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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京-函馆
我叫陶一平，现在是一名侦探。
告别了魏兴农，我乘坐出租车来到函馆机场，却没想到因为迟来的台风，我被困在了这里。全日空的飞机已经晚点超过十个小时——手头的烟也抽完了。候机楼里也没有卖烟的地方，我又不敢随便地离开，只好看着那些停在跑道上一动不动的客机发呆。
不过解决了老魏的委托还是让我觉得高兴，觉得之前欠他的人情总算是还上了一点。不过十年里他从未联系过我，虽然我一直把他当作朋友，可我想他并没有把我们之间的交情看得多重。
我和魏兴农相识在1992年，在日本函馆和乙岳部山下某条公路上，那时我25岁。
因为受了大金的委托我一个人跑去北海道，一路上我都在想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要在大冬天跑到北海道来受这份活罪——就在我盯着车窗外斜飞的雪片胡思乱想的时候，车身一阵颠簸，伴随着一声闷响从车底传来，大巴车抛锚了。司机打开车门下车检查，十五分钟后又重新爬回车里，他顾不上把积雪掸掉，就气哼哼地抓起对讲机开吼"八格牙路”。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听力有障碍的老头，抓着我一个劲地问出了什么事，我只好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解释：“车子坏啦，我们得在这等救援了！”一个坐在前排穿运动夹克的年轻人开始不耐烦地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司机两次出言制止他，要他安心坐在位子上“不要给其他人添麻烦”，那个年轻人怒火中烧，一把拉住大巴司机的衣领，吐出一口关西腔：“你他妈的叫我别给人添麻烦，你他妈的给老子添了多少麻烦你知道吗！”口水喷到司机脸上，司机把头一缩，不停低声下气地说着“对不起”。
其他乘客就这样看着他们，车厢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那小痞子先把司机大骂了一顿，才问道：“你要老子等到几点？”司机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公，公司正在调配车辆过来，但是今天的雪这么大，我想，我想可能要等五六个小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五六个小时！你他妈是想把我们都冻死在这里吗！啊？你他妈是想搞谋杀吗？”我实在忍不住了几步走到车门口：“请开门，我要出去抽烟。”司机和小痞子一起看向我。
“请开门。”我又重复了一遍。
“你他妈的……”那个小痞子想要继续发作，我不自觉地把手往羽绒服大襟里面伸，他立刻就闭上嘴。我掏出烟盒晃了晃：“请开门。”
事实证明，站在雪地里抽烟是一件极不明智到我想抽自己一耳光的行为。在我换了各种角度试着打火不下一百次却失败后，我毅然放弃了抽烟这个想法，又不想回车上去，只好站在雪地里研究起公路来——公路上的雪已经积到了我的脚踝，若没有明显的标志，真是完全分不清哪里是公路哪里是公路以外，远眺我们的来处与将去之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素白与昏暗，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怅然若失。
事情要从在此之前的三天开始说起。
三天前，“不动组”的黄蜂仔来到我的办事处，说组长大金有事要委托我——虽然到日本之后我极不想和黑帮扯上关系，可惜应了那句老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吃上侦探这碗饭之前，组长没有少照顾我，人嘛，总要讲些义理人情。
大金是朝鲜人，一张大饼脸，他约我去社团办公室吃龙虾，其实就是我端着一杯麦茶看他坐在老板桌后面大嚼龙虾钳：“陶桑，我就不和你客套了。”他示意黄蜂仔去把东西取来，是一份地图。
“这是哪里？”我问。
“北海道，乙部岳附近的山里，就在函馆附近。”他擦擦沾满油腻的手，“本来这块地已经被一个财团买下来预备造度假酒店，谁知道他们派去做勘察的小队发现这个山沟沟里竟然还住着人，准确的说，是一群没有身份的中国人。”
“是偷渡客吗？”这种事也算是挺常见的。
“也许吧。”他摸摸下巴，暧昧不清地答道，“总之他们就是不想搬走，这就让人很困扰啦。”
“也许他们只是想要钱。”我推测着说道。
“陶桑，这话你不觉得很王八蛋吗？讲道理他们和这块地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一边啧啧地剔着牙一边说。
“可他们现在就住在那，如果让他们立刻搬走，这也是需要钱的。”
“唉，是有这样的道理。可是那个财团的老板是个这个，”他做了个下流的手势，“对你们，当然也包括对我，他都是很看不起的。所以他并不想和那帮中国人谈什么补偿的事，他只要他们能尽快地搬走、迁走、移走，总之从他的地上消失。”
“于是他找到了你。”
“是的。”大金点头，我不由觉得好笑，一个死硬右翼分子因为一群中国偷渡客的事来找朝鲜黑帮来摆平，只因为“不动组”就是专业干这个的而且业绩很好——这真是典型的商人思维。
“那你把我找来是想我去办什么事呢？”我问大金。
大金眉头紧锁，低头盯着桌上的龙虾壳，手指轻扣桌面，过了一会他又示意黄蜂仔把东西拿过来：是一张照片。
“他叫山田洋一，绰号黑狗，是我的得力干将。两周前我把他派到北海道去探路，上周一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他告诉我已经和那群中国人接触上并准备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你们有去找过他吗？”
“去了，我们还报了警。警察带着我们的人去调查过，什么也没有发现。”
“也许是在山里走失了。”我推测说。
“那我也要个确切的消息！”大金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然后在窗户边来回踱步，等到怒气稍消才转头看向我，“我听黄蜂仔说你曾处理过一些奇异的案件，是吗？”
我有些恼火地看向黄蜂仔，黄蜂仔则面无表情地盯着天花板。
“是的，”我只好说，“干我们这一行难免会遇到一些。”我的意思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那就好，”他坐回椅子上，“那你就去北海道出一趟差吧，加班几天，务必帮我把黑狗找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明白吗？”他盯着我，眼神凶狠。
“明白了。”
“蜂仔，你带陶桑去拿点经费。”
“是，组长！”
路上我把黄蜂仔臭骂了一顿，这孙子竟然出卖我，把我在酒桌上吹牛的话拿到大金那里去邀功。只要出了大金的办公室，黄蜂仔这小子就换了一张脸，笑嘻嘻地直向我讨饶：“我也是身不由己，身不由己。”
我假装怒气不消想从他嘴里撬出更多的信息，这小子一如既往地经不住盘问：“黑狗？黑狗和我一样，什么玩意都不是啦。”大金这次前后派了三波人去北海道最后都是音讯全无，无奈之下只好联系当地警察，可依旧是一无所获——这次的失败已经动摇了“不动组”积攒多年的根本，“否则老大怎么会想到要你一个外人去做调查，还想着给你这个外人发枪。”他郑重把一支越南仿制枪用报纸层层包好塞进我的公文包里，“子弹不多，十六发。”
我一脸愕然，一时不知道是拿着还是推回去：“这他妈不就是叫我去送死吗？”
“得了吧，”黄蜂仔哼了一声，“你这家伙的命不是一般的硬，何况，你想把组长的人情背一辈子吗？”
我默不作声，心中掂量着两者的分量。
“如果事情办得好，也许等你回来老大就要和你拜把子了。”黄蜂仔笑了起来。
可现在我被困在了离函馆一百二十公里外的不知名公路上。我本打算到镇子上再一点一点调查起来，看来明日之前恐怕无法到达目的地。更麻烦的是我现在也无法联系到之前约好的线人，他恐怕也会因为我的失约而离开那里。
妈的，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现在要跑来北海道受这份活罪？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远远的，我听到柴油发动机轰鸣的声音，随之精神一振，使得我这副差不多快要被冻僵的身体竟因此有些活络起来——我眯起眼睛用力去看，一个灰色的车头渐渐从雪雾中出现，我呼喊着并挥动手臂向司机示意，而他似乎也注意到了我。车缓缓停下，是一辆老旧的轻型卡车，车窗后面是个把头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家伙。
“怎么啦？”声音从围巾后面传出来。
“大巴车抛锚了，我们被困住了。”
“好好在车上等救援，不要下车乱跑。”
听着他略带口音的日语，我试着用中国话问：“是中国人吗？”
他看着我眨了眨眼：“是的。”
“您知道中国村吗？”
他又端详了我一会：“我就是要去那。”
“能载我一程吗？”
“你有啥事？”
“我去找个人，帮帮忙吧，老乡！”
得到卡车司机的许可之后，我飞快地爬上大巴拿了行李，看了一眼那个被大金派来盯我梢的小痞子，在一车继续沉默的日本人的注视下坐上了卡车。
司机叫魏兴农，祖籍在辽北，现在是北海道农民：“你要去村子里找谁？”
我把山田洋次的照片拿出来：“我要找这个人。”
魏兴农看了一眼：“不认识，是个日本人？”
“啊，是啊。”
“你是中国人？”
我挠挠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的，我也是从东北来的。”
“那你干嘛来这山里找个日本人？”
我只好如实相告：“为了钱。”
魏兴农没有再作声，车在山里转了一个多小时，路两侧终于又出现了房舍和炊烟。轻卡减速驶入村道，最后停在一间简易房前面。魏兴农熄火下车，打开车斗的围挡，我也连忙下车帮忙。把东西卸完，我们坐进客厅里，他给我倒上茶，我给他让了支烟，于是乘机仔细询问起村子的情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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