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丨中韩两国人民童年看过的某些世界名著，竟然是从日文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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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能从原文直接翻译当然是最好的。但在很多时候，由于出版控制成本和时间的需要，或者是一时找不到能够从原文翻译的人才，就会从英译本、法译本、日译本甚至中译本去转译。
陈望道先生所译的第一部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根据英文版和日文版转译的；傅东华先生所译的《吉诃德先生传》（《堂吉诃德》），是先根据两种英译本翻译，然后用西班牙语原版校订的；新中国成立后风靡一时的爱尔兰革命小说《牛虻》，大多数版本是从俄文版转译的；198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侦探小说《荷兰鞋之谜》（埃勒里奎因著）；是从苏联杂志《青年近卫军》连载版转译的；东欧各国早年翻译村上春树小说时，是由村上春树的国际版权代理人提供的官方英文译本转译的；有些拉美作家的文学作品在推向国际市场时也准备好了英文译稿；日文版的第一部《三体》则是从英文翻译的。
在中韩两国的图书市场上，从日文转译的外文作品（包括科幻、奇幻、推理领域的名著）曾经占据过相当的份额。这一现象，与欧洲、非洲经常从英法俄译本转译中日韩文学作品一样，相映成趣。笔者对此做了一番粗浅的探究，其中，中国大陆部分的论述，相当程度上从中国台湾学者赖雅芸的论文和著作延伸而来。韩国方面的论述则源自韩国国立国语院、韩国纳木维基、韩国各大报社的电子版、韩联社。
中国大陆部分
目前，在中国大陆市场上流通的最大宗日文转译著作，分别是：
2012年首版、2018年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从台湾东方出版社引进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青少版》，全20本，署名刘元孝、廖清秀、赵长年、王梦梅、陈秋帆等。
201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台湾东方出版社引进的《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署名刘元孝、王梦梅等
1996年-2003年，北京出版社从台湾东方出版社引进的《世界少年文学精选》，署名林文月、黄得时、黄瑞娟等
1996年/2012年，北京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台湾东方出版社引进的《亚森罗宾探案全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前后从台湾东方出版社引进的《世界名人传记》，署名黄启炎等。
这四套书都来自台湾东方出版社，是由东方出版社授权给内地出版社出版，但实际上，这四套书都是由台湾东方出版社转译自日本偕成社、讲谈社、ポプラ社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推出的少儿读物。台湾版的首版时间也多在1950-1970年代。
东方出版社在那个时代推出这些书，目的有两条：首先是当时中国台湾市场上缺乏适合少年儿童的高质量读物，其次是要为台湾地区的青少年更好更快地掌握现代汉语白话文和国语营造良好环境（当时台湾中南部的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只会讲日语）。被写在“著者”“改写者”一栏的刘元孝、林文月等人，其实都是掌握流利日语和优美中文的翻译大家。在这种定位和当时两蒋推行的“去日本化”政策之下，日本改写者的名字基本都被抹掉了。台湾舆论界知道这些书译自日文也是在1980年代末，由当事人林文月女士亲自揭开谜团。

林文月女士精通中国魏晋六朝文学，又有近乎母语水平的日语能力，翻译代表作为《源氏物语》、《枕草子》，论著有《谢灵运》、《南朝宫体诗研究》、《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的影响》。北京版《世界少年文学精选》里的《茶花女》是林文月女士从日本偕成社1955年推出的青少年版（改写者：大庭さち子）翻译过来的。同一套书里的《小妇人》是林文月女士从日本偕成社1962年推出的富泽有为男改写本翻译而来。《基度山恩仇记》是林文月女士从讲谈社1950年的缩写版翻译而来。
这些书中的另两位翻译大家是刘元孝和黄得时。刘元孝生于1917年，在攻读广岛文理科大学文学科时，被征召入伍，进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服役，战后被傅斯年请到台大做翻译，后来又成了何应钦的秘书，最后被蒋经国选中，成为蒋经国的秘书。上海文艺版的《丛林奇谈》和人民文学青少版的《四签名》就是他的手笔。黄得时在日据时代在台北帝国大学攻读汉学（那会儿叫“东洋学”），后来当了台大中文系教授，北京版《世界少年文学精选》的《小公子》就是他翻译的。
从东方出版社进入到大陆的北京版《世界少年文学精选》和上海文艺版《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里充满了日本文坛名家的手笔。北京版《世界少年文学精选》里的《悲惨世界》其实是由日本著名诗人西条八十缩写的；《巴黎圣母院》、《三剑客》则是由日本著名时代剑侠小说家柴田炼三郎执笔缩写的；《英雄凯撒》是由日本著名女作家森三千代缩写的；上海文艺版《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收录的《红花侠》由日本小说家小山胜清缩写、《庞贝城的末日》由柴田炼三郎缩写。
2012-2018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青少版》的实际缩写者叫山中峰太郎，来头非常大。此人在日本陆军幼年学校（旧日本军队的军办高中）时，因为学习太好（能用德语与德国教官当面吵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拿了明治天皇赐的怀表。1913年参加孙中山的护法战争，护法战争失败后从日军退伍做了作家。一度大受欢迎，后来被当上首相的军校同学东条英机拉去代写文章，二战结束后被迫退出主流文坛，从事儿童文学。此君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第一炮就是“少儿版福尔摩斯全集”，结果技惊四座。山中峰太郎在撰写这套全集的时候，用上了自己业余时间研究柯南道尔原著的成果，把柯南道尔在报刊连载时造成的漏洞都给补上了，还补上了很多各国福尔摩斯死忠粉用长篇大论论述的细节。
北京版/人民文学2012版《亚森罗宾探案全集》完全源自1960年代末期出版的《亚森罗平全集》，只是北京版在宣传文案上表明了源自南洋一郎面向日本儿童改写的儿童版，而台湾版直到21世纪也没有完全说明。南洋一郎在改写时，错把两位法国推理小说家合写的同人作品《罗宾与杀人魔王》当成了原著，收录了进来。北京版和人民文学版照单全收。
此外，台湾星际出版社在1981年从东京创元社的日语文库版翻译出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三部曲，定名为《银河帝国的兴亡》。而在2000年代初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居然收录了《银河帝国的兴亡》，笔者没有看到正文，不好意思继续猜想，难道是双方各自的巧合？

韩国部分
在日帝强占初期起步，雨果的《悲惨世界》、笛福的《鲁滨逊历险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都是从日语转译的。从韩文网络资料来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似乎是森田思轩版和黑泪岩香版都被翻译了。
韩国人在日据时期一直有绕过日语从原文直接翻译的努力，比如一位韩国诗人在1920年代从法文翻译了大量魏尔伦诗歌，还作成了韩国第一本外文翻译诗集《懊恼-舞蹈》，向韩国介绍法国象征派诗歌。据统计，在日据时期，从英法德原文直译的译本依然占到韩国外语文学翻译出版总数的三分之一。
但直到韩国光复后很长时间，韩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力量都不够壮大。加上韩国从朴正熙到金泳三这几位总统都有日本教育背景。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日文翻译都占据韩国翻译界的半壁江山：不仅韩国光复后的第一版《绿山墙的安妮》、《神曲》都是日文转译的。韩国的日文翻译者险些包办了韩国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儿童文学、推理文学、科幻文学、奇幻文学、苏东文学翻译，以及一部分柏拉图、苏格拉底著作的翻译。
韩国的日文翻译者不仅在文学翻译领域活跃，韩国的英语教学资料也离不开他们的贡献。韩国光复后出版的《新生英韩词典》（1946）是从日本研究社的《スクール英和辞典》发展而来。修订版的《新生英韩词典》（1949）来自日本三省堂的《 最新コンサイス映画辞典》。这种现象一直到1990年代甚至电子词典时代都还在出现，1991年韩国时事英语社与兰登书屋联合推出的《兰登书屋英韩大辞典》改编自日本版的兰登辞典。韩国YBM鼓捣的《YBM英韩词典》早期版本则源于日本旺文社的英韩词典。（韩国的亲兄弟也在1990年代初“参考”过日本研究社的《新英韩词典》）
韩国真正突破依靠日本转译的外文诗歌韩译丛书是1973年民音社出版的《世界诗人选》。到了1980年代，以依赖日文转译著称的东西文化社推出了从英文翻译的全套《绿山墙的安妮》。1990年代后期，从英文和其他欧洲语种直接翻译的做法在韩国翻译界扎根。1998年，由民音社推出的世界文学全集彻底掐断了韩国依靠日文转译推出外国文学全集的历史。如今韩国的外语文学翻译有逐渐领先中日的势头，比如说《在路上》的未删节草稿本，韩国在2009年翻译出版，日本2010年，中国拖到了2020年。比如南美文学的经典大作，乌拉圭作家贝内德蒂的《休战》，韩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译本，而中国内地旧译本精度不够，新译本因为译文品质问题和后续的风波，引发了“豆瓣一星运动”，日本干脆没有翻译。
不过，即使如此，韩国各大出版社依然会再版和流通一些基于日文的译本。2015年，电影《小王子》在韩国公映，令原著再度受到关注。但韩国有识之士指出，一些韩国出版社依然在出版《小王子》日文转译本，而且转译底本是错漏众多的1953年日本内藤濯译本。
由于韩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三款的后门，基于日文转译的韩国东西文化社1988年翻译版《魔戒》得以在21世纪全新再版，与托尔金基金会正规授权的韩文新译本《魔戒》在韩国市场同时流通（后者先后由金枝、播种人、book21等公司出版）。一些从日文转译的欧洲哲学著作和欧美推理小说也依然在正常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