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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制度在这一代还并未失败，只不过未经充分的尝试。 ——罗斯福（F.D.Roosevelt）
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人类文明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向。这几十年来文明的航程，并没有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向继续进步；恰恰相反，其实我们在被种种现代的罪恶/弊病所威胁。这种种的罪恶与过去岁月中的野蛮与蒙昧都有关。当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愿意谴责自己，不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过失所导致的。我们总是自我辩解：难道我们不曾运用顶尖的智慧来与罪恶作斗争吗？在我们之中，许多第一流的头脑不是曾不断努力地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么？我们一切的努力和希望，不是都用来追求更多的自由、正义和繁荣了么？话虽如此，但如果说我们自认为所追求的是自由和繁荣，结果得到的却是奴役和苦难，那这期望与结果就有太大的不同了。如果事实与我们的希望截然不同，按常理想，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受到邪恶势力的压迫而导致的吗？进一步说，假如在我们重新走上更好的道路以前就被邪恶势力打败，那我们岂不白白成了牺牲品？这不都是明显的事实吗？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诅咒这个时代的罪恶，说这些罪恶是由邪恶的资本家造成的，或是由于某一个国家的精神腐坏所致，或是由于老一辈人的愚蠢，或是由于半世纪以来我们与之斗争、但仍未完全推翻的一种社会制度形成的。无论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罪定到谁身上，无论我们与这些罪人有何不同，我们总觉得，或者说至少在近期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些观念自上一世代以来，已经被很多具有善意的人所共同接受，这些观念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向，而它们绝不会是错误的。可是现在，我们的文明真的发生危机了，如果有人提出任何说法来解释这场危机，我们都肯接受，但唯有一种说法例外，即是说：世界当前的危机是由我们所犯过的错误造成的；我们最珍视的一些理想和追求，显然导致了这些与我们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
当我们把全副精力都用于取得战争胜利时，有时会忘记：我们现在藉着作战来保卫的许多价值标准，即使在战前的英国就已经遭到威胁，在别的地方更是受到了破坏。虽然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理想，在为各自的生存而战，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斗争起源于观念的冲突，而观念的冲突则产生于不久前还同为欧洲文明里的各种思想争斗。并且，目前形成的这种极权主义趋势，并不仅限于当前陷入了极权制度下的国家，而是普遍存在着。虽然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赢得战争，可赢得战争仅仅是为得到另一个机会来面对这些基本问题，并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我们的文明走向与极权国家相似的命运之路。
我们现在会很容易认为，德国、意大利或苏联，跟我们所处的不是同一个世界，我们很难把他们看作是在思想上同根同源的兄弟。至少，在面对敌人时，我们会更容易认为对方与我们完全不同，同时，我们会认为那些在敌国发生的事，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我们这么想确实会比较舒服些。可是，如果看看极权制度兴起前那几个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是很少的。我们与他们所发生的表面冲突，其实是欧洲的思想发生转变后产生的结果之一。不过，他们国家的思想变化得快些，我们国家的思想变化的慢些，因而发生了冲突，仅此而已。但这并没有让我们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观念的改变和人类的意志力让世界形成了目前这个样子，虽然谁都没有预见到这个结果，也没有什么客观的环境变化来迫使着我们去调整思想以适应新局面。这种情况英国人可能尤其难以了解，原因只是，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中，他们落在了大多数欧洲人民的后面，而这对他们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我们仍然以为，一直以来指引着我们的理想只有在未来才能实现，但我们却没有察觉，过去25年中，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想不仅改变了世界，还改变了我们的国家。我们依旧相信，现在我们还是受那种被模模糊糊地称为“19世纪的观念”支配，或者说是受放任主义原则支配。如果将我们国家的现状与某些国家比较，再与那些处在加速变革中的国家比较，就会让我们以为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对的。不过请注意，虽然直到1931年为止，英国和美国也只是缓慢地跟着别的国家的路线在走，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英美也已经走得相当深入了，以至于只有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的人，才知道一个自由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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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不只是在物质建设方面有着重大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还表明我们的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演进方向也完全改变了，可是，后者的改变依然很少为人们所察觉。至少在极权主义这个恶魔真正威胁到人类之前的25年间，我们已经渐渐远离了西方文明的基本观念，而这正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近年来的趋势带给我们崇高的希望和雄心开始这场运动，但结果却让我们直面了极权主义的恐怖，这让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但人们仍然拒绝将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目前这种发展的趋势，只不过印证了自由主义哲学前辈们的告诫，当然，我们还是相信这些告诫的。我们知道，在过去如果没有经济自由，也就不会有个人和政治的自由；但现在，我们却一步一步地放弃了经济自由。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和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警告过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奴隶制度。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朝着社会主义前进。时至今日，我们看见了一种新形式的奴隶制度摆在眼前，可是我们却全然忘记了这个警告，以至于很难想到社会主义与奴隶制度是有关联的。
现代文明趋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如此迅猛，不只与刚刚过去的历史脱节，而且与西方文明的进化过程也脱节了。这种急转直下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只去考察19世纪的背景，而是考察长远的历史背景，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与这些背景之间相互抵触的程度之深。我们不仅很快地放弃了科布登(Cobden)和布莱特(Bright)的看法，还放弃了亚当·斯密和休谟(Hume)的看法，甚至放弃了洛克(Locke)和密尔顿(Milton)的看法。不止如此，我们放弃的更是西方文明显著的特征之一——即它是从基督教、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奠定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我们逐渐抛弃了的，不仅是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还包括伊拉斯谟(Er.asmus)与孟泰格(Montaigne)、塞西诺(Cicero)、塔希图(Tacitus)、贝利克(Pericles)和都西底斯(Thucydides)所遗留给我们的个人主义。
纳粹首领说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反文艺复兴的”。他可能在无意间说出了真相。文艺复兴以来，近代人建立了当代的文明，究其根本，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明，而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则是对这种文明的致命打击。时至今日，“个人主义”名气并不好，这个名词往往与自我主义(egotism)和自利自私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和自利自私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主要是用来与社会主义、及其他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作为对立关系的。随着下文的推进，我们将会说明它们的对立之处。从历史上讲，个人主义要素是很早就包含在基督教和古典哲学当中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首次得到了充分发展，而此后才逐渐成长为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个人主义的基本特色就是对个人的尊重，把人真正当“人”。这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承认，在各人自己的圈子里，无论他的这个圈子有多小，其自身的看法和品味都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也相信，人应当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自由”这个词现在过于泛滥了，以至于我们想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时，总会有些犹豫。“宽容”一词也许还保留了完整的含义，这个词所代表的原则，自文艺复兴以来还是挺有分量的，只是最近有些衰落。而当极权主义国家兴起后，宽容原则便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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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纪后，社会制度从一个组织严密的架构，逐渐转化为较为松散的自由架构。在其中，个人至少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做出选择。而这种制度的转变，则与发达的商业密切相关。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中，出现了全新的生活观念，之后它从这个地方开始，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展，向西部与北部传播，再经过法国和德国西南部，向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与不列颠群岛扩张。这种由商业所引发的新观念，在没有专制政权的地方，就能毫无阻碍地生根发芽。因此，在低地国家和不列颠，这种新观念才能够自由生长，并且，在得到了长期的充分发展后，才成为这些国家中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17、18世纪以来，它从这些国家充分发展后又继续向西向东扩张，到达了新大陆，以及欧洲大陆中部。可是，由于时常发生的战乱，以及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在欧洲大陆中部无法像英国一样，让自由观念的幼苗迅速成长。
在整个欧洲近代史时期，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把个人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束缚——也就是他养成的习惯和一些被规定好的方式中——解放出来。当这种个人的解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个人只不过是自发地、不受约束地为自己努力工作，社会却因此而产生了复杂的经济活动秩序。随后，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前后一致的论证来支持自由经济，这其实是经济活动自由增长的结果，而经济活动则又是政治自由下产生的一种意外的、难以预料到的副产品。
个人能力解放后，其最大的成果也许就是科学的产生。科学的发展十分惊人，它随着个人自由的扩张，从意大利去到了英国，以及更远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早期阶段，工业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停滞之中。可是那时，人类的发明能力却丝毫不弱。比如，那时的人能造出许多高度机械化的玩具，以及其它机械装置。对于采矿和钟表制造这类工业，当时的发展倒没受到什么限制，但是后来，当一部分人试图将机械发明应用到更多的工业生产中时——其中一些还非常先进——很快就遭到了压制。连带着，对知识的渴望也被人们广泛相信的原有观念所扼杀，因为主流观点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这足以阻碍个人从事新的发明创造。 只有当工业上的自由开辟出了崭新的道路后，人们才能够自由地使用新知识，一切事情都可以自负风险地去尝试（这种行为通常来自当局正式委托的学习培养），科学才得以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并在过去150年里改变了世界的样貌。
我们文明的本质如何，敌人往往比大多数朋友看得更清楚。19世纪的极权主义者孔德（Auguste Comte）曾说，“西方常年的顽疾，在于个人对种族的反抗”。孔德所诅咒的对象，正是建立了我们文明的那股力量。相比前一时期，19世纪在个人主义上的发展，只不过是让所有阶层的人都意识到了自由的存在，然后将偶然、零散生长出来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和持续性的发展，并将这些思想从英格兰和荷兰传播到欧洲大部分地区。
个人主义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一旦移除了阻碍人类发挥创造力的枷锁，人们就能迅速地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很快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社会中极其黑暗的一面被发现，而人们不愿再去忍受这些黑暗面——但也许没有哪个阶层不曾从普遍的社会进步中获得实质性的好处。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种个人主义的成果，那么我们便不能对这一成就做出公正的评价，因为这些标准本身就来自于这样的成就，而且还因此让许多已有的缺点显得更突出了。如果我们想理解，这种成就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意味着什么，就必须用个人主义刚开始发展时人们的希望和心愿来评估。毫无疑问，个人主义的成功超出了人类最奔放的梦想。到20世纪初时，西方世界的工人已经达到了物质舒适、安全、个人独立的程度，而这在一百年前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
未来，个人主义的成功可能会产生的最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就是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新的掌控感，这足以让人们相信，改善自己的命运是有无限可能性的。随着不断地成功，人类也产生了更多的雄心壮志——这时的人完全有权实现它们。过去所做的承诺曾经鼓舞人心，但到了现在，这似乎已经不够了，人们觉得进步的速度太慢了。而过去使我们进步的那些原理原则，到了现在，则被看作是妨碍更快速进步的障碍，人们迫不及待地消除它们，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一种前提条件，来保护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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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成为一种固定的教条，也没有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规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说，我们在处理事务时，应尽可能多地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尽量少采用强制措施，这一基本原则能做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能尽可能发挥竞争益处的体制，与被动地接受既有体制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然而自由主义者当中却有一些人墨守成规，顽固地坚持某些粗放的经验法则，尤其是放任主义原则，没什么比这更有害了。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做法所引起的危害往往比较间接，也不易看出，对于这种利害关系，只有一些一成不变的规则才行之有效。而且这些年来，他们已经建立起有利于工业自由的强有力的想法，因此他们当然愿意把这种想法当做一个毫无例外的规则，这种诱惑确实会让人难以拒绝。
不过，由于许多倡导自由主义原则的人抱持着这种态度，一旦他们的主张在某些点上被突破，就会不可避免地全线崩溃。另外，由于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逐步改善自由社会的制度框架，那就无法避免整体进展的缓慢，而这会进一步削弱他们的主张。自由主义者的任务是帮助社会发展、协助社会运作。既然如此，如果社会有所需要，我们最紧要的任务当然是去了解社会。整体的进展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理解的进一步加深，包括对社会力量的理解，以及对最有利于这些力量以理想方式运作的条件的理解。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就像园丁对待植物一样，为了创造最有利于它们生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它们的结构和生长方式。
但凡有见识的人都不会怀疑，19世纪经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粗放法则只不过是开了个头而已——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我们所走的道路依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只有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地掌握各种可用的力量，才能获得这种进步。显然，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比较显著的经济领域，有货币管理制度、防控垄断等事务；在其他并不显著的领域，也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并不显眼，但并非无关紧要。毫无疑问，政府在这些事务上握有为善为恶的巨大权利，而我们有理由希望，随着对问题更好的理解，我们终有一天能够成功地运用这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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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一般所谓“积极的”行动必然进展缓慢，即使想要立即产生改变，自由主义的进步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依赖自由带来的财富增长，那么我们必须经常与危害这种进步的意见做斗争。自由主义被许多人看作是“消极的”教条，因为它只能让特定的个人分享到公共进步中自己的那部分——这种公共进步越来越被公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本身的成就正是它衰落的原因。由于已经取得的成功，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忍受仍然伴随着他们的缺陷，这种缺陷在他们现在看来，既难以忍受又没有必要。
由于人们对自由主义政策的缓慢推进越来越不耐烦，不满于那些借自由主义之名行保护违反社会利益特权之实的人（是为正义的愤怒），以及人类的雄心壮志似乎已被取得的物质进步所证明，结果到本世纪时，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信仰。对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财富，许多人则相信它们是绝对安全、永不朽坏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虽然既有的社会结构在过去曾使社会进步成为可能，但在今后则不再可能。因此人们相信，不能再沿袭过去的老路，只有通过彻底改造社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问题已经不再是补充和改善现有的社会结构，而是要完全打碎它，并用一套新的结构取而代之。随着新一代青年人的希望开始集中在一些全新的事物上，大家对当前运行的社会机制的了解和兴趣也就迅速地下降了；同时 ，随着大家对自由制度发挥作用的理解日渐模糊，我们也就逐渐意识不到，有些东西是高度依赖于自由制度而存在的。
人们对于社会前途的看法已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发生既未经批评、也未经分析，就转移到了社会问题之上。这种转变是有原因的，其来源于对技术性问题的专注，从而产生的一种思维习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有这种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便会对过去的社会研究成果中不符合他们看法的部分加以否定，并且会把一些组织内部的想法强加到不适合的领域中去。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暂且不予讨论，现在所要关心的是，我们对社会的态度虽然一直在改变，还几乎是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的，可是它怎么就改变得如此彻底呢？对此转变过程中的每一阶段来说，看起来似乎只是不同程度上的思想变化，但由于其不断积累造成的影响，已经在老派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与当前许多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之间，造成了很根本的分歧。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可以说完全违反了我们前面说过的自由发展趋势，简直就是彻底放弃了曾创造出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
根据现在的主流观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由社会中的自发力量。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着手去除那些曾产生过未知结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性的、“有意识”的指导，来取代之前非个人的、匿名的市场机制。用来说明这种分歧的最好例证，莫过于广受人们欢迎的一本书，其中极端立场者所主张的“为自由而计划”这一说法，我们将在后文不止一次地提到。卡尔·曼海姆博士（Dr.Karl Mannheim）写道：
“我们从来没有建立和指导整个自然系统的必要，就像我们今天不得不对社会所做的那样……人类越来越倾向于管控所有的社会生活，尽管从来没有人试图去创造第二个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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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倾向的变化，与文明思想在地域传播方向上的倒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两百多年来，英国的思想一直在向东传播，在英国获得成功的自由制度，似乎注定要传播到全世界。到1870年左右，自由思想的支配范围可能已经扩展到了最东边。可是从那时起，它却开始衰落，一套非常不同的思想从东方开始西进，这种思想并不新鲜，反而十分陈旧。从那以来，英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失去了知识上的领头地位，转而变为了思想上的进口国。在接下来的60年里，德国成了世界思想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德国思想向东方和西方同时扩张，它注定要统治20世纪的思想界。无论是黑格尔或马克思，李斯特（List）或施穆勒（Schmoller），桑巴特（Sombart）或曼海姆，无论是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或是比较温和的“组织”或“计划”，德国思想都四处通行，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
虽然大部分新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但却是在德国完成的，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后各25年间，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现在的人们常常忘记，在这一时期，德国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上，具有多么重要的领先地位。在英国的社会主义成为严重问题之前的时代，德国议会中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直到不久前，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还几乎完全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因此，即便在今天，苏俄所讨论的社会主义问题，大都是从德国人止步的地方继续开展的。大多数英美社会主义者还不知道，大多数他们现在才发现的问题，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早就讨论过了。
德国思想家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对全世界产生知识性的影响，不仅得力于德国所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更得力于德国思想家和德国科学家在这一百年来赢得的极高声誉。这时的德国已再度成为欧洲文明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主要的领导成员。这种知识性的影响很快就助长了德国思想的扩张，但这一思想是有悖于欧洲文明的基础的。德国人自己——至少是他们中传播这种思想的人——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份冲突：对他们来说，欧洲文明的共同遗产在纳粹党人出现之前就已经成为了所谓“西方”的文明——这里的“西方”不再指整个西方，而是指莱茵河以西的“西方”。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就是指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以及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是对和平的热爱。
尽管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那些“浅薄”的西方思想显露出掩藏不住的轻蔑，西方人还是继续向内引进德国思想，这也许正是德国人的轻蔑带来的结果。后来，西方人甚至被灌输地信以为真，认为他们此前的信念不过是为自私自利所做的辩护；所谓自由贸易，也不过是为了增进英国人的利益而发明的说法；而英美政治理想则已完全过时，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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