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TheRoadtoSerfdom-序章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译文第一篇，包含个人的开坑说明，原作者的序言，以及原书的引论部分，在机核就统称为序章吧。
开坑说明
我是在2022年读到这本书的。
国内现存译本《通往奴役之路》，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另有商务印书馆的繁体版本《通向奴役之路》，为早期内部译本而来。而我最终能读下去，还产生了强烈兴趣的，则是台湾学者殷海光选译的版本《到奴役之路》。
1 / 4
这三个版本中，也唯有殷海光的选译本是能读的下去的，语句通顺，断句合理，前后的意义自然地能连起来，而不用反复来回地研读才能理解。正是因这种强烈的差异，我也上网查询了一些对译本的评价，普遍认为，当前流通的版本实在难读，甚至有怀疑是否刻意为读者增加门槛的。
* * *
对我来说，这本书提出的自由主义见解，实在是让我的心灵能从桎梏中走出的重要力量，也因此有了很多不曾得到的信心，就是极其个人、自我的那种自信，由此而生发一种勇敢，做事的勇气。
我也深知，仅仅读此一遍，无法得知哈耶克教授的真意，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是浮于皮毛，因此原本想要通过再次阅读商务印书馆版本来加深印象时，却依然因翻译难以理解的问题，而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既然这么难读的译本，殷老可以用之乎者也的句法安排地那样易懂，那若以当代更口语的方式，将内容剖明了说出来，岂不是对自我的理解更为有益？
* * *
于是说干就干，当晚我就起身开始自己译前言部分。老实说，我本人英文很一般，也就工作能查查资料，完整地阅读则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认词和断句，但我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站在好几位巨人的肩膀上，对比各个译本的优劣，来找到我认为最好理解的译法。
另外，我还能借助现代科技的理解，除了常规的翻译软件，chatGPT人工智能的出现，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机器翻译选择，这在面对比较难译的段落，能打开不同的思路，去尝试新的句式组合。
一开始，我只是想通过自己对语言的感知，直接调整国内译版的句式和行文风格，让更具口语化。但开始深入第一章的正文后，就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发现了几处译文错翻的情况，本着正确理解哈耶克的想法，我不能对现有译本照单全收，而必须回到原文，看到底是怎么说的，放在上下文中如何理解。
我的本意是为了易于理解，所以在很多时候，遇到忠于原文还是方便理解的两难之时，我会倾向于用更多的断句，甚至完全改写内容的方式，让整句话变成通顺、有中文用语逻辑的状态。哈耶克教授实在是太学究了，动辄一句话写4、5行字，从句套从句再套从句，往往我读着读着就不知道一开始是在说啥了，可能只是我对英文不够熟悉吧。但如同写代码一样，往往我只要先给一句话的主体做一个参数，然后在其后反复地引用它，我就能更好地把握住所言说的对象，这真是双倍的快乐。
* * *
此外，除了个人理解的加深，也愿有更多对此有兴趣的，或者并不了解自由主义的人一起来读和交流。希望此后的内容能正常发送出来，我其实之前苦于动力，也因此给了自己一个持续做下去的理由。
不足之处，建议和闲谈，欢迎评论区。
作者序

当一位社会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本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做个清晰的说明。这是一本政治性的书，我不想用社会哲学论文里那些更高雅、更有抱负的名词做掩饰，虽然我完全可以这么做。不管名称如何，最重要的是，我所说的一切都来源于某种终极价值。我希望我能在本书中履行好另一项同样重要的职责，即清晰阐明整个论证所依据的终极价值究竟是什么。
不过，有件事我想在这加以补充。虽然这是一本政治性的书，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本书所论述的信念并不与我个人的利益绑定。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证明，我所向往的那种社会，其所能提供给我的好处将会比给国内大多数人的还要多。其实，那些社会主义者同事们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一定会身居高位——假如我能迫使自己接受他们那一套观点的话。还有一点我同样确定，之所以反对那些观点，并不是由于它们和我成长时期的观点不同，恰恰相反，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抱持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让我把研究经济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对于那些按着当下的潮流，非得在每一个政治见解的论述中寻找利害关系和动机的人们，容我说一声，原本我是完全不必写作或出版本书的。本书必然会得罪许多我希望能友好相处的人；它也让我不得不放下那些私以为更能胜任、且长远来看更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人们去接受那些严谨的学术工作成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正是我毕生所追求的。
如果说我不顾这些，执意要把写作本书视为自己不可逃避的责任，则主要是因为，在当前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严重的、不正常的现象，对此大家还未有充分的察觉。实际上，近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被吸进了名为战争的机器里，他们因官职在身而不能开口，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被一群业余人士和怪咖、被一群别有用心或名不副实的人所左右，已经到了值得警惕的程度。当前的种种趋势，势必在许多人心中引发了担忧，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闲时间写书的人是很难对这些担忧保持沉默的。
当然，如果换一种情况，我一定会乐于把对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让给那些对此更有权威、更加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曾在1938年4月《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杂志上一篇“自由与经济制度（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的论文中首次简要提出，这篇论文后来经过修订重印，成为吉迪恩斯（H. D. Gideonse）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这两本书刊的编辑和出版方允许我引用了原作的某些段落，在此表示感谢。
F.A.哈耶克
序言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能比揭示出思想根源更令人恼怒的了。

——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
当代的各种事件与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顾历史，我们能够评价过往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其引发的后果。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们而言还不是历史，它会把我们带入未知的世界，而我们又几乎无法看清前路是什么样子。假如我们能够保留先前的见闻和所有知识，把同样的事件重新经历一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视角下，一些我们现在觉得毫不起眼的变化，将会显得多么重要、而且往往多么的让人吃惊啊！可惜人类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也不会认识到历史有什么必然遵循的规律，但这也许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尽管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演，但也正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并非完全不可避免，我们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吸取过去的教训，以免同样的情况一再发生。人们并不需要有预知能力才能明白所面临的危机，经验与兴趣的偶然碰撞，往往就会把事物中某些很少被注意到的部分展示在一些人的眼前。
以下各章内容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类似于重新经历一段历史——或者，至少也是对一些高度类似的思想演变的反复观察。虽然对一个生活在单一国家的人来说，这种经验是不易获取的，但如果有人因为某些原因，长期在不同国家之间轮流居住，则有可能获取到这种经验。尽管，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思想所受到的影响和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似的，但它们未必是在同一时间、或是以同等速度进行的。因此，一个人若从一个国家搬去另一个国家，有时就会重复经历类似的思想发展阶段，这时候他的感觉就会变得非常敏锐。当他又一次听到他在20年前或25年前就已经接触过的意见或主张时，这些意见和主张就具有了新的意义，构成了一些趋势和征兆。而这其中所预示出事物的发展变化，即便不是必然的，至少也可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 * *
现在得说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我们可能会重蹈德国的覆辙。当然，这种危险并非迫在眉睫，而且，英国和美国的情况跟德国近年来看到的仍然相去甚远，以至于很难相信我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不过，路程虽然遥远，但这却是一条越往前走越难回头的路。如果说，从长远看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但眼下我们却被自己创造出的想法束缚住了。我们只有及时认清危险，才有希望化险为夷。
本次大战中，英美两国与希特勒掌权的德国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研究思想变化的人一定会看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战后，德国与目前各民主国家之间的思潮，可不只是存在着表面的雷同。在民主国家中也存在着一种同样的坚持——要继续进行创造和建设，就得沿用最初为国防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组织。这些国家同样蔑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同为伪装的“现实主义”甚至犬儒主义，同样宿命论地接受了“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且，在我们这里有数目庞大、咄咄逼人的改革家们，他们要求我们从本次战争中吸取到的教训，十有八九都是德国人在上次战争中取得过的，而正是这些教训助长了纳粹制度的产生。本书接下来将有机会表明，在未来15到20年内，我们可能还会在一大批其他问题上步入德国的后尘。虽然谁都不喜欢被别人这样提醒，但我还是要说明一下：近些年来，瑞典是进步人士们所关注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可是正如瑞典一样，离上次战争结束还没多少年，这里的进步派就开始把德国的社会主义政策奉为金科玉律，并普遍效法。那些记性更好的人都知道，在上次世界大战之前，至少有一个世代那么久，德国的思想与德国的实践曾多么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的理念和政策。

作者自成年后，大约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故乡奥地利度过的，因此与德国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一半时间则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在后一时期中，他越来越相信，有一些曾在德国扼杀了自由的危险势力，如今也在美国和英国作祟，而对于此种危险的性质和根源，这些地方的了解可能比德国还要少。在德国，那些怀着良好愿望的人，那些在民主国家也受到尊敬且被奉为楷模的人，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人，即便说他们没有亲手创造那些令人厌恶的危险势力，他们也为这些势力铺平了道路，而这还并未被人们意识到，真是可悲。我们能否防止相似的命运，全看我们是否能正视危险，以及是否有决心去修正危险背后的根源 ，哪怕这根源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希望与追求。然而现在还很难看出来，我们是否有勇气向自己坦诚可能犯过的错误。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反叛，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大多数人还是不愿如此去想，对于共产主义俄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哪怕其内部制度中有许多令人讨厌的相似特点，而且已被人们广泛承认之时，也还是如此。结果，人们自以为跟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着天壤之别，真心诚意地憎恨着纳粹的一切，并努力实现着所谓的理想，可这些理想一旦实现起来，就会导致恐怖的暴政。
* * *
当然，把不同国家的各种发展情况相提并论并不可信，但我的论证主要不是依据这些对比来的。自然，我也不并不认为这些发展趋势是无法避免的，如果真是无法避免的话，也就不必写这本书了。假如人们能及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可以避免这些不好的发展趋势了。虽然就目前而言，让人们正视危机的尝试中鲜少有成功的案例，但时机已然成熟，是时候对整个问题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了。这不仅是因为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已经更广泛地为人所知，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殊理由，让我们在这个关头非正视这些问题不可。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适合提出此类问题，因为这会让彼此产生对立意见。但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个一党派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也与各政党之争无关。有些群体可能比其他群体更追求社会主义，或者有些人是出于对其利益考量而追求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考量，但这些都并不影响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重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找出一些人来，而这些人的意见是能对今后的发展产生影响的，那么在当今民主国家里，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说标榜“我们都成了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兴，那也只是因为事实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几乎没人怀疑我们必须继续走向社会主义，而试图改变这种方向的人中，大多数也只不过是为了某个阶层或某个集团的利益。
正因为每个人都追求它，我们才走上了这条道路。并没有什么客观事实迫使我们选择它。后面我们有必要来谈谈所谓“计划”的不可避免性。现在主要问题是，这场运动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对这当前场运动深信不疑，并且极力煽动着的人们，如果他们开始接触那些事实，那些还很少为人所理解的事实，他们就有可能因恐惧而退缩，放弃追求半世纪以来吸引了那么多有志之士的理想。我们这一代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哪一个党的问题，而是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追随一些崇高的理想，自发地为创造共同的未来而努力，而实际上，我们不知不觉间创造出的结果，竟然与我们的奋斗目标正好相反，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对于那些已经建成的国家社会主义势力，我们现在应该努力认真地了解它们，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这能让我们了解我们与敌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不可否认，对于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我们至今还没有多少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自由而战，借此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很有分量，但还不够。敌人将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种宣传不只是明目张胆，也会有微妙的形式，而仅仅给我们坚定的信念，是不足以抵抗这类敌人的。无论是在敌人所控制的国家，还是在其他地方的人民中，当我们必须去击退这种宣传时，这仍然显得不够，因为这种宣传效果不会随着轴心国的失败而消失。如果我们要向其他国家表明，我们所争取的东西值得他们的支持，这也不足够，这还不足以指导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使我们免受旧世界的那些危险。
民主国家在战前跟独裁者打交道时，无论是在宣传方面，还是在讨论他们的战争目标时，都表现出一种内在的不安全感和对目标的不确定性，这是个可悲的事实。这种情况只能用他们认知的混乱来解释，不管是对他们自己的理想的认知，还是对与敌人之间性质差异的认知，都是混乱的。我们之所以被误导，不仅是因为，敌人在宣扬那些与我们相同的信念时，我们拒绝相信他们是真诚的；还因为，在敌人宣扬某些其他主张时，我们相信他们足够真诚。左翼政党不是和右翼政党一样被骗了吗？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会为资本家服务，而且会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有多少希特勒体制中特点，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推荐给我们来模仿的呢？而我们却不知道，它们其实是那个体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我们希望维护的自由社会并不相容。从战前到现在，我们因不了解对手而犯的错误，数量多到令人震惊。看起来就像是我们没有这个意愿，去了解集权主义到底怎么产生和发展的，似乎那么一来，我们决心要守护的美梦就会毁于一旦。
德国人是受思想的支配而行动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其思想的性质和发展，跟他们打交道就永远不会成功。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认为，德国人生来就是邪恶的。这根本站不住脚，即便对那些坚持此种主张的人来说，也未必全然相信。它侮辱了一系列的英国思想家，他们在过去100年里欣然接受了德国思想中最好的东西，而且不限于此。它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80年前，当穆勒（John Stuart Mill）撰写他的伟大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时，他从歌德（Gothe）和洪宝（Wilhelm von Humboldt）这两个德国人身上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它还忘记了这个事实，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是民族社会主义中两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先驱，他们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国人。德国种族主义中是有一些最糟糕的特点，但对于以此来坚持前文观点的人，就显得浅薄粗鲁而令人羞耻了。
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这样的德国人是邪恶的，从先天层面讲，他们也许并不比别的民族坏多少。问题在于，得弄清过去70年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出了这么一套特定的思想，使其能逐渐发展起来并取得最终胜利，以及，为什么这种胜利终将使其中最邪恶的分子掌控了一切。若是仅仅憎恨着德国人的一切，而非憎恨支配德国人的特定思想，则会让那些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这将十分危险。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态度往往不过是一种逃避主义，究其原因，一是不愿认识那些德国以外的思想倾向，二是不愿重新审视、并适时放弃那些从德国接受过来的信念，我们如今仍像德国人一样沉迷于这些信念。有人认为，是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产生了纳粹制度，这种说法更加危险，因为它很可能倒果为因，成为一种借口，强迫我们接受产生出这种邪恶的制度。
* * *
本书中对德国和意大利发展过程所作出的解释，与大多数国外观察家、以及大多数来自这些国家的流亡者的说法有很大不同。假如说本书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像大多数流亡者和英美报纸的外国记者一样，这些持有当今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人，几乎不可能正确地看待那些事件。一种肤浅而误导性的看法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不良反应，而这种反应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中，那些特权或利益受到威胁的人们所煽动的。这种看法很自然地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虽然这些人曾活跃一时，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运动，但在其发展到某个阶段时，由于与纳粹的冲突，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在数量上，他们是反纳粹的重要力量，但这不过意味着，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讲，几乎所有德国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过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被社会主义驱逐出去了。正如我们想表明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的冲突，其实在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是会常常发生的。如果这个解释正确，那就意味着，许多流亡中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心怀最美好的愿望，但却正在帮他们的移居国走上德国的老路。

我知道，德国流亡者中会有一些半法西斯观点，虽然许多英国朋友偶然听到时会感到震惊，但这些流亡者对社会主义的真诚信仰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这些观察家们把这一点归咎于他们的德国血统，但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经历已经让他们远远超出了英美社会主义者所达到的阶段。
当然，普鲁士传统中的某些特点，确实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在德国双方都引以为豪，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论点。但是，如果认为产生极权主义的原因是特定的德国人，而非社会主义因素，那就错了。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俄国所共有的普鲁士主义——并且，国家社会主义是从群众中兴起的，而不是从深受普鲁士传统的熏陶和青睐的阶级中兴起的。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