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尼采导论（二）尼采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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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尼采研究指南》导读篇，原作者为汤姆·斯特恩（Tom Stern）。本节为导读篇截选，涉及尼采的著作，题目系译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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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尼采的著作
作者：汤姆·斯特恩（Tom Stern）
按照惯例，本文将尼采已出版的作品分为早期（1869-1876）、中期（1878-1882）和晚期（1883-1888）。其他未出版的作品则将被单独讨论。对于尼采著作的介绍中将不会包括尼采的非哲学著作，比如他早期的语言学文章。
早期（1869-1876）
《悲剧的诞生》（1872）是一部论述希腊悲剧理念的书，是一部从荷马到尼采时代的欧洲文化史。这部书对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对现代的诸多美学理念都有着直接影响。它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是否值得一过？保罗·丹尼尔（Paul Daniels）将在他的论文里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
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第一篇文章（即“施特劳斯――表白者和作家”）是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旧的信仰与新的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一书的直接攻击。大卫·施特劳斯以其对新约的历史性批判而闻名——尼采曾赞扬过他的这一思想。但是，施特劳斯新出版的这部书（即《旧的信仰与新的信仰》）中却洋溢着对新诞生的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和科学进步观的盲目与自大。而尼采对其进行了猛烈批判。这一批判也常被人们视为他对自己的文化观（vision of culture）的表述。
尼采在第二篇沉思“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现已有单独的新译本，即《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我个人亦对其前三章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中讨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人类对于其历史的普遍认识。这部分的认识会对人们产生潜在的影响。而现在，人们已经通过篡改、扭曲，甚至是误读的方式完成了他们对于历史的解读，并克服了历史观对他们的影响——这就是人们处理自己“过去史”时所使用的工具。这些“偏离本真”（distorting）但却重要的工具被尼采分为“纪念式”（即对过去伟大事物的崇拜）、“怀古式”（一种让个人隶属于“更伟大事物”的狭隘视角）和“批判式”（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对曾经崇拜过的那些事物进行彻底的否定）三类。它们被现代的、学术的、自称“本真的”的历史研究方式所败坏了。正如这部作品的标题所言，它遵循了“对生命有用之物就是好的”这一伦理学框架。而这一框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尼采对叔本华思想的继承——尽管这一继承偏离了叔本华的本意，因为后者赞扬那些反对生命的东西。
如何对叔本华的思想进行取舍是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第三篇文章——“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中所处理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叔本华被当做了伦理生活的典范。尼采认为，遵循这种典范生活对于个人成长和文化发展都有益处。然而，这一思想实际上代表着尼采作品中“叔本华气味”的减弱。在这篇文章中，尼采对自我观（notion of self hood）和自我发展观（notion of self development）进行了最仔细的检验。
《不合时宜的沉思》以“瓦格纳在拜雷特”一文结束。在这篇文章里，瓦格纳被尼采奉为艺术上的典范。
中期（1878-1882）
尼采中期的作品有：《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1879）、《漫游者和他的影子》（1880）。这三篇作品在之后被统一到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此外，《朝霞》（1881）、《快乐的科学》（1882）也是这一阶段的作品。尼采在这一阶段也发布了一些诗歌（如：在1882年，尼采发表了“墨西拿牧歌（Idylls from Messina）[1]”。1887年，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为它又添加了第五部分。它们一并被视为尼采后来的作品。他本人还在附录中增加了“墨西拿牧歌”的修订版）。
尼采在这些书中所使用的格言体（aphoristic style）风格让他在之后名声大噪：他给出的论述相对较短，且有数字编号。不过，这些编号不总是按照主题进行分类的。这给他的读者留下了一个问题：他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些文本之间的关联（如果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关联的话）？一般来说，尼采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不再推崇叔本华和瓦格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两者对于尼采思想的影响力降低了，也不意味着尼采前期的作品就是对他们的无脑奉承。
尼采在其中期的作品中讨论的问题并没有连续性（homogenous）。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尤其是1878年创作的那部分），尼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度地赞扬了科学和学术的态度。不过，与其说尼采在称赞科学的深刻性，倒不如说他在称赞人们在探索科学之路上遇到的困难本身。尼采认为，人们太容易被宏大的艺术或形而上学体系给出的承诺所诱惑——它们都是些大而无当的东西。尼采对于“科学精神”（或者“学术精神”）的称赞或多或少与他在第二次沉思（即“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所持的批判态度相反。尼采希望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会随着科学的广泛传播而受益。这部作品中也暗含了一种对于因果决定论的承诺，而这一特点与尼采晚期的作品相反——尽管迈克·福斯特（Michael Forster）认为尼采是一个潜在的因果决定论的支持者。
《朝霞》是尼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标志着尼采开始对“道德”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持续性的批判。此外，《朝霞》之中的讨论还涉及到了心理学：比如，尼采提出了驱力（Drive）这一概念[2]。
同《人性的，太人性的》相比，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对于艺术、幻觉和谎言的态度要更加积极；相应的，他对于科学和学术的态度则抱有了更多的怀疑。这部作品中包含了许多关于自我塑造（self-creation）或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的论述，并且常常主张我们应该用一种美学或艺术的方式来接纳自己和世界。在该书的最后，也是第四部分中，尼采第一次提出了爱命运（amor fati）与永恒轮回（the eternal recurrence）的概念，这也许最接近尼采在伦理学上的核心——对生命的肯定（Affirmation of life）。在我（即本导论的创作者，Tom Stern）的文章“尼采的肯定伦理学”（Nietzsche’s Ethics of Affirmation）中，我将对这一部分做出论述。
晚期（1883-1888）
在《快乐的科学》一书的第四部分中，尼采介绍了永恒轮回这一概念。在这之后，他马上引入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一角色——这标志着尼采的创作生涯的转向、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是一部对各式宗教和神秘主义文本进行引用和戏仿的“虚构作品”，它讲述了查拉图斯特拉（即琐罗亚斯德的别名）在各个奇幻之地旅行、发表演讲，并与人类和其他生物交谈的故事。
在这部作品中，一个重要但却令人捉摸不透的意象就是超人（Übermensch，英译为“Superman”或“Overman”）。这一意向最初被表述为查拉图斯特拉（甚至是尼采）的最终理想。但是在该书的前言部分（即“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之后，超人这一概念淡出了。而且，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靠后的部分几乎不再提及这一概念。该书中出现的第二个关键的概念就是权力意志。这一概念的性质和地位将在之后由劳伦斯·哈塔布（Lawrence Hatab）进行阐述，而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则将在“善恶的彼岸”中对此进行讨论。永恒轮回的概念也出现在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事实上，永恒轮回这一概念是随着查拉图斯特拉的论述而展开的——这意味着在提出超人这一概念时，查拉图斯特拉还不知道永恒轮回的存在。在谈到查拉图斯特拉时，尼采总是抱有着一种崇敬之心。尼采更早期或更晚期的作品通常都被认为是对这部书（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解释或铺垫。德克·约翰逊（Dirk Johnson）将会仔细考察这方面的文本。
在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又创作了六部作品（包括之前提到的《快乐的科学》中的第五部分）：《善恶的彼岸》（1886）、《论道德的谱系》（1887）、《瓦格纳事件》（1888）、《偶像的黄昏》（1888）、《敌基督者》（1888）、《瞧，这个人》（1888）[3]。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以在之前发表的）关于瓦格纳的文章，编成《尼采反瓦格纳》（1888）一书。他还发表了诗集《酒神赞歌》（Dionysus-Dithyrambs, 1888）。1886年，尼采为自己以前的著作写了一系列序言，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高这些著作的销量。这些序言通常都是对他自己著作的赞美。但尼采私下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无法忍受这些赞美之言。
想要对《善恶的彼岸》进行完整的概括是及其困难的。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论哲学家的偏见”中，尼采提出了许多关于真理的论述，这些是尼采最著名，同时也是最令人困惑的论述。现在，这部书已经被当作了理解尼采哲思的一把钥匙（不过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理解）。在这部书里，尼采常常提到“面具（mask）”与“伪装（masked）[4] ”，一些解释者认为，这其中暗含着尼采对于其解读者的期许——他们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审视尼采：玩乐的、自由的、实验性的、不拘于特定主张的，甚至是欺骗性和误导性的。另一方面，尼采提出的“让人类回归本性”的“任务”也应该得到注意——他主张人们应该如实供述自己的存在与行为，而非将它们道德化。在这方面，尼采用他认为对真实事件的供述（即一种“指向自我的残忍” [5]）替换了以往人们对求知者做出的“诚实”、“热爱真理”等道德性的评价。我们将会在之后的讨论中看到这两种不同的尼采：一个是自由的、具有实验精神的，而另一个则声称他发现了人类的“本性”。
《善恶的彼岸》中还提出了“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概念。尼采补充说，这两种道德经常出现在同一种文化甚至同一个人身上。“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可以简单理解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有着不同的反应。譬如，拥有“主人道德”的人会认为“激起别人的恐惧”这件事是好的，因为他有时候需要让别人怕他；但拥有“奴隶道德”的人则会认为这件事是不好的，因为他认为对这件事的认同意味着自己也有“被别人恐吓”的可能。尼采据此分析道：当代欧洲的精神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彻头彻尾的“奴隶性”。
《论道德的谱系》一书对我们的道德史进行了追溯（在书中，尼采明确说明了他认为的道德是什么），同时也对这种道德进行了批判。全书共有三篇文章，而这三篇文章可能是尼采在哲学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关于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之间的差异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的第一篇中占据了核心位置。除了这两种道德观之外，尼采还利用历史叙事（historical account）将更多的命题与它们联系了起来：在该书的第一篇文章中，尼采声称自由这种概念只有对于“奴隶”而言才是可信和具有吸引力的。这一部分的论述是尼采对于自由意志的批判，也是迈克·福斯特（Michael Forster）将会谈到的问题。
在《论道德的谱系》的第二篇文章里，尼采对那些被人们推崇的宗教观点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神和人的关系就如同债权人和一个违约的债务人一样。尼采认为，同其他动物相比，群居和社会化的人类有着一个特殊之处：他们会将攻击性（aggression）发泄到自己身上。
在第三篇文章中，尼采检验了禁欲主义。他认为，这种看上去遁世离群的行为实际上揭示了人们对于权力和（生命）意义的深层需求。在这篇文章中，尼采做出了那个最著名的论断：“只有一种透视式的观看，只有一种透视式的‘认识’[6]。”除此以外，人们关于《论道德的谱系》一书的批评还聚焦于该书对道德的描述、书中对于道德史的追溯（从字面上看，尼采的这些主张并不精确，甚至它们还令人难以置信，且有违学术传统）、尼采这一批判的性质和效果、尼采真正的伦理观（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的话）究竟为何。谱系学（Genealogy）是克里斯塔·戴维斯·阿坎波拉（Christa Davis Acampora）将会探究的主题。而尼采对历史的理解则由安东尼·詹森（Antony Jensen）进行阐述。
在尼采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开始将西方的道德和文化描述为“颓废（decadent）[7]”。正如该词的词源所示，“颓废”意味着衰退或堕落。《瓦格纳事件》正是尼采这一批判的典范——他从“颓废”的角度审视了他昔日的导师。尼采主张一种“上升（decadence）[8]”。这一概念显然适用于文化和社会批评，但尼采似乎也将它们视为一种生物学或生理学范畴。一般来说，是否应该从生物学角度理解（如果能，那么又应该如何理解）尼采的“颓废”、“权力意志”、“基督教的‘反自然’（anti-naturalness）”等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对真理、道德、形而上学，以及他视角之下的哲学和各个哲学家们进行了讨论。该书将苏格拉底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进行了一次重述，并将之与《悲剧的诞生》相照应。
《敌基督者》与《论道德的谱系》一书存在一定的相似：二者都对道德的起源进行了历史性的描述。
《瞧，这个人》是一部自传作品。在该书中，尼采回顾了他之前出版的所有作品，对它们进行了“尼采式”的评论：就像他之前的许多作品一样，这些评论往往会导向更多的解释，而不是提供一个“最终版本”。
未出版的作品
从童年开始，到1889年崩溃以前，尼采有着大量未公开发表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相对完整的讲稿、论文、格言（aphorism）、诗歌（他从小就开始写诗了）、草稿、写作计划以及札记。其中的许多札记后来都被收录或经过订正后收录进了他已经出版的作品中。尼采还热衷于音乐创作，他的部分作品已经被录制成片，但人们普遍认为这其中并不存在他的哲思。除此以外，目前还有几卷关于尼采的信件出版。
关于尼采未发布作品和已发布作品之间优先权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来说，未发布的作品不一定能表达作者的本意。毕竟出版意味着作者将之公开的许可，而未出版的作品则与这一许可之间保持了一定距离，因此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把尼采生前未出版的这些札记看做类似日记的东西。由此一来，我们就能拉进自己与这个“更加真实的尼采”之间的距离。与此相比，以往作品中的尼采则更像是他在公众面前演出的一个假面。事实上，尼采本人也经常暗示他在作品中还有所保留。对于思想开放，同时又有着批判精神的读者来说，同时接纳这两者比选出一个“更好的尼采”更加重要。
虽然上述（对未发布作品的）处理方法对其他作者相当适用，但在尼采这里，问题则要复杂得多。第一，尼采的一些“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观点只出现在他的札记中。如果你更想看到一个更“形而上”的尼采，一个更痴迷于因果、时间和实在（reality）的尼采，那么你更应该将这部分未出版的札记也添进你的书单。第二，尼采生前某些没有发表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尤以“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On Truth and Lie in a Non-Moral Sense）”为代表——这是他最清晰、最有说服力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尼采写道：“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 [9] ”。除此以外，尼采还写过其他的作品，如：“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自1872年而始的一系列关于教育和文化的讲座）、《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大概写于1873年，书中涉及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以及“五篇未成之书的序言（Five Prefaces to Five Unwritten Books）”——这一作品于1873年1月写就，是献给瓦格纳妻子科西玛的礼物，其中包含“希腊城邦（The Greek State）”一文，以尼采对战争和奴隶制的辩护而闻名。
最后，我不得不提到尼采尚在计划中的一部巨著——他至少从1884年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它最早出现在《善恶的彼岸》一书的封底上：尼采声称他“正在准备”这部作品。这部未命名之作在之后又有了各种各样的新名字。在所有名字中，最知名的是这两个名字：《权力意志》和《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尼采在一开始认为他的《敌基督者》是他“对一切的重估”。但是到了更晚期（1888年10月），他把《敌基督者》当成了（构思中）四部作品中的第一部，而把后来的许多札记和作品都归到了这部未出版的巨著下面。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出版这部作品，但是这其中暗含的意味很明显：尼采生前对某些主题的保留很可能只是为了给这部巨著做准备。可如果我们把《敌基督者》当成尼采“最后的著作”，那么这些未出版的作品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10]。此外，人们就《权力意志》一书已达成了如下共识：这本书是尼采部分未出版札记的集合，是其它人（而非尼采）拼凑而成的——尼采作品的所有现代编译者都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一旦我们知道了尼采札记中的内容（尤其是在札记中存在但却未出版的内容），就很难根据任何一般性的解释原则来决定如何权衡它们——而且这种权衡在哲学上不可能是中立的。基于惯例，学者们在呈现尼采深邃的哲思时往往会优先考虑已出版的作品来支撑他们的阐释，而将未出版的作品作为辅助（这些既没润色也没出版的作品会被用于特定的解读）。他们的这种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着不足——那些读过尼采未出版作品的人们往往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加冷静、更少浮夸的尼采。与以往作品中的尼采相比，这个“冷静版”的尼采对他所读过的书籍做出了更加仔细和详尽的记录。
参考文献 
[1] 该译文选自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尼采诗歌新编》，译者为孙周兴。
[2] 剑桥大学出版的英译本导言对此进行了论述，详情可见 Nietzsche. Daybreak. Trans by Hollingdale, R. J[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有意思的是，该术语的德文为Triebe。这正是弗洛伊德“借走”的“驱力”概念。在尼采的书中，这一术语出现过不止一次。
[3] Twilight of the Idols is the last book that Nietzsche himself saw printed, although it was published shortly after his collapse. The Anti-Christ and Ecce Homo are included in this section because, although he did not publish them, they are considered authorized for publication.
[4] 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可以看到关于面具（the mask, die Maske）和伪装（masked，Verkleidung）的讨论。读者可参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译本（尼采. 善恶的彼岸. 魏育青, 黄一蕾, 姚轶励译[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或者德语原文。中、英、德术语如上。

[5] 可见《善恶的彼岸》第55节的论述：
“宗教的残酷犹如一架天梯，它有许多的档次，其中至为重要者有三。从前以活人祭神，而且可能奉献的就是自己的至爱，——这包括一切史前宗教的长子祭，以及卡普里岛密特拉窟里的提比略皇帝的人祭，那是古罗马犯下的诸多时代错误中最骇人的一种。之后，在人类的道德时期，人们奉献给神的是他们拥有的最强大本能，是自己的“天性”；这种节日的欢乐在苦行僧和狂热的“反天性者”残忍的目光中闪烁。最后：还剩下什么可以奉献的？人们是否最终要献上一切慰藉，一切神圣的、起死回生的东西，一切希望，一切对隐匿着的和谐、对未来的幸福和公正的信仰？是否必须将神本身也当作祭品，并且出于对自己的残忍，在顽石、愚蠢、艰难、宿命和虚无面前顶礼膜拜？将神献给虚无——这最后的残忍，充满悖论的宗教神秘仪式，是留给正准备登场的那一代人的：我们大家对此都已略知一二了。”
以上译文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译本，来源同上。
[6] 该译文选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道德的谱系》译本，译者为赵千帆。
[7] 可见《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中“1888年5月都灵通信”一文：
“瓦格纳必定与整个欧洲的颓废那么亲近，以至于后者感受不到他是一个颓废者了！他属于欧洲的颓废：他是欧洲颓废的主角，它最伟大的名字……当人们把他捧上天时，人们感到光荣。——因为，人们没有抵抗他，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颓废的标志。本能削弱了。人们本当害怕的东西却吸引着人们。人们饮下那更快速地把人推入深渊的东西……
在瓦格纳的艺术中，以最诱人的方式混合了今天人人都极为必需的东西，——那就是衰竭者的三大兴奋剂，即残忍、做作和无辜（痴呆）。”
以上译文选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译者为孙周兴。
[8] 可见《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中的“后记”：
“当一个哲学家如此长久地关注‘瓦格纳事件’之后，便需要来洗洗自己的手。——我要给出自己关于现代性的概念。——每个时代，以自己力量之尺度，也都拥有一个尺度，来决定它允许哪些德性，禁止哪些德性。要么，它具有上升之生命的德性：这时候，它便从最深的根基处来抵抗没落生命的德性。”
来源同上。

[9] 该译文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与真理》一书，译者为田立年。
[10] See Brobjer (2006: 278–94); Sommer (2013: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