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设计师 Pippin Barr 所在的魁北克 Concordia University 的游戏研究与设计跨学科平台 TAG 的工作方式是我对自身方法命名的来源,他们有开展使用游戏进行的诸如对赌博的电子游戏社会学研究、通过游戏设计探索人工智能形式的不可靠的用户界面等:
游戏研究无疑是 TAG 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有许多教师和研究生积极从事游戏研究工作。然而,TAG 一直对关于游戏和可玩媒体的学术研究有着更广泛的理解。特别是,我们非常强调制作游戏(和类游戏体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加拿大,这种学术研究方法被称为研究创造(Research-Creation),是一种公认的研究方法。
而当然,作为一个认同数字人文宣言 2.0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 (2008) 的在野研究和创作者,落日间提倡一种研究与创作、理论与实验、多种媒介共同作用的混合,就像是《非平面》用漫画写作学位论文,《电影史》用电影书写电影史,Jesper Juul 与 Gualeni 也用游戏自身去谈论和做游戏研究,希望这部分的工作能有所启发,让一种「非正统的」但却饱含生命力的学术/创作得以生长。
译按
Artistic Research 这个传统在国外已经有接近了三十年的讨论,而对其的翻译在国内也并没有完全确定。
先前 陈淑瑜丨可以正确地误解我吗?——对“研究型策展”的思考 中将其翻译为「艺术研究」,而科技史在介绍其期刊 Journal of Artistic Research|期刊 时则译作「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为了避免造成误会(对艺术的研究),且基于通俗化的传播理解,在此采用后者,并且在短语中使用为「艺术式研究」以区分。而实际上也有其他表述诸如:「基于艺术实践的研究 art practice-based research」,或「作为研究的艺术 art as research」等等。
为入门,Peter Tepe 采取了一种有限范围的示范性方法:他从《「用艺术方法做研究」作为一种美学科学:对科学和艺术的跨学科混合的贡献》(Kunstforschung als ästhetische Wissenschaft)一书中选择了不同的有意义的引文,这也与即将进行的讨论有关。所选的引文一方面传达了关于艺术式研究的整体信息,另一方面则是试图确定其定义性的特征。
[......] 艺术研究、艺术式研究或基于艺术的研究是目前流行的术语,但我们可以猜想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关注国际辩论[......],我们可以确定一系列的概念。(XV) M. Tröndle.
引文3
在科学与艺术接触的传统中,哪些形式的知识可以通过艺术,且仅仅是通过艺术而获得?这个问题仍然有很大的意义。艺术实践传达了什么;哪些是无法通过科学研究而传达的?艺术在认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 (21) K. van den Berg/S. Omlin/M. Tröndle。
引文4
「在博洛尼亚改革的压力下,艺术院校为了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使用'艺术式研究'一词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许多讨论以及2010年在伯尔尼成立的艺术式研究协会的高价机构会员资格,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此处理的是政治上形成的动机。此外,艺术式研究领域的补贴计划对申请者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而不会把自己排除在其之外[...]。艺术理论家也从新术语中获益,因为它开辟了新的交流渠道和影响领域。」(27) K. van den Berg/S. 奥姆林/M。Tröndle.
引文5
「'艺术式研究'是一个时髦的术语。它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在当前话语中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贴上一个新的有吸引力的标签」。(267). S. Grand
让我们继续讨论艺术研究的各种定义。
引文6
'以艺术方式的研究 Researching in the arts',也被称为'作为研究的艺术'或'通过研究的艺术',目前在艺术家和艺术学校的代表性话语中被称为艺术式研究。研究目标是创造新的艺术作品或审美过程,并通过这些作品,艺术家成为了研究者,或换句话说:艺术家作为研究者的形象占了上风。(24) K. van den Berg/S. 奥姆林/M。Tröndle。'所有好的艺术都是研究的结果'这句名言也属于此范畴'(26)。
引文7
艺术研究可以[......]被译为 künstlerische Recherche 而不失其意义"。(28) K. van den Berg/S. Omlin/M. Tröndle.
引文8
'通过艺术的研究'有时也被称为'艺术研究'或'应用艺术研究'。[......]以这种方式理解,艺术研究更具有跨学科和实践导向性(practice-oriented)。由于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可以认为,研究过程不能由单一学科的人进行,而必须采用跨学科方法,产出也不一定要采取艺术品的形式,而应主要在科学的背景下进行感知。艺术家与科学家合作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作为一个团队进行,结果以文本、图像、声音、过程的形式出现。[......] 以这种方式设想的艺术研究以跨学科的方式,将艺术式研究的实践与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改变研究本身的社会实践"。 (25) K. van den Berg/S. Omlin/M. Tröndle。
引文9
艺术式研究试图在艺术生产之中,并通过艺术生产,不仅对艺术领域做出贡献,而且对我们'知道 know'和'理解 understand'的之事做出贡献。(80) H. Borgdorff.
引文10
艺术式研究有助于 "对知识和知识结构的破坏;对既定真理和边界的瓦解。它更多的是一个舍却所学(unlearning)的过程,而不是对所教知识的重复(reiteration)"。(133) M. Brellochs. "艺术式研究允许事物的状态保持流动、敏捷和变异"。(135)
引文11
"艺术式研究首先提供了一种迷人的可能性,可以自由质疑艺术和科学中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东西[...]。艺术式研究使我们能够更仔细地观察艺术和研究中的 "他者 Other "——不是观察其"是什么",而也观察 其 "可能成为的"。 (269) S. Grand.
引文12
"艺术式研究,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艺术式思想和行动(artistic thought and action),与科学的工作方式不同[...]。在艺术工作中,重点主要是在人身上[......]。出发点是的真实个人的艺术家具有识别价值的'签名',主要是以视觉形式出现"。(298) U. Bertram. "一个重大的误解来自于这样的假设:艺术式思想必须引向艺术,而这并不存在于科学的范畴。然而,艺术式思想和行动十分适合作为科学发现过程中的启发式的边缘(instructive marginals):'创造力不是艺术的俘虏'"。(310)
引文13
"艺术式研究真正有趣的地方" 是 "一种研究概念的可能性,它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但仍然符合研究的标准(即寻求知识)。(345). J. Badura. "当前讨论的新颖性在于[......]明确而高调地要求艺术的认知能力与科学的认知能力相当"。(346).
作曲家和戏剧导演 Julian Klein 在他的文章《什么是用艺术方法做研究?》(2011)中指出,作为文化事业,艺术和科学都「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所有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都是一种系统的知识生产的创造性活动,在「求知欲」的推动下,在 「尚未知晓」的状态下运作。Klein 认为,艺术式研究可以帮助回答当下的问题,如: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观点中相互理解?(Klein, 2017)。虽然我怀疑自己能否通过自己的工作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但对我来说,不忽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于默奥大学(Umeå University)文化和媒体研究系的民族学教授 Billy Ehn 分享了对我有类似激励作用的洞察。他研究了文化研究者和艺术家在策略上的异同,并认为他们各自的工作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都提出问题,选择方法和阅读理论,收集材料并通过观察、采访、上网和参加社会活动获得新想法,并据此追求不同的问题。他发现,艺术家采取了一种更有趣的方法,并遵循直觉;他们更倾向于将平凡之物视作某种不寻常之物。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看作是行动者(actors)以及研究对象(objects of research),他们愿意以实验性的方式生活,并渴望产生自己的经验,而不仅仅是分析它们。据他说,科学研究也可以受益于艺术家将自己暴露在不寻常的环境中并追求不寻常的想法的特殊性质(Ehn 2012: 14 ff)。
艺术和人类学是在我的论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实践领域。例如,Arnd Schneider 和Christopher Wright 在他们的作品 Between Art and Anthropology(2010年)和 Roger Sansi 在 Art, Anthropology and the Gift(2015年)中讨论了这两种实践间的联系点。
对我来说,这两种立场都很重要,原因各不相同:Schneider 和 Wright 处理的是将两种传统结合起来的亲属关系(这在于视觉媒体的使用以及视觉理论使用),而 Sansi 也将注意力转向文化实践、媒体和感官之间的联系,这对我很重要。这些作者的作品帮助我更清楚地定义了我自己基于艺术实践的研究,它位于「作为人类学的艺术 art as anthropology」(Sansi, 2015: 29)的领域,在这种艺术形式中,艺术家处理的问题和想法也是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所感兴趣的。
在她的书 Eine epistemologische Ästhetik (艺术式研究:一种认识论美学, 2019),哲学家和艺术家 Anke Haarmann 研究了艺术式研究的原始方法、历史先驱、特定的衔接形式和具体的行动模式。其中,她揭示了围绕艺术式研究的讨论与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密切相关: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改革,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业资格的学术学位体系。她反对于对艺术的方法性规定(methodical regulation),并在其认识论美学的框架内,主张为作为一种方法和实践的艺术式研究找到新的术语。为此,有必要将重点转移到艺术家的具体的方法和实践上,而不是仅仅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已有的方法和实践来衡量它们。基于我在论文期间获得的经验,这是我支持的一个立场。
Literature
Ehn, Billy (2012): Between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al Analysis: Alternative Method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InFormation – Nordic Journal of Art and Research, 1 (1), S. 4–18.
Haarmann, A. (2019): Artistic Research. Eine epistemologische Ästhetik.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Schneider, Arnd, and Wright, Christopher (Hrsg.) (2010): Between Art and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Ethnographic Practice. Oxford: Berg.
Sansi, Roger (2015): Art, Anthropology and the Gift, London: Bloomsbury.
Die bis 2017 veröffentlichte Literatur zum Thema „Künstlerische Forschung/Artistic Research“ ist vom Zentrum Fokus Forschung der Universität für angewandte Kunst Wien gesammelt worden. Diese Liste lässt sich hier einsehen.
二:Julian Klein 什么是用艺术方法做研究?
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 (2011)
Julian Klein
Julian Klein 是德国柏林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他学习作曲、音乐理论、数学和物理学。他是跨学科表演艺术团体a rose is的创始成员和艺术总监。从2003年起,他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和德国国家自然科学家学院 Leopoldina 的青年学院成员。目前,他是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研究所的合作学者和加拿大蒙特利尔 Concordia University 的研究员。自2007年起,他在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导演。
在我们把 McAllister(2004年:「我认为,艺术式研究是存在的」)作为倒数第二个论点引用之前,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提供一个分类区分来保留下几分,例如根据 Jones(1980年)、Frayling(1993年)和 Borgdorff(2009年)等人的说法的:可以区分区分,基于(其他)研究的艺术(art, which is based on (other) research);研究(或研究方法)被用于其中的艺术(art, for which research (or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for),最后,以研究作为产出的艺术(in art, whose products are research)。Dombois (2009)通过交错法补充(chiastic complements)而扩展了这种三分法:「关于/为了/通过 艺术的研究 | 关于/为了/通过研究的艺术。」
然而,主要的判断是,就如同没有多少单纯的「科学」或「艺术」,单数的「研究」也很少存在。它们都是集体的复数,集合了非常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往往在类型边界上,它们与其他事物(如学科)的关系比与其自身学科内一些其他成员更密切,并且在如主题、方法或范式这样共同的跨学科屋檐下更好地集合。这种「单一化的冲动」(urge of singularization)可能是艺术和科学之间所谓顽固对立的最强大根源。Baecker(2009)称这是「功能性差异的组织原则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根据 Mersch & Ott(2007),它出现在19世纪。
艺术和科学不是独立的领域,而是共同文化空间中的两个维度。这意味着某些东西可以有更多或更少的艺术性,也没有事物可以说一定有科学性的数量。这对许多其他文化属性也是如此,如音乐、哲学、宗教或数学。它们中更多依赖于彼此而不是孤立。在这方面,拉图尔的判断在这里可以作为参照:「没有两个部门,而只有一个部门,它们的产出将在之后,在联合检查(joint examination)之后被区分出来」(1991年,第190页)。然而,至少不是所有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都必须是不科学的,也不是所有被认为是科学的东西都是不艺术的。Dombois 为「作为艺术的科学」(Science as Art)提出了五个标准(2006)。大量的例子表明,艺术和科学内容独立的对象、活动和事件能以更多且不同的剂量混合。如果研究是由艺术家开展的(尽管他们的参与或许是有帮助的),那么研究就不是或不仅仅是艺术的,而是应该具有「艺术」的属性,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由谁来做,都形成一种特定的性质:艺术体验的模式(the mode of artistic experience)。
Artistic Experience 艺术体验/经验
在审美感觉的模式中,知觉是存在于自身的,不透明的且感知性的。艺术体验可以被确定为类似于感性介入框架的知觉模式(perception mode of sensible interfering frames,详见 Klein 2009)。根据这一判断,拥有一种艺术体验意味着从一个框架外看,并同时进入到框架内。以这种方式穿越我们的知觉的框架,是相当在场并可感的(Fischer-Lichte 2004 称之为「阈限状态」(liminal state))。艺术体验和审美感觉是我们的知觉模式,因此,即便在艺术作品和艺术场所之外,也持续是可用的(available)。
在体验中,主观视角被构成性地包含在内,因为体验不能被委托(delegated),只能进行二阶的主体间的协商(negotiated intersubjectively in second order)。这也成为了艺术知识的的奇异特性构想的一个主要原因(Mersch & Ott, 2007, Nevanlinna 2004, McAllister 2004, Busch 2007, Bippus 2010. Dombois 2006 指出 Barthes 在1980年提出的 "mathesis singularis" - 译注:指某种独特存在的不可能性科学 impossible science of the unique being )。艺术经验特别依赖于潜在的经历,并与之密不可分。艺术经验是一个积极的、建构性的和审美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模式和实质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这与其他通常可以与它的获取分开考察和描述的隐性知识不同(见 Dewey 1934, Polanyi 1966, Piccini and Kershaw 2003)。
Artistic Research 艺术式研究/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
如果「艺术」只是一种感知模式,那么「艺术式研究」也必须是一个过程的模式。因此,「科学」和 「艺术」研究之间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区别:因为这些属性独立地调制着一个共同的载体,即研究中的知识目标。因此,艺术式研究总可以也是科学研究(Ladd 1979)。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艺术式研究项目是真正的跨学科,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学科(indisciplinary)(Rancière in Birrell 2008, Klein & Kolesch 2009)。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研究的艺术 art as research」的说法似乎不太准确,因为并非艺术以某种方式演变成研究。然而,存在的是成为了艺术的研究,所以它应该被命名为「作为艺术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何时研究是艺术了?When is Research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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