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赛博利亚》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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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赛博利亚战争：方式与Meme
第十六章 破冰行动
就像囚犯顺着通风管道爬向自由的越狱一样，赛博利亚叛逆分子利用我们后现代社会中现成的通道和网络，采用非常规的方式，向着颠覆性目标前进。美国铁路系统创造出了一个流浪汉社会，他们对火车行程了如指掌，甚至超过了火车驾驶员，就和他们一样，我们的世界通过信息和媒体网络形成了硬连接，也培养了一批能够在数据空间内随心所欲的黑客们。网络被设计出来笼络住大家，沉迷于消费社会陈腐的模式中，这些网络由同样的赛博纤维织成，如今用来企图逃脱经济冲突、生态灾难、智力败坏和道德沦丧的无底洞。
赛博之战在全新的战场上展开，不是为了扩张领土、跨越边境而争斗，而是为了定义这些内容。就像地图制作师和冲浪者之间的冲突，前者将海洋理解为经纬线交织成的网格，而后者则将其视作翩翩起舞的混沌波浪。抵制文艺复兴缘起于拒绝接受、甚至不再相信世界能够摆脱前赛博唯物主义，也拒绝其逻辑、线性和二元对立系统。但是，赛博利亚人会争辩说，没有危险的父权统治、没有数千年来非二元对立的灵性、女性化以及扎根地球的生活方式，这些系统就不会存在。
像特伦斯·麦肯纳和拉尔夫·亚伯拉罕这样，将哲学家的思想和作品拼凑起来，从赛博利亚角度来看，文艺复兴和反文艺复兴的古老历史是这样的：人们生活在部落里，狩猎、采集果实、跟随动物群体迁徙，准备好食物供应，享受自由的性生活，并崇拜某些元素。他们跟着动物迁徙的时候，这些游牧民族也会吃下由动物粪便滋养的迷幻蘑菇，从而抑制任何自我或者统治支配者出现的迹象。直到发展出农业社会，人们定居下来，此时此刻，一切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人们不再享受地球的自然恩赐，而是开始耕作土地，获取食物，这一行为可以看作是对掠夺蹂躏盖亚的极端行为，也是驯服自然的过程。迷幻食物不再纳入日常饮食之中，因为人们不再到处游荡。他们有时间围坐在一起，发明事物，例如轮子，让生活更轻松，然后就出现了周期性和时间的概念。
时间是个特殊问题，因为如果世上有什么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人人将有一死。而死后继续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繁育后代，但是，古代男性不知道自己的后代是谁。只有女性确定哪些是自己的孩子。在过去受迷幻食物影响的部落中，属于自己的孩子这个想法并不重要，因为人人都是部落的一份子。现在，发展出了自我，男性心里对自由随性的性生活感到不舒服，于是，父权统治诞生。男性开始占有女性，这样他们就知道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财产”、“你的”、“我的”，还有许多其他二元对立意义的思想被创造出来。另外，为了否定不可避免的死亡，占有者社会诞生了，随后发展成征服者民族，最后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消费者社会。
其他人则将时间的发明归咎于过去六千年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古代人害怕未知（主要就是死亡），于是创造了时间，衡量和控制不可预知的现实。时间提供了框架，在一整套“有序”事物之中，不可预知的事件显得没那么可怕。当然，可测量的数量增加并不是时间本身（一秒真正过去的时候，滴答作响的手表指针之间的空间更能说明时间），但是，这些增量给出了一套时间表，人们能够遵循这套时间表，有条不紊地生活下去，最终走向死亡。只要人们碰到任何不理解的东西，他们会套上网格，这样才能做出应对。海洋及其看似随机的波浪运动通过线条网格定义，天堂、城市、以及现实中的剩余事物都是如此。而终极线条会形成一个个小盒子，将人类行为分门别类，并加以控制，这就是法律规则，无论是宗教，还是政府，最终都会将其撰写成文，并强制实施。
根据赛博利亚逻辑，现实的网格都是创造物。它们不必为真。游吟诗人对此深信不疑。人们被处以火刑，如同十四世纪的女巫。拥有变革思想的科学家必须致力于此。任何服用过迷幻药物的人也经历过。幻想游戏家打这样的游戏。黑客们打破了“坚冰般”重重保护的计算机网络来证明这一切。任何接受赛博利亚思想的人以此为生。
拒绝“统治支配者社会”画出的“界线”对社会造成的威胁高于刻意越界行为。探索这些“线条”和“盒子”的乐趣就好比在“十诫”板上玩跳房子。挪用社会未来木偶师的绳索，以绑住他们的手指，从而解放木偶，这就是宣战。
现在，这样的战争已打响，在许多层面上同时进行。赛博利亚的愿景是异端式地否定西方社会组织自身的规则。而通过这种组织获得权力的人们则利用执法来维护现状。这不是保守意识形态和自由意识形态之间的传统斗争，这样的斗争不过是争论要把线条画在哪里，画多粗。当下复兴所挑起的战争双方是将线条作为真实界线的人和将其作为爬杆、能顺着向上爬的人。
对于“线条守护者”，赛博战士是危险分子，因为后者的行动神秘莫测。如同忍者一般，飞檐走壁，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无需遵守规则。赛博活动也隐而不见，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监狱栏杆和门锁上，毫无价值。犯人早就顺着通风管道跑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甚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都早已预言过，“权力”中的力量发展出许多网络，希望去控制、去操纵，或者至少利用人们的行为和欲望。电视及相关媒体已经驯化出一代消费者，商品只要打广告，就有人愿意疯狂购买。另外，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推动现金流动，国防和银行产业建立了通信网络，将全球牢牢联通在一起。通过卫星、计算机和电信，新型基础设施——数据空间通路覆盖在所有现有的网格之上，就像超网格一样，进一步强化唯物主义、因果链、二元对立和控制。
但是，赛博利亚可能还没有证明，这条强硬的全球联通有点过分了。工业时代的终点并没有创造出易于监控的世界，而是让我们面对无限的电子通道。这些通道证明是不断扩张的年轻意识树突的完美游乐场，也是现在世界权力中心的完美后门。一个调制解调器、一台个人电脑，以及打破稳定的意图，对于已建立的秩序，可能要比任何军事入侵更具威胁。而对赛博明显最恐惧的领域包括计算机法律的制定，对黑客、破解者和数据海盗的调查和起诉。
锻铸电子前沿
关于黑客伦理、责任和起诉，有多少黑客就有多少观点。我们有多接近数字无政府，这取决于我们接受数据空间内法律和秩序的方式，也取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许多年轻人拥有调制解调器和个人电脑，单纯地探索网络，就好像在互动式幻想游戏中挖掘秘密通道一样，与此同时，其他人确实在恶意破坏自己进入的每一个系统。然而，还有其他计算机用户有目的地闯入网络：获得免费的电话连接，复制信息和密码，或者揭发企业和政府丑闻。计算机黑客和破解的动机并不单一。
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对于计算机及其用户知之甚少。在计算机犯罪起诉中弥漫着恐惧和无知：小孩子在电子世界中“偷窃”价值一美元的数据，与在物理世界中偷窃自行车或者汽车的小孩子相比，为什么前者要遭受更严厉的审判？突袭往往是灾难性的：笨手笨脚的特工没收了非嫌疑犯的设备，破坏了合法获取的原始数据，甚至一次意外之中，拿枪指着涉嫌黑客无辜的妹妹。经过一系列调查，乱七八糟的破坏性逮捕和突袭（这些事情更加证明了执法部门无力管理计算机使用、滥用和犯罪，但这不过是黑客工作、玩耍和思考的方式），两个感兴趣的团体：Lotus创始人米奇·卡波尔（Mitch Kapor）和感恩致死乐队的作词人兼计算机文化记者约翰·巴罗（John Barlow）共同创立了电子前沿基地（以下简称EFF）。
EFF希望成为计算机用户和执法部门之间的逻辑桥梁，这样能够以更有序、对抗更少的方式殖民赛博空间。用巴罗的话来说，逮捕官员和调查人员，这看似鲁莽的策略“与其说是有计划的协作来破坏宪法，不如说是随处可见的自然过程，只要存在害怕和无辜的人，只要存在与宪法权利相关的模糊问题，就会发生。”
EFF已经是法律互助团体，为他们相信受到不公正起诉的黑客辩护，并推动立法，以更好地监管赛博空间。但是，就在EFF试图将法律和秩序带入新前沿的同时，许多黑客仍然觉得巴罗和卡波尔是“另外一边”的人，给新生的赛博空间添上了过去时代失败的法律体系这一不必要的负担。
巴罗承认，语言和法律永远无法充分定义像赛博利亚这一无法定义的事物：“我尝试用砖块构建雾堤的工作尺度模型，而我使用的构建材料完全不适用于表征我想要描述的东西。”
即使是赛博利亚知识最渊博的发言人，当要谈论新前沿之时，也张口结舌，而其他知道较少的人反而认为自己有最终发言权。媒体需要向公众解释黑客情况，却将问题过于简单处理，让我们越来越不理解他们。最终，关于年轻黑客和破解者夸大其词的报道滋养了他们不断发展的自我，任何探索赛博空间的最初动机很快被盖上了不法分子的恶名。
例如，一名来自纽约的20岁黑客“光纤光学”（化名Phiber Optik）就自己和朋友窃取900电话服务的指控进行了认罪协商。他被逮捕的时候，他的电视机、书、电话，甚至随身听都和计算机设备一起没收了。他认为，媒体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向公众传播赛博黑客的负面形象，但是他又似乎因为媒体对他的攻击而兴奋不已。
“人们一般认为政府非常害怕叛逆的黑客，他们会挖出并摧毁很多东西，但我们认为，我们其实非常害怕政府，因为它有权力夺走我们的一切，再把我们扔进牢房。我觉得，如果人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异见人士，他们就会看清楚，政府才是坏人。”
“光纤”坚称像他这样的黑客破解系统的目的只是为了探索，而媒体，在大企业的控制下，给黑客贴上危险分子的标签。“媒体钟爱的词汇就是‘威胁社会’。他们看到的只有法律。他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屏幕上的一个光点，但就推断说人们违法了。他们不知道对方是谁，多大了。他们一有逮捕令，就抓了他。这太不人道了！”
但这恰恰也是大部分执法人士用来攻击黑客的说辞：像“光纤”这样的小孩子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可能造成的伤害，因为他们的受害者不是真正的人类，而只是屏幕上的光点。
盖尔·萨克里（Gail Thackery）曾是亚利桑那州助理检察长，现在是马里科帕县的律师。二十多年来，她一直与计算机犯罪做斗争，和全国十几个警察机构合作。她曾是太阳魔鬼案的起诉律师之一，所以，对于许多黑客来说，她就是“敌人”，但是，她对于计算机立法以及起诉罪犯的观点颇令人意外，因为她的想法基于完全开放系统乌托邦式的相同目标。
“我在一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一种冷酷无情的苗头。”萨克里说，用了和“光纤”一样的论证。“和街头抢劫不同，如果你在计算机上盗窃，你的受害者是看不到的。这是一种虚构。从雅达利角色扮演游戏到计算机游戏，再到进入网络，最后出现在真实生活中，这样的转变相当简单。”
她接触到的第一个黑客是一名大学生，1973年他“接管”了一堂课。课程面向害怕计算机的社会工作者，让他们熟悉赛博空间。“结果，”萨克里说，“这个孩子植入了一个特洛伊木马程序。学生们登录期末考试页面之后，打开的不是考试页面，而是打字机艺术画的六英尺长裸女。这些害怕技术的可怜社工们不停输入密钥，变得和傻子一样。他们的毕业延期，在某些情况下毕业证书、升职加薪统统延后。”
萨克里认为年轻黑客们太过情绪化地应对他们指尖下的世界，行为并不成熟。他们智力超群，足以相处无可辩驳的精彩观点，论证自己的纯洁动机，但私底下，他们讲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总会去BBS上看他们的下载记录。他们提供法律建议，或者讨论自己被逮捕的事情，甚至叙述法规。这帮孩子们会聚在一起讨论说：‘这里有个新系统，我们去搞死它！咱们来比赛，看谁先搞死它。’他们的对话真正表现出了冷酷、刻意的犯罪倾向。”
盖尔的执法方式不是把这些年轻人关进牢房，而是要解除他们的程序。她感到这些人已经对计算机上瘾，并且以一种沉迷、近乎自慰的方式在计算机上发现自己的挫败情绪。就和吸毒者一样，他们吸毒成瘾，因为毒品让他们感到更快乐，更有力量，年轻的计算机使用者，可能在学校里一整天都是一幅“弱鸡”怪咖的模样，但在赛博空间，就突然获得了全新的力量与身份。如同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参与者一样，角色是保护伞，让他们入店行窃或者做一些边缘行为游戏，黑客们在网络空间中同样找到了全新的，看似无懈可击的虚拟人设。
“我们没收了孩子的电脑之后，”盖尔说，“他的父母告诉我们小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学校表现得更好了，交了更多的朋友，甚至更愿意出门打球。就好像突然之间，孩子被压抑的人格从黑客余烬中重生了一般。”她说这话的口气更像一位社工而不是起诉律师。
当然，黑客观点还包括另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赛博利亚人可能被重新改造，陷入无聊的被动状态。萨克里认为，这是复兴的胜利。“对于计算机开始走向何方，破坏者最终在何处将我们踢出规道，我自有一套哲学的理想主义观点。我们想要每个人都带上迪克·特雷西（电影《至尊神探》的主人公）的腕式收音机，从这点来说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是受害者，与技术的关系被破坏了。只要你的提款机被小偷黑一次，你就会开始认定，科技毫无价值。”
所以，归根结底，盖尔·萨里克与真正最激进的黑客一样，都是赛博利亚人。他们不是出于特定目的或者怨恨情绪而去黑系统，只不过是享受冲浪于开放数据流之上的乐趣。关闭电子河道正是社会无力应对自由的结果。企业核政府领导人害怕潜在的改变，或者权力平衡的打破，与此同时，血气方刚、处在青春期的黑客们表现出自我囚禁人格所汇集的最糟糕方面。面对双方的压力，赛博利亚乌托邦式的许诺被支配的欲望与深深的怨恨所侵蚀。
在与萨克里交谈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深夜，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在那电话那头大哭不停，她非常愤怒，需要找人倾诉。
“‘光纤’又被抓了！那个混球！”她继续解释说，纽约的秘密服务局，还有FBI和司法部刚刚逮捕了‘光纤’和他几个朋友，包括法外狂徒（Outlaw，化名）和背叛者（Ranegade，化名）黑客，有名的黑客团体——欺诈大师（Masters of Deception）。她觉得这次是她个人的彻底失败：
“我一直认为，我们抓到这些孩子，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知道还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她的声音透露着绝望之情，“顺利毕业，找到真正的工作，不再惹麻烦，因为那个世界坏透了。现在，‘光纤’要坐牢了。他还是个孩子，要坐牢了！我以为我们的工作有了进展，但我们毁了一切！我看得到，最坏的结果要来了。”
盖尔观察到的是媒体不应有的关注和赞誉，对一个男孩儿来说，他值得更好的对待——轻蔑和嘲笑。据她所说，自从他第一被捕之后，记者、计算机公司老板还有60年代英雄加在他身上的正向强化引导他做出更加犯罪、更反社会的行为。
“‘光纤’是唯一攻击Geraldo的黑客。Geraldo现在在哪里？早没了！这孩子现在就很尴尬！”盖尔发火了，或者像大家在WELL上说的，“怒火中烧”。从赛博利亚的角度来说，“光纤”成为了以下事实的受害者：观察者总会影响他们观察的对象。媒体观察，从Geraldo的拥护者，或者甚至我，把“光纤”远远抛出了他曾在的轨道。他的问题被媒体的关注所迭代，所放大。
“我真正烦的是”盖尔继续讲道，“像卡波尔（Lotus创始人），乔布斯（苹果创始人）之流不责骂孩子们的黑客行为，这样才误导了他们。他们不应该拍着孩子的肩膀鼓励他们！外面到底发生什么，卡泊尔什么都不知道。他自己在黑别人系统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这不过是几段代码，或者一次校园恶作剧。出于自由主义的内疚，他们害怕告诉这些孩子们真相。”
她称他们为伪君子：“这些老东西当然会保护自己的软件。投资给EFF的钱也付给了Lotus的律师团，他们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相信我！像卡波尔、乔布斯这样的人在打60年代老式的战斗，他们的言辞很有误导性、很会煽动情绪，结果把小孩子们都送进监狱。孩子们不应该是他们斗争的工具。冲在最前面的都是些小孩子！”
盖尔解释说，年轻一代的黑客盲目遵循着最初那批计算机黑客的智慧，但是，他们的逻辑早已不适应如今暴力的计算机前沿。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哥伦比亚毒贩现在雇佣年轻黑客，给他们提供安全、无法追踪的通信手段和智能技术。
“现在，这些孩子被毒贩子利用！他们被起诉，但最终进监狱的确是这些小孩子！EFF现在又去哪儿了？”
赛博利亚还未成为现实，但是它所面临的问题已真实存在。一方面，初出茅庐的赛博利亚黑客仍然植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渴望取悦他们认为是自己先辈的人：蒂姆·利里，史蒂夫·乔布斯，米奇·卡波尔，威廉·柏洛兹，全身心地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凡事以他们为先。试图模仿威廉·柏洛兹的孩子们最终可能成为瘾君子，而对史蒂夫·乔布斯言听计从的孩子们最终会因计算机犯罪而被起诉。另一方面，年轻聪颖的赛博黑客们锻造的技术，打开的道路让他们自己以及后来的追随者难以抵抗。自我就此入侵超空间。
也许批评者才是正确的。也许赛博技术本质上并不是要去解放自由。尽管它们确实通过反馈和迭代改变着文化，但同时也可能因为人们还没准备好或者不愿意接受技术所提供的自由，最终将其彻底颠覆。然而，还有其他人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赛博利亚的运作原理终将取得胜利，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地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