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城市的公共空间以及反叛力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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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这篇文章的写作来自于读库向沙丘研究所的约稿。我们主要围绕的主题是“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反叛力量”。
十九世纪的巴黎和二十世纪的纽约是文章的两个关键案例。学习建筑学或者对于西方城市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也已经多少听闻过奥斯曼男爵和罗伯特·摩西两个人的名字。可以说，奥斯曼之于巴黎，摩西之于纽约，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大建造家”，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既是“拆城市长”也是“基建狂魔”。他们都凭借一己之力，推动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更新，其中既有许多令人称道的建树，也因为大拆大建，以及他们带有歧视性的行为出发点，造成了许多人口清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伴随着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造，巴黎和纽约市民也以不同方式和强度表达过反叛，申诉着他们作为公民的“城市权利”。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这两种反叛的效力和意义却不尽相同。我们在文章中也研究这两者的异同之处。
虽然文章的立脚点在于两座西方城市，但何为“城市更新”，何为“公共空间”，何为“民众可以按照自身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集体权利”，这三点，却是在每个国家都有启示意义的。（wink）
因为篇幅的缘故，我们将文章分为了上下篇。在上篇，我们回到两座城市的历史中去，主要内容将是“奥斯曼的巴黎”、“摩西的纽约”以及“奥斯曼与摩西”。
01 奥斯曼的巴黎
关于大改造前的巴黎，我们从两部电影说起。
电影《香水》（2006）讲述了一个关于嗅觉的故事：在1738年巴黎，主人公出生在一个乱哄哄的鱼市里，他的母亲是一个不起眼的鱼贩。电影通过镜头与画外音告诉我们，18世纪的巴黎是全欧洲最大的都市，其发展规模与密度尤其体现在气味的集中与浓烈上——而鱼市毫无疑问是全巴黎最“有味道”的地方。城市的混乱、肮脏、恶臭是故事发展的空间背景，也充满了符号意义。
当年轻的主人公进入巴黎市区，镜头进一步为我们展示了那个“前现代”的巴黎，道路窄小、泥泞、凹凸不平，遍布积水，小商小贩在街道上散乱移动着，大声吆喝，售卖面包、牡蛎、其他小商品，马车、小推车和行人挤作一团，小偷和强盗横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城市环境，贵族与小资产阶级才尤其需要香水来掩盖身上的异味，与城市中其他污浊不堪、臭味扑鼻的农民、工人、小商贩区分开来。

另一部同样改编自同名文学作品的电影《悲惨世界》展示的也是大改造前的巴黎。虚构作品展示了现实的社会现象——贫富差距悬殊，穷苦人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坐在马车里经过的贵族对此熟视无睹。
民众积压的不满迎来了爆发的临界点。1832年的起义发生时，巴黎的街头巷尾建起了许多“街垒”（barricade），用来阻碍镇压军队的行进，抵挡攻击；在街道下部开孔，可以塞进枪炮。它们既是障碍，也是遮蔽物和堡垒。这些街垒由起义人民自发修建，由砖块、鹅卵石、木头横梁、铁块、玻璃、门、桌椅板凳、床板、家具和锅碗瓢盆组成，形成一堵不分私人财产的公共杂物墙。
维克多·雨果本人也亲历过这些街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圣安托万街垒（Saint-Antoine barricade）有三层楼高，七百英尺（约213米）长。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起义时期人民自建，物品堆积出的临时建筑完全具备城市设计的尺度。

这两个电影的场景为我们铺垫了“巴黎大改造”的背景。
十九世纪中后半叶，拿破仑三世委托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主持了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他彻底改变了《香水》《悲惨世界》或者《巴黎圣母院》里文学家们书写过的巴黎。这是地理学家与城市研究者们无法绕过的历史时期，对很多学者来说，也正是奥斯曼的巴黎大改造标志现代城市的诞生。
手握大权的奥斯曼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疯狂的野心。就像是对一具患病的身体开刀一般，他大刀阔斧地开辟新路，拓宽旧的道路，用宽阔的林荫大道连接城市内的重要节点与设施，创造了许多斜向的大轴线。以星形广场为中心，十二条大道辐射出去，这景象是巴黎的一个经典图景，其四通八达的联通之势也是大改造后才具备的。
一般认为，奥斯曼主导的改造工程自1852年开始，1870年结束，大拆和大建同时进行——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把这个过程称为“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个概念指的是改造进行时对巴黎原有历史忽视甚至无视的态度：把城市视为一张“白板”（tabula rasa），直接“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譬如要建设新规划的大道，就必然要拆除许多老旧的居民楼，其中不乏市民的珍贵记忆，或者城市的历史遗产。但大改造进行过程中，无论通过购买或其他方式，这些老建筑都被夷为平地。

卡西莫多的巴黎变成了奥斯曼的巴黎。除了最显著的地上道路系统，大改造发生的几十年间，奥斯曼还兴建下水道系统，改善饮用水系统，建设绿化带和公园，为林荫大道安装街灯。
大改造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通过这些自上而下，铁腕高压的动作，《香水》展示出的那个潮湿、阴暗、混乱、肮脏、道德败坏、恶行滋生的老巴黎街道被清除；传染病与犯罪得到控制，水质、空气、交通情况也明显改善；将城市视为整体来进行结构性调整，甚至颠覆的思路也成为建筑学、规划学的重要蓝本。但大改造并不仅仅意图清除《香水》中那个充满臭气的巴黎街道，也意图清除《悲惨世界》中那个充满街垒和暴乱的街道，虽然后者并不是明说出来的。当十二米宽的街道拓宽至二十四米（最宽的有三十三米），民众走街串巷的游击战难以继续进行，镇压的军队更方便行进，街垒和路障似乎也更难以建造。 

新的空间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新的巴黎生产了新的巴黎人，这种现代性是与过去决裂的。古斯塔夫·勒庞通过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乌合之众》一书，在他激进的描述中，大众总是愚昧的，容易被肤浅的情绪左右。一个有智慧的个体融入群体之后总是会被群体的情绪驾驭，随波逐流，丧失掉个体的审慎与反思能力。相信奥斯曼也是这种思想的维护者。
1789年，1830年，1832年，1848年，巴黎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反叛，甚至是全城暴乱。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街垒都是典型的革命策略，它代表着一种骚动中的抵抗，一个自下而上参与式的动态图景。而改造之后的巴黎则是整齐划一的街道立面（street façade），是喷泉、公园和街灯照耀的林荫大道，走在上面的是撑着小阳伞、坐在马车里的贵族与资产阶级，而低收入、缺乏教育的“群氓”们被外迁到城市边缘。奥斯曼的巴黎清除病菌、污垢、臭气和犯罪，也清除底层的“乌合之众”，使它应当成为一个现代的、秩序井然的文明都市。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延续了马克思理论在空间上的维度。他观察到资本在城市环境中增殖的方式正变得更加先进——在空间当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进化为对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也就是说，城市不再只是一个生产、消费、资本积累的器皿，承载着物或媒介，城市空间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原因和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空间以及反叛构成着一个首尾循环的圆圈——资本的中心化聚集构成了城市，城市加速了生产与消费，也生产着方便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空间，这一过程制造的不平等、不公正又构成了反对它的力量，而这些反对力量展示自身的所在也正是在那些空间中。最后，资本制造了它的反面，当后者出现以后，重新将它吸收进自身当中。 
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聚焦的就是奥斯曼的巴黎大改造，书中也能够看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从这个角度来看，巴黎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这场“城市更新”也是资本空间化的必然产物。改造前的巴黎由小街小巷、古老的或自发的集市和小尺度的陈旧港口构成，但是商业与工业的革新以及经济危机，已经注定这样内部卷曲的堵塞结构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和积累的巨大阻碍。资本需要一个新的空间，一个便于快速流通的城市结构。奥斯曼改造的巴黎就是这样一个解法，空间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就业岗位，试图缓解经济危机，新的城市环境也便于消费与生产找到一种更先进高效的模式。 
新的空间外移了受剥削的低收入人群，增加了建造街垒的难度，同时方便军队行进——所以可以说，一方面，大改造试图消除反叛的力量，或者至少增加反叛的难度。但另一方面，新的空间在生产过程中也在为下一次反叛积蓄能量。
巴黎大改造增加了市中心区域与外缘的不平等，增加了东区与西区的分隔，工人入不敷出，底层女性仍然艰难度日。拿破仑三世的授意与奥斯曼的行动虽然以秩序与现代性作为目的，但过程与手段充满暴力，这最终也以暴力收场。1871年，普法战争惨败以及受压迫工人阶级持续助长不满，巴黎公社运动爆发。在反叛运动爆发时，街垒仍高高筑起，堵塞着奥斯曼想要永远疏通的巴黎街道。  
02 摩西的纽约 
“大建造家”（master builders）总是权力的朋友。十九世纪巴黎发生的事情，也在二十世纪的另一座伟大城市——纽约——上演，虽然语境、方式和成果都有许多不同之处。
奥斯曼精通权谋，处于权力圈层的中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规划、拆除和建造过程都直接向皇帝汇报。得益于这种几乎无法商榷式的绝对权威，他才能够在巴黎大力推进翻天覆地般的改造，即便这个过程让许多人的利益受损，也一直伴随着底层人民的抵抗与不满。 
二十世纪纽约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就像是十九世纪巴黎的奥斯曼。他同样精于权术，怀着改造整座城市的巨大野心，也兴建了大量桥梁、公路、隧道、公共泳池等。只是在纽约发生的故事里，“资本-空间-反叛”三者之间的权重和转换关系与巴黎大不相同。 
近两年热播的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有这样一幕，女主角米琪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时，正巧碰到一场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的人大部分都是女性，她们举着的牌子上写着“拯救我们的广场”（Save Our Square）、“要公园，不要公路”（A Park not a Parkway）、“母亲大过摩西”（Mothers over Moses）、“要婴儿车，不要汽车”（Stroller not Cars）。一个带着圆眼镜的短发女性正发表演说，庆祝她们成功叫停了穿越公园的道路项目，这个人就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虽然剧集夸大了她当时的地位，但这位母亲确实保护了纽约许多重要的区域。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朋友都对她极为熟悉，她是“必读书目”《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

1935年，出生于宾州小城市的雅各布斯（结婚前叫简·布茨纳）来到纽约。她迅速爱上了曼哈顿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和它所属的格林威治村街区。公园十英亩的绿地，让这个街区有罕见的田园气息。这里的居民也以工人阶级为主，平易近人。

1955年，在格林威治村街区生活了近二十年的简·雅各布斯收到一张“保卫华盛顿广场公园”传单，其中提及一项城市改造项目，计划将第五大道向下城延伸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四车道公路会将公园分为两半，一个步行廊桥横跨在公路上方，连接公园两边。 主持这项城市改造项目的正是著名的“大建造家”罗伯特·摩西。人们很难以一个职业来定义罗伯特·摩西，他同时是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地产商、政客和投资人。可以说，他是以一己之力改变纽约城市面貌最多的人。罗伯特·摩西的个人经历值得用整本书来叙述，我们在这里简要概述他的项目和经历。 

摩西并非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出生于纽黑文，大约十岁时，全家搬入纽约，住在第五大道旁。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被时任纽约州州长任命为州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凭靠州长的权力，他创立了州立公园委员会并成为主席。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支持，摩西在纽约地区的公共项目持续不断，由于这些建设解决了失业问题而备受政府欢迎。摩西的高明在于，他将所有公共建设项目通过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因此，所有公共项目的资产、收支问题不再独立，可以互相补足。同时，所有项目也可以由他个人统一管理。 
简·雅各布斯在传单中看到第五大道延伸项目，虽无法与摩西许多其他路桥项目的规模相提并论，但摩西仍然十分看重。早在1935年，摩西就已经提出过一次延伸第五大道的计划。对他来说，第五大道可以促进周边地区的商业活动，让这些区域变得更有价值。当时，他同样面临社区的反对，因此暂时搁置。但在1950年代，他有了更加全面而大型的改造计划：纽约“城市更新”。华盛顿广场公园成为摩西“城市更新”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涉及格林威治村区以及整个曼哈顿下城的住宅、交通、公共空间的整体改造。此时，他不仅拥有大量的经验，也有了更大的权力——他同时担任桥梁隧道管理局主席（1934-1981），纽约市规划委员会委员（1942-1960），以及纽约市公园部门委员（1934-1960）等多个职位。 
摩西对于纽约中下城改造的想象极其宏大。在交通层面，延伸第五大道可以使交通更加顺畅地通过格林威治村街区，并连接到他1941年规划的“曼哈顿下城高速路”。这个高速路计划连接曼哈顿西侧的高架桥和东侧的荷兰隧道（Holland Tunnel），成为一条双向十车道的高架高速路，向东南方穿越SOHO和小意大利区，连接至威廉斯堡桥（Williamsburg Bridge）。这段高架路可以使纽约市的道路连接到他规划的大型纽约州际公路（Interstate-78）之中。除此之外，还有多个桥梁建设项目与高速路相连。 

摩西还利用1949年通过的住宅法案中的第一条进行联邦资助的“贫民窟清理”城市更新。虽然格林威治村区并非贫民窟，但利用这一法案，摩西可以拆除大量工人阶级的住房、老公寓和工厂，修建现代主义的大型高层住宅项目。在他的想象中，曼哈顿下城的SOHO和小意大利区等多个街区都应该进行这样的改造。 
摩西并不在意社区反对，他能通过在政府部门内的运作解决很多反对带来的问题。但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项目上，他大概没有预想到这样的阻力。社区活动家雪莉·海斯创立“保卫华盛顿广场公园委员会”以反对第五大道延伸对公园的破坏。同为母亲的简·雅各布斯积极加入，利用自己在媒体行业中的人脉关系，联系其他报刊媒体，发布比《纽约时报》更同情民众意志的报道。 
简·雅各布斯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她唯一一次与摩西的会面：“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关于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会议上。……总之，他站在那里紧握扶手，看起来很愤怒，我猜他可能已经看到他的计划岌岌可危。因为他说‘没有人反对这个——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只有一群……一群妈妈们！’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走了。”

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等重要人物都加入委员会，声援保护华盛顿广场公园。终于在1958年，华盛顿广场公园不再允许汽车进入，委员会在6月25日进行了“系彩”活动。这就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集里展现的一幕。 
然而并非所有反对活动都这样顺利平和。1960年代对于“曼哈顿下城高速路”的反对活动中，简·雅各布斯成为委员会主席。摩西对这项规划极其重视，《纽约时报》也认可他的想法，为其进行正面宣传。“曼哈顿下城高速路”计划花费1亿美金修建，在1960年由委员会批准通过。这之后，城市驱逐了这个区域内416座房屋中的2000多个家庭以及800多个商店。简·雅各布斯仍然持续号召居民进行反对活动，使计划未能实现。1962年，1965年和1968年，这项规划都被重新提出，但都被雅各布斯的委员会阻止了。1968年，在一场公开意见听取会议上，群众占领舞台，雅各布斯被便衣警察逮捕并以煽动暴乱、妨碍公务等罪名起诉。 

“第五大道延伸”和“曼哈顿下城高速路”都出现许多反对的声音，最终没有建成。不过在格林威治村区仍然有被实施的项目，譬如大型住宅项目华盛顿广场村（WSV）。这个项目驱逐了100多个家庭和1000多个小店铺，修建了横跨三个街区的住宅区。它属于纽约大学，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住宿。两座巨大住宅楼互相平行，中间有一个大花园。这个住宅项目的尺度不同于大部分纽约的房屋，展现出现代主义规划的规范和有序性。
03 奥斯曼与摩西 
摩西与奥斯曼的共同点十分明显，这相似之处并不是理论家在研究历史时才后知后觉做出的联系。事实上，1942年，摩西在《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上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奥斯曼的境遇》（What Happened to Haussmann？）的文章，引文中写道：
纽约州与纽约市统一公园系统的缔造者，罗伯特·摩西，表示对巴黎重建者的敬慕。

Author of the unified park system of the state and city of New York, Robert Moses, speaks with admiration of the greatest Baron who rebuilt Paris.

在这篇关于奥斯曼巴黎大改造的文章里，摩西十分详细地叙述了奥斯曼在十余年间的各个项目，尤其关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项目的财务状况，并总结了奥斯曼改造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奥斯曼一步一步实现了城市现代化的转变，同时也意识到道路、桥梁、水系统、清理贫民窟这一系列公共工程的重要意义。文章中，摩西对奥斯曼那种大人物、家长式、充满魄力、“替代决定”思维的认可呼之欲出，他渴望像大建造家那样的正当性，可以凌驾于城市的时间（历史遗产）、空间（原有城市肌理）与公众（自下而上的反对声音）之上。 
他写道：“奥斯曼使巴黎变成了一个便利宜居的城市。他尊重历史，但没有做历史的奴隶。”摩西当然也意识到奥斯曼无视公众意见，但在他看来，奥斯曼的改造想法是正确的，只是说他还没有学会去“公关”，或者主动去操纵人民的意志：“他知道公众应当想要什么，但没有花精力去教导公众意见，创造支持的声音。”
在最后，摩西写道：“奥斯曼在做公共工程领导者的十七年时间里，做出了令人惊诧的改造成就，尤其当我们意识到他的愿景在当时是多么超前，他面对的阻碍有多大，而他又是多么勇敢地面对了这些阻碍。” 
摩西无疑认为奥斯曼是一位伟大的城市建造者。或许可以说，摩西是奥斯曼的追随者。在文章中，摩西将纽约的公路和公园项目照片与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的照片并置在一起。和奥斯曼对巴黎进行的改造一样，摩西也尝试对纽约进行了相似的改造。奥斯曼使城市变得更干净，摩西也在纽约建设了多处泳池和澡堂，改善了许多街区的卫生条件。奥斯曼拓宽了许多城市道路，摩西也同样建设了多条高速、桥梁和隧道。他们都以清理贫民窟的名义拆除了多处住房，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 

这样的城市设计以控制混乱和制造秩序的想法为主导。场地变成了一块“白板”，好像设计建立在一个完美的空白空间里，不曾有过任何历史和已存在的人事物。
奥斯曼和摩西都是非常强权并且男性化的城市建造者，信奉“好意的都市主义”。他们确信“好的城市”应该是交通发达、干净、健康、安全的。当然，最重要的应该是秩序——他们相信好的城市应该是有序的，而作为城市的大建造家，他们的职责就是控制混乱。任何不卫生、不安全、不健全的事物都是混乱的，而反对的声音和多样性，在他们看来也同样是混乱的一种。
他们认为自己在为民众进行最好的设计和规划，帮他们做最好的决定，只是大多数时候，民众是无知而落后的。在他们看来，现代发达的城市应该有唯一的完美形象，与过去复杂多样的城市是相反的。试图保护过去城市的陈腐思想、无法“被教导”的固执民众，以及反对抗议的声音，都只是他们实现伟大愿景路上的一些阻碍。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摩西在与简·雅各布斯相遇的会议上愤怒的抱怨。对他来说，一群妈妈们完全不懂什么是一个“好的”现代城市，她们一叶障目，被狭隘短浅的邻避情结遮蔽了对更大图景的认识。 
奥斯曼或许比摩西手握更多中心化的权力，但摩西显然比奥斯曼更懂资本运作，后者指出了奥斯曼项目最终失败的原因。他翻看了许多历史材料，意识到奥斯曼的财务管理极其荒谬且不健全。相反，摩西在纽约长期的建设和改造项目，得益于他对于经济系统和项目财务状况的全盘把握。他推动的大量建设，也得益于大萧条时期制造就业、拉动内需的需求。这是他真正高明的地方。

*待续

8月20日，我们将推送文章的后半部分。在后半部分，我们将借助英剧《黑镜》、库哈斯《癫狂的纽约》等作品，进一步并探讨公共空间中反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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