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岁生日那天,赫伯特在早餐时向全家人朗读了自己刚刚完成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黑暗的非洲历险记》(Adventures in Darkest Africa),讲述了一段在充满威胁的环境中克服障碍并找到返回营地的路的探险。尽管对丛林的描述还稍显幼稚,但赫伯特将儿时跟随父亲在华盛顿的森林中狩猎露营的亲身经历与自己阅读了解到的关于森林迷路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形塑了自己从未见过的非洲丛林与一段令人信服的探险,这种基于经验与知识创造一个新奇而真实的世界的能力将成为赫伯特所有小说的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在时,赫伯特首次明确了自己日后的志向,成为一名作家。赫伯特从此与图书形影不离,并且常常在童子军营地的篝火旁讲述自己原创的故事,那些故事充满了恐怖、冒险并且经常涉及鬼魂、古老的西部和大海,他将其归功于自己所阅读的H.G.威尔斯、儒勒·凡尔纳、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科幻小说。
1942年,赫伯特作为摄影师随美军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借助在此期间的见闻,他在1945年售出了自己一篇小说《狡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Cunning),二战中的一位美国陆军中士被派往阿拉斯加北极荒野寻找日本无线电和气象站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中士和他的爱斯基摩向导被一名携带自动手枪的日本士兵抓获。在温暖的小屋里,敌人用枪瞄准他们,要把他们带到外面杀死。爱斯基摩人知道枪在小屋中加热后会在北极的空气中冻结而无法使用,因此他们成功地用刀战胜了敌人。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却包含了对赫伯特小说来说最重要的固化思维习惯在环境变动中失效的思想,其标题正是向达尔文的名言“适者生存”致敬,只有狡猾多变才能适应自然而得以幸存。同时,爱斯基摩土著战胜技术更先进的日本士兵的桥段在《沙丘》中弗雷曼人对帝国萨道卡士兵的胜利中得到了重演。
除此之外,贝弗利还是杰西卡女士的原型,布莱恩·赫伯特在《沙丘梦想家》(Dreamer of Dune)中说:“杰西卡女士美丽、聪明、忠诚,代表了我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她对他来说是完美的,是他生活中所有正确的事情。”贝弗利放弃自己的作家生涯,以便在困难时期养家糊口。她支持赫伯特成为一名作家,即使是在科幻小说这样没有什么经济前景的领域。赫伯特经常与贝弗利讨论自己的创作,她经常在情节与人物塑造,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动机方面给出改进建议。不同于同时期对于女性的刻板描绘,杰西卡是真正的人,她同时是妾、母亲、圣母、通灵者,哀伤而又坚毅,为科幻小说第一次注入了女性的存在,使小说超越了纯粹为了行动而行动的水平。当贝弗利与赫伯特姨妈的形象同时存在于姐妹会之中时,《沙丘》中扭结的对于姐妹会的矛盾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赫伯特反对姐妹会式的宗教权威而又为女性的力量着迷,这一矛盾直到小说的第六部才得以解决。那时,贝弗利已经因为癌症永远地离开了赫伯特。
在斯拉特里夫妇的影响下,赫伯特开始尝试将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元素引入自己的小说之中,由此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寻寻觅觅》(Looking for Something),职业催眠师保罗·马库斯在一次催眠表演中产生了世界不真实的感觉,他感受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被封锁了,因此只能看到幻象中的世界。正当他即将挖掘出埋藏在沃克小姐脑海中的催眠命令时,一个外星人出现并催眠他忘掉一切。原来所有的人类都处在外星人的催眠控制之下,他们饲养人类以获得永生的腺体分泌物。《寻寻觅觅》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相当幼稚且浅显的故事,所谓心理学的引入也仅仅局限于催眠这一噱头性的元素上,从而得出一个非常常见的科幻推测:世界并不是如其表面所展现的那样。
但无论是《操作综合症》中带回理智的心理学家还是《压力之下》中重新定义理智的船长,他们都扮演了被神化的英雄与救世主的角色并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缺乏认识。而随着赫伯特越来越深入美国的政治体制,他对英雄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警惕起来。赫伯特曾担任多位政治家的演讲撰稿人和研究助理,并与麦卡锡有过直接接触。在一次听证会上他见到肯尼迪作为麦卡锡的助手负责执行麦卡锡的命令,加之肯尼迪后来支持联邦窃听的立场,导致赫伯特将肯尼迪视为危险的政治家。在1969年与威廉·图彭斯的一次访谈中,赫伯特谈到了已故的肯尼迪当时在美国刚刚开始的神圣化苗头,他认为这是一种弥赛亚的诞生方式。赫伯特自称是杰斐逊主义者,始终对权力的持有者持怀疑态度,因而在《全体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中弗兰克·赫伯特用高度讽刺性的语言描述了参议院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其中委员长总是试图扭曲事实以对他有利而完全不考虑这将对社会所产生的彻底性影响。最终卡斯特突破了委员会的操控,将一种激光器的制作原理公布给大众,从而迫使每个人考虑其他人的尊严而不是让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赫伯特认为这有助于减少错误带来的损失:“为自己犯错误是一回事,但如果你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者,而你犯了错误,数百万人可能会跟随你走下悬崖。”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赫伯特写了一篇现实主义般的《沙丘》故事《小窗户》(The Little Window),一位希腊鞋匠与他的侄子保罗在一家商店工作,保罗通过对每位顾客所穿的鞋子的观察能够推断顾客的心理乃至产生近似预测的效果。一伙暴徒占领了这家商店,并企图抢劫定期巡逻的装甲车。保罗最终制服了一个劫匪并抢走了他的步枪,当保罗开枪射杀了劫匪的头目时,他成为了英雄,但却对自己夺走生命的行为感到悔恨,对自己的英雄声望感到恐惧。当所有人跟随他未经司法审判夺走罪犯性命时,会发生什么?撰写政治演讲的经历也使赫伯特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政客们通过语言就可以吸引乃至控制大批选民,他阅读了早川的《思想与行动中的语言》等作品,并在《沙丘》中以姐妹会的音控力的形式呈现了这点。
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谋略,这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冰与火之歌》这样的史诗巨著,事实上乔治·R·R·马丁也确实深受《沙丘》影响。但在《弗兰克·赫伯特》一书中,威廉·图彭斯(William F. Touponce)却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沙丘》是否是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史诗?”这似乎是一个很荒谬的问题,《沙丘》的几乎每一处细节都呈现着对神话与史诗的模仿。在《沙丘梦想家》中,布莱恩·赫伯特回忆了他父亲在创作时从史诗中汲取的灵感。阿特柔斯是古希腊古希腊迈锡尼国王,他的两个儿子阿伽门农与墨涅拉俄斯被称为“厄崔迪”,即“阿特柔斯的儿子”,他们作为英雄家族在《伊利亚特》中遭受了悲惨的命运。雷托在希腊神话中是阿波罗与阿尔忒弥斯的母亲,日神与月神分别对应保罗与厄莉娅,而雷托之所以由女变男是为了突出故事中的两面性。根据西塞罗在《论诸神的本性》中的说法,日神与月神又对应着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雅努斯,他的两张脸分别面向前后两个不同的方向,因而保罗能够看到遥远的未来而厄莉娅则面向久远的过去。厄崔迪家族的家乡卡拉丹得名于希腊城镇卡列敦,那里是卡列敦野猪被猎杀的地方。沙虫则是守护财宝的巨龙的象征,保罗的成长遵循了拉格伦的《英雄》所概述的经典英雄遵循的二十二个步骤。
巴赫金认为预言是史诗的特征,推测是小说特征,这种差异在保罗的预知能力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正如唐纳德·帕伦博(Donald E. Palumbo)所敏锐地意识到的,《沙丘》的写作是为了明确反对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系列中服从于精确的科学预测的老式实证主义,《银河帝国》拥护秩序的观点而《沙丘》系列则倡导混沌的视角。《银河帝国》是典型的史诗,数学家哈里·谢顿毕生致力于心理史学理论的构建,通过对大规模行动的统计定律,谢顿可以预测到银河帝国的衰亡及之后三万年的黑暗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谢顿的预测,直到一个破坏系统的不稳定突变种“骡”的出现,他是精确预言无法接受的混沌因素,是必须被抹除的,第二基地通过欺骗与精神改造从而将骡重新纳入到秩序的范畴。而在《沙丘》中,谢顿与骡的角色位置发生了互换,信奉对未来精确的预测并且致力于维持现状的皇帝与宇航公会成为了宇宙间的消极力量,而像突变种骡一样的保罗则致力于揭示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与变动性,当保罗面对着两个习惯于预知未来的宇航公会代理人时,他意识到:“人类的基因自觉地感应到了它的休眠期,意识到它本身已经变得陈旧,知道自己现在只需要混乱,以便在混乱中进行基因杂交,产生出强壮的新型混合体,这样才能继续生存下去。”保罗预知的未来因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而是非精确的,读者对他的认同不是源于他预知未来的能力,而是来自其与一个确定性的未来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沙丘》要将背景设置在一个银河帝国中,崇尚秩序与静止的人类会放弃做出自己决定的责任,跟随另一些人的领导,自然而然地陷入到封建主义的状态之中。而赫伯特则借原定主角凯恩斯临死前的幡然醒悟表明:“只有意外和偏差,才是宇宙中最恒定不变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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