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2017年,如果当时选出一部首映最令中国影迷失望的电影,估计不少人的首选是维登版本的《正义联盟》,或者是“寡姐”版本的《攻壳机动队》,抑或是圈子内口碑很不怎么样的《星战8》。但是如果让当时的观众选出一部最令人想睡觉的电影,对于不少人来说,答案显然是《银翼杀手2049》(以下简称2049)。据媒体报道,这部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狂砍1.5亿美元票房,在内地更是有首映五日拿下6000万人民币的好成绩。不过,我们现在都知道,《2049》是一部被普遍认为剧情有深度、布景考究、音乐优秀、演出恰如其分而且还特别尊重原作内核的优秀电影。
当然,本文的意趣并不旨在于阐述《2049》的所有优点,我们把镜头拉回电影本身,直接对准由高司令饰演的K上。纵观主角的故事线,在我看来,《2049》和银翼杀手的原作一样,其实探讨的还是“自我”的问题。对哈里斯饰演的Rick来说,这部电影的展开就是通过对仿生人的追捕,来认识人性的底层欲望、现实情感和崇高理想,只不过是通过较原始型号的仿生人的极端情绪表达来“照镜子”。而对于K来说,尽管形式上他依然是个侦探,但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他并不能通过简单的观测来了解仿生人群体以认识人性,更别说认识自我了。但是,K依然通过两条故事线来进行自我认知。第一条线,是K在探案过程中,发现自己似乎是那个天选之子,是仿生人的新希望,进而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目标和使命感。第二,则是在和自己的虚拟影像Joi女友的交往中进行的“朦胧爱情”,进而认识到了自己的欲望、需求和社会性。
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都知道,K并不是自己曾以为的那个天选之子。第一条故事线蓄积的能量变成了K的痛苦热泪。但是,K依然通过另外一种渠道获得了自我认知,以至于在最后依然找到了为高尚目标奋斗的理由——也就是仿生人K和Joi的互动过往,其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也因为Joi的逝去到达了最高点。简单来说,主角尽管经历了自我身份的怀疑,但还是通过和全息女友的互动认识了自我,进而形成了新的价值导向。
只不过可能连主创都没想到,当时的虚拟女友概念,现在确实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在2018,以《黑镜:潘达斯奈基》的推出为标志,全动态互动影像游戏(FMV)迎来了一波复兴。不过区别于西方同行多以互动式叙事电影为主,在东方的神秘国度,FMV的主要形式则是第一人称恋爱游戏。从某个角度来说,也算是Joi的某种猴版原型体了。这篇文章,笔者就从井喷的国产互动恋爱游戏入手,谈谈“赛博女友”的形象塑造,以及这些电子信号到底有什么魅力。
当然,在具体分析之前,寻找一个可靠的框架是常见的办法。在接下来的部分,您可能会在本文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社会学概念。遗憾的是,由于笔者非一般的人文科学素质,这些概念存在着极高的误用和错用的可能,主要目的也是理顺文风。抛砖引玉,特希望您在评论区补充说明。
正如标题,本文借用的权威这个概念主要来自马克思·韦伯。作为社会学人文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其一生特别注重研究社会运作中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这方面的论述主要见于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和《政治论文集》,其中收录于《经济与社会》的《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一文,是本文借用概念的主要来源。
那么,权威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根据韦伯自己的说法,在社会中,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类似的概念在诺斯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也有提及,不过他用了现代国家中更常见的词——意识形态。用白话来说就是,权威/意识形态发挥这样的作用,即人类社会不需要强制力而就能形成的行为共识,以及在共识下塑造的一般社会规范。作为社会唯名论的支持者,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从微观层面上对类似概念进行推广。即我们可以把权威的概念从国家下放到企业、社区、宗族、原子家庭甚至K和Joi之间。
权威不等于威压,甚至不等于威权下的秩序。相反,他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合法性的论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很多时候具有自发性和实用性。如前文中提到的诺斯就认为,从实利角度来看,权威关系(意识形态)能方便权威机构进行统治,并且降低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当然,本文只是概念借用,笔者这里也只想指出,玩家(K)和恋爱游戏中的虚拟形象(Joi)之间的关系也有相当的自发性和实用性,因此类似的分类方法或许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我并不是严肃地认为电子游戏塑造了什么崇拜机制。
那么首先,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型权威”是什么意思呢?根据马克思韦伯,传统型权威指的是指依靠传统(习惯)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而实现其“统治”的权威。简而言之,传统型权威首先依靠的是统治惯性,深层次来说依靠的是社会、经济条件下传统规范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很多时候是以保护传统、追求稳定的社会心理预期为目标的“价值理性”。本文并不讨论严肃的权威,而如前文所述,更希望以一种泛化的概念来进行分类。如果在这个前提下,类似的“权威”,实际上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交通警察的权威,便利店店员的权威或者早餐店店主的权威,我们知道这些角色的具体职能,以及规范的行为范式,并且一般也会予以尊重:我们会等指挥、排队和提前寻找付款二维码。
因此,如果大家这类游戏玩得多的话,就会发现类似游戏的主角中,总会出现那么几种特别常见的女角色:青梅竹马、离异少妇、霸道女总等等。或许这些角色并不单薄,甚至具有个性、可信并富有魅力。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推进相关角色的剧情中总会遇到类似的情节和桥段,青梅竹马总会穿着校服在代表回忆的滤镜中出现,离异少妇总会考虑主角和孩子的关系,霸道女总总是大胆倒追男主角等等。如此这般,就如红绿灯口、便利店和煎饼果子摊一般,权威也随着“范式”构建起来了。其实这样的操作在大小屏幕上并不罕见,其实这也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类型片”里常见的操作。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迅速帮助玩家带到恰当的情景,或者说“场域”中。毕竟我们已经在无数其他的电影、电视剧和同类小说中见过类似的情景。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悬崖上看到下方有一条血条深不见底的黑龙,几乎是下意识地就会想到拿起宝剑(总会有那么一把)跳下悬崖,结果也基本上是一击毙命。出于对这样范式的熟悉,玩家可以快速融入主人公的角色,轻松地扮演起来故事里的“英雄”。作为恋爱游戏,固定范式还能节省玩家的精力,以更好的关注于恋爱过程的,并建立快速的反馈奖励机制。
但是这样的流水线角色塑造也带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大量的重复竞品会带来同一类的角色形象,因此玩家会产生无可避免的视觉疲劳。因为“固定范式”就是利用“刻板印象”来快速满足玩家期待的,当期待一次,又一次,再一次,还一次地落实之后,参与者的厌倦是可以预期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表面的身份之外,一些编剧更鼓励观众对于合范角色的内在原理进行探索,或者将不同范式于同一角色上进行叠加,恰如对传统社会权威背后复杂社会经济的因素的复现。例如,在爆裂鼓手中,我们能迅速地通过“固定范式”认识到J·K·西蒙斯饰演的是一位严肃、专制和暴躁的音乐老师。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主人公与其的互动发现这名角色的恐怖闪光点。不幸的是,对于大部分流水线的角色来说,他们的塑造还是停留在表面,背后因素也是陈词滥调。具体到恋爱游戏上,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
那么厂商如何塑造好这类角色呢?我认为要点有二。其一,是需要对于大众认知有一个比较好地了解,即真正地熟悉“流行范式”。这里的范式,当然指的不是什么多就做什么,而是了解现实生活中常出现而鲜被文艺提及的情景或是心理诉求。例如我们熟悉的兰博,他最早出现的形象并不是一个战无不胜的美国大兵,也不是一个战场上的杀人施虐狂。而是一个看似长满了腱子肉,但依然无助到被美国警察随便盘查侮辱的老兵形象。考虑到当时的美国社会,老兵群体的“被抛弃”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极大地影响了观众的心理和认知,只不过鲜被提及。而史泰龙塑造的另外一个著名形象,“洛奇”,则更是满足了社会心理的预期。在美国,尽管体育电影已经流行到去楼下买盒烟就能看到三张不同的类型电影海报,但是《洛奇》还是凭借塑造了一个以黑人明星为对手的落魄白人拳击手,巧妙地迎合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强烈而羞于启齿的逆反心理。其二,则是在表面情境下,表现有意义且合理的范式形成原理。如前文,兰博形象的形成原理是“被社会漠视的个人价值”,洛奇形象的形成原理是“社会主人翁身份的丧失”。因此,当故事分别以“向社会复仇,重新展现个人价值”以及“通过公平竞赛,重夺主人翁地位”进行发展时,角色也便一齐生动了起来。
具有传统型权威的角色其实很多,笔者这里举的例子是来自《超级星探》的叶书。叶书这个角色的魅力,抛开演员老师个人的塑造外,和其角色设定中的“混血范式”有关系。即,其与主角的关系虽然是传统式的,但是由于存在多层复合,因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即,玩家可以体验到“富婆老板倒追”的社会关系错位带来的快感,也能体会到“为单亲妈妈带来帮助”的白马王子式的满足。本作的编剧虽然从社会中发掘出新范式,但还是通过融合不同传统形象为这个角色塑造了新鲜的类型魅力。甚至于随着事情的发展,玩家也能进一步发现叶书角色的另外的复杂性,这里笔者就权当留些悬念,留给感兴趣的玩家自行探索。此外,编剧对与叶书在“老板”和“单亲妈妈”上的范式形成原理也进行了比较好地阐释。这些内容,我们可以从游戏的前半段章节和后半段章节的“不同身份下”的叶书和主角的交流中看出。虽然台词上有比较多的解释性对白,但也还是呼应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增加了角色的厚度。
魅力型权威,或者说克雷斯马型权威,属于一个逐渐走向大众话语体系的社会学词汇。根据韦伯的描述,这种权威和个人的品质类型高度绑定,即一种依靠“魅力”派生的权威。具体来说,他认为魅力型权威的源头是: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 (或至少神奇)。简而言之,即某些人因为某种被普遍认为具有某种罕见的品质,而被他人认同。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些拥有权威的“魅力型”人士,可能其个人和这些品质完全没关系,社会的普遍看法完全是出于错误的判断甚至是了党的误解。此外,外部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对现状的不满可能会加剧民众对于传统型权威的抛弃,促进他们追求自己想象中的“魅力人物”。因此,这些魅力人物也往往具有反传统的形象。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魅力型权威,即使其在外在表征上千人千面,但是往往具有以下共性:强烈的个人特色、非传统甚至反传统、迎合大众的某种不满心理。因此,所谓“时势造英雄”可能并非出于什么实际上的客观物质因素,而是出于某种集体意识的要求。不同于价值理性,魅力的吸引力依靠的可能是纯粹的不理性,事实上,我们也经常听说一些魅力型人物崇拜者的疯狂事迹。不过,韦伯也指出,魅力型权威缺乏稳定性,常常随着魅力主体的消亡烟消云散。尽管一些仪式(如神谕、转世重生、前人指定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魅力的让渡。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原本的个人魅力终会褪色,此时会出现,被韦伯所称呼的,“魅力的常规化”的现象。具体来说,是权威在形式上规范成某种范式,论述上将纯粹的激情内化为价值,表现为魅力型权威蜕变为传统型权威。
如果我们将类似的概念泛化到娱乐产业,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形象不胜枚举:如《荒野大镖客》的无名枪手,《异形》中的异形或是《守望者》中的笑匠。他们不仅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人特色,如灰色道德观、强酸血液或是美式爱国主义。而且是对于传统形象的反动,如约翰韦恩式的边境正义、黄金时代科幻下静谧田园般的太空诗歌,或者是装模作样的紧身衣英雄主义。并且蕴含了一些社会的叛逆心理,如反感家长制和新教传统、对于科技进步的担忧或者是对嬉皮士运动的隐隐不满。而且,不幸的是,这类角色不可避免地和现实中的魅力型权威一样受到“魅力折旧”之苦,我们所能记住的经典角色往往是类似形象的第一个,或者是前几个。同类角色每增加一名,这类形象的魔力就会大打折扣。例如《龙之家族》中的浪荡王子戴蒙·坦格利安,由于荧幕上的“诗人王子”形象实在是太多,因此电视剧编剧不得不把权力欲望、童年创伤和...一些更微妙的人物特质加到原著中无所不能的他身上,以免落入陈词滥调。
因此,我们发现想要塑造一个成功的魅力型角色,往往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与众不同、开宗立派和令人惊喜。这里,不同于传统型角色,角色塑造的重点不在于让人感到“熟悉和信服”,而是让人“意想不到”,尽管这两种形象塑造的背后都需要满足某种普遍的心理期待。事实上,越令人意想不到,往往越能收获难以预料的成功。例如国产真人恋爱FMV的开山鼻祖《完蛋》,其中的形象在今天看来都鲜有创新,但是由于形式的新颖和对不熟悉此类人物范式的目标群体的精准投送,其中每一个角色都显得极其具有魅力,这款游戏也奇迹般地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笔者在这里给出的例子是《美女,请影响我学习》中的温苒。对于这个角色,其最鲜明的一点在于其反传统,即在游戏中的温苒是一个大胆追求个人爱情,不忌讳成人话题,且颇有一些倒追手段的女性角色。受限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们确实非常难在之前的中文作品中发现这样类似形象,因此不少人(包括笔者),在当时颇有一种“如逢香雷突轰顶”的感觉,这种新鲜感带来的移情效果极其巨大。其次,温苒角色也确实缓解了在原子化社会下,由于硬式教育、社交网络流行和社会经济压力导致的男大学生具有普遍的非自愿单身压力。虽然说恋爱游戏本来也是为笔者这样的单身汉量身定做的,但是像“温苒”这样跳脱框架之外的角色,还是具有十足的魅力。不过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温苒的成功,“温苒们”的魅力也会不可避免地褪色,以至于很可能成为另外一种常规范式。
法理型权威,是开创人文主义学派(可能理解成个人理性主义学派更妥帖)的韦伯个人认可的一种理想型权威形式。韦伯认为,法理型权威中的服从关系是由法律所赋予,民众的行为逻辑是基于现实理性,与领袖的个人特质无关。在他看来,法理型权威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想型的服从运行逻辑。因为其本身的运行逻辑是基于理性和计算之上的,且因为明晰的权力划分,容易得到监督和制约。这种权力的划分,本质上基于有共识的规则指定,也就是“立法”。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工具理性,即以实际利益为导向,使用计算来进行决策的思考方式,起到了决定社会成员活动方式的作用。从作者的有限的知识水平看来,法律(规则)和工具导向是这种权威型社会的最典型特征。
乍一看,我们似乎很难将法理型权威的相关概念平移到影视行业之中。因为从直觉上进行考虑,我们需要在虚拟作品中塑造的形象,要么是符合大众认知(传统型),要么是超越大众期待(魅力型),似乎没有规则和计量的空间。但是仔细考虑的话,我们会发现鼓励文化消费者进行思考的影视作品并不少。最常见的例子是科幻电影。无论其本质上蕴含了怎样的人文关怀内核,科幻作品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还是需要首先利用科幻设定来促进自己的目标群体分析“规则”以追求新奇感(区别于直接的感官刺激)。最典型的例子是《异次元杀阵》。尽管本质上这是一部用来讨论人性的电影,但是玩家依然可以从了解其中的“设定”来获得乐趣。这种正反馈模式具体表现为互动-获取经验-总结规律,并且再次重复,对规律进行修正。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甚至在这部电影中,我们还能随着情节发展,和剧中角色一起发现经验主义认识方法的局限性,陷入和休谟一样的怀疑。此外,电影中还面临着资源分配决策、人员分配决策等,更别说这部电影本身就是描述社会实验的了,可谓是理性到没边了。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进行概念挪用时,不能拘泥于韦伯得出的结论,而是要分析其得出结论前的推导逻辑和经验材料。具体来说,也就是观众(居民)出于功利主义原则建立或者熟悉规律的过程,以及其必然导致的对工具理性、有限权威的要求。当然,如上一段文字的描述,大家不难发现,分析“规则”的乐趣就在于经验的积累和获取正确认识。那么如何让参与者(或是剧中人)拥有功利主义这个原驱动力呢?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话题也并不陌生,这事实上就是编剧对于不同角色核心动机的塑造。例如,还是在《异次元杀阵》中,警察和建筑师以及其他人一开始的目的都是生存,即马斯洛需求理论体系下的最基础需求。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发现二者的核心理念出现了差别,警察的冷酷理性、绝对自利和建筑师的关怀弱者、社群团结的观念上出现了矛盾。尽管在剧中角色看来,这是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二人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构成了对于观众自身理念偏好的场域外问询。而偏好,熟悉边际革命后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构成了功利主义下理性选择的空间,也就为工具理性的引入铺展了空间。
由此可见,拥有类似法理型权威的角色需要获得玩家“有意义的偏好”,因此对于作品本身的质量要求比较高。这类角色,首先必须身处一个有意义的规则体系中,而且往往会主动被动地引导玩家对规则进行探索、思考;同时,要有鲜明而可信的个人价值取向,让玩家有机会对于其核心塑造产生认同;此外,还不能太过于接近玩家,需要留给玩家空间,以让玩家对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可能的选择进行思考。在综合了以上的因素之后,我这里给出的典型例子是《名利游戏》中的关海月。作为主角名利场上的引路人,关海月既帮助玩家熟悉规则,也同时无处不展现自己“有人道原则的自利主义”的价值观。当故事进行到结局,我们也会因为关海月的最终选择而感到震撼,重新再次发现其人物核心驱动力——表现为对主角的爱慕的人道原则,这种情感蓄积下的最终爆发带来的体验是传统型角色的“符合期待”和魅力型角色的“收获惊喜”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这是一种对于玩家本身价值观的终极认同。更巧妙的是,这种体验在互动影视游戏中能够得到更好地塑造,因为不同于其他的娱乐形式,游戏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交互性。换言之,玩家可以在有意义的选择中逐渐通过互动认识到自己实际的价值取向,并因此加深和剧中人物的共鸣。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场景下,K在发现了自己并不是宏大叙事所聚焦的那个天选之子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沉沦呢?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内心同样是充满了对爱的渴求的,进而了解到仿生人群体所拥有的可能性的珍贵。出于对于对自己信仰的认同,他才选择了舍命保护戴克。那么他是如何认识到这一点的呢?当然是通过和他的女友Joi的互动。正是在他和女友的互动、选择中,他才认识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进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还记得K在霓虹灯光下看到作为广告出现的Joi的情景吗?尽管同样的美艳动人,但是因为她不具有和K互动的经验,因此在K看来这个陌生的Joi可能也无异于一团美丽的光信号。
我们在游戏中又何尝不常常面临和仿生人K一样的迷茫吗?无论是代表社会范式的“传统型权威角色”,或者是引出我们深层期待的“魅力型权威角色”或者是引导我们思考的“法理型权威角色”。如果我们的选择毫无意义,那么这些类型角色,或是对这些类型进行复合后的角色都会让我们感到熟悉的陌生。
互动恋爱游戏往往被称为“科幻游戏”,在我看来倒不是因为其中对于男主角角色魅力的表现过于离谱,而是在于对于参与者(玩家)的核心价值的问询不够充足,以至于玩家无法对剧中角色产生深度链接,更无法理解剧中角色的行为逻辑和意义。无意义的选项太多,完全成立幻灯片播放的目录,浪费了让参与者深度了解自己,找到自己的Joi,塑造自己权威的机会。
写到最后,还是向各位读者表达一下对自己能力欠缺的歉意,以及对于未来互动游戏发展的期待。同时安利一下文中提到过的所有国产互动游戏,他们每一部都很有自己的魅力,值得一玩。也希望每位读者早日找到自己的Joi,成为自己的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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