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希腊哲学文本自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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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想要翻译这个文本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了宋继节的《海伦是祸水吗》的论文所讨论的文本——高尔吉亚的《海伦颂》没有中文译本，而这篇自译也更多只是自己没事情做的一种闲事罢了，上传机核也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个云盘一样地存放着供自己有空看看。参考的翻译原文是剑桥的The Text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因为不是希腊原文直译所以对于我自己之外的读者来说几乎没有阅读的价值。总之，这次开坑充其量只是我个人的一次练习。读者可自行考虑抽空看看。接下来就是翻译的文章。
序言
每一个曾经严肃研究过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个领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合适的原文读本了。好吧，可以说是（研究哲学的）所有人。当我在几年前向一个编辑提出要做这个原文读本的想法时，我原以为编辑会以充足的热情赞成，但他却认为：这个领域的学者已经有了DK（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y Hermann Dies）这个德文原本，并不需要我这样添油加醋一样的工作了。毫无疑问，DK已经是经典研究的典型收藏物之一了。但是，编辑依然对我展现出了一些兴趣。首先是，DK是德文而不是英文。其次是，最新的前苏格拉底文本的出版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是在1951-52年，伴随着一些学术上的事件。第三是，DK并没有翻译口头（口头流传下来的文章），而只是一些残篇，这些残篇还不是所有的残篇。第四是，DK收纳了将近90位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人物。有些仅仅只有名字，有些都不被认为是哲学家，有些只是先驱，更有甚者的写作时期已经晚到了公元前4世纪，这已经是苏格拉底死去的第一年。因此，DK的收集看起来有一点混乱，包含了前苏格拉底和后苏格拉底，还有非哲学家。最后，人们想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希望以如此全面的文本来当作参考书和收藏的桥梁，而是希望出现一种合适的、最新的，包含了经典文本的书籍。以供每个人通过这个文本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研究的方式。
对于这份拒绝我仍然不死心，我依然在我的这个英文文本的计划上努力工作。然而事实是，做这份没有太多选择的工作让我很焦躁。我更乐意以经典学院派的方式学习哲学家的思想，而不是像一个正式的古典学者一样根据非英文的文本编辑脚注和做翻译。尽管如此，那些更有资格做这份工作的人在忙着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看来只有我能完成这个计划。总的来说，当剑桥出版社的编辑来Brad Inwood找寻一个能编辑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文本的人时，我就这样被选中了。还经历了数次的审查和长时间的关于内容和格式的探讨。我要感谢的人是Michael Sharp，一名古典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事。还要感谢几名耐心的读者为我这个计划提供的指导。虽然最终定稿的版本并没有呈现出那些为我出建议的人所设想的那个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他们的建议都是令人受益匪浅的。
这本书共有十九个章节，包含了十八个有名的人物和两个无名的论著，在附录附加了一个年代更久远的人物。对于这本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册子，我已经对那些传统的口述文本和残篇作了一些限制。在每个章节开头我都会对本篇的人物作一个简短的介绍，紧随其后的是一些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的文本和我的翻译，最后是一点简短的评价和节选的文献。这些评价是应着编辑的要求添加上去的，编辑认为单单靠这些文本不足以解释自身。原文的来源已经清晰的标明。我花了很大的力气为原文翻译了英文的标题和作者名字，这样符合更广泛的读者的口味，这样做是因为在原文中许多拉丁文标题对于古典研究者都很陌生。同时我也为每个综合的导论标明了文献的出处，并且标上了一个统一的符合DK和本文的数字记号作为一个检索。
本文所翻译的著作的原文都是来自那些正式的版本（而不是流传下来的原稿和手抄本），这也会导致翻译少了很多原味。我尽量不以自身的意志去干扰原文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面对这些难以下手的原文我也只能被迫以我的意思来翻译这些文章。
有许多有名的学者都对我十分有益，但我要特别感谢Patricia Curd，他使用我的文本授课并给出有价值的评价。这项计划收到了杨百翰大学很多的资金支持，还受到了许多有资质的学生的援助，他们分别是：Joshua Gillon，Steven Stakland，Tyler Stoehr，Mark Bailey。Bernard Dod参与编辑并提供建议，Mark Bailey参与数字检索的标注。
经过多年的埋头工作，我带着担忧的心情向世界宣布了这份工作的完成，因为我知道翻译的错误要远远多于我所订正的。稍微令我欣慰的是DK的许多版本也有不少的错误，以及著名的Kirk—Raven—Schofield版本。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就像Simonides的警语所说的：“一个没有过错的人，足以在广阔的地球上收走我们所有的成果。”
导论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向世界阐述了一种新的智慧。他们作为圣人突然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并不满足于解释日常和习俗，而是解释一切事物。他们从自然的学生做起，将自然划分为一个独立的范围。并认为：自然只在它所允许的范围内才被我们理解。通过他们神秘和抽象的概念思考，自然以一种令人震惊和闻所未闻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创造了两个西方思想历史上的关键学科：哲学和科学。（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先进。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科学在与现代科学的对比下就显得有点暗淡无光。他们写下了第一篇有学问的论著，创造了我们现在使用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被后人的发展所遮蔽。但是就在不久前，他们（在学界）被认为是看待世界的新视角的开拓者和概念的创造者。
Ⅰ：他们是谁
古代的学者都认为哲学开端于米利都起义，一个容纳多种族的东海岸港口城市。面朝爱琴海，拥有很多殖民地，穿越整片陆地来交易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在这座城市，诞生了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米利都学派的阿纳克西米尼。他们开始以新的方式思考世界，进行哲学推理。泰勒斯认为一切皆为水。阿纳克西曼德写下了第一篇哲学论著，展示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从无限的现实中升起的。阿纳克西米尼则开创了元素的变化，气在其他物质实体中的本原地位。他们都把我们熟知的世界解释为自然运动的过程。
如果你觉得他们的思想都太过单纯，那可能是因为自他们的时代以来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已经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但这是他们神秘的表达方式，就像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那里产生了关于世界的原初形态的严格的知识。在他们之前，诗人把世界上的事件解释为超自然的意志的作用和神圣意志的代理人。比如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写道：阿波罗向亚该亚人射出箭雨。而事实可能是一场瘟疫。在别处，宙斯抛掷闪电、波塞冬涌起风暴。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纯金战车穿越天际，尾随着彩虹的虹彩。像瘟疫一样的灾难是因为愤怒的诸神。唯一停止灾难的办法就是与诸神和解。像巴比伦、埃及、波斯这样的伟大的文明，他们都比希腊更有组织性，具备更先进的技术。但他们也像希腊一样有不同样貌的万神殿和相似的神话解释。
这些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与诗人比起来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呢？他们并不全然相信传统的知识。他们就像直接跳过了神话时期的知识而直接在上面盖起了地基。出于理智而不是出于传统。这些理智与神圣意志或超自然力量都无关。他们仅仅预设自然的基础实质。云层来自上升的蒸汽，而不是云层的聚集者（宙斯）。雷电是因为云层中的风流，而不是宙斯的行动。地震则来自于地底的海流运动或地层的震裂，而不是波塞冬的风暴。自然的世界是一片自主运行的区域，伴随着自然的元素，力量和运动。统治它们的是普遍的法则。那个希腊文中指代自然的单词：phusis，看起来已经回到了它应该有的指代自然的意思上。他们还带来了新的关于自然的理解，认为关于自然的观察和推论的知识是可能的，独立于传统和语言。要理解周遭发生的事件，这些哲学家需要的是科学而不是神学。
母庸置疑的是，同时代的人们对日常事件的理解与这些哲学家一样多。火用来烹饪，雨水来自闪电流动的云层，太阳炙烤着大地。哲学家与大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拒绝使用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介入到自然的运动当中，明确地将超自然拒之门外。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些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只是将神圣的运动解释为自然法则的下属。又或者，将神圣与自然结合起来，用神圣的特征补充自然的法则。这些哲学最终导向了一种对传统神学的敏锐批判，尤其是在色诺芬尼那里。当所有东西都太人性时，一种更精确的神的概念就出现了。荷马的神归根到底不过是神性的错误实践。这些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比传统神学家们做的更彻底，对宗教的批判更彻底。
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世界是自然实体的严密连接的产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提供了一种世界如何从无差异的状态上升到现在的世界的宇宙论。世界升起，并不是ex nihilo（从无）中，而是一种对物质的区分（详细参考我的上一篇文章的第一标题）。一种diakosmēsis（宇宙秩序）。正是在这种宇宙秩序中世界的特征浮现。接下来就是描述世界如何从原处的升起推演到现在的世界，整个推演经常包括一系列的季节、气候、植物、动物和人类。借着这些推演，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解释了世界的起源和现成事物的组成，几乎包括了所有东西。他们提供了一个富有见解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从天体的运行来解释人类的社会的。
如果在这些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的著作中参杂了传统神学的解释，那么他们就与传统思想脱离不开关系。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在赫西奥德与荷马的神学宇宙论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思辨宇宙论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关联。大多数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把地球想象成一种圆盘状的地面，天空覆盖在圆盘上，或许还有地下的世界。这样的描述与赫西奥德的传统思路没什么两样。更进一步，在哲学家的思想中占据绝对地位的关于世界如何形成的思想，早就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出现过了。不过要澄清的是，赫西奥德的故事是关于诸神的诞生的，而哲学家们描述的则是自然的演变。不过这样的关键思想只是告诉我们世界从哪里来，以及如何演变成这样而已。哲学家与传统思想的相似点还表现在对世界的研究方法上，哲学家们也使用那些来自邻国的便利工具，例如：日晷，沙漏，柱鼓。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我们说）还是相对的摆脱了传统思想的限制。他们将旧思想焕新，发展那些新奇的争论以将其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中。
公元前5世纪，一场关于批判宇宙论自身的运动开始了。出现了一种更逻辑化的、更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代替了那种专用于自然事物和物理实体的思考方式。伴随着一种更彻底的人性实践论和有限现实的相对论，这个世纪也落下帷幕。原子论者发展出了一种不断促进研究发展的原子论，并依靠实验的发展取代了其他所有的学说。这些都表明：新哲学并不是停滞不前或自鸣得意的。而是以更强的包容性、更强的改造手段来发展自己。
只有在公元前4世纪的早期，伴随着苏格拉底学院的崛起以及他们对美德的吹捧，再加上他们对抽象思考的反对，这些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此之后，苏格拉底哲学吸收了许多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优点。
Ⅱ：学派与运动
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人们惊讶的是：他们彼此的学说竟然都如此独特。前苏格拉底的著作并没有轻易地以希腊风格的样式被吸收进学院之中。虽然后代的人们确实将这些著作归类于学院派，但那个时代并没有准确的关于学院的概念。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并没有正式的吸纳学生学习、训练的机构，只有非正式的师徒制度。在晚期的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被不同继承人们分成了不同的流派。东南的爱奥尼亚海vs西部，现代人们则称之为科学vs神秘学。还有自然哲学vs反自然哲学；一元论者vs多元论者；最后出现了许多的“学派”：爱奥尼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原子学派。所有这些学派都有有趣的地方和落后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在于，学派的成员们通常有着共通的思想联系。而落后的地方在于，他们除了在共通的路径上提出一些肤浅的想法外再没有什么做为。一些西方思想的领导人是从东方移民过来的（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最少有一位根本没有生活在西方（麦里梭）。最少有两位，他们自称反自然哲学，却在学说中提出了许多自然哲学的概念（色诺芬尼，巴门尼德）。更不要说那些一元论者了，他们之中好几位都是值得高度怀疑的。（阿纳克西曼德，被亚里士多德称作多元论者；色诺芬尼，被学界认为是一元论者，二元论者，甚至多元论者；赫拉克利特，阿纳克西米尼和巴门尼德都值得讨论。）二元论者同样有许多问题。（恩培多克勒在一元和多元中反复横跳；阿那克萨哥拉曾经被看作是形而上学意义的二元论者；而原子论在一元、二元、多元层面上都解释的通。）对于学院派来说，只有毕达哥拉斯学派提供了一些对社会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了宗教机构是否需要知识分子脉脉相承以及正统信仰，但都不明确。对于爱利亚学派来说，只有巴门尼德和齐诺可能彼此了解对方。爱奥尼亚学派可能也有一个相互联系的团体，比如米勒西亚人。但学派中的其他人就不认识彼此了。一些人则选择不加入学派。（赫拉克利特就是著名的厌世者）一些人选择加入许许多多的学派。（恩培多克勒结合了毕达哥拉斯、埃里亚、爱奥尼亚各学派的思想）智者学派同样分为了宇宙论者（安梯丰）和非宇宙论者（高尔吉亚），东方人和西方人，现实主义者和非现实主义者。
就这几个问题看下来，直接提出一个主观的关于前苏格拉底时期人物的排名是很不负责任的。但面对编辑的压力我也还是得做出最小程度的让步。行文的顺序是这样的：齐诺位于巴门尼德之后，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一起。我还把宇宙论者和他们的反对者的思想放在一起。那么智者学派呢？谁能够和他们专业的论辩平起平坐？并且同样把重心放在实践和人类中心学说上呢？一位相当粗暴地推进历史发展的人物出现了：巴门尼德的批判看起来在所有哲学问题的回答中与众不同。但恰恰是巴门尼德的批判，这种与众不同，导致了他的批判马上变得富有争议。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巴门尼德成了前希腊哲学的分水岭，历史也把希腊哲学粗暴地划分为前巴门尼德和后巴门尼德哲学。他对智者学派的影响一点也不比后来的宇宙论者少，他关于什么是存在（是），什么是非存在（无）的讨论影响了后世所有的哲学。
粗略地看来，我们可以从早期希腊哲学的历史中标记出四次运动。最早的运动是尝试着去解释宇宙的起源，自然，和用近似科学的方法解释现象。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埃里亚学派内部对反宇宙论的倾向，这种倾向质疑了宇宙论解释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宇宙变幻无穷的现象是不可解释的，从而带动了形而上学理论的上升。随后，宇宙论者们着手处理埃里亚学派的批判，虽然他们还是更多地以宇宙论者的视角而不是反宇宙论者的视角去阅读巴门尼德的批判。最后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和末期发生的智者（学派）运动，这场运动以人类为中心，处理实践和教育的问题。智者学派经常被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攻击，智者们被描述成唯利是图的论辩专家，太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智者运动应该被更包容地理解，这场运动实质性地推动了最初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他们教导政治学和辩论术，还让学生们去参与到早期民主的发展当中。智者当中也有很多人对宇宙论表现出积极的兴趣，他们也时不时试图着手处理埃里亚学派的质疑。智者学派也开创了探讨社会学和语言学的新领域。他们是最初的人本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
应当注意的是：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这些哲学家们并没有准确的名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他们的对手伊索克拉底因为“哲学家”（善）和“智者”（恶）的名号在公元前4世纪出名。但这种名号的区分表示出他们对前几个世纪的人物十分陌生。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指称宇宙论者时常常使用：phusikoi（自然），phusiologoi（自然主义者），以及meteōrologoi（形而上学者），他这样指称那些最初的哲学家：“hoi prōtoi philosophēsantes”（质子哲学家）这种统称基本是不严谨的。我们没有发现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最初的哲学家有一个专门代指他们自己的名字。（自从philosophos（哲学家）和sophistēs（智者）都没有获得一个特殊的意义的时期）但是他们作为哲学家的文风还是十分具有辨识度的，例如和医生的文章一对比，我们就能明显的发现哲学家文章中到处都是的奇妙的辩论。无论有没有名字，他们都被后人认为是有思想的人。后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无论他们研究什么领域，都要比那些从事非哲学研究的人要有更多共同的特点。
如果文章中出现的哲学家的专门领域不够明确，或者他们的时间顺序有问题，我希望读者知道的是我已经尽力通过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信息来整理。也希望读者订正。我希望这个顺序能促进人们的研究而不是拿来相互对比。
Ⅲ：内容与背景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是写作领域的开拓者。阿纳克西曼德就是最早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哲学家。在那个时期的希腊，阅读还是一门相对新的艺术，纸张也十分昂贵。事实上他的著作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Peri phuseōs，论自然。这一流派直到后面的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这也侧面说明了早期哲学家所喜爱的这种宇宙论。早期著作《论自然》可能只是一个对他自己一生的思想的简易概要，整书通常是简易的册子，或者干脆就是纸莎草卷起来的卷轴。这些早期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失传，哪怕对于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来说，要找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的著作也是十分艰难的。可以说这些著作已经彻底失传了，唯一保留的方法就是通过口头的传述与抄录，包括其他希腊著作中引用的断篇。留给我们这些现代学者的任务就是从这些disiecta membra（残篇）中重建哲学家的原本思想，这并不轻松。 
重建一个人的思想，必须带着充分的证明。这个过程通常要借助好几段不同的古老文段来证明他的原本思路。在公元15世纪发明印刷术之前，所有的著作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手抄来防止纸张的腐败导致的失传。由于代代传承所带来的材料损耗和个人时间的花费，残留下来的手抄稿往往是稀有、珍贵的。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存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读者的保护和免于历史变动的影响（谢林的《世界时代》原稿就差点由于二战毁掉）。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就出现图书馆了，最终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坐拥世界上最大和藏书量最多的图书馆。雅典，罗马和其他地中海城市也拥有著名的图书馆。后来这些大图书馆都毁坏了，保护原稿的任务就传到了当地政府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手上了。
因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残篇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手抄传承下来的，那么在每一次抄录中就都有可能会出现抄录错误。现存的手抄稿的抄录人很有可能因为不同意某个观点而篡改。于是对于我们学者来说还原原文就是相当有必要的了。文本编辑带给了我可观的关于批判性编辑的知识和技巧，但最终呈现的效果也只是近似于我想要的原文而已。这本书会在手稿下面标注许多脚注，用以引导读者了解不同的文段从而更好地避免抄录带来的错误。
但是这样就足够了吗？事实是，哪怕把一整个可信赖的文段放在我面前，解释原文的工作也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难点在于怎么去理解一个异国他乡的、说着不同语言、生活在不同文化的思想家的思想。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我们就像是未开化的人，对于希腊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一无所知。我们急需理解他们的关切点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出于这个理由，花时间去阅读那些古代评注家的著作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们知道关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知识。评注家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是所有人）也热衷于去完善他们手握着的残篇。虽然如此，这些评注家毕竟还是生活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一个世纪以后的世界，两个不同时期的希腊，历史条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只能说：他们与哲学家生活在同一个文化共同体里面，仅此而已。更进一步说，他们既不知晓整个希腊历史的变化，也不像我们这些现代学者一样具备重建哲人思想的担当，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误解那些前辈们的思想。
这也是为什么残篇原稿是如此的重要。残篇允许我们把评注家的思想和哲人本人的话语进行比较。当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评注家的思路是值得质疑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借助重建原文的任务来纠正古人的错误。仍要提醒的是，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残篇也是会被错误使用的。不管怎样，我们手里拥有越多的哲人本人的文本，我们就对重建原文的任务具有更多的信心。
近几年流行着这样一种争论：什么样的残篇对我们的工作才是有帮助的呢？一些学者建议我们不要把残篇单独摘录出来（残篇往往出现在后代哲人著作的引用中，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会引用残篇，没有单独流传下来的残篇的著作）。把残篇和引用残篇的著作的段落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收集到更多的关于残篇的关系和知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学习残篇的原则性的方法。但事实是与残篇出现一起的著作往往对理解残篇本身没有什么帮助，他们引用这些残篇只是要解释自己的思想。对于哲学家来说，真正的挑战永远都是：如何做到见树犹见林。如果一下子阅读太多的文本，没有经过训练的读者很容易就会迷失在灌木丛当中而看不见整个大陆的景色。我们还考虑了一种近似于考古学的方法：一些有天赋的考古学者更钟爱新鲜出土的陶器碎片，但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更有益的还是看到重建后的整个陶器。所以这个方法也行不通。
但是就另一个方面来说，没有任何多余的文章连接残篇的话，残篇本身好像也失去了所有联系和可能的解释。传统的呈现残篇的方法是（DK版本开创了这个方法）：先给出哲人自己的口头话语，然后再是通过萃取口述得到残篇。（对于现代人来说要记忆口述的话语，就像要记下一整个讲座一样，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古人没有录音机等设备，所以优秀的记忆力往往是学者不可缺少的要素，像柏拉图的《会饮篇》就是来源于一场聊天性质的口头对话。）这一区分的方法确实将口述和残篇分开了，但这也容易导致残篇联系不上整体，显得支离破碎。我所要尝试的方法则是：把口述和残篇结合成一个类似著作一样的整体，将残篇（或者可能是残篇的部分）标记为黑体字。这样做的风险是：读者可能会认为我所整理的这些顺序是正确的，但这是一种误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学者哪怕在阅读出错的文本所得到的也要比阅读随意排序的文本要来的多。（就像DK版本对赫拉克利特所做的那样）所以本书中的口述部分会对残篇起到一些补充作用。反过来，残篇也可以对口述起到一些证明的作用。原本我可以提供更多的文本，但是出于二手材料对哲人原文的影响的考虑我删去了这些部分。所以这本书整体还是要比很多学者设想的要更靠近DK版本。归根到底，我个人的目标是给研究哲学的学者一本更适合研究的文稿。
Ⅳ：我们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知识从何而来
我们关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知识来自于古老的二手材料（指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的著作），这些二手材料的作者往往对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人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兴趣和看法。我应该讨论一下这一方面。
Ⅳ-Ⅰ：哲学家们
苏格拉底以及苏格拉底后时期的哲学家们有着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从事的只是一般的研究。也许这些前辈的名字还出现在一场正在进行的辩论中，充当正方或反方。柏拉图是最早的我们依然拥有大量原稿的哲学家（事实上他所有出名的著作都保存了下来）。他不像历史学家一样写作，甚至不像一位直率的哲学家，而像是一本文学对话录的作者。通常是以苏格拉底作为主要对话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人物往往是作为偏激的一方出现在对话录的辩论当中的。就像是Theaetetus（泰阿泰德篇）中的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一样。柏拉图更喜欢在对话录的辩论中驳倒这些前辈们。在《泰阿泰德篇》中，普罗泰戈拉就站出来反对苏格拉底的建立假想敌的想法（Ⅰ66-68）。在现存的古老著作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位哲学家，他宽容地对待反对者的想法并与之探讨。（不过如果人们阅读过尼采的著作，就知道这更大可能不过是一种伪善。苏格拉底和耶稣这样的先知是一种可怜人。）像苏格拉底这样包容的哲学被后代视为理想。无论如何，这样宽容对待敌手的做法更像是一种期盼而不是流传下来的习俗。
亚里士多德就不一样了，他更多写的是论著而不是对话录。（精确的说来，亚里士多德的手写论著已经失传，保留下来的是他的讲座以及学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划分进法则的领域中，知识作为法则的一部分。著作的开头往往是一段文章，在这段文章中他在现有的论述话题中回顾前人的理论。（e.g. On the Soul Ⅰ）这种回顾往往是一段包容的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哲人的看法。他从来不认为前辈们的研究已经结束了，他经常接受这些研究路径并与前辈的理论形成回应。有时很细致，有时很粗略。事实上，他的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他的观点：哲学家应该评估并且回应前人的思想。“在这过程中我们能发现辩证问题的解决方法”（Nicomachean Ethics Ⅱ46b7-8；cf.Topics Ⅰ.14）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兼同事，泰奥弗拉斯托斯，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主用方法并为之出版了十六条纲要：Doctrines On Nature（自然教义）。这几条纲要最低程度地以辩证的方式回应了反对者的观点。不同的观点被标题所分割，背靠背地并列在一起。给出地小标题下排列着对立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也是这样的写作风格。）这一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出一个任何场景下都可以使用的关于概念的词典。
Ⅳ-Ⅱ：古希腊哲学著作的编集者
这一标题将我们的视线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写作团体：古希腊哲学著作的编集者们。（这个词是由DK的作者通过古希腊文词根创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人们考虑到再创造书本以及理解概念的难度，所以在后代的哲人出现之前只有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流传于市面上。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最早流传于公元前3世纪，现在的学界称其为：最早的教条（Vetustissima Placita《远古著作》）。其他的流传于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则被称作“早期教条”（Vetusta Placita《古代著作》）。流传于公元1世纪的著作则是：the Placita of Aētius《埃提乌斯的著作》。越后面的著作看起来越简短，但是确确实实地包含了新时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埃提乌斯的版本则是由假冒的普鲁塔克摘录的，并且还出现在斯托贝乌斯的文选集当中。上面提到的所有材料的核心都来源于泰奥弗拉斯托斯，但是新文本也参杂在这些文本当中。后来不断出现的编集者的著作表明了学者对这种工作的长期需要。不可否认，斯托贝乌斯设想过一个浩瀚无比的诗文集，但他把收集这些文集的工作交给了他不幸的儿子身上。这种事已经屡见不鲜：大部分做摘要的作者相较于原文来说做不出什么进步，古代的编集者就要进步的多一些（斯托贝乌斯是一个例外）。所以这些抄录出来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水平。不过，考虑到这些编集者们的身世， the Placita collections（著作收录集）还是被认为传达了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