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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常使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正是人们试图将其变为天堂的努力。 ——F.荷尔德林（F.Hoelderlin）
对于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一些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也曾做出过警告，可时至今日，社会主义还是取代了自由主义的地位，成为了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主张的学说。这一切的发生，意味着人们不仅仅是忘记了他们的警告，甚至还相信了与之完全相反的意见。令人惊讶的是，同样的社会主义，在早期曾被公认为是对自由最严重的威胁，且自问世以来，社会主义者们就十分公开地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可如今它居然就在自由的旗帜之下，还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现在的人已经不大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直接表明了其独裁主义的性质。现代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由一些法国作家奠定的，他们坚信，只有靠强大的独裁政府，才能将他们的种种想法付诸实践。对他们来说，实行社会主义不过是想“终结革命”而已，其终结的方式，是按照等级制度对社会进行重组，并强加给社会一种强制的“精神力量”。说到自由问题时，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们则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在他们看来，自由思想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如近代计划主义者中首屈一指的圣西门（Saint Simon），曾提出了计划委员会这套机制，对他来说自由即是如此，他甚至扬言，对于那些不服从计划安排的人，要将其“当做牲畜来对待”。
在1848年的革命以前，民主运动曾有过一段高潮，在这股强大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由的力量相结合。但对于社会主义所引起的公众疑虑，新的“民主社会主义”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消除。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它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托克维尔对此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在1848年曾说：
民主制度扩大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则限制个人自由。民主制度尽可能地将价值赋予给每一个人，而社会主义则把个人当做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主张“平等”。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也是有区别的：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束缚和奴役中寻求平等。
在所有的政治动机中，最强烈的莫过于对自由的渴望。为了消除人们对社会主义抱有的疑虑，并将这种强烈的动机为其所用，社会主义开始越来越多地承诺一种“新自由”。他们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将使人类从必然的领域飞跃到自由的领域。社会主义会带来“经济自由”，若没有“经济自由”，那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也是“不值得享有的”。人类为争取自由已经做了长期的奋斗，但他们说能完成这项事业的唯有社会主义，而在这场斗争中，实现政治自由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已。
为了让这一说法听着合情合理，他们将“自由”一词的含义做了些微妙的变化，这些改变的地方值得我们多加重视。对那些曾经努力争取过政治自由的伟大的信徒们来说，自由这个词意味着免受他人强迫，不受专制的力量，能让人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若是有这些束缚，则会使个人别无选择，因而对他们所属的上级唯命是从。然而，社会主义者所承诺的新自由，指的则是要免受必然条件的限制，是要将人类从客观环境的限制下解放出来，虽然有的人所受的限制多些，有的人少些，但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可选择的余地。当人们要获得真正的自由时，就必须打破“物质匮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给权力或财富换了个名字。然而，虽然社会主义者在承诺所谓新自由时，往往也承诺将会大大地增加物质财富，但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界是贫瘠而吝啬的，如果人们只是完成了对自然界的绝对征服，还并不会带来人类经济上的完全自由。这个新自由实际上承诺的是，要消除各人可选择范围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因此，新自由提的那些要求，不过就是把旧的要求换了个名字而已，其实说的还是财富的平均分配。但由于提出了这个新的名词，就使得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多了一个共用的词汇，社会主义者便能充分地利用这一点。而且，尽管这两派人士对自由一词的用法各有不同，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至于双方承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就更无人问津了。
毫无疑问，向人们承诺更大的自由，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之一，而且有许多社会主义者是怀着赤诚之心，相信社会主义必将带来自由。但是，如果他们承诺的这条通往自由之路，实际上却是通往奴役之路，那岂不是个巨大的悲剧？毋庸置疑，通过向人们承诺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被引诱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他们遭受蒙蔽，看不清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甚至连他们以前所在的一些自由党派名称，都被社会主义者篡夺了。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显然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者，所以，当有人说社会主义终将站到自由的对立面时，他们表现出无法接受的态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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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社会主义会带来什么后果是无法预见的，而对这种后果的担忧，则再一次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们开始关注这类现象，在开展调查时，尽管他们并未抱有此种期待，但他们还是对处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境况下的惊人的相似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以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不共戴天的两个极端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那些新的暴政是否同出一源。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是列宁的老朋友了，他曾提出一些见证，这些证言之震撼，就连共产党人都要震惊不已。他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要比法西斯主义糟的多，它比法西斯主义更残酷、更野蛮、更不公平、不道德，更反民主，毫无救赎的希望”，他认为，“最好将其描述为‘超级法西斯主义’”。他也承认，“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国有化和集体化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计划中的一部分，尽管国有化和集体化是伴随政治产生的预期外的产物，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伊斯曼这个结论显然还有更广泛的意义。
伊斯曼的例子也许是最显著的，他用同情的态度对俄国的社会实验进行了观察，并得到了如上结论，然而，同样这么去做还得到了相似结论的人，并不止他一位。比他早几年，有位美国记者张伯伦（W.H.Chamberlin），他在俄国住了12年。当他发现自己对俄国的一切美好幻想都被粉碎之时，便将他在俄国、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出来：“社会主义者必将会证实，社会主义，至少一开始并不是通往自由之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的漩涡、通往最惨烈的内战之路。至于用民主方法来实现和维持社会主义，则似乎只能存在于乌托邦世界了。”
同样的，有位英国作家沃伊特（F.A.Voigt）以外国通讯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政治发展情况做过多年仔细的观察，他最后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带来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所有的关键点上，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博士也已获得了这种信念：“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当人们放弃了个人事务的自由，转而对事务进行强制性组织时，将会发生什么。尽管他们为自己许诺了一种更为丰富的生活，但在实践当中，他们肯定放弃了这种期待，因为随着组织与管制的加强，多种多样的目标必然要让位于统一性的要求。这就是计划型社会和独裁主义原则在人类事务中躲不掉的结局。”
类似上面的说法，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近年来，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就有这一类的叙述。特别是那些曾在当今的极权主义国家中做过公民的人，他们亲历了这种改变，这种经历让他们不得不修正曾经抱持的宝贵信念。我们将再引述一位德国作家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话作为例证，他表达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也许比我们引用过的那些话还要公正。
“曾以为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达到自由与平等，这个信念已经完全崩溃了，其结果迫使俄国走上了与德国相同的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极其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并非是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全然相同。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另一个阶段，当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幻想时，下一阶段便是法西斯主义。这种成为幻想的共产主义，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如是，在希特勒之前的德国亦如是。”
同样重要的，还有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思想史。但凡有人注意到这些在意大利或德国的运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都会对许多运动中的领袖人物留有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起（连赖伐尔（Laval）和吉斯林（Quisiling）在内），都是先做社会主义者，后来变成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连这个运动的领袖们都是这样，那下面的人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变成纳粹分子，或者纳粹变成共产主义者，都是相当容易的事情，这在德国人尽皆知，两党的宣传工作者知道的尤为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美学生，许多大学教师都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其他党派之间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持有同一类想法的人的支持，同时，彼此之间如对待异端一般仇视，但他们的做法则显示出彼此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相近。对这两波人来说，真正的敌人是老一派自由主义人士，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没法指望说服他们。共产主义者对纳粹分子来说，或者纳粹分子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或是这两者对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被当成了潜在的发展对象，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属性，尽管会认为对方听信了假先知的假预言，但他们都知道，他们与那些真心相信着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之间，是绝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
有些人可能会对以上所说有所疑虑，为了不被共产主义和纳粹的官方宣传所误导，让我们再来引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说法。海曼教授（Prof.Eduard Heimann）是德国宗教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他写过一篇叫“自由主义的再发现”的文章，这一标题很有意义，在其中他写到：“希特勒主义者自称是真民主主义、真社会主义，然而事实的可怕之处在于，这种说法确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少之又少，但无论如何，这足以成为那些充满荒谬而歪曲的言论之基础了。希特勒主义者甚至还自称为基督教的保护者，这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类错误言论即使歪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却仍能给人们留下些许印象。不过，在此之上，有一件事却从这堆迷雾中十分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希特勒从未声称代表了真正的自由主义。因此，自由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希特勒最讨厌的学说。” 除此以外还应补充的是，至于为何希特勒当时没有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自由主义的痛恨，可能仅仅是因为，当希特勒上台时，就各方面的影响来说，自由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已经几近消失，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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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许多密切观察着从社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转变过程的人来说，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但在民主国家里，大多数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毫无疑问，英国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仍然深深地相信着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可一旦实现了他们的纲领反而会毁掉自由，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畏缩。然而，这个问题还是很少为人所知。最不可调和的各种理想被强行扭到了一起 ，以至于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矛盾的说法。如果驱使我们进入新世界的是这么一种思想状况，那么，认真考察下在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演变，看看其中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虽然别的人早就表达过我们的担忧，而我们得到的结论只不过是对其的确证而已，但若想证明这一切并非偶然却并不容易，这需要我们关注社会生活转变中主要的方面，做一些充分的考察才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前几代人心中伟大的乌托邦，不仅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为其努力奋斗，还会产生与预期截然不同的结果，以至于在那些对其抱有希望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做好了面对这种结果的准备。而想要让人们理解这一点，除非将这种因果联系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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