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达尔文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富裕家庭中。他的祖父是当时知名的动物学家,但儿时的达尔文对玩乐的兴趣远大于学习。“你整天不是打猎、养狗,就是抓老鼠,你这样会让自己和全家人丢脸的。”达尔文的父亲曾对他这样呵斥道,那时没有人能想到这样一个顽童最后能有资格被埋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与牛顿齐名。
1825年16岁时,达尔文被送去爱丁堡学医。尽管他依然没能提起对专业的兴趣,在得到医学学位前便离开了。但他在此之前认识了罗伯特·格兰特,跟随他进行了多次野外考察,在观察和描述生物方面得到了全面的训练,并通过其接触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离开爱丁堡之后,父亲建议达尔文去剑桥担任乡村牧师。虽然达尔文没有坚定的信仰,但这一职业舒适的生活还是吸引了他。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在业余生活研究一下自然。那时的他对收集甲虫简直走火入魔。
直到收到亨斯洛教授的邀请,达尔文登上了“贝格尔号”(又译作“小猎犬号”)——这艘今后将与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军舰。起初达尔文的父亲并不同意,达尔文只好向舅舅求助才抓住了这次机会。即便舰长最开始只是认为需要一个“绅士”作伴,度过无聊的海上生活,但这五年的旅途让达尔文踏上了真正属于他的人生道路。
达尔文的登船礼物是查尔斯·莱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书中提出的“自然法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应该是相同的,微小缓慢的变化在长时间跨度下会导致巨变”的观点无疑对达尔文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贝格尔号”的旅程又一次次让达尔文惊呼“莱尔学说的惊人优势”。
旅途中,难耐寂寞的达尔文紧抓每一个上岸的机会,每到一处便尽可能带走所有他能带走的昆虫、岩石样本和化石,并把观察结果详细地记录在航海日记里。
1832年9月,“贝格尔号”抵达了布兰卡湾。在这里,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硕大的头盖骨,最终他意识到这属于“大地懒”,一种早已灭绝的体型接近大象的生物。加上其他地方发现的化石,此时的达尔文已有资格进入英国的科学界,他便将这些骸骨化石立刻运回英国,而他的老师亨斯洛教授也借机向人们全力推介达尔文,让他在科学家们中间声名鹊起。邀请纷至沓来,其中包括达尔文无比崇拜的莱尔。
此时的关键的问题已经开始在达尔文脑海中浮现:为什么某些物种会在某个地理区域被发现,而与之相似但又略不同的物种却往往居住在另一个临近区域呢?1835年,达尔文随着“贝格尔号”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他注意到这里的生物和他在大陆见到的非常不同。而在这里的发现为他将来的理论提供了大量的支撑。
1836年,达尔文回到了英国,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1837年搬到了伦敦后,他积极地参与当地的科学活动,被选为了地质学会和雅典娜俱乐部的会员,结识了各方名流和专家。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他邀请了许多专家来研究他沿途收集的化石标本,其中便包括理查德·欧文,以及约瑟夫·道尔顿·胡克——今后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园长。而他自己则担任所有相关出版物的总编辑,同时润色自己的游记。
在和胡克的交流后,达尔文认识到自己在分类学方面的欠缺,于是下决心投入到了当时分类界定还十分模糊的海洋藤壶的研究。达尔文耗费了8年多的时间,出版了四卷本专著《蔓足亚纲》,巩固了他作为科学家而不仅仅是业余爱好者的身份。
对藤壶的研究让达尔文注意到了物种内部的变异,他震惊地发现“每种动物的每一部分竟然都有某种程度的变异。”哪怕是同一物种的生物也会在细微之处有差异。
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决定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1838年7月,他在一张纸上分列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处和坏处,然后决定结婚。几个月后,他向自己的表妹艾玛求婚了,次年1月举行了婚礼。
1842年,达尔文和艾玛已经育有两个孩子,并即将迎来第三个。他们举家搬到了乡下,住进了被称为“唐屋”的房子中。在唐屋的花园里,达尔文开展了有关种间竞争的实验。但随着年岁增长,达尔文的健康状况也在下降。
从“贝格尔号”归来之后,达尔文又逐渐认识到哪怕物种内部也存在大量变异,同时大多数物种产生的后代只有一小部分才能活到繁殖阶段。在漫长的时光里,他不断地将自己的观察、思考和仍不完善的想法写进他的笔记本里,对生命的法则做了初步的推测。他已坚信物种会发生变化,进化会自主发生,无法预测走向。但只有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存活下来,即他称之为“物竞天择”的机制。而多年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1864年出版的《生物学原理》又在他的基础上提出了“适者生存”。此时达尔文对进化的解释虽然仍不完善,但已与拉马克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区别。
1842年,达尔文写了一篇自称为“铅笔草纲”的文章,并在之后几年中不断扩写。他明白自己为人类对进化的理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专门嘱托妻子存下足够的资金用于在他意外离世后请人帮助出版“草纲”。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在各处寻找足以支撑自己理论的证据。
1844年,达尔文首次把自己的想法吐露给了胡克,得到了胡克的支持,在这之后又分享给了伦纳德·詹宁斯。
但即便如此,达尔文对真理的洞察在十几年中都没有呈现在公众面前。如今的我们已然不知道真实的原因,只能猜测是达尔文担心由此引来的负面反应,还是自认为理论仍有待完善。
1856年,达尔文将自己对物种进化的想法告诉了莱尔。在莱尔的催促鼓动下,达尔文才正式开始写作。
1858年,在马来西亚工作的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独立得到了和达尔文相同的结论,写信寄给了达尔文,并请求他转递给莱尔。达尔文读过后失望至极,认为自己二十多年的研究即将被华莱士掩盖。即便如此,他依然在哀叹中将华莱士的发现转交给了莱尔。
7月1日,林奈学会召开了一场特别大会。胡克和莱尔为了让达尔文和华莱士的理论贡献都能得到认可,他们宣读了达尔文1844年的论文和1857年的一封信中的理论概述。同时宣读了华莱士的《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型的倾向》。这场会议的两位主角却均未出席。达尔文忙于儿子的葬礼,而华莱士仍原在马来西亚。所幸华莱士足够大度,欣然接受了这一安排。
然而,这一被现代科学认为地位无与伦比的理论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时任林奈学会会长的托马斯·贝尔甚至说当年“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惊人发现”。
自理论正式公开后,达尔文终于决定撰写一部著作。他最初计划全面详尽地呈现,但最终不得不压缩成“摘要”,尽管如此,这部“摘要”依然有很大的篇幅。1859年11月,惊天动地的《物种起源》正式出版。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向全世界呼喊出了自己的结论:进化是存在的。并且大胆推测地球上所有生物都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
如达尔文所料,此书激起了学术界的剧烈争论。但出乎他意料,本书在非专家读者间掀起了巨大的轰动,迅速售空。虽然这本书为他招来了无数的批评,他本人大多没有直面锋芒,而他的几位好友始终为他不断冲杀,赫胥黎更是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与之相对的,包括理查德·欧文在内的几位好友也成为了达尔文最顽固的批评者,随时间流逝甚至变为了不可调和的敌意。
1871年,争论渐息,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书中他更进一步地提出:人类也是进化而来。并推测人类的早期祖先来自非洲大陆。
尽管成就已然颇丰,达尔文的理论仍有缺陷:没能揭示遗传变异的本质,而陷于了泛生论。事实上,这一规律已由同时代的孟德尔揭晓,但命运没能让达尔文见证。
这之后,达尔文仍继续着自己的研究。直到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辞世,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傍于艾萨克·牛顿。
上面的内容其实是我的《生物学史概论》课程作业,稍作修改分享给大家。进化论被公认为生物学史上最重要的假说,达尔文也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进化论帮助人类认识了自己作为一个物种在世界中的位置,为唯物主义奠定了无比可靠的基石,还具有其他科学理论无法比拟的社会意义。
但至今进化论仍受到各方质疑,诚然对既有科学理论的质疑是科学进步的巨大动力,但对进化论的质疑除宗教外大多来自于对进化论一知半解的人,因此这些质疑无疑是无用甚至是可笑的。作为生物方向的学生,始终觉得自己有科普进化论的义务。
很多人意识不到,进化是一个极其漫长且连续的过程。比如现代意义上的人类目前认为最早出现30万年前,也就是说这30万年间人类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被认为是同一物种。
需要明确的是:进化论是基于已有证据对生物遗传做出的一种假说。是的,它是一种假说,而不是既定事实,只要有切实的证据,是可以被证伪的。但是!但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化石等证据都不能证伪这一假说,而且随着化石发现的越来越多,能够支撑进化论的证据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进化论至今是最可能正确的理论。
进化的两个核心内容就是变异和遗传,变异是生物产生不同于祖先的性状,遗传则是生物和祖先相同的性状。了解进化论需要对几个理论做一下区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现代意义的进化论。
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 指生物个体在生活过程中,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产生带有适应意义和一定方向的性状变化,并能够遗传给后代,强调用进废退。 举个例子就是长颈鹿本来是“短颈鹿”,为了吃高处的叶子,努力伸长脖子,于是这个个体就发生了变异,脖子越来越长,它的后代脖子也像他一样长。
相信到这里有些读者已经疑惑了,觉得这和他们知道的进化论没有区别。如果你有这样的疑惑,其实就可以说明你对进化论的了解并不准确,很多人也和你一样,脑海中的进化论实际上还停留在“获得性遗传”的水平。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获得性遗传”有几个明显且重要的区别。首先变异是发生在遗传过程中的,“短颈鹿”A和“短颈鹿”B生下了“短颈鹿”C,“短颈鹿”C和父母相比任何不一样的地方都称为变异。其次变异实际上是随机的,被环境选择才能被遗传给后代,“短颈鹿”A和“短颈鹿”B生下了“短颈鹿”CDEFFG,但CD的脖子比AB长一点点,E的脖子和AB一样长,FG则比AB短一点点。低处没有叶子的时候,FG就比CDE更容易饿死,生下后代的机会更少;CDE能吃到高处的叶子,更容易活下来。
如果好几代都只有长脖子的个体能活下来,那么这个物种的脖子平均长度就会慢慢变长,直到第N代和AB产生生殖隔离,即放在一起不能产生可育后代,就认为N是不同于AB的新物种,这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通常会有几百万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从AB到N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以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几乎不可能明确地说新物种出现在哪一代。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是一个极度简化的模型,生物应对环境的方法不会只有一种,比如可能有“短颈鹿”的牙比其他“短颈鹿”结实那么一点,那这些短颈鹿就可以靠啃树皮获得生存的机会,慢慢地(非常慢)就和其他“短颈鹿”产生了分化,其他“短颈鹿”的后代在遥远的未来(非常遥远)就变成了长颈鹿,这些靠啃树皮活下来的长颈鹿的后代在遥远的未来(非常遥远)就变成了“硬牙鹿”。
至此已经与现代进化论基本相同,但如小传中所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没能揭示遗传变异的本质,最终陷于泛生论。达尔文认为生物体中的每个细胞都带有某种遗传的“泛子”,让后代相同位置的细胞获得亲代的特征。而这一缺陷将由他同时代的孟德尔和后世科学家完善。
孟德尔和豌豆的又是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在此就不细讲。总之,孟德尔借助豌豆发现的遗传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被称为遗传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提出了基因(遗传基本因子)的概念,揭示了遗传本质,加上摩尔根发现的连锁互换定律,合成遗传三大定律,是现代遗传学的基础。
基于遗传学,我们发现生物体的每个细胞都有着全套的遗传信息,只是生殖细胞会将其用于繁殖而已。遗传就是后代随机获得父母的一半遗传信息,过程中又发生承载遗传信息的DNA易位,倒位等许多复杂的变化,产生与父母不同的性状,即为变异。
同时,现代遗传学也发现了被称为“表观遗传”的现象。传统遗传学认为变异完全是由基因序列的改变引起的,从而导致表型发生可遗传的改变;而表观遗传学则是指在基因序列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表型的变化。这是因为承载基因信息的染色体被修饰了,如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乙酰化等。这种变化是可以在后天环境中产生的,所以可以说“获得性遗传”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少数特定的形状的遗传上是成立的。
科学理论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便现在人类依然在发现新的知识来填补我们,而这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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