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一个颇具魄力的决定——《是，大臣》的幕后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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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25日，星期一。以英国政治的语境而言，这一天与往常并无二致。对于那些想要相信“有事正在发生”的英国公众而言，他们假定确实有大事在酝酿；而对于那些需要眼见为实的人来说，依然存有深深的疑虑：究竟是否真有事在发生？
就在当晚的黄金时段，一档名为《是，大臣》（Yes,Minister）的情景喜剧横空出世，以戏谑之姿邀请观众去揭开了白厅运作的真相。《是，大臣》无论在观众口碑还是在评论家评论方面都收获巨大的成功。该剧在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英国学术电视奖中斩获五个奖项、三个提名。在200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是，大臣》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喜剧。
一切的开端
1962年，32岁的BBC时事编辑安东尼·杰伊（Antony Jay）和19岁的剑桥大学法律系本科生乔纳森·林恩（Jonathan Lynn），两人同时被一场当时广泛报道的政治风波所吸引。

故事的主角是议员弗兰克·索斯基斯爵士。当时，他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为蒂莫西·埃文斯争取死后赦免。埃文斯是一名卡车司机，因被控谋杀而被判处死刑，在审判期间，埃文斯指控自己的邻居约翰·克里斯蒂才是真正的凶手，但指控被驳回。
然而，在埃文斯被执行死刑的三年后，克里斯蒂连环杀手的身份被证实，公众对原判决的质疑声开始日益加剧。索斯基斯爵士率先站了出来发言，他呼吁对案情进行重新调查。随着反对派在1964年10月大选中获胜，索斯基斯爵士及其同伴似乎很快就能看到埃文斯被宣布无罪。

不过，当此问题再次在议会提出时，新任内政大臣却断然拒绝了请求。他毫无悔意地解释说，时间过去太久，“无法查明这一悲剧案件的真相”，并声称自己对此持中立态度，还补充道：“即使证明了埃文斯的无辜，我也无权正式宣布。”他坚持认为“最好让此事维持现状”。无论内政大臣是谁，许多议会内外的人都对这一裁决感到惊讶。而这一次尤其令人震惊，因为这位新内政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弗兰克·索斯基斯爵士本人。
在多年抗争后，一位内政大臣终于拥有了实现自己诉求的权力，但他却否决了自己年轻时的主张。一种通常的解释是，索斯基斯爵士不过是又一个原则远不如自我保护热情来得坚定的政客，而另一些人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人物相信，他们的不合逻辑自有其道理。
安东尼·杰伊和乔纳森·林恩显然是那些被这一问题激发了想象力的人。
安东尼·杰伊于1949年进入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古典学和比较语言学。乔纳森·林恩则于1961年进入彭布罗克学院攻读法律。他们都在近距离观察到了那些急于成为英国政治“未来新星”的人物，这些人加入学生版的政治党派，并在辩论中迫不及待地发表意见。林恩后来回忆道：“他们对自己能力的毫无根据的自信真是一道风景。”
自1964年从剑桥毕业后，林恩投身于写作和表演，并将编剧当做自己的第二职业，后在剑桥剧团的艺术总监。杰伊则是在毕业后先服了两年兵役，后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开始从事广播事业，并成了一名编辑和制片人，再转而自立门户。1972年，杰伊与BBC的老同事等人合作创立了视频艺术（Video Arts）公司，这是一家为各类商业组织制作培训影片的公司。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人的道路终于出现了交汇。

林恩参与了在视频艺术公司的首批培训影片制作，并在这期间结识了杰伊，两人很快发现他们志同道合——两人都对对特权和权力深感怀疑。在一次写作间隙，杰伊与林恩回忆起他们共同的最政治记忆：大约十年前，弗兰克·索斯基斯爵士在下议院否决了自己要求的那个荒谬时刻，他们再次为这一事件的荒诞而发笑。
随着话题升温，杰伊接着向林恩讲述了他听到的其他故事，他提到议员芭芭拉·卡斯尔的一次演讲钟讲述了自己作为交通大臣时与部门常务秘书的种种问题，并警告系统已成为“国中之国”。这种互动如此引人入胜且充满讽刺潜力，让他有了一个制作情景喜剧的想法。
开始构思
安东尼·杰伊提出了一个关于“权力走廊”的情景喜剧创意。故事将设定在白厅的一个典型的内阁部门，展现一位主要政客与一位高级文官之间长期的拉锯战。这部情景喜剧将揭示深藏于体制幽暗深处的秘密，与以往的作品不同，它将具有一定的深度启发性。
问题只有一个：乔纳森·林恩并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后来回忆：“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无聊的建议之一。”尽管杰伊才华横溢，但他缺少编写情景喜剧的经验，于是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个想法。时间到了1977年初，事情开始出现转机，随着各种古怪的政治事件日益频发，以及林恩开始找回写作状态，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创意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次的对话充满积极气氛。他们重新审视了基本设定，并探讨了现实中的灵感来源。杰伊分享了他在BBC早年从事时事节目时与政治嘉宾合作的回忆：“我发现政客在镜头前说话时，好像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私下里他们总是转向私人秘书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杰伊进一步阐述：白厅（而非威斯敏斯特）才是如今真正的权力中心，因此，这部情景喜剧的力量在于它将观众带到幕后，展示政治表演前的“彩排”过程。它将首次呈现文官的真实面貌，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一点对于这部情景喜剧尤为重要。此前所有涉及文官的喜剧节目都将他们描绘成“戴着圆顶礼帽、喝很多茶的无聊之人”，杰伊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看法。
这将是一部与常规公式化节目截然不同的情景喜剧，它将是基于事实的虚构作品。因此，首先需要是进行深入研究，确保细节准确。在这方面，杰伊和林恩非常幸运，一个异常丰富的资源库在最近刚刚公开面世。
理查德·克罗斯曼，前任大臣，终生反对英国的保密文化，他打破了内阁的沉默原则，将英国政治运作的内幕记录留给了国民。自1951年起，克罗斯曼一直虔诚地记录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系列日记，并计划将其出版，为公众提供“一位大臣如何度过每一天的真实画面”。

克罗斯曼于1974年4月去世，享年66岁，但出版计划继续推进，这让英国政治的建制派大为震惊，他们竭尽全力阻止这些秘密外泄。原定于1974年秋季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摘录一再推迟，而三卷本的出版也因各种原因无限期延后。
1975年10月，经过议会和媒体的激烈争论，首席大法官拒绝了总检察长提出的禁制令请求，裁定全面禁止出版不符合公众利益，这场备受瞩目的风波才告一段落。如克罗斯曼所预期一般，日记产生了巨大影响，空前地揭开了白厅的神秘面纱。评论家们称赞这些日记是“普通人了解政治丛林的指南”，第一卷在出版几周内就卖出了超过2.5万册。

日记的开篇是克罗斯曼对自己初任的生动描述：与现实生活隔绝，周围是训练有素的男女护士和侍从。克罗斯曼逐渐意识到的一个事实：“不被文官接管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新来的大臣可能是男是女、年轻或年老、左翼右翼或中间派，但他们只是永久进程中的短暂一环。
这一观点很快从他那乐于助人的私人秘书的那里得到强化，对方保证，如果他不愿做出选择，只需将文件移到“发件盘”（“我们会进行处理的，你再也不用看到它”）。
随着日记推进，大臣与常务秘书的关系被展现到了读者面前。克罗斯曼的第一位常务秘书是伊芙琳·夏普女士，她自1926年起开始担任文官，已经“送走”了四位大臣，并在她的领域积累了无人能及的专业知识，面对这位新大臣（既无经验也无专长）时，她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

克罗斯曼对常务秘书的初印象同样负面。他形容她为“极端的贵族派”，态度“极其傲慢自大”，将地方当局看作“她必须检查和责备其失败的孩子”，认为多数外部专家“毫无价值”，称公众“无法做出明智决定”，而她的大臣则是一个“愚蠢无知”的低等生物，对部门效率构成威胁。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夏普女士的立场似乎有所变化。她对大臣的某些政策表现出微妙的认同，而克罗斯曼（在意识到常务秘书在努力防止部门被拆分和废除后）也开始暗暗钦佩她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把彼此视为规则中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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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态度的转变还有更实际的原因。伊芙琳女士逐渐接近退休，在部门急需稳定时过于激怒大臣对她不利。而克罗斯曼则意识到，如果他表现出要将她赶走的迹象，“整个白厅都会反对我”。此外，文官系统的负责人私下提醒他，常务秘书的任期远比大臣长得多。
在伊芙琳·夏普离职前，两人继续保持着有距离的合作。在这段不安的休战期间，克罗斯曼思考了文官系统是如何对政策施加影响。他认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作为“档案保管者”，二是通过施加“官方”观点。
在克罗斯曼看来，文官作为“档案保管者”，这一职责无意中赋予了高级文官们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内阁秘书处不只是记录了内阁讨论内容，而是只有被记录的内容才算正式先例。另外，常务秘书可以说服自己的大臣接受某项政策的特定意见，如果仍有争议，一些隐秘的协调可以确保在所有大臣齐聚内阁时，大多数人会呼应一个“一致的部门间观点”。
亲身经历了这种巧妙的决策操控方式后，克罗斯曼确信，除非某位大臣得到首相或至少一位重要副手的全力支持，“对抗‘官方’观点获胜的机会绝对为零”。这一洞察足以指引杰伊和林恩朝正确方向迈出一大步。它为他们想要打造的情景喜剧提供了基本情境、动态和关键关系的真实模型，并始终是权威信息的重要来源。
克罗斯曼的日记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标题。在第一卷的第一页，他谈到了迎接他的部门文官的虚假恭顺，他们都说：“是，大臣！不，大臣！如您所愿，大臣！”而显然内心想的恰恰相反。“托尼建议《是，大臣》会是一个不错的讽刺标题，”林恩后来回忆说，他也同意了。《是，大臣》将成为他们情景喜剧的名字。
受到克罗斯曼日记中洞见的极大鼓舞，两位作家开始寻找更多类似的启发性来源。他们希望获得来自当代政客的最新轶事和观点，以及来自资深文官的另一方视角。他们的第一个重要活来源是马西娅·福尔肯德，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长期政治秘书，杰伊在制作《首相谈首相》系列时认识了她。

与此同时，林恩通过一位学者找到了另一个有前景的联系人：纳尔逊·波尔斯比，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尽管他是研究美国总统和国会的美国人，但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访问教授，波尔斯比以一个睿智、风趣且见多识广的外来者身份，为英国当代政治系统提供了外部视角。
实际上，正是通过波尔斯比，林恩结识了另一位顾问——伯纳德·多诺霍。他曾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1974年转入政界，担任10号政策小组负责人，为哈罗德·威尔逊及其继任者詹姆斯·卡拉汉担任高级政策顾问。多诺霍不仅身居高位，能为林恩和杰伊提供最新的内幕，还拥有一种微妙的幽默精神。
在获得这三位宝贵的顾问后，杰伊和林恩仍需寻找官僚方面的研究来源，不出所料，白厅远不如威斯敏斯特开放。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从一个人物跳到另一个人物，与这些以沉默著称的文官斗智斗勇，试图撬出故事。作家们找到的最接近克罗斯曼的“吹哨人”是莱斯利·查普曼。与克罗斯曼一样，查普曼是一位声名远扬的揭秘者。
查普曼曾是公共建筑与工程部（Ministry of Public Buildings and Works）的地区主任，在1967年到1974年期间，他致力于找出提高效率和杜绝浪费的方法，并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年度预算中节省了350万英镑。然而，当他尝试让自己的方法在全国范围推广时，却总是遇到阻碍。即使他说服了大臣们，他们的指示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淡化。
写作成了他的武器，1978年初，他的第一本书《白厅超支的持续故事》出版。书中对文官系统的运作模式进行了严厉批评，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令人震惊的低效和非理性案例。其中引人注目的例子包括：修理一个水龙头需要12份文件经过82个官僚流程；福利官员每天长途跋涉200英里去探访不想被打扰的员工。

他的结论是，该机构不仅缺乏关怀，还缺乏悔改之心。“问题在于，这个国家的文官队伍讨厌承认自己错了，他们宁愿做任何事也不愿承认错误。”查普曼的书得到BBC和ITV的支持，电视台制作了纪录片，将文官系统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其中对白厅描绘震惊了许多人（尤其是新上任的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举将官僚浪费（和保密）问题推上了政治议程。
尽管查普曼本人坚称他的叙述中没有任何内容应视为笑料（“拿这些例子开玩笑，”他警告说，“会掩盖浪费的严重性”），但对两位作家来说，其讽刺价值显而易见。
在收集了大量素材后，作家们已做好了打造自己的情景喜剧的准备。安东尼·杰伊已经知道该如何推进，因为某种意义上，他们之前已经这样做过。
乔纳森和我曾在视频艺术公司的项目中进行过合作，为此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研究，找出例如正确召开会议、进行面试或谈判、或处理愤怒客户的方法。这些培训影片的大量研究涉及寻找可信的错误情境，然后向销售人员展示应该怎么做：他们不应该强调产品的功能而非利益；不应该向只想买吸尘器或割草机的老太太长篇大论地介绍机器的每分钟转速和油耗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大臣》只是延续了我们之前的工作，只是这次我们没有展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两位作家着手打造他们迄今为止最大、最重要的“培训影片”。
搭建舞台
他们的第一步是为故事设定一个背景。这个背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足够小，以保持焦点清晰，但不失真实性（避免内容过于复杂）。以及有足够有韧性，能够涵盖几乎所有领域（特定部门会将所有剧情限制在特定主题上）。杰伊和林恩发明一个自己的部门——“行政事务部”（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这个虚构的部门通过将大多数员工置于镜头之外，它象征着“终极官僚机构：管理管理者的行政部门”。

接下来，他们需要为这个背景填充一组核心角色。情景喜剧主要角色通常不超过四个，考虑到本剧本质上将是一部有“对手戏”的情景喜剧，“喜剧三角”似乎是最可行的选择——政客对上文官，在这之间加入第三个角色，其忠诚和同情会在两者间游移，以缓和冲突并确保中心稳定。这个模板在多个层面上都很有吸引力。
两个主要角色的关系的灵感有多个来源。在大臣与常务秘书的关系之外，还有来自过往作品的丰富遗产。如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主人与仆人争斗；以及P.G.伍德豪斯的《万能管家》中的年轻绅士与男仆，所有这些都共享一个喜剧设定：下属智胜上司。

另一个重要参考则是雷·加尔顿和艾伦·辛普森的《斯特普托父子》，儿子哈罗德总是梦想飞向星空，而父亲阿尔伯特则不断提醒他他出身于贫民窟，除了回到街头捡垃圾外无处可去。这种对比引起了作家们的共鸣。“如果你想想，”杰伊说，“年轻的斯特普托是大臣，有很多行不通的聪明点子，而老斯特普托像是常务秘书，总是泼冷水，他们之间的冲突可以很好地移植到白厅。”而就像《斯特普托父子》一样，显性的分歧能被隐性的相互依存所平衡。
大臣和常务秘书象征了冲突的双方，尽管两人的目标截然不同且常常对立，但他们彼此需要。大臣需要常务秘书的支持，获取正确事实、简报、必要的行政支持和建议。常务秘书需要大臣宣传部门做得好的事情，从而为自己赢得声誉。他还需要大臣在内阁中为部门争取利益，在公共支出预算中争取份额。他们的关系就像婚姻，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心血。因此，如果剧情能施加强大压力将他们推向分离边缘，就能产生喜剧效果。
然而，这段婚姻中还有“第三者”：大臣的首席私人秘书。这一角色主要受克罗斯曼日记的启发，日记中将此人描述为大臣与常务秘书之间的关键纽带，是他们的喜剧陪衬的明显选择。据克罗斯曼描述，私人秘书的职责是“确保大臣来到白厅时不会让自己或团队失望，并按照机构的要求行事”。
克罗斯曼自己的首席私人秘书名叫约翰·德拉丰斯，被他描绘成一个友好的双重间谍，为双方提供如何应对对方的建议，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这一角色的本质模糊性显然令大臣有些不安，他既珍视德拉丰斯“确实努力将我的想法传达给部门”的方式，又担心“他的主要工作是将部门想要的传达给我”。
杰伊和林恩将首席私人秘书视为三角关系钟明显第三点。他从不受两位上司完全控制，因此仅凭站在他们之间（而非身后）就能削弱两人的权威。同时，他也将作为引出解释的自然手段，通过他的介入，为观众提供所需的背景信息。
私人秘书角色的另一面则是作为两位上司的知己。“你必须有他们分开的情节，”杰伊会谈到汉弗莱爵士和哈克时说，“因为你得告诉观众大臣在计划什么不想让常务秘书知道，或者常务秘书在计划什么不想让大臣知道，这时私人秘书就派上用场了。两人都向他倾诉，他试图对双方忠诚，这会让他的角色非常有趣。”
他们决定将大臣命名为“杰里·哈克”（Gerry Hacker），林恩后来解释，在前互联网时代，这个名字“唤起了一个迷失而绝望的政客形象，在白厅丛林中盲目无望地砍出一条路”。至于为何叫“杰里”，没有特别原因，只是这个名字在社交上不具特指性。
节目播出后，一些人猜测哈克的角色是以某位或某几位政治家为原型，而作家们始终坚称他们的大臣并非以任何特定人物为原型。乔纳森·林恩强调：“哈克完全是虚构的。但我们确实希望他是一个可能属于任一党派的中间派，不过，他没有他们那么聪明，而且更贪婪。”
常务秘书被命名为“汉弗莱”（Humphrey），因为林恩在构思一个高雅、世故且敏锐的人时，想起了他的老同事汉弗莱·巴克利。姓“阿普比”（Appleby）则是因为“它听起来很英国且有田园气息”，而爵士头衔如现实中常见随职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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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杰伊再次澄清，汉弗莱爵士和哈克一样，是从他们认为最典型的各自群体特征中想象出来的：“他们（两人）都来自想象，来自他们职位逻辑以及这些职位带来的约束和机会。
至于首席私人秘书，林恩采用了命名决定论，称他为“伍利”（Woolley）以暗示其模糊的性格。名字“伯纳德”（Bernard）并无特别灵感，但确实受益于圣伯纳德犬勤劳助人的联想。
在这一早期阶段，作家们将汉弗莱爵士视为古典主义者，哈克为经济学家，因为正如林恩所说：“古典主义者生活在某些既定原则和态度之中。经济学家则存在于流沙之上。”他们决定汉弗莱爵士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受教育，因为“牛津剑桥代表特权”，现实中许多高级文官是牛津或剑桥毕业生（当时估计占比75%）。他的古典学训练不仅赋予他对历史、传统、连续性和变化的深刻理解，还让他掌握了语言和文化的机制，使他能在任何局部危机中保持冷静，同时通过解读或掩饰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杰里·哈克被设定在伦敦经济学院受教育，在那里他作为学生和初级讲师学会了如何在经济学这一学科中假装权威，这一学科因人类现实无法像数学那样可预测而臭名昭著（有一个著名的笑话，讲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回访他的老教授。他看到教授在批改试卷，问题与他30年前的相同。老经济学家说：“我每年都出同样的问题。学生们知道问题是一样的。”“那他们为什么不都拿100分？”前学生问。“因为，”教授回答，“每年答案都不一样。”）。
与此同时，伍利被赋予了标准的牛津剑桥背景，但是，就像他的名字和性格一样，在这个阶段，他的其他方面被认为无关紧要。如此简疏的细节确实适合一个很少需要个人信息的人物（克罗斯曼在日记中反思自己与首席私人秘书的关系：“相处一年后，我们现在对彼此的了解并不比第一天多多少。”），让年轻的伯纳德笼罩着一层神秘感完全合理。作家们唯一决定赋予他的显著特征是对语言的痴迷“到了过分的地步”，通过“滑稽恼人”的双关语或停下来迂腐地“抠字眼”。这将是他个性的主要表现方式，与两位上司经过文化熏陶的自我意识形成对比。
“三人组”的轮廓已经形成，编剧们终于可以开始写剧本了，但此时他们也产生了一丝疑虑。在那个只有三个电视频道（BBC1、BBC2和ITV）的时代，节目合约竞争激烈，与当时在电视上大获成功的一系列情景喜剧相比较,《是，大臣》没有任何流行电视节目的该具有的元素。
“安东尼和我有一个喜剧节目的想法，但我们不认为会有太多人感兴趣。这里面没有性、也没有暴力和动作场面。”林恩在事后回忆。
不过，对于杰伊和林恩两人来说，这一切仍然意义非凡的，他们已经准备好出售这个点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