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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通常意识不到，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战争塑造的世界里。” ——MacMillan, M 2020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之中，战争都是文明演进之路上的重要主题。随着每次战争的开始与结束，那些受到战争影响的国家都会迎来程度不同的社会变动。在战争的火焰燃尽之后，那些法律，意识形态或是社会结构都仿佛会随着那些古旧的楼宇坍塌，而后又在战后的废墟之中被重新建起。
然而，历史可以被系统地记录，但一个民族或是群体的情绪和思想并没有那么容易表于纸上。当我们想要剖析战争对于“人”的具体影响时，流行音乐作为精神世界的一种艺术呈现，便成为了我们解读和理解战时社会变迁的重要媒介。从二战到越战，西方世界的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流行音乐的随波逐流也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文化，社会与战争之间的层层关系。
二战后：披头士，反主流文化与英国社会的重生
二战后：披头士，反主流文化与英国社会的重生
战争导致的动荡的社会背景是孕育新意识形态的土壤，它塑造了音乐，并反过来被流行音乐中的“流行”所深刻映射。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伟大的大英帝国从工业革命的成功中崛起。而浩荡工业化所产生的大量的工人阶级人口，逐步冲击着英国社会的基本—阶级制度。就在那时，古典音乐中的元素，那些只属于地位较高的人的音乐被融合进大众文化，工人阶级的铜管乐队（Brass bands），中产阶级的客厅音乐（Parlour music），脱离了神话轶事涉及政治内容的民谣（Broadside ballads）。
这些新生的音乐形式很快被各自的阶级接受并推广开来，标志着音乐的角色，正逐渐从传统的被精英阶层操纵的传播工具，转变为一种属于个人或小众群体的独立表达方式。
1945年，英国以沉重的代价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态都受到重创的当下，建制派试图恢复传统的社会秩序——阶级制度，来再度稳固他们对国家的掌控权。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打开了道路，为他们带来了更多本不在他们手中的权利，于是在英国，意气奋发的中产阶级开始质疑保守的阶级制度，英国权力系统的基石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英国因为战争几乎处于破产边缘，并随着战后的工业和制造业陷入衰退，中下层和工人阶级彷徨在了艰难的生活之中。
艰苦的社会背景如同牢笼，压抑着人们内心所有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直到有一天，他们的思想可以通过一种强大而民粹的媒介——音乐，来表达。在中产阶级的积极行动下，英国的宗教力量逐步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媒体变得更加不受过滤，而音乐可以不用再受冗杂且陈腐的审查，允许表达更激进的观点。于是继美国之后，摇滚的热潮席卷而来，与1959年前后迅速成为英国流行音乐的主流。
那些寄托在艺术之中的呐喊与精神是那些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的年轻人高举的旗帜，饱含他们对战争废墟上的艰苦生活以及过时的阶级制度的愤怒。从社会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民主取代君主制和精英主义的过程。以文化、公民自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题的英国青年群体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反文化思潮。
就在此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之一披头士诞生了。
披头士的成功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时代所以产生的压抑背景，与其说披头士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倒不如说那些处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年轻人们正在迫切地等待某些人的出现，他们有才华，有创造力，而最重要的是，必须来自于这些工人子弟的阶级，作为他们的代表，站在时代的山峦上。他们的成功是由一个社区、社会又或者是整个时代的声音召唤而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流行的程度反映了某首歌曲在整个社会引起的共鸣程度。
所以当披头士们在《Please Please Me》中唱着“请取悦我，就像我取悦你一样”，英国青年们也在那时开始抛弃琐碎的传统，关注自己，拥抱时代趋势下的自由主义和现代化。
1963年，甲壳虫乐队在皇家文艺汇演上进行了表演，作为英国年轻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站在了皇室成员的面前。“下一首歌，我有一个请求，坐在便宜座位上的人为我们鼓掌可以吗，剩下的人，把你们身上的珠宝弄得叮当响就可以了。”
约翰·列侬（John Lennon）在当时说的这句话引的全场哄堂大笑，而在那一刻，这个恰当叛逆的笑话正体现了在英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的阶级冲突的缓和。
重复是披头士早期音乐中一个常见的表达方式。“Come on，Come on”【Please Please me, 1963】，“Love, Love me do.”【Love Me Do, 1962】, “I wanna hold your hand, I wanna hold your hand.”【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1963】，重复歌词的功能是加强情感及记忆和体现思想的肯定。而更有价值的是，四位年轻、成功、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反复赞唱的那几句积极又鼓舞人心的歌词，更像是一种鼓励，鼓励那些和他们同样的年轻人脱离战争的阴霾，勇敢地走向现代、自由的新时代。
越战：社会动荡与流行音乐崭新的二重身份
越战：社会动荡与流行音乐崭新的二重身份
娱乐一直是国家资产。和平时期无价，战争时期不可或缺……所有在娱乐行业工作的人都在建立和维持国家的士气，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Jones，JB 2006】
这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43年与电台中发表的一段讲话，它展示了曾经美国当局看待音乐的一种方式。在那时，音乐被当做一种战争中的多面道具，在战时，音乐可以用来鼓舞前线的士气，也可以用来稳固后方士兵的心理状态，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能够期待稳固民众心态的作用。在战后，政府，尤其是战胜国家的当局，会请音乐家制作颂歌，用来记忆历史，且震慑和警告国内及国外潜在的敌对势力。当时，音乐的制作、使用和发行基本上都是由权威机构所决定的，二战期间，那些战争中国家的电台里飘扬的爱国主义音乐，便是当时流行音乐的主旋律。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越战，开始发生了转变。
越南战争标志着流行音乐的立场从支持战争转向反对战争的转折点。二战后，人们亲眼目睹或者经历了战争带来的痛苦，反战情绪深深扎根在人们的脑海中。与此同时，全面开放的媒体让人们可以在公共场合表达更多的意见，随着新一代的成长，反主流文化和批判思想的出现，这一切使音乐在民众手中获得了新的角色，即一种艺术化的，且世俗化的，向美国政府表达反战情绪和批评思想的媒介。
在历史学教授特里·H·安德森（Terry H. Anderson）的文章《美国流行音乐与越南战争》（American Popular Music and the War in Vietnam）中，频繁出现在反战抗议游行中的抗议音乐被描述为“当战争激烈时，力量、统一和表达的源泉”、“人民的声音”和“摇滚乐乃是那革命的诗歌”【Anderson，T 1986】。
作为摇滚音乐的先锋人物之一，鲍勃·迪伦（Bob.Dylan）尽管从未参加过任何抗议活动，但他或他的歌曲依然被视为反越战抗议行动的代表之一。
越南作曲家协会副主席陈龙安(Tran Long An)说：
“鲍勃·迪伦的音乐开辟了一条道路，让音乐成为反对越南战争、反对不公正和种族主义的武器”【BBC News, 2011】。
事实上，鲍勃·迪伦的音乐确实证明了流行音乐在战争时期被人民赋予的新角色，即一种理想化的和平主义之声，但一旦性质牵扯到势力之间的对抗，尤其当音乐作为一种千人千面的艺术，其使用和解读的不确定性让它在政治对抗中的身份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纯粹的和平主义者来说，音乐是用来传播美好理念，反对政府战争行为的媒介。但对于抗议行动中的坚定左派来说，音乐也能够成为激进份子背后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凭依。1965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加剧，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灾难性的衰退，警察暴行、学生暴乱和街头冲突取代了曾经和平的反战示威，成为了美国反战运动的主旋律。
在许多反战集会中，组织者都会请音乐家或者邀请参与者一同表演抗议音乐。其中有些歌曲的含义与它们要表达的和平理念相同，而有一些则会以一种激进和挑衅的方式被表现出来1965年。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标榜为“为和平而唱”(Sing-In for Peace)的大型反战音乐会中，60名表演者和4600名观众表演了一种内容低俗的抗议音乐《为和平而杀》(Kill for Peace)。其内容唱道：
“If you let them live, They might love the Russians. Kill, kill, kill, Kill 'em, kill 'em, strafe them gook creeps!”
不论这首歌的本意是什么，那些性质恶劣的歌词都多少会引起政府和抗议者两者的负面情绪与攻击欲望，这无疑加剧了矛盾，而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非是一个罕见案例。作为结果，当局对反主流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而激进的左派也为此不断反击，无止境的挑衅与冲突形成恶性循坏，革命取代了爱与和平，成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旋律。
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是通俗的、民主的、易于传播的，它与演讲、会议或演示相比，一段吸引人的音乐能更有效地团结一个群体，解决或加剧冲突。对于那些单纯的被音乐的号召力所拉扯，沉浸在反主流文化美梦中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他们通常都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更难在破坏与抗议、革命与革新之间划清界限。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信徒，他们相信音乐，或者至少相信摇滚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反主流文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因此他们希望地位较高的音乐人也站出来为他们发声这一系列的需求关系也让流行音乐在政治事件中的重要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
1968年8月，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大会上，逐渐不受控制的警察暴力事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武力冲突，这场剧变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的日益政治化和新左派意识形态的兴起。就在那起事件不久后，甲壳虫乐队发行了一首名为《Revolution》的新单曲，把青年文化在政治威胁下的挣扎倾诉而出。
你告诉我这是革新，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到毁灭，请你就别算上我的份了。 You tell me that it’s evolution,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when you talk about destruction. Don’t you know that you can count me out.
这是约翰·列侬的回答。对于那些强硬的左派来说，一直被他们视为代表之一的列侬亲口用音乐否认了激进左派的行径，用一句歌词与他们划清界限，拒绝为他们发声，这样的回答无异于一种赤裸裸的背叛。但对披头士自己来说，这是一份声明，是对他们纯粹的乌托邦式的音乐理解的一种澄清，那就是音乐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爱与和平之上。
我也认为音乐本身是纯粹的东西，没有繁多复杂的性质，但是，随着流行音乐和音乐家主动或被动地在政治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时，流行音乐也不得不被用来参与政治活动，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
根植在音乐本质中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现实意义
根植在音乐本质中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现实意义
流行音乐中纯粹的理想主义能够唤起人们克服现实苦难的意志和力量。在歌曲《Imagine》中，约翰·列侬描绘了一个没有“国家、宗教和财产”的世界，这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式表达。列侬只是在单纯地自我陶醉般地想象一个美好的世界，显然这首歌中所有的歌词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对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帮助，但也正因为如此，毫无顾忌地描述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乌托邦和幻想之地，尤其当人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本身就是一件充满意义的事情。
在许多与战争有关的幻象故事中，音乐经常被塑造为解决各种不可调和的的一种解决方式。主人公克服各种磨难，直到最后，一首美妙的歌曲在故事的高潮被歌颂而出，所有的矛盾就此化解。这是许多电影、小说和动画中的经典情节，比如《机动战士高达》系列和《超时空要塞》系列。
这一点不能被用来证明音乐在解决政治问题和国际冲突方面的潜力，但它清晰地表明了人们普遍地具有一种期望和信念，既音乐是一种具有非理性力量的情感介质，它能够帮助人类超越许多当下的政治困境，如阶级矛盾、贫困和战争。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们愿意相信，音乐可以是一种奇迹，这份相信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在充满政治问题和暴力冲突的现实中，纯粹的理想主义牵引出来的精神和力量显得同样纯粹，且无价。这样的说法不是“对于社会领域或政治领域中理性问题的逃避……相反，它‘催化，帮助，授权那些有着真正行动能力的人，并赋予他们更进一步的力量’”(Fast, S. and Jennex, C., 2019)。
《We Are the World》是一首著名的慈善音乐，由那个时代许多著名的音乐家为非洲饥荒募捐而录制。这首歌在1985年一经问世便获得了无数的成就和经济收益，从而为处于饥荒下的非洲筹集了6300多万美元的援助基金。2010年，另一群著名歌手组织翻唱了这首歌，以援助因为地震而支离破碎的贫困国家海地，帮助海地尽快地从天灾的打击中复苏过来。直到2020年，这首歌的最初制作人之一莱昂内尔·里奇(Lionel Richie)积极地建议了制作第三个版本，在全球新冠疫情严峻的状况下传达让全球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并为一些贫困国家的抗疫活动筹集资金。“我们是世界，我们是神的子民”，心愿化作歌声，以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声音被歌颂出来，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
流行音乐与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样被隐藏在被战争牵动的一轮又一轮的社会变革之中。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流行音乐可以被认为是引领青年文化的精神旗帜，也可以是激进的政治武器与革命工具，又或者是给人带去现实力量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表达。透过那些于不同的时代被人们所热爱的流行音乐，我们去思考、理解和感受，从歌词中思考他们的所思所想，从旋律中理解他们矗立在社会楼厦下的情绪，从理念去感受他们面对过的活生生的时代浪潮。
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有力证据可以证明音乐能够直接结束一场战争，但无论多么的有限，每一首参与在和平社会运动中的，每一首反对战争暴行的音乐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许，当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相对于当年更加和平的世界中时，音乐与世界已经在逐渐达成曾经的那些人们所相信的奇迹，“这个世界将会紧紧凝聚在一起”（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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