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赛博利亚》十七、十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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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新殖民主义
正当我们无精打采地走向时间末尾的混沌亮点，我们发现我们的网络，电子色号被或其他东西都在反对其原初的目的，或者被导向不同的目的。亚网络和超网络从原来的媒介中像苔藓一样生长出来。不管这是社会衰落的症状，赛博利亚创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的旧系统和结构周围增长的新殖民主义给这个千年的终结带来了某种奇怪的黎明前黑暗的感觉。
让我们把赛博利亚亚文化和霍根英雄作比较，后者在狱警眼皮子底下，在战俘营挖地道反叛逃脱。也许我们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入狱人口比例，并且正养育着罪犯亚文化，越来越远离被认可的社会体制。
正是在监狱里，传奇的电话弗利阿科脆帽（phone phreaque Cap'n Crunch，他的名字由来是用他在一盒脆帽谷物里发现的双音符口哨来打免费长途电话）被迫加入了犯罪亚文化的行列。他的真名是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我在图恩小镇发现他正在操作电脑视频交互界面。
在几次快速爬升到编程专业顶级水平之后，德雷珀跌入了富裕-贫困无穷无尽反复横跳曲线的低谷，这定义了他过去二十多年的生活。看起来，每次他发明出智慧的新程序，一场调查就会把他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牵扯到非法的事情上，然后德雷珀的器材连带着他的生计就会被没收，让他的进展被拖累合同也告吹。这位白发、戴眼镜的网络老兵建议我们潜进大脑-机器房间谈论他的监狱经历。
“为了自己能在监狱存活，我得让自己足够有用，这样他们就不会骚扰或者调戏我。所以我得教所有人怎么打电话，怎么进入系统，进去后又该干什么。我们会开办小课堂。纯为了生存，我被迫倾囊相授，相信我，我确实这么干了。”
德雷珀相信，因为他的监狱课程产生了成千上万起电信和计算机犯罪。当他的技术落入因贪污或欺诈而进入正在服刑的囚犯的手中时，他们反过来又发展出了一些今天最先进的工业黑客行为。
德雷珀的经验反映出赛博利亚反文化运动在社会中进行的一般方式。为了智力、情绪甚至是物理生存，一小撮人，不总是地理上相互联系，构成了以连接他们的特定网络为特征的武装小团体。这之后，启动了自下而上的赛博利亚意识循环。
一个惊人的例子就是“鼹鼠人”社群的增长，他们住在纽约地铁系统中被遗忘的隧道中。纽约市交通管理局估计，大约有5000人住在一层，但这只占隧道系统的三分之一。其他官员估计，整个系统中有近2.5万人，这个系统的深度比警察或交通人员不敢走到的地方要远得多，由19世纪90年代建造的数百英里的废弃隧道组成。地铁里灰白色的居民们选举出他们的市长，布置自己的地下公寓，寻找电力，在某些情况下安装自来水。听起来更像是都市传说，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口，鼹鼠人声称，他们是出生在隧道里的孩子，从未见过天日。另一些人则提到了由鼹鼠头领组织为防止被发现，组成巡逻队，确保误入他们营地和村庄的外来者不再误入。不管这是否夸张，我们确实知道，许多试图进入较低隧道的电视新闻工作人员被投掷石块，被迫撤退。
“安全起见，”J.C.解释道，他被自己鼹鼠社群的市长叫来向珍妮·托斯，一个与鼹鼠人在1990年保持友好的纽约记者，解释他们生活的哲学，“社会生存在一个穹顶里，然后锁上所有的门以保证安全。我们被锁在外面，留在底下。他们忽视我们。他们忘记了生存的本质。他们重视钱财，而我们重视生存。我们互相照顾。”异化、迷失和最重要的必需构成了社区合作的新的纽带，这在地上是不曾被体验过的。
一个生活在中央车站数百英尺下的男人解释道：“你下去，摆弄一下电线，然后就有光。在你知道之前，会有十二到十五个人在那跟着你。他们变得像邻居；你和所有人都是朋友。你认识在尽头的女孩子和在中间的家庭。当某人生病了，我们一起筹钱弄药。大部分人都团结着。你可以做到这样。”
这个自下而上的网络正和全球电子村的构建相似，它也依靠共同利益的纽带和志同道合的政治。每个系统都由需求没有得到已建立的渠道满足或甚至被阻碍的人组成，每个系统利用现有网络，用于其不曾设想的目的。这类社区构成了整个社会动力系统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程序员马克·德·格鲁特将这一社会景观与系统数学的结论进行了比较：
“传统的反馈循环例子是恒温器，它控制自身。我想我们现在正在发觉，现在最普遍的因果种类是反馈而非线性或者自上而下的。效果反过来影响原因，原因又影响效果。我们有一个权利去中心化的社会，我们有反馈循环，可以从底层产生改变。有权力的人会试图消灭这些威胁。”
对网络进化的恐惧可能源于对这些新的反馈和迭代渠道的部分察觉。那些认为自己现在很强大的人试图压制迭代器，但会发现他们的努力是无效的。就像变异的细菌甚至蟑螂一样，反馈循环将促进适应性变化，比为对抗它们而开发新的抗生素或杀虫剂来得更快。与此同时，那些从前无能为力的人，现在认为自己通过反馈和迭代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着迷于自己的原因，着迷于自己的技术。但无论他们多么痴迷或沉迷，无论社会反应多么恐惧或暴力，反馈和迭代都不可避免地缓慢地推动着革命的车轮。
负面反馈迭代
反馈回路是数学描述革命的方式，是存在的自然组成部分，就像浮游生物、火山或甲状腺。以消费为基础的机械文化的负面反馈循环是愤怒的劳工、生态恐怖分子和意识扩张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廉价的通讯、印刷和视频制作来进行他们的迭代。
以克里斯·卡尔森(Chris Carlsson)为例，他是《加工世界》(Processed World)杂志的编辑，他说这本杂志“讲述的是信息时代的阴暗面，以及在一个以买卖人类时间为基础的反常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痛苦。”卡尔森看起来更像大学教授，而不是上班族;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60年代前激进分子，他退出了激烈的竞争，在旧金山做了一名作为在办公室处理临时数据的员工谋生。
在一个慵懒的周日早晨,卡尔森正在解释他错综复杂的历史哲学观点,他用烟斗和咖啡壶里的渣滓调整了屏幕的位置。他认为，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社会建构反常”中，一个不自然的现实，这将被迫改变。卡尔森认为，我们的社会对消费上瘾，这种上瘾导致我们做的事情和支持的系统只对美元有利，而不是对个人。像助兴音乐一样，这些体系本身就是为了粉碎个人权力的概念而构建。
“很难想象还能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你被问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想买什么？’还有‘你拿钱准备干什么？’，你不能说‘我想对生活所求什么，我怎么才能对总体作出贡献？’。我们的社会没有促进个体的某种角色的机制。”
在“经过处理的世界”中，底线是最重要的。工人们拿着尽可能少的工资生产出尽可能快损坏的产品，或者除了赚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功能。在信贷和GNP扩张时代的最后阶段，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东西——如果有，企业就会倒闭。出售是动力；生活水平、环境、文化发展以及生命的意义都不在这个等式之内。
例如，想要销售化学品的化学公司，靠贫瘠的作物和牲畜兴旺发达;他们希望创造一种依赖化学的农业。“因此，基因剪接技术的第一个应用将是牛生长激素，”卡尔森说。“并不是说我们国家需要更多的牛奶；我们有盈余！”但生长激素会增加奶牛的产奶量。农夫琼斯需要跟上农夫史密斯的步伐，所以他也会购买激素。不幸的是，这种激素也会使得奶牛的膝盖变得脆弱，这就要求农民购买更多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给化学公司带来更多的收入。另一个例子:为应对加州地中海苍蝇危机游说反对果蝇不育化是对这家化学公司有利的。通过“说服”政府允许使用杀虫剂，化学公司削弱了他们正在“节省”的工厂，从而进一步依赖化肥和药物——更多的钱，更少的效果，更大的污染。
卡尔森并不为我们的困窘责怪“当权者”。“董事长并不感觉自己有任何权利。他只是被困住了。持股人只在乎纸面收益看起来多平衡。”往远了说，随着工作环境越来越非人化，系统失去了可以纠正自己的珍贵反馈渠道。美元过度简化了工作社会的复杂性（而它的需求，正如我们会在这章稍后看到的那样，将全球生态简化到了灾难性的水平）。随着工作地点愈发自动化，工人成了电子表格程序的一部分：他们的输入和输出都被电脑监控、规制和控制。随着工作被机器取代（它们工作效率更高），工人们被降职而非升职。他们随着时间推移发展的任何特殊技巧现在都变得毫无意义。
解决方法，根据卡尔森所说，是颠覆和破坏。“当你出售你的时间，你正在放弃决定什么是值得去做的权利。工人阶级的目标应该是废除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不是要反对科技，而是反对科技被利用的方式。人类可以找到电脑和复印机这些东西的颠覆性利用方式。它们并不是为了增强我们的沟通能力被造出来的，但它们确实能。它们给每个人一个通过印刷媒介说话的机会。工作经验让工人知道他没有发言权，并且他做的事完全是浪费时间。但这深深地空虚和不满在电视上并不明显。社会中所有东西都在侵蚀你的自尊心。”
《被处理的世界》（Processed World）杂志希望通过唤起他的智力并且给他关于如何颠覆工作场所的建议来增强工人的自尊。它是一个朴素的阐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经验，以便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在发疯，他们的情况也不是独特的出版物。它也作为一个论坛，让工人分享他们对消费者社会、工作滥用和反抗技巧的观察。像“破坏……这就简单得像拔插头一样”的标语和用来抹消办公室硬盘的“钴磁数据分区”的笑话广告伴随着读者/工人写的关于如何让工作场所不能运转，从而破坏大公司的邪恶行为的文章。
电脑是工作场所中破坏的最主要工具。工业黑客对竞争激烈的公司使用的技术现在被工人用来对抗他们自己的公司。通常，在赛博利亚之中，公司的老板们无意中为了能更好地监控和控制他们的员工已经建立了造成最大破坏的捷径。
在参观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数据输入部门时，一位计算机服务人员和办公室破坏者解释道事情可以逆转。“我们的办公室经理通过员工电话里的一个特殊对讲机功能来监控员工，”当我们在桌面漫步时，他低声说道。“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安装了电话系统，我教办公室经理如何使用它，我知道他们确实在使用它，因为我监控他们!”我们来到另一位正在玩电脑游戏的员工桌前。当他按下退出键时，一个虚拟的电子表格覆盖了屏幕。
“给他看电话是怎么工作的。”我的同行人要求。
工人在他电话上输入了一些密钥然后把听筒递给我。有人在口述一份关于如何订购文件的备忘录。
“那是本层经理办公室，”工人说，他在他拿回听筒并小心地挂掉时骄傲地笑了。
我的导游为这一成就感到骄傲。“你可以通过调制调解器修理一个Rolm（IBM的一个子公司）电话系统，让它像窃听设备一样工作，这对老板监视他们的员工很有用。但如果你修改了软件，不用进老板的办公室，遥控通过调制调解器就能做到，你就可以反过来利用同样的功能！”
“他就是从我桌子上的电脑这么做的！”工人感激地补充道。
当我们走着，大部分工人都对着我的导游会心一笑。他们都是一伙的。用着办公室破坏的暗语，他骄傲地吐露道：“我们把这地方锁得很好。”
破坏，正如同电脑骇客，可以被同时认为是自然循环和破坏冲动。确实，它让人们觉得自己更强大，并以负面反馈的方式对系统全局发送出一个警示信号。但它同时也是让人们发泄不满的机会。一个感到无力和不受欢迎的孩子突然用计算机调制解调器获得了力量和地位。一个匿名的工人看不到他生活的任何目的，当他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使整个公司瘫痪时，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提升。
不管动机是赛博利亚理想主义，还是自慰式的自我满足，这些行为会作为循环反馈生效。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肇事者不能用赛博利亚式的修辞为自己辩护就把这些努力贬斥为神经冲动或者幼稚的权力幻想。即使是破坏者最强烈或病态的冲动，在赛博利亚的背景中看来，似乎都是迭代系统对威胁其存在的条件的自然反应。
当然，这些情况中最紧迫的是目前正在破坏生物圈的行为。正如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所观察到的那样，盖亚通过浮游生物、藻类、树木和昆虫等迭代反馈循环来保护自己，这些循环有助于维持一个平衡的地球环境和适合生物生命的条件。其中的一个反馈循环可能就是激进的环保组织“地球第一!”。这些自称“生态恐怖分子”的人，就像他们的创始人、身材高大的亚利桑那州人戴夫·福尔曼(Dave Foreman)一样，已经发展出一种极其致命的社会政治病毒，叫做“生态化”或“生态防御”。
生态化是保护环境的恐怖主义手段。生态恐怖分子没有进行抗议、实施封锁或通过游说影响立法，而是采取利落、迅速、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挫败那些想破坏环境的人。这些行为被称为“挠猴”，其形式是将尖刺埋在树上，以免被砍倒;禁用车辆;拉下招牌或电线;毁坏重型机械或者航空器的;在道路或树林上钉钉子使其无法通行;引发动物陷阱;最重要的是，不受惩罚地逃脱。他们的行为绝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精心计划的，以最少的努力和风险产生最大的影响。例如，在喷洒杀虫剂的前一晚切断直升机旋翼上的两根电缆所造成的损害，比在一家公司的停车场从40辆吉普车上偷取分电器盖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几次低成本、精心策划的生态化攻击可以使整个森林砍伐项目无利可图，并导致项目取消。
正如福尔曼在他的生态防御中解释的那样:《挠猴野外指南》——某种有目的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食谱——挠猴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是非暴力的(没有针对任何形式的生命，只有机器)，没有组织的(不可能被渗透)，个人的，特定的目标，及时的，分散在全国各地，多样的，有趣的，本质上是非政治的，简单，深思熟虑，合乎道德。当然，伦理是有争议的。企业有破坏环境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如果他们为这种权利支付了大笔的游说或贿赂)。他们认为当前的政治体系只是毁灭机器上的一个装置，剩下的唯一策略就是直接行动。
鲍勃和卡莉（对，她是一个TOPY成员）是来自西北部的生态恐怖分子。他们行为限定于（或者说他们只愿意谈论这些行为）“广告牌的破坏与修改”。他们的愿望是保留国家公园和扭转潜在的破坏环境者的宣传活动。卡莉在州际公路服务区做服务员，她是美国金发美女，脚踝上带着环的Deadhead追随者——在从柜台到桌子的路上，可以听到她以高露洁式的的微笑哼唱着《糖木兰花》（Sugar Magnolia）。她毫无威胁的举止让她能够倾听，甚至激起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关于正在进行的项目的对话。她的男朋友鲍勃通过学校的电脑网络将这些信息交给了他们所在地区更严肃的挠猴者们。
鲍勃是高速公路上游州立大学的一名艺术工作室助理。他每天晚上开车去餐厅接卡莉下班时有动力采取行动反对广告牌。“每周都有越来越多的广告牌。通过了一项法律来限制广告牌的数量，但每次我们通过这样的好法律，现实中都会发生相反的事情。”他的笔名鲍勃来自亚天才教会的“救世主”，这是一个讽刺的赛博利亚邪教，他对自己挠猴和他展现自己视觉智慧效率的欢愉的态度是半开玩笑。
“一罐2美元的喷漆可以逆转10万美元的媒体宣传。你用自己的话对付他们，用幽默揭穿他们的谎言。”鲍勃用他自己版本的福尔曼《野外指南》中描绘的装置，把一罐喷漆放在一根长金属棒的顶部，金属棒上有一根绳子，手柄上有触发器。在地面上，他可以在他够不到的几英尺外的地方对广告牌进行修改或添加。按照福尔曼的建议，他把工具拆卸下来，藏在卡车的一个锁着的隔间里，并时时改变“袭击”的地点和时间，这样他就不会被抓住。“书上说要回答广告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就好像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评论的空间。”鲍勃最喜欢的是在万宝路乡村的地平线上画墓碑，把竞选口号从“选举”改为“竖立”。
鲍勃和卡莉都支持那些更激进的挠猴者的活动，但恐惧让他们不敢去执行这些任务。“不是每个人都要冒生命危险，”卡莉解释道。“他们被拿着球棒的人追赶。”
“但他们所做的事情至关重要，”鲍勃补充道。“这是完全自然的反应。当身体生病时，它会产生更多的白细胞。这些家伙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像那样。”
从赛博利亚角度来看，生态恐怖分子是伟大的盖亚有机体中负面反馈的自然产生者。就连思想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负责研究的副所长布兰登·奥雷根(Brendan O’regan)也承认，生态化的行为是对抗地球破坏的一种有价值的模因:
即使你不同意这种策略，他们也指出，这个行业正在对环境产生一种无政府状态。生态恐怖分子又引发了无政府状态。这里有一种极端在驱使它。生态化是为了环境所做的破坏。它是这样被合理化的，系统的所有者没有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和道德关切，所以“去他们的吧。”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将通过技术，如传真、复印机、计算机网络等协同发生。这是用混乱对抗混乱。”
由“建设”所建立的系统，只要我们使用全面的术语，就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馈循环和迭代器，以取代或至少让我们意识到被森林砍伐和环境暴政所破坏的自然循环。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大型组织依靠电脑黑客和卫星专家来建立自己的通信网络，并拦截有关计划行动的执法通信。在德国已经使用过的非法电视广播车，在旧金山湾区正在建设中;他们将能够用激进的宣传取代原先预定的节目，甚至在常规的传输之上叠加文本。
生态恐怖分子从来不反对技术。他们将高科技视为更快、更有效的反馈和迭代工具。再加上其他原因，盖亚假说的创立者并没有预言我们星球的末日——特别是从那些看起来不自然的发明的发展来看。他们意识到技术在更大范围内的地位，甚至它在调节生物圈方面的价值。正如盖亚假说的创始人詹姆斯·洛夫洛克向我们保证的那样:
“最终，我们可能会实现一种合理而经济的技术，与盖亚的其他部分更加和谐。不可能自愿放弃技术。我们是技术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弃它就像在大西洋中部跳下一艘船，在光荣的独立中游泳度过余下的旅程一样不现实。”
社会理论家、《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编辑、《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等电脑文化书籍的作者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也承认:“科技在很久以前是错误的选择，它导致了非常糟糕的情况，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我看不出有能摆脱它的路好走，如果我们不学会更好地利用科技，地球上大部分人都会死。”
当然，这里的危险在于高估了我们认清现状和实现必要的技术的潜力。过于简化问题对我们的生存，甚至对我们的解放都是危险的，就像通过消灭数以百万计的物种来减少和简化我们的生物圈一样，盖亚依靠这些物种来进行反馈和迭代。
第十八章
让最好的模因胜利吧！
正是通过控制推动者铺垫的技术和道路，赛博利亚人们相信他们必须进行自己的改革。例如，大型电视网络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销售产品，让大众接受疯狂的政治方针，除了越南战争那段时间之外，如今已被低端家庭视频摄像师纳入反馈机制之中。新闻周刊封面杜撰出了“视频警察”，私人公民正将现实带入媒体之中。当一队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制服嫌疑犯时，很有可能会有人在一旁拿着摄象机将画面记录在录像带上，而几个小时内CNN就在全球传播开来。此外，像深盘TV（Deep Dish TV）这样的乐队现在使用公共接入有线频道传播视频，里面展示的现实和网络新闻广播中呈现的截然不同，让人们深信不疑。
“枪支曾是伟大的均衡器。”提到摄象机，杰克·纳克巴（Jack Nachbar）如此说道，他是
博林格林州立大学的流行文化教授。“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像6把新枪。确实可以赋予普通人力量。”现在，警方携带自己的摄像设备，通过像DIVA（该死的干扰视频活动家，简称DIVA）这样的团体展示他们那方的故事记录。新的战争，就像蝙蝠侠和小丑的媒体大战，并不使用常规武器，而使用数据空间中的图像。赛博利亚的终极武器不是利剑，甚至不是笔，而是媒体病毒。
任何思想都能成为媒体病毒，渗透入现代社会宿主机体内。它可以是真实事物，例如马克·海利的智能吧，在有机层面发挥功能，同时也传播一种强大概念，能够改变我们对药物、医疗和智能的感觉。同时，病毒也可以是纯粹的思想或观点，比如“盖亚”或者“形态共振”，一旦传播开来，就会改变我们的现实模型。“病毒”这个词本身就是某种超媒体病毒，社会作为免疫缺陷宿主有机体，极易受到“更好”思想和信息的攻击。病毒包含遗传密码，赛博人称之为“模因”（meme），只要信息或者编码仍然有用，或者甚至仅仅具有吸引力，模因就能在系统内复制传播。赛博活动家都是市场营销专家，发动的是媒体运动，而不是军事活动，在赛博空间内战斗。计算机网络、新闻、MTV、时尚杂志和脱口秀主持人如何报道病毒将取决于病毒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在赛博利亚，公关游戏都公开、直接。如我们所见，像乔迪·拉兹克、地球女孩和戴安娜认为自己的市场营销事业与颠覆性事业完美兼容。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儿，因为她们推广的产品：浩室文化，就是媒体病毒。“促进这一文化生长的燃料就是成为潮流儿、嬉皮士。”拉兹克说，“我们用文化市场来打败文化市场。”所以，要更加嬉皮、更加潮流，人们争相购买拉兹克的一幅，接触各种浩室文化的模因：分形、混沌、狂喜和药物，萨满主义以及兼收并蓄的态度。让爱律动起来。
但是，更年长、更务实的前辈们无法轻易被潮流所左右。赛博利亚希望用不同类型的病毒吸引这一市场，这些新病毒带着传统价值、工作伦理和医药模型的面具。迈克尔·哈钦森（Michael Hutchinson）是《巨型大脑，漂浮之书》（The Book of Floating, Megabrain）和《性与力量》（Sex and Power）这两本书的作者，依靠兜售关于脑机和其他压力缓解设备而生。他是一个坚定果断的纽约人，穿着马林县的当地服装：宽松的上衣，卡其裤和网球鞋。同样的，他的“压力缓解”系统背后的赛博动机也打包放进了听上去很纯洁的包装中。
“60年代，我们磕酸的时候，”他承认，“我们觉得自己的发现会改变世界。当时真是灵感爆发‘嗨，让我们把这玩意儿倒进水库里，让美国……全世界都嗨起来！人人都嗨起来，酒不会再有战争啦！’”
但是，戒掉酸却异常艰难。让人们戴上目镜可就简单多了，甚至医学也能为其正名。许多研究表示，脑机产生的闪光灯和声音能够让人们放松下来，赋予新鲜活力，甚至缓解他们药物滥用、临床抑郁和焦虑症状。与大脑同轴运作的机器调低频率，把人们带入意识的深度冥想状态。用哈钦森的话来说，就好比进入了一场温和的迷幻之旅，还有许多同样的转变质量。
“潜意识物质慢慢浮出水面，但通过机器，你很放松，能够应付任何出现的事物。再过一段时间，人们能够以非常温和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恶魔。如果是一场体验强烈的酸之旅，就会把人都吓跑。”哈钦森笑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乐于承认，脑机就是披着机器羊皮的变形狼。“我们这里干的事情确实颠覆。我们说服企业使用这些设备来缓解员工压力，让学校使用获得更好的学习曲线，而医生则可用来作为药物治疗手段。隐藏的计划就是我们确认让人们进入大脑的深层状态，促使真正的人格转变。这是我们的秘密文档。我认为长此以往，这种机器会发挥改革意义的作用，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他也逐渐陷入脑机启蒙的沉思中。但是，对于这些设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另有打算。在没有收到FDA批准之前，生产商不再公布这些机器的医学断言，因为获得批准要花上百万美元。哈钦森坚信，脑病毒机器的打压背后有各方势力。
“乔治·布什曾说过：‘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不可预测性。’权威系统依赖自己的公民，需要他们以可预测的方式行动。但是，任何增强意识状态的事物都会增加不可预测性。这些机器引导人们接触关于自己的不可预测新信息。因此，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这样的机器就很危险。一旦人们亲手掌控智能工具，老大哥就危险了。”
这就是为什么哈钦森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教育人们关于脑机的知识，而不仅仅兜售机器。他的每日头条详细讲述了哪里可以购买机器，机器如何运作，为什么是好东西，如何制造机器。“大众教育就是大众制造。”他说，“即使机器被没收了，我们打印的电路图也维持着技术可及性。”
最后，尽管如此，大脑病毒机器的大部分赛博元素是观点，或者模因：人类应该通过技术，自由自在、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意识。只要病毒被接受，设计师现实的赛博理想距离真正实现又近了一步。
模因工厂
为了让病毒生存下去，发起人所说的“安置”就是一切。出现在《今夜秀》上的一个激进观点看似太过普通，而《沉思》杂志尚的一篇文章却与令人作呕的“新”时代联系起来。模因安置对媒体病毒的重要性不亚于封装生物病毒DNA编码的蛋白衣壳，蛋白衣壳提供安全通道，与靶向的细胞连接起来，病毒内的程序成功注射入细胞内。而媒体病毒的一个蛋白衣壳就是天狼星的《Mondo 2000》。
最初诞生的杂志名为《高度前沿》（High Frontiers），关于药物、意识改变状态以及相关哲学的杂志，然后短暂地变身为《现实黑客》（Reality Hackers），关注计算机问题和激进主义，因为此时赛博利亚的兴趣点在于高科技。现在的名称简单明了《Mondo》，每年贝克利山头编委会巫师大集会后发行两三期，每次都重新发明各种赛博参数，冲击一下当时参数。如果病毒出现在《Mondo》页面上，那么很快就会出现在地图上。赛博利亚之聚光灯——Mondo，将新哲学、艺术、政治和技术汇聚一堂，定义那些尚未完全上线的美学和议程。Mondo就是杂志界的浩室俱乐部。但远不止将地理区域内的人们聚集在社交单元中，Mondo还将更遥远区域的人们聚集道志同道合的模因阵营中。它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还是它的主题。
贾斯·摩根（Jas Morgan）乔治亚州雅典市的医学预科生，知道有一些超越现实的东西，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就和许多真正的赛博利亚人一样，药物、音乐和媒体无法让贾斯变得更傻更丧，它们只会让他更想摆脱高中毕业后面临的现实困境（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全A成绩单放在父母的厨房桌上，旁边是一袋水烟和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我们要谈谈”。）
和美国许多其他初出茅庐的赛博利亚人一样，贾斯没有什么信息来源能够确认他对生活的怀疑。他收听FM深夜电台广播，读了两遍利里所有的书。贾斯尤其受到利里这条建议的影响：“找到其他人”，后者不断重复，催促人们行动起来。当贾斯看到《高度前沿》杂志时，他知道自己找到了。
《高度前沿》首次将精挑细选的模因放在同一处。以前从未相互关联的观点，除了在烟雾缭绕的宿舍内，现在共同存在，相互依赖。新兴文化断断续续的病毒链找到了归宿。利里写得内容关于计算机和迷幻剂。特伦斯·麦克纳的主题则是热带雨林保护和萨满主义。音乐家写政治，计算机程序员写上帝，药剂师写混沌学说。这本巫师们编纂的杂志给贾斯·摩根带来了愉悦之感，仿佛自己敲开了出版商Domineditrix穆女王（主编之一，原名Alison Kennedy）俯瞰贝克利的朴素宅邸大门。Mondo之家，那些不住在那里的人们如此亲昵地称呼，就是鲜活模因的城堡、集体农场和家园，在山顶上，杂志被撰写、编辑，生生不息。Mondo的作者们也就是它的参与者和主体。摒弃客观现实形式，杂志接受当时任何模因并出版。而决定这一切的就是R.U.天狼星，又名肯·戈夫曼，杂志主编，人形吉祥物。
贾斯搬入其中，并很快成为了Mondo一炮而响的社交达人。他英俊的外表和学院派的举止出色掩饰他“非法”的另一面，他让杂志获得湾区（旧金山）和南部地区（洛杉矶）长久以来所希望的认可。但随着贾斯不断发展杂志的国际化形象，天狼星也不断发展贾斯的现实形象。贾斯很快学会将自己长期怀疑的共识现实视作真理，他接触了新的信息和人（霍夫曼的前妻成为了他的女友），还有化学物质，让他学会了行话，了解了数据库，谈论起风暴。
“每次我想要CD，我都要出门，花15美元才能买到一张，要是能连上计算机或者和计算机将一句话，就能得到一张最新专辑，而且只要付一分钱，那就太美妙了。这样，它也不占物理空间，而且也不让CD工厂里的人被赶出去挣吃饭钱。我想要人人均富的文化。人们在家工作，或者在某个新兴部落中心相互合作，就像科学家工作的方式那样，进行头脑风暴。人人担心动机，但不要怕，人们不再只是呆坐在电视机前。”
他沉思了一回儿。“也许人们想要放假一年，吸吸草，看看电视。但他们很快就会厌倦，会发现更多的自己。”
Mondo的男男女女创造出一种放弃劳动力、磕磕药、围坐在一起讨论这些内容的职业。（自从我与Mondo的孩子们共享体验以来，出版商努力让杂志更受人尊重。大部分和药物有关的内容消失了，后来，杂志尝试与更成功的《连线》杂志竞争，为此更多传统作者和编辑逐渐代替出版女王称作“小团伙”的最初常驻叛逆成员。这个策略似乎遭到了反击，在失去了赛博利亚创始团队之后，Mondo 2000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在鼎盛时期，Mondo就像安迪·沃霍尔的“工厂”一样活跃，如同60年代汇聚了loft/社团/影视工作室/药物那样的盛况。作为杂志的Mondo和作为社会背景的Mondo给新思想、时尚、音乐以及行为提供论坛。）
就和沃霍尔的纽约时代一样，我在这里遇见的孩子们，最初狂野的Mondo 2000致力于进入改变状态，讨论边缘性概念。他们的编辑决议源于“如果我们听着有趣，那么他们也会觉得有趣”哲学，他们的大受欢迎使杂志有权利仅仅印刷“他们”喜欢的模因。
Mondo成员入驻整个部落的方式和贾斯的经历极其相似。有人直接出现在门口，谈话对胃口，就加入其中。现在固定成员约20人。在中心的便是天狼星。他是赛博利亚的戈麦兹·亚当斯（Gomez Addames），人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和他周围的人有血缘关系，又或者仅仅是古怪的偷窥狂。很难说天狼星是否是赛博利亚之父，或者只是其卓越的超然观察者，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也许他的成功证明了，最终沉浸入超空间是自我风格的元参与，一个人周围的环境、朋友和爱人都成为了信息矩阵的一部分，下一个议题的潜在文本。虽然一些社会团体会谴责这种对待自己亲密爱人的方式，但Mondo族们蓬勃发展。他们就是人类模因，他们依赖媒体认可，从而存活下来。
“我们生活在沉浸于媒体的巅峰时代。”肯推测着媒体旋风中的生活，“我们是谁，通过我们借助媒体渠道对世界展示的内容表达。如果你不被媒体提及，在某种程度上你不算存在。你不存在于地球村的织物中，除非你是向外传播交流。”
所以，根据这样的逻辑，天狼星决定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他的编辑权力凌驾于现实之上。“只要你想，你可以反对。”一天晚上，我和天狼星驱车离开图恩镇活动返回Mondo的路上，他这么跟我说，“但是相对于数据流，你已经存在，就像息肉之于珊瑚礁，或者蚂蚁之于蚁山，又或是蜜蜂之于蜂巢。早已无法摆脱。”而天狼星是赛博利亚的基因工程师，通过挑选模因设计媒体空间的现实。
当他人批评天狼星在扮演上帝，因此需要为自己辩护时，他的优势就是他并不是出于刻意的目的或议程为杂志选择模因。他早早离开图恩镇的原因（凌晨两点之前）是他认为，他们太过教条地展示自己的模因。“马克·海利和浩室现场展现自己的作为，有点宗教化了。Mondo 2000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在新领域内唯一推崇的就是自由。而通向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抗议不是什么创造性活动，真的。”
尽管如此，天狼星为自己杂志挑选的模因往往具有政治不稳定特征：性、药物、颠覆性科学、技术、哲学和摇滚。仅仅把这些观点全部塞进一本杂志，就是在宣布信息之战。天狼星说，他们的一位粉丝，也是CIA和NSA的技术顾问，总是在自己同事和调查员的桌子上看到他们的杂志。“他告诉我：‘他们都爱你们这帮人。他们读你们的杂志，想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可怜，我告诉他我们只是在编造故事。”
尽管态度讽刺，天狼星承认他的杂志反应并推动社会变化，即使没什么特别原因。“我们这里并不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好让火车跑得更准时。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相对社会不负责任之处。”但是我们提供视角，传播给想要看到它的人们。我们没必要去回答政治问题。我们只是说：“我们来了。”
我们就这样来到Mondo之家。天狼星下车时出了点小麻烦。“我现在要吃点大脑药”他道歉说，“我以前经历过后背疼，所以现在要远离药物。”他挥舞着身上的斗篷，试图下车。他动起来像个魔法师，有点儿怪异的魔法师，好像每个动作不仅仅是动作，还代表着那个动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表演技巧。
走在通往房子的步行短路上时，他遇到了一位记者瓦尔特·科恩（Walter Kirn），后者正在前廊下的灌木丛内小便。
“我们有卫生间，瓦尔特。”天狼星可能是赛博利亚中唯一一个不带讽刺口吻说出这句话的人。
瓦尔特很快道了歉。“这只是实验的一部分。”他边说边拉上拉链，想了想要不要握个手。他接着说自己等了快一个小时，不过他好像看到里面有人影在动，但是没人应门铃。于是，他就开始等，等啊等。接下来，他就想起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每次只要我撒泡尿，就会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像混沌数学中的奇异吸引因子。当我将看似随机、奇异的行为引入情境中时，整个动态系统就发生了变化。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个理论，但看来奏效了。”
天狼星盯着科恩看了好一会儿。这人和上周来贝克利的记者完全不同。他已经皈依了。
“所以，我猜，你在这里尿了尿，我们就出现了。”
瓦尔特大笑起来，因为这句话听上去非常荒谬。“值得一试。”
“显然如此。”天狼星总结道，他用霍比特人似的奇怪优雅方式打开了门。
为什么没人听到科恩的门铃和敲门声，始终是个谜。大约有十几个Mondo们坐在拱形天花板客厅内聊天。其中包括埃里克·古利克森（Cric Guillichsen，负责第一台廉价系统Sense8的VR设计师），两位表演艺术家，其中一个是蒂姆·利里的助理（蒂姆晚上很早就离开了，要准备第二天的演讲），一个是女子乐团DeCuckoo的成员，还有萨拉·德鲁，贾斯·摩根，以及其他一些编委会成员，另外几位未来成员。
穆女王在厨房煮咖啡（希望足够强劲，能够让久坐不动的土豆们赶紧离开），有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坐在桌边，仔细阅读着散落的Durk和Sandy食品罐头上的成分表。在客厅后面，编辑空想意见交流会议喋喋不休，永无止境，或鼓舞人心，或令人乏味，内容抽象，让任何大脑化学物质与此刻屋里其他人不匹配的人困惑不已。但又非常具体，足以在下一期杂志上找到蛛丝马迹，虽然仍会有几张空缺页面。可能有作者会报道尚未存在的“如果……会怎么样”技术，而VR设计师则可能由此获得下一个项目灵感。或者VR设计师调整了假设的互动视频提案，而表演艺术家则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作品。这一切充满乐趣、相互有距离、强烈、迷幻，也许最重要的是带来商机。
“看到迷幻剂在体内发挥什么作用，这很有趣。”有人说道，“感受它。其中一些可能会很陌生，一些非常蓬松、柔软，感觉奇妙。好像给你某些暗示，暗示物理身体发生着什么变化。”
“还有感官。尤其是听觉和声音。”萨拉补充道，深深地看着她的一位仰慕者的眼睛。她就是这家工厂的伊迪·赛奇维克（Edie Sedgewick），除了一副精明的头脑和关怀的灵魂。“让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将声音的再制造融入艺术中，而不是发展TV。这将会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没人赞同这个观点，但萨拉毫不担心。杂志下一期已经预定了她的音乐，会大肆宣传一番。
天狼星坐在萨拉身边，而她的粉丝们则在她身后。金看着这两人互动，默默猜测他俩的亲密程度。也许天狼星只不过是赛博版的沃霍尔。Sara可能只是他的艺术项目，而不是他的爱人。同时，其他人都等着天狼星引导话题。他有心情听听别人的想法吗？图恩镇怎么样？他想好下一期的主题了吗？
从记者转型为明星制作人的天狼星是Mondo的大脑“负责人”，他也是不断壮大部落的模因裁判。由天狼星最后决定一个模因是否值得印刷出来，而他与“运动”保持距离的能力给了他一双幽默家的双眼来看待世界，他本人并不完全参与其中，世界完全是个缩影。在心智完好无损地经历过60年代之后，天狼星以惊人的宽容姿态，接待每天造访Mondo之家的人：卖力讨好的人以及挥舞拳头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是最真实的赛博利亚人，R.U.天狼星只提出问题，询问每个人，询问展示给他看的每一件事物。他虚假的笑容，迷幻的“眨眨眼”语气让他无动于衷于任何想法。他“无计划”的政策激怒了一些人，但也伪装了光鲜杂志中的模因，披上了一层无害糖果的外壳。见鬼了，60年代最强劲的酸出现在米老鼠吸墨纸上。
天狼星坐在摇椅上，沉默着微笑了一会儿。他知道，这些人是他心甘情愿的臣民，不是农民与国王的关系，而是音频采样和浩室音乐家的关系。正如那天早些时候，他讲道：“我想要在我身边聚集奇怪的人，我就是那种复制-黏贴的艺术家。”他等待着人们给他提供拼贴元素。
“我们在谈论时间的尽头。”一位表演艺术家最后开口道，“谁能到达，而谁又到不了。”
“她想说，通过时间尽头的伟大吸引器”另一个人继续说，“进入下一个维度。”
“只有付费订阅Mondo 2000的用户才能进入超空间。”天狼星戏谑道，“当然，还有对杂志做出贡献的低薪工作人员。”
大伙儿笑了起来。嘲笑暗示着他们将会获得奖励，进入下一个维度，因为他们现在卖力工作，献身于Mondo，尤其是那些没有要求太高稿费的作者们。天狼星换了一副更加真诚的口吻，也许是为了科恩，他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些什么。这是一媒体向另一媒体讲述元媒体。
“我不确定这一切将如何过去，真的。”天狼星慢慢讲道，这样科恩的笔能够赶上他的语速。“全部人类是否会发展成一个庞大群体，或只是一小部分，这很难推测。我认为都不会是富有的、枯瘦的白人共和党活到最后。更可能是那些能够应对个人技术的人们，还有那些在自家车库发明科技的人。你必须在你的地下室拥有自己的DNA实验室。”
“我有这个关于新时代人类和电视的理论。”贾斯从椅子上端坐起来，准别好发言。轻松的环境不会减少个人和专业风险。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场编辑会议。
“新时代的人们和Mondo们以及迷幻时代的人们一样，他们出门露营，因为他们害怕科技。因为成长于60年代，父母会拿走电视机作为惩罚。另外，电视成为了电子保姆，扮演着权威角色。我认为必须要观看一定数量的电视，这样才能获得彻底的突变，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们做得还不够，所以成为了新时代人，对科技有着轻微恐惧症。”
这是停顿了一下。房间内的大部分眼睛看向天狼星，等待他对这个理论的判断，可以是一个眼神，或者一项编辑任务。这个想法会成为新哲学病毒吗？
“嗯……也许……”他笑了。没说更多。
贾斯下了楼，掩饰自己被击败的事实。穆女王倒了更多咖啡。在厨房的那个家伙走了。有人在放录像带。瓦尔特现在想知道他喜欢萨拉的什么地方，看了眼手表。不知何故，很难想象这次聚会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游吟诗人。（穆女王后来告诉我，比起在有限时间内我接触道的天狼星同伴们，杂志的业务运营其实更传统，更商业化。）
但也许这就是真正的赛博利亚：不去解决复杂的计算机问题，吸收新的迷幻物质，又或者依靠设计师的萨满之旅而生活。不去学习媒体病毒、混沌数学或者浩室音乐的专业术语。而是搞清楚两个在同一城镇兜售药物的人不会彼此发疯；学会如何将硅谷最繁荣企业的前途与迷幻药使用者的价值观匹配。赛博利亚将夜店变成了现代版的玛雅庙宇，不受警察打扰；它会检查你的银行账户情况，看看是否你的ATM被破解了，搞清楚情况惩罚破解了ATM的孩子们，而不让他成为顽固的罪犯。那些声称自己没有计划的人们的计划不会影响到赛博利亚，还有那些说着空虚、空洞陈词滥调的人。赛博利亚学着将我们文化的真理包装成对媒体友好、只有比特大小的作品中，然后找到编辑愿意打印出来，因为他会觉得很神奇。
应对赛博利亚意味着使用我们当下有限的人类语言、身体、情绪和社会现实，来迎接摆脱这些限制的事物。像虚拟现实、智能吧、超文本、WELL、角色扮演游戏、DMT、浩室、分形、采样、反助兴音乐、技术萨满、生态恐怖主义、形态发生学、视频赛博格、图恩镇、以及Mondo2000等等，慢慢拖动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世界，穿过伟大吸引器的事件视界，直至时间尽头。但就像这些，下一个登上新闻头条或者计算机网络的惊天动地模因可能是一段失败的关系、毒品萧条、或者门口的小便。
对每个人来说，赛博利亚都很可怕。不只是对技术恐惧者，富有的商人，中西部农民和郊区主妇，而是大部分人，那些希望登上信息浪潮巅峰的男孩儿、女孩儿们。
让我们浪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