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保护一人,全家支被杀光”
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在最高烈度的世界大战和最低烈度的学校打群架之间,存在着其它形式多样的打斗活动——械斗、冲突、打冤家、打家支,对垒、街垒战……这种命名不规范的事实都在告诉我们:在战争之下,还有很多战争与日常的中间态。
这些攻防战的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从西南山民之间打打冤家,到羌藏高地上的血族复仇;从中原地带的邬堡林立,到东南山地中的土客争雄……
它们的战斗烈度,在国战之下,在群架之上;
它们的打斗形态,往往形色各异;
如果战争恢弘的,它们就是微观的;
如果战争是巨人,它们就是巨人之影——
不论巨人的身量有多长,影子终将覆盖到更广泛,更微小的深隙。
出于文化研究的目的,我撰写这篇不正经的小文,想以邬堡为主题,聊一聊械斗规模的攻防战史。并以此抛砖引玉,让这个话题能得到更多历史爱好者的关注。而要聊起这个话题,让我们不妨从近期发售的RTS即时战略游戏《要塞·军阀》作为引子,开始说起。
身为一个RTS战略游戏的不硬核老粉,从去年开始,我就对《要塞军阀》投入了持续的关注。日前,终于等待了该作品的发布。虽然目前,该作在steam平台上的评价是,毁誉参半。但不影响我对它的看法——
不管制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要塞·军阀》都是目前最接近南中国“影子战争”形态的模拟游戏,进一步说,《要塞·军阀》的战争形态,非常接近于16-20世纪初,南中国地区的堡垒村庄械斗形态。
⑵、《要塞·军阀》的堡垒样式,与赣南、粤北等客家地区的四角楼非常相似。
⑶、当时参与械斗的土客人群,构成了后来移民西方各国的华人主体。他们的文化与习俗,在异乡迁延变异后,又变成了欧美刻板印象的“东方主义”视角中,所参考的文化原型。
换句话说,尽管如同很多玩家指出的:《要塞·军阀》里的中国元素,是一个东方主义的缝合怪!不过——如果把时代背景假装是16-20世纪初的赣南,两广,台湾,东南亚各华社呢?它却会恰当的返祖成功,展现出那个时代原本就有些缝合感的时代风韵。
基于以上理由,我建议《要塞·军阀》取一个更恰当的名字——《要塞·宗族械斗》。
虽然从战争到械斗,看起来掉了一些B格,但是人类历史上,战争和械斗的区分,又怎么能分的那么清呢?械斗的烈度低于战争,指的是是它的组织形态没有通常意义的国家战争那么严密。不过,械斗的杀伤力也一点不容小觑,卢旺达内乱时期,以砍刀为主要武器的暴徒,在几个月时间内造成了近百万人的死亡。而同样适用简陋武器和原始战术的南中国土客械斗,也同样造成过成百万人的死伤(还不算由此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
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的军事进化,就是从这简陋,粗暴的堡垒村庄之间的对抗,械斗开始展开。当太平天国的客家军人,用长杆冲阵打崩了一队又一队失去勇气的八旗弓马,绿营劲兵之后,对面来了一群与他们极其相似的敌人——宗族械斗经验同样丰富的湘军!湘军用熟悉的锄头打出了堑壕战雏形的硬寨呆仗。由此开始的一层层战术进化,加上革命的风起云涌,才让后世的中国军人走上世界轻步兵之巅!
正如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我认为,堡垒村庄的械斗,构成了中国近代战争的基本雏形,对今人重新去理解当时的战争形态,十分具有观察价值。
“我等虽受官职,不论大小,俱称林爽文为大哥。见他时……并无向他跪拜的”
回到游戏,作为一个玩家,当你扮演《要塞·军阀》(以下简称《军阀》)中的城主,可能很难代入到自己是游戏里说的那样的国王。
你要依靠“肉蛋奶房”的诱惑,以及足够低廉的赋税,才能够吸引劳动力源源不断的进入自己的堡垒村庄(苦水只能自己吞,别想996)。更为讨厌的是,你的城墙不能修到敌人的鼻子下面去,而只能通过降服“虎首领”、“鹤首领”,间接性的控制他领下的区域。
这对普通玩家来说不太爽,但如果把角色身份重新定义一下——你并非国王,而是一个小小的邬堡主,就是《破冰行动》换个乱世背景的塔寨村长林耀东,那么你的行为逻辑将会自然通顺——
在《军阀》的经济体系里,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伐木开矿等老三样外。它对农业的呈现非常有趣。比如茶房这个加快乐的建筑,简直就是西方人对老广“茶楼”文化的复刻。而游戏中对华南混合农业的小动画呈现,可以说精致和到位。
由于地块的紧张,在《军阀》中你留给村民的农田,民居,作坊的安排非常密集紧张。水田里农夫在背身插秧,道路上奔跑着鸡鸭和,猪舍和民居紧邻,在这密集建筑群中插入一个茶房,村民的快乐度立刻大幅度上升——
这样的游戏呈现,让我想起美国人E·A·罗斯在辛亥革命前对中国的描述:
“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密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市中,他们一直饮用着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肮脏的水,吃着变了质的猪肉以及那些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他们拥挤在肮脏的小巷内的低矮而污浊的房屋中,睡在简陋、污秽、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
它包含了刻板印象和事实描述,说“东方主义”也无不可,不过用现代时髦话说,看起来十分“内卷”的华南密集农业的特征,确实是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把城堡林立,战火连天的龙山文化时代称作部落冲突的时代。那么18、19世纪极度内卷,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宗族之间开始疯狂械斗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作——新部落冲突时代。基于这个点,我们再去理解你的邬堡主身份,可能会更容易迈入轨道。
《军阀》的另一特殊玩法是,你并不能占领地界上的全部地块,只能通过控制中立方的方式间接统治。而控制的方式,可以通过武力手段威服,也可以用外交点数以德服人。这种有点像春秋时代宾服四方的控制手法,会让玩家感觉,自己的身份,绝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雄主,而更像是一个要协调四方势力的山寨大哥。
这当然没错了,在魏晋时代,中原的邬堡主就是在混乱局势下的推选产生——《晋书·庾衮传》记载:“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
在这种军事民主体制下,你是一个奶妈桑主君,你的大部分精力,并非是暴兵冲冲冲,而是处心积虑的协调各方步调,维系脆弱的共同体。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中,无论占据大姓优势的土家,还是诸多小姓联手的客家,他们都要会组建宗族联盟。在这样的宗族联盟中,首领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大哥,所有的行动需要通过会议来协调。台湾天地会起义的首领林爽文,就是一个这样的联盟之主,史载:起义军首领蒋挺被清军俘获后,供称:
“我等虽受官职,不论大小,俱称林爽文为大哥。见他时,坐立俱系随便,并无向他跪拜的。”
在各路首领参与的军事决策会议上,名义上当大哥的林爽文,并没有一言决之的权力。如果旗下的“龟首领”、“鹤首领”不予配合,除了用各种方法协调,他别无他法。而这样的堡垒村庄联盟,不止出现在华南地区反清战争里,也曾出现在南洋地区反抗殖民者的华社暴动里。组织的松散性让这些战争基本以失败告终了。
讽刺的是,在例如荷属东印度这样的南洋地区,针对华人社区的屠杀是隔期进行。当抗争的战火平息后,殖民者就会委任一些 “大哥”去控制华人社区。对这些人,殖民者称之为:甲必丹 Capitan China。这一点塑造了南洋华社具有绥靖性的组织基础——甲必丹政治:委派华侨首领专司诉讼租税等华侨事务,却不给予实权。
对于甲必丹这个词,我个人倾向于选择中国式航海气息更浓郁的词语来直译它——舵主。说起这个词,大家必然想起那个知名舵主——影视作品中,红花会总舵主陈近南那近乎喜剧的悲剧形象。其实也是上述联盟首领命运的真实写照。
“贼虽拥数万众。屡过其地,竞不敢仰一堡而攻”
前文确立了邬堡械斗世界基本的世界观:1、需要堡垒庇护的华南密集农业;2、纵是大哥也枉然的宗族联盟体系。接下来,你需要在这个世界真正的生存。如果要为《军阀》换一个更有代入感的故事背景,我大概会选择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百万洪兵起事之前的广东村庄。你作为一个村庄的宗族首领,即将遭遇的事件如下: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庭把沉重的负担压在你的村庄,你的村庄沦落在破产的边缘。
你长期的械斗对手:客民,变成了如今的“长毛”,他们一路席卷向北,成为震撼人心的太平天国。
咸丰年连续的自然灾害,让广府周边的农业大面积绝收。这个时候压垮骆驼的那根羽毛轻飘上来,由于一鸦战争的赔款压力,朝廷衙役上门要求你旗下的村庄,缴纳更多赋税,否则就会把你抓回广州衙门吊打。
隔壁村的老虎统帅告知你,他们已加入天地会,即刻发动抗清起义,并要求你站在他的身边,如果你反对的话,就将屠灭村庄不留孑遗……
请问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是不是得把墙先修起来?
还好,这一点,你经验丰富的祖先已经留下了足够多的教诲——获得道具 《族谱·乱世指南》。依据族谱记载,很早很早以前,你的家族,生活在原本物阜民丰的河北,当永嘉之乱,五胡并起,你一下子陷入了蛮族的汪洋大海
“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餘半”。
我们随意翻看魏晋时代的邬堡记录,都会发现一些规律:
“洛水又东,迳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
“洛水又东,迳一全坞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全固,一全之名,起于是矣。”
“(洛水)东北流,迳云中坞,左上迢遭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故坞受其名。”
学者陈寅恪总结了这些理想坞堡的位选址特点:“既险阻而又能耕种,有水泉灌溉之地”——能耕种,就得平坦,要险阻,就得有天险;二者不可兼得,除非是夹心饼干。
那么符合这里的地形,只能是——1、高耸,但山顶有大块的平地;2、被崇山峻岭包裹的小块山谷地。在福建三明的琵琶堡,我们找到了第一种邬堡形态——
基于以上想法,各位首领请选好自己的自立地区,我们进入下一步。
如果说从二里头时代开始,我们这个民族有什么恒定的工艺的话。夯土技术,必不可少。
夯土技术,可以说是炎黄子孙的种族天赋。在郑州商城和盘龙城遗址中就已发现了模版夯筑的城垣。在《诗经·大雅·绵》一章中,先人留下了形象生动的夯筑技术描述: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铲土入筐的声音:腾腾腾!
投土上墙的声音:轰轰轰!
齐声打夯的声音:登登登!
削平凸墙的声音:嘭嘭嘭!
如果没有图像的参考,我们几乎很难想象这种夯筑场面——
在古老的城墙上,这些球状的,条状的夯窝,展现了不同的夯土技法。
好了,说了那么多,这与你这个邬堡领主有什么关系呢?
大部分邬堡,其实就是由泥土夯筑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福建土楼。尽管这种圆形土楼在今天很少会提到它的邬堡特性,我们还是要强调——土楼就是邬堡的活化石。
在很多人心目中,由泥土夯筑的墙非常原始脆弱。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比起西方石筑城墙,中国夯土墙以两大优势,让17世纪之前的火炮望墙兴叹,直到红衣大炮出现催破城墙才渐渐成为可能——但依然很难。
现在我们说说中国夯土墙的两大优势:1、厚度;2倾斜墙体。
这两点我们可以通过一张清代成都城墙的老照片来感受一下——
传统的中国夯土墙是极其厚实的。早在距今四千多年,龙山文化晚期的平粮台遗址中,其城墙的底部厚度就已经达到了13米。在后来的城墙夯筑中,20米以上的厚度比比皆是,这种夯土城墙的厚度。而且这种夯土是是分坚硬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松软。
而与这种城墙相比,知名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只有区区6米。16-14世纪的英法城墙一般不超过两米。这些薄薄的石墙为火炮兴起留下契机,尝到了火炮轰开城墙甜头的领主们开始疯狂的点大口径火炮的科技,吹响了欧洲自15世纪末期开始火炮进化的号角。
所以美国学者欧阳泰提出了一个经典的疑问:“如果欧洲人遭遇的是中国那样的城墙,他们还会想方设法研发出以击碎城墙为目的的火炮吗?”
尽管工艺上追求尽量垂直的城墙,但由于材料重力的原因,中国的城墙一般具有较大的倾斜度,先秦时代的吴越地区,甚至由于南方土壤难以固化的原因,墙面变成了一个步兵能够冲上去的斜坡。
不过,这种缺憾在面对火炮时反倒成为了优势。内柔外刚的夯土墙加上倾斜角度,让火炮轰塌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以至于欧洲在15世纪中晚期开始,也开始抛弃纯粹的石墙,修起来内实泥土,外包石块的倾斜城墙。
上述的材料,尽管是大型城墙,但墙炮之间矛与盾的对立原理,落实到了堡垒攻防的级别,也依然成立。由于对于民间械斗来说,投射火力会相应降级。在16-19世纪这个历史阶段,大到城市攻防,小到堡垒械斗中,很少有什么远程器械能真正威胁到城堡的墙壁本身,据守的一方,都具有更显著的优势。
当进攻方不具备大型火器,投射打击绵软无力的情况下,福建土楼这样的夯土邬堡,其厚达3-4米的土墙,就成为盗匪无法逾越的天堑!
在俄罗斯工作室Sobaka Studio研发的动作游戏《少林九猴》中,故事的第二章开始,游戏主界面就是一座福建土楼的内部场景。
结合游戏的故事背景为明代倭乱,这一点恰好说明了福建地区邬堡出现的时代背景——正是因为明中叶倭寇的入侵,导致了漳州圆楼的兴起的。
“方倭奴初至时,挟浙直之余威。恣焚戮之荼毒,于时村落楼寨,望风委弃。而莆美独以蕞尔之土馒,抗方张之醜虏。贼虽屯聚近郊。迭攻累口,竟不能下而去……凡数十家聚为一堡。寨垒相望,雄堞相连,每一报警。辄鼓铎喧闻,刁斗不绝,贼虽拥数万众。屡过其地,竞不敢仰一堡而攻,则土堡足恃之明验也。”
上文大意是,以土楼之威,寨垒相连,倭寇万人而不可入。
所以,尽管《要塞·军阀》中,普通兵种靠刀砍斧劈就能打坏一座城墙,但在实际操作中,《全面战争·战锤》中的那种力量超出人类数十倍的恐怖怪物,在善用工事的情况下,挡住他们也绰绰有余。
这句话并非夸张,如果以三国志的数值系统,我们把汉高祖刘邦的战斗力定义为70的话,那么对面的项羽超纲到700也毫无问题。巨鹿之战中,一个人以一敌十打垮四十万正当锋芒的秦军,这不是怪兽是什么?
“王深壁”;“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汉王坚壁不与战”……
短短一篇《高祖本纪》里,刘邦多次靠入壁,挡住了野战无敌的项羽。
还是那句话,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对于掌握了工程技术的人类来说,只有器械才能打败工事。项羽曾经说过,想要学习万人敌的技术,而城防设施技术,就是真正的万人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基米德和刘邦都比他成绩好。
这里多说两句,刘邦所入的壁,就是邬堡在两汉之前的叫法,大概两汉之前正规军之间的对垒更多,鸿沟邬壁,楚河汉界,用壁这个字比较鲜明。到了两汉之后,五胡乱华,邬壁变成了邬堡。可能堡这个字,才能给人提供更强的安全感吧!
夯土墙一直是邬堡建设的核心,从宋代开始,外层包砖开始大量使用。明清时代的客家围屋,除了使用进化了的三合土材料,还加入了条石和土砖等新材料。除了生产力进步的原因,与进攻兵器大量使用火炮,也有关联。优秀的进攻,激发了了防御的进步,矛与盾,从来是一个整体。
福建圆楼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古代城池建筑中,是极其罕见的。历史上,只有安徽桐城古城,采用了类似的圆楼设计。
不过,这种圆形的设计,符合了上古时期的建筑的防御精神——环壕。
堡垒村庄的战斗规模,与人类酋邦时代的作战颇有相似之处。原始时代各个部落之间的体型,人数,武器,作战经验都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弱小的部落想要生存,强大的部落也要担心敌人的突袭。仰韶时期的聚落,使用圆形壕沟环绕聚落,并在壕沟内填塞了尖木,这样的圆壕,一重不够就加为两重,务必将村落保护在深池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最早出现的聚落防御不是城池而是村池。
早期壕沟(距今7000年以前)的尺寸较小,宽和深多在2米以下,后来壕沟尺寸明显加大,到了距今约5000年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其壕沟宽度达到近30米,深度也达到近5米。
对于这种原始环壕的战斗方式,在史书上留下了很有趣的案例:
比如出现在《宋史》中的琉球国防御体系,就颇有仰韶时代的遗风:其国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植棘为藩。
在《隋书·流球传》中,隋朝军队与琉球军,这样两支有代差军队,发生了一场颇有观察价值的冷兵器战斗:
“诸洞各自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躁,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
“尽锐击之,从辰至未,苦斗不息。渴剌兜自以军疲,引入栅。棱遂填堑,攻破之,斩渴剌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而归。”
根据隋书的记录,尽管这些史前水平的生番非常勇猛,能在轻兵格斗时,和坚甲利兵的隋军,肉搏格斗六个小时以上,但当他们无法坚持更长时间的鏖战,纷纷退回城寨的时候。不讲武德的隋军却马上用填平堑壕的技术,突入寨中,这个时候的琉球军队就再也没有还手之力。
壕沟最终发展到了城池。在渔猎时代的晚期,当聚居与共耕、人口的激增、公共权力的强化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重构开始发生,战争的烈度开始大幅度升级,原本的环壕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防御需求。
原本堆在壕沟边的作为堤坝的堆土,开始向城墙演化。这是后话,不提。
不过在邬堡建设中,利用天然或人造的壕沟环绕四周,虽然并不普遍,但也是常见的做法。
“一排竹竿扎过去,扎倒前排五六人,敌阵就乱了”
在《要塞·军阀之战》的游戏画面,其实是一幅典型的乱世邬堡攻防战——敌军源源不断的涌来,守方将重要财产转移入邬堡,弓箭手通过四角的望楼拼命射击,而手持长矛刀盾的家兵则尽量冲出墙外去迎击敌人……
这样的作战方式与城市攻防战即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
城池并非越大越好,虽然越大的城市,储备的资源越多。但当它超过一个军事边界,它的资源消耗比呈直线上升,这就给攻击者的围城战术留下施展空间。在战争中,进攻者往往故意通过杀掠制造恐怖气息,逼迫尽量多的人逃向大城,以消耗守城者的粮食。
这些被屠杀吓破胆的难民,除了消耗城市资源之外,带来的另一个东西是——恐慌。
在大城市的攻防战中,类似于《大秦赋》那样的人海蚁附战术,是极少出现的。进攻者面对大城,就如同非洲草原上围猎野牛的鬣狗,它不断围绕着猎物打转,发出恫吓和试探性的进攻,寻找野牛的薄弱之处。
如果说野牛的弱点是肛门,那么大城的弱点就在于意志力。只要有人在这样的心理攻势下坚持不住,即便他们没有献城,但只有一个点失去了抵抗意志,那么进攻者就会从这个方向发起突破,一拥而入。
在法家编撰的典籍《商君书》中,描写了战国时代,最善于玩弄心理恐怖的秦国军队的攻城手法。一方面,以“猎取首级”为勋的虎狼军法下,能够用大规模歼灭战获取首级的秦国军队,面对列国有显著的心理优势,在野战时,秦军的敌人具有普遍的畏惧心理。那么这样一支秦军,到了攻城战时,也会依然善加利用这个优势,采取波次冲击的鬣狗打法。
“其攻城围邑也,国司空訾其城之广厚之数。国尉分地,以徒、校分积尺而攻之,为期,曰:“先已者当为最启,后已者訾为最殿。再訾则废。”内通则积薪,积薪则燔柱。陷队之士,面十八人。陷队之士,知疾斗,不得,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则一人后;不能死之,千人环,规谏,黥劓于城下。”
这段话说,由国司空这个角色,审时度势,为围城的秦军划分好攻城区域。一方面,派遣工程作业小组,通过地道将城墙基部挖空,边挖边以梁柱支撑,再积薪放火,烧毁支柱横木,使城墙崩塌。
另一方面,在每个攻击面,安排18个人的决死队,让这些死士不断冲击自己的攻击面,这种突击方式采用了末位淘汰制,希望敢死队能够以速度取胜。如果不能获得敌军首级的小队,会被斩首处死,而流露出畏惧情绪的士兵会在千人围观之下,施加毁容性的刑法(割掉鼻子或面部刻字)来进行公共羞辱。这样的恐怖军法制度下,秦军死士小队对意志不坚定,人心不齐,彼此缺乏信任感的大型城池,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面对这种狼群一样的攻击者,对于守城方来说,退避进入更狭小的城堡,是个明智的选择。史载在春秋末期晋国智伯与韩魏联手进攻赵襄子的晋阳战役中,赵襄子明智的放弃了城垣更大的邯郸,而远距离撤退到面积更小,但能够取得民心支持(宗族)、军事储备(有可供制作箭矢取材的狄蒿苫楚林,宫室中炼铜为柱可以取用)的晋阳城,最终获得了防御战的胜利。
另外一则来自魏晋时期的记载中,四川三蜀地区的百姓,在流民军入寇的时候,主动撤出了城市,进入狭小的邬堡据守。这写林立的邬堡,成为了流民军的噩梦,由于迟迟无法通过掳掠获得粮草,李特,李流的流民军就差一点困死在蜀中,后来只能依靠与本地豪族和解,才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机会。
“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晋书 李特李流载记》
即便在《军阀》这样的游戏中,保持民心的高昂,也是获得胜利的无上法则。到了现实世界,如何让人心惶惶的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更是一门哲学。不过至少在村庄械斗这个层面,你作为领主不需要担心太多,因为血缘宗族能够天然提供战斗的士气加成,你旗下皆是勇猛的战士。
史书记载那些些经常械斗的区域,说其民众“其俗尚气好斗”。
对晚清团练与民间武装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Kuhn)指出, 常年参与土客械斗的客家人,‘是整村整村地军事化的。’“动乱年代的客家人,整体带有军事化的趋势。客家对抗土著,原先始于设垒自固和在社会.上孤立的客家村落,一旦区域性之土客壁垒分明,身处弱境、人数较少的客民便充分利用其堡垒式建筑优势,与土民长期抗衡了。”
晚清名臣张集馨描述了沿海宗族械斗的尚武风气:“凡出斗者,妻孥喜笑相送,不望生还”。那些闽南的女子在械斗发生后,不但鼓励家中男丁勇往直前,更是常常手持锄头亲自出战。这样的尚武民风,不光男人勇猛善战,妇孺也痛痒不可小觑。
客家女性不缠足,号称“天足”,“大脚婆”,是客家军事集团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由客家人为主体力量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在1852年永安突围战前,下诏令“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谨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
类似彪悍民风,也存在于闽粤客家人,以及西南地区有“打家支”,“打冤家”的少数民族中。
而在西南地区,彝族在绵长的家支战争中,培养了一整套战斗文化,他们说:“牛有劲在颈上,马有劲在腰上,主子有劲在家支上;干就干到底,真金不怕火烧,好人不怕死。”作战前,就仿佛中原的先秦时期,他们要举行盟誓和歌舞的军礼仪式,在作战的时候,全员盛装,在‘扎夸’的带头下冲锋,妇女则在山上呐喊助威。
“四川凉山彝族黑彝奴隶主各家支之间进行‘打冤家'的械斗时,选出带头的‘扎夸'一手舞皮盾,一手舞刀剑,头插红布或插上鸡毛、皮盾、皮甲上漆着红黄黑三色组成的可怖图案,在扎夸的后和剑的舞蹈指引下,奋前发出咒骂喊叫,高唱战歌,以事战斗。”
当我们有了坚固的堡垒,英勇的战士,就进入了具体细节的堡垒战斗阶段。
让我们以一个经典的案例作为开场——184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不为人注意的广西东部,发生了一场常见的土客械斗。不过,械斗中败下阵来的这三千名客家人,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选择——他们的到来令正在宣传拜上帝教的洪秀全喜出望外,他慷慨的接收了这支力量,在金田,燃起起义的烽火!而这场战火,很快就从广西东部燃烧向整个中国。
对于日益腐朽的满清军队来说,这群土客械斗中的失败者却带来了诸多他们已经日益陌生的战斗方式——以白刃交接为目的的古代阵法——那些有多年械斗经验的宗族,保留了许多祖辈相传的古代练兵法以及阵法图。我们可以通过太平军的列阵窥见其中一二,比如著名的螃蟹阵——
“螃蟹阵者,乃贼中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形似螃蟹”
“百鸟者,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起散布如撤星,使我军无处着手也”
而太平军的对手清军,自进入王朝中页,开始退化城一支以远程武器为主,混合了弓箭和枪炮的军队。无论是与准噶尔的战争中,还是与缅甸的战争中,除了在破坏营垒之时,大部分的战斗都发生在远程抛射中。清军步兵的鸟枪手比例已经超过了作为辅助的长枪兵、刀牌兵。
而这样一支夹在古典军队和近代军队之间,却丧失了白刃战勇气的不伦不类的军队,遇到了拥有丰富械斗经验,更有古典时期军队气质的太平军,结局便是一触而溃。
太平军中,各类近战长柄武器是其主要的作战武器。今天流传的描绘太平天国军队的图画中,我们看到杂乱无章密密麻麻的场面,一副农民起义,装备简陋的样子。
但实际上,“枪乃诸器之王,以诸器遇枪立败也”,在披甲率不高的邬堡械斗中,这种长柄兵器玩出了花样——根据记载,太平军有一种令人胆寒的竹针枪,可长达五米以上,由削尖的竹子绑上尺许长的铁尖,两个人一组抬起来向对面冲锋,接阵之时,以冲锋的惯性半扎半掷的甩出去,利用武器的长度和冲击力把对面扎个对穿。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鱼叉,长矛的普通长柄武器以做配合。电影《投名状》是目前少有的,能够把握到当时军队气质的作品。
这些客家军队的战术,今天尚未绝迹。前几年南方某省流传出了一些械斗图像,让我们得以窥斑见豹,想象其当时的形态——
“江西本地人补充两句。单挑用鱼叉,群殴用竹子。竹子2,3米一端削尖,谓之苗子。两人抬一杆,冲锋时往敌人人群中扎。图3(下图)是鱼叉,图2(上图)是苗子就是竹竿。械斗最近十年没了,早年确实如此,而且全村出动,临阵脱逃的还有家法处置。个人持三米长的竹篙打起来就是挥舞,没有杀伤力。两个人抱抬一根竹篙,前面那个瞄准,后面那个用力顶住竹竿尾部,两人小跑一起发力扎过去,扎中就立马丧失战斗力。一排竹竿扎过去,扎倒前排五六人,敌阵就乱了”
面对这样具有丰富经验的械斗军队,太平军后来的敌人湘军,总结了六个克敌之道:结硬寨,打呆仗。他们的选择,与两千年前的那位汉朝开国皇帝一样——“汉王坚壁不与战”,而项王“乃自刎而死。”湘军手中的锄头,最终打败了太平军手中的竹枪,可见万人敌的技术,古今皆同。
火焰箭车是《要塞·军阀之战》中独特的进攻器械。屁股冒烟,烟花乱窜的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玩具,而且,它的定位也很清晰——主要针对杀伤士兵。
这一点倒是颇合东方火器,以助燃为主,而非弹丸杀伤的“喷射武器”(coviatives)特点。在宋代火器大爆发的时代,出现了大量类似火焰箭车这样的,花样明目繁多,但主要以喷火燃烧为主的火器。宋朝将领魏胜做了“如意战车”,发射的也是如火焰箭车那样的火药箭。
再加上《军阀之战》后面出现的攻城兵器火牛,《军阀之战》想要体现的早期火药时代的思路十分明显:
在前些年的街头械斗中,烟花对喷的场面,让我们梦回大宋……
话说回来,低等级火力对喷,才是村庄堡垒械斗最常见的场面。如@幻想狂劉先生 描述的:
“民间鸟铳过多屡禁不止干脆不禁,乡村用重型抬枪、小炮械斗稀松平常。漳泉械斗就在福州城外二里地架炮对轰,举个牌子‘小民解怨,大官回避’。”
大多数情况下的邬堡战斗,不是一群人和一个邬堡的战斗,而是大股军队和多个邬堡群之间的战斗。
这些邬堡群,会以工程作业的方式,构建出一条整体防御的战线。比如在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械斗战争中,广东鹤山市的云乡客民,构建了一条长距离防线。“据记载,云乡客民从壁山佛子坳,经萝卜坑、下运、瓦窑垄直到上逆鸡公山一线,挖出十余里长、一人深的壕堑,筑有炮台防御。”
当这样的外围防线被攻破,进入邬堡附近,围攻者将要面对的,依然是难以撼动的堡垒。通过今天留世的大多数邬堡图像,我们可以发现,就如同人类早期在环壕时代,只修筑一个出入口并严密把守一样。这些邬堡基本上只有一个主要的门。漳州诏安县记载了这样的邬堡布局:“四都之民,筑土为堡,雉蝶四门如城制,聚族于斯,其中器械俱备。二都为城,广置围楼﹐墙高数仞,直上数屋,四面留空,可以望远。合族比栉而居,由一门出入,门坚如铁石,器械毕具。”
所以在这样的邬堡村庄攻防战斗中,极少有攀附城墙而入的例子(明清后期的邬堡皆有封顶)。大部分是攻击城门,或者以围困,烟火恐吓的方式,逼迫守城者逃出邬堡外。
在土客械斗的横岗之战中,横岗土民两百余壮丁,对抗数千客民。史载:
“数千客民合围数重,横冈村民俱以石掷炮轰还击。从早上至下午,客民死伤数十人,终不能取胜。但客民三退而复围,横冈村民精疲力尽。适逢西南风起,于是客民火攻南闸,烟薰里内,村民惶恐溃乱,遂为客民所入,被杀者二百余人。”
由于攻守双方火力投射的不足,在《要塞·军阀之战》中实现的大规模火力对射,以及为此而搭建的敌楼,战棚,木楼,行城,在这样的村庄械斗中是难以实现的。
尽管进攻方的投射火力不足,不过并非是对城墙毫无办法。
在1947年的沙田械斗中,三江乡民在沙田附近建筑更楼,并且每夜派人前往守望田禾,以示“禾界”治权。此举令沙扶乡民极为不满,某天夜里,沙扶乡民乘该楼更夫不觉,洞穿墙壁暗藏炸药,结果炸药爆炸、伤毙数人。
不过即便如此,防守方依然可以通过搭建街垒,木栅的方式,组织进一步的临时防御。我们可以看两幅照片。
第一张是1917年护国战争中后期,发生在成都的川滇军阀之间的战斗。当城墙被川军用火炮摧毁之后,滇军很快搭建了临时的木栅工事。这样的城墙突破之后,人们依然不会屈服,第二张是某事件中出现的临时街垒:
我们相信,对于地表最强,心灵手巧的灵长类生物来说,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他们围绕攻击与防御之间无穷无尽的工事战,也不会停息……
在1985年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古代筑城述要》一书中,将中国古代筑城分为了三类:城池筑城体系;长城筑城体系;炮台要塞式筑城体系。
今日我撰这篇小文,所想要探秘的其实是第四类“筑城”。它们是战争之影,长城之子,是人类勇气在“卫国”之下,“保家”之上的延伸。
“战争,战争从未改变。war, war never changes。”
“为疆为界争,为牛越圈争,为猪抢食争,你大我小争、你高我卑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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