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当布拉哈格遇见塔可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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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翻译英文文章，由于我的英文水平和中文水平都不高，所以文章的易读性可能很差。还请大家海涵。：D
正文
在讨论会结束之后（在1983年的特柳赖德电影节），他们请塔可夫斯基来看了看我的作品。我很紧张，我警告过比尔潘斯（Bill Pence），塔可夫斯基可能不会喜欢我影片。当时他们在谢里登（Sheridan）酒店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大概有六英尺乘十英尺那么大，里面摆着一张黄铜做的床，一张放投影仪的办公桌。房间里有9个人，放映员，在他旁边的是波兰动画师兹比格涅夫·雷布琴斯基(Zbigniew Rybczynski)，他的作品《Tango》是今年的奥斯卡奖得主；俄罗斯电影学生和塔可夫斯基的助手：奥尔加（Olga），一个有魅力，丰满的女孩。然后我坐到角落里，离得越远越好，塔可夫斯基坐在我旁边，再然后是他的夫人。此时房间只剩下床是空着的了，简（Jane）和克日什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躺在床上。
每一个人都盯着那褪色的深褐色碎花墙纸，也就是即将放映我的短片的地方，大约一个电视的大小。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房间，房间的窗户被黑色的窗帘遮住，没有空气流通，再加上放映机的温度，房间里很闷热。但是这些比起即将放映的片子来说不值一提。
第一个短片《Window Water Baby Moving》是(1959)。一开始我很紧张，因为奥尔加在我高处的办公桌上抖来抖去。因为我见过一些人在看这部短片的时候昏倒了，也许她从来没有见过生孩子的场景。接下来我看到塔可夫斯基的夫人在看到一些分娩细节的时候把头转开。
一开始我害怕有人会晕倒，然后我害怕会冒犯到塔可夫斯基夫人。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差点在南达科他因为这件事被杀了。我放了电影，然后一群人冲我开枪就因为他们认为我冒犯了他们的老婆。所以我变得很紧张，但是我没有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塔可夫斯基开始说了一连串的俄语，扎努西回答了他，不管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出来他很生气。在他们说了很久之后，简突然问道：“发生了什么，他在说什么？”于是扎努西开始翻译塔可夫斯基的话。
“好吧……”
我们都在等待扎努西的回答。
“他说……”我们的心都提了起来， “他说‘艺术’必须有一种神秘性，刚刚我们看的短片作为‘艺术’来说太‘科学’了。” 
这没有太困扰我，我告诉扎努西告诉塔可夫斯基稍安勿躁，我们马上又有一部短片要开始播放了。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片子是《Dog Star Man, Part IV》（1964）。 它看起来不会很“科学”的。
接下来放映员开始放映，房间又热了起来， 《Dog Star Man, Part IV》（1964） 开始播放。 塔可夫斯基突然在我手绘胶片的那部分内容开始的时候大声说起俄语。显然他看起来生气了，他来到这里之后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他开始用惊人的语速抨击这部作品。
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用每一个我听过的论点批评了我的作品。从“这是皇帝的新衣”，到“播放速度太快伤害眼睛”，又到“这是纯粹的自我放纵”，接下来是“电影不过是一种中介艺术”。进入到一些细节的评价，“这颜色像屎一样”、“这画的是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接下来的《Untitled No.6》（1975）我相信会让他有所改观，因为它是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为灵感来源的。在这部短片里可以看到光缓慢地从不同的房子上飞过，从兔子的眼睛里，从翅膀染血的鸡上，全部都在这充满暗喻的组合里。但是这些让塔可夫斯基更加生气了，现在他开始大喊，他站了起来，又坐了下去，他一边看着墙壁一边朝扎努西大喊，他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即便我的肩膀就靠着他。
与此同时，简和塔可夫斯基的妻子牵着手大笑，好像在看一场斗鸡。我必须说我已经把自己全部展示出来了，我从我的脑海里找不出任何一个答案来应对这种情况，即使我已经有二十五年在公共场合被爆揍的经验了。与此同时我甚至听到了塔可夫斯基对于创新的谩骂，我想你应该不会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听到这种评论。
我说：“你觉得塞尚会怎么评价我的作品？”
他回答道：“我觉得布拉哈格先生清楚地知道塞尚会说什么。无论如何，创新是鲁莽且毁灭性的。”
接下来是《Made Manifest》（1980）。 它只是海浪混杂着闪光。此时，房间里充满了说话声，闷热，以及辐射。我感觉我们可以把整座小镇都吹走，不只是那些乡下的地方。十九世纪的景观在我的脑海里定格，那里连电话都没有，就连塔可夫斯基最狂野的布景里都有电话，就连造访区里都有电话铃响。现在这个房间已经被锁死了，没有出去的方法。
这个过程很折磨人，那个波兰动画师没过一会就会丢出一两句评论，扎努西根本不想去翻译，因为他说个不停。
我可以开始发笑了，但是我的心彻彻底底的被伤害了。我希望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没有影片打在过这荒诞的墙纸上，没有这些愤怒的美学……
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放弃，接下来的节目是《Arabic 3》（1980）。
我记得我说过：“等一下。”就像我在《Window Baby Moving》结束的时候说的，我有一些纯音乐要放。因为塔可夫斯基在反驳这根本不是音乐，“它有符号，它有可以被命名的事物在里面。”这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论点，也许是我听过最聪明的之一，但是这个论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我做的这种电影。
《Arabic 3》开始播放，也许它是最能激怒塔可夫斯基的了。 
“这是什么？什么意思都没有的东西，它只是在变化！”
我回答道：“闭上嘴然后开始认真看，你能看到一条有旋律的形状在屏幕里面找到平衡。”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对你电影的音乐可是很有建树的……”
“可是这压根就不是音乐。 ”他说个不停。
此时此刻，我认为只有一部电影能有机会入安德烈的法眼。最后一部我还没有展示的《Murder Psalm》 （1980）。 我站起身来以表示我们可以开始最后一部短片了，该说的已经够多了。我向所有人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做这部电影以及其中至少我希望可以达到的视觉效果。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真的向我表示了一定的尊重，在播放的过程中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这他们的安静变成了愤怒与尖叫。当我说“他们“，我指的是扎努西在附和塔可夫斯基的时候加入一些自己的评论。唯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奥尔加对我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机会看到像这样的作品，在俄罗斯有三本关于你的书，但是没有人真的有机会亲眼看到你的作品。如果我回到俄罗斯之后告诉大家我亲眼看过了你的短片，大家就不会让我谈论其他的东西，也许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接下来，更讽刺的事发生了。我们必须坐下来去看一个俄罗斯移民的电影。我们必须去忍受那愚蠢的，没有感情的电影。一个肥胖的俄罗斯女孩找不到男朋友，也去不了美国。我感觉就像坐了十个小时，即使这只是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我确实听到了塔可夫斯基对那个移民说这是他看过最最最最最愚蠢的电影。
他们接下来没对我说什么了，电影放映结束之后他们都离开了房间。翌日，那个波兰动画师给了我一瓶伏特加，接下来转身回去和他的朋友们交谈。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表达他对昨天放映的感受。
我不是很确定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的感受，但是我还是说了OK。他开始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就像奥尔加说的，这不是艺术的一次全面变革。无论如何，他说，这与艺术无关，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塞尚，而是达盖尔和纳皮尔。纵观人类历史，人类只想把他们自己投射进永生中。发明轮子所代表的精神和拉斯克洞窟的壁画是一样的，而现在，真正的艺术家是那些技术人员，所有人都能得到永生。
他不让我说话，并且花了一个小时去讲世界历史。终于我说道：“不让我说话我就走。” 所以翻译员不再翻译他说的话，我终于有机会开口了。他说艺术家摧毁了生态，就像以石头的视角来看，被米开朗基罗雕刻过也是被摧毁了。我说道：“Jean Cocteau的《Orpheus》，我看过那部电影。”他的脸涨得通红。
他的论点是科技并不会是毁灭性的并且我们将得到永生。所以我说道：“你意识到了制作电影时对生态的毁灭吗？这是对开采银矿、采摘染料、制作化学制品的人的奴役。你怎么能够以这种心态去做电影呢？为什么你怎么能去等更新的科技？ ” 
他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做电影也从来不是他的工作，但他确实很擅长就是了，他也是一个好的演说家。此时此刻，我说我希望他应该抽时间去看一看我的电影，因为我不是任性地去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他们需要安静地去看，而不是一直在那边逼逼赖赖的。不要把昨天拥有这种“音轨”的版本当作我作品所表达的东西。
他看起来有点迷惑，接下来他说：“你不知道塔可夫斯基昨天一整天都在说这些吗？他们忍受了两个小时，但是他们在结束后也一直在讨论！”他说他认识安德烈很久了，人们都觉得他自从安德烈卢布廖夫的拍摄之后就不再开口说话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塔可夫斯基说过这么多的话，也从见过他这么激动过，他羡慕死了。
我感到非常高兴有机会能从这个波兰制片人的视角看到昨天的情况，一个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