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体面地评价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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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鲁迅
（一）
张艺谋素来是一个争议缠身的导演，就连chatGBT都能察觉出些异样，从《英雄》之后，张艺谋就从一个“风格明确的中国优秀导演”变成了一个“风格捉摸不定的争议导演”（chatGBT语）。“捉摸不定”也可以换种说辞，叫“风格多变”，这便是张艺谋近些年的人设（之一）。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七十三岁的老谋子还在不断挑战自己、走出舒适圈、尝试新事物（《悬崖之上》是张艺谋首部谍战片、《坚如磐石》是首部犯罪悬疑片、《狙击手》是首部春节档电影云云），理应得到嘉奖，可对于老头子的批评仍然不绝于耳——主要是失望，对于影迷来说，张艺谋理应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拍出更多质量上乘的文艺片，继续他的审视与反思，而不是像现在……唉，一声轻叹，张艺谋的转变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话语的转向。一个官人模样的金字招牌，一个国师。
然而——即便没有张艺谋，哀叹也不会消散，即便这个位置换成其他人，失望也不会缺席。无论你是否喜欢他都不能否认，“张艺谋”这三个字已经与中国电影密不可分了，而谈及电影，文艺片又不过只是一个门类。与其说人们珍视电影，不如说珍视说话的权利。而在这片土地上谈论任何艺术的高昂，都无法绕开沉积已久的政治，若艺术仅是反击的矛头，那也不必说自己是艺术的信徒，而因此对老爷子失望，也只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决不投降的才是艺术家的风骨。若此，俄国沙文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该被骂死，然而并没有。倘若司马相如活在今天，也会被骂成溜须拍马之辈，而不是汉代大赋的集大成者。将电影等同于艺术，本身就是不公允的。电影实在特殊，拍过一次的人就知道，如果没什么钱，最好不要碰；如果无法服众，也最好不要尝试，除非是百年一遇的奇才，什么活都能干利索，可如果电影是为天才而生的，那么也不存在什么“电影业”了。在拓宽看待电影的视野后，或许能对张艺谋有个更为体面的认识。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张艺谋很难被称得上真正意义的电影大师，他的作品从来不是吸引我的关键，可他拍电影的历程，却着实有趣，透过张艺谋的影像，可以直观呈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的变化，这种历史价值，是独一份的。而正是因为身处时代漩涡中，使得电影之于张艺谋暧昧不清，特别是他作为大陆电影的领军人物，常常被摆在明面上，接受各方审视。在九零年代前，他是先锋电影的代言人，之后又回归影戏传统，逐步确立其地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作为产业的电影在不断探索自己的方向，而这同时也是张艺谋的自我改革。他既是导演，也是明星，既是大陆电影的代表，也是电影（行业）探索的先驱。拥有极高声望的张艺谋，已然不能像个愣头青一样不管不顾。他被捆绑在时代的列车上动弹不得，必须由他迈步，也只能靠他迈步。相较于活在自己世界的陈凯歌来说，张艺谋确实是个善于求变的人，也更懂得审时度势，是个聪明的中国文人。从浑身野性到成为“国师”，对于张艺谋而言，这种转型无疑是成功的。难道屈原与李白不想成为国师吗？想，但没成，所以艺术成就很高。理想的传统文人身上固有三种身份：诗人（才华）－知识分子（学识）－官人（权力），三位一体，不可缺失。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与政治的亲密联系，若不爱惜权力，李太白为何执意要在长安城中大展拳脚？怀才不遇的忧郁者比比皆是，而“才”不过是可“遇”的先决条件，可被赏识的认可，很难说是大展宏图的愿景，还是一步登天的快感。淡泊名利的隐士们也非清高，只是要决裂这单一的附属，要靠一个人，太难。如果无法改变环境，又不愿被环境改变，唯有逃离一说。很显然，张艺谋不是隐士，直到今天，他仍然在卖力气，春晚有他、春节档也有他。七十三岁的高位者，也难退休啊，拍些令人轻叹的片子——唉，唉，他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
所幸我们只是普通的观众，才能哀叹一二，在社交平台直抒胸臆，哀婉几句。只是，张艺谋早已不是电影的导演，他更像是款过期的胶水，正费力黏合电影与中国间的巨大裂缝，如此说来，他早已是个符号了。如今，成熟的电影工业还未成型，甚至困难重重，由此暴露的诸多问题，已不是“张艺谋”这块招牌能缝合的了。怀才不遇的旧时文人在现代浪潮中很难再骗得泪水，尤其在权利意识不断高涨后，对经由传统建构的神圣意义的清算也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我们需要新的电影，可苦寻不得，反而多了很多新造的电影。也算一种怪诞的奇观了。
（二）
而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人，张艺谋身上的争议也是复杂的。
从八八年在西柏林一举夺魁后，后殖民的批评声就一直笼罩着张艺谋。若已经有了黑泽明与阿巴斯，为什么还需要张艺谋？这是我看《红高粱》时贯穿全片的疑问。旺盛的生命、亲密的土地、坚韧的气节。在献祭式的抵抗后，一轮鲜红的赤阳从远处缓缓落下，悬在高粱涌浪上，天地一片血红。这群赤身光膀的汉子身上似乎凝结着富余的酒神精神，那种原生的热情是被工具理性虏获的文明社会永远失去的，于是欣赏、褒奖、认可，在西方的凝视下，古老中国未被驯化的野蛮与土气让他们眼前一亮。有评论认为，这是奉承，也是矮化。需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这才是摄影机这双眼睛应该看到的。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虽然“未被驯化的野蛮”并非绝对的贬义，只是文明/野蛮这组二元秩序的现实意义几乎囊括了其全部的价值，“落后便要挨打”，切肤之痛往往最深刻。
不过，西方看待原始（或另一文明的景观）的态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一态度也与今天将多元主义塑造成政治正确有着密切关系。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补偿——并非道德意义上的亏欠，而是在意识形态上的赠予。其语义是：其余文明在现实中均遭到了西方文明的同化而逐渐消亡，那么在意识层面，给予一些象征意义的精神认可是必要的——当资产阶级在现实的乐园里享受山珍海味时，被压迫者们只能啃着大白馒头，盯着视听语言中的佳肴满足味蕾的想象。这两件事之间有一定相似之处。而换种角度去想，那些对于文明批判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也视“原始”为一个突破口，试图从哲学意义上摧毁文明的进步性。只是，若无法让真正的现实有所改观，依靠奇观赢得奖项的质疑便一直存在。不过，也不能因此全盘否认早期张艺谋的电影贡献。必须把语境缩小，对准大陆电影这一范围，张艺谋的影像实验无疑是开创性的。第五代导演的集体贡献在于，他们将现代电影语言落到实践当中，而张艺谋在其中又是佼佼者。
人们对张艺谋的共识是，他是形式主义大师，却在剧作上捉襟见肘，使得电影皮肉分离，缺乏内核，只是张华丽的皮儿。这一评价让我曾想象如果张艺谋一辈子搞实验电影会如何，他或许会成为标新立异的另一种先驱。只是，这终究只是想象。之前有人拿张艺谋与李安生涯轨迹作对比，一边称赞后者的职业，一边批评前者的飘忽不定，最终将原因归咎于体制的不同。诚然如此，也不止如此。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要有天才之前，必须有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要有这样的民众，必须有可以养活天才的土壤。倘若既无土壤，也无民众，那天才最终要么夭折、要么同化、要么隐姓埋名。可如今的社会论调也有些耐人寻味，一面要求天才的出现，却绝不给他成长的空间。第一部作品出来若不尽如人意，先骂为敬；若出彩至极，就捧上天，大夸特夸。可争议是免不了的。在今天，已不可能有一部作品满足所有人的喜好，作者们必须明白，创作要么迎合一类人，要么只为自己创作，可都容易走了极端，于是哪一类能填饱肚子，哪一类就是最佳选择。如此看来，张艺谋与李安是真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