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反抗：《恶之华》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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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恶之华》是漫画家押见修造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除漫画原作外也有动画、真人电影等改编作品。其动画改编作品曾因为大胆尝试转描技术而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又因为过于偏离原作而遭原作粉丝抵制。但这都是题外话了。今天笔者想要讨论的是：这部原作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是否能够支撑起押见修造如今在青年漫画界的名声？
与押见修造如今的心理恐怖风格不尽相同，《恶之华》在某之意义上可以称之为“青春伤痕作品”。尽管这一名词如今在中文语境下往往与某类作品直接挂钩而给人以不好的印象，笔者还是认为它是最贴合《恶之华》气质的描述。
简要概述《恶之华》故事情节：春日高男意外拿走了自己暗恋的女孩，佐伯奈奈子的体操服。而他的这一举动被同班同学仲村佐和目击。仲村以此要挟春日，并要求与他订下奇妙的“契约”。而后发生的种种事件，则改变了春日、仲村、佐伯三人的人生轨迹……
若是换成普通的少年漫画作者，或许这一开头便是典型恋爱喜剧的开端：由于误会而产生联系的平凡男主角和美丽女主角，以及一个恰到好处目击从而参与其中的另一女主角——这便是一出三角恋的标准配置。但是，押见修造在故事的开篇便让读者放弃了这种幻想：阴郁的环境描写，主人公春日高男神经质的心理活动，以及本作最独特的角色——仲村佐和，在出场伊始，便通过对老师的辱骂，宣告了她的施虐倾向以及“变态性”。故事的开篇始终围绕着春日心中的焦躁不安发展着，这种不安伴随着恐惧、激动、兴奋以及某种源动力一起发酵，最终成为了事件的导火索，引爆了春日高男和他的日常生活。
笔者在这里无意讨论《恶之华》中具体的故事情节，在笔者看来，那并不是故事发展的推动力。故事的发展是紧紧围绕人物的心理发展的，具体来说，就是主人公春日高男的心理。作者跟随春日的心理变换着画面的整体安排，让读者更直观地领会春日的心情——尽管前文说到仲村是最为独特的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春日才是这部作品的唯一主角，甚至可以说，其他的角色的功能都在于服务对春日的塑造。
那么对主角春日高男的分析就成了本文的重中之重。一登场，春日便展示了他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属于一种随处可见的平凡学生，成绩平平，长相平平，对喜欢的女生敬而远之，和与自已一样的朋友插科打诨；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读着“除了他没人会知道的鬼东西”（春日友人山田语），且这一点他并不多做掩饰；而他最爱的书便是那本著名的《恶之花》（关于这点后文会展开分析），这点一直被佐伯看在眼中，才有了后来的告白成功。
从他人以及春日自己的叙述来看，他持续着这种矛盾的生活已有一段时间，而他的精神世界也显示出，他在出场时便带有一种不自觉的“选民思想“，即他通过阅读这一途径，实现了与他人的不同。春日内心的这种倾向性，正是他被佐伯选中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一系列转变、事件的支撑点。在这点上，春日是具有典型性的，他似乎是现实生活中无数相似青年的写照，他们多少有些自命不凡，却缺少改变现状的勇气。而仲村的闯入，则是春日与其他人的分歧点。
据说仲村的现实原型之一是作者的妻子本人。若真如此，则不难解释作者为何能把仲村刻画的如此有魅力。仲村的出场带有反派的气质：咄咄逼人，粗鲁残暴，施虐倾向，将主角玩弄于股掌中甚至直接破坏春日的感情和生活。但是，随着对她了解的逐渐深入，她身上的两面性便显露了出来：残酷的表面之下是她脆弱的内心，外在只是她为自保的伪装。与春日一样，她对日常的生活失去了兴趣：她一再要求春日骑车载她去往山的另一边，因为她坚信，山的那一边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群山环绕的小镇是日本漫画中常见的意向，在这里不多做分析）。而当她认清改变的不可能，哭喊着放弃时，读者对她的同情与“爱“也达到了顶点：仲村实际上是本作中的悲剧角色，她引导春日走向毁灭，最终毁灭的却是自己。
而本作的另一个悲剧角色，佐伯，则是一个理想的“工具人“：她本是日常生活中的焦点，却被春日身上的非日常特质所吸引乃至产生迷恋，而这种迷恋最终变成了病态的依赖与占有欲。从现实层面来讲，佐伯所代表的这类人可能会因为内心缺乏某种源动力而会产生空虚，但根据笔者个人观察，这类人并不会为此而驻足。他们的人生宽广而远大，其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往往不至于爆发的如此剧烈。在这里，只能暂且把佐伯视为一种演员型人物，即她不断扮演者生活中的完美角色，而避免流露出真实的自我。事实上，笔者觉得故事前期最突兀的情节便是佐伯爱上了春日，尽管笔者清晰地明白，唯有如此，春日身上的矛盾才会彻底激发，故事才会照着作者所设想的发展下去。这大概就是“都合主义”的一种体现。
作品中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类角色，他们是同学、家长、老师等等，笔者在此稍微不负责任的将他们归纳为普通人。他们平凡地生活着，遵循着预设的轨道，发挥自己观众的作用。而这些普通人中显得不那么普通的，则是故事后段出现的女主角，常盘。她接纳了已经毁灭了的春日，带他走出阴影。关于这一段的分析将在后文展开。
至此，《恶之华》的结构便很清晰了。
春日在仲村的引导下，激发了心中变态的一面，对长期厌恶的日常生活做出了切实的反抗；而在事发后，春日出于某种责任心，认定自己需要解救沉沦的仲村，从而一步步引发了后续的事件；佐伯作为春日心中的女神，两者的交往使得春日获得了信心，同时也增加了春日的心理压力；而佐伯则渐渐对春日身上非日常的部分产生向往、沉迷，最后引发了自我毁灭式的举动；而以常盘、主人公父母为代表的普通人，则在事件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并在最后通过重新接受主人公一行人，是他们重新建立起与社会的联系。
简而言之，《恶之华》讲述的是一个日本动漫作品中典型的非日常入侵日常的故事。但是，与通常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里，庸常并不是一种恶，而渴望改变的主角们才是故事中恶的化身。主人公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中明白，普通的抵抗不足以抵消日常的折磨，最后选择了诉诸暴力。通过一系列的破坏，他们宣告着自己人格的重生，宣告着对这个平平无奇的小镇的反抗。而暴力的欢愉终将迎来暴力的结局，故事在春日和仲村两人于祭典上的自杀行为达到了高潮。
而这一切和反复提及的那本春日最爱的、即使看不懂也不断阅读的《恶之花》又有何联系？
《恶之花》作者，波德莱尔是何许人也？本雅明称其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的遭遇正是现代人身上悲剧性的体现：当一个人开始反抗庸常的社会时，社会便可以宣判他为恶；而倘若不通过恶行（或者说某种暴力），个人则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渴望改变的激情。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提及的那样，反抗常理的、非理性的行为，便是疯癫，便应当被收容和管制。
如果说在波德莱尔所处的前现代社会，这种悲剧性仍是大多数人所不自知的，那么到了春日高男所处的后现代社会，则变成了一种公开的、但是被大家视而不见的普遍存在。这一点在佐伯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她本可以贯彻她的日常性，却本能地被春日身上的非日常性所吸引；如果是在书上或者别处所看到的那么还可以忍受，但是一旦身边出现了反抗的实例后，那么反抗的激情便再也不可压抑了。在这层意义上，十九世纪的波德莱尔和二十世纪的日本青少年产生了跨越时空的联系。现代人的悲剧性，被作者敏锐的捕捉到，跨越百年的历史，最终贯彻在故事中的青少年身上。
故事的后半段始终是饱受诟病的。读者普遍认为押见修造放弃了他在之前所贯彻的“疯狂”，而使故事落入了平庸的、“浪子回头”式结局。这一点在春日高男身上尤为严重：作为故事的主角，他在后段的故事中几乎毫无进步，仅仅是被动地被他人接受、原谅；而常盘则作为“机械降神“式的女主角，若无其事的参与故事中，简简单单地便拯救了春日。
有人说这是作者的仁慈，有人说这是出于商业作品的考量。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局体现了作者的，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性。后现代社会以其无限的包容性与延展性，消解了过去被视为严肃、禁忌或者神圣的事物。具体到现代日本，这是一个有着高自杀率、有54万“隐蔽族”的后现代社会。春日和仲村的反抗，在读者看来是如此的轰轰烈烈，可在现实中中，却是相对平常。人们对青少年的自杀、自闭行为见怪不怪，甚至习以为常、可以在事后坦然接受。结合本作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作者给出这样的结局便不奇怪了：他本是想鼓励像春日这样的青年人走出困境，那就势必将故事发展成安慰剂式的完美结局。而这样书写的深层含义便是：个人的反抗只对个人自身有意义（这种意义甚至不被他人承认），对系统而言则毫无影响。在后现代社会，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一个政治家，甚至一个社会运动者，但是他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个人的所有反抗，都是在系统内部、按照系统所规划的那样在系统的允许范围内进行的。而越界的人，势必遭到系统的排除以及他人的抵制，除非他重新回到正轨。
春日和仲村的两种选择，便是反抗者的两种宿命。春日选择和社会和解，回归日常；仲村则远走他乡，回避过去，与社会保持着暧昧的距离。而在海边的打闹中，两人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意味着，无论逃避还是接受，最后的结局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妥协：放弃抵抗，另寻一种生存之道。
在失去了革命语境的今天，一切的反抗都意味着无疾而终（除了911式的恐怖袭击）。社会对个人的规训体现在方方面面，人们会说这只不过是青年人特有的逆反心理、这只不过是一时误入歧途云云。如此看来，如今的反抗，终究只能是未完成。
此文为两年前所作，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略作修改后投稿。多有不妥，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