,躯体死亡后他的意识被储存在生物芯片中,直到与50年后的V的命运产生交集。
V和强尼在后来一次次任务的磨合中达到了和解,V也理解了强尼的愤怒,强尼也同意帮助V寻找逆转芯片侵蚀心智的办法。他们得知,只有在“神舆”——荒坂的服务器数据中心,会面已经成为AI的“灵魂杀手”程序始作俑者“奥特”,才有拯救自己生命的可能。作为会面奥特的代价,V得帮助强尼与荒坂做个彻底的了断。
在游戏最后的可选择结局中,V会在队友的帮助下,带着脑海中强尼的意志攻克荒坂公司大楼,并成功连接上荒坂“神舆”服务器与奥特会面。但是奥特却告诉V:这一切已经不可逆转了,因为V的身体已经与V本人的心灵不兼容(可以理解为,系统操作软件与机体不匹配),如果V选择回到自己的身体,那么等待V的只有半年后的死亡;但如果V选择把身体赠给强尼,作为AI数据在赛博世界中永生,强尼会带着V的身体正常活下去。
也就是说,这场博弈已经成为死局,但也正如身心二元所暗示的那样,死亡也不再是终点,抛弃肉身的赛博永生何尝不是一种出路。
若是选择攻克荒坂公司并成功进入“神舆”的路线,V最终有三种结局:只剩半年寿命离开夜之城;只剩半年的寿命成为夜之城的王者;把身体让给强尼并在赛博世界永生。无论如何,这三种结局都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好”结局。第一个结局里,V和一群流浪者离开了夜之城的纷争,走向了荒原,并在一片璀璨辽阔的星空下迎来了未知的新家园。第二个结局里,V成为了夜之城雇佣兵之王,V决定去太空完成最后一次任务,是否能平安归家也是未知数。第三个结局里,V消失在了赛博世界,强尼乘坐公交车永远告别了夜之城。
我们若是能理解浪漫派-朋克运动这一支的文化渊源,也就能理解这样遗憾的结局是情理之中的了,因为所有的控制与反控制、正义与不公、抗争与压迫都会必然存在,又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如同泪水消失在雨中”。
V与强尼的反抗也只是汹涌大海中泛起的涟漪,在一种宏大叙事上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实际之处。但浪漫派从不局限于此,浪漫派永远会为希望留下地盘,正如最后返回人间只有半年寿命的V依旧在尝试寻找最后的生存可能性(游戏最后的剧情也似乎在暗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浪漫派的抗争为诸多的苦难提供个体的救赎,我们纵使是游离于社会边缘、卑鄙无知、无可救药的将死之人,但我们依旧会渴望奇迹,渴望自由——这就回答了“ 意义 ”问题:即使人类无法超越自身,即使反抗无效,即使一切辉煌、伟大都会流逝于时间中,即使万物终为虚妄,即使宇宙也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但“希望”永不消逝,悲哀与困顿只是“通往自由王国的遭遇而已”。
这一切其实取决于,我们应该如何 自我定义 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以及,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去实现这种生活。或许没有文学作品或者古老的寓言会阐释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也无法弄明白也无法实现这种定义,我们每个人忽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在某个即将到来的奇点里洞悉自身过去与未来——这一如故事中V就这样忽地降临在“神舆”里,面对幽灵般冰冷、无尽的数码组成的黑暗幽穴,思索生命的最终去留:
“吾乃奥兹曼迪亚斯,万王之王,看我的伟业,枭雄们呵,望尘莫及!”此外荡然无存。在这巨大废墟周遭,惟留下荒凉一片,且无边无际,这平沙落寞,伸向远方的寂寥……
注:文末最后引用著名浪漫派诗人雪莱的《奥兹曼迪亚斯》,张崇殷 译
Bostrom, N. 2003. Human genetic enhancements: A transhumanist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 37: 49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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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解释》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美]丹尼尔·丹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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