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经由作品社出版了《女塚 车谷长吉初期作品辑》。作品辑里收集着我直到出名为止,用着诸如“辻永银治郎”、“车谷缙”之类的名字,在同人杂志发表作品时的文章。里面还收录了我在庆应义塾大学德文科时的毕业论文。我的内人(高桥顺子)嘲笑说“水准这么低作品也要出版啊”。确实如她所说。都是一些低水准的作品。
但是,说回为什么要把这些低水准的作品出版,是因为自己写的文章乃是自己的生命,就算不成熟,也要负起责任。我是这么想的。出名后被世人所知的“车谷长吉”并不是车谷长吉的全部。被人念叨说“废人的时期的车谷长吉”,也是确切存在的。
而且,时不时会有年轻人来拜访我,拜托我读他们所写的小说。我老实地读完。对方的意图不言自明。他们想问的是,我将来能成为小说家吗。遗憾的是,我至今读过的那些原稿里,能够断言他将来能够成为小说家的作者,还一篇都没能读到。我一直怀抱着歉意。
我在二十岁开始就在写小说,其间,也经验了身无一物的穷困,凭借《盐壶的匙》(新潮文库)获得艺术选奖文部大臣新人奖,三岛由纪夫奖被世间认可,是我四十七岁的时候。之中实际上有二十七年的空白。
我总想着,拿着原稿来我这儿拜访的年轻人,能够忍受这二十七年的空白吗。对于这些人,我想让他们读一读《女塚 车谷长吉初期作品辑》。想要将来成为作家的人,心里潜藏着悲哀的人,想在文学之中寻找救赎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读一读这部作品集。我想让他们知道,当下摆着一副名人文士架子的‘车谷长吉’,也有过这样无能的时代。
我得到三岛奖之后,被新潮编辑部的人拜托,只那一次读过三百三十篇左右的新潮新人奖的应募作品。读过之后给作品打上特A、A、B、C、D的排序。根据那时的经验,八成的作品都是C和D,即是说几乎都是些难以评价的作品,特A有一篇,A有三篇。其他都是B。
这种严厉选拔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其他也有很多接受了读应募作品工作的人,全部的应募数量大概超过了一千三百篇,在得到特A评价的作品里编辑部选出五六篇流向最后的选考。再在那之中决定一位得到新潮新人奖。就算如此,好不容易得到了新潮新人奖,得了奖的很大一部分人最后也会从文坛之中消失。再往上说,就算得到更高级别的芥川奖,直木奖,也有将近一半的人会消失不见。在文坛里活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这次出版的《女塚》里收录的作品,按照那时的选拔经验来看,能算得上特A、A的作品一篇也没有。B有两篇,其他全部都是C或者D。特别是我的毕业论文,只能是E。不得不觉得,提出这样的东西给相良守峯教授,真亏他能让我毕业。
尽管如此,我之所以想要出版《女塚》,是因为我在那时所有的作品里都看到了必死的精神。必死,既是必定会死。就算不成熟,也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和这篇作品做交换,我在之中感受到了如此的精神。虽这么说,由现在的我来看,不论哪篇作品,都感受不到“无论如何也要成为作家”的意气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些作为慰藉的作品。慰藉,是自慰的慰。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成为文士”的觉悟。
大学生的时候,我的周围有很多写小说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但除去我,没有任何人成为了作家。没能成为作家。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人缺乏的是“拼命精神”。包含我在内,大家写的都是作为“慰藉”的小说。光这样是不行的。就算半分玩乐,半分认真的写,仅仅只是在堆积青春的残骸而已。
人很害怕“必死的拼命”。拿自己的性命与之交换也在所不惜,人们不这么想。所以才会以半分玩乐,半分认真的写作。做不到“认真且一心一意”。一旦做到“认真且一心一意”“拼命”,为小说“奉献人生的觉悟”则变成必要,根据时间和场合,“殒命”也时有发生。没有这种觉悟,不论做多少俳句写多少小说,都是无用功。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现在也仍在见证这样的例子。根本是死尸累累。世上有很多“首先让自己处在安全地带”,在那之上再评判别人小说的人。这样在别人所写的作品里,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需要先把自己赶出安全地带。即是说,“拼命精神”是必须的。为了文学,就算要被关到牢房,就算会陷入神经衰弱,就算会变成疯子狂人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这种气力,就当不上作家。夏目漱石给铃木三重吉的书信里,写着如上的句子。这既是“文士之魂”。我这十年来,为强迫精神症所苦。尽管如此也要继续写作品,这正是小说家的“业”。
我认为自己作为人出生在这个世界,是相当的不幸。不想再作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了。如果还能转世轮回,我希望能够做一只蛤蟆或者蛇。想转世成为两栖类或者爬虫类。特别想成为像蝮蛇那样的毒蛇,想狠狠的咬人。这就是我根源的思想。
我在距离播磨滩很近的村子里长大。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个人不会游泳。一到夏天,就总因此被母亲,叔母,还有朋友们取笑。我因此讨厌夏天。每到夏天,学校就会举办少年棒球大会,运动神经迟钝的我,对所有球技都不拿手,连替补队员都当不上,独自一人站在运动场的角落里。我迟钝,鲁钝,像傻子一样老实。也因此我一直诅咒着嘲弄我的那些人。
每到夏天,为了招待生意关系上的人,父亲和叔父就会借来渔船,到播磨滩的家岛群岛附近钓鱼。虽然我也一同乘船,但旱鸭子的我其实很害怕乘船。能钓到鱚,倍良,鮋,鯒之类。时不时也能钓到章鱼。家岛群岛共有四十八座岛,但其中住着人的不过家岛本岛,坊势岛,西岛,男鹿岛这几座,剩下的都是无人岛。
小学四年级的夏天我也一同去钓鱼,船夫把船开到鞍掛岛。这座岛从远处看,形状就像马鞍一样,所以被取了这样的名字。从本土的角度来看,这座岛的形状很美。那次是我第一次登上无人岛,一想到是无人岛,就觉得异常兴奋,那时的感动我到如今都还记得。我和表姐万须子一起,往岛的深处走后,发现了一个洞窟,里面正烧着火。因此推断洞里面有人。
万须子和我都吓了一跳,跑着去告诉大人们。大人们听了也很吃惊,大家马上赶向洞窟。里面果然有人。一个四十岁左右,脸上长满胡子的男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正坐在火堆前,用火烤着鱼。叔父和生意关系上的熟人冈本先生走到那人面前,问询过后,男人说他因为厌烦了世上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住在这洞窟里。他说他原本是本土方面的人。食物则是拜托了家岛本岛的渔夫,每隔三天都送来一些。但我并不知道他怎么支付托人送来食物的费用。叔父和冈本先生仍和他说着什么,但尚且年幼的我并不知道那些谈话的具体意思。我看着他满是脏污,破破烂烂的衣服,和在本土时不时遇见的像乞丐的眼睛一样毫无自信的眼睛。
之后仔细想来,他正是所谓的“遁世者”。我从学校毕业过了两三年,自二十五岁那时开始,就对身为近代人的自己感到一种不协调的生疏感,开始想要做一个遁世者。开始每天都会想起在鞍掛岛见到的那个男人的样子。但我无论如何,下不了一个人在濑户内海的无人岛的洞窟里活下去的决心。这样那样的苦恼纠结,最后选择在姬路的旅馆做下人,替客人包管他们的鞋子。那曾是我的“遁世”。那时的我三十岁。日夜渴望能被拯救。但在鞍掛岛上见到的那个人眼里全无自信。我无论无何不想睁着那样的眼睛活着。我想要怀抱着身为“遁世者”的自信生活。之后我在厨房给人打下手。我觉得这也是遁世的一种延长。不去想各种烦心事,不欲求金钱,也不想要被人尊崇。每晚都在多人共寝的房间角落里写经,之后睡觉。
之后发生了在《假遁世者》里写的种种事,我成为了作家。成为作家一事是好是坏,我到现在都还不清楚。年过不惑,今年甚至到了还历之年。一切的起点都是因为我对身为近代人的自己感到不协调的生疏。所以我直到四十八岁结婚之前,都过着没有电视和电话的生活。四十九岁的女人(高桥顺子)带着这两样东西嫁到我身边时我还感到困惑。生活一下子暴变了。如今甚至还买了电子计算机(电脑)。这是何等没出息的生活。那位鞍掛岛的遁世者,大概一生也没碰过电视电话电脑就死了吧。肯定是因为我的遁世实在是半途而废不够彻底,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世上有因为自己身为近代人而感到幸运从中得利的人。我想着:真让人不爽。但也无可奈何,不能把错归咎在那些人身上。我也是近代人。我至少能做到的,只有像假遁世者一样生活而已。
鞍掛岛的遁世者,是因为什么开始觉得世间事物使人厌恶的呢。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是昭和三十年。那一年四月开始,日本开始实行高度经济成长政策。难以想象他是“背向”了高度经级成长。但高度经济成长的结果,确实是让人预感到了不远的将来人类将要灭亡的末路。让我想起美利坚合众国的J.A.熊彼特教授所说的“资本主义将由于它的繁荣而灭亡吧。”无止境的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更快更强更多更丰富更便利更轻松。这种近代主义的欲望,只把人引向人类灭亡的道路,而我们再无其他道路可选。
最近,在山中孤寂的道路上停下汽车,在车内点燃煤炭,和用电脑在网上认识的素未谋面的男女一起自杀的集团自杀事件时常发生。相约自杀是一种卑怯怯懦的死法,但这也象征着现代再无其他道路可选。不过,人也能更方便的寻死了。
关于车谷长吉的个人介绍,我的历史投稿中的《功德》,《神的新娘》里都有写过,就不再追叙了。
我很久没翻译小说了,原因并不是因为不怎么看原文书,虽然看的不如原来多,但好歹是在看的。尽管在看,却如同蜗牛爬树,实在是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看。最近几个月所看的,都没有能打起精神想要翻译的作品,所以很几个月没有翻译小说了。
这次翻译车谷长吉的两篇随笔,是我最近在孔夫子花五十多块的巨款买来的《寻找云雀之巢的日子》里所收录的。这是一篇随笔集,腰封上宣传的是《凡庸私小说家废业宣言》,我想看的也是这一篇。但全数读完后,觉得有的更有价值,才动手翻译。
车谷长吉的作品我很爱看,但入手的不多。《车谷长吉全集》在“日本的古书屋”网站上看,三册全大概要花一千多块将近两千人民币。实在不是我这样吃着发霉馒头度日的人能够买的书物。
车谷长吉的这本随笔集里写满了他的生活方式。与近代精神背道而驰,作为遁世者的生活态度曾经是“整个文坛”的生活态度。但如今已经没有这类要求了。他在我翻译的这篇《慰藉与拼命》里写着,写作一事要能忍耐二十七年的空白,要以必死的决心去写。
读完之后难免不让想要着手写作的人泪眼婆娑。这是情绪上的感动,所谓——确实如您所说,应该以死的决心来写作。
但离开情绪思考,就会不经怀疑,当真如此吗?马上就是新芥川奖的宣布了,上一届芥川奖的得主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作品《偶像,炎上》完全是现代的题材。看到如此年轻的人得奖不禁怀疑,她当真有必死的决心吗?再把视野放回国内,不提畅销书,活在各个地区作协的那些作家,又有几个是能够忍耐二十七年的空白,以必死的决心写作的人?
我以这类生活态度要求自己,抛弃所有需求只为文学而活,也总会被不懂文学到底是何物的人怀疑。总被说“先有生活才有别的”。首先得活下去的这种精神,是生活第一,文学第二的精神。怀抱这种精神,就成了车谷长吉所说的,半分玩乐半分认真的写作。
所以实际上,车谷长吉的这种精神是反近代的,正如他以“反时代的毒虫”自居一样。精神也是反时代的。这种曾经艺术至上的精神早已经不被接受,文学也了敝履。我的旧书里有漓江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的川端康成的文选。不论是文艺时代时期的川端康成,还是得了诺贝尔奖的川端康成,总把“艺术”挂在嘴边。那时人们深信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如今我开始怀疑文学是否是艺术。正如以前的争论所言,文学并不是存粹艺术,而是与人生相邻的艺术。现在这种与人生相邻的属性愈发强烈,钟爱文学的人总把‘救赎’挂在嘴边,觉得文学是无奈人生的唯一慰藉。
实际上,在这样的时代里还把文学当作唯一慰藉,并以反时代的精神抱着必死的决心向往文学。还有比这更悲哀无奈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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