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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参观笔记发布已经半个月过去，偷了一周懒之后，我终于恢复了一点动力继续回顾新年假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的观展经历。不得不说，快两个月过去还没把新马旅行的笔记写完，多少是有点超出我行前的心理预期的。让人感慨旅途充实的同时，又不免觉得这种持续不断的整理、写作相当耗神，可谓是痛并快乐着。
所以这次我决定再偷个懒，暂时先跳过展品数量较多、又没有中文支持的亚洲文明博物馆，记录一下同样体量较小的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Muzium Negara）。
老规矩，开始记录前还是得先叠甲。和新加坡相比，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文化更多元融合，历史进程更复杂，民族问题更敏感的国家，其国家博物馆展陈中表达的诸多观点与我们的历史认识之间的矛盾自然更多。在记录过程中，我仍将保持“尽量客观地陈述博物馆本身的立场”的原则，让大家看看相同历史事件在不同国家、民族视角下的思维差异，但这不代表我个人支持（或反对）馆方的任何言论，请读者诸君也不要在评论区过度键政。
有关参观理念的问题在前一篇笔记中提过，这里也不再赘述啦。一言以蔽之，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的文物数量、历史跨度和所谓“镇馆之宝”的重量级虽然比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强一些，但和我国比较优秀的省、市级博物馆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参观这样的博物馆时，与其一昧地追求看“实”的奇珍异宝，倒不如看看“虚”的文化融合和历史沿革来的更好。
说回博物馆本身，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就在湖滨公园旁的白沙罗路，恰好离我们前一天住的酒店比较近，所以我也得以一路散步前往参观。参观当天博物馆内的观众非常少，和国内博物馆的摩肩接踵完全是两个世界。
很值得一提的还有国家博物馆的建筑本身，整座建筑颇具民族特色，是以吉打州的传统马来建筑艺术风格为灵感来源，又结合了部分现代元素设计而成的，于1963年建成后对外开放，算得上历史悠久。建筑最引人瞩目的是两侧巨大的意大利玻璃马赛克壁画，东西两幅分别为《马来亚历史篇章》和《马来亚手工艺与工匠》，以绘画艺术的形式表现了马来西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色。
不过，“历史悠久”的建筑显然是把双刃剑。和我们参观过的国内外现代博物馆相比，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不但内部空间非常有限，多媒体设备更是少得可怜。馆方在的两层四个展厅中规划了一部马来西亚通史展，并按展厅分为史前历史、马来王国、殖民时期、现今马来西亚4个不同部分，这也是整个场馆唯一的常设展览。
闲话少叙，就让我们走进展厅，记录一下这个融合多元的热带国家从古至今的形成发展吧。
A展厅：史前历史
A展厅：史前历史
作为整个通史展的开端，A展厅以马来西亚的史前历史为主要内容，展示了马来半岛的早期人类文明的日常生活和信仰习惯。
非常值得肯定的是，馆方在入口处用超大量的展板详尽地介绍了二叠纪开始马来群岛的地理变迁、物种演化等信息，科普了大量生物、地质、考古学知识，地理因素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最基础条件，喜欢较真儿的观众真的很有必要仔细了解一下。不过，博物馆笔记毕竟不是写论文，这些知识也并不是只有参观国家博物馆才能了解，在此就不过多介绍了。
早期的马来西亚人类文明没有十分明晰的发展进程，馆方直接以文物为切入点，为我们复原了东南亚史前人类的日常生活。整个展区第一件值得注意的文物，便是一件史前人类的遗存——深头骨（复制品）。
顾名思义，“深头骨”是一颗人类头骨化石，于1958年在砂拉越州的尼亚洞穴被发现，因其比其他遗骸都埋藏得更深而得名。它在解剖学上被鉴定为现代人类，其可能是一位生活在大约35,000至45,000年前的成年女性的头骨，也是早期人类在东南亚存在的有力证明。
深头骨独特的形状还让考古学家认识到当地的史前文明存在一种特殊习俗——即在婴儿或儿童时期采用各种方法对头部施加压力，有意地改变颅骨的形状。这种习俗的来由并不明确，可能是出于审美观念或社会认同而产生的。
馆内另一件著名的早期人类遗骸文物是“霹雳人”（Perak Man)，其由一个破碎的头骨、下颌骨、牙齿，以及脊椎、手臂、腿部和手部的一些残存骨骼共同构成，因在霹雳州的玲珑谷墓葬中发现而得名。“霹雳人”距今有大约11,000年的历史，是东南亚发现的最完整的石器时代人类骸骨之一。
据研究，“霹雳人”虽然身患残疾（左臂和左手远比右臂和右手小），但依旧活到了40-45岁左右，以当时的平均寿命来看算相当长寿。结合墓中发现的陪葬品，考古学家认为他可能是部落中社会地位很高的成员。目前其已被归类为澳大拉西亚-美拉尼西亚种族的祖先，其遗骸的发现为理解东南亚的人类进化和迁徙模式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约4000年前，这一地区的史前文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使用更复杂的工具从事基本的农业活动，如种植作物、驯养和饲养动物等，在吉打州古邦区的Gua Berhala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的碎片，文明的发展、经验和日常生活也被石灰岩洞穴的壁画记录下来。
大约3000年前，马来西亚的史前文明进入了青铜时代。在Gua Harimau考古遗址发现的青铜斧铸模材料，证明该地区的史前文明具备独自制造青铜器的能力。
马来西亚出土的青铜器多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文物存在一定联系，尤以铜鼓和铜锣最具代表性。在彭亨、雪兰莪和登嘉楼发现的铜鼓和铜锣的图案形制源于越南，柔佛州发现的青铜钟和柬埔寨出土的同类文物十分相似，砂拉越和沙巴出土的青铜器样式则在印度尼西亚广泛发现。
公元初期至公元7世纪前后，这一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其中比较独特的文物遗存是“猩猩骨（Tulang Mawas）”，这个名称源自当地民间传说中“长了铁手且毛发茂密的猿人”，形状相似的文物仅在马来半岛地区有所发现。这一时期的东南亚铁器价格非常昂贵，能够用上的人大概也地位非凡。
关于“猩猩骨”的具体用途，因铁器本身的锈蚀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有不少学者猜测“猩猩骨”很可能是工具或是武器，甚至可能两种功能兼而有之。
到了1世纪前后，马来西亚的土著文明已发展出简单的文字体系，但可惜的是，因为最早的历史记录《马来纪年》直到16世纪才编纂完成。在这一千多年的巨大历史空白中，马来西亚的历史学家们只能从别国文献的只字片语中寻找祖先来时的痕迹，大量原史时期的历史研究都只能依托岩石铭文、寺庙遗迹、神像雕塑等最原始史料和中国、印度、波斯及中东地区的文献开展。
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两个辉煌的古代文明都对马来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两国频繁的活动在这个地区留下了许多文献和实物记录，其中印度对古代马来世界的影响更加深远。与纯粹为经商前往这里的华人不同，印度人从经商逐渐转为传播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在印度文明的持续影响下，这一时期的马来半岛及东南亚各地出现了许多印度化王国。
其中一个比较明确的实物证据是这件佛驮笈多石碑（Buddha-Guptastone），它出土于马来西亚威尔斯利省，是4到5世纪的一位印度商人佛驮笈多从印度抵达马来半岛后，为感谢神明的一路庇佑向寺庙进献的。作为印度与马来西亚接触的有力证据，石碑真品目前保存在印度加尔各答国立博物馆，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展示的这件是复制品。
同样因为印度文明的巨大影响，从最初的几个世纪直至14世纪初，马来半岛的人们主要信仰佛教和印度教，且以梵语做为书写文字。这尊守天门（Dvarapala）浮雕就是当地受印度宗教影响的代表性文物。所谓的“守天门”是指印度教和佛教中的一位守护门神，通常以雕像或雕刻的形式放置在寺庙或神圣场所的入口处。
到这里，马来西亚史前时期的展示陈列介绍差不多就结束啦。
B展厅：马来王国
B展厅：马来王国
B展厅主要以2世纪—16世纪马来群岛或马来世界内的王国和苏丹王朝为主题，着重展示古代马来王国的繁盛与衰落。如前文所说，马来世界长期没有发展出成体系的历史记录，直到《马来纪年》出现之前，这些马来王国的繁盛兴衰依旧要以中国、印度文献的侧写为基准，很多历史细节都不详尽，我们还是主要介绍这个时期的各种文物珍宝吧。
古吉打王国（中国史籍称为“羯荼”）存在于5世纪至14世纪，是当时马来半岛重要的贸易中心。其港口曾接纳来自三佛齐、印度、中国及阿拉伯的商船。该王国的历史遗迹至今仍可寻踪，尤以吉打州布秧谷的考古遗址最为闻名。
馆内展示的这件摩羯石像就来自古吉打王国。所谓的“摩羯”融合了大象（象征陆上霸主）与鱼的形态（代表海中王者），是一种复合形神兽。文物发现于双溪马斯村，据信可追溯至公元7世纪，整体由巨型卵石雕刻而成。在古代，成对出现的摩羯石雕常用作印度教-佛教寺庙入口的装饰构件。
提到“印度教-佛教”这个概念，可能会有读者认为这是两种不同宗教的并列称呼，其实不然。在马来世界，这两种宗教在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和信仰糅合，流变形成了一种相当独特的印度教-佛教混合文化。在布秧谷，人们就发现了印度教-佛教寺庙柱子的基石，进一步证实了印度教-佛教文化在古吉打王国产生的深远影响。
比寺庙柱子更能直观地“印度教-佛教”融合文化的是这尊观自在菩萨青铜像。该文物可追溯至公元7-12世纪，于1936年在霹雳州的锡矿场被发现，原有八臂，但出土时一臂已残损。相较于其他地区的菩萨造像，它最独特的地方是描绘的菩萨形象具有“高耸的头饰、净瓶和挂在腰间的虎皮”等特征，这与印度教中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非常一致，属于典型的马来群岛印度教-佛教文明时期遗存。
在观音菩萨铜像旁边展出的还有一件室利佛逝风格的婆罗门铜像，其描绘的是吠陀圣人阿伽西亚。他在印度教传播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编纂了最早的淡米尔语法书而备受尊崇和赞扬。
说完古吉打王国，不得不提的是当时马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强权——三佛齐和满者伯夷。 7世纪至15世纪，马来半岛的许多地区都由三佛齐帝国所统治。三佛齐衰落后，以爪哇岛为统治中心的满者伯夷又逐渐发展成幅员辽阔的帝国，对群岛地区施加影响。但严格来说，这两个帝国的核心区域都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博物馆中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介绍的三佛齐、满者伯夷时代的文物。
接下来，就是整个B展厅叙述展示的绝对主角——马六甲王国。马六甲王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400年左右。在《马来纪年》的记载中，来自巨港的三佛齐王子拜里米苏拉在这里的一株“满剌加树”（Malacca tree）下，看见一只小鼷鹿为了自卫将猎犬踢进河里的景象。他将之视为好兆头，并决定在此建立一个名为马六甲（Malacca）的王国。
在马六甲王国发展初期，为应对来自北方暹罗和南方满者伯夷的军事威胁，拜里米苏拉借大明遣使之机主动效忠，定期派遣使臣向大明进贡。到了1411年，拜里米苏拉还亲率妻子和陪臣五百四十余人一同前往北京亲自拜见了明成祖朱棣。作为回报，大明向马六甲提供了军事保护，郑和船队每次下南洋也必会驻节马六甲。
永乐元年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庆至，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剌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帝嘉之，封为满剌加国王，赐诰印、彩币、袭衣、黄盖，复命庆往。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 明年，郑和使其国，旋入贡。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六甲逐渐成为东南亚的重要贸易枢纽，近年来仅在马来西亚沿海地区，就有超过14艘有文献记载的沉船被打捞出水，足见当时的马六甲海洋贸易之繁盛。这一时期，大量华人和印度人因经济活动而前往马来西亚定居，逐渐成为今天峇峇娘惹和仄迪社群的祖先。
马六甲王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其第二任统治者伊斯干达·沙（Sultan Megat Iskandar Shah)皈依伊斯兰教。自此，国王的称号由拉者（Raja）改为苏丹，同时兼任伊斯兰宗教领袖；民众也开始遵循伊斯兰生活方式，履行每日五次礼拜、斋月守斋及诵读《古兰经》等宗教义务。伊斯兰教的传入还使得阿拉伯、波斯及印度的宗教学者与传教士大量涌入，深刻重塑了马来社会的社会经济与知识体系。比如，大量伊斯兰法理元素被纳入马六甲法典体系，其中尤以《马六甲法典》为典型。
得益于马六甲商业的繁荣，伊斯兰信仰也以这里为起点，通过贸易往来、军事征服、王室联姻传播到邻国，到了公元15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已覆盖马六甲王国及所有属国，整个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基本上已经伊斯兰化。
除了文字介绍，博物馆展示的文物中能体现伊斯兰宗教特色的也有不少：比如这件镀金银质饮水器组，壶盖镶嵌红宝石，器身饰以花生藤蔓、槟榔叶与芫荽花卉交织纹样。茶壶周身镌有爪夷文经文：“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主使者。”壶体另铸爪夷文铭文：“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得胜者苏丹再纳·阿比丁二世，系已故苏丹曼苏尔·沙之子，执掌登嘉楼王国。”
随着伊斯兰教在马六甲的发展，大量蕴含伊斯兰元素的贸易器物也涌入此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饰有阿拉伯宗教铭文的陶瓷器，常见纹样包括“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赞主辞”等祷词、《古兰经》节选和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尊名等。这一时期输入马六甲的陶瓷制品多产自中国，中国瓷器的伊斯兰风格化的始于元代，至明代蔚为大观，并延续至18世纪。
除了伊斯兰风格浓重的器物，博物馆还展示了很多马来文化属性浓厚的文物展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克力士剑。作13世纪为兴盛于的满者伯夷的武器，克力士剑在马来社会中极具影响力，是马来群岛君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皇家礼器，多被用于彰显统治者的荣华、权势与威仪。
国家博物馆馆藏展示的克力士剑多是王室或宗教礼仪中的礼器，大多距今有上百年历史，以不同的风格设计和雕刻技巧彰显着所有者的威严。除了礼器作用，克力士剑在后来马来诸国与荷兰殖民者的战争中也展现了惊人的实战威力。挥舞着涂满毒液的克力士剑、在雨林中神出鬼没的的马来战士一度令西方世界记忆深刻，这种武器也成了马来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代表象征之一。
展馆中比较独特的克里士剑有两柄。左侧的这把剑的鞘与柄箍均镀金，剑身呈九曲波浪纹，饰以大马士革锻造工艺，精美非常；右侧则是登嘉楼第13任苏丹——苏莱曼·沙的旧藏，鞘身通体鎏金，木质护手边缘饰以雅致金边，鞘身正面以爪夷文镌刻其尊名。
除了克里士剑，能象征马来王室权威的，自然还有立于高台之上的宝座。宝座不仅承载着被视为圣体的君主身躯，更是君王加冕登基的圣所。苏丹端坐于宝座上颁布的谕令，皆为子民必须遵从的圣意。
此外，这里还陈列了一些王室日常使用的装饰和用具。这件黄金腰扣是王室显贵在仪典集会时佩戴之物，运用呈三颗一组的宝石排列组合出藤蔓卷须纹样，华贵非常，迄今已有逾百年历史。
腰带扣的旁边是一套精致的小容器组合，其用途也别有趣味——这是供上层阶级享用槟榔的。整套容器井然有序，组合中除了槟榔叶盒及一对镀金槟榔剪，还有两件形似山竹果的带盖容器，用于盛放嚼槟榔所需原料：槟榔果、甘蜜、烟丝、丁香及石灰。
除了这些宗教和政治权力的象征，马六甲的多元社会也是B展厅的展示重点。鼎盛时期的马六甲汇聚了来自马来群岛及暹罗、缅甸、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不同背景的人们，其中一些人选择定居此处并与当地人融合，形成了新的社群。
峇峇娘惹、仄迪和克里斯当社群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他们是公元15世纪和16世纪的中国人、印度淡米尔人和葡萄牙移民与当地马来人的后裔，被称之为土生社群（Peranakan）。这些社群的文化构建巧妙地将现有的马来文化元素与各自背景的文化元素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这一时期的当地马来人也以开放姿态接纳外来者。在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前提下主动吸收异域元素，这种文化包容性使得马六甲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典范，其社会结构既保有马来传统内核，又绽放出跨文化的璀璨异彩。一些丰富的文化遗产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了展厅中展示的文化艺术品。
峇峇娘惹（男性称"峇峇"，女性称"娘惹"）是马六甲极具特色的文化族群。这一群体始于15世纪，由早期移居马六甲的华人后裔构成。在与本地社群的交往及跨族通婚中，他们既保留了中华文化根基与宗教信仰，又深度融入马来文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身份。这一族群的女性钟爱身着蜡染纱笼与可芭雅长衫，配以克罗桑金饰胸针，其珠绣工艺更是精妙绝伦——以五彩丝线绣制繁复花卉纹样，尽显南洋风韵。除马六甲外，槟城和新加坡是南洋华人社群最活跃的城市。
C展厅：殖民时期
C展厅：殖民时期
明洪熙年间，大明帝国恢复了洪武时期严厉的海禁政策，终止一切政府性质的船队出海活动，并严厉制裁私自到东南亚开展贸易的中国商人，主动放弃了对海洋贸易和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马六甲王国得以一步步摆脱大明帝国的政治、军事影响，一跃成为马来世界的地方霸主和经济强国。
而当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变故发生了。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奥斯曼帝国完全阻断了亚欧之间的陆路贸易路线，而欧洲与印度及东南亚的传统海上贸易路线又完全被阿拉伯商人垄断，对香料带来的财富有着强烈渴望的欧洲商人急需开辟一条新的海上贸易通道以攫取财富，他们的目光因此不可避免地望向了马来半岛。
1511年，第二任葡属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一支由18艘舰船、1200名葡萄牙士兵及200多名马尔巴拉援兵组成的舰队抵达马六甲，并提出一系列不平等要求。拥有3万马来人和爪哇人军队的当地苏丹自然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要求，双方随即爆发战斗。
经过一个多月的围攻，葡萄牙人成功占领了马六甲的大部分街道，并向王宫和清真寺逐步推进，马六甲苏丹见大势远去，只得丢下富饶的城市黯然逃走，战争最终以葡萄牙人的胜利告终。战后，葡萄牙人进行持续了一整天的劫掠行动，几乎夺走了马六甲苏丹王朝三分之二的财富，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
至此，立国近110年的马六甲苏丹王朝灭亡了。虽然它的统治只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但这一个世纪确实是马来半岛历史上少有的较少受到中南半岛（主要是暹罗）和马来群岛（主要是爪哇和苏门答腊）地方强权干预的时代，其被看作是马来人自主统治的一个黄金时期，马六甲苏丹也成为所有后继的马来统治者的榜样。同时，伊斯兰教在马来亚地区的影响非但没有被殖民入侵摧毁，反而随着马六甲王国苏丹后裔和穆斯林商人的分散而扩大了。
博物馆中展出的这艘战舰模型是葡萄牙的“弗洛尔·德·拉·马尔号”（Flor De La Mar），它是1511年葡萄牙舰队攻占马六甲的主力舰。在战争结束后，“弗洛尔·德·拉·马尔号”满载着从马六甲掠夺的珍宝启程返航果阿，却在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之间的阿鲁海峡遭遇风暴，因超载导致船体断裂，带着马六甲苏丹王朝的巨额财富沉入深海，化为当地的一个著名传说。因当时的葡萄牙王室刻意销毁了航海日志，哪怕是现代考古团队，目前也未确认沉船确切位置。
马六甲苏丹王朝的统治结束后，马来群岛分裂为众多互相争战不停的小国家（如亚齐、文莱和霹雳等），它们大多遵循马六甲的模式，以伊斯兰教的形式建立起王权统治。从1511年开始的百余年间，这些国家也进行了接连不断的反葡斗争：
马六甲王国的末代苏丹马哈茂德率领率舰队多次袭击葡占马六甲，可惜连战连败，其重要据点宾坦岛也被葡萄牙攻陷。他的后裔在柔佛建立了柔佛苏丹王朝，持续袭击骚扰葡萄牙人并延续马六甲王朝的王室血统。
1600年代，亚齐苏丹国极速壮大，成为马来群岛最强盛富裕的国家。其控制范围延伸到苏门达腊与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霹雳、彭亨、吉打、登嘉楼等国都成为了亚齐的附庸。为了控制利润丰厚的海峡贸易，亚齐苏丹国曾四次大规模进攻葡属马六甲，并在17世纪下半叶缔造了属于亚齐王朝的黄金时代。
到了17世纪初，荷兰建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文：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他们很快占领了爪哇岛上较弱的苏丹国，以巴达维亚为首府开始全面扩张，并于与当地的柔佛苏丹王朝结盟，共同对付葡属马六甲和亚齐苏丹国。
在数次失败的尝试后，荷兰与柔佛的联军终于在1641年攻占马六甲，葡萄牙人对马六甲130年的统治结束了，逐渐失去马六甲海峡控制权的亚齐苏丹国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经此一役，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马来亚最重要的锡矿生意，在荷兰支持下，柔佛苏丹王朝在马来亚各苏丹国之间也获得了一个松散的霸权地位。
国家博物馆展示的这个贝拉明罐，就是在马六甲海峡班贝克浅滩的水下考古发掘中，自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拿骚号”残骸内打捞出水的。“拿骚号”是1606年8月丹戎端海战的荷军旗舰，正因为它被葡萄牙舰队击沉，使得此战荷兰的舰队指挥系统彻底崩溃，最终导致了海战的失败。
所谓“贝拉明罐”是16世纪德国莱茵兰地区的代表作品，多被用来装啤酒、葡萄酒或水银等液体。17世纪随着荷兰和英国的殖民船只来到世界各地，在不少殖民地都有大量发现。其上的老人形象其实是天主教枢机主教罗伯特·贝拉明，宗教改革时期，他在教区推行了严格的反新教措施。因此新教徒们为了搞他，把他的肖像讽刺化，作为装饰放到了罐子上，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也算“青史留名”。
和葡萄牙殖民者面临的情况一样，17-18世纪荷兰对马六甲的殖民统治也引发了本土势力的激烈反抗，马来亚多地的民众、社群和王国频繁开展抗荷斗争。为了报复这些反殖民斗争，荷兰政府以武力征服了柔佛苏丹王朝，迫使其签订《1784年条约》。到了1787年，柔佛-雪兰莪联军击败荷兰驻军，短暂光复了领土，可旋即遭到反扑，荷兰东印度公司集结重兵夺回宾坦岛，重建海峡控制权，柔佛-雪兰莪联盟最终瓦解。
这一时期破碎的马来世界还面临着北方暹罗王国的控制和干涉。14世纪至19世纪末间，马来半岛北部诸苏丹国（吉打、吉兰丹、登嘉楼、北大年）每三年就要向暹罗大城王朝及曼谷王朝君主进贡高纯度黄金铸造的花树饰品作为象征性贡礼，以换取暹罗对马六甲海峡北端贸易权的默许，这一行为被称为“金花献礼（Bunga Emas）”，代表着马来诸国对暹罗的臣属，是弱国对强权的战略妥协。
尽管当地的政治结构分崩离析，但在荷兰人的经营下，马来亚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却在快速成长。香料种植业、锡矿、金矿及其附属工业的发展，这导致第一批近代移民涌入马来人的世界，一开始是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后来则是华人，他们定居在城镇，并透过各个乡属会馆等互助组织构成紧密网络，许多华商在当地开设银行、矿场、手工厂，逐渐掌握各行各业。
随着马来亚越来越炙手可热，大英帝国自然也想来此分一杯羹。公元18世纪末，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以欺诈和武力手段控制了槟城，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登陆了新加坡并设立了自由贸易港。随着大英帝国国力的不断增强，1824年英荷两国签订《英荷条约》，重新划分了彼此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荷兰退出马来半岛，而英国退出苏门答腊，当代马来西亚的政治雏形至此奠定。1826年，英国先是将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三个地方合并管理，组成“海峡殖民地”（地图的红色部分）。由于大部分马来苏丹畏惧北方暹罗的扩张，英国在马来亚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拥有丰富锡矿的霹雳，是英国介入马来亚的的第一个目标。英国人先是帮霹雳赶走了入侵的暹罗军队，彻底终止了两国间的“金花献礼”，又干预了霹雳内部的继承权争端，扶持拉惹阿卜杜拉为霹雳合法苏丹。1874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与拉惹阿卜杜拉签署了《邦咯条约》，条约规定，英国将委派参政司（Resident）进驻霹雳，在除了伊斯兰宗教事务与马来习俗外的一切国事治理上，苏丹都应该“征求并遵循其建议”。这标志着英国正式介入马来各邦内政，开启殖民间接统治时代。
此后，英国与接连与马来亚的诸多苏丹国签署协议，在当地设立代办，很快就成为这些国家的真正统治者。1896年7月5日，彭亨、雪兰莪、霹雳与森美兰合组为马来联邦（地图黄色部分），接受英国保护。此后随着1909年《英暹条约》、1910年《吉兰丹条约》、1914年《柔佛条约》和1919年《登嘉楼条约》的签订，英国进一步接收了柔佛、吉打、吉兰丹、玻璃市、登嘉楼为相对更加自治的马来属邦（地图蓝色部分），英属马来亚的控制范围正式成型。
有别于其它殖民强权的是，英国殖民者更重视殖民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对于殖民者来说，马来亚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蕴藏着丰富的锡矿和金矿，而矿产的开采需要大量有纪律的劳动力，英国人觉得“淳朴但懒惰”的马来人不是可靠的劳力来源，于是从华南招募逾50万契约华工。多数华工初到南洋时非常贫穷，被蔑称为“猪仔”，其中不少人是被英国殖民者以空头支票的方式骗到这里来的。在华裔工人的辛勤工作下，1900年马来亚锡产量占比高达全球的55%，1929年峰值时年产8万吨，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之一。
与此同时，马来亚的英国农场主们开始在这里试种番薯、毛钩藤、甘密、胡椒、椰子和咖啡等热带作物，并在1877年从巴西引入三叶橡胶树，而在亨利·尼古拉斯·里德利爵士（Sir Henry Nicholas Ridley）发明的割胶技术改革和欧洲发展迅速的工业带来的需求刺激下，天然橡胶及棕榈油很快就成为马来亚最热门的出口品。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上，英国则从南印度招募逾百万泰米尔契约劳工到马来亚工作。到了1920年，马来亚橡胶种植面积达100万公顷，占全球产量50%，全面压倒南美产区，正式确立了20世纪的“橡胶霸权”。
客观上，锡矿和橡胶工业对经济的驱动，也促使殖民政府建设更好的道路和铁路系统、基础设施、通讯、教育以及行政体制，为马来亚各邦的内政带来了重大进步。
殖民经济对本土经济的冲击逐渐也产生了民族问题：以务农为主的乡居马来人开始逐渐受到富裕的城镇华人移民社群的经济控制。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马来人既被英国人控制政治自主权，又被华人控制经济力量，开始面临着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人的威胁。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受西方教育的马来人眼中，马来苏丹被看作是英国人和华人的协作人，逐渐丧失了统治威望，但大多数农村人民仍敬畏着苏丹。这一时期马来人的传统伊斯兰信仰并未产生多大变动，但有很多华人逐渐转变为基督徒。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逐渐波及马来亚，战争让旧日本帝国对锡、橡胶和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促使他们将目光转向丰饶的马来亚。1941年12月，日军在吉兰丹哥打巴鲁（Kota Bharu）登陆，同步空袭新加坡。日军利用安静迅速的脚踏车在橡胶园和丛林里高速机动，仅用2个月就突破英军防线，于1942年2月15日攻陷新加坡，占领英属马来亚全境。
对马来亚来讲，日占时期是苦难和黑暗的。英国撤退前的“焦土行动”炸毁了港口、锡矿和橡胶园，严重摧毁了马来亚的经济基础，导致1942年马来亚粮食产量暴跌60%。日本又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胀，物价飞涨，粮食、药品和日用品严重短缺，米价较战前暴涨800倍，饿死的人又导致传染病肆虐。日本宪兵队还肆意逮捕、审讯和处决反抗者，强征平民为劳役，逼迫其参与泰缅边境铁路建设，在马来亚全境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
此外，日军占领马来亚后，立刻采取措施冲淡本地的华人和英国文化，开始用“Asia untuk orang Asia”（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寻求当地马来人的支持。日军开始着手培训马来人武装部队并让他们进入日占政府，让他们相信日本才是马来亚真正的解放者，英国则是帝国主义的压迫者，其根本目的是更方便地压榨马来亚的资源。日军还向马来人民允诺战后让马来亚独立，然而这些政治许诺与他们占领期间进行的严格管控完全自相矛盾。
日军针对华人的政策和马来人大不相同，博物馆的展板中明确强调到：“因中日战争影响，相比马来人和印度人，华人遭受了日军非常严酷的迫害，日本的种族分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马来亚各族群间的民族矛盾。”
日本战败后，留在马来亚的日军被遣返回日本，1946年7月，最后一批日军离开了马来亚。
可以看出，和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相比，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对殖民时代的政治立场是不同的。它既没有像新加坡一样全面倒向“殖民者为我们带来了文明”的历史叙事，而是讲述了不少马来土著民族抗击殖民者的事迹；也没有和我们一样完全把殖民当做是“难以忘却的国耻和血海深仇”，同样展示了不少殖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成果。
在我个人看来，这可能和马来亚在历史上的地位联系密切。它并不像弹丸之地的新加坡一样，因战争一蹶不振后直到殖民者到来前都是不毛之地，也不像我们一样，几千年都是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老大帝国。作为太平洋的十字路口，马来半岛在历史进程中一旦失去有力整合的政治实体，就必然受到其他地方强权的影响。先是北部的暹罗、南部的苏门答腊，进而是东方的大明和西方的葡萄牙、荷兰、英国，马来人也长期处于被其他民族统治和军事威胁的环境。种种影响，让民族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马来人走向独立和现代化的理论武器。
D展厅：现今马来西亚
D展厅：现今马来西亚
最后一个展厅中，博物馆探讨的是从二战结束到如今马来西亚的历史进程。1941年日本对马来亚的侵略揭露了英国殖民者的脆弱和自私，马来亚各民族经过反侵略之艰苦抗争，要求自由与独立，“Merdeka！“Merdeka！Merdeka！（自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口号。 战后重返马来亚的英国，则成了马来西亚迈向独立的道路上的新挑战。
这一时期，各民族在独立斗争中产生了理念分歧：深受伊斯兰世界的变革的影响，马来人着眼于在自己家园的族群存续问题，马来民族主义开始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教育被视为民族进步的核心工具，与华人多选择华校不同，马来人多选择在殖民政府设立的学校中就读，英国于1922年成立的苏丹依德理斯培训学院（SITC）培育了马来半岛最早的马来民族主义倡导者，马来人内部的自我反思，也标志着民族斗争的探索开端。
同一时期的华人的倾向与政治理念更紧密关联于祖国大陆的政治发展。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因其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所以党员大多都是华人。日占期间，马共建立了人民抗日军，领导马来亚人民展开抗日武装斗争。此外，英国统治下的海峡殖民地华人资产阶级也建立了若干社团以维护自身利益，但他们的呼声主要聚焦于保护社会经济权益而非政治诉求，因为阶级的分化，华人始终无法凝聚成民族主义的斗争力量。类似地，马来亚也开始出现保护印度工人权益与福利的协会，该协会成为激发马来亚印度社群本土民族主义意识的先驱。
马来亚走向独立的第一个转折点很快到来，战后英国殖民地政府为重新整合英属马来亚，于1946年成立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将马来亚从松散的英国保护国变为整合的皇家殖民地，废除马来苏丹的统治特权，将行政与立法权移交新成立的行政议会与立法议会，并依据出生地原则（jus soli），向非马来居民（华人、印度人等）授予平等公民权。
马来亚联邦政体首先遭到马来人的坚决反对，其宽松的移民政策和开放的公民权，引发了马来人对完全丧失自己家园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控制权的强烈焦虑。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3月1日，“泛马马来民族大会”在吉隆坡举行，5月11日的第二次会议上，马来人正式成立了“全国巫人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这一民族主义政党，积极反对马来亚联邦建制，为马来人争取利益。
在不断的抗议和游行下，英国政府最终让步，1948年马来亚联邦被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代，新政体恢复马来亚保护国身份的同时也恢复了马来统治者的主权，取得公民权的条件也变得更为严格。同一时期，英殖民政府将马来亚共产党列为非法政党并进行镇压，在发现和平的争取方式无效后，马共开始进行武装斗争。
英联邦军队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丛林间进行了漫长的游击战，国家的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60年才解除，英国也一直以“马来亚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拒绝退出马来亚，持续保留驻军以“保护，而不是重新征服殖民地人民”。同时，英国政府还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割裂马来半岛的主要三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包括通过职业限制等手段让三大族群因阶级所产生的对立矛盾，无法团结一致向英国政府提出民间诉求。
英国人的策略使马来亚人民意识到：“必须团结一致，以共同声音与精神争取摆脱殖民统治。”1953年，巫统（代表马来人）与马华公会（代表华人资产阶级）组建联盟党（Alliance Party），第二年国大党（代表印度人）也加入联盟。华巫印联盟在1955年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横扫了52个席位中的51席，巫统的领袖东姑阿都拉曼成为了英属马来亚的首席部长。这也向所有人证明，三大族群可以共同合作，马来亚的独立不会导致内战爆发。
凭借这一胜利，1956年1月1日，东姑阿都拉曼率代表团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进行独立谈判，经三周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签署了独立协议。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默迪卡体育场通过广播向全场高呼”Merdeka！Merdeka！Merdeka！”(意为“自由、独立”)，独立的呼声很快得到了在场2万多名见证这历史性事刻的马来亚人民的热烈回应，新生的马来亚联合邦的第一面国旗在雪兰莪俱乐部广场高高飘扬。这一天标志着马来半岛结束了自1511年葡萄牙入侵以来，长达446年的殖民统治，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并成为英联邦国家的一员。
当然，作为一个由巫统实际领衔的国家，独立后的《马来亚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马来人特权（第153条），同时承认了非马来人公民权（第14-31条），并确定马来语为国家官方语言。巫统的这一民族主义政策也决定了民族问题将长期伴随马来亚联合邦乃至以后的马来西亚，从1963年沙巴、砂拉越的移民自主权规定，1965年新加坡的退出、1971年新经济政策和00年代的“马来人至上”主义，直到今天也很难说得到了完美解决。
1961年5月27日，东姑阿都拉曼提出了将新加坡、北婆罗洲（沙巴）、砂拉越和文莱等英国殖民地与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的构想，出于对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共同诉求，这些地区的领导人都赞成这个计划。10月，英国政府批准该计划，前提是必须取得参与合并地区的人民的同意。最终，这项建议在沙巴和砂拉越获得了超过80%的人口支持，新加坡的支持率则达到了70%（选票上并没有反对选项），文莱则因为人民反对合并最终选择退出。
在获得多数支持后，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1957年8月31日独立）、沙巴（1963年8月31日被英国予以自治地位）、砂拉越（1963年7月22日被英国予以自治地位）与新加坡（1959年被英国予以自治地位）合并，共同组成了全新的国家——马来西亚，并确立了新的国旗、国徽、国歌和国花。在政体上，马来西亚保留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形式上拥有国家最高权力，苏丹或其他统治者形式上拥有地方权力，但实权归于马来西亚内阁及州议会。
尽管马来西亚是在相关各方的一致同意下成立的，但在其成立之初绝非一帆风顺。
外部环境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印度尼西亚认为马来西亚是针对印尼的新殖民主义诡计，对马来西亚实施了对抗行动（表现为非正式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菲律宾则重新提出对沙巴的主权要求，直到1964年才与马来西亚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内部问题上：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华人的比率增加到近50%。巫统和马华公会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民族和政治上存在很多冲突，进而导致大马国内出现民族倾轧的现象。1964年7-8月，马来人与华人在新加坡爆发种族冲突，造成30人死亡，260人受伤，共1130人被警方逮捕。东姑阿都拉曼经过慎重考虑，紧急召开会议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此举被视为保障种族和谐、经济稳定及避免进一步激化冲突的最佳方案。
博物馆还展示了马来西亚的皇家头饰，这是马来皇室礼服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由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佩戴。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是由九位马来统治者每五年通过投票的方式推举出来的，由于马来西亚的第一任国家元首端姑阿都拉曼(Tuanku Abdul Rahman)来自森美兰州，所以此后国家元首的头饰折叠和系法皆来自此地。
在通史陈列的最后部分，馆方介绍了现代马来西亚民族的构成，展品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沙巴土著民族、砂拉越土著民族的服饰和传统节日等。如此多元的文化、节庆和传统风俗能在马来西亚能够融合共存、美美与共，也许就是这片土地漫长、复杂的民族融合结出的美丽果实吧。
结语
结语
相比城邦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一个领土面积更广袤、民族构成更复杂、文化融合更多元的国家，我在这里只待了两天半，活动范围也只局限在吉隆坡，真的很难妄言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整体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对我而言，就算只看外部表象，吉隆坡也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城市。
她虽然不比新加坡那样现代、整洁、精致，但也并不是肮脏、混乱的代名词。这里的民族和文化构成比新加坡更多元：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白人、游客、本地人、Grab司机、穆斯林、印度教徒，你在街上遇到的每个人都不是仅用民族、职业、性别、阶级就能完全定义的，你能想象到的各种色彩、味道、声音似乎都在这座城市汇聚成一体。
如果说新加坡是精心设计，打理的整整齐齐的名贵花卉，那多元融合的人们则共同把吉隆坡整座城市装点成了一株五彩斑斓的热带奇葩。在这里，文明中蕴含适当的野蛮、现代中夹杂着明媚的传统。虽未有什么精心的照顾，反倒更带着某种摄人心魄的生机勃勃，在马来半岛的雨林中恣意生长。
吉隆坡的多元也教会了我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国内生活甚至日本留学时，我身处一个传统的东亚民族环境中，这里满大街都是和我长相相似的面孔，身为多数民族或是能伪装成多数民族的我，根本不需要用“民族”这一视角去看待和区分社会和生活中的事物。但在吉隆坡，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我不仅是一个外国游客，我的民族还是这个国家民族冲突和融合的一部分。
我很快就下意识地学会了通过一些特征来分辨马来人和印度人，并很快感知到了不同民族在社会分工和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如果说来马来西亚前，我对不能把马来西亚简称为“马来”，不能把马来西亚人单纯简称为“马来人”的规矩并无具体认识，如今真的是能够完全理解了。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这两年被玩家口诛笔伐的“多元化”，抛开其对电子游戏领域的负面影响不谈。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们，大多数对“多元化”这个理念本身都是不支持、抵触、缺乏认同或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次在马来西亚的旅程让我认识到，这些理念上的差异，和我们自身生活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也说不定。
吉隆坡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场景也很多：比如我们订到了很棒的双峰塔景酒店，晚上在双峰塔正对面的榴莲店吹着晚风狂吃榴莲，身旁蜜雪冰城的宣传灯牌一闪一闪；
比如我们一起在独立广场散步，看到广场草坪上的一个个家庭汇成一个聚落，大人们休憩散步，孩子们嬉笑跑闹，虽是一片热闹欢腾的景象，但走遍整个广场却难觅一个华人；
当然，奇怪的文化冲突经历也有不少。比如我在KLCC吃椰浆饭时看地图，旁边的大马华人服务生突然问我“中国有那么大啊？”；在国家博物馆的D展厅参观马上结束时，一个老年白人男性观众突然叫住我，问我会不会英语。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指着墙上的地图问我“你们国家（指马来西亚）东边（指沙巴砂拉越部分）这下面应该不是大海吧（指加里曼丹岛的印度尼西亚部分）？如果是陆地，这图上怎么没画呢？”给同样是外国游客的我们都搞无语了。
想来在以后的旅途中，我应该还会去马来西亚，希望到时候能更仔细地游览吉隆坡，再去马六甲、槟城、亚庇这些地方去瞧瞧，更好地体验一下这个多元国家的风土人情。
最后，还是按照惯例把这次参观的感受分为优缺点简单罗列一下：
优点：
- 有提供专门针对中文和其他语言的小程序；
- 可以直接入馆参观，不用预约也不用排队；
- 展板文字信息量丰富，科普内容比大部分博物馆更详细；
- 虽然外国人收费，但门票很便宜。
缺点：
- 没有什么重量级文物；
- 场馆面积较小，没有电梯和残障辅助设施，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多媒体展示手段；
- 因为历史文献的缺失和场馆设计，B展厅（古代马来王国）的布展逻辑有点让人摸不到头脑；
- 整体叙事存在局限性，如民族问题上的叙事立场不够客观，刻意淡化了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虽然完全可以理解），过分淡化了马共对马来西亚抗日斗争和走向独立的贡献（同样可以理解）。
一句话评价：我个人觉得了解马来西亚，了解其历史源流、民族构成和文化融合是很重要的一步，参观博物馆是一个比较省时省力的方式，还是建议花时间来看看。
那就下次的博物馆笔记再见吧。
以上。
参考资料
[1]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官方中文自主导览-Museum Volunteers, JMM
[2]马来西亚观光局官方网站
[3]梁志明.试论古代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东南亚研究》.2011 (4).86-96
[4]N.J.赖安.桂光华·十六世纪的马来亚：《南洋资料译丛》.1983 (2)
[5]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66-72页。
[6]Soh, Byungkuk. Malay Society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1942-45. International area review. 1998, 1 (2): 81-111.
[7]Shuid, Mahdi & Yunus, Mohd. Fauzi (2001). Malaysian Studies, p. 29. Longman. ISBN 978-983-74-2024-3.
[8]Akashi, Yoji.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the Malayan Chinese 1941-1945.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0, 1: 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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