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我也经由*语言寄生虫*染上了真寻的口癖。
柏洛明37年我出生在延行的EP综合医院。E是退伍军人,P指和平区,是在大革命时首先获得解放的地区。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出生时我的体重有差不多足足七斤。父母为我取名“白井行人”,是一个令我十分厌恶的名字。
那时延行还有赛马场,还有职业棒球联赛的场地,据说我出生的那一年是延行果仁糖联盟打进区级联赛的时候。但是这些地域都在四十年代比例冲击波的余震中沉没了。现在这些地方是*斯坎布雷带*,也就是本地人会说的数字区。*帕索玛纳鲁耶*。
于是我进入了延行工科大附中,成为了一名学生兵。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无关紧要的琐事,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耗费了十六年的光阴。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羡慕专业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具备先锋实验性的现代作家。我喜欢托马斯·克黎榭的军事小说,那是我不成器的写作的启蒙。曾经我读过一个现代作家的小说,那人名叫惑星·可莱亚,据说是一位女性。她此生写就的小说只有寥寥十本,大部分时间在画科幻漫画,但每一本小说都具有那种激昂的挑战性,并且包含强烈的私小说性质。比如,她能在完全取消掉高潮和情节、人物塑造、精彩对话、悬念和冲突安插的小说里,仅凭朗朗上口的文字,让读者顺着一条作者抛出的缆绳,攀援至故事的终结。
这段话可能会引起些许误会。令我羡慕的不是先锋性或挑战性,而是我无法相信有人会对我的个人经历感兴趣。换作以前的话。
时常我会这样想,用文字传达出自己的想法堪称艰巨。那些火花般乍现的想法会在刹那间溜走。当它们离开之后,你的脑仁又可耻地找不到其他话语来编织接下来词句。这也是我至今为止没能将自己的事情呈现出来的原因。
想要如同惑星小姐一样,坦诚地将自己暴露出来——也许自己是患上了此种洁癖吧。然而,在我三生有幸、与惑星小姐的一次会面中,她却这样对我说了。
即便如此,我也下定决心,要遵从惑星可莱亚小姐的教导。
有一个人拖曳着长长的烟尘,在你东南侧五十公里的地方并行着。
每一片灰烬都从他身上脱离了,于是那个人像化石一样,身体变得僵硬,冷却下去。
柏洛明36年,我出生在延行的EP综合医院。而这里曾是人们不断死去的地方。水弹战争时,这里是瓮海战线的中转站。士兵像流水线上的工业品一样,从这里被送往大洋彼方;他们在日珥群岛的雨林中跋涉,在厄加德洲被沙尘暴吹得灰头土脸。这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整个厄加德被红土覆盖。
据我父亲所述如此。从部队光荣退役后,这些人中有人成为了我的祖辈。
我本意并不想浓墨重彩地谈及战争的话题。在仪帝国铁面王朝的临终时节,爷爷似乎与花京的革命家订了婚。于是在解体运动之后,他们组成的家庭便扎根在这里。解体运动中发生在花京的事情被叫做大革命,我想这是读者人尽皆知的事实。
我从来没有认得过军衔图上每个徽标对应的衔级是什么,也不知道军队中的等级升降次序,所以一直分不清爷爷是上校、中校还是上尉。只是原本作为数代人层层累积的军人世家,也许在这累积中留下过不少能称得上传奇的事迹吧。然而这些事情却没有一件能够跨越时间的隔阂抵达此地,我对父亲的印象是寡言的。
在我们的秘密训练场时,我会注意到郊外那些如同建筑物一般的石块。这些石块也对锈雨、引力潮汐遗留在它们身上的痕迹闭口不谈。在家中的陈列柜上,能看到两次战事时的战利品,日珥军的捕梦网、铜环,铁面军的传信文件,还有大大小小的勋章。勋章用单独一个平台展示,在上面用一块镶金的板子排列起来。唯有一次,我在盯着勋章与绣章,试图辨认出上校和中校的区别以便于加入到我的小说之中。
这个时候父亲站在我身后对我说,我们家的男人都很短命。
解体运动,或者叫做解体纷争以后,紧接着就是腐蚀了一切人所居住的领土的自然灾害。这场灾害被ISCAC(洲际科学文化裁定会)命名为*比例冲击波*,“斯坎勒·布雷斯特(SCALE·BLASER)”;对于花京人来说,更熟悉的应该是这件事的结果。一些有过名字的土地变成了数字区。一些人颁布了《海事情形对应法》。
在摇篮复原学下开设的古地理课程中,会教授一种被先代文明称为“龙卷风”“飓风”的灾害。这个词在东部沿廊的变体滞节语(也就是我们的国语)里对应的字形是“岚”,指的是因为气流能量不均等等诸如此类的缘由,在空中猛烈旋转形成的漏斗状的云柱。形态很像*斯坎布雷回旋*。
我其实对它的原理一窍不通。后来在公立小学升上六年级的时候,有个要好的朋友给我示范了如何制造一场微型的龙卷风。她把透明的水壶拿出来,往里面注满水,然后两只手震动般地一扭——在水壶中央出现了裹挟着气泡的回旋的水柱。
这个朋友被我叫成水母头,因为她的发型很像《真空生物图鉴》上一种名为“水母”的动物。据说在延行这片没落的内陆港地带,仍坐落于此没有撤走的海洋能源企业中最大的一家,他们的海上平台曾经打捞出了这种生物。
我时常会想,从“训练场”朝着广域海的方向眺望,在那云质与光线的流变中若隐若现的黯淡巨影,是否就是与传说如出一辙的海洋平台。这里视野出奇的广阔,有时向大地将要向上卷曲的平面穷极视线,能看到阴冷得发黑的靛蓝色云朵,以及在其边缘撕扯着的金色的渐层(汹涌的时候能看见一点,平静下来就看不到了)。被它们笼罩的海面上灌下滔天的雨水。国文课上教过一首描绘锈雨的诗歌,是这样写的:
“训练场”并不是父亲偶然发现的。他说曾经战俘的临时收容所就在这个地方,四周那些断垣残壁是从前的营房。大革命之后,那些看起来不像士兵,而是“像士兵模样”的衣着褴褛的人,在丛林前面的空地上排成队列,分别由革命军和群龙无首的铁面军看守着。不知道他们中间是否还站着一位代理国的仲裁员。
战俘交换在锈雨中进行。在锈雨的洗礼下,空气闷热异常。大多数人没有雨衣,有一些人披着蓬草和狗尾草编成的斗笠,另一些人把不知为何会多出来的军服外套盖在头上。雨水缓慢地腐蚀着这些“防腐外蚀层”,它们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黑黄色,从那上面蒸腾起盐粒的结晶,宛如铁锈色的水蒸气。参加这场战争的有皮欧尼人、嘉德兰人和埃切维里亚人,任一阵营都由这些人组成。他们的占比达到了奇妙的平衡。
途中一半到之后的部分是我从书中读到的,来自一个叫做托马斯·克黎榭的作家撰写的军事小说。父亲的父亲被革命军迎接之后在这里留下。现在革命军变成了城防军,我的父亲是城防军的预备役。延行就像世界上革命成功后,往往因为新的世界形势而徒增衰老的地方一样,被时代*育儿抛弃*了。
现在花京没有战争,不再发生那些令人们悲痛欲绝的事情,锈雨也就下得少了。但前往邻近数字区的郊区还是需要携带重力计和量纲锚。那里的海洋生态仍没有完全恢复,也可能在斯坎布雷回旋的影响下永远也恢复不了。“训练场”处在数字区和延行的交界处,让人想起古地理中形成龙卷风的“近地面风切变”。有时我会感觉陷入了时间的涡流。
在我们的小小营地里有一台小小的收音机。外壳用五指花精油做了防腐处理,是祖上战利品中难得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考虑到如今五指花被各个洲际组织所垄断,也许这是当时铁面军中高级军官的私有物。
这台收音机能收听到本地的电台。据说节目组会分成两组,一组维持电台的运营,另一组远赴海外,前往利弗维尔洲和厄加德洲获取新因尼尔斯的谈话节目和叙里叶的战争报道,然后把拷贝带回仪洲的东南部向大家广播。因此我们收听到的消息都是延迟的。当然,我想其他学生最爱听的节目仍是花京音乐周榜。学校里的其他人不会像我一样,从父亲那里沾染上老气横秋的癖好。
我们日常进行的训练包括基础体能、擒拿技巧、近距离格斗以及主要是步枪的射击。大体上都是对人使用的技术。我们使用的手枪是格罗特57,旧历1319年壶城产,属于我爷爷。壶城是仪弗拉洲东南沿海的工业重镇,在战时产业向军工业迁移。现在从仪帝国独立后,整座城市成为了实质上由军工财阀控制的企业型自治体,父亲说爷爷习惯叫他们*寄生虫*。
壶城在东部沿廊经济圈有着极大的话事权,因为革命军的枪械武器从壶城运出,经由陆路和内陆河的交叉运输送往延行地方。“在革命时他们使用步枪,面对海兽时这一点大同小异。花京人重视的是积累。”即便是在技术的迭代上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比例冲击波之后和接触泰拉伊尔人之前的时间段里经济发展的停滞。有些资料损失和政治动荡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因素是海兽灾害。
我的父亲早已不是现役军官,爷爷也已经去世五年有余,然而父亲还是保留着爷爷的革命军制服。在城防军的制服上看得见样式的接续,对海伐军来说也是如此。在对待我的前途问题上,父亲不是一个开明的人,对他来说只有让我延续从戎传统这一种选择,因为“当兵是一条稳定的行当。在和平年代,军队的任务只是听从命令抗灾救援,和坐在从步行机身上拆下来的机枪座里吓唬外邦人。”
我的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我想他也有这种感觉。我们只是默契地没有说出口。这种坚持对于物质上没落的家庭来说大概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执拗。两者呈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当然物质上的衰退不仅在于生活的色彩,尽管爷爷的精神延续下来了,祖辈的教育技巧也丧失了。这些粗糙的军事训练令我回忆起来十分抗拒。实在不想再让其他儿童经受这样的痛苦。
也许母亲喜欢父亲的一点正是坚持。我不清楚这样称得上笨拙的执着是否更符合那时的喜好,也可能只是母亲自身的喜好。我听闻他们相识在军人医院。现在那里叫做EP综合医院,E指退伍军人,P指和平区。在那里,媒体想方设法进入一线军人疗养的病房。父亲说最心狠手辣的记者和记录员都是女性,因为男人上战场后她们接管了工作。
柏洛明24年他在部队担任的职务叫做“特联委员”。“特联委员”是“特例状况市内联络委员”的简称,负责在组织接洽的时候给民祉福利厅等等其他政府部门接场子,在这中间撰写一些公文。不过他最主要的任务是摆平警察厅的警务记者。警务记者的工作每周可得30弗考,按照海伐军建立前一年的汇率,折合东联币9000元,比特联委员的月薪多出0.5倍。
这一年延行得到都心圈所有团体的资助,然而却并不能构成经济上的回光返照。因为他们资助的原因是这一年海兽进入了市区。当时包括发生源当地的训练兵,就连城防军的文职在内都被紧急动员,按照常理来说不可能发生如此失态。这次事件后《海事情形对应法》中增加了有关“防灾指定专员”和“海事动员校”的内容,分别是第一和第二修正条例。
为了对付进入居住区的大型种,他们使用了战时配备给步行机的30毫米机炮,打掉了数以吨计的囤积的弹药。
*拟虫种*,如同什涅韦若秋收时铺天盖地席卷农作物的等翅目昆虫,这些昆虫会在农作物的根茎处和房屋里播下自己的虫卵。待到第二年,小麦会和它们邻旁浇筑钢材的房屋一样大肆倾倒。
这些危害与等翅目昆虫不可同日而语的东西飞进了聚集着灾民的体育馆、地铁站和临时避难所里。
我的父亲参与了灾后的救援工作,与防灾厅一同开展挖掘作业。
在一处拦腰溃塌的证券大楼下面掩埋着战时修建的防空洞,与新建成的地下商业街相连,曾经的功效是防御日珥人的轨道轰炸机。
父亲说,他们只是一个不停地挖呀挖。他们没有用工程用机,因为楼房的残骸疏松得像沙土一般;热成像中只有计作误差也不为过的红色噪点,在海雾稠密的区域视觉也变得不再可靠。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说从那里面听到了微弱的哭声,救援队仅凭这一点渺茫的希望在行动。
那时候还没有泰拉伊尔人的技术——没有相对阵列显像仪和听觉扩张,他们也只能使用全覆盖式防护服来抵御海兽肆虐过后攀升的海洋辐射,这些条件加重了身体的负担。
到后来工兵铲坏了,他们就徒手刨开那些被蛀成红土的瓦砾。
等到终于把生还者刨出来的时候,那幅景象令每个人焦虑万分。
他们刨出来的是一个女人。灾害发生时大概是在近旁的购物中心采买,却被卷入到这场灾难之中。
她被困住无法动弹,倾倒的板块在她四周形成了一个致密的三角空间,宛如一个活笼。在她的身上有一副类似绑带的东西。
这位妇女在海兽袭击前带着自己的孩子出门购物,用胸前的育儿袋托着他。紧接着市内响起了防空警报,他们经由地下通道躲进了这个防空洞,却在*拟虫种*的侵袭下被活埋了。
母亲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在天花板即将塌陷前用身子护住了他;但瓦砾压在身上,致使她半步都不得挪动。
“她一直在说‘救救她的孩子’。热成像仪的反应已经十分微弱了,我们不确定她的孩子是否被包含在这个示数中。但包括我在内,有一部分人心里其实非常清楚。”
尚处在青年时期的父亲坐在病床上,通过医院的内线和电话另一头的人对话。直到现在,有线连接都是极为流行的通讯方式。它让人感到无形的声音、吐息得到了实体的保障。
如果突然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电话都变成了无线,我想任何人一时都会不知所措。虽然我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浪漫情结。
电话另一头的人是一位女性,她是早间新闻的总编辑,同时兼任延行警察厅的警务记者。她与军人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有些交情,主任又和院长有些交情。于是他们特许了这次针对“二十年代以来最大灾害”的取材访问,以电话交谈的形式。
“我们心里其实非常清楚,那孩子已经窒息了不知多久。但没人阻止上前挖掘的人。”
“……她被救了出来。被救出来好一会儿只是默不作声。
“医护员把她的孩子带走,对她说,我们会尽力*救回他*。我想是这句话坏了事。
“她的体温突然开始走低,从脸上你能想到的孔洞里冒出青蓝色的烟雾。我们用了最大剂量的镇定剂,最后直接尝试了麻醉药物。
父亲如此述说。帕索玛纳鲁耶。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大多数人不可能见过盐化现象。这样的事件今后一定会再次发生。
参与那场救援的成员都躺在隔壁的重症病房,我的父亲是症状最轻的人之一。尽管是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人体如何化作“仍能辨认形状的粉末聚团”后,他的*PDR*(人格偏移率)也没有什么波动。
精神不正常的人之间大概是有某种引力吧,因为在与那位女性交往之后,她亲口承认,只是自己想知道,人变成盐是什么样子。
在我们开始训练后,母亲偶尔会来训练场看我。她还没有完全放下报社主编的工作,那要等到生下我的妹妹之后。他们给我的妹妹取名叫白井未世。它有一个在我看来十分美丽的寓意——“纯白无暇的未来世界”。等到妹妹三岁时,母亲牵着妹妹的小手来到训练场,就像母女郊游一样。
天色黯淡下去时,母亲和妹妹会乘最后一班电车回家,有时候她们两个会留下来。我们四个人在没有反引力庇护的圈外、我和父亲搭建的小小营地里露宿。父亲提前把量纲锚打进四个方向的土地中,它们能让这个地方的重力持续稳定十六个小时。
半夜我在一阵胸口的沉闷感中醒来,发现妹妹睡在我的身上。如同字面意思,蜷缩成小猫的样子趴在我的腹部。其实我很喜欢她这样躺着,我能感受到她带有婴儿乳香的气息、暖洋洋的温度,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感也令人安心。她从前有着黑漆漆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瞳孔里没有纹样,脖颈上也没有伤口。
由衷抱歉打断诸位读者的阅读。要谈论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清晨我们早早醒来看云中晨星缓缓褪去的样子。她说那些星星像流动的眼睛,现在它们要闭上了。
我出生时体重足足有七斤,医生说我将来一定能长得高挑出众。
现实中我的身高平平无奇,即便升上中学也是女生中排倒数的那个。但是父母二人此时并不知晓此事。
我的父亲说,将来她要进入都立防卫中学就读。因为她一定是个健康的孩子,而军官是一个稳定的职业。
母亲最后找来一个柏洛明的神婆。在她的占卜下,我有了名字和一定预测范围内的身世。名字取作白井行人,是一个我将来会十分厌恶的名字。当问起它含义的时候,父亲打断母亲说:“当然是因为占卜说你会一往无前地前进下去。”
我讨厌“白井行人”。这个名字包含在内,我讨厌自己行走至此的整个人生。
至于父亲笃定要我继承从戎传统一事,究竟发生在这之前还是之后,我并不清楚。
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像是书架模样的器物。父亲在餐桌上阅读新闻,他喜欢把报纸、军事刊物放在两张沙发之间的空隙中。并排摆放的两张沙发是木质的,坐起来并不舒服。但是它们的扶手并起来刚刚好能组成一个平台。
这些书籍大多只能看到侧面的书脊,大多也都是沉闷的颜色——灰色、蓝色、青色……时间长了我能观察出一些分类上的门道。有一些看起来像人青年时期会读的,有一些则是中年人。这些书籍的数量自我出生以来还在增加,就像地层中的地质变迁一样。等我意识到时,它们已经形成一座巨大的文字塔宇了。
在这座塔宇的最底端,陈放着大约是父亲曾经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的读物。它们开本与其他的书籍不同,两册为一层整齐地摞着,因此看不到书脊,只能看到底面致密的书页。尽管是这样,这些读物依旧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它们一眼看上去与上端笨拙的氛围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有一次我下定决心挑战一下自己,从书山底部把这些书本抽离出来。
这些书是小说,军事小说。从桑克图姆围城到瓮海海战,这其中每一场战争都把我们的世界多推向一点现代的轨道。它们的书脊有一个共同的署名:[前塞肯达·奥若亚]托马斯·克黎榭著。
在延行工科大附属中学,我一边学习功课,一边通过校外渠道给繁华一中的新闻部供稿。延行工科大附中是第一批受到指定的海事动员校,也是我霉运的来源。写成的稿件有时候会直接投递到花港或延行本地的新闻署,不需要经过层层的审批,城邦自治体没有给地方自治留下多少空间。我们原本有32个行政区,有4个市和町取得了独立,有10个在比例冲击波的时候成为了数字区。
大多数人不知道,让它们成为数字区实际上是无奈之举。原本被一些人们称为家乡的地带被比例冲击波彻底粉碎——碎得如盐粒般细小的建筑、车辆、电线杆、道路,与另一些人们的家乡互相混合在一起,已经分不出谁是谁,辨不清究竟哪部分是谁的城市了。帕索玛纳鲁耶。
尚有形状的几何体在斯坎布雷回旋中浮沉,有时我会下意识地去辨认哪一座是电视塔,哪一座是银行大厦,宛如在训练间隙用以放松的游戏。
在这之后我会因为产生如此想法而感到可耻,从而停止辨认。
让我们回到原本的话题。除了这些数字区,剩下有名有姓的地方只剩18个。其实这个数量也相当可观。因为给妹妹复习区划常识的时候,她总是背出了第四个以后忘了第一个。除了我们都会记得的中央区和花港。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被当作男孩子对待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四年前的柏洛明44年,我刚懂得如何看日历,在这时正好在中央区的公立小学入学,所以记住了自己开始上学的日子。可以想见,这是经济和人脉允许的情况下,父母能给予我的最好的教育了。
我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的位置,当时我的个子在同龄孩子里排中等,不算特别矮的。我的后桌是一些班上著名的顽劣分子。他们喜欢一边谋划今天要扯哪个女生的头发,一边给老师打其他人的小报告。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孩子,有着长长三绺头发,左右鬓间各一绺,后脑勺还有一绺,像《真空生物图鉴》上一种叫“水母”的生物,这个女孩子经常成为男生们捉弄的对象。教室后方是学生们的私人储物柜,和倒数第一排之间没有多少盈余空间。所以她和男孩子们在后排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经常是被连累到的那一个。
那时我沉迷托马斯·克黎榭的军事小说,不但对阵地战和战争形态的迭代不能自拔,还试图用考试铅笔把乘着浮游机登陆的铁面骑兵再现出来。小时候出于好奇,我翻倒了父亲的书堆,从散落一地的书本里找到了这些小说。事后父亲在晚餐中黑着脸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母亲依然挂着淡漠的神情照顾妹妹吃饭,最终我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到后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看见那些被父亲没收的小说完完整整地排列在床上。靠近枕头的地方有一枚亮闪闪的金属质物,我拾起来把玩了一会儿,是大革命时童子军的奖励徽章。
这枚徽章担任了记录我走过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它形态小巧扁平,很适合用来当书签。在阅读和摆弄自己方寸间的战场时,我已经锻炼出了生人勿扰的五指结界,任凭那些男生女生如何吵闹干扰都不会动摇分毫。
然而这终归只是精神上的防御。有一次他们推推攘攘,一下子撞到我的座位上。当时我在画一幅有关代理国浮游机的涂鸦,桌上文具和书本组成的建筑物应声倒塌,笔记本里的活页洋洋洒洒落在地上,像战场上的灰烬一样。那个水母发型的女孩子和我摔在一起。
在我们纠缠位置的十二点钟方向,日珥康米党革命的第三卷掉落在那儿,这是关于水弹战争后运动家莫古拉里斯·萨缪尔推翻日珥帝国主义政府的故事。小说采用克黎榭惯用的现实主义笔法。
萨缪尔的革命运动最后在代理国的军事介入下宣告失败,有人说他在日珥人的朝圣之地曙心岛上被处死,有人说被处死的是替身。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从此往后持续二十年的解体运动,由萨缪尔打响了第一枪。
在叙述了这些事情的书页末尾躺着那枚童子军徽章。现在它折成了一个好似微笑的弧度。
水母发型的少女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她的身材很匀称,但因为脸上长满了婴儿肥般的脂肪,致使整个人看起来很蓬松,毛绒绒的。她有着水灵的大眼睛和雪白的头发,发丝垂在我脸上时有十分轻柔的质感,让我想起妹妹未世。我的妹妹也有一双十分透亮的黑色的眼睛,像没有云的夜晚星光流溢的天空。除了我的妹妹,我还从未在这样近的距离下观察过一个人。
我听见对方慌忙道歉,但看起来却好像没有从我身上下来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也因为事出突然而呆乎乎地躺在那里,意识仍然驻留在曙心岛的近海。
她指着一旁亮闪闪的金属物件,脑袋低垂下来。那些导致这场袭击的捣蛋鬼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逃之夭夭了。我看了看地上的童子军徽章,又看了看骑在我身上的女孩,突然如梦初醒般感到一阵惶恐。这并不是因为那枚在父女长年相处中难得的礼物受损,而是因为当时那些拙劣的画作正大光明地暴露出来,让我一瞬间耳根发烫,大概是裸体被人看到了一般的感觉。从前经过我座位时,有人偶尔会投来惊异的视线。虽然边缘系统还未发育完全,但大约松果体已经成熟了吧;那时的我能天然地感知到,自己并不受这个小小空间的欢迎。
就在我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起身的时候,对方终于注意到了地上散落的纸页。纸上是整备中的战车和被叫做步行机的巨大机器人,戴着铁铸面具的骑兵也悉数登场——我很喜欢铁面王朝向近代过渡的这段历史。在这些画面的旁边配有潦草的笔记,有一些一知半解的军事名词,以美术课上会用到的彩色蜡笔连线,这些线又分别编织成网——每条线代表了一个在故事中登场的人物。这些线段被截断在纸张边缘,它们的后续在下一张纸上,压在我的大腿之下。因为长期以来我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少有被那些毫不掩饰质疑态度的家伙们真正缠上,所以我并不清楚如此这般的直接接触会带来什么,我不知道后果。和这相同类型的恐惧在人类生老病死的任何时段都是相通的。
我不顾压在身上的重量,双手胡乱扑棱着把那些散落的纸片扒向身旁。当她开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用自己得意的应付方式糊弄过去。我说着,没关系,没关系,忘了这事吧。今天天气真好。“昙天灰雨,纷乱而积;等待之人,摄引合离。”好像这样一来就能让她把这场事故中的一切细节全部忘掉,如同它们一开始便不存在一样。又或者它们已经遗落在了真空层的深处,“我听不见,我听不见”。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样的自我安慰真的奏效了。我一边自顾自堵住对方的嘴,对方一边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如鲠在喉,最后在上课铃声中气鼓鼓地离开了。
这件事的后续发生在第二天。到了中午,那名少女带着惊人的气势来到我座位跟前。我的大脑胁迫我表现出不知发生何事的样子。
她把一本贴满卡通贴纸的笔记本拍在我桌上。我没有看电视的习惯,但是能认出上面一个动画节目里经常出现的角色。特点是有两只圆柱形的角,上面有另外两只宇宙人的眼睛。
对方一言不发,翻开了笔记本。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涂鸦和插画,以及在一系列教堂玻璃般的分格里,喜怒哀乐神情各异的卡通人物。这种体裁形式叫做漫画,升上中学后我将会很熟悉它。我对它的认知来源于一个自己情有独钟的科幻漫画家,笔名叫惑星·可莱亚。
这些卡通女孩们有一些不符合现实世界的五官,笔记本上还有一些在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出现的看起来活着的东西。但是我没敢把这些话说出口。
“我把我的给你看了!所以,也让我看看你的那本吧!”
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要看我的笔记本。因为笔记本上是我脑海中的东西,所以这句话被当时的我理解成了“请让我看看你的大脑”。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要求。我们以前用类似的故事来吓唬年龄更小的孩子,说的是传说中在“中洲”厄加德北部驱唤死者的恶鬼。光凭“让我看看你的大脑”这一句话就能让未世三天睡不着觉。
从此之后我逐渐开始知道,这个年纪女孩应该喜欢一些更可爱的东西。比起时尚,眼前的少女更钟爱背后有所故事的流行物;她也会化一些恰到好处的妆,对我而言已经是空中楼阁的领域了。
后来我离家出走时在她家里借宿了三个晚上。我把所有的入学文件带上,在升学志愿一栏写上了“延行工程科技职业大学附属中学”。
这个家庭的家长神经大条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有某个隶属ISCAC的无国界学术组织要对花京展开社会调查,“都市青少年的成长状况与家庭环境是否呈强相关关系”,更换不同的对照组能让这个家庭样本显示出不同的结论。
这名少女后来被我叫成水母头。我知晓她名字的过程来源于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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