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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科斯勒
第十三个部落
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
这本书追踪了古老的哈扎尔帝国的历史，这是一个重要但几乎被遗忘的东欧力量，在黑暗时代转向了犹太教。成吉思汗的军队最终消灭了哈扎尔，但有证据表明哈扎尔人移民到波兰并孕育了西方犹太人...哈扎尔的足迹从黑海延伸到里海，从高加索延伸到伏尔加，而且他们阻挡了穆斯林屠杀拜占庭，钳制了从西方席卷北非到西班牙的运动。本书的第二部分遗产中，科斯勒先生论证了哈扎尔的最终命运以及他们对现代犹太人的种族构成和社会遗产的影响。他的工作详尽充实，支持理论很有说服力且先进。然而如果这一理论属实，反犹一词将会失去任何意义，因为，科斯勒先生写道，它是基于“杀手和受害者共享的一种误解”。哈扎尔帝国的故事，随着它从过去中缓缓现身，看起来像是有史以来发生过的最残酷的骗局。第一部分 哈扎尔帝国的崛起和衰落
在哈扎尔，绵羊、蜂蜜和犹太人数不胜数。——穆卡达西《伊斯兰帝国》十世纪
I
崛起
1
大概在查理曼大帝加冕成为西方的皇帝，高加索和伏尔加之间的欧洲被称之为的哈扎尔帝国的东方势力统治。在其实力的巅峰，从七到十世纪，它对塑造中世纪乃至如今的欧洲样貌至关重要。拜占庭皇帝和历史学家，君士坦丁七世(913-959)想必很清楚这点，所以他在他在法院议定书中的论著里记录了呈现给罗马教皇的信件提到了这点，给西方皇帝的信件上面有价值两枚金币的金印，而寄给哈扎尔王的印价值三枚金币。这不是奉承，而是权力政治。“在我们关心的时代，”布里写道，“哈扎尔的可汗在帝国外加政策的视野里的重要性可能只比查理曼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稍稍差一点。2
哈扎尔国，人民是土耳其裔，它占领了黑海和地中海之间重要通道的关键位置，在那里当时强大的东方力量对立着。它作为拜占庭面对贪婪的北方草原蛮族部落（保加利亚，马贾尔斯，
佩克内格斯等等后来是维京人和俄国人）之前的缓冲。而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从拜占庭外交和欧洲历史的维度看，哈扎尔军队有效地阻挡了早年摧枯拉朽的阿拉伯，因此也就组织了穆斯林征服东欧。哥伦比亚大学的邓洛普教授是哈扎尔历史研究的权威，他有一个对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时期的精准总结：哈扎尔国...处于阿拉伯前进线上的边界。在穆罕穆德死后(AD 632)几年内伊斯兰军队向北横扫两个帝国的遗迹带着它们触及了高加索山的屏障。一旦穿过这个屏障，通往东欧的路就畅通无阻了。然而在高加索边界上阿拉伯语到了一群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他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征服扩张被有效地阻止。阿拉伯和哈扎尔的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虽然鲜为人知，却有着客观的历史重要性。查尔斯马尔泰勒的法兰克人在图尓市的战场上扭转了阿拉伯入侵的浪潮。同时，在东方对欧洲的威胁同样危险...战无不胜的穆斯林们遭遇了哈扎尔王国的军队...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哈扎尔在高加索北部地区和拜占庭撑着，东方欧洲文明堡垒将会被被阿拉伯人包抄，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将会截然不同。3
综上，732年在哈扎尔完败阿拉伯人后未来的君士坦丁五世娶了哈扎尔的公主就不足为奇了。之后他们的儿子成了利奥四世皇帝，史称哈扎尔人利奥。讽刺的是，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在公元737年以哈扎尔的失败作结。但那时穆斯林圣战的势头已经耗尽，伊斯兰的权柄被内乱纷扰，而阿拉伯侵略者回溯先人们穿越高加索的足迹而没能在北方获得永久的立足地，在那里哈扎尔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几年后，大概在公元740年，国王，他的法庭和军事统治阶级接受了犹太教信仰，犹太教成为了官方哈扎尔信仰。无疑，他们的同代人面对阿拉伯、拜占庭、俄国和希伯来来源的史料证据时和现代的学者一样惊讶。最近的关于这件事的评论来自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安塔尔巴沙博士在他的书《八九世纪的马扎尔人社会》4中关于哈扎尔的几个章节，因为当时大多数匈牙利人被哈扎尔人统治。然而他们转向犹太教却只用了一个段落描写，还带着显而易见的尴尬。内容如下：
我们调查没法深入相关观念的历史，但我们必须呼吁读者关注哈扎尔王国的官方信仰的问题。是犹太人成为了社会的主导阶层。不用说，种族上不是犹太人的民族把犹太教当做官方信仰会是一个有趣的需要推理研究的话题。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一官方转变，违逆基督教拜占庭、来自东方的穆斯林的影响以及来自这两股力量政治压力而转向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并被广泛迫害的宗教，让所有哈扎尔相关的历史学家惊异，而这一转向无法被认为是意外，而必须被认为是王国追求政治独立的标志。这反而让我们更加困惑。然而虽然不同来源的资料只有些微细节的差异，主要的事实毋庸置疑。有争议的是十二或者十三世纪犹太哈扎尔人在他们的帝国毁灭之后的命运。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不足，但中世纪晚期在克里米亚、乌克兰、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都有安置哈扎尔人的资料。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出的总体图景就是哈扎尔的部落和社群迁移到了东欧，主要是俄国和波兰，在那里，在现代时期的黎明，有着最大密度的犹太人。这让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很大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的东方犹太人，因此也是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可能是哈扎尔起源的，而并非起源于闪米特人。这一假设更进一步的推论可能可以解释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如此慎重，如果说他们没有完全回避这一问题的话。因此在1973年版的犹太百科全书中，邓洛普署名了“哈扎尔”词条，但其他编辑署名了另一个分开的部分“王国陷落后的哈扎尔犹太人”，很明显是处于不让坚信自己是被选中的种族的信徒失落：
克里米亚、波兰和其他地方的讲土耳其语的卡莱特人（犹太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哈扎尔人有着确定的联系，这可能有着民俗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证据。似乎有着客观的证据表明哈扎尔的后裔在欧洲存在。在量化的角度，雅弗的高加索后裔在闪米特帐篷中的“存在”有多重要？最激进地支持犹太人的哈扎尔起源的是特拉维夫大学中世纪犹太人历史教授A.N.波利亚克。他的书，用希伯来语写得《哈扎里亚》在特拉维夫1944年出版，第二版在1951年出版5 。在他的导言中他写道，事实要求用新的研究方法处理哈扎尔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社群亲缘关系的问题，我们能多大程度上把这一支（哈扎尔）犹太人当作东欧安置的大量犹太人的核心，这一安置的后裔，他们待在自己所处的地方，移民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乃至去了以色列，他们构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主体。
这是在大屠杀广为人知之前写下的，但这并不改变世界上现存的大多数犹太人都是东欧的这一事实，因此也可能大部分是哈扎尔起源的。如果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祖先不是来自约旦而是伏尔加，不是来自戛纳而是来自曾被认为是雅利安种族摇篮的高加索；基因上他们更接近匈人、维吾尔和马扎尔人部落而非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如若属实，反犹主义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杀手和受害人都有同样的误解。哈扎尔帝国的故事，随着它从过去浮出水面，变得像是历史曾见过的最残酷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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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归根结底，只是帐篷之国的国王。他的国家消逝了，而被憎恨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一股力量。帐篷消失，而城镇留存。匈人的国家就像一股旋风...”如此，卡塞尔 ，6 一位十九世纪的东方学家，暗示哈扎尔也因为相同的原因部落分享着相似的命运。但是匈人的存在在欧洲只维持了八年，而哈扎尔王国的占据了四个世纪优势地位。他们也只是短暂地待在帐篷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镇安置，并且正经历着从游牧勇士向农民、畜牧、渔夫、葡萄种植者、商人和技术工匠的国家的转变。苏联考古学家揭示了存在相对先进的文明的证据，总体上迥异于“匈人的旋风”。他们发现了乡村绵延数英里的痕迹7 ，房屋被画廊和巨大的牛棚、羊棚和马棚连接(它们经测量三米多宽十到十四米长，有柱子支撑。8 有些留存的牛犁展现出惊人的工艺技术，其它的人工制品包括桶、扣子和装饰的鞍板皆是如此。尤其有趣的是地基，沉入地里，上面的房屋成圆环形9 。根据苏联考古学家的说法，它们在哈扎尔居住的地区随处可见，并且比“普通的”长方形建筑更古早。明显，圆形的屋子表明他们从移动的、穹顶状帐篷到长期居住，从游牧到定居或者半定居的转变。现代的阿拉伯资料来源告诉我们哈扎尔只在冬天待在他们的城镇里，包括他们的首都伊提尔；到了春天他们打包好帐篷，离开屋子赶着牛羊向着牧草原进发，或者在玉米地或者葡萄园安营扎寨。考古还表明王国在它的末期有着精密的防御工事环绕，从八到九世纪一直保护他们面对北边的开阔草原的边疆。这些堡垒构成了从克里米亚（哈扎尔统治了一段时间）穿过下多纳茨和伏尔加河形成一个粗略的半圆；而南方他们则被高加索，西面是黑海，东面是称为哈扎尔海的里海守护。
*
然而，北方防御工事的链条只是内环的标志，守卫者哈扎尔国家的稳定核心；他们统治部落真正的边界随着战争的进行波动。在他们的权力巅峰时期，他们控制或者获得了从高加索地区、咸海、乌拉尔山、基辅镇到乌克兰草原的宣称。哈扎尔宗主下的人民包括保加利亚人，布尔塔斯人，塞尔柱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克里米亚的哥特式和希腊殖民地，以及斯拉夫部落西北部的林地。除了这些延伸地区，哈扎尔军队还洗劫了乔治亚和亚美尼亚，并且渗透到了阿拉伯哈里发国的摩苏尔。用苏联考古学家M.I.阿西莫夫的话说:10
直到九世纪，哈扎尔都在黑海南部地区以及毗邻第聂伯河的大草原和森林地区难逢敌手。哈扎尔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都是东欧地区南半部分的绝对主人，也是阻挡侵略者从乌拉尔到里海自亚洲进入欧洲的通道的重要堡垒。在这整段时期，他们阻挡了东方的游牧部落的屠杀。从上帝视角看东方的游牧帝国历史，哈扎尔占据了时间、规模和文明程度上的中介位置，之前是匈帝国与阿尔瓦帝国 ，后来是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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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凡的民族是谁，他们的权力和成就以及他们对宗教的转向都让他们如此不凡？对此的描述来源不可靠，没办法当真。“至于哈扎尔，”一个阿拉伯编年史学家写道11 ，“他们在有人居住的地球的北面，朝向第七气候区，头顶上是北斗七星。他们的土地寒冷而潮湿。据说他们的肤色是白色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飘逸，主要是红色的，他们的身体很壮，天性冷漠。总体上狂野。”
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后，阿拉伯的史学家基本上对哈扎尔人没有什么好感了。乔治亚和亚美尼亚的文献对哈扎尔人的记载也都是负面的。这两个国家的文明都比哈扎尔汗国更久远，却反复遭到他们的骑兵侵袭。乔治亚编年史按照传统惯例把哈扎尔人评价为"歌革和玛各"的化身-面目狰狞，行为举止像一群茹毛饮血的野兽。
亚美尼亚的作家在他的作品当中描述哈扎尔人的恐怖长相：粗野而且没有眉毛的宽脸，头发跟女人一样长而且披肩散发。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埃斯塔克里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到："哈扎尔人长得不像突厥人。他们的头发是黑色。他们的族群分成两类。一种是卡拉-哈扎尔(黑哈扎尔)。黑哈扎尔的肤色黝黑，甚至接近深黑色。另一种是阿卡-哈扎尔(白哈扎尔)。白哈扎尔拥有惊为天人的俊美容貌。
埃斯塔克里的描述像是在奉承，而且让人越看越困惑。其实土耳其人的惯例是把统治阶级形容成"白色"，然后将中下阶级形容成"黑色"。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白色的人"的肤色真的会比"黑色的人"白皙。公元5-6世纪入侵印度和波斯的白匈奴当然也不会真的比其他入侵欧洲的匈奴白皙。埃斯塔克里和他的同行对于黑哈扎尔的纪载多半是来自民间传闻和传说。关于哈扎尔人具体的长相或种族起源，我们并没有更好的史料纪载解惑。
这两个问题只有比较模糊笼统的答案。不过如果我们要追溯匈奴、阿兰、阿瓦尔、保加尔、马札尔、巴什基尔、布尔塔斯、萨比尔、萨拉古鲁、奥古尔、库特裡格斯、乌提古尔、塔尼亚克、阔察加斯(Kotragars)、哈巴尔、札本德(Zabenders)、佩切涅格斯、塞尔柱、库曼和其他几十个部落民族的起源，也只会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就连我们比较熟悉的匈奴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起源。"匈奴"一词源自中文，用来形容好战的游牧民族。其他国家也利用匈奴之类的歧视字眼形容各种游牧民族，包括白匈奴、萨比尔人、马扎尔人和哈扎尔人。
公元1世纪，中国人把邻近的匈奴赶往西方。中国驱逐外族的政策导致亚洲的游牧民族在后续几百年间入侵西方。从5世纪开始，许多往西移动的部落被称作"突厥"。这个词汇也应该是来自中国(显然是源自一座山的名字) 突厥后来被用来称呼所有说突厥语的部落民族。中世纪的作家和现在民族学家讲"突厥"的时候通常指的是语言而不是一个种族。按照这个思路，匈奴和哈扎尔人可以算是"突厥民族"。
哈扎尔语可能是土耳其语当中的楚瓦什方言。位于窝瓦河和苏拉河之间的楚瓦什自治区(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境内还有人说这种方言。楚瓦什人可能就是保加尔人的后裔，而且会说类似哈扎尔人的方言。不过这些关联多半薄弱，或多或少是基于东方语文学家的猜测。我们可以保守地说哈扎尔人曾经是一个突厥语系的部落。他们大约在5世纪从亚洲大草原大量搬迁到东欧。
"哈扎尔"这个词的起源以及它在现代的意义嬗变一直众说纷紜。这个字最有可能的语源是突厥语的gaz，意思是游荡和游牧民族。其他可能的语源包括俄文的"Cossack"和匈牙利语的"Huszar"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骑兵"。另外还有德文的"Ketzer"，意思是异教徒，也就是犹太人。如果这些这些语源是正确的，那就代表哈扎尔人在中世纪对许多民族都造成了相当深远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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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波斯和阿拉伯的编年史书当中收录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传说和八卦传闻。这些史书可能会从天地初开开始写到花边新闻。9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叶尔孤比在追溯哈扎尔人起源的时候提到诺亚的第三个儿子-雅弗。历史文献当中经常提到雅弗起源论。其他的传说则认为哈扎尔人跟亚伯拉罕或亚历山大大帝有关。
6世纪中期的史学家-米蒂利尼的撒迦利亚是最早根据史实纪录哈扎尔人的作家。他在作品描述哈扎尔人是一群生活在高加索山区的民族。其他的史料显示他们早在5世纪以前就有留下活动纪录，而且他们和匈奴之间往来密切。
公元448年，拜占庭皇帝-迪奥多西二世派遣使团面见阿提拉。使团成员还包括知名的雄辩家-普利斯库斯。他不仅详细记录了外交谈判的过程，而且还保留阿提拉宫廷当中勾心斗角以及豪华宴客厅当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他有点像是那个时代的八卦专栏作家。他的作品也是人们了解匈奴习俗和生活习惯的主要文献。
普利斯库斯还有提到阿卡-哈扎尔(白哈扎尔)的趣事軼。这是一个附庸匈奴的民族。普利斯库斯提到拜占庭皇帝曾经试图拉拢这个战斗民族。可是贪婪的哈扎尔部落酋长-卡力达(Karidach)认为皇帝用来贿络他的礼物不够合适，于是他决定跟匈奴联手。阿提拉击败了和卡力达敌对的部落酋长，并且让卡力达成为白哈扎尔的唯一统治者。阿提拉还邀请卡力达前往他的宫廷。卡力达十分感谢前者的邀请。他也经常说"凡人要瞻仰神的容顏实在太难了。"就好比人没办法盯著太阳一样。人就算只看至高神一眼也会受伤。阿提拉肯定会觉得这些马屁非常受用。他后来也帮卡力达树立了统治地位。
普利斯库斯的编年史证明哈扎尔人大约在5世纪中期受匈奴统治。他们和马札尔人以及其他部落可能是阿提拉的军队在欧洲留下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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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死后，匈奴帝国随之分崩离析。东欧地区也跟著出现权力真空。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一波接一波袭卷西方的土地。这些游牧民族当中较为人知的有维吾尔族和阿瓦尔人。哈扎尔人在这个时期似乎都在忙著劫掠乔治亚、亚美尼亚等富庶的跨高加索地区，并且搜刮各地的珍贵资源。
哈扎尔人在6世纪下半叶称霸高加索北方。当时受到哈扎尔人统治的部族包括萨比尔、萨拉古鲁、萨曼达和巴兰加尔。由于这些部落民族后来被哈扎尔汗国征服或吞併，许多6世纪以后的文献都不会提到这些部族。实力强大的保加尔人顽强抵抗哈扎尔人的侵略，但是他们仍然被哈扎尔人无情歼灭。他们的国家被一分为二。一部份的保加尔人往西迁徒到保加裡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其他的保加尔人往东北迁徒到窝瓦河中游。哈扎尔汗国则是后者的宗主国。我们在后文中会经常提到生活在多瑙河和窝瓦河的保加尔人。
哈扎尔人在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之前曾经服事过一个短命的政权也就是西突厥汗国。西突厥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联盟。联盟的共主叫做可汗。哈扎尔汗国的统治者们后来也沿用了这个头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突厥语系的国家存在大约100年(公元550年-650年)之后灭亡，而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纪录。不过在哈扎尔人建国之后，"突厥"一词就被用来特指一个国家和区隔哈扎尔和保加尔人等其他突厥语系的民族。
哈扎尔人过去一直是匈奴的附庸民族。匈奴衰落之后，他们开始依附突厥人。突厥人在7世纪中期式微之后，哈扎尔人开始统治北方王国。波斯国王-霍斯劳一世(不朽的灵魂)在他的宫殿内有3把黄金打造的贵宾椅。这3把椅子分别留给拜占庭皇帝、中国皇帝和哈扎尔汗王。由于这三个国家的君主从来没有访问过波斯。如果这3把椅子真的存在，那也肯定纯粹是为了象徵意义。无论它们是真的存在还是传说，他们都跟君士坦丁皇帝针对哈扎尔统治者制定的宫廷礼仪有著异曲同工之妙。
（穆斯林至今还回忆着哈扎尔突袭的可怕，仍然吧地中海称作随着游牧人升起的海）
*有趣的是，虽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匈奴”作贬义，在我的家乡匈牙利学生被教看“我们光荣的匈奴祖先”与爱国骄傲独家赛艇俱乐部在布达佩斯被称为“匈牙利”，阿提拉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名字。
†，而不是马扎尔人，他们的语言属于芬兰-乌格里亚语言群体。
‡Huszar可能是通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从希腊引用哈扎尔人衍生出来的。
§它实际上是由一个匿名编者写的，以早期希腊历史学家的名字命名，他的工作在汇编中得到了总结。
**“阿卡齐尔”也被伟大的哥特历史学家约旦人提到为一个战士国家，所谓的“拉文纳地理学家”明确地将他们与哈扎尔人等同起来。这一点被大多数现代权威人士所接受。
*卡坎、卡坎或查干等。东方主义者对拼写有很严格的要求（见附录一）。我将坚持把卡根作为西方人眼中最不反感的人。然而，Khazar是一般的用法。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土耳其人”这个名字仍然被不加选择地用于大草原上的任何游牧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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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七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在阿拉伯的穆斯林席卷欧亚之前，中东被一个权力三角掌控：拜占庭、波斯和西突厥帝国。前两者已经互相攻伐一个世纪了，而且都似乎在崩溃的边缘；后来，拜占庭恢复了，但波斯王国很快迎来了死亡，而哈扎尔启示其实是来终结它的。
它们名义上还是西突厥王国的臣下，它们代表着最有效的力量，也很快成功了；据信，在627年，罗马皇帝赫拉克利乌斯与哈扎尔达成了军事合作，后来又进行了数次合作，来准备他决定性的对波斯的致命一击。哈扎尔在这一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有几种说法，似乎都不怎么光彩，但主要的事实是确切的。哈扎尔给赫拉克利乌斯提供了四万骑兵，由一个叫齐贝尔的将领率领，他参与了向波斯的进军，但后来，也许是受够了希腊人谨慎的策略，他转而去围攻梯弗里斯；但他失败了，第二年他们又和赫拉克利乌斯合兵，攻占了格鲁吉亚的首都，满载而归。吉本根据赛奥法尼斯的描述对此大书特书罗马皇帝和哈扎尔酋长的第一次会面。16
...与突厥人† 建立有用而互利的盟约，用来对付科斯罗伊斯二世和阿瓦尔人充满敌意的联合部队。在他大力邀请之下，科扎尔斯人整个旗把他们的帐幕从伏尔加河的平原移到格鲁吉亚的山地，赫拉克利乌斯在特夫利斯附近接见他们。要是我们相信希腊人的话，说是可汗和贵族下了坐骑，全部趴伏在地上向身着紫袍的恺撒致敬。皇帝对于自愿的效忠和重要的援助真是感激万分，取下自己的皇冠放在突厥君王的头上，赐予“义子”的称呼，给予热烈的欢迎。奢华的宴会完毕以后，他把皇家餐桌上的金盘和器具、各种宝石和丝织品，送给齐贝尔当礼物，同时亲手将贵重的珠宝和耳环分赠给新的盟友。在一次私下的会面中，他拿出女儿优多西娅的画像，亲口答应蛮族让他娶到美丽而又尊贵的新娘，于是立即获得4万骑兵的援军...
优多西娅是赫拉克利乌斯第一任妻子的唯一一个女儿。承诺把她嫁给“突厥”又一次表明拜占庭宫廷对和哈扎尔的盟约的重视。然而这桩婚姻不了了之，因为齐贝尔在优多西娅带着嫁妆前往与他相见路上时就死了。此外赛奥法尼斯还有一段矛盾的引用，说齐贝尔给皇帝“献上了儿子，一个还没长胡子的男孩”，作为礼尚往来？
在亚美尼亚编年史还有另一个风景如画的段落，引用的文本可能是所谓的哈扎尔统治者第二次攻打波斯的动员命令发布：这是针对“在哈扎尔治下所有的部落和人民，山区和平原的居民，生活在屋顶下或开放的天空，剃光头或留长发的”。17
这给了我们第一次暗示了组成哈扎尔帝国的异质民族模糊图景。统治它的“真正的哈扎尔人”可能是少数民族——就像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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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后来再也没有从赫拉克利乌斯皇帝627年的大胜后恢复元气。这是一场革命；国王被他的儿子弑杀，后者又在几个月后死去；一个孩童被扶上王座，十年的动乱和无序后第一批在现场爆发的阿拉伯军队为萨珊帝国带来了彻底的政变。几乎就在同时，西突厥联盟各个部落分裂了。一个新的权利三角取代了旧的：伊斯兰哈里发，基督教拜占庭和新出现的北边的哈扎尔王国的。在最初的阶段，它承受了阿拉伯人进攻的冲击，并保护东欧平原免遭入侵者侵扰。
在穆罕穆德在622年从麦地那流亡，阿拉伯日历开端的年头之后的头个二十年，穆斯林征服了波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并且半包围了拜占庭的中心地带（现在的土耳其），从地中海到高加索和里海的南岸。高加索是个天然的屏障，但比不过比利牛斯山脉；而且可以通过达里尔*或者通过沿着里海海岸的达班德绕过。
这一防线，被阿拉伯人称为巴布·阿布瓦布的大门，是一道历史悠久的旋转门，哈扎尔人和其他掠夺部落从远古时代就开始袭击南方国家后撤退。现在轮到阿拉伯人了。在642到652年之间他们反复攻破达班德大门向哈扎里亚深处进发，试图掌握最近的城镇哈扎尔，以此得到一个从高加索一侧前往欧洲的立足点。在阿拉伯哈扎尔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每次都被击败；最后一次是652年，在一场激战中双方都使用了火炮（弹射器）。四千名阿拉伯人被杀，包括他们的指挥官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拉比；其余的军队鸟兽散状逃亡山地。在接下里的三十道四十年阿拉伯人都再也没有尝试夺取哈扎尔人的根据地。他们主要的进攻目标换成了拜占庭。有几次†他们从陆地和海洋向君士坦丁堡发起攻城战；如果他们能够从高加索环绕黑海包围首都，罗马帝国的命运可能就剔凿结束了。哈扎尔与此同时降伏了保加尔汗国和马扎尔人，向西扩张金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但这些不再是为了积累战利品和俘虏的肆意袭击；这是征服战争，被征服的人民被并入一个稳定的帝国，由强大的卡根统治，他任命他的省长在被征服的领土上管理和征税。在8世纪初，他们的国家得到充分巩固之后，哈扎尔人开始对阿拉伯人发动进攻。
超越千年的间隔上，后来的中介战争（所谓的第二场阿拉伯战争722-37）看起来像是当地范围内的一系列枯燥事件，遵守着重复的模式：哈扎尔骑兵穿戴沉重的装备冲破达里尔或者达班德的大门向南进入哈里发的领地；接着阿拉伯从相同的路径和防线反击，向着伏尔加河打回去。从错误的角度看，就会让人想起了高贵的率领了一万人的约克公爵：“他把他们带到山顶。他又领他们下去。”事实上，阿拉伯资料（尽管他们经常夸大）提到有过10万军队，甚至30万军队在双方交战——可能超过了当时在图尔战役中决定西方世界命运的军队。
这些战争有狂热到不畏死亡的特征，以下故事为佐证：一整个哈扎尔城镇拒不投降自焚抗疫、一名阿拉伯将军对阿布瓦布的供水下毒和传统的动员号召溃败的阿拉伯军队奋起，使其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向着花园、穆斯林，而不是火焰”，每个在圣战中死去的穆斯林士兵都被期许会获得天堂的欢愉。
在这第一阶段十五年的时间里哈扎尔人占领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公元730年的阿达比尔战役中落败，最远到达摩苏尔和迪尔巴克尔，是到达哈里发的首都大马士革的路程的一半了。但是一支新集结的穆斯林军队抵抗住了这一洪流，哈扎尔人翻过山脉撤退回家。第二年，马斯拉玛伊本阿卜杜勒马利克，当时最著名的阿拉伯将军，曾指挥攻占君士坦丁堡，攻占了巴拉贾尔甚至还有另一个哈扎尔大城镇萨曼达。但再一次，侵略者们没法久留，他们再一次别跑穿过高加索撤退。罗马帝国庆幸地长舒一口气，这是通过和另一个王朝联盟做到的，当王位继承人娶了哈扎尔公主，其子嗣以哈扎尔人利奥的身份统治了拜占庭。
最后一场阿拉伯战役是由未来的哈里发马尔万二世领导的，并以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而告终。马尔万向哈扎尔卡根提出结盟，然后兵分两路突袭。哈扎尔军队无法从最初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一直撤退到伏尔加河。卡根答应休战条件；马尔万按照其他被征服国家的惯例，要求卡根人皈依真正的信仰。卡根遵守，但他皈依伊斯兰教一定是口头上的行为，因为没有听说这一事件在阿拉伯或拜占庭来源的资料里显示影响到了发生在几年后的犹太教国教的确立。*心满意足后，马尔万告别了哈扎里亚，并带领他的军队返回外高加索——没有留下任何驻军、总督或行政机构。相反，不久之后，他要求再次与哈扎人结盟，对抗南方的反叛部落。
这是一次侥幸成功的逃脱。促使马尔万如此宽宏大量的原因只能猜测——就像这个奇怪历史篇章里的其他事情一样。 也许阿拉伯人意识到，不像相对文明的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这些北方凶猛的野蛮人不可能靠一个穆斯林傀儡王子和少数驻军统治。然而，马尔万需要他的军队来平息叙利亚和正在分裂的奥马亚德哈里发国其他地区的叛乱，多多益善。马尔万本人是所有内战的首席指挥官，在744年成为最后的奥马亚德哈里发（六年后在哈里发之位传给阿拔斯王朝时被刺杀）。在此背景下，马尔万人不能因为与哈扎尔人的战争进一步耗费资源。不得不满足于给他们一个教训阻止他们入侵高加索地区。
于是钳制横跨比利牛斯山脉和高加索地区的庞大的穆斯林力量进入东欧的运动几乎在同一时间停止了。就像查尔斯马特尔的法兰克人拯救了高卢和西欧一样，哈扎尔人也阻止了通往伏尔加河、多瑙河和东罗马帝国本身的东部侵略通道。至少在这一点上，苏联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塔莫诺夫和美国历史学家邓洛普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之前已经引用了后者对于哈扎尔人影响的评价，“拜占庭，东方欧洲文明的堡垒，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被阿拉伯人包围”，而那段历史可能会走向不同的道路。阿尔塔莫诺夫也是同样的观点18：
哈扎里亚是东欧第一个封建国家，和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哈里发国...并列。正是因为哈扎尔人的强力进攻，才让阿拉伯人的军队浪潮转移到高加索地区，拜占庭才能顶住他们...
最后，牛津大学的俄罗斯历史教授迪米特里奥伯伦斯基说过19：
“哈扎尔人对于世界历史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守住了高加索的防线，阻挡了阿拉伯人向北屠杀的攻势。”
马尔万不仅是最后一个仅供哈扎尔人的阿拉伯将军，也是最后一个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并至少在理论上希望将伊斯兰的胜利传播全世界的哈里发。随着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出现，征服战争止息了，旧波斯文化的复兴造就了跟温和的氛围，最终催生了哈伦拉希德治下的巴格达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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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场阿拉伯战争之间漫长的稳定期当中，哈扎尔参与了拜占庭历史中最残酷的段落，时代的特征和哈扎尔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数一数二的。
在公元685年，查士丁尼二世莱昂提乌斯，十六岁时成为了东罗马皇帝。吉本用他难以效仿的精妙手法描绘了这个年轻人：20
他的激情是强烈的；他的理解力是牵强的；并且他被愚蠢的傲慢毒害了...他最宠爱的臣子是两个最没有人类情感的东西，一个宦官一个僧侣；前者鞭打过皇帝的母亲，后者曾用慢火烟烤倒吊着的破产的进贡者。
在十年的不可忍受的统治之后法生了一场革命，新的皇帝列昂提乌斯对查士丁尼判了肉刑和放逐：21
切除他的鼻子，也许是舌头的刑罚进行得并不成功；希腊语言可以赋予列昂提乌斯的名字新的含义（“切断鼻子”）；残害的暴君被驱逐到克里姆塔塔里的切尔森，这是一个孤独的安置点，玉米、葡萄酒和油作为外国奢侈品进口。†
在他被流放到切尔森期间，查士丁尼一直谋划着夺回王位。三年后他看到了机会，在拜占庭，列昂提乌斯也被褫夺王位割去了鼻子。查士丁尼从切尔森逃离到哈扎尔统治的克里米亚多罗斯并和哈扎尔的卡根巴兹尔国王或巴兹尔国王会谈。卡根一定欢迎了染指拜占庭王室政治的机会，他和查士丁尼缔结了盟约并把妹妹嫁给了他。这个妹妹以狄奥多拉的名字受洗后来正如他预想地获得了王位。
* 转换可能的日期大概在公元740年，见下文。
†查士丁尼受的处罚实际上被认为是一种宽大的行为：这一时期的普遍潮流是，用肉刑代替死刑——截肢的手（盗窃）或鼻子，使刑法人性化 。
在这一系列肮脏的阴谋中，她似乎是唯一一个正派的人，并对她那愚蠢的丈夫（他才30岁出头）怀着真正的爱。这对夫妇和他们的追随者现在被转移到刻赤海峡东岸的法纳戈里亚镇（现在的塔曼镇），那里有一个哈扎尔人总督。在这里，他们在哈扎尔军队的帮助下为入侵拜占庭做准备，这是布瑟国王许诺的。但是新皇帝提比利亚斯三世的使节说服布瑟改变主意，如果他把查士丁尼，不论死活交给拜占庭人，他就会得到丰厚的金子。因此，布瑟国王命令他的两个追随者，帕帕茨和巴尔吉特雷斯，暗杀他的妹夫。但忠实的狄奥多拉得知了这个阴谋的消息，并警告了她的丈夫。查士丁尼邀请帕帕兹和巴尔吉雷斯分别到他的住处，用一根绳子轮流勒死了他们。然后，他乘船，穿过黑海进入多瑙河河口，并与一个强大的布尔加部落建立了新的联盟。他们的国王特博利斯后来证明了自己比哈扎尔卡根更可靠，因为在704年，他为查士丁尼提供了15000名骑兵来进攻君士坦丁堡。十年后，拜占庭人要么忘记了查士丁尼以前统治的阴暗面，要么觉得他们现在的统治者更加难以忍受，于是他们迅速奋起反抗提比利亚，恢复了查士丁尼的王位。布尔加国王得到了“一堆他用他的斯基泰式鞭子丈量的金币”，然后回家（几年后却卷入了一场反对拜占庭的新战争）。
查士丁尼的第二次统治（704-711）比第一次更糟糕；他认为斧头、绳索和机架是皇室22唯一的统治工具。他精神失衡，沉迷于对切尔森居民的仇恨，他在那里度过了长时间痛苦的流放岁月，并派了一支探险队专程迫害小镇居民。切尔森的一些主要公民被活活烧死，另一些被淹死，许多俘虏，但这不足以平息查士丁尼的复仇欲望，因为他派了第二次远征队，下令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然而，这一次，他的军队被强大的哈扎尔军队阻止；于是查士丁尼在克里米亚的代表，一个巴尔丹人改变了立场，加入了哈扎尔人。士气低落的拜占庭远征军放弃了对查士丁尼的效忠，并以菲利比克斯的名义选举巴丹尼为皇帝。但是由于菲利比库斯在哈扎尔人手中，叛乱分子不得不向卡根人支付巨额赎金来夺回他们的新皇帝。当远征军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查士丁尼和他的儿子被暗杀，菲利比克斯作为一名解放者登上皇位，几年后又被废黜和戳瞎。
这个血淋淋的故事的重点是展示哈扎尔人在这个阶段对东罗马帝国命运的影响力——是他们作为高加索人堡垒的捍卫者来对抗穆斯林的角色以外的一面。巴丹尼-菲利比库斯是哈扎尔人扶持的皇帝，查士丁尼恐怖统治的结束是由他的姐夫卡根带来的。引用邓洛普的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王实际上能够给希腊帝国随意分配一个新的统治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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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顺序看，下一个要讨论的事件应该是大约在公元740年左右，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然而要准确认知这一非凡的事件，人们至少应该对哈扎尔人之前的习惯、习惯和日常生活有一些粗略的了解。
可惜，我们没有生动的目击者报告，比如普里克斯对阿提拉法庭的描述那样的。我们只有主要的拜占庭和阿拉伯编年史家的二手记录和汇编，这些都相当简略和零碎——只有两个例外。其中一封据称来自哈扎尔国王的信，将在第二章中讨论；另一篇是一位敏锐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的游记，他和普里克斯一样，是一个从文明宫廷来到北方野蛮人的外交使团的成员。
这个宫廷是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的宫廷，这个外交使团从巴格达穿过波斯和布哈拉，到达伏尔加-保加利亚人的土地。这个宏伟的远征的官方借口是布尔加国王的邀请函，他要求哈里发(a)宗教教师将他的人民转向伊斯兰教，和(b)建立他一个堡垒，使他挑战他的霸王，哈扎尔人的国王。这一邀请——无疑是早期外交接触预先安排的——也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传播古兰经的信息和分发大量古兰经的金币，在居住的各个土耳其部落之间建立善意。我们的旅人开头写的段落是这样的：*
这是艾哈迈德伊本-法德伦伊本-拉西德，伊本-法兰德写的书，为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将军效劳，保加利亚国王大使，他把他看到的土耳其的土地，哈扎尔，罗斯，保加利亚人，巴什基尔和其他人，不同的宗教，国王的历史，他们在各行各业的行为记录在案。
保加利亚国王的信到达了忠实的指挥官阿尔·穆克塔迪尔；他请他派人去教导他，告诉他伊斯兰教法，为他建造一座清真寺和一个讲坛，以便他可以执政完成改变全国人民的命运的使命；他还请求哈里发为他建造一座堡垒，以抵御敌对的国王。*国王所要求的一切都是由哈里发批准的。我被选中阅读哈里发给国王的信息，移交哈里发送给他的礼物，监督教师和法律翻译的工作……[有一些关于任务资金和参与者姓名的细节。]因此，我们在309年11日星期四（公元921年6月21日）从和平之城（哈里发国首都巴格达）开始了我们的生活。
他指出，这次探险的日期比上一节中描述的事件要晚得多。但就哈扎尔人的异教邻居的习俗和制度而言，可能没有太大区别；我们看到这些游牧部落的生活的反映，至少表明哈扎尔人的生活在早期转向犹太教之前，他们坚持萨满教仪式，类似他们的邻居伊本·法德兰当时的习俗。
任务的进展缓慢，但显然很顺利，直到他们到达阿拉尔海以南的边境省份赫瓦里兹姆。在这里，负责该省的省长试图阻止他们进一步前进，他声称，在他的国家和保加利亚王国之间有“一千个不信仰者的部落”，他们肯定会杀死他们。事实上，他试图无视哈里发通过这次任务的指示，可能是出于其他动机：他意识到这次任务是间接针对哈扎尔人的，他与哈扎尔人保持着繁荣的贸易和友好关系。然而，最后，他不得不让步，被允许前往阿姆-达河河口的古尔甘吉。他们在这里修整了三个月——这是许多阿拉伯旅行者经常碰到的状况：
河水结冰了三个月，我们看了看风景，觉得寒冷的地狱的大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的确，我看到市场和街道因为寒冷而完全空无一人。有一次，当我洗完澡回到家时，我看到我的胡子已经冻成了一块冰，我不得不在炉火前把它解冻。我在另一所房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住了几天？帐篷里站着一个土耳其毛毡帐篷，我躺在裹着衣服和毛皮的帐篷里，但我的脸颊经常冻在垫子上。
大约在二月中旬，解冻开始了。特派团安排了一个由5000人和3000名驮畜组成的庞大商队穿越北部大草原，并购买了必要的物资：骆驼、骆驼皮做的跨河皮船、面包、小米和香料肉三个月。当地人警告他们北方有更可怕的寒冷，并建议他们穿什么衣服：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穿上一件羊毛帽，在一件羊毛大衣上还有一件大衣，上面再有件皮大衣；皮帽；一条简单的内裤和一条有衬里的裤子；皮皮做的鞋子，还有一双靴子；当我们一个骑上骆驼时，它因为衣服重而动弹不得。
伊本·法德兰，一个挑剔的阿拉伯人，他既不喜欢气候，也不喜欢赫瓦里兹姆的人民：
就他们的语言和体质而言，他们是最令人厌恶的人。它们的语言就像欧椋鸟的喋喋不休。在一天的旅程中，有一个叫阿尔德克瓦的村庄，那里的居民叫卡达尔人；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完全像青蛙的叫声。
他们于3月3日离开，在一辆叫做扎姆根的大篷车里过夜——这是通往匈牙利土耳其人领土的门户。从这里起，就到了国外，“把我们的命运托付给全能而崇高的上帝”。在一次频繁的暴风雪中，伊本·法德兰骑在一个土耳其人旁边，他抱怨道：“主想要我们什么？他在冻杀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他想要什么，我们就会给他。”伊本·法德兰：“他想要的只是你们说：‘没有上帝拯救真主。’”土耳其人笑了：“如果我们明白确实如此，我们也会这么说。”
有许多这样的事件，伊本·法德兰写报告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反映的思想的独立性。巴格达法庭的特使也没有欣赏到游牧部落对权威的根本蔑视。下面的事件也发生在强大的匈牙利土耳其人的国家，他们向哈扎尔人致敬，根据一些消息来源，他们与他们关系密切：24
第二天早上，其中一个土耳其人遇见了我们。他身材丑陋，外表肮脏，举止卑鄙，天性卑贱；我们在一场大雨中行进。然后他说：“停下。”然后，整个有3000只动物和5000人组成的车队停了下来。然后他说：“你们所有人都不能继续再走了。”我们听从他的命令停下了†。然后我们对他说：“我们是库达金总督（维斯罗伊）的朋友。”他笑了起来，说：“库达金人是谁？”我在戏弄他。然后他说：“面包。”我给了他几条面包。他拿着他们说：“继续你的旅程；我已经怜悯你了。”
*
当必须做出决定时，塞尔柱的民主，对生活在独裁神权统治下的使者来说更加让人困惑：
他们是游牧民族，有毛毡屋。他们在一个地方呆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前进。人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帐篷判断游牧民族的习俗到处分散。虽然他们过着艰难的生活，但他们就像一头迷路的驴子。他们没有宗教可以把他们与上帝联系起来，也没有理性的引导；他们不崇拜任何东西。相反，他们称首领为主；当其中一个咨询他的酋长时，他会问：“主啊，这件事我该怎么办呢？”他们采取的行动是由他们之间的协商决定的；但是，当他们决定了一项措施并准备好实施时，即使是他们中最卑微和最下贱的人也可以破坏这个决定。
塞尔柱部落和其他部落的性习俗是自由主义和野蛮的混合：
她们的女人在男人或陌生人面前不戴面纱。妇女也不会在人面前遮住她们身体的任何部位。有一天，我们住在一个喧闹的地方，围坐着；他的妻子也在场。我们谈话时，那个女人揭开了她的私处，刮了一下，我们都看到了。于是，我们蒙住脸说：“愿上帝宽恕我。”丈夫笑着对翻译说：“告诉他们，我们在你们面前揭开了它，这样你们就可以看见并约束自己；但这是没办法的。这比掩盖起来要好。”通奸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当他们发现有人是通奸者时，他们就把他分尸两半。他们把两棵树的树枝绑在一起，把他绑在树枝上，然后让两棵树分开，这样绑在树枝上的人就会被撕成两半。
他没有说是否对这个有罪的妇女施加了同样的惩罚。后来，当谈到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时，他描述了一种同样野蛮的方法，将通奸者分成两半，同时适用于男人和女人。然而，他惊讶地注意到，男女保加利亚人在河流里裸游，像巨人一样没有身体上的羞耻。
至于同性恋——这在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伊本·法德兰说，它“被突厥人视为一种可怕的罪行”。但在他唯一提到的证明自己观点的情节是，一个“无胡子的年轻人”的诱惑者为了免罚交了400只羊的罚款。
我们的旅行者已经习惯了巴格达的豪华浴场，因此他们无法不提突厥人的肮脏。“他们不会在弄脏污物或小便后洗澡，也不会在精液污染或其他情况下洗澡。他们拒绝碰水，尤其是在冬天……”
当塞尔柱总督脱下他豪华的织锦外套穿上使者给他带来的新外套时，他们看到他的内衣是“因污垢而磨损，这是他们的习惯，永远不会脱下贴身衣服，直到它损毁”。另一个土耳其部落，巴什基尔人，“剃掉胡子，吃掉虱子。”他们们清理内衣的褶皱，用牙齿戳破虱子。”当伊本·法德兰看到一个巴什基尔这样做时，后者对他说：“它们很好吃。”
总而言之，这并不是一幅迷人的画面。我们那位挑剔的旅行者对那些野蛮人的蔑视是深刻的。但这只是由他们的不清洁和他认为不雅的身体暴露所引起的；他们野蛮的惩罚和祭祀仪式使他相当漠不关心。因此他对描述保加利亚人对过失杀人的分尸惩罚很有兴趣，不带他平常的蔑视：“他们把他放进桦木棺材里，盖上盒子，把三个面包和一罐水，并暂停两个杆之间的盒子，说：“我们把他在天地之间，暴露在太阳和雨下，神也许会原谅他。”所以他一直吊着，直到时间让他腐烂，风吹走。”
他还以类似的冷漠口吻描述了数百匹马和其他动物的葬礼祭祀，以及一个奴隶女孩在她主人的小屋被杀害的可怕仪式。关于异教徒的宗教，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巴什基尔的阳具崇拜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他通过他的翻译问一个当地人他崇拜木制阴茎的原因，并记录下他的回答：“因为我有类似的东西，而且不知道是其他创造者创造了我。”然后他补充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十二神，冬天，夏天，雨，风，树，男人，马，水，晚上，白昼，死亡和大地都有对应的神；而住在天上的神是他们中最大的，却还要与别人商量行事，因此大家都满足于彼此。我们在其中看到一群崇拜蛇，一群崇拜鱼，一群崇拜鹤……”
在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中，伊本·法德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习俗：
当他们观察一个善于机智和知识的人时，他们会说：“在这方面，我们更适合事奉我们的主。”他们抓住他，用一根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挂在树上，直到他腐烂。
关于这篇文章，土耳其东方主义者泽基·瓦利迪·托根，是对伊本·法德伦和他的时代进行研究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他说：“保加利亚人对过于聪明的人的残忍处置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是基于普通公民的简单而冷静的推理，他们只想过他们认为是正常的生活，并避免‘天才’可能引入的任何风险或冒险。然后他引用了一句鞑靼人的谚语：‘如果你知道得太多，他们就会绞死你，如果你太谦虚，他们就会践踏你。’他的结论是，受害者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而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守规矩的天才，一个聪明过头半道的人。”这让人们相信，这种习俗应该被视为对变革的社会防御，是对不墨守成规者和潜在创新者的惩罚。*但在下面的几行话里，他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
伊本·法德兰描述的不是简单地谋杀太聪明的人，而是他们的异教习俗之一：活人祭祀，其中最优秀的人被献给上帝。这个仪式可能不是由普通的保加利亚人主持的，而是由他们的贵族或药师，即他们的萨满，保加利亚人和罗斯人的同类也以邪教的名义对人民行使生死的权力。根据伊本·鲁斯塔的说法，罗斯家族的药师可以把一根绳子系在任何人的脖子上，然后把他挂在树上，以祈求上帝的怜悯。说完，他们说：“这是给神的祭物。”
也许这两种动机是混合在一起的：“既然牺牲是必要的，让我们牺牲麻烦制造者吧。”我们将看到，哈扎尔人也进行了活人祭祀——包括在国王统治结束时杀害国王的仪式。我们可以假设，在伊本·法德兰所描述的部落习俗和哈扎尔人的部落习俗之间存在着许多其他的相似之处。不幸的是，他被禁止访问哈扎尔的首都，不得不依靠在哈扎尔统治下的领土上收集信息，尤其是布尔加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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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哈里发到达伏尔加保加利亚人的土地的命令花了将近一年（从921年6月21日至922年5月12日）。从巴格达到伏尔加河的直接路线是穿过高加索河和哈扎里亚河，为了避开后者的危险，他们不得不绕过里海的“哈扎尔海”的东岸。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被提醒到哈扎尔人的邻近及其潜在危险。
在他们与时髦的陆军参谋长逗留期间（那个穿着不体面的内衣的人）发生了一个插曲。他们起初都受到了欢迎，并举行了宴会。但后来，由于与哈扎尔人的关系，高层领导人犹豫要不要接待他们。酋长召集了这些领导人来讨论决定该怎么做：
其中最杰出和最有影响力的是塔汗；他瘸腿瞎了，一只手残废。酋长对他们说：“这些是阿拉伯王的使者，我觉得不能不跟你商量就允许他们通过。”然后塔尔汗说：“这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自从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以来，苏丹的大使从没有游历过我们的国家。毫无疑问，苏丹在欺骗我们；如果他真的派这些人去见哈扎人，鼓动他们反对我们。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使者分成两半，并没收他们所有的财物。”另一个人说：“不，我们应该拿走他们的东西，让他们赤身跑回去。”另一个人说：“不，哈扎尔国王劫持了我们的人质，让我们派这些人去勒索他们。”
他们争吵了七天，而伊本·法德兰和他的同伴预料着最坏的情况并为之恐惧。最后，喧闹的人群让他们走了；我们没有被告知为什么。也许伊本·法德兰成功地说服了他们，他的任务实际上是针对哈扎尔人的。早些时候，古兹曾与哈扎尔人对抗另一个土耳其部落佩切涅格斯人，但最近他们之间开始敌对；因此，哈扎尔人劫持了人质。在整个旅途中，哈扎尔人的威胁一直笼罩在地平线上。在里海以北，他们又绕了一大弯，到达了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汇合处附近的布尔加营地。在那里，国王和保加利亚人的首领们正极度焦虑地等待着他们。仪式和庆祝活动一结束，国王就派伊本·法德兰来讨论事务。他提醒伊本·法德兰在强有力的言辞下（“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他在桶里说话”）接受的主要目的和使命，钱付给他是为了让我能够建立一个保护我免受犹太人征服的堡垒”。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复杂的繁文缛节，那笔四千第纳尔的钱没有交给特派团；后来才寄出。得知这一点后，国王——“一个外表令人印象深刻，宽阔而肥胖的个性”——似乎几近绝望。他怀疑我们骗取钱的目的：“你会怎么看待一群竟然会骗取一笔本该给一个软弱、被围困、受压迫的民族的钱的人？”我回答说：“这是被禁止的，那些人是邪恶的。”他问：“这是一个意见，还是一个共识？”我回答说：“共识。”
慢慢的，伊本·法德兰成功地说服国王，钱只是推迟寄出，*但没有缓解他的焦虑，国王不断地重复说，之所以邀请他们纯粹是为了建造要塞，“因为他害怕哈扎尔人的国王”。显然，他有充分的理由去害怕，正如伊本·法德兰所说的那样：
保加利亚国王的儿子被哈扎尔尔人的国王劫持为人质。据哈扎尔人的国王所说，保加利亚人的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他派了一个信使去为她申诉。保加利亚国王借口拒绝了。哈扎尔人派了另一名信使，用武力强行带走了她，尽管他是犹太人，她是穆斯林；但她死在他的宫廷里。哈扎尔人派了另一个信使，要保加利亚国王的另一个女儿。但就在信使到达他身边的那一刻，保加利亚国王急忙把她嫁给了他的臣民阿斯基尔王子，因为他担心哈扎尔人会像对待她妹妹那样强行带走她。正是由于这一点，保加利亚国王与哈里发通信，要求他建造一座堡垒，因为他害怕哈扎尔人国王的报复。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挫败。伊本·法德兰还记述了保加利亚国王每年向哈扎尔人赠送的贡品：他王国内每个家庭的黑貂皮。由于保加利亚家庭（即帐篷）的数量估计大约是5万户，而且由于保加利亚貂皮毛皮在世界各地都很珍贵，所以这些上贡的价值很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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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法德兰告诉我们的关于哈扎尔人的事情，正如他已经提到的，是基于他在旅途中获得的信息，但主要是在保加利亚宫廷。与他的来自于生动的个人观察的其余部分叙述不同，关于哈扎尔人的内容包含了二手的、转述的信息，而且相当平淡。此外，他的信息来源是有偏见的，因为保加利亚国王不喜欢他的哈扎尔霸主，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哈里发对一个王国拥抱敌对宗教的怨恨更不用说了。
故事突然从对罗斯宫廷的描述转向了对哈扎尔宫廷的描述：
关于哈扎尔人的国王，他的头衔是卡根，他每四个月只公开露面一次。他们叫他大卡根。他的副手叫卡根·贝克；他指挥和供养军队，管理国家事务，出现在公共场合和领导战争。邻近的国王都服从他的命令。他每天都光着脚，手里拿着一根木头，走进大卡根的面前。他下拜，点燃木棍，当它烧坏了，他就坐在国王右边的宝座上。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叫K-nd-r卡根的人，再旁边就是乔西格尔卡根。
大卡根人的习惯不与人交往，不与他们交谈，除了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人之外，没有人允许在场。约束或释放、施加惩罚和管理国家的权力属于他的副手卡根·贝克。
大卡根的另一个习俗是，当他死后，要为他建造了一座大建筑，包括二十个房间，每个房间都为他挖了一个坟墓。石头被打碎，直到它们变成粉末，铺在地板上，并覆盖上沥青。建筑物下面有一条河，这条河又大又湍急。他们把河水引过坟墓，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让没有魔鬼、人、虫子或者爬行的生物能攻击他。在他被埋葬后，埋葬他的人会被斩首，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在哪个房间是他的坟墓。这个坟墓被称为“天堂”，他们有一句谚语：“他已经进入了天堂”。所有的房间都铺着用金线编织的丝绸织锦。
根据哈扎尔国王要有25个妻子；每个妻子都是效忠于他的国王的女儿。他靠武力或者合约得到她们。他有六十个姑娘做小妾，每个人都很漂亮。
伊本·法德兰接着对卡根的后宫进行了相当奇特的描述，85个妻妃都有一个“自己的宫殿”，还有一个侍从或太监，在国王的命令下，“比眨眼的速度还快”带到他的凹室。
在对哈扎尔·卡根的“习俗”发表了一些可疑的评论之后（我们稍后再谈），伊本·法德兰终于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事实信息：
国王在两岸的伏尔加河上都有一座伟大的城市。一边住着穆斯林，另一边住着国王和他的宫廷。穆斯林由国王的一名官员统治，他本人也是一名穆斯林。居住在哈扎尔首都的穆斯林和来自国外的商人的诉讼由该官员处理。没有人能干涉他们的事情或审判他们。
伊本·法德兰的旅行报告目前保存完好，结尾如下：
哈扎尔人和他们的王都是犹太人。*保加利亚人和他们所有的邻居都服从于他。他们对待他敬畏且顺从。有些人认为歌革和玛各也是哈扎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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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很大篇幅引用了伊本·法德兰的旅途笔记，这不是因为他提供了很多关于哈扎尔人本身的信息，而是因为它关注了他们周围的世界，他们生活中的鲜活的野蛮人们，反映了他们的信仰转变之前的过去。因为，在伊本·法德兰访问保加利亚人的时候，与它的邻国相比，哈扎尔已经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现代国家了。
其他阿拉伯历史学家的报告也证明了这种对比†，从住房到司法管理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保加利亚人仍然只住在帐篷里，包括国王，尽管皇家帐篷“非常大，能容纳一千人或更多”。26另一方面，哈扎尔的卡根住在一座用烧砖建造的城堡里，据说他的后宫们住在“柚木屋顶的宫殿”，27穆斯林有几座清真寺，其中“一座尖塔矗立于皇家城堡之上”28。
在肥沃的地区，他们的农场和耕地连续延伸了六七十英里以上。他们也有大量的葡萄园。伊本·哈卡尔说：“在科兹尔[哈扎里亚]有一个城市叫阿斯米德[萨曼达尔]，它有如此多的果园和花园，从达班德到塞里尔，整个国家都是属于这座城市的花园和种植园。据说大约有四万人。其中许多葡萄都是生产葡萄的。”29
高加索地区北部的地区极其肥沃。公元968年，伊本·霍卡尔遇到了一个在俄国袭击后来到这里的人：“他说，葡萄园或花园里给穷人没有微薄的收入，树枝上没有一片叶子……但是，由于他们卓越的土地和丰富的农产品，不需要三年，它就恢复如初。”白种人的葡萄酒到现在仍然是一种乐趣，在苏联还有大量消费。
然而，皇家国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外贸。法德兰记述了在中亚和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之间的交易量：我们记得他在古尔干吉加入的商队包括“5000人和3000只驮畜”。即使考虑到可能会有的夸大，它仍是一辆很大的篷车，我们不知道在任何时候有多少人在移动。他们也没有运输什么货物——尽管纺织品、干果、蜂蜜、蜡和香料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条主要的贸易路线穿过高加索地区，到达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波斯和拜占庭。第三个因素是不断增加的罗斯商船队沿伏尔加河到达哈扎尔海的东岸，主要运送穆斯林贵族需要的珍贵毛皮，以及来自北方的奴隶，在伊提尔的奴隶市场上出售。对所有这些过境货物，包括奴隶，哈扎尔统治者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再加上保加利亚人、马扎尔斯人、布尔塔斯人等人的贡品，人们意识到哈扎里亚是一个繁荣的国家，但它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对税务员和海关官员的威望。
除了南部肥沃的葡萄园和果园，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非常匮乏。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Istakhri）说，他们唯一出口的本土产品是玻璃制品。这当然也是一种夸张，但事实仍然是，它们的主要商业活动似乎是再出口从国外带来的商品。在这些商品中，蜂蜜和蜡烛蜡尤其吸引了阿拉伯编年史家的想象力。因此，穆卡达西：“在哈扎里亚，羊、蜂蜜和犹太人大量存在30。确实，有一个资料来源——达班德纳玛——提到了哈扎尔地区的金矿或银矿，但它们的位置尚未确定。另一方面，一些资料来源提到了在巴格达看到的哈扎尔商品，以及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遥远的萨马拉和费尔干纳出现的哈扎尔商人。
因此，哈扎里亚绝不与文明世界隔绝；与北方的部落邻居相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受各种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但又小心翼翼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对抗两个教会世界大国。我们将看到，这种态度为将犹太教确立为国教的戏剧转变奠定了基础。
艺术和手工艺品似乎已经蓬勃发展，包括高级定制时装。当未来的君士坦丁五世皇帝娶了哈扎尔卡根的女儿（见上文第一节）时，她带来了嫁妆一件华丽的衣服，使拜占庭宫廷印象深刻，它被当作男性长袍；他们称之为公主，源自公主的土耳其昵称，即奇卡克或“花”（直到她受洗为伊琳）。“在这里，”汤因比评论道，“我们有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文化历史片段。”31当另一位哈扎尔公主嫁给亚美尼亚的穆斯林总督时，她的队伍除了侍从和奴隶外，还有十顶用轮子搭的帐篷，“是用最好的丝绸做成的，镀金镀银的门，地板上铺着貂皮毛皮。”另外二十个人带着金银器皿和其他作为她的嫁妆。32卡根自己在一个装备更豪华的移动帐篷里旅行，顶上带着一个金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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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扎尔的艺术，就像保加利亚人和马扎尔人一样，主要是模仿，模仿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苏联考古学家巴德强调了哈扎尔人在波斯式银器向北方传播中的作用。其中一些发现可能是由哈扎尔人重新出口的，忠于他们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其他的是哈扎尔工坊制作的模仿作品——其残存是在萨克尔要塞附近发现的。*在堡垒的范围内出土的珠宝是由当地制造的。瑞典考古学家T. J.阿恩提到了在瑞典发现的装饰板、搭扣和扣子，来自萨珊和拜占庭的灵感，在哈扎里亚或他们影响的地区制造。35
*考虑到首都存在着一个穆斯林社区，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夸张。因此，齐基·瓦利迪没用“所有”这个词。我们必须假设“哈扎尔人”指的是统治民族范围内的国家或部落
因此，哈扎尔人是在东欧半野蛮的部落中传播波斯和拜占庭艺术的主要中间人。在对考古学和文献证据（大部分来自苏联的来源）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之后，巴塔得出结论：
大概在公元629年春天，哈扎尔人的第比利斯布袋子，与我们的主题有关……在占领期间，卡根派检查员监督金、银、铁和铜产品的制造。同样，集市、一般的贸易，甚至渔业，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此]，在七世纪他们不断的与高加索人交流中，哈扎尔人接触到了一种源自波斯萨珊尼传统的文化。因此，这种文化的产物不仅通过贸易，而且通过掠夺，甚至税收传播到大草原的人民。我们为发现十世纪马扎尔艺术的起源而努力遵循的所有足迹，把我们带回到了哈扎尔的领土。36
匈牙利学者的最后一句话提到了考古发现的被称为“纳吉森米克洛斯宝藏”的壮观发现（见卷首部分）。这个宝藏由二十三艘黄金器皿组成，可追溯到10世纪的，于1791年在叫这个名字的村庄附近被发现。巴塔指出，“胜利的王子”拖着一个囚犯的头发，金罐后面绘制的神话场景，以及其他装饰物品的设计，都与保加利亚的诺瓦帕扎尔和哈扎尔萨克尔的发现密切相关。马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当时都处于哈扎尔宗主国统治下，所以这并不令人惊讶，而战士连同其他的宝藏，给了我们一些在哈扎尔帝国下进行得艺术实践的认知参考（波斯和拜占庭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如人们所料）。‡
一个匈牙利考古学学派坚持认为，十世纪在匈牙利工作的金银匠实际上是哈扎尔人。37我们稍后将看到（见III，7,8），当马扎尔人在896年迁移到匈牙利时，他们由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哈扎尔部落领导，被称为卡巴尔人，他们在他们的新家定居下来。卡巴尔-哈扎尔人被称为熟练的金匠和银匠；（最初更原始的）马扎尔人只在他们的新国家获得了这些技能。因此，至少匈牙利一些考古发现表明哈扎尔起源理论并非不可信——稍后本书会努力论述清楚马扎尔-哈扎尔关系。
14
无论金罐上的战士是马扎尔还是哈扎尔，都有助于我们想象那个时期的骑兵的外观，可能属于一个精锐团。马苏迪说，在哈扎尔军队中，7000人和国王一起骑射，弓箭手戴着胸甲、头盔和外套。有些人是长矛兵，像穆斯林一样装备和武装。世界各地的国王除了哈扎尔人的国王之外，都不会有正规的常备军。”伊本·霍卡尔：“这位国王有一万二千名士兵，如果其中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会立即来接替。”**
* 不幸的是，最重要的哈扎尔考古遗址萨克尔被一个新建的水电站的水库淹没了。
† 它现在属于罗马尼亚，被称为辛尼克马。
‡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古拉·拉兹洛的《移民时期的艺术》中看看，有照片收藏（尽管他的历史评论必须谨慎对待）。
§ 伊斯塔克里有12000。
** 据马苏迪说，“皇家军队”由“从克瓦里兹姆附近移民过来”的穆斯林组成。很久以前，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他们的领土上发生了战争和瘟疫，他们避难到哈扎尔国王这里。当哈扎尔人的国王与穆斯林交战，他们被单独划分，不和与自己相同信仰的人战斗”(引用邓洛普（1954），p.206]，军队“包括”穆斯林当然是夸张，马苏迪自己几行后说道，他说的穆斯林队伍在哈扎尔人的军队有一个“单独的地方聚集”。此外，霍卡尔还说：“国王的手中有4000名穆斯林，而这位国王有2000名士兵。”夸里兹米亚人可能在军队中组成了一种瑞士卫队，他们的同胞谈论的“人质”（见上文第10节）可能指他们。反之亦然，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卟啉王朝有一支精英的军团驻扎在他的宫殿门口。这是一项昂贵的特权：“这些警卫的报酬很高，他们不得不以相当大的价格购买他们的职位，他们的薪水可作为年金回报，从2.25%到4%不等。”(君士坦丁，《宗教仪式》，第3页。692-3 ).例如，“一个收到了7.4英镑的哈扎尔人”。已经支付了注册费用£302.8s。
15
这个混杂的帝国首都最初可能是高加索北部山麓的巴拉贾尔要塞；在八世纪阿拉伯人的袭击之后，它被转移到里海西岸的萨曼达尔；最后是伏尔加河河口的伊提尔。
我们找得到几个关于伊提尔的描述，它们彼此之间是一致的。这是一座双胞胎城，建在河的两岸。东半部被称为哈扎兰，西半部被称为伊提尔；*两者由一座浮桥连接起来。西半部被一堵砖砌的防御性墙包围着；它包括了卡根和贝克的宫殿和宫廷，他们的随从以及“纯种哈扎尔人”的住所†。 墙上有四扇门，其中一扇正对着河。在河对岸的东岸，住着“穆斯林和偶像崇拜者”；38这部分还包括清真寺、市场、浴室和其他公共设施。几位阿拉伯作家对穆斯林地区清真寺的数量和主要尖塔的高度印象深刻。他们还不断强调穆斯林法庭和神职人员所享有的自治权。以下是被称为“阿拉伯人中的希罗多德”的马苏迪在他经常被引用的著作《金矿和宝石的草地》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哈扎尔首都的惯例是有七名法官。其中两个是为穆斯林，两个是哈扎尔人，根据摩西律法审判，两个是为基督徒，根据福音审判，一个是为萨奎里巴、罗斯和其他异教徒，根据异教法审判。在他的[哈扎尔国王的]城市，有许多穆斯林，商人和工匠，他们来到他的国家是因为正义和安全。他们有一个主要的清真寺和一个耸立皇家城堡的尖塔，还有其他清真寺，还有孩子们学习古兰经的学校。
在阅读最重要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在十世纪上半叶写的这些诗句时，‡人们会试图对哈扎尔王国的生活采取一种可能过于田园诗般的看法。因此，我们在犹太百科全书中的文章“哈扎尔王国”中读到：“在西欧狂热、无知和无政府状态统治的时代，哈扎尔王国可以吹嘘其公正和广泛的管理。”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部分正确的；但只是一部分。没有证据表明哈扎尔人在皈依犹太教之前或之后参与了宗教迫害。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被认为比东罗马帝国或早期的伊斯兰教更宽容和开明。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从部落的历史里遗留了一些野蛮的仪式。我们已经听到了伊本·法德兰关于杀害皇家掘墓人的事。他还对另一种古老的弑君习俗有事要说：“国王的统治时期是40年。如果他比这多出一天，他的臣民和随从就会杀了他，说着“他的理智已经模糊了，他的洞察力也混乱了。”
伊斯塔克里有一个不同的版本：
当他们想取代这个卡根时，他们把一根丝线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它拧紧，直到他开始窒息。然后他们问他：“你打算统治多久？”如果他在那一年之前没有死，那么到那时，他就会被杀死。
伯里39觉得这种阿拉伯旅行者的传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弑君仪式没有在原始（和不那么原始）的人中成为如此普遍的现象，人们确实会倾向于否定它。弗雷泽非常强调国王的神性的概念和神圣的义务之间的联系，在一段固定的时期后，或当他的活力减弱，这样神的力量可以找到一个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化身。**
这是有利于伊斯塔克里的说法，奇怪的“窒息”仪式显然还出现在其他民族，比如古突厥人。泽基·瓦利迪引用了法国人类学家圣朱利安1864年说的话：
当新的酋长被选出后，他的军官和随从们……让他骑上马。他们在他的脖子上系上一条丝绸缎带，但没有完全勒死他；然后他们松开缎带，非常坚决地问他：“你能成为我们的可汗多少年？”国王，头脑混乱，没法法说出一个数字，他的臣民们根据他所说的话来决定他的统治是长还是短。40
我们不知道是否杀死国王的仪式（如果它存在）在他们采纳犹太教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作家是就像他们经常干的那样可能混淆了过去和现在，在整理早期的旅行者的报告时，把它们当成了同时代人的产物。无论如何，能确信的是，而且似乎是无可争议的，是卡根归于神的角色，无论它是否暗示了他的最终牺牲。我们以前听说他受到尊敬，但实际上是隐居的，与人民隔绝，直到他被盛大的仪式埋葬。国家事务，包括军队的领导，都由贝克（有时也被称为卡根贝克）管理，他拥有所有有效的权力。在这里阿拉伯的资料来源和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把哈扎尔的政府系统描述为一种“双王体系”。卡根代表神圣，贝克代表世俗的权力。
* 这个城镇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名字，例如，bayada，“白城”。
†马苏迪把这些建筑放在一个岛上，靠近约旦河西岸，或放在一个半岛上。
‡ 大概是在公元943年到公元947年之间。
§ 犹太百科全书，1901-6年出版。在1971年的《犹太百科全书》中，邓洛普关于哈扎尔人的记载。
哈扎尔人的双王体系——似乎是相当错误地——被与斯巴达的权力制度比较，以及突厥各部落表面上相似的双重领导。然而，斯巴达的两位国王，两个主要家族的后代，拥有平等的权力；至于游牧部落之间的双重领导地位，*没有证据表明在哈扎尔人之间存在基本的功能划分。一个更恰当的比拟是日本的政府制度，从中世纪到1867年，世俗权力集中在幕府将军的手中，而日本天皇则被从远处崇拜为神圣的名义领袖。
卡塞尔41提出了哈扎尔政府制度和国际象棋游戏之间的一个吸引人的类比。双王在棋盘上由国王（卡根）和王后（贝克）代表。国王隐居，由他的随从保护，没有权力，一次只能移动一步。相比之下，女王是棋盘上最强大的存在，她占主导地位。然而，王后死掉，游戏仍可继续，而国王的倒台是最终败北比赛结束的标志。因此，双王似乎表明了在哈扎尔人的心态中，神圣和世俗之间的明确区别。卡根的神圣属性在伊本·霍卡尔的以下文章中非常明显：†
卡根必须是帝国种族的人：……（伊斯塔克里说：一个名人的家庭）。只有做重要的事才能接近他，他们就倒在他面前，在地上擦脸，直到他吩咐他们走近他说话。当一个卡根……死了，谁经过他的坟墓，都必须步行，在坟墓前致敬；当他离开的时候，不能骑马，只要坟墓在视线之内。
所以他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命令必须服从，如果他觉得一个贵族应该死，如果他对他说，“去自杀，”这个人会立即去家里自杀。因此，卡根的继承限定一个家族中[伊斯塔克里说：“在一个既不拥有权力也不拥有财富的显贵家族中”]；当任何个体继承时，他会被认为是高贵的，哪怕他身无分文。我从可靠的信源那里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曾经坐在公共市场的一家小商店里卖小东西[卖面包]；人们常常说：“当现在的卡根死了，这个人将继承王位”：“没有比他更值得的人了”。但这个年轻人是穆斯林，他们只把卡根之位传给犹太人。
卡根有一个宝座和金色的亭子：其他人是不允许使用的。他的宫殿比其他建筑更高。42
有一个关于集市上一个善良的年轻人卖面包的故事，听起来很像是关于哈伦·拉希德的故事。如果他是为犹太人保留的金王位的继承人，那为什么他会被培养为一个贫穷的穆斯林呢？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故事的深意，我们必须假设卡根获得地位是基于他高贵的美德，而且是在“帝国种族”或“贵族家族”的成员中选出的。这实际上是阿尔塔莫诺夫和泽基·瓦利迪的观点。阿尔塔莫诺夫认为，哈扎尔人和其他突厥人是由突厥特王朝的后裔统治，后者是已不存在的突厥帝国的昔日君主。（见上面，第3节)。泽基·瓦利迪认为，卡根必须属于的“帝国种族”或“贵族家族”，指的是中国资料中提到的古代亚洲王朝，一种沙漠贵族，土耳其和蒙古的统治者传统上声称是它的后裔。这听起来相当可信，并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刚才引用的叙述中隐含的相互矛盾的价值观：没有任何名字的高贵的年轻人——以及围绕着黄金宝座的华丽和环境。我们正在目睹两个传统的重叠，像光学干涉屏幕上的两个波型：艰苦的沙漠游牧民部落的禁欲主义，和王室的闪光繁荣的商业和工艺，并努力超越其竞争对手在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毕竟，那些奢华的宫廷所宣称的信条也是受到了过去苦行的沙漠先知的启发。
所有这些都不能解释神权和世俗权力的惊人划分，这在那个时期和地区显然是独一无二的。正如伯里所写的：43 “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卡根的权威和他神圣性无效了，或者为什么他被提升到一个位置类似于日本的皇帝，他的存在，而不是他的政府，被认为是国家繁荣的关键。”
阿尔塔莫诺夫最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推测性的答案。他认为，接受犹太教作为国教是政变的结果，政变同时使卡根，异教王朝的后裔的信仰，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这是一个假说，和其他假说一样没有证据支持。然而，这两件事——犹太教的采用和双王权的建立——似乎很可能是有某种联系的。
** 阿尔福尔迪认为，这两位领导人是部落两翼的指挥官（由邓洛普引用，第159页，第123页）。
† 伊本·霍卡尔，另一位备受推崇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公元977年左右写下了他的《东方地理学》。这里引用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伊斯塔克里40年前写的一篇副本，但没有那么模糊，所以我遵循了乌塞利翻译的伊本·霍卡尔（1800年）。
* 在皈依犹太教之前，卡根仍然被记录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例如，在他与查士丁尼的交易中。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阿拉伯资料有时提到“卡根”，因为他们清楚地指“贝克”（因为“卡根”是许多部落中“统治者”的通称），他们也使用不同的名称，（在米诺斯基之后，胡德尔艾尔阿拉姆，第451页）。
犹太百科全书，1901-6年出版。在1971年的《百科全书》中，邓洛普关于哈扎尔人的文章很客观。
II
皈依
1
“希伯来人的宗教，”伯里写道，“对伊斯兰教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基督教的基础；它赢得了分散的改宗者的皈依；但哈扎尔人皈依纯洁的耶和华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1
这一独特事件的动机是什么？要深入了解哈扎尔王子的想法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推理，政治基本上遵循相同的规则，那么就有了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
在八世纪初，世界在代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两极分化。他们的意识形态学说与经典的宣传、颠覆和军事征服方法所追求的权力政治融合在一起。哈扎尔帝国代表了第三支力量，事实证明，它是他们之间的对手和盟友。但它只能通过既不接受基督教也不接受伊斯兰教来保持独立——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自动使它服从于罗马皇帝或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
这两个宫廷都没有努力使哈扎尔人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他们所导致的结果是交换外交礼仪、王朝通婚和基于共同利益的转变军事联盟。依靠其军事力量，拥有附属部落腹地的哈扎尔王国，决心保持其作为第三力量的地位，即大草原上未向那两股势力宣誓效忠的国家的领袖。
同时，他们的亲密接触与拜占庭和哈里发教会了哈扎尔人，他们的原始萨满教相比于伟大的一神论信条，是野蛮和过时的，但这也无法让哈扎尔的国王拥有两个神权世界大国的统治者哈里发和皇帝享有的精神和法律上的维权。然而，皈依任何一种信条都意味着顺服，意味着独立的结束，从而违背了它的目的。还有什么比接受第三种信条更合乎逻辑的呢？它不针对两者中的任何一种，但却代表着两者互相尊重的基础呢？
这个决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当然是由于后见之明的欺骗性的清晰性。事实上，皈依犹太教需要一种天才的灵光一闪。然而，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关于皈依历史的资料，无论在细节上有所不同，都指向了如上所述的推理路线。让我们再次引用伯里的内容：
毫无疑问，统治者接受犹太教是由政治动机所驱使的。接受穆罕默德教会使他成为哈里发的精神依赖者，哈里发试图把他们的信仰强加在哈扎尔人身上，而在基督教中，他有成为罗马帝国教会附庸的危险。犹太教是一种著名的宗教，基督教和穆罕默教都尊敬；它使他们不再是异教徒的野蛮人，使他免受哈里发或皇帝的干涉。但他并没有接受割礼以及犹太邪教的严苛。他允许他的子民保持异教，敬拜他们的偶像。2
尽管哈扎尔宫廷的皈依无疑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如果想象他们一夜之间盲目地接受一种他们不知道信条的宗教，那仍然是荒谬的。然而，事实上，在皈依前，他们至少有一个世纪来熟悉犹太人及其宗教仪式，因为拜占庭宗教迫害的难民不断涌入，以及小亚细亚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国家。我们知道，在北方的野蛮人中，哈扎里亚是一个相对文明的国家，但并没有信奉任何一个激进的信条，因此它成为拜占庭统治下犹太人定期外流的自然避难所，受到被迫皈依和其他压力的威胁。各种形式的迫害始于查士丁尼一世（527-65），在七世纪赫拉克利乌斯，第八世纪利奥三世，第九世纪罗兹尔和利奥四世，第十年罗马努斯的统治下呈现出特别邪恶的样貌。因此，在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之前的20年里统治国家的利奥三世，“试图一次性结束犹太人被容忍地位的反常现象，命令他所有的之下的犹太人受洗”。3 虽然该命令没有执行下去，但它导致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逃离拜占庭。马苏迪写道：
在这座城市里，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异教徒。犹太人是国王，他的随从和他的同类的哈扎尔人。*哈扎尔国王已经成为哈伦拉希德哈里发的犹太人，来自伊斯兰各地和希腊拜占庭的犹太人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事实上，现在的希腊国王，希吉拉332年[公元943-4]已经使他王国里的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许多犹太人从希腊人的国家逃到了哈扎里亚……3a
*也就是说，大概是“统治的白色可扎尔人”部落，见上文，第一章，3。
最后引用的两句话指的是哈扎尔人皈依两百年后的事件，并显示了几个世纪以来迫害的浪潮是如何持续不断的。但犹太人也同样坚持不懈。许多人忍受了折磨，那些没有力量反抗的人后来又回到了他们的信仰中——正如一位基督教编年史家优雅地说，“就像呕吐出来的狗一样”。同样生动的是一位希伯来作家的描述，即巴兹尔皇帝对意大利南部奥里亚犹太社区使用的一种强迫皈依的方法：
他们是如何强迫他们的？任何拒绝接受自己错误信念的人都被放在橄榄磨坊的压机下里，然后像挤压橄榄一样被压死。
另一位希伯来资料6评论了罗马努斯皇帝（马苏迪提到的“希腊国王”）的迫害：“之后会出现一个国王，他不是通过毁灭来迫害他们，而是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
历史对那些逃跑或被驱使逃跑的人的唯一仁慈，就是在皈依之前和之后哈扎里亚的存在。以前，它是难民天堂；之后，它变成了一种国家的家园。难民是优越文化的产物，毫无疑问是创造国际化、宽容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观点给阿拉伯编年史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的传教热情*——应该在宫廷和主要名人中成为最重要的感觉。在传教的努力中，他们可能结合了神学论点和弥赛亚预言，以及对哈扎尔人采用“中立”宗教所获得的政治优势的精明评估。
流亡者还带来了拜占庭艺术和工艺、农业和贸易的优越科技，以及方形希伯来字母。我们不知道哈扎尔人在那之前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文字，但是伊本·纳迪姆的手稿，7一个大约写于公元987年的通用书目，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哈扎尔人使用了希伯来字母。它具有希伯来语学术话语的双重目的（类似于西方使用中世纪拉丁语），并作为哈扎里亚语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书面字母（类似于西欧的各种方言使用拉丁字母）。希伯来语的文字似乎从哈扎里亚传到了邻国。因此，克沃尔森报告说，“在克里米亚的法纳戈利亚和帕台尼神庙的两个墓碑上发现了使用希伯来语文字的非闪米特语（或可能是两种不同的非闪米特语）的铭文；它们还没有被破译。†8（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克里米亚曾间歇性地处于哈扎尔人的统治之下；但它也有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而且铭文甚至可能比皈依更早。）一些希伯来字母（shin和tsadei）也进入了西里尔字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克里米亚曾间歇性地处于哈扎尔人的统治之下；但它也有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而且铭文甚至可能比皈依更早。）一些希伯来字母（shin和tsadei）也进入了西里尔字母，此外，还发现了许多波兰银币，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或十三世纪，上面刻有希伯来字母的波兰铭文（例如，莱泽克·克罗尔·波尔斯基-波兰的莱泽克国王），旁边还有用拉丁字母书写的硬币。波利亚克评论道：“这些硬币是希伯来语文字从哈扎里亚传播到邻近的斯拉夫国家的最后证据。这些硬币的使用与任何宗教问题都无关。他们之所以被铸造，是因为许多波兰人更习惯这种文字，而不是罗马文字，并不是特别出于犹太传统。”10
因此，尽管这一皈依无疑是受到机会主义动机的启发——被认为是一种狡猾的政治策略——但它带来了随后的文化发展，这是那些发起它的人几乎无法预见的。希伯来字母是开始；三个世纪后，哈扎尔国家的衰落以弥赛亚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复爆发为标志，伪~弥赛亚如大卫·埃尔-罗伊（迪斯雷利的小说中的英雄）领导了堂吉诃德式的运动，重新征服耶路撒冷。‡
在737年被阿拉伯人打败后，卡根被迫采用的伊斯兰教的仪式几乎立即被取消了，这显然没有给他的人民留下任何印象。与此相反，自愿皈依犹太教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2
皈依的情况被传说所掩盖，但主要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描述有一些共通之处。
上文引用的马苏迪对哈扎里亚犹太人统治的描述，最后引用了他自己的前作，里面描述了这些情况。马苏迪以前的作品丢失了；但有两种说法是基于丢失的书。第一个，由迪马斯基（写于1327年）提出，重申在哈伦·拉希德时期，拜占庭皇帝强迫犹太人移民；这些移民来到哈扎尔国，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聪明但没有受过教育的种族，他们献上了自己的宗教。”当地人发现它比出乎意料地好，并接受了它。”11
* 在这个时代，用武力或言语来说服不信仰者皈依是最受欢迎的。犹太人也沉迷于这一点，因为拜占庭法律威胁要对试图使基督教徒皈依犹太教的人进行严厉惩罚，而对“不正当”地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则被判处火的死刑（Sharf，第25页）。 †这些铭文是除了菲尔科维奇的伪造品之外的一个类别，在历史学家中是臭名昭著的（见附录三）。
第二个更详细的描述是在阿尔巴克利的《王国与道路书》（11世纪）：
哈扎尔人的国王以前是一个异教徒，他皈依犹太教的原因如下。他接受了基督教。*然后他发现了它的谎言，就和他的一个高级官员讨论了这件使他非常担心的事。后者对他说：王，那些拥有圣经的人可以分为三组。把他们都召见过来，让他们自己陈述，跟随掌握真相的一方就行了。
于是他派人去请基督徒的主教。现在王身边有一个犹太人，善于辩论。他问主教：“你怎么评价安兰的儿子摩西和启示给他的律法？”主教回答说：“摩西是先知，律法说的是真理。”犹太人对王说：“他已经承认了我的信条。现在问问他，他相信什么。”于是国王问他，他回答说：“我说弥赛亚耶稣是马利亚的儿子，他是言语，他以神的名揭示了奥秘。”犹太人对哈扎尔王说：“他接受我的主张，却讲一种我不知道的教义。”但是主教并不能有力地提供证据。然后国王找一个穆斯林，他们派来了一个博学、聪明的人。但是犹太人雇了一个人，在旅途中毒死了他，他就死了。犹太人成功地赢得了国王的信仰，所以他接受了犹太教。12
阿拉伯历史学家当然有添油加醋的天赋。如果穆斯林学者能够参与辩论，他就会和主教陷入同样的陷阱，因为他们都接受旧约的真理，而新约和古兰经的支持者都是两比一。国王对这一推理的赞同是象征性的：他只愿意接受这三个宗教的——共同点——并拒绝接受任何超越这一点的竞争主张。它又一次成为面对未宣誓效忠的世界的原则，这也被应用于神学。
这个故事还暗示，正如伯里13指出的，在正式皈依之前，犹太人在哈扎尔宫廷的影响力一定已经强大，因为主教和穆斯林学者必须被“送去”，而犹太人总是“和他在一起”（国王）。
3
现在谈完了皈依的主要阿拉伯方面资料来源——马苏迪和他的编译者——再来看看来自犹太这边的资料吧。所谓的“哈扎尔通信”：用希伯来语在科尔多瓦哈里发首席大臣哈代·伊本·沙普鲁特和哈扎尔国王约瑟夫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各自的文士之间的信件交流。信件的真实性一直是争议的主题，但现在被普遍认为是真的，并且其中的不一致性被归因于后来抄写者的讹误。†
这些信件的交换显然发生在954年之后和961年之前，大约是在马苏迪写作的时候。要理解它的重要性，就必须谈谈哈代·伊本·沙普鲁特的个性——他也许是西班牙犹太人的“黄金时代”（900-1200年）中最杰出的人物。
929年，奥马亚德王朝的成员阿卜杜拉-拉赫曼三世成功地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和中部的摩尔人领地，并建立了西部哈里发。他的首都科尔多瓦成为阿拉伯西班牙的荣耀，并成为欧洲文化的焦点中心，拥有40万册藏书。哈代，910年出生在科尔多瓦的一个著名的犹太家庭，第一次吸引了哈里发的注意，因为他作为治疗师创下了几项杰出的医学实践。阿卜杜拉-拉赫曼任命他做宫廷医生，非常信任他，以至于先是把国家财政交付给他，然后又让他担任外交部长处理新哈里发的复杂拜占庭，德国皇帝奥托，卡斯提尔，纳瓦拉，阿拉贡和其他基督教王国在西班牙北部的外交政务。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几个世纪，哈代是一个文艺复兴之前真正的博学家，在国家事务之间，他仍然抽空将医学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与巴格达博学的拉比通信，并资助希伯来语语法学家和诗人。
他显然是一个开明、忠诚的犹太人，他利用他的外交关系收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的信息，并尽可能代表他们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干预政治。他特别关注罗马努斯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见上文第一节）。他有幸在拜占庭宫廷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拜占庭反对东方穆斯林的战役中，他很有意争取科尔多瓦的中立支持。负责进行谈判的哈代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拜占庭犹太人求情，显然成功了。14
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哈代第一次从波斯的库拉桑的一些商人那里听说了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的存在；但他怀疑他们的故事的真实性。后来，他询问了拜占庭驻科尔多瓦外交使团的成员，他们证实了商人的说法，提供了大量关于哈扎尔王国的事实细节，包括现任国王的名字——约瑟夫。于是，他决定派信使给约瑟夫国王写信。
*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消息来源提到过这一点。它可能是一个更容易被穆斯林读者接受的说法，卡根在犹太教之前短暂接受伊斯兰教。他们给他派来了一个善于辩论的博学而聪明的人。但犹太人雇了一个人，在旅途中毒死了他，他就死了。犹太人成功地赢得了国王的信仰，所以他接受了犹太教。12
这封信（稍后将更详细地讨论）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哈扎尔国家、人民、政府方式、军队等问题，包括对约瑟夫属于十二个部落中哪一个的调查。这似乎表明，哈代认为犹太人的哈扎尔人来自巴勒斯坦——就像西班牙的犹太人一样——甚至可能代表了一个失落的部落。约瑟夫不是犹太后裔，当然不属于任何部落；在他对哈代的答复中，他提供了一种我们将看到的家谱，但他主是向哈代详细叙述——传奇的——两个世纪前的转变——以及导致转变的情况。
约瑟夫的叙述以对他的祖先布兰国王的悼词开始，布兰国王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也是一个“把巫师和偶像崇拜者赶出他的土地”的智者。随后，一位天使出现在布兰国王的梦中，告诫他崇拜唯一的真神，并承诺作为交换，他将“祝福和繁殖布兰的后代，把他的敌人交到他的手中，让他的王国最后留到世界末日”。当然，这是受到《创世纪》中盟约的故事的启发；它暗示哈扎尔人也声称自己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他们与主立了自己的约，即使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在这一点上，约瑟夫的故事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布兰国王很愿意服务于全能的上帝，但他提出了一个困难：
我的主，你知道我心中的秘密想法，你看透了我的肾脏，以确认我信任你；但是我统治的人民有异教徒的思想，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信我。如果我在你的眼睛里得到了恩惠和怜悯，那么我就恳求你也到他们伟大的王子面前去，让他支持我。
永恒之主答应了布兰的请求，他在梦中出现在王子面前，当王子早上起来时，他来到国王那里，告诉了他。
在《创世纪》中，在阿拉伯人关于皈依的描述中，都没有关于一个需要征求其同意的伟大王子的事。这显然是指哈扎人的双重王权。“伟大的王子”显然是贝克；但“国王”是贝克，而“王子”是卡根，这并非不可能。此外，根据阿拉伯和亚美尼亚的资料来源，在731年入侵外高加索（即，在推测的皈依日期的前几年）的哈扎尔军队的领导人被称为“布尔汗”。15
约瑟的信继续讲述了天使如何再次出现在梦中的国王面前，并命令他建造一个敬主居住的地方，因为：“天空和天空之上的天空仍然不够大，不足以容纳我。”布兰国王尴尬地回答说，他并不拥有铸就这种事业所需的金银，“尽管这是我的责任和愿望”。天使向他保证：布兰所要做的就是带领他的军队进入亚美尼亚的达里埃拉和阿达比尔，那里有金银宝藏在等着他。这与布兰或布尔汗在皈依前的进行的突袭相吻合；根据阿拉伯资料，哈扎尔人曾控制着高加索地区的白银和金矿。16布兰按照天使告诉他的，带着战利品返回，建造了“一个神圣的神龛，配备了一个神圣的柜子[“约柜”]，一个烛台，一个祭坛和神圣的工具，一直保存到今天，仍在我的约瑟王的手中”。约瑟夫的信写于10世纪下半叶，在它描述的事件发生200多年后写成，显然是事实和传说的混合体。他对礼拜场所的家具不足，对保存完好的文物的描述，与他对他国家目前繁荣的其他部分的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看来，他的祖先布兰的日子是遥远的古代，那时贫穷但善良的国王甚至没有钱来建造神圣的帐幕——毕竟，只有一个帐篷。然而，约瑟夫的信到这一点上只是真正的戏剧性的转变的前奏，他现在继续叙述。显然，布兰放弃偶像崇拜，转而支持“唯一的真神”只是第一步，仍然要从三种一神论信条里面进行选择。至少，这是约瑟夫信的后续所暗示的：
在这些武器[入侵亚美尼亚之后，布兰国王的名声传到了所有国家。欧洲国王[拜占庭]和伊什玛利国王[穆斯林]听到了这个消息，派了带着珍贵的礼物和金钱的使节给他，让他改变他们的信仰；但国王是明智的，派人找来一个智慧和敏锐的犹太人，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讨论他们的教义。
所以我们有另一个智囊团，或者说是圆桌会议，就像马苏迪所说的一样，不同的是穆斯林事先没有被毒死。但争论的模式却基本相同。经过长时间徒劳的讨论，国王休会三天，在此期间，人们在各自的帐篷里休息；然后国王耍了个寂寞。他分别单独召集了这些使者。他问基督徒，其他两种宗教中哪一种更接近真理，基督徒的回答是，“犹太人”。他用同样的问题来质问穆斯林，并得到了同样的回答。中立主义再次占据了上风。
4
皈依就说这么多。这个“哈扎尔通信”还告诉我们什么？
先读读哈代的信：它以一首希伯来诗开始，以当时流行的诗歌风格开头，这是一种狂想曲的诗歌形式，包含隐藏的典故或谜语，常有藏头诗。这首诗赞扬了收件人约瑟夫王的军事胜利；与此同时，诗行的首字母构成了一个离合诗，详细阐述了一位著名的希伯来诗人，词典编纂者和语法学家，哈代的秘书和门徒。显然，他的任务是以他最华丽的风格起草给约瑟夫国王的书信，他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名字插入他的赞助人的名字之后，使自己不朽。梅纳赫姆·本-沙鲁克的其他几部作品也保存了下来，毫无疑问，哈代的信是他的杰作。*
在这首诗之后，是赞美和外交上的繁荣，这封信热情地描述了摩尔人西班牙的繁荣，以及哈里发阿卜杜勒·拉赫曼统治下的犹太人的幸福状况，“类似的情况从未有过……”就这样，那些被遗弃的羊被照顾好了，迫害他们的人的手臂瘫了，轭也被丢弃了。我们居住的国家用希伯来语称为希法拉，但居住在那里的以实玛利人却称之为安达勒斯。”
哈代接着解释了他是如何第一次从库拉桑的商人那里听说犹太王国的存在，然后从拜占庭使节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消息，他报告了这些使节告诉他的事情：
我询问了他们[拜占庭人]，他们回答说这是真的，这个王国的名字是阿尔哈扎尔。在君士坦丁堡和这个国家之间有一段十五天的海上航行，但他们说，通过陆地，我们和他们之间还有许多人交流过。统治之王的名字是约瑟夫。船只从他们的土地上来到我们这里，带来了鱼、毛皮和各种各样的商品。他们与我们结盟，并受到我们的尊敬。我们交换大使馆和礼物。他们很强大，有前哨和军队，不时远征突袭。‡
哈代向哈扎尔国王提供的关于国王自己国家的信息显然是为了得到约瑟夫的详细答复。这是好的心理学把戏：哈代一定知道，对错误陈述的批评比起让他从头叙述更容易激发笔头下的创作欲。
接下来，哈代讲述了他早期试图与约瑟夫取得联系的努力。首先，他派了一个信使，叫艾萨克·巴·内森，指示他去哈扎尔宫廷。但艾萨克只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受到了礼貌的对待，但无法继续旅行。（这一点可以理解：鉴于帝国对犹太王国的矛盾态度，促进哈扎里亚和科尔多瓦哈里发与其犹太首席部长之间的联盟当然不符合君士坦丁的利益。）于是，哈代的信使回到了西班牙，任务没有完成。但很快又有了一个机会：一个来自东欧的大使馆抵达科尔多瓦。它的成员中有两个犹太人，马扫罗和马约瑟，他们提出把哈代的信交给约瑟王。（根据约瑟夫对哈代的回复，它实际上是由第三个人，一个叫艾萨克·本-以利亚泽的人传递到的。）在详细描述了他的信是如何写出来的，以及他如何为之努力之后，哈代继续问了一系列直接的问题，这反映了他渴望了解哈扎尔土地的各个方面，从地理位置到遵循安息日的仪式。哈代的信结尾相比开头几段有一个很不同的说辞：
我渴望知道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被骚扰的以色列统治自己，在那里它不受任何人的支配。如果确实如此，我将毫不犹豫地放弃所有的荣誉，辞去我的高级职务，放弃我的家庭，穿越山脉和平原，越过土地和水，直到我到达我的主，犹太王统治的地方。我还有一个要求：告诉你是否知道弥赛亚降临的可能日期，我们在从一个国家漫游到另一个国家等待。我们在分离中感到羞辱，我们必须默默忍受那些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土地，只有你在地球上甚至没有一个国家的影子。”
信的开头赞扬了希法拉犹太人的幸福命运；信的最后流亡的痛苦、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和弥赛亚式的希望呼之欲出。但在犹太人的历史上，这些矛盾的态度一直共存于犹太人分裂的心中。哈代信中的纠结给它增加了额外的真实性。他愿意为哈扎尔国王服务的暗示要在多大程度上被认真对待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也许他也不能。
5
约瑟夫国王的回信没有哈代的信那样完整和感人。难怪——正如卡塞尔所说：“学术和文化不是在伏尔加河的犹太人统治的，而是在西班牙的河上统治的。”回复的亮点是关于皈依的，上文已经引用了。毫无疑问，约瑟夫也雇了一个抄写员来写这封信，很可能是一个来自拜占庭的学者难民。然而，与十世纪现代政治家的优雅节奏相比，这个回复听起来像是旧约中的一段。
** 见附录三
† 这可能指的是所谓的“哈扎里安路线”：从君士坦丁堡穿过黑海到顿河，然后穿过顿伏尔加河港口，沿着伏尔加河到达伊提尔。（另一条较短的路线是从君士坦丁堡到黑海的东海岸。）
‡ 这个堡垒显然是唐河上的萨克尔。“他们受我们尊敬”，符合君士坦丁生于紫室者中关于卡根书信中使用的特殊金印的段落。君士坦丁是驻西班牙大使时的拜占庭皇帝。
信以一段问候开头，然后重述了哈代的信的主要内容，骄傲地强调哈扎尔王国给谎称“犹大的权杖永远从犹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和“地球上没有地方有自己的王国”。接下来是一个相当神秘的评述，大意是“我们的父辈已经交换了友好的信件，这些信件保存在我们的档案中，我们的长辈都知道”。*
然后，约瑟夫继续提供了一个他的族人的家谱。虽然他是一个凶猛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以使用“犹大的权杖”而自豪，但他不能，也不要求他们有闪米特血统；他的祖先不是追溯到闪，而是挪亚的第三个儿子雅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雅弗的孙子托加玛，所有土耳其部落的祖先。“我们在我们父亲的家族记录中发现，”约瑟夫大胆地断言，“托加玛有十个儿子，他们后代的名字如下：尤古尔、杜苏、阿瓦尔人、匈奴人、巴西利、塔尼克、哈扎尔人、扎戈拉、保加利亚人、萨比尔。我们是第七家的儿子……”
其中一些部落的身份，其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拼写是相当可疑的，但这并不重要；这一系谱的特点是《创世纪》与土耳其部落传统的融合。†
在家谱之后，约瑟夫简要地提到了他的祖先的一些军事征服，一直推进到多瑙河；然后详细地讲述了布兰皈依的故事。“从今天起，”约瑟继续说，“耶和华赐给他力量，帮助他；他和他的追随者行割礼，派犹太圣贤教导他律法，解释诫命。”接下来是更多关于军事胜利、被征服的国家等的吹嘘，然后是一段重要的段落：
在这些事件之后，他的一个[布兰的孙子成为了国王；他的名字叫奥巴迪布，他是一个勇敢而受人尊敬的改革者，根据传统和习俗强化了法律，建立犹太教堂和学校，那里聚集了大量的以色列圣人，给予了他们慷慨的金银，让他们解释二十四神圣的书，密希那戒律和塔木德，礼拜仪式的顺序。
这表明，大约在布兰之后的几代人里，发生了宗教复兴或改革（可能伴随着阿塔莫诺夫设想的政变）。哈扎尔人的犹太化似乎确实分了几个步骤。我们记得，布兰国王在天使出现在他面前之前，赶走了“巫师和崇拜者”；在决定他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的神之前，他与“真神”立了盟约。布兰国王和他的追随者的皈依很可能是另一个中间步骤，他们接受了一种原始或基本的犹太教形式，仅基于圣经，不包括《塔木德》、所有的拉比文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仪式。在这方面，他们类似于卡拉派，一个原教旨主义教派，这个教派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有分布，特别是在“小哈扎里亚”，即克里米亚。邓洛普和其他一些权威推测，在布兰和奥巴迪亚（大约在740到800之间）之间，某种形式的卡拉教盛行，而正统的“拉比”犹太教在奥巴迪亚的宗教改革之后才引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卡拉派显然一直到最后都在哈扎里亚得以保存，而说土耳其语的卡拉派犹太人的村庄，显然起源于哈扎里亚人，在现代仍然存在（见下文，第五章，第四章）。
因此，哈扎尔人的犹太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慢慢地渗透到他们思想的深层层次，最终产生了他们衰落时期的弥赛亚主义。他们的宗教承诺在他们的国家崩溃后幸存下来，并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俄罗斯和波兰的哈扎尔-犹太人定居点继续存在。
6
在提到奥巴迪亚的宗教改革后，约瑟夫给出了他的继任者的名单：
希斯基亚他的儿子，儿子马拿西，光明节的兄弟，以撒的儿子，马以撒，儿子，便雅悯的儿子，儿子，我约瑟夫，亚伦的儿子，我们都是国王的儿子，没有陌生人能被允许登上我们的父亲的王位。
接下来，约瑟夫试图回答哈代关于他的国家的规模和地形的问题。但在他的宫廷里，他似乎没有一个能与阿拉伯地理学家相媲美的称职的人，而他对其他国家只是模糊地提及，相比于我们从伊本·哈卡尔、马苏迪和其他波斯和阿拉伯资料中所知道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他声称从37个国家收集贡品——这似乎是一个数量相当多的主张；然而邓洛普指出，其中9个部落似乎生活在哈扎尔中心地带，其余28个部落赞同伊本·法德兰提到的25个妻子的习俗，每个人都是封臣国王的女儿（还有埃尔达德·哈-达尼的可疑的故事）。我们还要牢记沿着第聂伯河上游和莫斯科的众多斯拉夫部落，我们将看到，他们向哈扎尔人致敬。
* 这可能指的是一个九世纪的犹太旅行者，埃尔达德·哈达尼，他的奇幻故事，在中世纪被阅读，包括提到哈扎里亚，他说，居住着三个失落的以色列部落，并从28个邻近王国的贡品。埃尔达德在880年左右访问了西班牙，可能访问过哈扎尔国家，也可能没有。哈代在给约瑟夫的信中简要地提到了他——好像是想问该如何看待他。
无论如何，在约瑟夫的信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皇家后宫，只提到一个王后和她的女仆和太监。据说这些人住在约瑟夫治下首都的三个行政区之一：“在第二个有活着的以色列人，以实玛利人，基督徒和其他说其他语言的民族；第三个是个岛屿，我和王子、奴隶和所有属于我的仆人在一起……*我们整个冬天都住在城里，但在尼桑[三月到四月]，每个人都在他的田地和他的花园里劳动。每个氏族都有他的世袭产业，他们欢欣鼓舞。在那里听不到闯入者的声音，也看不见敌人。这个国家没有多少雨水，但有许多河流，有许多大鱼，有许多水源，通常是肥沃的田地，葡萄园，花园和果园，由河流灌溉，果实丰富……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平静地生活着。”
下一段是专门讲的是弥赛亚降临的日期的：
我们仰望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圣贤，虽然我们住在离锡安很远的地方，但我们却听说，由于罪孽大量产生，之前计算错了，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只有永恒知道怎样计数。我们一无所有只能坚守丹尼尔的预言，愿永恒加速我们的拯救....
约瑟夫结尾的段落是回复对哈代想为哈扎尔王效劳的提议：
您在您的信里提出想面见我。我也很想见到您高贵的脸并瞻仰您的光荣、智慧和伟岸；希望您的言语成真，让我有幸拥抱您并见到您的亲爱的友好的赞同的脸庞；您就如我的父亲而我像您的儿子；所有我的子民都将亲吻您的嘴唇；我们如您所愿，如您智慧的忠告所说，来去随您。
约瑟夫的信里有一段专门讨论话题政治，并且相当隐晦：
在主的帮助下我保卫者河口（伏尔加）并且不允许罗斯人乘船侵略阿拉伯的领地...我和他们（罗斯人）奋战，因为如果他们通过就会摧毁以实玛利甚至到巴格达的所有土地。
约瑟夫在这里显得像是从诺曼罗斯劫掠者（见第三章）那里守护巴格达哈里发的卫士。这看起来有点不合时宜，考虑到科尔多瓦的奥马亚德哈里发（哈代侍奉的）和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的嫌隙。另一方面，拜占庭对哈扎尔的不寻常的政策让约瑟夫作为伊斯兰守护者的角色成了权宜之计，不论两位哈里发之间有分歧。他可以指望哈代，这位有经验的外交家能够领会这些暗示。
这两位通信者之间的见面，如果两方是认真的话，没有成行。如果有后续的信件，那也没有保存下来。“哈扎尔通信”的实质内容是贫乏的，也没有给从其他渠道获得资料有多少补充。它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所传达的神秘的支离破碎的景象，宛如朝着笼罩着前方破碎地形的浓雾里亮起的一盏不可靠的探照灯。
7
在其他希伯来语资料中，还有“剑桥文件”（以它现在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命名）。它是在上个世纪末由剑桥学者所罗门·谢克特在“开罗大教堂”的储藏室中发现的。文件状态不佳；这是一封信（或信件的副本），用希伯来语写了大约一百行；开头和结尾都不见了，所以不知道是谁写的，写给谁的。约瑟夫国王在其中被提到是同时代，被称为“我的主”，哈扎里亚被称为“我们的土地”；所以最合理的推断是，这封信是他治下的一个哈扎尔犹太人在约瑟王宫廷中写的，也就是说，它大致与“哈扎尔通信”同时代。一些权威进一步推论，这封信是寄给哈代·伊本·沙普鲁特的，并在君士坦丁堡交给了哈代失败的特使艾萨克·巴·内森，他把它带回科尔多瓦（当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时，它从那里找到了开罗）。无论如何，内部证据表明，该文件产生的时间不晚于十一世纪，很可能是在约瑟夫生活的十世纪。
它包含了另一个关于皈依的传奇故事，但主要是政治意义。作者谈到了在拜占庭的鼓动下，阿拉尼亚人针对约瑟夫的父亲受祝福者亚伦治下的哈扎里亚的进攻。似乎没有其他希腊或阿拉伯的消息来源提到这场运动。但在君士坦丁的947-50年写的《帝国管理》中有一段重要的段落，这为这个不知名的信件作者的陈述提供了一定的可信度：
关于哈扎里亚，该如何向他们发动战争，由谁发动战争。正如格瓦兹能够向哈扎尔宣战，因为靠近他们，同样的，阿拉尼亚的统治者，因为哈扎里亚的第九气候区高加索北部的肥沃地区接近阿拉尼亚，如果愿意，阿拉尼亚人也可以从那里袭击哈扎尔人，造成巨大的破坏和痛苦。
现在，根据约瑟夫的信，阿拉尼亚人的统治者向他进贡，不管这是否属实，他对卡根的感情可能和保加利亚国王的基本相同。君士坦丁的段落，揭示了他煽动阿拉尼亚人与哈扎尔人开战的努力，讽刺地让伊本想起了法德兰的使命。显然，拜占庭-哈扎尔人友好的日子在约瑟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但我推测着以后的事态发展，这将在第三章中讨论。
8
大约在哈扎尔通信和估计的剑桥文档的写作日期之后一个世纪，犹大·哈列维写下了他曾经著名的书《库萨里》。他（1085-1141）通常被认为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希伯来诗人；然而，这本书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后来被翻译成希伯来语；它的副标题是《为捍卫被鄙渎的信仰而证明和论证之书》。
哈列维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死于耶路撒冷朝圣；库萨里，是在他死前一年写的，是一本哲学小册子，论述了犹太国家是上帝和其他人类之间唯一的调解人。在历史的尽头，所有其他国家都将皈依犹太教；哈扎尔人的皈依是这一最终事件的象征或标志。
尽管标题如此，它却没有描述哈扎尔国家本身，主要作为一个背景当成另一个传奇的皈依——国王，天使，犹太学者等，还有国王和三个宗教的代表之间的哲学和神学对话。
然而，有一些事实参考表明，哈列维要么读过哈代和约瑟夫之间的通信，要么有其他关于哈扎尔国家的信息来源。我们在他的书里看到，在天使出现后，哈扎尔国王“向他的军队的将军透露了他梦想的秘密”，而“将军”后来也很重要——一个明显提到卡根和贝克的双重统治的例子。哈列维还提到了“历史”和“哈扎尔人的书”——这让人想起约瑟夫说到了“我们的档案”，那里保存着国家的文件。最后，哈列维在不同地方两次给出皈依的日期为发生在“400年前”和“4500年”（根据犹太历法）。这指向了公元740年，这是很准确的日期。总而言之，就事实陈述而言，没什么内容，这是一本在中世纪的犹太人中非常受欢迎的书。但是中世纪的思想与其说被事实吸引，不如说被寓言吸引，犹太人更感兴趣的是弥赛亚到来的日期，而不是地理数据。阿拉伯地理学家和编年史家对距离、日期以及事实与幻想之间的边界也持同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也适用于著名的德国犹太旅行家，拉蒂斯本的拉比佩塔契亚，他在1170年到1185年期间访问了东欧和西亚。他的游记，西布·哈奥拉姆，《世界之旅》显然是一个学生根据他的笔记或口述写的。它讲述了这位善良的拉比对克里米亚北部的哈扎尔犹太人的原始仪式的震惊，他将这归因于他们坚持卡拉特异端：
拉比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圣贤的话和传说？（也就是塔木德）”他们回答说：“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教我们。”在安息日前夕，他们把安息日吃的饼都切掉了。他们在黑暗中吃它，并在那里坐了一整天。他们的祈祷只包括诗篇。17*
拉比被激怒了，当他随后穿过哈扎尔的中心地带时，他只说他花了八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听到了女人的哀号和狗的吠叫”。18
然而，他确实提到，当他在巴格达的时候，他看到来自哈扎尔王国的使节寻找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埃及的贫困犹太学者，“教他们的孩子律法和塔木德”。虽然很少有来自西方的犹太旅行者会进行前往伏尔加河的危险旅程，但他们记录了在文明世界的所有主要中心与哈扎尔犹太人的遭遇。拉比佩塔契亚在巴格达遇见了他们；图德拉的本杰明，另一位著名的旅行家，拜访了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哈扎尔名人；易卜拉罕·本·多德，与犹大·哈列维同时代，记录说他在托莱多看到过“他们的一些后代，智者的学生”。19根据习俗，这些都是哈扎尔王子——人们可能会想到被派到剑桥学习的印度王子。
然而，东方正统犹太领袖对哈扎尔人的态度中有一种奇怪的矛盾心理，尤其在巴格达的犹太学院。担任学院领袖的冈（希伯来语的“大人”）是分散在近东和中东的犹太人定居点的精神领袖，而驱逐主，或“囚禁王子”，代表着这些或多或少自治社区里有的世俗权力。萨迪亚·冈（882-942），最为著名，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在著作中反复提到哈扎尔人。他提到了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他去哈扎里亚定居，好像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他含糊地谈论哈扎尔宫廷；在其他地方，他解释说，在圣经中的“泰尔的海勒姆”中，海勒姆不是一个合适的名字，而是一个皇家头衔，“就像哈里发代表阿拉伯统治者的哈里发，卡根代表哈扎尔人的国王。”
因此，从字面上和隐喻的意义上说，对于东方犹太人的教会领袖来说，哈扎里亚确实“在地图上”；但与此同时，对哈扎尔人他们有一定的疑虑，既是基于种族原因，也因为他们怀疑卡拉特异端的倾向。一位11世纪的希伯来作家，雅弗·伊本-阿里，他自己是卡拉特人，解释了马梅泽这个词，“混蛋”，以哈扎尔人成为不属于这个种族的犹太人。与他同时代的雅各布·本-鲁本，说哈扎尔人，“一个不承担流放束缚的民族，反映了这种矛盾态度的另一面，他们是不向外邦人致敬的伟大战士”。
在总结我们有的关于哈扎尔的希伯来语资料时，我们会感觉到一种热情、怀疑和最主要的困惑的混合。在拉比看来，一个由突厥犹太人组成的战士民族一定像割礼过的独角兽一样奇怪。在一千年的分散中，犹太人忘记了拥有国王和国家是什么感觉。对他们来说，弥赛亚比卡根更真实。
作为与皈依有关的阿拉伯和希伯来语资料的附言，应该提到的是，显然最早的基督教资料早于他们两者。早在864年的某个时候，威斯特伐利亚修道士，阿基塔尼亚的基督教·德鲁斯玛，在《福音》中写了一篇拉丁论文，他说，“在找不到基督徒的地区，他们叫哥革和玛各，是匈人；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加扎里，他们行割礼，全面信仰犹太教。”这句话写在马太福音24.14*的题目上，与它没有明显的关系，后面也没有再提这个话题。
9
大约在同一时间，当德鲁斯马写下关于犹太哈扎尔人的传闻时，一个由拜占庭皇帝派来的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试图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他不亚于圣西里尔，“斯拉夫人的使徒”，据称是西里尔字母的设计者。他和他的哥哥，圣美多德，根据皇帝迈克尔三世在腓特烈族长的建议下发布的命令前去传教（他自己显然是哈扎尔的后裔，因为据说皇帝曾经愤怒地称他为“哈扎尔脸”）。
西里尔的传教努力似乎在东欧的斯拉夫人中取得了成功，但在哈扎尔人中没有成功。他经由克里米亚的切尔森前往他们的国家；据说在切尔森，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学习希伯来语，准备他的使命；然后他乘坐“哈扎里安路”——顿-伏尔加港口——前往伊提尔，从那里沿着里海去迎接卡根河（没有说在哪里）。通常的神学争论随之而来，但连成年的维塔君斯坦丁（西里尔的原名）都没有影响哈扎尔犹太人，西里尔只是在卡根心中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几人受洗和二百名基督徒囚犯被释放卡根作为善意的姿态。这是他为大费周章的皇帝的使者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斯拉夫语言学的学生们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奇怪的关注。传统认为西里尔不仅设计了西里尔字母，还设计了格拉哥里字母。根据巴伦的说法，后者“在克罗地亚一直使用到17世纪”。它借用了希伯来字母表至少有11个字符，部分代表了斯拉夫语的声音，早已被承认”。（这11个字符分别是A、B、V、G、E、K、P、R、S、Sch、t。）这似乎证实了之前关于希伯来字母在哈扎尔人附近传播读写能力的影响。
III
衰落
1
“它是”，D.西诺1写道，“在8世纪下半叶，哈扎尔帝国达到了其荣耀的顶峰”，即在布兰的皈依和奥巴迪亚时期的宗教改革之间。这并不是意味着哈扎尔人的好运应该归功于他们的犹太宗教。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很强大。
他们权力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是哈扎尔皇帝里奥，他于775-80年统治拜占庭——以他的母亲哈扎尔公主“花”的名字命名——她在宫廷中创造了一种新时尚。我们记得，她的婚姻发生在哈扎尔在阿达比尔战役中大战胜穆斯林后不久，约瑟夫信和其他资料中都提到了。邓洛普说，这两件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2
然而，在那个时期的秘密阴谋中，王朝时期的婚姻和订婚可能是危险的。它们一再为发动一场战争提供借口，或者至少提供了一个导火索。这种模式显然是由哈扎尔人的领主阿提拉开创的。据说在450年，阿提拉收到了来自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妹妹霍诺里亚的信息。这位浪漫而雄心勃勃的女士恳求匈奴酋长把她从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被迫嫁给一个老参议员——并把她的戒指寄给了他。阿提拉立即宣称她是他的新娘，一半的帝国作为她的嫁妆；当瓦伦提尼安拒绝，阿提拉入侵了高卢。
这种准典型模式的几个变体在哈扎尔的历史上出现过几次。我们还记得保加利亚国王对他女儿被绑架的愤怒，以及他如何因为这一事件要求哈里发为他建造一座堡垒来对抗哈扎尔人。如果我们相信阿拉伯人的消息来源，类似的事件（尽管有不同的转折）导致了8世纪末哈扎尔-穆斯林战争在一段长时间和平后的最后一次爆发。
根据泰伯里所说，公元798年*，哈里发命令亚美尼亚总督娶卡根的一个女儿，为了让与哈扎尔毗邻的边境更安全。这位总督是巴米凯德斯家族的一员（顺便说一句，这让王子想起了一千零一夜的同名家族，他邀请乞丐参加丰盛的宴会却没有准备宴席）。巴米切德同意了，哈扎尔公主和她的侍从和嫁妆组成一支豪华的队伍（见第一部分第十节）。但她死在婴儿的床上；新生儿也死了；她的朝臣们回到哈扎里亚后，向卡根人暗示她被毒死了。卡根迅速入侵亚美尼亚，并（根据两个阿拉伯方面的资料来源）3俘虏了5万人。哈里发被迫释放了成千上万的罪犯，并武装他们以阻止哈扎尔人的进攻。
阿拉伯方面的资料至少提到了一个8世纪的事件，一个失败的王朝婚姻，随后是哈扎尔人入侵；格鲁吉亚纪事史还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名单（在名单中，皇家公主没有被毒死，而是为了逃离卡根的床而自杀）。像往常一样，细节和确切的日期都值得怀疑4，这些活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也是如此。但在编年史中反复提到交换新娘和中毒的女王，毫无疑问，这一主题对人们的想象力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可能对政治事件也有影响。
2
八世纪末后哈扎尔与阿拉伯人的战斗就不再被提及了。当我们进入第九个世纪，哈扎尔人似乎享受了至少几十年的和平，编年史中很少提及他们，历史上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们国家的南部边界已经平定；与哈里发国的关系已经稳定为一种默认的互不侵犯条约；与拜占庭的关系仍然是绝对友好的。
然而，在这个相对田园诗般的时期的中间，有一段不祥的插曲，预示着新的危险。大约在833年，哈扎尔卡根和贝克向东罗马皇帝西奥菲勒斯派出了大使，要求有技术的建筑师和工匠在顿河下游建造一座堡垒。皇帝反应敏捷。他派了一支舰队穿越黑海和亚速海，到达顿河口到达建造堡垒的战略地点。由此，萨克尔就形成了，著名的堡垒和无价的考古遗址，几乎是唯一一个提供哈扎尔历史线索的地方——直到它被淹没在毗邻伏尔加-顿运河的齐林扬斯克水库。君士坦丁七世详细叙述了这一事件，他说由于该地区没有石头，萨克尔是用砖建造的，在专门建造的窑中燃烧。他没有提到的一个怪事是（苏联考古学家在遗址时发现），建造者也使用了拜占庭起源的大理石柱，可以追溯到6世纪，可能是从拜占庭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帝国节俭的一个很好的例证5。
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堡垒是由罗马和哈扎尔人的共同努力建造的，潜在的敌人是那些世界舞台上强大的、充满威胁的新来者，西方称他们为维京人或北欧人，东方称他们为罗斯人。
两个世纪前，被征服的阿拉伯人大规模挺进包夹文明世界，左边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右边穿过高加索地区。现在，在维京人的时代，历史似乎创造了一种对那个早期阶段的镜像。最初引发穆斯林征服战争爆发的地方在已知世界的最南端地区——阿拉伯沙漠。维京人的袭击和征服起源于其最北的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阿拉伯人通过陆地向北推进，北欧人通过海上和水路向南推进。阿拉伯人，至少在理论上，是在进行一场圣战，维京人发动的是海盗和掠夺的邪恶战争；但就受害者而言，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历史学家都无法对经济、生态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些未知的原因使阿拉伯和斯堪的纳维亚这些明显静止的地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充满活力和鲁莽事业的火山。两次火山爆发在几个世纪内都消失了，但在世界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两者都在这段时间内从野蛮和只会带来毁灭社会发展到拥有辉煌的文化成就。大约在拜占庭-哈扎尔人联合为抵御东部维京人的进攻建造萨克尔的时候，他们的西部分支已经渗透了欧洲所有主要水道，征服了一半的爱尔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殖民了冰岛，征服了诺曼底，多次洗劫了巴黎，袭击了德国、罗纳三角洲、热那亚湾，环绕了伊比利亚半岛，通过地中海和达达尼尔海峡袭击了君士坦丁堡，同时，罗斯人袭击了第聂伯河和黑海。正如托因比所写：“在九世纪，即罗斯人袭击哈扎尔人和东罗马人的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以一个巨大的弧线袭击、征服和殖民，最终向西南延伸……到北美，向东南到……里海。”
难怪在西方的祈祷仪式中加入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平息愤怒的诺曼人。难怪君士坦丁堡需要它的哈扎尔盟友作为保护盾牌，抵御维京船头雕刻的龙，就像几个世纪前他需要他们对抗先知的绿色旗帜一样。和之前一样，哈扎尔人再次首当其冲，最终看到他们的首都成为一片废墟。
不仅仅是拜占庭有理由感谢哈扎尔人阻止维京舰队从北方沿着大水道的前进。我们现在能更好地理解约瑟夫写于一个世纪后的话：“在全能的主的帮助下我保护河口，不允许罗斯人在他们的船只入侵阿拉伯人的土地……。我（和俄罗斯人）打了很多场激烈的战争。”
3
被拜占庭人称为“罗斯人”的维京人，被阿拉伯编年史家称为“瓦良格人”。根据汤因比的说法，“Rhos”最可能的来源是“来自瑞典语单词“rodher”，意思是桨手”。7
至于“瓦良格”，它被阿拉伯人和俄罗斯初级编年史中用来指定北欧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波罗的海实际上被他们称为“瓦良格海”。虽然这个所谓维京人起源于瑞典东部，与袭击西欧的挪威人和丹麦人不同，但他们的行动遵循同样的模式。季节性的；以战略布局的岛屿为基础，这些岛屿作为攻击大陆的要塞、军械库和补给基地；其天性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展，从掠夺抢劫和强迫商人来到或多或少的永久定居点开始，最终与被征服的土著人口融合。因此，维京人对爱尔兰的渗透始于占领都柏林湾的雷赫鲁岛（蓝嵌）；英格兰从塔尼特岛被入侵；入侵大陆始于征服瓦尔切伦岛（荷兰附近）和诺伊穆蒂埃岛（卢瓦尔河河口）。
至于“瓦良格”，它被阿拉伯人和俄罗斯初级编年史中用来指定北欧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波罗的海实际上被他们称为“瓦良格海”。虽然这个所谓维京人起源于瑞典东部，与袭击西欧的挪威人和丹麦人不同，但他们的行动遵循同样的模式。季节性的；以战略布局的岛屿为基础，这些岛屿作为攻击大陆的要塞、军械库和补给基地；其天性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展，从掠夺抢劫和强迫商人来到或多或少的永久定居点开始，最终与被征服的土著人口融合。因此，维京人对爱尔兰的渗透始于占领都柏林湾的雷赫鲁岛（蓝嵌）；英格兰从塔尼特岛被入侵；入侵大陆始于征服瓦尔切伦岛（荷兰附近）和诺伊穆蒂埃岛（卢瓦尔河河口）。
在欧洲的极东，北方人正在遵循同样的征服蓝图行进。穿过波罗的海和芬兰湾后，他们沿着沃克霍夫河而上，进入伊尔曼湖（列宁格勒以南），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岛屿——冰岛传奇的霍姆格德岛。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并最终发展成为诺夫哥罗德市。*从这里开始，他们在广大的水道上向南进军：从伏尔加河进入里海，从第聂伯河进入黑海。
前一条路线穿过好战的保加利亚人和哈扎尔人的国家；后一条穿过居住在哈扎尔帝国西北郊区的各种斯拉夫部落的领土，向卡根进贡：基辅地区的波利亚人、莫斯科南部的维亚提奇人、第聂伯河以东的拉季米奇人、德尔纳河上的犹太人等都属此类† 。这些斯拉夫人似乎发展了先进的农业方法，显然比他们在伏尔加河的“突厥”邻居更怯懦，因为，正如伯里所说，他们成为了斯堪的纳维亚掠夺者的“自然猎物”。尽管第聂伯河有大瀑布，相较于伏尔加河和顿河（更危险）。第聂伯河成为了“伟大的水道”——北欧传奇的“大航道”——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再到君士坦丁堡。他们甚至给斯七大瀑布起了斯堪纳维亚的名字，取自他们的斯拉夫语名字；君士坦丁认真地列举了这两个版本（例如，挪威语中的巴鲁福斯，斯拉夫语中的沃尔尼，因为“汹涌的瀑布”）。
* 不要和下诺夫哥罗德（现在更名为高尔基）混淆。
这些瓦良格-罗斯人似乎是一种独特的混合，甚至在他们的亲戚维京人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结合了海盗、强盗和邪恶的商人的特征，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交易，使用剑和战斧。他们用毛皮、刀剑和琥珀换取黄金，但他们的主要商品是奴隶。一位当代阿拉伯编年史家写道：
在这个诺夫哥罗德岛上有10万人，这些人经常乘船出去袭击斯拉夫人，他们抓住斯拉夫人，俘虏他们，带他们去哈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那里出售。[我们还记得马苏迪提到的伊提尔的奴隶市场]。他们没有耕地，也没有种子，[靠对斯拉夫人的掠夺为生。他们生了孩子，父亲就在孩子面前拔刀，说：“我没有金银，也没有财宝可以留给你，这就是你的产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9
现代历史学家麦克伊韦迪很好地总结道：
从冰岛到突厥斯坦边界，从北极到君士坦丁堡，维京-瓦良格人的活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和勇气，如此多的活力浪费在掠夺上是令人悲哀的。北方的英雄们直到被征服后才屈尊进行贸易；他们更喜欢血迹斑斑、有荣耀的黄金，而不是稳定的商业利润。10
因此，在夏季向南航行的俄罗斯车队既是商业舰队又是军事舰队；两个角色结合在一起，每个舰队都无法预测商人们在什么时候会变成战士。这些舰队的规模非常庞大。马苏迪说，一支俄罗斯军队从伏尔加河进入里海（912-13年）进入里海，包括“大约500艘船，每艘有100人”。他说，在这5万人中，有3.5万人在战斗中丧生。*马苏迪可能有些夸张，但显然夸张的程度有限。即使在他们征伐的早期阶段（大约860年），罗斯人也越过黑海，围攻君士坦丁堡，舰队数量估计在200到君士坦丁堡230艘之间。
鉴于这些强大的入侵者的不可预测性和频繁的背叛，拜占庭人和哈扎尔人不得不按照谚语说的“见机行事”。在萨克尔要塞建成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贸易协定和与俄罗斯人的交换大使与野蛮的战争交替发生。北方人缓慢地、逐渐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建立了永久的定居点，通过与他们的臣民和封臣混在一起而斯拉夫化，最后，接受了拜占庭教会的信仰。到那时，在十世纪的最后几年，“罗斯”已经变成了“俄罗斯人”。早期的罗斯王子和贵族仍然拥有斯拉夫化的斯堪纳维亚名字：留里克来自赫罗雷克，奥列格来自赫尔格，来自英格瓦的伊戈尔，奥尔加来自赫尔加，等等。伊戈尔-英格瓦尔王子在945年与拜占庭人签订的商业条约包含了他的同伴名单，在50个斯堪纳维亚名字中只有三个有斯拉夫名字。11但是英格瓦和赫尔加的儿子取了斯拉夫的名字斯维亚托斯拉夫，从那时起同化的过程开始了，瓦良格人逐渐失去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身份，挪威传统也从俄罗斯历史中消失。
即使在那个野蛮的时代，很难对这些神秘的民族构建一副精神肖像。编年史是有偏见的遭受北方入侵者的民族成员谱写的；他们自己的故事仍然不为人知，因为斯堪纳维亚文学的兴起是在维京人时代之后很久，那时他们的功绩已经发展成为传奇。即便如此，早期的挪威文学似乎证实了他们对战斗的无节制的欲望，以及在这种场合抓住他们的特殊的疯狂；他们甚至有一个特别的词：狂战士——狂暴的战士生存之道。
阿拉伯的编年史家们对他们感到非常困惑，他们不仅在相隔寥寥几行就与其他史学家有不同意见，而且他们也自相矛盾。我们的老朋友伊本·法德兰对他在保加利亚人的伏尔加河遇到的罗马人肮脏肮脏的习惯感到非常厌恶。下面关于罗斯的文章发生在他对哈扎尔人的描述之前，前面引用过：
他们是主心目中最肮脏的生物。早晨，一个女仆带了一盆水给主人；他洗脸和头发，往盆里擤鼻子，然后女孩把它交给下一个人，他也一样擤鼻子，家里的人都用这个盆擤鼻子，吐口水，洗脸和头发一遍。12
与此相反，伊本·鲁斯塔几乎在同一时间写道：“他们的衣服很干净”——而没有进一步说明。13
伊本·法德兰再次对罗斯人在公共场合猥亵和排便感到愤怒，他们的国王也会这样做，而伊本·鲁斯塔和加尔德兹对这种令人作呕的习惯一无所知。但他们自己的说法同样可疑，也前后矛盾。伊本·鲁斯塔这样说：“他们尊敬他们的客人，对那些寻求庇护的陌生人和他们中间所有不幸的人都很好。他们不允许他们中间的人欺压他们，他们中间谁冤枉或压迫他们，就找出这样的人，把他赶出去。”
但在接下来的几段里，他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罗斯社会的状况：
没有一个人会独自去满足生理需要，需要三个同伴伴随保护他，每个人都有他的剑，因为缺乏安全感和经常背叛，如果一个人哪怕有一点财富，自己的兄弟和他的朋友都会觊觎杀死和掠夺他。15
然而，关于他们的军事美德，各种资料意见是一致的：
这些人精力充沛，很勇敢，在平地上作战无坚不摧，任何人都逃脱不掉妻女被占有自己被充作奴隶的下场。16
4
这就是现在哈扎尔人所面临的前景。
萨克尔的建造正当其时；它使他们能够控制罗斯舰队沿顿河和顿伏尔加港口（“哈扎里亚路”）下游的移动。总的来说，似乎在他们出现的第一个世纪*的掠夺主要针对拜占庭（显然，有过大量的掠夺），而他们与哈扎尔的关系基本是贸易，虽然不是没有摩擦和间歇性的冲突。无论如何，哈扎尔人能够控制罗斯的贸易路线，并对所有通过他们的国家到拜占庭和穆斯林土地的货物征收10%的税。
他们还对北方人产生了一些文化影响，北方人尽管暴力，但他们天真并愿意向他们接触的人学习。这种影响的程度可以通过早期诺夫哥罗德的罗马统治者采用了“卡根”的头衔来表明。这一点得到了拜占庭和阿拉伯资料的证实；例如，伊本·鲁斯塔在描述了诺夫哥罗德建造的岛屿后说：“他们有一个国王叫卡根罗斯。”此外，伊本·法德兰报告说，卡根罗斯有一个将军，他领导军队，并代表他走到人民面前。泽基·瓦利迪指出，这种代表团在北方的日耳曼人中是不存在的，国王必须是最重要的战士；瓦利迪得出结论，罗斯显然模仿了哈扎尔的双王统治制度。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哈扎尔人是最繁荣和文化上最先进的民族，罗斯在他们征服的早期阶段与他们进行了接触。而且这种接触一定是相当激烈的，因为在伊提尔有一个罗斯商人群体，在基辅也有一个哈扎尔犹太人社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遗憾的是，在我们所讨论的事件发生一千多年后，苏联政权尽最大努力消除对哈扎尔人的历史作用和文化成就的记忆。1952年1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以下新闻：
早期俄罗斯文化被贬低
苏联历史学家受到指责
另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因贬低俄罗斯人民的早期文化和发展而受到真理报的批评。他是阿塔莫诺夫教授，在苏联科学院历史和哲学系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重复了他在1937年的一本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即基辅古城的建立有哈扎尔人的很大功劳。他把他们描绘成一个先进的民族，却沦为俄国人侵略野心的牺牲品。
“所有这些事情，”真理报写道，“与历史事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哈扎尔王国代表了不同部落的原始合并，在建立东部斯拉夫人的建国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古代资料证明，早在有关哈扎尔人的任何记录出现之前，东部斯拉夫人就已经形成了国家结构。哈扎尔王国非但没有促进古代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反而阻碍了东部斯拉夫部落的发展。我们的考古学家获得的材料表明了古俄罗斯的高水平文化。只有藐视历史真理，忽视事实，才会说哈扎尔尔文化的优越性。哈扎尔王国的理想化反映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缺陷观点的明显存在，他们贬低了俄罗斯人民的土著。这个概念的错误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概念不能被苏联的史学所接受。”
我经常引用的阿塔莫诺夫在1937年出版了（除了学术期刊上的许多文章）他的第一本书，讲述了哈扎尔人的早期历史。他的代表作《哈扎尔人的历史》显然在《真理报》抨击时正在筹备写作。因此，这本书在十年后——1962年出版时——在最后一节就否认了之前写的一切——事实上，也否认了作者的毕生工作。其中的相关段落如下：
哈扎尔王国解体并分裂，大多数人与其他相关民族合并，少数民族定居，失去了国籍，变成了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寄生阶级。
俄罗斯人从未回避过东方的文化成就。但是从伊提尔哈扎尔人那里，俄国人什么也没有得到。这里就顺便提一下，激进的哈扎尔犹太教是怎么被其他与之有关的民族：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佩切涅格斯人、阿兰人和波洛夫特西亚人对待的。围绕基辅的权力宝座的与来自伊提尔的剥削者斗争的需求刺激了塞尔柱和斯拉夫人的统一，这种统一反过来创造了暴力增长的可能性和前景，不仅限于俄罗斯国家体系，古代俄罗斯文化也受其影响。这种文化一直都是原始的，从来不依赖于哈扎尔人的影响。那些俄罗斯文化传承下来的微不足道的哈扎尔人的东方元素，通常在处理文化问题俄罗斯和哈扎尔人之间的关系时被想起，但这完全没有渗透到俄罗斯文化的核心，是表浅的，时间也是短暂的。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文化史上有“哈扎尔”时期。
从萨克尔的遗迹被洪水淹没开始，党派就抹去了他们的痕迹。
5
密集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并没有阻止罗斯人通过侵占他们的斯拉夫臣民和诸侯而逐渐进入哈扎尔帝国。根据主流俄罗斯编年史，到859年——也就是萨克尔建成大约25年后——斯拉夫民族的贡品“被波罗的海以外的哈扎尔人和瓦良格人分割”。瓦良格人向“楚兹人”、“克里维奇人”等上贡，即更北方的斯拉夫人上贡，而哈扎尔人继续向维亚蒂奇人、赛维安人，以及最重要的是基辅中部地区的波利亚尼人上贡。但这没有持续太久。三年后，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个日期（在俄罗斯编年史上的），以前在哈扎尔宗主国的统治下的第聂伯河上的关键城镇基辅，落入了罗斯手中。
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尽管显然没有发生过武装斗争。根据编年史，诺夫哥罗德当时由（半传奇的）留里克王子（赫罗雷克）统治，他控制着所有的维京人定居点、北部斯拉夫人和一些芬兰人。留里克的两个手下，奥斯科尔德和迪尔，在沿着第聂伯河行进时，看到了山上的一个要塞，他们很喜欢；并被告知这是基辅的城镇，它“向哈扎尔人上贡”。两人和他们的家人在城里定居下来，“聚集了许多北方人，邻近的斯拉夫人归属过来，即留里克统治的诺夫哥罗德。”大约二十年后，留里克的儿子奥列格[赫尔吉]过来杀死了奥斯卡科尔德和迪尔，并将基辅交给了他。”基辅很快在重要性上超过了诺夫哥罗德：它成为瓦良格人的首都和“俄罗斯城镇之母”；而以它命名的公国成为了俄罗斯第一个国家的摇篮。
约瑟夫的信写于罗斯占领基辅大约一个世纪后，但在他的哈扎尔尔人的财产清单中不再有它。有影响力的哈扎尔人犹太人社区在基辅镇和省中幸存下来，在他们的国家最终被彻底摧毁后，大量的哈扎尔移民加强了他们的力量。俄罗斯编年史不断提到来自泽姆利亚·日多夫斯卡娅的英雄，“犹太人的国家”；基辅的“哈扎尔人之门”对昔日统治者的记忆一直延续到现代。
6
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9世纪下半叶，在继续说俄国扩张之前，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大草原人民，特别是马扎尔人的一些重要的发展。这些事件与俄罗斯势力的崛起是平行的，并对哈扎尔人和欧洲地图产生了直接影响。
自哈扎尔帝国诞生以来，马扎尔人一直是哈扎尔人的盟友，显然是自愿的封臣。马戛尔尼写道：“他们的起源和早期流浪的问题一直让学者们困惑”；17在其他地方他称其为“历史上最黑暗的谜题之一”。18我们关于他们的起源所唯一确信的是马扎尔人与芬兰人有亲缘关系，他们的语言属于所谓的芬兰语系，生活在乌拉尔北部的森林地区的乌戈尔人和奥斯加克人也属于这个家族。因此，他们最初与大草原上的斯拉夫人和突厥民族无关，但他们后来生活在其中——有一种民族的好奇心，他们至今仍如此。与其他小国不同，现代匈牙利与邻国没有语言联系；马扎尔人仍然是欧洲的一个民族飞地，遥远的芬兰人是他们唯一的表亲。
在基督教时代的早期几个世纪里，这个游牧部落被赶出了乌拉尔地区以前的栖息地，通过大草原向南迁移，最终定居在顿河和库班河之间的地区。因此，他们成为了哈扎尔人的邻居，甚至在后者崛起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半游牧民族联盟的一部分，奥戈诺尔（“十支箭”或十个部落）；人们认为“匈牙利”这个名字是这个词的斯拉夫版本；19而“马扎尔人”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自称。
如前所述，大约从七世纪中期到九世纪末，他们一直是哈扎尔帝国的臣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这整个时期，当其他部落进行抢占地位的凶残角逐时，我们没有发现记录里有哈扎尔和马扎尔之间的武装冲突，而同一时间所有的邻居互相之间都有战争：伏尔加保加利亚人，多瑙河保加利亚人，塞尔柱人，佩切涅格斯人，等等，还有阿拉伯人和罗斯人。纵览俄罗斯编年史，马扎尔人所在草原北部和再往北的森林的黑土区里的阿拉伯人和芬兰人那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使用马扎尔人这个名字的痕迹在俄罗斯北部地区的一些地名中幸存下来。这些地名可能是指前马扎尔驻军和前哨的所在地。20因此，汤因比得出结论，马扎尔人肯定统治了他们的斯拉夫邻居并让他们上贡，“哈扎尔人让马扎尔人当他们的代理人，尽管毫无疑问，马扎尔人也以此牟利。”21
俄罗斯人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有利可图的状况。大约在萨克尔建成的时候，马扎尔人穿过顿河到达西岸。从大约830年开始，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重新定居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后来被命名为莱贝迪亚。这一举动的原因在历史学家中一直争论不休；汤因比的解释既是最新的，也是最合理的：
我们可以……断定经过马扎尔人占领了顿河以西的大草原...由于草原国家以前属于哈扎尔人，而且马扎尔人是哈扎尔人的下属盟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扎尔人并没有违背哈扎尔人的意愿在哈扎尔人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地位。事实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哈扎尔人不仅允许马扎尔人在顿河的西部定居下来，而且实际上在那里安顿他们是为了达到哈扎尔人自己的目的。出于战略原因，重新安置主体民族是以前的游牧帝国建造者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新的位置，马扎尔人可以帮助哈扎尔人阻止罗斯向东南和向南推进。在顿河以西安顿马扎尔人的目的与顿河东岸的萨克尔要塞完全相同。22
7
这种安排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都非常有效。在这期间，马扎尔人和哈扎尔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最终导致了两件事发生，在匈牙利国家留下了深远影响。首先，哈扎尔人给了他们一个国王，他建立了第一个马扎尔王朝；其次，几个哈扎尔部落加入了马扎尔人，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民族性格。
第一件事君士坦丁在《行政管理》（大约950年）中有所描述，他提到的名字也出现在第一匈牙利编年史（11世纪）。君士坦丁告诉我们，在哈扎尔人干预马扎尔部落的内部事务之前，他们没有至高无上的国王，只有部落首领；其中最著名的被称为勒贝迪亚斯（勒贝迪亚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
马扎尔人由七个部落组成，但当时他们没有统治者，无论是本地人的还是外国人，但有一些酋长，其中主要的酋长是前面提到的勒贝迪亚。而哈扎里亚的统治者卡根，由于他们[马扎尔人的英勇和军事援助，指派给了他们的第一位酋长，一个叫勒贝迪亚斯的人，一个高贵的哈扎尔人作为他的妻子为他生育；但是，勒贝迪亚斯不知为何没有与她成家。
王朝的结盟没能成功。但是卡根决心加强勒贝迪亚斯和他的部落与哈扎尔王国的联系：
过了不久，哈扎里亚的统治者卡根告诉马扎尔人……派他们的第一个酋长来给他。于是，勒贝迪亚斯来到哈扎里亚的卡根面前，问他为什么指派他。卡根对他说，我们叫你，是因为既然你生得好，聪明，勇敢，是马扎尔人的第一个，我们就提拔你成为你们民族的统治者，使你们可以服从我们的法律和命令。
但勒贝迪亚斯似乎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带着适当的感激表达，拒绝了成为傀儡国王的提议，而是提议把这一荣誉授予一位名叫阿尔穆斯的酋长，或者阿尔穆斯的儿子阿尔帕德。因此，卡根“对这次演讲感到高兴”，派勒贝迪亚斯带着合适的护送回他的人民；他们选择了阿尔帕德做他们的国王。阿尔帕德的登基仪式是“在哈扎尔人的习俗和习惯之下”举行的，他们把他举在盾牌上。但在此之前，马扎尔人从来没有过其他统治者；因此匈牙利的统治者直到今天才从民族中选出来。”
君士坦丁写“这一天”时大约是在950年，也就是在事件发生的一个世纪后。事实上，阿尔帕德领导了他的马扎尔人征服了匈牙利；他的王朝一直统治到1301年，他的名字是匈牙利学生最早学习的名字之一。哈扎尔人染指了很多历史的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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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似乎对匈牙利这个民族的性格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君士坦丁告诉我们，在某个不详的日期，23部分哈扎尔民族反抗他们的叛乱（亚洲）统治者。叛乱分子由三个部落组成，“他们被称为卡巴人[或卡巴尔人]，他们属于哈扎尔人自己的民族。”政府获胜；一些叛军被屠杀，一些人逃离这个国家，与马扎尔人定居，他们成为了朋友。他们还教哈扎尔人的语言给马扎尔人，直到今天，他们还说同样的方言，但他们也说马扎尔人的另一种语言。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更有效率，是八个部落中最有男子气概的。七个原始的马扎尔部落加上卡巴尔部落，以及战争中的领导人被选为第一个部落，当中有每个部落的领袖，[最初]三个部落，一直存在到今天。”
补充一下他所说的，君士坦丁在他的下一章开始罗列“卡巴和马扎尔的成群部落”。首先是从哈扎尔人分离出来的，上面提到的卡巴部落，诸如此类。24实际上自称为“马扎尔”的部落或部族只排名第三。
看起来马扎尔人接受了哈扎尔人的血脉，可能是精神上的也可能是如字面意思。
它在几个方面影响了他们。首先，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了解到，至少直到10世纪中叶，匈牙利人都使用马扎尔语和哈扎尔语。几位现代学术权威已经对这一独特的事实发表了评论。伯里写道：“这种双重语言的结果是现代匈牙利语言的混合特征，这为关于马扎尔人的种族亲缘关系的两种相反的观点提供了似是而非的论点。”25汤因比26说，虽然匈牙利人很久以前就不再说双语了，但他们还处于建国的初期时会说两种语言，现在的匈牙利语里有两百个哈扎尔人说的突厥古楚瓦什方言的借用词证实了这一点（见上文第一章，第3节）。
马扎尔人和罗斯人一样，也采用了一种改良的哈扎尔双王制形式。因此加德兹：“……他们的领导人与2万骑兵骑马；他们叫他坎达[匈牙利语：Kende]，这是他们的大国王的头衔，但有效统治他们的人的头衔是朱拉。马扎尔人做他们朱拉的命令。”我们有理由相信，匈牙利的第一批朱拉是卡巴人。27
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在事实上接管了马扎尔部落领导权的持不同政见的卡巴部落中，有犹太人，或“犹太化宗教”的信徒。28 正如阿塔莫诺夫和巴塔所暗示的那样29，卡巴的“宗教改革者”在某种程度上与奥巴迪亚国王发起的宗教改革有关，或者是对他们的反应。拉比法，严格的饮食规则，塔木德式的辩论可能非常违背这些穿着闪亮盔甲的草原战士的个性。如果他们宣称自己信仰的是“犹太化的宗教”，那它一定更接近古代沙漠希伯来人的信仰，而不是拉比的正统。他们甚至可能是卡拉派原教旨主义教派的追随者，因此被认为是异教徒。但这纯粹是一种猜测。
9
哈扎尔人和马扎尔人之间的密切合作，在马扎尔人于公元896年，告别欧亚大草原，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征服了后来成为他们家园的地方之后就结束了。这种移民的具体情形如何尚有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掌握它的大致脉络。在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又一个粗鲁的玩家加入了游牧民的争权夺利抢椅子游戏：佩切涅格斯人。*我们对这个突厥部落所知甚少，他们被君士坦丁描述为贪得无厌贪婪的野蛮人，可以被收买去与其他野蛮人和罗斯人作战。他们生活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属于哈扎尔宗主国；根据伊本·鲁斯塔的说法，30哈扎尔人“每年袭击他们”，以强迫他们上贡。
到九世纪末，一场灾难（毫不意外地）降临到了佩切涅格斯人身上：他们被他们的东部邻国赶出了他们的国家。这些邻居不是别人，正是伊本·法德兰非常不喜欢的塞尔柱人（或乌古斯人）——不时脱离中亚的荒野，向西漂流的突厥部落中的一个。流离失所的佩切涅格斯人斯试图在哈扎里亚定居，但哈扎尔人把他们打败了† 。佩切涅格斯人继续向西跋涉，穿过顿河，入侵了马扎尔人的领土。马扎尔人又被迫进一步向西撤退，进入第聂伯河和塞雷斯河之间的地区。他们称这个地区的Etel-Koz，为“河流之间的土地”。他们似乎在889年在那里定居；但在896年，佩切涅格斯人再次进攻，与多瑙河保加利亚人结盟，于是马扎尔人撤退到现在的匈牙利。
粗略地说，这是马扎尔人从东部大草原逃离的故事，以及马扎尔-哈扎尔联系的结束。细节存在争议；一些历史学家31怀着某种热情坚持认为，马扎尔人只失败了一次，而不是两次，在佩切涅格斯人的手下，而Etel-Koz只是勒贝迪亚斯的另一个名字，但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留给专家们研究。更有趣的是，马扎尔人作为强大的战士的形象和他们不断从栖息地逃离之间的有明显矛盾。因此，我们从兰斯32的欣克马编年史中了解到，他们在862年袭击了法兰克帝国——这是下个世纪让欧洲惊惧的第一次野蛮入侵。我们还听说，斯拉夫人的使徒圣西里尔在860年在去哈扎里亚的路上与马扎尔部落发生了一次可怕的遭遇。当他们冲向他时，他大声祈祷——“像狼一样嚎叫”。然而，他的圣洁保护了他。33另一部编年史34提到马扎尔人和卡巴人在881年与法兰克人发生冲突；君士坦丁告诉我们，大约十年后，马扎尔人“向西米恩（多瑙河保加利亚人的统治者）开战，痛击溃他，一直赶到普雷斯拉夫，把他关在叫做蒙德拉加的要塞里，然后回家了。”35
* 或者“孔雀鱼”，或者匈牙利语，“贝辛约克”。
我们如何调和所有这些英勇的行为与同一时期从顿河撤退到匈牙利的一系列事件呢？答案似乎在君士坦丁的段落中得到了说明：
"...但在保加利亚人西蒙再次与希腊皇帝讲和，并得到安全后，他派人前往帕齐纳克人，与他们达成协议，发动战争，消灭马扎尔人。当马扎尔人出发作战时，帕齐纳克人和西蒙一起攻打马扎尔人，彻底消灭了他们的家人，悲惨地赶走了马扎尔人去保卫他们的土地。但是马扎尔人回来了，发现他们的国家如此荒凉和毁灭，就搬进了今天被他们占领的国家。匈牙利]。
因此，当他们的土地和家人受到攻击时，大部分军队正在外“发动进攻”；从上面提到的编年史来看，他们经常“离开”家园袭击遥远的国家，让他们的家园几乎没有什么保护。只要他们的邻居只有哈扎尔族霸主和和平的斯拉夫部落，他们就可以沉迷于这种危险的习惯。但随着渴求土地的佩切内格斯人的出现，就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君士坦丁所描述的灾难可能只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最后一次。但这最终使得他们只能在山区之外寻找一个新的、更安全的家，一个在他们之前的两次征伐中知晓的国家。
还有另一种思路支持这一假设。马扎尔人似乎是在9世纪下半叶才养成了突袭的习惯——大约是在他们从哈扎尔尔人那里接受血脉的时候。事实证明，这可能是喜忧参半的事。卡巴人，他们“在战争中更有效率，更有男子气概”，在我们看来，成为了主要的部落，并给他们的军队注入了冒险的精神，这很快就把他们变成了欧洲的祸害，就像早期的匈奴人一样。他们还教马扎尔人“自古以来每个突厥民族都采用的非常特殊和独特的战术——匈奴人、阿瓦尔人、土耳其人、佩切内格人、库曼人——而其他民族不会的……轻骑兵使用的老式撤退方法，逃跑时射击，猛然发出可怕的、狼一样的咆哮。”36
在9世纪和10世纪匈牙利入侵者入侵德国、巴尔干半岛、意大利、甚至法国，这些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但他们面对对佩切涅格斯人没能占到什么便宜，对面也会用相同的战术并能同样刺骨地嚎叫。
因此，通过历史的曲折逻辑，哈扎尔人间接地对匈牙利国家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哈扎尔人自己则消失在迷雾中。马戛尔尼也有类似的思路，甚至进一步强调了卡巴人的血统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马扎尔民族的大部分，真正的芬兰-乌格里亚人，有点算是（虽然不是很好）爱好和平和定居生活的农业学家，在不安定的国家安家……在多瑙河以西。阿尔福尔德平原被卡巴人的游牧民族、真正的突厥人、牧民、骑兵和战士、这个国家的主力和军队所占领。这一种族在君士坦丁时代仍然是“马扎尔人的第一批部落”的骄傲。我相信，主要是卡巴人从大草原上袭击了斯拉夫人和俄国人；在895年领导了对抗保加利亚人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是半个欧洲的噩梦。37
然而，匈牙利人却设法保持了他们的民族身份。“六十年来不安和无情的战争的冲击落在卡巴人身上，他们的队伍一定因此大大削弱了。与此同时，真正的马扎尔人，生活比较和平，增加了他们的数量。”38 在双语时期之后，他们还成功地在德语和斯拉夫的邻居中保留了原来的芬兰-乌格里克语——与多瑙河保加利亚人相反，后者失去了原来的突厥语，现在说斯拉夫方言。
然而，卡巴人的影响继续在匈牙利仍然留存，即使在他们被喀尔巴阡山脉分开之后，哈扎尔-马扎尔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切断。根据瓦西里耶夫的说法，39年在十世纪，匈牙利公爵塔克索尼邀请了数量不详的哈扎尔人在他的领地定居。这些移民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哈扎里亚犹太人。我们也可以假设，卡巴人和后来的移民都带来了一些他们著名的工匠，他们教匈牙利人他们的艺术（见上文，第一章，第13章）。
在占领他们新的永久家园的过程中，马扎尔人不得不驱逐他们以前的居住者，摩拉维亚人和多瑙河保加利亚人，他们搬到了他们仍然居住的地区。他们的其他斯拉夫邻居——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或多或少已经在那里了。因此，由于在遥远的乌拉尔地区开始的连锁反应——塞尔柱人驱赶佩切涅格斯人，驱逐马扎尔人，驱逐保加利亚人和摩拉维亚人，现代中欧的地图开始成形。移动的万花筒变成了一个或多或少稳定的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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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继续罗斯在那里崛起的故事——在公元862年左右，留里克的人不流血地吞并了基辅。这也是马扎尔人被佩切涅格斯人赶向西的大致日期，从而剥夺了哈扎尔人在其西侧的保护。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可以如此容易地控制基辅。
但是哈扎尔军事力量的削弱也使拜占庭人受到罗斯人的攻击。就在罗斯人在基辅定居的时候，他们的船只沿着第聂伯河航行，穿过黑海，进攻君士坦丁堡。伯里非常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这次事件：
公元860年6月，皇帝迈克尔三世率领他所有的军队去攻打撒拉逊人。当他收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时，他可能已经走了很远，使他迅速赶回君士坦丁堡。一支俄国军队带着二百艘船穿过黑海，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洗劫了岸边的修道院和郊区，占领了王子岛。城里的居民由于对危险的突然恐惧和他们自己的无能而完全士气低落。通常驻扎在城市附近的军队（塔马塔）和皇帝一起在很远的地方……舰队也不在。野蛮人把郊区变成了废墟，准备进攻这座城市。在这场危机中……博学的族教福提乌斯站了起来；他承担了恢复同胞的道德勇气的任务。当他谈到帝国的城市，“几乎是世界的女王之城”，不应该被一群卑鄙而野蛮的奴隶嘲笑。但是，当他诉诸在以往围攻中有效使用的教会魔法时，民众可能只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受到些许安慰。圣母的珍贵衣服被举着围绕城墙游行；人们相信它曾被浸在海水中，目的是为了掀起一场风暴。但风暴没有出现，但不久之后俄国人开始撤退，也许快乐的市民中没有多少人没有把他们的解脱归咎于圣母的直接干预。40
为了公正，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博学的族教”腓修斯，他的雄辩拯救了帝国，他正是派圣西里尔执行传教任务的“哈扎尔脸”。至于罗斯的撤退，这是由于希腊军队和舰队的匆忙返回造成的；但是，“哈扎尔脸”在痛苦的等待期间挽救了民众的士气。
汤因比对这一事件也有一些有趣的评论。他在860年写道，俄国人“可能前所未有地接近占领君士坦丁堡”。他还分享了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所表达的观点，即东部北方的第聂伯河舰队在黑海的攻击与西部维京舰队的同时攻击协调，接近横跨地中海的君士坦丁海峡和达达尼尔堡：
瓦西里耶夫和帕斯基耶维茨和维尔纳德斯基倾向于相信这两支海军正外出探险，因此在马尔马拉海相遇不是巧合而是注定的，他们甚至开始猜测在他们看来制定了这个大规模的战略计划的决策大师的名字。他们认为诺夫哥罗德的留里克和日德兰岛的留里克是同一个人。42
这使人们认识到哈扎尔人不得不与之作战的对手的可怕。也不是拜占庭外交反应迟缓没有意识到这点以及必须要根据形势两场战争之间玩平衡游戏，而是他们虔诚地希望俄罗斯最终会皈依基督教，并入东方大主教区。至于哈扎尔人，他们暂时是一项重要的资产，但一旦有机会，无论这个机会是体面的还是不体面的，就会被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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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拜占庭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武装冲突和友好盟约之间摇摆。战争发生于860年（围攻君士坦丁堡），907、941、944、969-71年；条约于838-9，861，911，945，957，971年缔结。关于这些秘密协议的内容，我们知之甚少，但少数为我们所知的内容也令人困惑地表现出权利游戏的复杂性。君士坦丁堡围攻几年后，牧首福提乌斯（仍是同一人）报告说，罗斯派大使到君士坦丁堡，根据拜占庭的传教传统，“恳求皇帝接受基督教洗礼”。正如伯里所说：“我们不能说这个大使馆代表了哪个或有多少个俄罗斯定居点的民意，但目的一定是为最近的突袭提供补偿，也许是为了解救囚犯。”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俄罗斯人同意接受基督教……但这些种子并找到非常肥沃的土地。一百多年来，我们再也没有听说俄国人皈依基督教的消息了。然而，在公元860年到866年之间签订的条约，可能有了其他影响。”43
这些影响包括招募斯堪纳维亚水手加入拜占庭舰队——到902年，已有700人。另一个影响是著名的“瓦良格卫队”，这是一个由罗斯和其他北欧雇佣军组成的精锐部队，甚至包括英国人。在945年和971年的条约中，基辅公国的俄罗斯统治者承诺按照要求向拜占庭皇帝提供军队。44在君士坦丁时代，即十世纪中期，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出现俄罗斯舰队成为一种惯例；他们不再围攻君士坦丁堡，而是出售他们的货物。贸易受到严格的管制（除非武装冲突介入）：根据俄罗斯编年史，在907年和911年的条约中规定，俄罗斯访客只能通过一个城门进入君士坦丁堡，而一次不能超过五十人，还要由官员护送；他们在城市逗留期间将得到足够多的粮食，以及多达六个月的其他食物供应，每月运送，包括面包、酒、肉、鱼和洗浴设施（如果需要）。为了确保所有的交易都应该是和适当的，货币黑市交易被罚砍掉一只手。作为与日益强大的俄罗斯人实现和平共处的最终手段，他们也没有忘记试图让罗斯人改宗。但这真的很难。根据俄罗斯编年史，当基辅摄政王奥列格与拜占庭签订911年条约时，“里奥和亚历山大[联合统治者]在达成进贡协议并宣誓相互遵守后，亲吻了十字架，邀请奥列格和他的人同样宣誓。”根据罗斯的宗教，后者向他们的武器和他们的神佩伦，以及牛之神沃洛斯宣誓，并因此确认了条约。”45
近半个世纪和几个战争和条约之后，神圣教会的胜利似乎在眼前：957年基辅奥尔加公主（伊戈尔王子的遗孀）在她国事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受洗（也许她已经在离开之前受洗过一次，这也是有争议的）。
纪念奥尔加的各种宴会和庆典在仪式中有详细的描述，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位女士对帝国王座里展示的机械玩具有何反应——例如，毛绒狮子发出可怕的机械吼声。（另一位尊贵的客人柳特普兰主教记录道，他之所以能保持冷静，只是因为事先被警告过。）对于司仪（君士坦丁本人）来说，这个场合肯定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奥尔加不仅是女性君主，她的随从也是女性；男性外交官和82名顾问，“得意地走在俄罗斯代表团的后面”。46*
就在宴会前发生了一件小事，象征着罗斯与拜占庭关系的微妙。当拜占庭宫廷的女士们进来时，她们会趴在皇室面前。奥尔加仍然站着，但人们满意地注意到，她显然微微倾斜着头。她就像穆斯林政府的客人一样，坐在一张单独的桌子旁。”47
俄罗斯编年史记录的这次国事访问稍有不同。当关于洗礼这一微妙的话题被提及时，奥尔加告诉君士坦丁：“如果他想给她施洗，他应该亲自履行这个职责；否则她就不愿意接受洗礼了。”皇帝同意了，并请求族长教导她的信仰。
牧首教导她祷告和禁食，施舍和保持贞洁。她低下头，像海绵吸水一样，急切地接受他的教导...
在她受洗后，皇帝召集了奥尔加，并告诉她他希望她成为他的妻子。但她回答说：“你给我洗礼，叫我你的女儿，你怎么能嫁给我呢？”因为在基督徒中这是不合法的，你自己知道。”然后皇帝说：“奥尔加，你智慧胜过了我。”48
当她回到基辅时，君士坦丁“给她发了个口信，说：‘因为我给了你很多礼物，你答应我，当你回到罗斯后，你会给我许多奴隶、蜡和毛皮，并派士兵去帮助我。”奥尔加对使节回答说，如果皇帝和她在波查纳呆的时间和她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呆的时间一样，她会答应他的请求。说了这些话，她就解散了使节们。”49
这个奥尔加-赫尔加一定是一个可怕的斯堪纳维亚亚马逊女战士。如前所述，她是伊戈尔王子的遗孀，据说是留里克的儿子，俄罗斯编年史将留里克描述为一个贪婪、愚蠢和虐待狂的统治者。941年，他用一支大舰队进攻拜占庭人，“他们俘虏的人，有些人被屠杀，有些人被作为目标射击，有些人被抓住，把手绑在背后，用铁钉穿过脑袋。许多神圣的教堂被付之一炬。”50最后，他们被拜占庭舰队击败，他们通过船头上的管道向希腊人开火。“俄国人一看到火焰，就跳进海水里，幸存者回到家乡，说希腊人拥有来自天堂的闪电，并把闪电点燃了，使俄国人无法征服他们。“†就在这一段插曲之后，四年后又签订了另一个友谊条约。作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国家，罗斯人对希腊火的印象其他袭击拜占庭的人印象更深刻，而“来自天堂的闪电”是一个很有利于希腊教堂的论点。但他们还是没有准备好皈依基督教。
当伊戈尔在945年被斯拉夫民族德雷夫利亚人杀害时，他之前强迫他们上贡高昂的珍品，寡居的奥尔加成为基辅的摄政王。她通过对德里夫利亚人进行四次报复来开始她的统治：首先，德里夫利亚的和平使团被活埋；然后，一个由名人组成的代表团被锁在浴缸里活活烧毁；随后是另一场大屠杀，最后是德里夫利亚人的主要城镇被烧毁。奥尔加的嗜血欲似乎真的贪得无厌。编年史告诉我们，从那天起，她成为了“基督教俄罗斯的先驱，即使黎明先于太阳，黎明先于白天。”因为她在夜间像月亮一样发光，在异教徒中间像泥潭中的珍珠一样发光。”在适当的时候，她被封为东正教的第一位俄罗斯圣徒。
* 奥尔加的9名亲戚，20名外交官，43名商业顾问，1名牧师，2名口译员，6名外交官的仆人和奥尔加的特别口译员。
† 汤因比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希腊人著名的秘密武器称为“凝固汽油弹”。它是一种成分未知的化学物质，可能是一种蒸馏的石油成分，在与水接触时自发点燃，不能被水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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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奥尔加的洗礼和她对君士坦丁的国事访问，但这并不是希腊教会和俄国人之间激烈对抗的结束。因为奥尔加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恢复了异教，拒绝听从母亲的恳求，“召集了大批英勇的军队，像豹子一样轻盈，进行了许多战役”，其中一场对抗哈扎尔人，另一场对抗拜占庭人。直到988年，在他的儿子圣弗拉基米尔统治期间，俄罗斯的统治王朝才明确地接受了希腊东正教的信仰——与此同时，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包括遥远的冰岛人，皈依了罗马拉丁教会。世界上持久的宗教分裂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教的哈扎尔人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君士坦丁堡和基辅之间日益增长的和解，尽管有起起伏伏，使伊提尔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哈扎尔人的存在不利于拜占庭的贸易路线，他们对不断增加的货物流动征收10%的税，成为拜占庭国库和俄国战士商人的眼中钉。拜占庭人对其前盟友的态度发生变化的表现是切尔森向俄国人投降。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人和哈扎尔人一直在争夺克里米亚重要港口，偶尔还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但当弗拉基米尔占领切尔森时，拜占庭人甚至没有抗议；因为，正如伯里所说，“为了与俄罗斯国家永久和平与友谊的友谊，这样的牺牲已不算太高价了，后来俄国成了一个一支强大的势力。”52
切尔森的牺牲可能是正当的；但从长远来看，牺牲与哈扎尔的联盟是一项目光短浅的政策。
IV
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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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俄罗斯和拜占庭在九和十世纪的关系，我得大量引用两个可靠的资料来源：君士坦丁的行政管理书和俄罗斯编年史。但是在同一时期俄国-哈扎尔的对抗——我们现在要谈的——我们没有可比较的原始资料；伊提尔的档案，如果曾经存在的话，已经随风消失，在哈扎尔帝国最后一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必须再次依靠在各种阿拉伯编年史和地理位置中发现的脱节的、偶然出现的线索。
这个时期从大约862年基辅被俄罗斯占领到大约965年被斯维亚托斯拉夫摧毁伊提尔。在失去基辅，马扎尔人撤退到匈牙利之后，哈扎帝国的前西部属地（克里米亚的部分地区除外）不再在卡根的控制之下；基辅王子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第聂伯盆地的斯拉夫部落说：“不要给哈扎尔人上贡任何东西！”1
哈扎尔人可能愿意默许他们在西方的霸权的丧失，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人也在东方、伏尔加河和里海周边地区不断侵占里海。这些毗邻“哈扎尔海”南部的穆斯林土地——阿塞拜疆、吉兰、希尔万、塔巴里斯坦、尤尔扬——是维京人舰队的诱人目标，既作为掠夺的对象，也作为与穆斯林哈里发进行贸易的贸易站。但是，到达里海的通道，经过伏尔加三角洲，是被哈扎尔人控制的——就像到达黑海的途径在他们仍然控制的基辅一样。而“控制”意味着罗斯必须请求允许每支船队通过，并支付10%的关税——这是对自尊和钱袋子的双重侮辱。
有一段时间，平衡微妙地维持着。罗斯舰队支付了他们的税款，驶往哈扎尔海，与周围的人进行贸易。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贸易经常成为掠夺的同义词。在864年到8842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罗斯远征队袭击了塔巴里斯坦的阿巴斯昆港。他们被打败了，但在910年，他们回来了，掠夺了城市和乡村，并带走了一些穆斯林囚犯作为奴隶出售。对哈扎尔人来说，这一定很尴尬，因为他们与哈里发国保持着友好，也因为他们的常备军中有穆斯林雇佣军。三年后，也就是公元913年，事情在一场武装冲突中达到了高潮，最终以一场大屠杀告终。
这个重大事件已经简要提到过（第三章，第三节）已经被马苏迪详细描述过，而俄罗斯编年史则沉默地忽略了它。马苏迪告诉我们，“在赫吉拉300年[公元912-913]之后一段时间，一支500艘船的罗斯舰队，每艘100人”正在接近哈扎尔领土：
当罗斯人的船只靠近驻扎在海峡口的哈扎尔人时……他们致信哈扎尔人国王，要求允许通过，顺流而下，然后进入哈扎尔海……条件是他们必须把从海岸人民那里获得的战利品的一半给他。他允许了他们通过，他们……顺流而下到达伊提尔城，经过河的河口，在那里与哈扎尔海汇合。从河口到伊提尔市，这条河非常大，水量丰富。罗斯的船只遍布整个大海。他们的突击队的目标是在朱尔扬海岸的吉兰、朱尔扬、塔巴里斯坦、阿巴斯昆、石脑油国家[巴库]和阿塞拜疆地区。罗斯人制造流血事件，杀害妇女和儿童，夺取战利品，向四面八方袭击和焚烧。2a
他们甚至洗劫了阿达比尔城。当人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并拿起武器时，罗斯人按照他们的经典战略，从海岸撤退到巴库附近的岛屿。当地人，用小船和商船，试图把他们赶走。
但是罗斯人转向了他们，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被杀害或淹死。罗斯人在这片海中待了好几个月。当他们得到了足够的战利品，厌倦了，便出发前往哈扎尔河的河口，通知哈扎尔人的国王，并根据他与他们确定的条件，把丰富的战利品转交给他。亚利西亚人[哈扎尔人军队中的穆斯林雇佣军]和其他住在哈扎里亚的穆斯林了解了罗斯人的情况，并对哈扎尔里人的国王说：让我们去对付这些人。他们袭击了穆斯林，我们的兄弟们的土地，流血不止，奴役了妇女和儿童。他无法反驳。于是他派人叫罗斯，告诉他们穆斯林决心与他们作战。
哈扎里亚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去寻找罗斯人，他们顺流而下，从伊提尔到伏尔加河口。当两支军队相互接近时，罗斯人下了船，准备与穆斯林作战，穆斯林是一些住在伊蒂尔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大约有15000人，带着马匹和装备。战斗持续了三天。上帝帮助穆斯林对抗他们。罗斯被剑死了。一些人被杀，另一些人被淹死。在哈扎尔河岸边被穆斯林杀害的人中，大约有5000人逃跑了，但这些人也被布尔塔斯人和保加利亚人杀死了。
这是马苏迪对912-13年俄罗斯对里海的灾难性入侵的描述。当然，这是有偏见的。哈扎尔统治者被描绘成一个反复无常的流氓，首先作为罗斯掠夺者的被动共谋，然后授权攻击他们，但同时通知他们“穆斯林”在他自己的指挥下准备的伏击。即使是保加利亚人，马苏迪也说“他们是穆斯林”——尽管伊本·法德兰在十年后访问保加利亚人时，说他们还远远没有皈依。但是，尽管受到了宗教偏见的影响，马苏迪的描述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哈扎尔领导层所面临的困境或几个困境。他们也许不会过分担心里海海岸的人民所遭受的不幸；这并不是一个伤感的时代。但是，如果掠夺成性的罗斯，在控制了基辅和第聂伯河之后，在伏尔加河上建立了一个立足点呢？此外，罗斯人再次突袭里海可能会平息哈里发的愤怒——不是对于罗斯人自己，他们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而是对于无辜的——嗯，几乎是无辜的哈扎尔人。
正如伊本·法德兰记录的那样，他们与哈里发国的关系是和平的，但仍然是不稳定的。马苏迪描述的罗斯人突袭发生在912-13年；伊本·法德兰在921-2年到保加利亚。他对有关事件的叙述如下：3
这个城市的穆斯林有一座大教堂清真寺，他们星期五在那里祈祷和参加。它有一个高高的尖塔和几个在尖塔上祈祷的哭泣者。当哈扎尔人的国王在a。H.310[公元922年]说，穆斯林摧毁了位于达尔巴布纳境内不明地点的犹太教堂，他命令摧毁尖塔，并杀死了宣礼员。他说：“如果我不是担心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不会留下一个犹太教堂，而是会被摧毁，我也会摧毁清真寺。”
这一事件证明了人们对相互威慑战略和局势升级的危险的美好错觉。它还再次表明，哈扎尔人的统治者感到在情感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命运相联系。
2
马苏迪对912-13罗斯入侵里海的描述是以这样结束的：“从那一年以来，罗斯再也没有重复过我们所描述的内容。”巧合的是，马苏迪在同年-943年写了这篇文章，罗斯人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再次入侵里海；但马苏迪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在913年的灾难之后的三十年里，他们一直远离世界的那一部分；现在他们显然感到足够强大，可以再试一次；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伊戈尔人在希腊的炮火中丧生。在这次新的入侵过程中，罗斯人在里海地区的巴尔达市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并能够占领了整整一年。最后，罗斯人之间爆发了瘟疫，阿塞拜疆的幸存者得以逃离。这一次，阿拉伯人的消息来源没有提到任何哈扎尔人参与掠夺，他们也没有参与战斗。但约瑟夫在几年后写给哈斯代的信中写道：“我守卫着河口，不允许乘船来的罗斯人入侵这块土地...我与他奋战。”*
无论在这一特殊场合，哈扎尔军队是否参加了战斗，事实仍然是，几年后，他们决定拒绝俄国人进入“哈扎尔海”，从943年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罗斯入侵里海的消息。
这一重大决定，很可能是由穆斯林社区的内部压力造成的，使哈扎尔人卷入了与罗斯的“激烈战争”。然而，除了约瑟夫的信中的陈述之外，我们没有任何记录。除了在旧俄国编年史中提到的公元965年的一场重大战役，这导致了哈扎尔帝国的分裂。
3
这次战役的领导人是基辅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子，伊戈尔和奥尔加的儿子。据说他“像豹子一样轻盈”，他“进行了许多竞选活动”——事实上，他统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竞选。尽管他母亲不断恳求，但他拒绝接受洗礼，“因为这将使他成为臣民的笑柄”。俄罗斯编年史还告诉我们，“在他的探险中，他既不带大车，也不带炊具，也不煮肉，而是切下小条马肉、野味或牛肉，在煤块上烤后吃。”他也没有帐篷，只是在自己下面铺了一条马毯，把马鞍放在头上。他所有的随从也这样做。”4当他攻击敌人时，他蔑视秘密行动，反而派使者去宣布：“我来了。”
对于反对哈扎尔人，编年史家只用了几行，在记录武装冲突时通常采用简洁的语气：
* 在同一封信的“详细版本”中（见附录三），还有另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被另一位抄写者添加上去的：“如果我给他们一个小时，他们将摧毁直到巴格达的所有阿拉伯国家……”
斯维亚托斯拉夫去了奥卡河和伏尔加河，在与维亚提基亚人(一个居住在现代莫斯科南部地区的斯拉夫部落]接触时，他询问他们向谁进贡。他们回答说，他们每块犁地付一块银子给哈扎尔人。当哈扎尔人听说他的到来时，他们出去和他们的王子卡根去迎接他，军队就打了起来。当战斗这样发生时，斯维亚托斯拉夫击败了哈扎尔人，占领了他们的比埃拉维埃扎城。4a
现在，比拉·维埃扎——白色城堡——萨克尔的斯拉夫名字，这是顿河上著名的哈扎尔要塞；但应该注意的是，《俄罗斯编年史》中没有提到对首都伊提尔的毁灭——我们将回到这一点。
编年史继续叙述，斯维亚托斯拉夫“也征服了亚西亚人和卡鲁吉亚人”[奥塞梯人和奇尔卡西亚人]，打败了多瑙河保加利亚人，被拜占庭人打败，在返回基辅的路上被一群佩切涅格斯人谋杀。“他们砍下他的头，用他的头骨做了一个杯子，盖上金子，喝了。”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胜利是哈扎里亚的终结——我们将会看到，这显然是错误的。965年萨克尔的毁灭标志着哈扎尔帝国的终结，而不是哈扎尔国家的终结——1918年标志着奥匈帝国的终结，但并不是奥地利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哈扎尔人对遥远的斯拉夫部落的控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延伸到莫斯科附近——现在已经明确地结束了；但在高加索、唐和伏尔加之间的哈扎尔人的中心地带仍然完好无损。通往里海的通道仍然靠近罗斯，我们没有听说他们有进一步试图强行进入里海。正如托因比尖锐地指出：“罗斯人成功地摧毁了哈扎尔草原帝国，但他们获得的唯一哈扎尔领土是塔尼亚半岛上的特穆托拉坎[面对克里米亚]，这一收获是短暂的。直到16世纪到半时，莫斯科人才永久征服了伏尔加河……使河流入里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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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之间爆发了内战，最小的弗拉基米尔取得了胜利。他也像父亲一样是异教徒，他也像祖母奥尔加一样，成为悔过的罪人，接受洗礼，最终被封为圣徒。然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圣弗拉基米尔似乎遵循了圣奥古斯丁的座右铭：上帝会赐予我贞洁，但现在还没有。《俄罗斯纪事报》对此的描述相当严厉：
现在弗拉基米尔被对女人的欲望所征服。他在维什哥罗德有三百个小妾，在别尔哥罗德有三百个，在伯雷斯托沃有二百个。他对邪恶感到贪得无厌。他甚至引诱已婚妇女，侵犯年轻女孩，因为他像所罗门一样是放荡子。因为据说所罗门有七百个妻子，三百个小妾。他很聪明，但最后他还是破产了。但弗拉基米尔，虽然起初被欺骗了，但最终找到了救赎。主是伟大的，他的能力和智慧是没有尽头的。7
奥尔加的洗礼，大约在957年，并没有破除太多阻碍，即使是她自己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在公元989年的洗礼是一个重大事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在此之前，他们与四大宗教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演习和神学讨论，这为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之前的辩论提供了一种镜像。事实上，旧的俄罗斯编年史对这些神学争论的描述不断地让人想起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对保加利亚国王对以前的智库非常信任的描述——只是结果是不同的。
这一次有四人而不是三名参赛者——因为希腊和拉丁教会之间的分裂在10世纪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尽管它在11世纪才正式生效）。
俄罗斯编年史对弗拉基米尔皈依的描述首先提到了他对伏尔加保加利亚人的胜利，随后签订了友谊条约。“保加利亚人宣称：‘愿我们之间和平，直到石头和稻草下沉。’”弗拉基米尔回到基辅，保加利亚人派出了一个穆斯林宗教使团来使他皈依信仰。他们向他描述了天堂的快乐，每个男人都将得到七十个美丽的女人。弗拉基米尔“赞同”听了他们，但当谈到不能吃猪肉和葡萄酒时，他触碰到了自己的底线。
“喝酒，”他说，“是俄国人的乐趣。如果没有这种快乐，我们就无法生存。”8
接下来是一个由罗马天主教徒组成的德国代表团，他们是拉丁仪式的信徒。禁食是他们信仰的主要要求之一，这让他们又没什么竞争力。”…然后弗拉基米尔回答说：“离开吧；我们的父亲不接受这样的原则。’”9
第三个使团是由哈扎尔犹太人组成的。他们表现得最差。弗拉基米尔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再统治耶路撒冷。他们回答说：‘神得罪了我们的祖先，又因我们的罪，把我们分散在外邦人中间。’王子接着问道：‘当你们自己被神的手抛弃和分散在外的时候，你们怎么能指望去教导别人呢？你希望我们也能接受这种命运吗？’”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传教士是拜占庭希腊人派来的学者。他从穆斯林开始抨击，说穆斯林是“被诅咒的人，如所多玛和蛾摩拉，主把燃烧的石头落在上面，埋葬和淹没……。因为他们润湿自己的粪便，把水倒进嘴里，胡须沾着，追忆穆罕默德。弗拉基米尔听到这些话，就吐痰说：这是一件卑鄙的事。
这位拜占庭学者随后指责犹太人将上帝钉在十字架上，而罗马天主教徒——用更温和的话来说——则“修改了仪式”。在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他开始长篇地阐述旧约和新约，从世界的创造开始。然而，在最后，弗拉基米尔似乎信心不足，因为当他被要求受洗时，他回答说：“我还要再等一会儿。”然后，他派了他自己的使节，“十个善良的智者”，到各国观察他们的宗教活动。在适当的时候，这个调查委员会向他报告说，拜占庭式的服务“比其他国家的仪式更公平，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天堂还是在地上”。
但弗拉基米尔仍然犹豫，编年史接下来写了一个不合理的说法：
“一年过去了，在988年，弗拉基米尔继续率领一支武装力量对抗希腊城市切尔森……（我们记得，这个重要的克里米亚港口的控制权在拜占庭人和克里米亚人之间争夺了很长一段时间。）英勇的切尔森人拒绝投降。弗拉基米尔的军队针对城墙建造了土方工程，但切尔森人“在城墙下挖了一条隧道，偷走了堆积的土，带到城里，堆在那里”。然后，一个叛徒向罗斯营地射了一箭，并说：“你身后有泉水，水从管道流出。”当弗拉基米尔收到这个消息后，他抬起眼睛望着天堂，发誓，如果这个希望实现了，他就会受洗。12
他成功地切断了城市的供水供应，切尔森投降了。于是，弗拉基米尔显然忘记了他的誓言，“向巴西尔皇帝和君士坦丁[当时的联合统治者]发送信息，说：“看哪，我已经占领了你们光荣的城市。”我还听说你有一个未婚的妹妹。除非你把她交给我的妻子，否则我就会像对待切尔森一样对待你自己的城市。’”
皇帝回答说：“如果你受洗，你就会娶她，继承神的国，成为我们信仰中的伴侣。”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弗拉基米尔终于接受了洗礼，并娶了拜占庭的公主安娜。几年后，希腊基督教不仅成为统治者的官方宗教，也成为俄罗斯人民的官方宗教，从1037年起，俄罗斯教会由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管辖。
5
这是拜占庭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维尔纳德斯基称其为“使历史研究如此吸引人的突然转变之一……推测俄罗斯王子们历史中可能的行动轨迹很有趣……也许采纳这些信仰[犹太教或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接受这些信仰中的一种必然决定了俄罗斯未来的文化和政治发展。接受伊斯兰教可能会吸引俄罗斯进入阿拉伯文化的圈子——即亚洲-埃及文化。德国人接受罗马基督教会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拉丁或欧洲文化的国家。对犹太教或东正教的接受确保了俄罗斯在欧洲和亚洲的文化独立。”13
但是俄国人需要盟友而不需要独立，东罗马帝国，无论多么腐败，在权力、文化和贸易方面仍然是比摇摇欲坠的哈扎尔帝国更理想的盟友。也不应该低估拜占庭政治家的才能在促成影响了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俄罗斯编年史》对弗拉基米尔游戏般拖延决定的天真描述，没有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在他接受洗礼之前的外交策略和艰难的讨价还价——因此，事实上，拜占庭式保护了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切尔森显然是代价的一部分，与安娜公主的王朝婚姻也是如此。但协议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结束拜占庭-哈扎尔联盟，取而代之的是拜占庭-俄罗斯联盟对抗哈扎尔。几年后，在1016年，一支拜占庭-俄罗斯联合军队入侵哈扎里亚，打败了它的统治者，并“征服了这个国家”（见下文，第四，8）。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君士坦丁七世在位的日子，弗拉基米尔皈依的50年前，这一切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记得君士坦丁关于“如何对哈扎里亚和由谁开战”的思考。前面(II、7）中引用的段落继续如下：
如果阿拉尼亚的统治者不与哈扎尔人保持和平，而认为罗马皇帝的友谊对他有更大的价值，那么，如果哈扎尔人不选择保持与皇帝的友谊与和平，阿拉尼亚人可以做最大的牺牲。他可以沿路伏击他们，在他们前往萨尔克尔以及“第九气候区”守卫空虚时攻击他们……黑保加利亚人（伏尔加的保加利亚人）也可以向哈扎尔人开战。14
汤因比在引用了这段话后，发表了以下相当感人的评论：
如果君士坦丁七世手册中关于东罗马帝国政府外交关系的这段话曾经落入哈扎尔卡根和他的大臣们手中，他们会感到愤怒的。他们会指出，现在的哈扎里亚是世界上最太平的国家之一，如果说她在早期更好战，她从来没有针对过东罗马帝国。事实上，这两个大国从未交战过，而另一方面，哈扎里亚经常与东罗马帝国的敌人交战，这是对帝国的明显优势。事实上，帝国可能在萨萨尼亚波斯皇帝库斯劳二世和穆斯林阿拉伯人的连续攻击中幸存下来。此后，哈扎尔人对阿拉伯人向高加索地区推进的进攻和防御抵抗，缓解了阿拉伯帝国的进攻压力。哈扎里亚和帝国之间的友谊在他们各自的皇室联姻中被象征和巩固。那么，当君士坦丁在想办法通过引诱她的邻居来攻击她来折磨哈扎里亚时，他心里在想什么呢？15
汤因比提出的反问句的答案显然是，拜占庭人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启发——正如前面所说的，他们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感伤的时代。我们的也不是。
6
然而，事实证明，它却是一项目光短浅的政策。要再次引用伯里的话：
在这个地区，帝国政策的首要原则是维持与哈扎尔人的和平。这是哈扎尔帝国地理位置的直接结果，它位于第聂伯河和高加索河之间。从七世纪，赫拉克里乌斯寻求哈扎尔人的帮助来对抗波斯，到十世纪，在此期间伊提尔的权力衰落，这段时间这是皇帝的一贯政策。查干人对他的野蛮邻居实行有效的控制，这对帝国有利。16
这种“有效的控制”现在将从哈扎尔卡根转移到基辅的王子罗斯卡根。但这并不起作用。哈扎尔人是大草原上的一个突厥部落，他们能够应对一波又一波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入侵者；他们抵抗和征服了保加利亚人、布里亚特人、佩切涅格斯人、塞尔柱人等等。俄国人和他们的斯拉夫臣民并不是大草原上的游牧战士，他们的机动战略和游击战术。*由于游牧民族的不断压力，俄罗斯的权力中心逐渐从南部的大草原转移到树木繁茂的北方，再转移到加利齐亚、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等公国。拜占庭人认为基辅将接管伊提尔的角色，成为东欧的守护者和贸易中心；相反，基辅迅速衰落。这是俄罗斯历史第一章的结束，随后是一段混乱的时期，十几个独立的公国彼此之间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
这就产生了一个权力真空，注入了一波征服游牧民的新浪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老朋友塞尔柱的新分支，伊本·法德兰发现他们比他不得不去拜访的其他野蛮部落更可恶。正如编年史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异教徒和无神的敌人”，被俄国人称为波洛夫茨，被拜占庭人称为库曼人，被匈牙利人称为昆，被他们的突厥同胞称为基普查克人。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他们统治着匈牙利的大草原（后来他们又被蒙古人的入侵淹没）。† 他们还与拜占庭人打了几次战争。该王朝的另一个分支塞尔柱人（以其统治王朝命名）在历史性的曼齐克特战役（1071年）中摧毁了一支庞大的拜占庭军队，并占领了罗马四世提奥吉尼斯。从此以后，拜占庭人就无法阻止土耳其人控制小亚细亚的大部分省份——即今天的土耳其——这里以前曾是东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
人们只能猜测，如果拜占庭没有放弃过去三个世纪保持的传统政策，依靠哈扎尔的据点对抗穆斯林、土耳其和维京入侵者，历史是否会大不一样。然而，看来帝国的现实政治结果并不太现实。
7
在库曼统治的两个世纪里，随着蒙古人的入侵，东部大草原再次陷入黑暗时代，哈扎尔人后来的历史被笼罩在比其起源更深的黑暗之中。关于哈扎尔国最后衰落时期的资料主要来自穆斯林；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是如此模棱两可，几乎每个名称、日期和地理指示都有几种解释。历史学家对事实如饥似渴，只剩下几块漂白的骨头可以啃，就像饥饿的猎狗一样，只求找到一些秘密维生。
根据以前所说的，导致哈扎尔权力衰落的决定性事件似乎不是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胜利，而是弗拉基米尔的皈依。19世纪的历史学家‡经常把胜利等同于哈扎尔国家终结，这场胜利到底有多重要？我们记得俄国编年史只提到了萨克尔要塞的摧毁，而没有提到首都伊提尔的毁灭。我们从几个阿拉伯来源知道，它确实被摧毁了，这些来源不容忽视；但何时以及被谁摧毁并不清楚。主要资料来源伊本·霍卡尔说，这是“彻底摧毁了哈扎尔兰、萨曼达和伊提尔”的人——显然相信哈扎尔兰和伊提尔是不同的城镇，而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双胞胎城镇；他的年代不同于俄罗斯编年史中萨克尔沦陷的年代，伊本·霍卡尔根本没有提到，就像编年史没有提到伊提尔的毁灭一样。
因此，马夸特认为伊提尔不是被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罗斯人摧毁的，罗斯人只走到萨克尔，摧毁他们的是维京人的浪潮。更复杂的是，第二个阿拉伯消息来源伊本·米斯卡瓦伊说，是一群“突厥人”，在关键的965年降临到了哈扎里亚。他所说的“突厥人”可能指的是罗斯人，正如巴托尔德所说的那样。但它也可能是佩切涅格斯人。我们似乎永远没发知道是谁摧毁了它，不管我们嚼了多少历史的骨头。
*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俄国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描述了俄国人对抗塞尔柱的一场灾难性战役。
† 库曼人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蒙古人那逃离，于1241年在匈牙利获得庇护，并与当地居民合并。”“昆”在匈牙利仍然是一个常见的姓氏。
那么它被摧毁得有多严重呢？主要资料来源，伊本·霍卡尔，首先谈到了伊提尔的“彻底毁灭”，但随后他也在几年后写道，“哈扎尔兰仍然是俄罗斯贸易融合的中心”。因此，“彻底的毁灭”这个词可能是一种夸张。这更有可能发生，因为他还谈到了保加利亚人伏尔加人的首都布哈拉的“彻底破坏”。然而，罗斯人在那里造成的破坏不可能很严重，因为我们发现有硬币是在976-7年在那里铸造的——就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袭击大约十年之后；在13世纪，布哈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正如邓洛普所说：
俄国人在十世纪摧毁哈扎里亚的所有说法的最终来源无疑是伊本霍卡尔。然而，伊本·霍卡尔对这件事的描述可能和他对布哈拉的破坏的描述一样。可以肯定的是，在13世纪蒙古人进攻的时候，布哈拉是一个繁荣的社区。哈扎里亚变成废墟也是暂时的吗？17
这显然是。哈扎尔兰-伊提尔和哈扎尔人的其他城镇，主要由帐篷、木制住宅和用泥土建造的“圆屋”组成，它们很容易被摧毁，也很容易重建；只有皇家和公共建筑都是砖砌的。
然而，所造成的破坏一定是严重的，因为一些阿拉伯编年史家说，人口暂时迁移到里海海岸或岛屿。因此，伊本·霍卡尔说，伊提尔的哈扎尔人从罗斯逃到“拿普塔海岸”的巴库，但后来在舍万的穆斯林国王的帮助下回到了伊提尔和哈扎尔兰。这听起来是合理的，因为雪湾的人不喜欢早期掠夺他们海岸的罗斯人。其他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密斯卡瓦伊和穆卡达西（比伊本·希阿卡尔晚写），也提到了哈扎尔人的大逃亡，以及他们在穆斯林帮助下的回归。根据伊本·密斯卡瓦伊的说法，作为这种帮助的代价，“除了他们的国王之外，他们都接受了伊斯兰教”。穆卡达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它没有提到罗斯人的入侵；他只是说，哈扎尔镇的居民来到海边，后来又皈依了伊斯兰教。他描述的布哈拉比伊提尔更接近里海，这为他的说法降低了可靠性，这相当于把格拉斯哥放在伦敦南部。*
尽管这些说法令人困惑并充满偏见，这都很明显，但其中可能有一些真相。入侵的心理冲击，逃往海上，以及贿赂穆斯林获取援助的必要性可能造就了一些协议，使哈扎里亚的穆斯林社区在国家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记得两个世纪前与马尔万的类似交易(I, 7)，涉及卡根本人，但在哈扎尔的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根据另一个阿拉伯消息来源——死于1048年的比鲁尼，伊提尔在他的时代已经变成了废墟——或者更确切地说，又一次变成了废墟。它又被重建，但从此更名为萨克辛† 。直到12世纪，它都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大城市，在突厥斯坦没有超越”，19 根据一项资料，最终成为洪水的受害者。又一个世纪后，蒙古统治者巴图在这里建造了他的首都。20
在总结俄罗斯编年史和阿拉伯资料告诉我们的关于965年的灾难图景时，我们可以说伊提尔被罗斯或其他入侵者摧毁到未知的程度，但不止一次地重建；哈扎尔国家在苦难中被大大削弱。但毫无疑问，在它缩小的边界内，它至少又存活了200年，也就是说到12世纪中期，也许——尽管不太确定——直到13世纪中期。
8
在致命的965年之后，第一次非阿拉伯人提到哈扎里亚似乎发生在西班牙犹太人驻奥托大帝大使易卜拉欣·伊本·雅库布的旅行报告中，他可能在973年写道，描述哈扎尔人在他的时代仍然很繁荣。21接下来按时间顺序是俄罗斯编年史中记载了公元986年来自哈扎里亚的犹太人到达基辅，他们试图使弗拉基米尔皈依他们的信仰。
当我们进入11世纪时，我们首先读到了已经提到的1016年拜占庭-鲁斯联合战役来对抗哈扎里亚，在这场战役中，这个国家再次被击败。该事件是由一个相当可靠的来源描述的，12世纪拜占庭编年史家塞德勒努斯。显然需要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因为塞德雷努斯谈到了一支由俄国军队支持的拜占庭舰队。哈扎尔人显然具有赌徒的品质，源自他们的土突厥血统，或犹太信仰，或两者兼有。塞德雷努斯还说，被击败的哈扎尔领导人的名字是乔治乌斯·祖尔。乔治斯是一个基督教名；我们从早期的一份报告中知道，卡根的军队中有基督徒和穆斯林。
* 然而，一位现代权威人士巴托尔德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引用于邓洛普（1954），第245页]。
下一个提到哈扎尔人的简短记录是1023年的俄罗斯编年史，根据其中“米迪斯拉夫王子率领哈扎尔人和卡索吉人的军队与他的兄弟雅罗斯拉夫王子进军”。*现在米迪斯拉夫是短暂的特穆托拉坎公国的统治者，它位于刻赤直道东部的塔马塔尔卡镇（现在的塔曼）。如前所述，这是俄罗斯在965年胜利后占领的唯一哈扎尔领土。因此，米迪斯拉夫军队中的哈扎尔人很可能是由俄国王子从当地居民那里征收的。
7年后（公元1030年），据报道，一支哈扎尔军队击败了库尔德人的入侵部队，杀死了1万名士兵，并夺取了他们的装备。这将是额外的证据，证明哈扎尔人仍然非常活跃的话。但它来自一个12世纪的阿拉伯来源，伊本-阿西尔，被认为不是很可靠。
在我们的年表中，在我们对余下的记录如饥似渴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关于一个无名的基督教圣徒尤特提乌斯的奇怪故事。大约在公元1100年，他显然是克里米亚切尔森的一名囚犯，被他的“犹太主人”虐待，强迫他吃逾越节的食物。人们不必太相信故事的真实性（据说圣尤特提乌斯在十字架上存活了十五天）；关键是，犹太人在镇上的强烈影响是理所当然的——在切尔森，一个名义上受基督教统治的城镇，拜占庭人试图否认哈扎尔人，后者被弗拉基米尔征服，但后来（大约990年）恢复到拜占庭。
他们在努托拉坎仍然很强大。在1079年，俄罗斯编年史中有一个晦涩的记录：“特穆托拉坎的哈扎尔人俘虏了奥列格，并把他运到了沙格勒的君士坦丁堡。”这就是所有的记录了。显然，拜占庭人正在秘密阴谋，支持一个俄罗斯王子来对抗他的竞争对手。但我们再次发现，如果哈扎尔人能够捕获并派遣一位俄国王子，他们一定已经在这个俄国城镇行有了相当大的权力。四年后，奥列格与拜占庭人达成协议，被允许回到特穆托拉坎，在那里“他屠杀了曾策划杀害他兄弟并密谋反对自己的哈扎尔人”。奥列格的兄弟罗曼实际上是在哈扎尔人占领奥列格的同一年被基普恰克-库曼人杀死的。他们也策划了他的兄弟被库曼一家谋杀了吗？或者他们是拜占庭人的马基雅维利式游戏中对抗哈扎尔人和罗斯人的受害者？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接近11世纪末了，而他们仍然非常活跃。
几年后，1106年，俄罗斯编年史有另一个简短的记录，根据它，即库曼人，袭击了萨雷茨克附近（基辅西部），俄国王子派军队追击他们，在三个将军严，普提亚塔和“伊凡，哈扎尔人”的指挥下。这是旧俄罗斯编年史中最后一次提到哈扎尔人，它记述到10年后的1116年作结。
但在12世纪下半叶，两位波斯诗人卡卡尼（大约1106-90）和更著名的尼扎米（大约1141-1203）在他们的史诗中提到了他们一生中对尔旺的联合入侵。尽管他们沉迷于写诗，但他们的记录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高加索地区当公务员，并且对高加索部落非常了解。卡卡尼谈到了“堕落的哈扎尔人”——达班德是高加索和黑海之间的污秽或“旋转门”，哈扎尔人在七世纪的美好时期曾经通过这里袭击格鲁吉亚，之后他们发展出一种更平静的生活方式。到最后，他们是否恢复了年轻时不安的游牧战士习惯？
在这些波斯的证词之后，也可能是之前，我们有了著名的犹太旅行家，雷根斯堡的拉比佩塔契亚的简短而暴躁的评论，前文已经引用了（2,8）。我们记得，他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哈扎尔犹太人缺乏犹太语知识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当他穿越哈扎里亚地区时，他只听到“女人的哀号和狗的吠叫”。这只是一种夸张地表达了他的不满，还是他穿越了一个被最近的库曼袭击摧毁的地区？日期是在1170年到1185年之间；12世纪已经接近尾声，而库曼人现在是大草原上无所不在的统治者。
当我们进入十三世纪时，黑暗笼罩下来了，甚至我们微薄的资料来源也没了。但至少有一个参考资料来自一个优秀的证人。这是最后一次提到哈扎尔是一个国家，日期是在1245-127年之间。那时，蒙古人已经将库曼人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游牧帝国，从匈牙利一直延伸到中国。
1245年，教皇伊诺森·伊夫派人前往蒙古帝国西部的统治者国王汗的孙子巴图汗，探索与这个新的世界力量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也毫无疑问，以获得有关其军事力量的信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是60岁的方济会修士约内斯·德普莱诺·卡尔皮尼。他是圣方济各的门徒，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和教会外交官，在体制中担任高级职务。该任务于1245年复活节从科隆出发，穿越德国，穿越第聂伯河和顿河，一年后到达伏尔加河河口的巴图汗和他的金帐汗国的首都：拔都萨莱，又名萨克辛，又名伊提尔。
回到西方后，卡尔皮尼写下了他著名的《蒙古历史》。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民族志和军事数据，以及他所访问的地区的居民的名单。在这份列举了北高加索人的名单中，他提到了阿拉尼亚人和高加索人，还提到了“遵守犹太宗教的哈扎尔人”。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在帷幕落下之前最后一次提到它们。但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记忆才被抹去。热那亚人和威尼斯商人一直把克里米亚称为“哈扎里亚”，这个名字直到16世纪才出现在意大利文件中。然而，到当时，这只是一个地理名称，用来纪念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家。
9
然而，即使在他们的政治权力被破坏后，他们还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和各种各样的人那里留下了哈扎尔-犹太人的影响。
其中有塞尔柱人，他们可能被认为是穆斯林土耳其的真正创始人。在10世纪末，塞尔柱的另一个分支已经向南移动到布哈拉附近，后来从那里爆发到拜占庭小亚细亚并殖民它。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我们的故事，而是通过后门进入的，因为伟大的塞尔柱王朝似乎与哈扎尔人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由把·赫卜烈思（1226-86）记录过，他是叙利亚作家和学者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正如名字所示，他是犹太血统，但皈依基督教，并在20岁时被任命为主教。
把·赫卜烈思说，塞尔柱的父亲图卡克是哈扎尔卡根军队的指挥官，在他死后，塞尔柱本人，王朝的创始人，在卡根的宫廷长大。但他是一个冲动的年轻人，对卡根很放肆，皇后卡顿反感他；结果塞尔柱不得不离开，或者似乎禁止进入宫廷。24
另一个当代资料，伊本-阿迪姆的《阿勒颇历史》，也称塞尔柱的父亲是“哈扎尔土耳其人的名人之一”；第三个，伊本·哈苏尔，26 报道说，塞尔柱“用剑打哈扎尔人的国王，用他手里的狼牙棒打他……”我们还记得在伊本·法德兰的旅行记录中，塞尔柱人对哈扎尔人的强烈矛盾态度。
因此，哈扎尔人和塞尔柱王朝的创始人之间似乎有一种亲密的关系，随后是一次休息。这可能是由于塞尔柱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其他的部落，如库曼人，仍然是异教徒）。然而，哈扎尔-犹太人的影响甚至在中场休息后也盛行了一段时间。在塞尔柱的四个儿子中，有一个被称为以色列的唯一的犹太人名字；还有一个孙子叫多德（大卫）。邓洛普通常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作者，他说：
鉴于上述事实，认为这些名字是占统治地位的哈扎尔人的主要家庭的宗教影响产生的是很合理的。卡兹维尼提到的大教堂中的“大教堂”很可能是一个犹太教堂。27
我们可以在这里补充一点，根据阿塔莫诺夫的说法，特别是犹太人的名字也出现在其他的塞尔柱分支，库曼人中。库曼王子科比亚克的儿子被称为艾萨克和丹尼尔。
10
在历史学家的资源中，传说和民间传说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主要的俄罗斯编年史是由僧侣编纂的；它充斥着宗教思想和圣经朝拜旅行记录。但与它所基于的教会著作可作为参照，基辅时期也产生了一种世俗文学——所谓的文学、英雄史诗或民歌，主要关注伟大的战士和半传奇的王子的事迹。前面提到的关于伊戈尔被库曼人打败的“伊戈尔远征记”，是其中最著名的。比利纳语是通过口头传统传播的，根据维尔纳德斯基的说法，“在20世纪初，俄罗斯北部偏远村庄的农民仍然在吟诵”。28
与俄罗斯编年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史诗没有提到哈扎尔人或他们的国家；相反，他们说的是“犹太人的国家”（泽姆利亚·吉多夫斯卡娅），以及那里的居民是“犹太英雄”（吉多文·博加提尔），他们统治着大草原，与俄国王子的军队作战。史诗告诉我们，其中一个英雄是一个巨大的犹太人，他“从泽姆利亚·吉多夫斯卡娅来到索罗钦山下的特塞萨大草原，只有弗拉基米尔的将军伊利亚·穆罗米茨的勇敢从犹太人手中拯救了弗拉基米尔的军队”29。这个故事有几个版本，寻找特塞萨和索罗钦山的下落是历史学家另一个活泛的游戏。但是，正如波利亚克所指出的那样，“需要保留的一点是，在俄罗斯人民看来，邻近的哈扎里亚在其最后时期只是‘犹太国家’，其军队是犹太人的军队”30。这种流行的俄罗斯观点与阿拉伯编年史家强调哈扎尔军队中穆斯林雇佣军的重要性和伊提尔清真寺的数量（忘记统计犹太教堂）的倾向有很大不同。
中世纪在西方犹太人中流传的传说提供了一个与俄罗斯比利纳相似的奇怪之处。再次引用波利亚克的话：“这个流行的犹太传说不记得一个‘哈扎尔人’的王国，而是一个‘红色犹太人’的王国。”巴伦评价道：
哈扎尔人，以及西方犹太人围绕那些“红色犹太人”编造的浪漫故事，如此风格化可能是因为许多哈扎尔人有轻微的蒙古元素。31
11
另一段与哈扎尔人有关的半传奇、半历史的民间传说流传到现代，使本杰明·迪斯雷利着迷，他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浪漫故事的材料：《阿尔罗伊的奇妙故事》。12世纪，哈扎里亚出现了一场弥赛亚运动，这是犹太人十字军东征的基本尝试，旨在用武力征服巴勒斯坦。该运动的发起者是一个哈扎尔犹太人，一个所罗门·本·杜吉（或鲁希或罗伊），在他的儿子梅纳赫姆和一个巴勒斯坦抄写员的帮助下。“他们给他们周围各地的犹太人写信。他们说，神要把以色列人，他的众民从各地聚集到耶路撒冷，圣城，所罗门本杜吉就是以利亚，他的儿子弥赛亚。”*
这些呼吁显然是针对中东的犹太社区的，而且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下一次值得一提的事件在大约20年后才发生，当时年轻的梅纳赫姆采用了大卫·罗伊的名字和弥赛亚的头衔。虽然这场运动起源于哈扎里亚，但它的中心很快就转移到了库尔德斯坦。在这里，大卫集结了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可能是当地的犹太人，由哈扎尔人增援——并成功地占领了摩苏尔东北部的战略要阿玛迪要塞。从这里，他可能希望带领他的军队到埃德萨，然后穿过叙利亚进入圣地。
考虑到各种穆斯林军队之间不断的纷争，以及十字军据点的逐渐解体，整个计划可能相比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像堂吉诃德。此外，一些当地的穆斯林指挥官可能会欢迎犹太十字军对基督教十字军进行东征的前景。
在中东的犹太人中，大卫无疑激起了弥赛亚的狂热希望。他的一个使者来到巴格达，——可能带着过分的热情——指示犹太公民在某个晚上聚集在他们的平屋顶上，从那里他们将用云飞到弥赛亚的营地。那天晚上，相当多的犹太人在屋顶上等待奇迹般的逃亡。
但是巴格达的拉比等级制度，担心当局的报复，对伪弥赛亚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并威胁要禁止。不出意料，大卫·罗伊被暗杀了——显然是在他的睡梦中，据称是被他自己的岳父杀害的，一些利益相关方贿赂了他。
他的记忆受到了尊敬，当图德拉的本杰明在事件发生二十年后到波斯旅行时，“他们仍然深情地谈论他们的领袖”。但邪教并没有就此止步。根据一种理论，装饰在现代以色列国旗上的六尖“大卫盾牌”，随着大卫·罗伊的十字军东征，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从那以后，”巴伦写道，“有人建议，六角的‘大卫盾牌’，主要是装饰图案或魔法象征，开始了它的传奇，成为犹太教的主要民族宗教象征。”长期以来与五角星或所罗门印章互换使用，从13世纪开始的神秘和道德德国著作中被认为是大卫的，并于1527年出现在布拉格的犹太国旗上。32
巴伦在这段文章中附加了一个限定性的注释，指出罗伊和这颗六角星之间的联系“仍有待进一步的阐明和证明”。无论如何，我们当然可以同意巴伦的格言，以结束他关于哈扎里亚的章节：
在它存在的半个千年及其在东欧社区的影响中，这个关于犹太治国地位的显著实验无疑对犹太历史产生了比我们目前所能想象的更大的影响。
第二部分
遗产
*这一运动的主要来源是图德拉的犹太旅行家本杰明的一份报告（见上文，二，8）；阿拉伯作家叶海亚·马格里比的充满敌意的叙述，以及在开罗热尼扎发现的两份希伯来手稿（见上文，II，7）。它们令人困惑且粗略；我遵循了巴伦的仔细解释。（卷三第204页。IV, pp.202-4和注释)。成功地占领了摩苏尔东北部的战略要塞阿马迪。从这里，他可能希望带领他的军队到埃德萨，然后穿过叙利亚进入圣地。
V
逃亡
1
前几页引用的证据表明，与19世纪历史学家的传统观点相反，哈扎尔人在965年被俄国人打败后，失去了他们的帝国，但在更窄的边界内保持了独立和他们的犹太信仰，直到13世纪。它们甚至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以前的掠夺习惯。巴伦评论：
总的来说，衰落的哈扎尔王国坚持了下来。直到13世纪中期，它才对所有敌人进行了有效的防御，直到它成为成吉思汗发起的蒙古大入侵的牺牲品。即使如此，它也顽强地抵抗，直到所有邻国投降。它的人口主要被金帐汗国吸收，金帐汗国在哈扎尔领土上建立了它帝国的中心。但在蒙古动变之前和之后，哈扎尔人派遣了许多分支进入未被征服的斯拉夫地区，最终帮助建立了东欧伟大的犹太人中心。1
在这里，于是我们有了现代犹太人中数量上最强大和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部分的摇篮。
巴伦提到的“分支”确实早在蒙古人摧毁哈扎尔邦之前就已经扩张了——因为古希伯来民族早在耶路撒冷被摧毁之前就已经开始散居扩张了。从民族上讲，约旦水域上的闪米特部落和伏尔加河上的土耳其-哈扎尔部落当然“相隔几英里”，但他们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共同形成因素。都在一个枢纽路口，那里是连接东西、南北的大贸易路线的交汇处；这种情况使他们更容易成为商人、有进取心的旅行者或“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国家——敌对的意识形态宣传给他们贴上了这些不好的标签。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独有宗教培养了一种坚守自己、团结在一起的倾向，在他们定居的任何城镇或国家建立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礼拜场所、学校、居民区和贫民窟（最初是自己强加的）。这种罕见的旅行癖和犹太人心态的结合，由于弥赛亚的希望和身为被选中的种族的骄傲，古代以色列人和中世纪的哈扎尔人是共同的——尽管后者追溯他们的血统不是辛，而是雅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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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用匈牙利的哈扎尔散居者很好地证明这一发展。
我们记得，早在他们的国家被摧毁之前，几个哈扎尔部落，即卡巴部落，就加入了马扎尔人并迁移到匈牙利。此外，在10世纪，匈牙利公爵塔克索尼邀请了第二波哈扎尔移民到他的领地定居（见上文三、9）。两个世纪后，约翰·金纳莫斯，拜占庭编年史家，提到军队遵守犹太法律，与匈牙利军队在达尔马提亚于公元1154驻扎。2可能有少量的“真正的犹太人”生活在匈牙利从罗马时期，但毫无疑问，大部分现代犹太人起源于卡巴的迁移，这在早期匈牙利历史有主导作用。正如君士坦丁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个国家不仅一开始是双语的，而且还有一种双重王权，是哈扎尔制度的变体：国王与他的将军分享权力，他的头衔是朱拉或吉拉（仍然是一个流行的匈牙利名字）。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10世纪末，当时圣斯蒂芬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信仰，击败了反叛的吉拉——正如人们所料，吉拉是一个哈扎尔人，“信仰不诚且拒绝当基督徒”。3
这一事件结束了双重王权，但没有结束匈牙利哈扎尔-犹太社区的影响。反映的影响可以在“金牛”——匈牙利相当于大宪章的文件里找到，这文件由国王恩德雷（安德鲁）二世发布在公元1222年，犹太人被禁止充当矿工，收税员和皇家盐贸易垄断组织的掌权者，这表明在法令之前许多犹太人一定占据了这些重要的职位。但事实上他们占据了更崇高的地位。恩德雷国王对皇家议会收入的监护人是张伯伦特卡伯爵，他是一个哈扎尔血统的犹太人，一个富有的地主，显然是一个财政和外交天才。他的签名出现在各种和平条约和财政协议上，其中一项保证由奥地利统治者利奥波德二世向匈牙利国王支付2000马克。人们不可抗拒地想起了西班牙犹太人哈斯代·伊本·沙普鲁特在科尔多瓦哈里发的宫廷里所扮演的类似角色。比较散居在西部的巴勒斯坦人和散居在欧洲东部的哈扎尔人类似，使他们之间的类比并不缺少说服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恩德雷国王被他的反叛贵族强迫，不情愿地发行金牛时，他根据公牛的明确规定，保留了特卡的职位。张伯伦又愉快地担任了11年的高官，直到教皇对国王的压力使特卡辞职前往奥地利，在那里他受到了欢迎。然而，恩德雷国王的儿子贝拉四世获得了教皇的允许，叫他回去。特卡及时返回，并在蒙古人的入侵中丧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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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世纪匈牙利犹太人口中数量和社会地位占主导的哈扎尔起源有着相对完整的良好文件记录。鉴于早期的马扎尔-哈扎尔联系，匈牙利似乎构成了一种特殊情况；但事实上，哈扎尔涌入匈牙利只是从欧亚大草原向西方，即中欧和东欧大规模迁移的一部分。哈扎尔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向匈牙利派遣分支的国家。因此，大量穿过喀尔巴阡人从顿河追赶马格尔人的佩切涅格斯人，被迫在匈牙利境内定居，而他们又被库曼人追赶；库曼人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一个世纪后，他们逃离了蒙古人，其中大约4万人“和他们的奴隶”得到了匈牙利国王贝拉的庇护。5
在相对平静的时期，欧亚人口的普遍向西移动只不过是一种漂移；在其他时候，就变成了踩踏逃难；但蒙古入侵的后果按这个比喻就像是地震之后的山体滑坡。特胡明酋长的战士，被称为“京希兹汗”，屠杀了整个城市的人口，警告其他人不要抵抗；把囚犯当作他们前进的防线前的活屏风；摧毁了伏尔加三角洲的灌溉网络，该网络为哈扎尔人提供了大米和其他主食的土地；并把肥沃的大草原变成了“荒地”——迪科耶极——正如俄国人后来所说的那样：那里成了一个没有农民或牧羊人的无垠空地，只有雇佣兵骑兵为这个或那个互相竞争的统治者服务——或逃离这种统治的人服务。”6
1347-1348年的黑死病加速了高加索、顿和伏尔加之间的前哈扎尔中心地带人口的逐渐减少，那里的草原文化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相比之下，野蛮时代的复发比邻近地区更为剧烈。正如巴伦所写：“勤劳的犹太农民、工匠和商人的毁灭或离开留下了一个空白，而这些空白直到最近才开始被填补。”7
不仅哈扎里亚被摧毁，伏尔加保加利亚国也被摧毁，还有阿拉尼亚人和库曼人最后的高加索据点，以及包括基辅在内的俄罗斯南部公国。在金帐汗国解体期间，从14世纪开始，无政府状态，如果可能的话，变得更糟。“在大多数欧洲大草原上，移民是对那些想要确保自己生命和生计的人开放的唯一途径”。8向安全牧场的迁移是一个漫长的、断断续续的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哈扎尔人的出埃及记》是整个图景的缩影。
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它已经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各个地方建立了哈扎尔殖民地和定居点。早在罗斯从哈扎尔人手中夺走城镇之前和之后，基辅就有一个繁荣的犹太社区。在佩里斯拉维尔和切尔尼戈夫也有类似的殖民地。基辅的拉比莫舍在1160年左右在法国学习，切尔尼戈夫的拉比亚伯拉罕在1181年在伦敦的塔木德学校学习。《伊戈尔远征记》中提到了一位当代著名的俄罗斯诗人，名叫科根——可能是科恩（牧师）和卡根的结合。9在萨克尔，即俄国人被摧毁后的一段时间里，哈扎尔人在切尔尼戈夫附近建造了一个同名的城镇。10
在乌克兰和波兰有大量的古老地名，源自“哈扎尔”或“日德”（犹太人）：齐多沃、科扎泽韦克、科扎拉、科扎佐、日多夫斯卡沃拉、兹达蒂兹等等。它们可能曾经是村庄，或者只是哈扎尔犹太社区向西长途跋涉的临时营地。11在喀尔巴阡山脉和塔特拉山脉，以及在奥地利的东部省份，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地名。甚至克拉科夫和桑德米耶兹的古代犹太墓地，都被称为“卡维里”，也被认为是哈扎-卡巴的起源。
虽然哈扎人逃亡的主要路线通向西部，但一些人被抛在了后面，主要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在那里他们形成了犹太人的飞地，幸存到现代。在塔玛塔萨要塞（塔曼），面对克赤海峡的克里米亚，我们听说一个犹太王子王朝在15世纪在热诺亚共和国和后来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统治下统治。最后一位是扎哈里亚王子，与莫斯科王子进行了谈判，后者邀请扎哈里亚到俄罗斯来，让自己接受洗，以换取获得俄罗斯贵族的特权。扎哈里亚拒绝了，但波利亚克表示，在其他情况下“引入犹太元素的崇高地位可能是导致出现的因素之一的犹太异端（Zhidovst-buyushtchik）在俄罗斯牧师和贵族在16世纪，和教派的安息日观察员（Subbotniki）仍然普遍在哥萨克和农民”。12
哈扎尔民族的另一个遗迹是高加索地区东北部的“山区犹太人”，当其他人离开时，他们显然是留在了他们原来的栖息地。他们应该大约有8000人，生活在古代其他部落遗迹的附近：基普查克人和奥古斯人。他们称自己为DaghChufuty（高地犹太人），他们从另一个白人部落采用了该语言；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
其他哈扎尔飞地在克里米亚幸存下来，毫无疑问，在曾经属于他们帝国的地方也幸存下来。但与哈扎尔人到波兰-立陶宛地区的主流相比，与历史给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带来的可怕问题相比，这些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古玩。
*上述数据出现在A. H.克尼珀的文章1973年印刷的《高加索人》中。英国。根据最近的消息来源。乔治·萨瓦的一本书，《被遗忘的人之谷》（伦敦，1946年），描述了一个所谓的对山区犹太人的访问，情节丰富，但遗憾的是缺乏事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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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地区，来自哈扎里亚的犹太人移民找到了新的家园和安全住所，但直到第一个千年末才开始具有政治重要性。
大约在962年，几个斯拉夫部落在其中最强大的波兰人的领导下结成了联盟，波兰人成为了波兰国家的核心。因此，波兰的崛起与哈扎尔人的衰落同时开始（萨克尔在965年被摧毁）。重要的是，犹太人在最早的关于波兰王国建立的传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被告知，当盟军部落决定选出一个国王来统治他们所有人时，他们选择了一个犹太人，名叫亚伯拉罕·普罗科夫尼克。13他可能是一个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哈扎尔商人，斯拉夫·伐木工人希望从他的经验中受益——或者只是一个传奇人物；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传说表明他那类型的犹太人深受尊敬。无论如何，故事就这样继续，亚伯拉罕以不同寻常的谦逊辞去了王位，选择了一个名叫皮亚斯特的当地农民，他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的皮亚斯特王朝的创始人，大约从962年到1370年，这个王朝统治着波兰。
无论亚伯拉罕·普罗科夫尼克是否存在，都有很多迹象表明，来自哈扎里亚的犹太移民受到欢迎，作为该国经济和政府管理的宝贵资产。皮亚斯特王朝统治下的波兰人和他们的波罗的海邻国立陶宛人*迅速扩大了他们的边界，迫切需要移民来殖民他们的领土，并创造一个城市文明。他们首先鼓励德国农民、市民和工匠的移民，后来又鼓励来自金帐汗国占领领土的移民，包括亚美尼亚人、南部斯拉夫人和哈扎尔人。
并非所有这些迁移都是自愿的。他们包括大量的战俘，比如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被安排在被征服的南部省份耕种立陶宛和波兰地主的庄园（在14世纪末，立陶宛公国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但在15世纪，拜占庭的征服者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北推进，地主们将他们在边境地区的领地转移到内陆。14
在这样强行转移的人口中，有一个强大的卡拉派——拒绝拉比的犹太教派。根据在卡拉派中流传到现代的传统，他们的祖先在14世纪末被伟大的立陶宛武士维多塔斯王子（维托尔德）带到波兰，从克里米亚的苏尔克哈特作为战俘。15为了支持这一传统，维托德在1388年授予特罗基犹太人权利宪章，法国旅行者德拉诺伊发现那里“大量犹太人”说着与德国人和当地人不同的语言。16 这种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突厥方言，实际上是现存语言中最接近古巴语，在金帐汗国时期的前哈扎领土上使用的。根据扎雅克兹科夫斯基的说法，17在特罗基、维尔纳、波尼维兹、卢茨克和哈利奇的幸存的卡拉伊特社区中，这种语言仍然被用于演讲和祈祷。卡拉派人还声称，在1710年大瘟疫发生之前，他们在波兰和立陶宛大约有32或37个社区。
他们把他们古老的方言称为“基达的语言”——就像12世纪的拉比把他们在黑海北部的栖息地称为“基达的土地”一样；他对他们的看法——在安息日坐在黑暗中，对拉比学习传统的无知——符合他们的宗派态度。
因此，当代著名的土耳其学家扎雅克兹科夫斯基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卡拉人是古代哈扎尔人最纯粹的代表。关于为什么这个教派将它的语言保存了大约5千年，而哈扎尔犹太人却支持依第绪语通用语，以后还会进一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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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王国从皮亚斯特王朝一开始就与罗马天主教一起坚决奉行亲西方政策。但与西方邻国相比，它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因此，他们采取吸引移民的政策——来自西方的德国人，亚美尼亚人和来自东方的哈扎尔犹太人——并给予他们一切可能的鼓励，包括皇家特许状，详细说明他们的职责和特权。
在1264年由虔诚的博列斯拉夫颁布的宪章和1334年由卡西米尔大帝确认的宪章中，犹太人被授予维持他们自己的犹太教堂、学校和法庭的权利；持有土地，从事他们选择的任何贸易或职业。在国王斯蒂芬·巴瑟利（1575-86）的统治下，犹太人获得了他们自己的议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并有权对他们的同教信仰者征税。在他们的国家被摧毁后，哈扎尔犹太人进入了其历史的新篇章。
* 从1386年开始，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成为了波兰王国。为了简洁起见，我将用“波兰犹太人”一词来指代这两个国家——不管在18世纪末，波兰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割，其居民正式成为这三个国家的公民。实际上，从1792年起，犹太人就被限制在俄罗斯帝国内部的所谓的苍白殖民地，与从波兰吞并的地区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相吻合。只有某些享有特权的犹太人被允许生活在苍白地带之外；在1897年的人口普查时，这些地区只有20万人，而在苍白地区只有近500万人，即在前波兰领土内。
13世纪下半叶，他们的特权的表现之一是一封可能是由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出版的，写给一位不知名的波兰王子的信。在这份文件中，教皇让人们知道，罗马当局很清楚，在波兰的几个城市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犹太教堂——事实上，仅在一个城市中就有不少于五个犹太教堂。*他对这些犹太教堂比天主教堂更高，更庄严、更具装饰性，屋顶用色彩鲜艳的铅板表示遗憾，使邻近的天主教教堂相形见绌。（这让人想起了马苏迪那句令人愉快的评论，即主清真寺的尖塔是伊提尔市最高的建筑。）1267年教皇使教圭多的一项决定进一步证实了教区的投诉，该决定规定犹太人不应被允许到一个城镇进入超过一个犹太教堂。
我们从这些大致与蒙古人征服哈扎里亚同时代的文件中确认，如果波兰在几个城镇有多个犹太教堂，就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哈扎尔人；要建造他们如此“庄严和装饰性”的建筑，他们的社群一定会相当繁荣。这就使我们提出了哈扎人移民到波兰的大致规模和组成的问题。
关于所涉及的数字，我们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指导我们。我们记得，阿拉伯资料中提到，有30万人参与了穆斯林-哈扎尔战争（第7章）；即使考虑到相当夸张，这也表明哈扎尔人的总人口至少有50万。伊本·法德兰给出了伏尔加保加利亚人的帐篷数量为5万，这意味着人口为30万到40万，也就是说，与哈扎尔人的数量级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据现代历史学家估计，17世纪波兰-立陶宛金多恩的犹太人数量也为50万（占总人口的5%）。19这些数据根据已知的长期有哈扎尔人从乌克兰迁移到波兰-立陶宛的事实来说还不算太偏离真实，从萨克尔的毁灭和庇护王朝的崛起的第一个千年，加速在蒙古征服，并或多或少完成了十五-16世纪的大草原已经清空，哈扎尔人显然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总之，这种人口转移跨越了五六个世纪，是涓涓细流。如果我们考虑大量的犹太难民从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进入哈扎里亚，以及哈扎尔本身小幅度的人口增长，似乎可以合理初步推断哈扎尔人口在8世纪高峰应该与波兰的犹太人在17世纪一致，至少按数量级是一致的，大概几十万，鉴于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只能做此猜测。在这些数字中隐藏着一些讽刺意味。根据犹太百科全书的“统计”，16世纪世界上犹太人总数约为100万。这似乎表明，正如波利亚克、库舍拉20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中世纪，大多数信奉犹太信仰的人都是哈扎尔人。大多数犹太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前往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东部犹太人社区，而这个社区又成为了世界犹太人的主要多数。即使该社区最初的核心被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稀释和增强（见下文），其主要是哈扎尔-突厥人的来源似乎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至少应该被视为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理论。
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的犹太人社区的增长和发展中，主要归于哈扎尔因素，而不是来自西方的移民的其他原因，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引用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维图拉尼（斜体字）的话：
波兰学者一致认为，这些最古老的定居点是由来自哈扎尔邦和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建立的，而来自南欧和西欧的犹太人后来才开始到达和定居……至少有一定一部分犹太人（在早期，主要人口）来自东部，来自哈扎尔国家，后来来自基辅的俄罗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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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数量大小就说这么多了。但是，我们对哈扎尔移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组成了解多少呢？人们所获得的第一印象是，在那些早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哈扎尔犹太人所持有的某些特权地位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匈牙利和波兰的资料都提到犹太人被雇佣为矿主、皇家税收的管理者、盐垄断的控制者、收税员和“放债人”——即银行家。这种相似表明了这两个移民社区的共同起源；我们可以把匈牙利犹太人的起源追溯到马扎尔-哈扎尔关系，结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早期的记录反映了犹太人移民在两国刚刚萌芽的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重要并不奇怪，因为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一直是哈扎尔人过去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有新主人所缺乏的经验，他们被请来为宫廷和贵族提供建议和参与财政管理是合乎逻辑的。在12和13世纪铸造的希伯来文字的波兰铭文（见第二章，第1章），是这些活动有些奇怪的遗迹。它们所服务的确切目的仍然是个谜。有些以国王的名字命名（例如，莱泽克、米兹科），有些则刻着“来自亚伯拉罕·本·约瑟夫王子的家族”（可能是矿工银行家本人），或者只显示一个祝福词：“好运”或“祝福”。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匈牙利的资料也提到了用犹太主人提供的银器铸造硬币的做法。22
* 可能是弗罗茨瓦夫或克拉科夫。
† 第聂伯河上最后的古哈扎尔村庄在17世纪切梅尔尼基领导下的哥萨克起义中被摧毁，幸存者进一步有力地增加了波兰-立陶宛现有定居地区的犹太人估计数量。
然而，与西欧相比，金融和商业远不是犹太人活动的唯一领域。一些富有的移民成为波兰的地主，因为特卡伯爵在匈牙利；例如，在1203年之前的布雷斯劳附近的整个村庄；23在早期，一定有相当多的哈扎尔人农民，正如古代哈扎尔人的地名似乎所表明的那样。
前面提到的卡拉特记录提供了这些村庄是如何形成的说明；他们讲述了维托尔德王子如何在“克拉斯纳”安置一群卡拉特战俘，为他们提供1.5英里外的房子、果园和土地。（“克拉斯纳”已被初步确定为波多利亚的犹太小镇克拉斯诺亚。）24
但是农业并没有为犹太社区提供未来。这有几个原因。14世纪封建主义的兴起逐渐使波兰的农民变成了农奴，被禁止离开他们的村庄，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与此同时，在教会等级制度和封建地主的共同压力下，波兰议会于1496年禁止犹太人获得农田。但是，远离土地的过程一定早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除了刚才提到的具体原因——宗教歧视，加上自由农民退化为农奴——以农业为主的哈扎尔人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国家，反映了移民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一方面面对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农业方法，另一方面面对城市文明提供的更轻松的生活机会，移民人口很容易在几代人内改变他们的职业结构。在新大陆的阿布鲁齐农民的后代成为了侍者和餐馆老板，波兰农民的孙子可能会成为工程师或精神分析学家。
然而，哈扎尔犹太人变成波兰犹太人并不意味着与过去有任何残酷的分裂，或身份的丧失。这是一个渐进的、有机的变革过程，——正如波利亚克令人信服地说明的那样——在其新国家保留了哈扎尔人社区生活的一些重要传统。这主要是通过一种社会结构或生活方式的出现来实现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犹太小镇，希伯来语阿亚拉，意第绪语什特尔，波兰米阿斯特科。这三个名称都是昵称，然而，这并不一定指的是小规模（有些是相当大的小城镇），而是指他们所享有的市政自治的有限权利。
什特尔不能和贫民区混淆。后者是一条街道或街道，犹太人被迫住在外邦城镇的范围内。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它一直是基督徒和大多数穆斯林世界中犹太人的普遍栖息地。贫民区被城墙包围着，大门在晚上被锁着。它导致了幽闭恐惧症和精神近亲繁殖，但也在麻烦时期有一种相对的安全感。由于规模无法扩大，这些房子又高又窄，永久性的过度拥挤造成了糟糕的卫生条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们需要极大的精神力量来保持自尊。并非所有人都做到了。
另一方面，什特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主张——一种定居点，如前所述，只存在于波兰-立陶宛，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存在。这是一个独立的乡村城镇，只有犹太人或主要是犹太人。它的起源可能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也可能代表了哈扎里亚集镇和波兰犹太人定居点之间缺失的一环。
这些半农村、半城市群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在这两个国家似乎是相似的。在哈扎里亚，就像后来在波兰一样，他们提供了一个贸易站或集镇网络，在大城市和农村的需求之间进行中介。他们定期举行集市，出售城镇生产的商品和乡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同时，他们是工匠们从事手工艺的中心，从车匠到铁匠、银匠、裁缝、犹太屠夫、磨坊主、面包师和烛台制造商。还有为文盲写信的人，为信徒写信的犹太教堂，为旅行者开的旅馆，还有为希伯来语开的学校。有巡回的说书者和民谣吟游诗人（他们的一些名字，如维尔维尔·兹巴日尔，被保存了下来）25人从什特尔旅行到什特尔——毫无疑问，在哈扎里亚，如果要从当今东方人的生存来判断的话就是这样。
一些特殊的贸易实际上成为了波兰犹太人的垄断企业。其中一个是木材贸易——这提醒了人们，木材是哈扎里亚的主要建筑材料，也是一个重要的出口产品；另一个是运输。26波利亚克写道：“密集的网使得通过建造精良的犹太马车在全国分发制成品成为可能。”这种交通工具的优势，特别是在该国东部，非常明显地相当于垄断——ba‘algalah是希伯来语中车厢的意思，被纳入俄语中的对应词balagula。直到19世纪下半叶铁路的发展才导致了这种贸易的衰落。”
* 殖民者在原始土地上定居的相反过程也适用于从高度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的移民。
这种对马车建造和运输的专业化当然不可能在西方犹太人的封闭丛林中发展起来；它明确地指出了哈扎尔人的起源。贫民窟的人久坐不动；而哈扎尔人和其他半游牧民族一样，用马车或牛车来运送他们的帐篷、货物和动产——包括马戏团大小的皇家帐篷，适合容纳几百人。他们当然拥有在新国家谈判走出最艰难道路的技术。
其他典型的犹太人职业有经营客栈、经营面粉厂和经营毛皮贸易——这些在西欧的贫民窟都没有发现。
从广义上来说，这就是波兰犹太人的结构。它的一些特征可以在任何国家的老集镇中找到；另一些则显示出与我们所知道的更具体的亲和力——尽管它所知甚少——关于哈扎里亚的城镇，这可能是波兰什特尔的原型。
这些具体特性不能忘了最古老的幸存的“塔式”木制什特尔犹太教堂，可以追溯到15和16世纪，这是完全不同于当地西方犹太人采用的建筑风格和后来在波兰的犹太人所模仿的风格。最古老的什特尔犹太教堂的内部装饰也与西部犹太区的风格完全不同；什特尔犹太教堂的墙壁上覆盖着摩尔阿拉伯雕像，还有马扎尔-哈扎尔工艺品（I，13）中波斯影响的动物人物，以及亚美尼亚移民带到波兰的装饰风格。27
波兰犹太人的传统服饰也明显起源于东方。典型的长丝绸长袍可能是模仿波兰贵族穿的外套，它本身是模仿金帐汗国蒙古人的服装——时尚跨越政治分歧；但我们知道，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早就穿长袍了。头骨帽（亚尔摩卡）至今仍是正统的犹太人、苏联的乌兹别克人和其他土耳其人戴的。在骷帽上，人们戴着街头帽，还有一顶精致的圆帽，上面是哈扎尔人从哈萨克人模仿来的，反之亦然。如前所述，在哈扎里亚蓬勃发展的狐狸和貂皮的贸易，成为了犹太人在波兰的另一个虚拟垄断企业。至于妇女，直到19世纪中期，她们都戴着一件高高的白色头巾，这是哈萨克和土库曼妇女戴的朱鲁克的完全复制品。28（现在正统的犹太妇女必须戴自己做的假发而不是头巾，假发在结婚后剃掉。）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也会提到——尽管有点可疑——波兰犹太人对炸牛肉饼（填充）鱼的奇怪热情，这是波兰外邦人采用的一种国菜。“没有鱼”，俗话说，“没有安息日。”它是源于对里海生活的遥远记忆，那里是鱼的主食？
在犹太文学和民间传说中，犹太人的生活以许多浪漫的怀旧情绪来庆祝。因此，我们在对其习俗的现代调查中读到了29它的居民庆祝安息日的欢乐方式：
无论在哪里，他都会及时回家和自己的家人迎接安息日。小贩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巡回的裁缝，鞋匠，鞋匠，商人去旅行，所有人都会计划着，推搡着，匆忙着，试图在周五晚上日落前回家。
当他们赶回家时，引烛们穿过教堂的街道喊道：“犹太人去澡堂！”他们是犹太教堂的官员，是司事和执事的结合。他说话有权威，因为当他召唤“犹太人到澡堂”时，是在召唤他们去诫命。
什特尔中对生活最生动的唤起是马克·查加尔的绘画和平版画中事实和幻想的超现实主义混合，圣经符号与挥舞着鞭子的大胡子卡特并排出现，还有穿着卡夫坦长袍和亚莫尔连科服饰的失意拉比。
这是一个奇怪的社区，反映了它奇怪的起源。一些最早的小城镇可能是由战俘建立的，比如特罗基的卡拉提人，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急于在他们的空地上定居。但这些定居点中的大部分是从变成沙漠的“荒野”迁移的产物。波利亚克写道：“蒙古人征服之后”，“当斯拉夫村庄向西迁移时，哈扎尔什特尔人也随他们一起去了。”30新定居点的先驱者可能是富有的哈扎尔商人，他们经常通过贸易路线穿越波兰进入匈牙利。“马扎尔人和卡巴人移居到匈牙利，为波兰不断增长的哈扎尔人定居点开辟了道路：它把波兰变成了一个有犹太社区的两国之间的过境区。”31。因此，旅行的商人熟悉未来的重新安置地区的条件，并有机会与土地所有者取得联系，寻找佃户。“地主会与如此富有和受人尊敬的犹太人达成协议”（我们想起了亚伯拉罕·普罗科夫尼克），“比如，他将定居在他的地产上，并带来其他移民。”通常，他们会从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挑选一些人。”32这些殖民者将是各种各样的农民、工匠和工匠，形成了一个或多或少的自给自足的社区。因此，哈扎尔什特尔成了波兰什特尔。农业将逐渐消失，但到那时，对变化的适应将已经完成。因此，现代犹太人的核心遵循了旧的配方：开拓新的视野，但要团结在一起。
VI
来自哪里?
1
从我们的调查中得出了两个基本事实：哈扎尔民族从其历史栖息地消失，同时出现在邻近地区西北部自散居以来犹太人最集中的地区。由于这两者显然是有联系的，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来自哈扎里亚的移民一定促进了波兰犹太人的成长——这一结论得到了前几章中引用的证据的支持。但他们的贡献到底有多少不太确定——与西方犹太人的涌入相比，哈扎尔移民的规模，以及他们各自在现代犹太人社区的基因组成中所占的份额都不明了。
换句话说，大量哈扎尔人移民到波兰的事实是无可争议的；问题是他们提供了新定居点的大部分人口，还是只是它的核心。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了解一下来自西方的“真正的犹太人”的移民规模。
2
在第一个千年末，西欧犹太人最重要的定居点是在法国和莱茵兰。*这些社区中有一些可能是在罗马时期建立的，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毁灭和罗马帝国的衰落之间，犹太人在其统治下的许多大城市定居，后来来自意大利和北非的移民增多。因此，我们有从九世纪开始到法国各地的犹太社区的记录，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和地中海。
在诺曼入侵后，一群人甚至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显然是受征服者威廉邀请的1，因为他需要他们的资本和事业。巴伦总结了他们的历史：
他们随后被归类为“皇家高利贷者”，主要职责是为政治和经济活动提供信贷。通过高额利息积累巨额财富后，这些放债人被迫以各种形式将其转移给皇家财政。许多犹太家庭长期的繁荣、他们住所和服饰的奢华，以及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甚至让经验丰富的观察者也未能察觉到日益增长的债务人怨恨所带来的深刻危险，以及犹太人对王室保护的绝对依赖……不满的低语最终在1189-90年爆发为暴力事件，预示着最终的悲剧：1290年的驱逐。英格兰犹太人在短短两个多世纪（1066-1290）内的迅速崛起，之后是更快的衰落，鲜明地揭示了塑造所有西方犹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在第二个千年至关重要的前半段。2
这个英国的例子具有启发意义，因为与欧洲大陆上犹太社区的早期历史相比，它有非常良好的记录。我们从中得到的主要教训是，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影响与他们的人数很少，相当不成比例。显然，在1290年被驱逐之前，英格兰不超过2500名犹太人。†中世纪英格兰的犹太人社区在英国的经济体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比波兰的犹太人要多得多；但与波兰相比不同的是，它不能依靠犹太小城镇的网络来提供大量卑微的工匠、中下层工匠、工人、工人和旅店老板；它没有根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英格兰是西部大陆发展的缩影。法国和德国的犹太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的职业分层是不平衡的，而且是头重脚轻的。这到处导致了同样的悲剧事件。这个沉闷的故事总是以蜜月开始，以离婚和流血结束。一开始，犹太人就有特殊的特许状、特权和宠爱。他们就像宫廷炼金术士一样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如何保持经济车轮运转的秘密。“在‘黑暗时代’，”塞西尔·罗斯写道，“西欧的贸易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不排除奴隶贸易，而在卡洛林王朝中，犹太人和商人被用作几乎可以互换的术语。”3但随着当地商业阶级的发展，他们不仅逐渐被排除在大多数生产性的职业之外，而且逐渐被排除在传统的商业形式之外，实际上唯一对他们开放的领域就是以利息贷款。"...这个国家的流动财富被犹太人吸收，他们定期地进入国库。4夏洛克的原型早在莎士比亚时代之前就已经确立了。
在蜜月期间，查理曼大帝在797年派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大使馆到驻巴格达的哈伦·拉希德谈判一项友谊条约；大使馆由犹太人以撒和两个基督教贵族组成。1306年痛苦的结局降临了，菲利普·勒贝尔将犹太人驱逐出法国王国。虽然后来有些人被允许返回，但他们受到了进一步的迫害，到本世纪末，法国的犹太人社区几乎灭绝了。*
* 不包括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类别，没有参与我们所关心的迁徙运动。
3
如果我们再看德国犹太人，需要注意的第一个事实就是“惊人的，我们学术上没有德国犹太人的综合历史...日耳曼尼亚犹太裔只是给直到1238年的个人社区历史带来些许光亮的参考来源。”5这份光亮很微弱，但至少照亮了德国在哈扎尔犹太人往波兰移民的过程达到高潮的地区分布这一事实。
德国最早关于此类社区的记录之一提到一位名叫卡洛诺姆斯的人，他在906年与族人从意大利卢卡迁移到马文斯。大约同一时期，我们听说在斯派尔和沃尔姆斯有犹太人，稍晚些时候在其他地方——特里尔、梅斯、斯特拉斯堡、科隆——这些地方都位于阿尔萨斯的一条狭长地带和莱茵河谷沿岸。犹太旅行家本杰明·德·图德拉（见上文，第二章，第八节）于12世纪中叶访问了这一地区，并写道：“这些城市里有许多以色列人，他们是智者和富翁。”6但“许多”到底有多少呢？事实上，非常少，这一点将下文我们会看到。
早些时候，在梅延斯住着一位拉比格肖姆·本·耶胡达（大约960-1030年），他的伟大学识为他赢得了“散居者之光”的称号，并成为法国和莱尼-德国社区的精神领袖。大约在1020年，格肖姆在沃尔姆斯召开了一个拉比委员会，发布了各种法令，其中一项法律禁止了一夫多妻制（无论如何，它已经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些法令中增加了一份附录，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任何规定可以“由来自勃艮第、诺曼底、法国和梅恩斯、斯塔雷斯和沃姆斯镇的100名代表组成的议会”撤销任何规定。在其他同一时期的拉比文献中，只有这三个城镇被命名，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莱茵兰的其他犹太社区在11世纪初仍然太微不足道，不容提及。7到同一世纪末，德国的犹太社区在公元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爆发的暴民歇斯底里情绪中，侥幸逃脱了完全的灭绝。F. 巴克以《大英百科全书》专栏中很少见的戏剧性力量传达了十字军的心态：8
他可以屠杀所有的人，直到他涉水到脚踝深的血，然后在夜幕降临时跪在墓坛上，高兴得啜泣——因为他不是被主的酒榨红了吗？
莱茵地区的犹太人被困在那个酒榨中，几乎被榨干。此外，他们自身也受到了另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影响：一种病态的殉道渴望。据希伯来编年史家所罗门·巴尔·西蒙所述，他的叙述公认是可靠的，9莫恩的犹太人在面临要么受洗要么被暴民处死的选择时，通过集体自杀的例子影响了其他社区：10
父亲们大肆模仿亚伯拉罕准备牺牲以撒，屠杀了他们的孩子，丈夫屠杀了他们的妻子。这些难以言表的恐怖和英雄主义行为以仪式的形式进行，使用按照犹太律法锋利的祭祀刀。有时，社区的主保圣人，监督大规模的焚祭，是最后一个自己放弃生命的人。大众歇斯底里，神圣的宗教殉道和补偿天堂的自信期望回报，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只剩下结束生命避免陷入无情的敌人之手皈依基督教这唯一选项。
从血腥到清楚的统计数据，我们对德国犹太社区的规模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希伯来语的资料来源同意在沃尔姆有800名受害者（通过屠杀或自杀），而梅延斯在900到1300之间。当然，肯定有许多人更喜欢洗礼而不是死亡，而且资料来源并没有显示幸存者的数量；我们也不能确定他们没有夸大殉道者的数量。无论如何，巴伦从他的计算中得出结论：“两个社区的犹太人总数几乎没有超过这里给死者的数字”。11因此，沃姆或梅延斯的幸存者只能有几百人。然而，这两个城镇（以尖塔为第三个）是唯一一个重要的足以被列入格肖姆拉比的法令。
于是，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德国莱茵兰的犹太社区，甚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在数字上都很小，甚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在经历了主的葡萄酒压榨机后，已经缩小到更小的比例。然而，在德国中部和北部的莱茵河上，到目前还没有犹太社区，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犹太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1096年的十字军东征像扫帚的德国犹太人到波兰只是一个传说，或者说一个特别的假设或者发明，因为他们对哈扎尔的历史所知甚少，没办法用其他说法解释他们的出现，似乎，这些犹太人在东欧无中生有。然而，在当代的资料中，没有提到任何从莱茵兰到德国的大小移民，更不用说遥远的波兰了。
因此，老派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不仅驱使基督教大众向亚洲东部进发，同时也将犹太人推向了欧洲的西部。”12然而，在接下来的几行中，他不得不承认：“关于这场对犹太历史至关重要的移民运动的具体情况，我们没有确切的信息。”13尽管如此，我们确实掌握了大量关于这些饱受摧残的犹太社区在第一次及后续十字军东征期间所做事情的信息。有些人自尽；另一些人试图抵抗而遭到私刑处死；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则归功于他们得到了主教或伯爵城堡的庇护，至少理论上，这些主教或伯爵负责他们的法律保护。通常，这种措施不足以防止大屠杀；但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幸存者们总是回到被洗劫一空的家园和犹太会堂，重新开始生活。
我们在编年史中反复发现了这种模式：在特里维斯、梅茨和许多其他地方。第二次和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规：“煽动新开始的十字军东征许多犹太人梅延斯，沃姆，尖塔，斯特拉斯堡，乌尔茨堡和其他城市，逃到邻近的城堡，留下他们的书和珍贵的财产保管友好的市民。”14其中一个主要资料来源是以法莲·巴尔·雅各的《纪念书》，他本人在13岁时曾是沃尔肯堡城堡的难民之一。15所罗门巴·西蒙记录道，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梅延斯犹太人的幸存者在尖塔找到了保护，然后回到他们的家乡城市，建造了一座新的犹太教堂。这16是编年史的主题；再重复一遍，没有哪怕一条关于犹太社区移民到东德的记录，用米塞斯的话来说，17仍然是无犹太人的状态——没有犹太人——并且持续了几个世纪。
4
十三世纪是一个部分恢复的时期。我们第一次在莱茵兰附近地区听到犹太人：普法尔茨（公元1225年）；弗莱堡（1230年），乌尔姆（1243年），海德堡（1255年），等等。18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喘息，因为14世纪给法德犹太人带来了新的灾难。
第一次灾难是菲利普·勒贝尔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王室领地。法国正遭受经济危机的困扰，伴随着货币贬值和社会动荡。菲利普试图通过惯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压榨犹太人。他在1292年向他们索取了10万利弗尔，1295年、1299年、1302年和1305年又分别索取了21.5万利弗尔，随后决定采取激进措施以应对财政困境。1306年6月21日，他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在特定日期逮捕王国内的所有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将其驱逐出境。逮捕行动于7月22日实施，驱逐则在几周后进行。难民们迁移到了法国王室领地之外的地区：普罗旺斯、勃艮第、阿基坦和其他一些封建领地。但据米塞斯所述，“没有任何历史记录表明，在法国犹太社区遭受苦难的关键时期，德意志犹太人增加了其人数”。19也没有历史学家曾提出，法国犹太人在那次或任何时候穿越德国进入波兰。在菲利普的继任者的统治下，有一些部分关于犹太人的回忆（1315年和1350年），但他们无法挽回破坏，也不能阻止暴民迫害的再次爆发。到14世纪末，法国和英国一样，实际上已经成了没有犹太人的国家。
5
那个灾难性的世纪的第二次灾难是黑死病，在1348年到1350年间，它杀死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一些地区甚至是三分之二的人口。它经由突厥斯坦来自东亚，它在欧洲传播的方式，以及它在那里所做的事情，都是人类疯狂的象征。1347年，一位名叫贾尼贝格的鞑靼领袖围攻了克里米亚的卡法镇（现在的费奥多西亚），当时是热那亚的一个贸易港。瘟疫在贾尼贝格的军队中非常猖獗，所以他把被感染受害者的尸体弹射到城里，城里的人口也被感染了。热那亚船只将老鼠和它们致命的跳蚤向西进入地中海港口，并从那里向内陆扩散。
鼠疫巴氏杆菌的杆菌对不同教派的人感染力应该没有分别，但犹太人仍然被挑出来进行特殊治疗。在早些时候被指控在仪式上屠杀基督教儿童之后，现在他们被指控毒死水井以传播黑死病。传说甚至比老鼠还快，结果是在整个欧洲集体焚烧犹太人。通过相互自焚而实现的自杀再次成为一种常见的权宜之计，以避免被活活烧死。
直到16世纪，西欧的大量人口才再次达到瘟疫前的水平。至于犹太人，他们曾受到老鼠和人的双重攻击。只有一小部分人幸存了下来。正如库切拉所写的那样：
民众为命运的残酷打击报仇，用火和剑攻击那些遭受瘟疫的人。根据当代历史学家的说法，当流行病消退时，德国几乎没有了犹太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德国，犹太人无法繁荣，也无法建立庞大而人口众多的社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在波兰建立如此庞大的人口基础，以至于目前[公元1909年]超过德国犹太人的比例是10比1呢？我们确实很难理解东方犹太人是如何代表来自西方的移民的，尤其是来自德国的移民。20
然而，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黑死病最常被历史学家称为创造东方犹太人的前机器。而且，就像十字军东征的情况一样，没有一丝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虚构的大逃亡。相反，有迹象表明，犹太人在早期的情况下，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团结在一些坚固的地方或附近不那么敌对的环境中寻求庇护。米塞斯提到的黑死病时期只有一个移民案例：来自尖塔的犹太人在大约10英里外的海德堡躲避迫害。
在黑死病发生后，法国和德国的旧犹太社区实际上灭绝了，西欧几个世纪里没有犹太人，只有少数飞地残存——除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建立了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现代社区的犹太人——西班牙系犹太人（西班牙犹太人），被迫逃离他们居住了一千多年的西班牙。他们的历史，以及现代欧洲犹太人的历史，都不在这本书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的西方犹太人大批从莱茵兰迁移到波兰的传统观念——一个敌对的、没有犹太人的冰川——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与莱茵河社区的小规模，他们不愿意从莱茵河流域向东扩张，他们在逆境中的刻板行为，以及在当代编年史中没有提及迁徙运动不相容。语言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并将在第七章中进行讨论。
VII
逆流
1
根据前几章中引用的证据，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波兰历史学家——毕竟是最接近资料来源的——同意“在早期，犹太人主要来自哈扎尔国家”。1人们甚至可能会像库舍拉那样，声称东部犹太人百分之百来自哈扎尔，从而夸大这个案例。如果不幸的法国-莱尼什社区是寻找犹太人起源的唯一选择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可能是站得住脚的。但在中世纪后期，由于前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定居点的兴衰，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不仅维也纳和布拉格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口，而且在卡林提亚阿尔卑斯山有至少五个地方被称为朱登多夫、“犹太村庄”，在斯蒂里亚山脉有更多的犹大堡和犹登施塔特人。到15世纪末，犹太人被驱逐出这两个省，并前往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但他们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来自西方。正如米塞斯在他对这些分散的社区的调查中所说的那样：在中世纪盛期，我们在东方发现了一条从巴伐利亚延伸到波斯、高加索、小亚细亚和拜占庭的定居链。[但]从巴伐利亚向西，整个德国境内存在一个缺口……我们不知道犹太人是如何移民到阿尔卑斯山区的，但毫无疑问，来自晚期古代的三大犹太人聚居地发挥了作用：意大利、拜占庭和波斯。2
这个列举中缺失的环节是哈扎里亚，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它是从拜占庭和哈里发移民过来的犹太人的容器和中转站。米塞斯在驳斥东方犹太人的莱茵人起源的传说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价值，但他也对哈扎尔人的历史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它在人口统计学上的重要性。然而，他认为在到奥地利的移民中加入意大利的组成部分可能是正确的。意大利不仅从罗马时代以来就充满了犹太人，而且和哈扎里亚一样，也收到了来自拜占庭的移民。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有一些“真正的”闪米特犹太人涓涓细流进入东欧；然而，它不可能是涓涓细滴，因为没有痕迹的记录任何大量的意大利犹太人移民到奥地利，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15世纪末犹太人在阿尔卑斯省被驱逐后从那里反向迁移到意大利。像这样的细枝末节会让我们对全局的视野模糊，让人想要相信犹太人乘坐五月花号去了波兰，而所有的记录都保存得很整齐。然而，移徙过程的大致轮廓仍然是可以辨认出来的。阿尔卑斯山的定居点很可能是哈扎尔人向波兰迁移的西方分支，传播了几个世纪，沿着几条不同的路线——穿过乌克兰，匈牙利北部的斯拉夫地区，也可能穿过巴尔干半岛。一个罗马尼亚的传说讲述了武装犹太人入侵那个国家——日期不详。3
2
还有另一个关于奥地利犹太人的历史的非常奇怪的传说。它是由中世纪的基督教编年史家记录的，但直到18世纪初，历史学家才严肃地重提它。据传说，在前基督教时代，奥地利各省都由一群犹太王子统治。奥地利编纪史由阿尔伯特三世（1350-95）统治时期的维也纳抄写员编纂，包含了至少22位这样的犹太王子的名单，据说他们彼此继承了王位。名单上不仅列出了他们所谓的名字，其中一些有明显的乌拉尔-阿尔泰戒指，还列出了他们统治时期和埋葬地点；因此：“塞南统治45年，葬在维也纳的斯图本托；齐潘，43岁，埋葬在图恩”；等等，包括拉普顿、马阿伦、拉普坦、拉本、埃弗拉、萨梅克等等。在这些犹太人之后是五个异教王子，接着是基督教统治者。这个传说在奥地利的拉丁历史中被亨里克斯·冈德尔芬格斯，1474年，和其他几个人重复，最后一个是安塞尔姆斯·施拉姆写的1702年的《奥地利弗洛雷斯编年史》（他似乎仍然相信它的真实性）。4
这个奇妙的故事是怎么产生的呢？让我们再听一听米塞斯怎么说：“这样的传说可以发展并顽固地维持几个世纪，这表明在古代奥地利的民族意识深处，模糊的记忆中犹太人在多瑙河上游的日子依然存在。”谁知道从东欧哈扎尔领土发出的海啸是否曾经席卷过阿尔卑斯山麓——这可以解释这些王子名字的图拉尼亚味道。中世纪编年史家的虚构只有得到集体回忆的支持，才能唤起流行的回声，尽管它们多有模糊。”5
正如前面提到的，米塞斯倾向于低估哈扎尔对犹太历史的贡献，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提出了唯一一个可能解释这一持久传说起源的合理假设。我们甚至可以更具体一些。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直到公元955年——奥地利西部直至恩斯河一带都处于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马扎尔人于896年来到他们的新国家，与卡巴-哈扎尔部落一同到来，这些部落在该国具有重要影响力。当时匈牙利人尚未皈依基督教（这发生在大约一个世纪后，即公元1000年），他们所熟悉的唯一一神教是哈扎尔犹太教。其中可能有一名或多名部落首领实践某种形式的犹太教——我们记得拜占庭编年史家约翰·金纳莫斯曾提到过在匈牙利军队中战斗的犹太部队。*
因此，这个传说可能有一些实质内容——特别是如果我们记得匈牙利人仍处于野蛮的掠夺时期，这是欧洲的祸害。在他们的统治下生活无疑是一段奥地利人无法忘记的痛苦经历。这一切都很合理。
3
意第绪语的结构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意第绪语是犹太人大众的流行语言，在大屠杀前已有数百万人使用，在苏联和美国的传统少数民族中仍然存在。
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中世纪德语、斯拉夫语和其他元素的奇特混合体，用希伯来语文字写成。现在它正在消亡，它已经成为美国和以色列许多学术研究的主题，但直到二十世纪，它被西方语言学家认为只是一个奇怪的术语，几乎不值得认真研究。正如H.史密斯所说：“学者们很少注意到意第绪语。除了在期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外，对这种语言的第一次真正的科学研究是米塞斯于1924年出版的《历史语法》。重要的是，最新版本的德语标准历史语法，从其方言的角度来看待德语，对意第绪语只贬低性地提了十二行。”6
乍一看，意第绪语中德语外来词的流行似乎与我们关于东方犹太人起源的主要论点相矛盾；我们将看到相反的论证，但这个论点涉及到几个步骤。第一个是询问在意第绪语词汇中加入了什么特殊的地区德语方言。在米塞斯之前，似乎没有人认真注意过这个问题；这样做，并想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这是他持久的优点。通过对意第绪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的研究，并与中世纪主要德语方言的比较，他得出结论：
在意第绪语中，没有发现来自德国与法国接壤的部分地区的语言成分。在J. A.巴拉斯汇编的整个摩塞尔-弗兰科尼起源的名单中，没有一个词（德国人民出版社，1903,28ff）已经进入了意第绪语词汇。即使是德国西部的中部地区，即法兰克福，也没有对意第绪语做出贡献......7就意第第绪语的起源而言，西德可以被排除……8根据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即德国犹太人曾经从法国移民到莱茵河对岸的观点，错了吗？德国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的历史必须进行修订。历史上的错误常常通过语言学研究来纠正。法国德系犹太人移民的传统观点属于有待纠正的历史错误。9
然后，在其他历史谬误的例子中，他引用了吉普赛人的例子，他们被认为是来自埃及的一个分支，“直到语言学显示他们来自印度”。10
在处理了意第绪语中日耳曼元素的西方起源后，米塞斯继续论证，它的主导影响是所谓的“中东德语”方言，大约直到15世纪的阿尔卑斯地区还在使用。换句话说，进入混合犹太语言的德语成分起源于德国的东部地区，毗邻东欧的斯拉夫语带。因此，来自语言学的证据支持了历史记录，以驳斥对东方犹太人法国起源的误解。但是，这一否定的证据并不能回答以下问题：东-中东德语方言是一种结合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元素是如何成为东方犹太人的共同语言的，我们认为其中大部分起源于哈扎尔。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几个因素。首先，意第绪语的进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大概始于15世纪甚至更早；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仍然是一种口语，一种通用语，直到19世纪才印刷出来。在此之前，它没有既定的语法，“让个人根据他的意愿引入外来词。”没有确定的发音或拼写形式。拼写上的混乱可以用犹太学者制定的规则来说明： (1)按你说的方式写，(2)写，让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都能理解你，(3)拼写不同的单词，有不同的意思。”11
因此，意第绪语，经过几个世纪，通过一种不受限制的扩散，热切地从它的社会环境中吸收这些词，短语，习惯表达，很好地达成它作为通用语的目的。但在中世纪波兰的环境中，文化和社会的主导因素是德国人。在移民人口中，只有他们在经济和智力上比犹太人更有影响力。我们已经看到，从皮亚斯特王朝的早期，特别是在卡齐米尔大帝时期，一切都在吸引移民殖民这片土地和建造“现代”城市。据说卡齐米日“找到了一个木头的国家，留下了一个石头的国家”。但是这些新的石头城市，如克拉考（克拉科夫）或伦伯格（Lwow），都是由德国移民建造和统治的，他们生活在所谓的马格德堡法律下，即享有高度的市政自治。据说总共至少有400万德国人移民到波兰，12为波兰提供了一个它以前从未拥有过的城市中产阶级。正如波利亚克所说，通过比较德国与到波兰的哈扎尔移民：“国家的统治者进口这些急需的进取外国人，并促进他们定居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习惯在他们的原产地：德国小镇和犹太什特尔”。（然而，当后来从西方来的犹太人也定居在城镇并形成城市贫民窟时，这种整洁的分离变得模糊起来。）
不仅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还有神职人员，主要是德国人——这是波兰选择罗马天主教并转向西方文明的自然结果，就像弗拉基米尔皈依希腊正统后的俄罗斯神职人员主要是拜占庭人一样。世俗文化遵循同样的路线，跟随西方邻国的脚步。第一所波兰大学于1364年在克拉科夫建立，当时它是一个主要的德语城市。*正如奥地利人库特切拉相当自鸣得意地所说：
德国殖民者最初受到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然而，他们成功地获得了越来越稳固的立足点，甚至引入了德国的教育体系。波兰人学会了欣赏德国人引进的高等文化的优势，并模仿他们的外国方式。波兰贵族也开始喜欢德国的习俗，从来自德国的东西中找到了美丽和乐趣。13
这并不十分谦虚，但基本上是真实的。人们还记得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文化的高度评价。
不难理解，中世纪波兰的哈扎尔移民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学习德语。那些与当地居民有密切往来的移民无疑也需要掌握一些波兰皮钦语（或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或斯洛文尼亚语）；然而，在与城镇接触时，德语是必不可少的。但还有犹太会堂和希伯来圣经的学习。可以想象，一个小镇的手艺人，比如鞋匠，或者木材商人，用断断续续的德语与客户交谈，用断断续续的波兰语与邻近庄园的农奴交流；而在家中，他们将这两种语言中最生动的部分与希伯来语混合，形成一种亲密的私人语言。这种混杂的语言如何变得如此规范化和统一，任何语言学家都难以猜测；但至少可以发现一些促进这一过程的因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后来移民到波兰的移民中，也有一些来自阿尔卑斯山国家、波西米亚和德国东部的“真正的”犹太人。即使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这些讲德语的犹太人在文化和学习能力上都优于哈扎尔人，就像德国外邦人在文化上优于波兰人一样。就像天主教神职人员是德国人一样，来自西方的犹太拉比是哈扎尔人日耳曼化的强大因素，哈扎尔人的犹太教很狂热但很原始。再引用下波利亚克：
那些到达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德国犹太人对他们来自东方的兄弟们有着巨大的影响。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吸引他们，是因为他们钦佩自己的宗教知识，以及他们与主要的德国城市做生意的效率。在海德尔宗教教学学校和吉维尔家[著名的富人]中使用的语言将影响整个社区的语言。14
17世纪波兰的一份拉比文件中包含了虔诚的愿望：“愿上帝让这个国家充满智慧，让所有的犹太人都说德语。”15
典型的是，在波兰的哈扎尔犹太人中，唯一抵制德语带来的精神和世俗诱惑的群体是卡拉派犹太人，他们拒绝了拉比学识和物质财富。因此，他们从未使用意第绪语。根据1897年的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在沙俄帝国（当然包括波兰）有12894名卡拉派犹太人居住。其中9666人以土耳其语为母语（即可能是他们最初的哈扎尔方言），2632人说俄语，只有383人说意第绪语。然而，卡拉派教派只是例外而非常态。总体而言，移民在新国家定居后，通常会在两到三代内放弃他们的原语言，转而采用新国家的语言。†来自东欧的移民的美国孙辈从未学会说波兰语或乌克兰语，反而觉得祖父母的方言相当滑稽。很难想象历史学家会因为半个多世纪后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而忽视哈扎尔人迁入波兰的证据。
顺便说一句，圣经部落的后代是语言适应性的经典例子。首先他们说希伯来语；在巴比伦的流放中，迦勒底人；耶稣时代，亚拉姆语；亚历山大语；西班牙语，后来的拉迪诺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的混合物，用希伯来语写成，西班牙语相当于意地语；就这样。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宗教身份，但为了适应改变了语言。哈扎尔人不是部落的后裔，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和他们的同宗教者有一定的世界主义和其他社会特征。
* 下个世纪的学生之一是尼古拉·哥白尼或米科拉吉·科佩米克，波兰和德国的爱国者后来都声称他们是他们的同胞。
4
波利亚克提出了另一个关于意第绪语早期起源的另一个假设，值得提及，尽管它有不少问题。他认为，“早期意第绪语的形状出现在克里米亚的哥特式地区。”在这些地区，生活条件必然会在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的定居点建立的几百年前带来日耳曼和希伯来元素的结合。”16
波利亚克引用间接证据，一个威尼斯人叫约瑟夫·巴巴罗，住在塔纳（意大利商人殖民地在河口）从1436年到1452年，此人写道，他的德国仆人可以与哥特从克里米亚就像佛罗伦萨可以理解意大利的语言从热那亚。事实上，哥特语至少在16世纪中期还保存在克里米亚（显然没有保存到其他地方）。当时，哈布斯堡王朝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吉瑟林·德·布斯贝克会见了来自克里米亚的人，并列出了他们所说的哥特人的话。（这个布斯贝克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是他第一次把紫丁香和郁金香从黎凡特引进到欧洲的。）波利亚克认为这个词汇接近于在意第绪语中发现的中高级德语元素。他认为克里米亚哥特人一直与其他日耳曼部落保持联系，他们的语言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无论人们怎么想，这都是一个值得语言学家注意的假设。
5
“从某种意义上说，”塞西尔·罗斯写道，“犹太的黑暗时代可以说始于文艺复兴。” 17
早些时候，在十字军东征、黑死病和其他借口下发生了屠杀和其他形式的迫害；但这些是无法无天的屠杀暴力爆发，当局积极反对或被动地容忍。然而，从反宗教改革开始，犹太人在法律上被降级为不完全人的地位，在许多方面可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相媲美。
“少数社区留在西欧——即在意大利、德国和教皇在法国南部——最终都受到了原本只存在于理念上的压迫”18即，存在教会和其他歧视性法令，原本只停留在纸面上（例如，在匈牙利，见上文，V，2）。然而，现在这些“理想”法令被无情地执行：居住隔离、性种族隔离、被排除在所有受尊敬的职位和职业之外；穿着独特的衣服：黄色徽章和圆锥形头饰。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在他的公牛和尼米斯荒谬书中坚持严格和一致地执行早期的法令，限制犹太人在封闭的贫民窟。一年后，罗马的犹太人被强行转移。所有天主教国家的犹太人仍然享有相对的行动自由，都必须效仿这个榜样。
在波兰，卡齐米日大帝开启的蜜月期比其他地方持续的时间要长，但到了16世纪末，对犹太人的宽容时期已经结束了。现在局限在什特尔和犹太社区变得过于拥挤，来自切梅尔尼克统治下乌克兰村庄哥萨克大屠杀的难民（见上文，V，5）导致了住房状况和经济条件的迅速恶化。其结果是新一波的大量移民到匈牙利、波西米亚、罗马尼亚和德国，在那里，几乎随着黑死病而消失的犹太人仍然有极少的分布。
于是，向西的大迁徙重新开始。这一进程持续了近三个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现有欧洲、美国和以色列犹太社区的主要来源。当迁徙速度放缓时，十九世纪的大屠杀提供了新的动力。“第二次西进运动，”罗斯写道（将第一次追溯到耶路撒冷的毁灭），“可以认为始于1648-49年波兰致命的赫梅尔尼茨基大屠杀。”19
6
前几章中引用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那些现代历史学家——无论是奥地利人、以色列人还是波兰人，他们彼此独立，认为现代犹太人的大部分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高加索人的血统。犹太人移民的主流并不是从地中海穿过法国和德国，然后再回来。这条河流反倒是一直向西移动，从高加索地区穿过乌克兰进入波兰，然后再进入中欧。当波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定居时，西方根本没有足够的犹太人来解释这一现象；而在东方，整个国家都在向新边界迁移。
当然，否认不同出身的犹太人也对现有的犹太世界社会做出了贡献是愚蠢的。哈扎尔人与闪米特人和其他贡献的数值比值是无法确定的。但是累积的证据使人们倾向于同意波兰历史学家的观点，即“在早期，主要的人口大部分来自哈扎尔国家”；因此，哈扎尔人对犹太人基因组成的贡献必然是实质性的，而且很可能占主导地位。
VIII
种族和神话
1
我们这个时代的犹太人主要分为两大类：西班牙系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
西班牙系犹太人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西班牙的犹太人的后裔（希伯来语西班牙系犹太人），直到15世纪末被驱逐，定居在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在较小程度上定居在西欧。他们说西班牙-希伯来方言拉（见七、3），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和宗教仪式。在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毒犹太人的数量估计为50万。在同一时期，德系犹太人大约有1100万人。因此，一般来说，犹太人实际上是德系犹太人的同义词。但这个词是一种误导，因为在中世纪的拉比文学中，希伯来语中被用于德国——从而促成了现代犹太人起源于莱茵河的传说。然而，没有其他术语来指代非西班牙系的当代主流犹太人。
为了定量，应该提一下，圣经中的德系犹太人指的是住在亚拉腊山和亚美尼亚附近的一个民族。这个名字出现在《创世纪》10、3和编年史1、6中，作为戈默的儿子之一，他是雅弗的儿子。德系人也是托加玛（和马格的侄子）的兄弟，根据约瑟夫国王的说法，哈扎尔人声称他是他们的祖先（见上图2,5），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因为德拿也在耶利米51,27被命名，先知召唤他的人民和他们的盟友起来摧毁巴比伦：“叫你在亚拉腊，明尼和德拿的王国。”这段话被十世纪东方犹太人的精神领袖著名的冈解释为与他自己时代有关的预言：巴比伦象征着巴格达的哈里发，而攻击它的德系人要么是哈扎尔人自己，要么是一些盟军部落。因此，波利亚克说，1一些有学问的哈扎尔犹太人，他们听说了冈的巧妙论点，在他们移民到波兰时称自己为德系犹太人。它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反倒增加了混乱。
2
拉斐尔·帕泰用一段简洁的段落总结了这个非常古老而痛苦的争议，他写道： 2
人类学的发现表明，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不存在犹太人种族。对世界各地犹太人群体的人体测量结果显示，他们在所有重要的身体特征上——身高、体重、肤色、头围指数、面部指数、血型等——都存在显著差异。
这确实是当今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接受的观点。此外，人们普遍认为，对颅骨指数、血型等的比较表明，犹太人和他们的外邦人东道国之间的相似性比生活在不同国家的犹太人之间的相似性更大。
然而，矛盾的是，普遍认为犹太人，或至少某些类型的犹太人，可以被一眼认出是犹太人，这一事实不能被忽视——原因很简单，它在日常存在中有事实基础。人类学家的证据似乎与常见的观察结果存在分歧。
然而，在试图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之前，我们来看看人类学家否认犹太种族所基于的一些数据样本。首先，这里引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现代科学中的种族问题”系列优秀的小册子。作者胡安科玛斯教授从统计材料（他的斜体）中得出以下结论：
因此，尽管与人们通常持有的观点相悖，犹太人在种族上是异质的；它不断的移民——自愿的或非自愿的——与最广泛的民族和民族的关系——带来了如此程度的杂交，以至于所谓的以色列人可以产生每个民族的典型特征。为了证明，只要把强壮、强壮、身材高大的鹿特丹犹太人和他的宗教信徒进行比较，比如，在萨洛尼卡，闪亮的眼睛，病态的脸和瘦削的体格。因此，就我们所知，我们可以断言，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形态差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种族的成员之间的差异相同。3
接下来，我们必须看看人类学家作为标准的一些物理特征，以及科玛斯的结论的基础。
这些标准中最简单的，结果也是最幼稚的，其中之一是身材。在1900年出版的不朽著作《欧洲的种族》中，威廉·雷普利写道：“欧洲的犹太人体型都很小；不仅如此，他们往往绝对发育不良。”4他说的完全正确，他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他很精明，推测这种身高的不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5。十一年后，莫里斯·菲什伯格出版了《犹太人——一个关于种族与环境的研究》，这是第一次用英语进行类似的人类学调查。它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东欧父母的孩子——在一代人中增加了近一英寸半。6从那时起，移民人口的后代——无论是犹太人、意大利人还是日本人——比他们的父母高得多，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这无疑是由于他们饮食的饮食改善和其他环境因素。
菲什伯格随后收集了比较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犹太人和外邦犹太人的平均身高的统计数据。这个结果又一次出人意料。总的来说，人们发现犹太人的地位随着他们居住的非犹太人的身高而变化。他们相对较高，而土著人口也较高，反之亦然。此外，在同一个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城镇（华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身高也因该地区的繁荣程度而有所不同。7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遗传对身高没有影响；但它被环境的影响所覆盖和修改，不适合作为种族的标准。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颅骨测量——这曾经是人类学家的伟大时尚，但现在被认为相当过时了。这里我们再次会根据数据发现相同类型的结论：“比较在不同的国家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人口的颅顶指数揭示了各个国家内部之间明显的相似性，而比较不同国家的犹太人颅顶指数时发现了广泛的差异。因此，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特征，它的可塑性，表明犹太人的种族多样性。”8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样性在西班牙系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之间最为明显。总的来说，西班牙系犹太人是多头（长头），德系犹太人是短头（宽头）。库特切拉从这种差异中，进一步证明了哈扎尔-德系犹太人和闪米特-西班牙系犹太人独立的种族起源。但我们刚刚看到，空头或多头的指数与东道国是协变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个论点无效。
与其他身体特征有关的统计数据也反对种族统一。一般来说，犹太人都是黑头发的。但是，根据科玛斯分析，49%的波兰犹太人是浅发9，奥地利9%和54%的犹太学生是蓝眼睛10，这有多普遍？维尔乔夫确实发现11，在德国“只有”32%的金发犹太学生，而金发外邦人的比例更大；但这仅仅表明协差异并不是绝对的——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
迄今为止，最难分析的证据来自于血型分类。最近在这一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只要引用一个具有特别敏感指标的例子就足够了。用帕泰的话来说：
在血型方面，犹太群体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并与非犹太环境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赫斯菲尔德“生化指数”（A+AB）(B+AB)可以被用来表明这点。一些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犹太人2.74，德国外邦人2.63；罗马尼亚犹太人1.54，罗马尼亚外邦犹太人1.55；波兰犹太人1.94，波兰外邦人1.55；摩洛哥犹太人1.63，摩洛哥外邦人1.63；伊拉克犹太人1.22，伊拉克外邦人1.37；突厥斯坦犹太人0.97，突厥斯坦外邦犹太人0.99。12
我们可以用两个数学公式来总结这个情况：
Ga-Ja<Ja-Jb 和Ga-Gb ≅ Ja-Jb
也就是说，广义地说，一个特定国家(a)的外邦犹太人（Ga）和犹太人（Ja）在人类学标准方面的差异小于不同国家的犹太人（a和b）的差异；a和b国家的外邦人之间的差异与a和b国家的犹太人之间的差异相似。
最后，我们大概可以引用哈里·夏皮罗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列文章的另一段话：《犹太人：生物史》：13
犹太人群体在身体特征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他们血型的基因频率的多样性使得他们的任何统一的种族分类在术语上都存在矛盾。因为，尽管现代种族理论承认在一个种族群体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多态性或变异，但它不允许以其自己的种族标准来衡量的明显不同的群体被确定为一个群体。这样做将使种族分类的生物学目的变得徒劳，而整个程序则显得武断和毫无意义。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很少完全脱离生物学方面的考虑，尽管有证据表明，人们仍在继续努力以某种方式将犹太人隔离为一个独特的种族实体。
3
这种双重现象——躯体特征的多样性和与东道国的一致性——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遗传学家最明显的答案是：通过通婚和选择压力。
“这点”，菲什伯格写道：“确实是犹太人人类学的关键：他们是纯粹的种族，或多或少被环境影响所改变，还是一个宗教教别，由在世界各地移民期间通过改变宗和通婚获得的种族因素组成？”他给了读者毋庸置疑的答案：14
从圣经的证据和传统开始，似乎即使在以色列部落形成的开始，他们就已经由各种种族因素组成了。我们发现当时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有许多种族——亚摩利人，他们金发，头形，身材高大；赫梯人，一个肤色黝黑的种族，可能是蒙古人种；缓冲族，黑人种族；还有许多人。所有这些与古希伯来人通婚，这可以在圣经的许多段落中看到。
先知们可能会反对“娶一个奇怪的神的女儿”，然而滥交的以色列人并没有被阻止，他们的领袖们首先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甚至第一位牧首亚伯拉罕也与埃及人夏甲同居；约瑟夫娶了亚瑟那，他不仅是埃及人，而且是祭司的女儿；摩西嫁给了米甸人西波拉；犹太英雄撒孙是非利士人；大卫王的母亲是摩押人，他娶了基舒的公主；至于所罗门王（他的母亲是赫梯人），“谎言爱着许多奇怪的女人，包括法老的女儿，摩押人，有灵人，西顿人，西顿人，赫梯人……”15而接下来这类丑闻还在继续。圣经也清楚地表明，皇室的榜样被许多人模仿。此外，圣经中禁止与外邦人结婚，但这不包括战争时期的女性俘虏——而且她们为数不少。巴比伦的流亡并没有提高种族的纯洁性；甚至祭司家庭的成员也娶了外邦妇女。简而言之，在散居的初期，以色列人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杂交种族。当然，这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圣经部落一直保持着其种族纯洁性的持久神话，这一点就不需要强调了。
另一个重要的杂交来源是大量最不同种族的人皈依犹太教。阿比西尼亚的黑皮肤法拉沙是早期的犹太人的信仰热情的见证，中国犹太人看起来像中国人，也门犹太人有黑橄榄色的肤色，撒哈拉的犹太柏柏尔部落看起来像图阿雷格人，等等，再看看我们的主菜，哈扎尔人。
在离家更近的地方，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在犹太国家灭亡和基督教兴起之间，在罗马帝国达到了顶峰。意大利的许多贵族家庭皈依，但也有统治阿迪亚波纳省的皇室家族。菲罗谈到希腊有许多皈依者；弗拉维乌斯·约瑟夫说，安提阿的大部分人口被犹太化了；圣保罗在从雅典到小亚细亚的旅行中或多或少遇到了改变信仰的人。“改宗的热情”，犹太历史学家第雷纳赫写道，16“确实是希腊罗马时期犹太教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毫无疑问，在两三个世纪里，犹太教以这种方式使许多人皈依。这个犹太民族在埃及、塞浦路斯和昔兰尼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假设其中注入了大量的外邦人的血液。改宗主义同样地影响着社会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基督教的兴起减缓了种族通婚的速度，贫民区暂时结束了这种现象；但在十六世纪严格实施隔离规则之前，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这一点从教会不断禁止异族通婚中可见一斑——例如托莱多会议于589年、罗马会议于743年、第一次和第二次拉特兰会议分别于1123年和1139年，以及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夫二世于1092年的敕令。所有这些禁令都只部分有效，这一点从匈牙利大主教罗伯特·冯·格赖恩于1229年向教皇报告的情况中也有体现，他抱怨说许多基督教妇女嫁给了犹太人，并且在几年内“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因此失去了教会。17
唯一有效的限制是犹太人聚居区的围墙。当这些围墙倒塌后，通婚又开始了。通婚率加速上升，在德国，1921年至1925年间，每100对犹太人结婚中就有42对是混血儿。18
至于西班牙系犹太人，或“真正的”犹太人，他们在西班牙逗留了一千年，在他们自己和东道主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阿诺德·托因比所写的那样：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伊比利亚人的血管中，这些皈依犹太人的血液都有强烈的色彩，特别是在上层和中产阶级。然而，最敏锐的精神分析学家会发现，让他观察西班牙人、中上层阶级和葡萄牙人的样本，就很难发现谁有犹太祖先。19
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在1391年和1411年席卷整个半岛的大屠杀之后，保守估计有超过10万犹太人接受了洗礼。但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秘密地信奉犹太教。这些秘密的犹太人，即马拉诺人，繁荣昌盛，在宫廷和教会的等级制度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并与贵族通婚。在所有顽固不化的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1492年）和葡萄牙（1497年）之后，马拉诺斯人越来越受到怀疑；许多人被宗教法庭烧死，大多数人在16世纪移民到地中海周围的国家，荷兰、英国和法国。一旦安全了，他们就公开地恢复了他们的信仰，并与1492-7年的被驱逐者一起，在这些国家建立了新的西班牙系徒社区。
因此，汤因比关于西班牙社会上层阶层的混合血统的评论，有时也同样适用于西欧的西班牙系系社区。斯宾诺莎的父母是葡萄牙人马拉诺斯人，后来移民到了阿姆斯特丹。英格兰的古老犹太家庭（早在19世纪-20世纪从东部涌入这里）、蒙特菲奥斯、卢萨达斯、蒙达斯、阿维格斯、苏特罗斯、萨松等，都来自伊比利亚混血种族，没有更纯粹的种族血统是德系犹太人，叫戴维斯、哈利斯、菲利普斯或哈特的犹太人都不是纯血。
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复发生的事件是强奸通婚。这在巴勒斯坦也有悠久的历史。我们被告知，例如，某个犹大本以西克反对他的儿子娶一个女人因为她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嗣”，于是他的朋友乌拉说：“我们如何确定我们自己不是围攻耶路撒冷强暴了犹太少女的异教徒士兵的后裔？20强奸和战利品（后者的数量通常提前确定）被认为是征服军队的自然权利。
格雷茨记录了一个古老的传统，它将德国最早的犹太人定居点的起源归因于一个让人想起萨宾妇女被强奸的事件。根据这个传统，德国单位，与罗马军团在巴勒斯坦，“选择从庞大的犹太囚犯最美丽的女人，带他们回到的莱茵河和麦茵，并迫使她们满足他们族长的欲望。这些孩子是犹太人和德国人，父母是由他们的母亲按照犹太信仰抚养长大的，他们的父亲不管不顾。据说正是这些孩子是沃姆斯和梅恩斯之间的第一个犹太社区的创始人。”21
I在东欧，强奸更为普遍。再次引用菲什伯格的话:
这种猛烈的非犹太人血液注入以色列人的静脉在斯拉夫国家尤其频繁。哥萨克人最喜欢从犹太人那里榨取钱的方法之一就是俘虏大量人，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会勒索赎金。这样赎回的妇女是被这些半野蛮的部落侵犯的。事实上，“四地会议”在1650年冬天的会议上，必须认识到哥萨克丈夫所生的贫穷妇女和孩子，从而恢复犹太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秩序。类似的暴行是……1903-1905年俄罗斯大屠杀期间再次杀害犹太妇女。22
4
然而，回到这个悖论上来——许多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反犹分子的人相信，他们一眼就能认出一个犹太人。如果犹太人是历史和人类学所显示的混合体，这怎么可能呢？
部分答案，我认为，是欧内斯特·勒南在1883年给出的：“没有一个单一的犹太人类型，而是有多种犹太人类型。”23那种“一眼就能认出”的犹太人类型只是众多类型中的一种。但在这十四百万犹太人中，只有极少数属于这种特定类型，而那些看似属于这一类型的，并不总是真正的犹太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无论是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据说就是鼻子，被描述为闪族鼻、鹰钩鼻、钩鼻或鹰嘴(bec d‘aigle）。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纽约市的2836名犹太人中，费希伯格发现只有14%的人——即每七个人中有一个——有钩鼻；57%的人是直鼻，20%的人是扁鼻，6.5%的人有“扁平而宽大的鼻子”。24
其他人类学家在波兰和乌克兰也得出了类似的关于闪族人鼻子的研究结果。25此外，在真正的闪族人中，如纯种贝都因人，这种鼻子形式似乎根本不存在。26另一方面，它“在各种高加索部落以及小亚细亚地区非常常见。在这个地区的土著种族中，如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奥塞梯人、列支士人、阿伊奥斯人，以及叙利亚人，鹰钩鼻是普遍特征。在欧洲地中海国家的人群中，如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鹰钩鼻比东欧犹太人更为常见。北美印第安人也非常常有‘犹太’鼻子。”27
因此，鼻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识别标志。只有少数人——一种特殊类型的犹太人——似乎有一个凸出的鼻子，而许多其他种族也有它。然而，直觉告诉人们，人类学家的统计数据一定是错误的。贝德多克和雅各布斯提出了一种解决这个难题的巧妙方法，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的鼻子”不必在轮廓上凸出，但可能给人一种“钩”的印象，因为一种特殊的“卷起翅膀”，鼻孔的内折。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正是这种“鼻子”提供了丑陋的错觉，雅各布斯邀请他的读者“写一个长长尾巴的（图1）；现在去掉扭转，如图2所示，大部分犹太性就消失了；当我们水平画较低的延续时，它就完全消失了，如图3所示。”雷普利引用雅各布斯的话说：“看这个转变！毫无疑问，这个犹太人已经变成了罗马人。我们当时证明了什么？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像犹太人的鼻子这样的现象，尽管它与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凸性的标准]构成不同。28
但真的有吗？图1仍然可能代表一个意大利人、希腊人、西班牙人、亚美尼亚人或红印第安人的鼻子，“鼻型”也包括在内。我们从其他特征，包括表情、举止和着装中推断出这是一个犹太人的鼻子，而不是红印第安人、亚美尼亚人等的鼻子——一目了然。这并不是逻辑分析的过程，而是心理学家的整体知觉性质，即对整体构型的把握。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每一个被认为是典型的犹太人的面部特征——“性感的嘴唇”；深色、波浪形或卷曲的头发；忧郁，或狡猾，或鼓起或裂开的蒙古人的眼睛，等等。单独来看，它们是最多样化的国家的共同财产；它们像一个标识箱一样放在一起，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原型——再次说——一种特殊的东欧犹太人，我们所熟悉的类型。但是我们的移民装备不适合其他各种类型的犹太人，比如西班牙系犹太人（包括他们在英国非常英国化的后代）；也没有中欧斯拉夫式的犹太人，也没有金发的条顿人，裂眼的蒙古人，或皱头发的黑人犹太人。
我们也不能确定地识别出（犹太人），即使是在这个有限的原型之内。由菲什伯格或雷普利出版的肖像画集可以用于“信不信由你”的游戏，如果你看到说明被描绘的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标题。同样的游戏也可以在地中海海岸附近的咖啡馆露台上玩。当然，它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你不能走到实验主题前，询问他或她的宗教信仰；但如果你不是一个人玩，观察者的判断之间的分歧将会令人惊讶。暗示性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你知道哈罗德是犹太人吗？”“不，但既然现在你提了，我感觉像了。“你知道（这个或那个）皇室有犹太人血统吗？”“没有，但既然现在你提了……”哈钦森的人类种族中有一张三个圣人的照片，标题是：带有犹太面貌的日本人。一旦你读了标题，你就会觉得：“当然。我怎么会错过它呢？”当你玩这个游戏一段时间后，你开始到处看到犹太人的特征——或哈扎尔特征。
5
造成进一步的困惑的是，将遗传特征与社会背景及其他环境因素塑造的特征区分开来极其困难。我们在讨论身高作为所谓的种族标准时遇到了这个问题；但社会因素对相貌、行为、言语、手势和服饰的影响，在构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中以更微妙和复杂的方式发挥作用。服装（加上发型）是这些因素中最明显的一个。给任何人穿上长螺旋状刘海、圆顶帽、宽边黑帽和长黑袍，你一眼就能认出正统犹太人的类型；无论他的鼻孔如何，他看起来就是犹太人。在某些社会阶层的特定类型的犹太人的着装偏好中，还有其他不那么明显的指标，结合口音、说话方式、手势和社会行为。
或许暂时远离犹太人，听听一位法国作家描述他的同胞如何“一见钟情”地看待英国人，倒是个不错的消遣。米歇尔·莱里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还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及人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谈论英国人“种族”或甚至认为英国人属于“北欧”种族，实在是荒谬的。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就像所有欧洲民族一样，英国人是不同民族共同构建的。英格兰是一个凯尔特国家，部分被来自法国的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的连续浪潮殖民，还有一些自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以来的罗马血统。此外，虽然英国人的外貌可以用来识别他们，但仅凭外表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英国人。在英国人中，就像其他欧洲人一样，既有白皮肤的人也有黑皮肤的人，既有高个子也有矮个子，既有长头颅也有短头颅。可以说，英国人可以通过某些外部特征轻松识别，这些特征赋予了他们独特的“气质”：手势上的克制（不像南方人那样夸张的手势）、步态和面部表情，通常都包含在“冷静”这一较为模糊的术语之下。然而，任何提出这种观点的人都可能在许多情况下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并非所有英国人都具备这些特征，即使这些特征是“典型英国人”的标志，事实仍然是这些外在特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体质”：身体姿态、动作和面部表情都属于行为范畴；而这些习惯是由个人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是文化性的而非“自然”的。此外，尽管可以粗略地称为“特征”，它们并不代表整个国家，而是该国特定的社会群体，因此不能被视为种族的独特标志。29
然而，当莱里斯说面部表情不是“体质”而是“属于行为范畴”时，他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行为可以改变个体的特征，从而在其“体质”上留下印记。只需想想老年喜剧演员、独身神父、职业军人、长期服刑的囚犯、水手、农民等人的面相特征即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了面部表情，还影响了身体特征，从而产生了这些特征是遗传或“种族”起源的错误印象。*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个人观察，在访问美国时，我经常遇到一些我年轻时的中欧朋友，他们是在二战前移民的，我已经有三四十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每次见面，我都惊讶地发现，他们不仅穿着、说话、吃饭和行为都像美国人，而且还获得了美国人的面部特征。我无法描述这种变化，只能说它与下颌肌肉的扩展和眼睛周围的一种特定表情有关。（一位人类学朋友认为前者是由于美国人发音时下颌肌肉的使用增加，而后者则是对生活竞争以及由此导致十二指肠溃疡倾向的反映。）我很高兴地发现，这并不是我的想象在作祟——因为费希伯格在1910年就做出了类似的观察：“……面容的变化很容易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我注意到移民到美国的人们中出现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当这些移民返回他们的家乡时，新的面部特征最为明显……这一事实提供了极好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30
谚语中的熔炉似乎正在塑造一种美国人的面貌——一种或多或少标准化的表型，源自多种多样的基因型。即使是纯种的中国和日本血统的人在美国也似乎受到了这一过程的影响。无论如何，人们往往能“一目了然”地认出一张美国人的面孔，无论其穿着、说话方式如何，也不管其主人是否有意大利、波兰或德国血统。
6
在任何关于犹太人的生物和社会遗产的讨论中，都不能忘了贫民窟的阴霾。欧洲、美洲，甚至北非的犹太人，都是贫民窟的孩子，他们居住的距离不超过四、五代人。无论它们的地理来源如何，在贫民窟内，它们生活在或多或少相同的环境中，几个世纪以来都受到同样的形成或变形的影响。
从遗传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影响因素：近亲繁殖、基因漂变和选择。在不同的时期，近亲繁殖可能在犹太种族历史中扮演了与杂交同等重要的角色。从圣经时代到强制隔离的时代，再到现代，混血是主导趋势。在这之间，根据国家的不同，有三到五个世纪的隔离和近亲繁殖——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近亲结婚，也包括狭义上的小群体内婚制。近亲繁殖带来了有害隐性基因聚集的风险，使它们得以发挥作用。犹太人中先天性智力障碍的高发率早已为人所知，31这很可能是长期近亲繁殖的结果——而不是一些人类学家所说的闪族种族特征。在偏远的阿尔卑斯山村，精神和身体畸形明显频繁，教堂墓地里的大多数墓碑上只显示六个家族姓氏之一。其中没有科恩或利未家族。
但近亲繁殖也可能通过有利的基因组合产生冠军赛马。也许它有助于贫民区儿童产生白痴和天才。这让人想起了查姆·魏茨曼的格言：“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更像。”但遗传学在这个领域几乎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另一个可能深刻影响了贫民区的人们的过程是“遗传漂变”（也被称为塞沃尔·赖特效应）。它指的是在小的、孤立的种群中失去遗传特征的特征，要么是因为它的创始成员碰巧拥有相应的基因，要么是因为只有少数拥有这些基因，但没有将它们传递给下一代。因此，遗传漂变可以对小群落的遗传特征产生相当大的转变。
犹太人聚居区内的选择压力之大，在历史上极为罕见。一方面，由于被禁止从事农业，他们完全城市化，集中在城镇或小村庄中，这些地方越来越拥挤。因此，正如沙皮罗所说，“中世纪城市和城镇中肆虐的瘟疫，最终对犹太人群体的选择性比其他群体更为严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获得了更高的免疫力……因此，他们的现代后代将成为这一严格且特定选择过程的幸存者。”32他认为，这或许可以解释犹太人中结核病的罕见以及他们相对长寿的现象（菲什伯格收集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围绕着贫民区的敌对压力，从冷漠的蔑视到零星的暴力行为，再到有组织的大屠杀。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了几个世纪，一定有利于最健壮、最柔韧、最适应精神的人的生存；也就是，贫民窟里独有的人。这些心理特征是基于选择过程所依据的遗传倾向，还是通过童年条件反射进行社会遗传传递，这仍然是人类学家中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高智商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遗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环境环境。以犹太人曾经众所周知的不酗酒为例，一些有关酗酒问题的权威人士认为这是一种种族特征。33但人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贫民区的另一种遗产，这是在危险的条件下生活的无意识遗迹，因此降低警惕是危险的；背着黄色星星的犹太人必须保持谨慎和清醒，同时以有趣的轻蔑看着“醉醺醺的异教徒”的滑稽行为。此后，对酒精和其他堕落行为的节制仍然从父母到孩子在接下来一代代传承着——直到对贫民窟的记忆消失，随着逐渐的同化，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酒精摄入量逐渐增加。因此，就像许多其他犹太特征一样，节制毕竟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而不是生物学上的遗传。
* 爱默生在他的文章《英国特征》中写道：“每个宗教派别都有其独特的面貌。卫理公会教徒有他们的面孔，贵格会教徒有他们的面孔，修女也有她们的面孔。英国人会通过举止来指出一个异见者。职业和行业在人们的面容和形态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
最后，还有一种进化过程——性选择——可能促成了我们视为典型的犹太特征的产生。雷普利似乎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他的斜体字）：“犹太人在种族血统上是彻底混杂的；另一方面，他是所有犹太教选择上的合法继承者……它影响了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为什么它不应该也影响他们的身体美的理想？为什么不影响他们的性偏好，以及决定他们的婚姻选择？因此，它的结果通过遗传得到了加强。”34
雷普利并没有探究贫民区的“身体之美的理想”。但菲什伯格做到了，并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论点：“对东欧严格正统的犹太人来说，肌肉强壮的人就是以扫。”雅各的儿子的理想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一个柔弱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娇弱、贫血、意志松弛的青年，有着渴望的表情，头脑清醒，没有肌肉。
但是，他继续说道，“在西欧和美国，目前有一种强烈的相反趋势。许多犹太人以自己不像犹太人而感到自豪。考虑到这一点，必须承认所谓的‘犹太’相貌几乎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36
我们可以补充说，至少在年轻的以色列人中是如此。
总结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试图根据现存的少量资料追溯哈扎尔帝国的历史。在第二部分的第五至第七章中，我整理了历史证据，表明东犹太人——因此也是世界犹太人的主体——起源于哈扎尔-突厥，而非闪族。
在最后一章中，我试图表明，来自人类学的证据与历史相一致，它驳斥了人们对来自圣经部落后裔的犹太种族的普遍看法。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有两组事实反驳了这一观点：犹太人在身体特征上的广泛多样性，以及他们与周围非犹太人群体之间的相似性。这些差异体现在关于身高、颅骨指数、血型、发色和眼色等统计数据中。无论采用哪种人类学标准作为指标，都显示出犹太人与其所在国家的非犹太居民之间比不同国家的犹太人之间更大的相似性。总结这种情况，我提出了以下公式：Ga-Ja<Ja-Jb；以及Ga-Gb≅Ja-Jb。
对这两种现象的明显生物学解释是通婚，它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形式：异族通婚、大规模的改宗、作为持续（合法化或容忍）的强奸。
尽管有统计数据，但存在一种可识别的犹太类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但不是完全基于,各种误解。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与北欧人相比，被视为典型犹太人的特征在地中海环境中不再这样出现；它没有意识到社会环境对体格和面容的影响；它混淆了生物和社会遗传。
然而，当代犹太人的特征存在着某些遗传特征。根据现代种群遗传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在贫民区的隔离条件下运行了几个世纪的过程：近亲繁殖、遗传漂变、选择压力。最后提到的运作方式有几个方面：自然选择（例如，通过流行病），性选择，以及不太确定的，有利于在贫民区墙内生存的性格特征的选择。N
除此之外，社会遗传，通过童年条件反射，作为一个强大的形成和变化因素。
每一个过程都有助于贫民区特有的人的出现。在后犹太区时期，它逐渐被稀释。至于前犹太人区种群的基因组成和物理外观，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中，这个“原始的库存”主要是突厥与古代巴勒斯坦和其他元素的混合程度未知。也不可能分辨出哪一种所谓的典型特征，比如“犹太人的鼻子”，是贫民区的性选择的产物，或者是一个特别“持久”的部落基因的表现。由于“高鼻梁”在高加索人中很常见，而在闪米特人贝都因人中不常见，我们还是有一个关于“第十三部落”在犹太人的生物史上所扮演的主导角色的指针。
附录一
关于拼写的说明
这本书中的拼写一直不一致。这是一致的，因为在我引用其他作者的地方，我保留了他们自己的专有名称的拼写（不然还能怎样？）；这导致了明显的不一致，即同一个人、城镇或部落在不同的段落中经常有不同的表达。因此，哈扎尔、卡扎尔、查扎尔、乔扎尔、乔兹尔、可萨等。；还有伊本法德兰和伊本法德兰；Al-马苏迪和al马苏迪。至于我自己的文本，我采用了最不引起不是专业东方学家的英语读者困惑的拼写。
阿拉伯语名字的拼写在所有版本中都差别很大，我也没有做过任何改动。应该解释的是，在阿拉伯语中只有三个元音，而一些辅音在英语中没有等价音。近年来，东方学家的普遍做法是采用阿拉伯字母中的一套传统符号，将穆罕默德音译为穆罕默德，音译为穆埃德欣，《古兰经》音译为《古兰经》或《古兰经》。这种方法对那些知道它的意思的人很有用，但这本书遵循了旧的方式，根据普通的英语拼写来写出最好的语音近似值。
然后，他打印了一份出版商的拼写查询列表，以及T. F.劳伦斯的答案；例如：
问题：“变动20。努里是Ruwalla的埃米尔，属于“Rualla的主要家族”。在变动23“Rualla马”和表38，“杀死了一个Rueli”。在后来的Rualla。”
回答：“也应该使用 Ruwala和Ruala。”
问题：“变动47”。Jedha，一只母骆驼，40变动为的Jedhah 。”Query: “Slip 47. Jedha, the she-camel, was Jedhah on Slip 40.”
回答：“她是一头漂亮的野兽。”
问题：“变动78”。68Sherif Abd el Mayin变成了el Main, el Mayein, el Muein, el Mayin, and el Muyein.。”
回答：“很好。这真的很有独创性。”
如果这就是抄写现代阿拉伯语的困难，那么当东方主义者转向中世纪的文本时，就会发现更加混乱，由于粗心的抄写者，带来了额外的问题。“埃本·霍卡尔”（或伊本-霍卡尔）的第一个英译本是在公元1800年由威廉·乌塞利爵士出版的。病了。*威廉爵士在他的序言中，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发表了这样一句感人的发自内心的呐喊：
不规则的组合字母，一个词与另一个混淆，总是遗漏，在某些行，变音点，带来极大的困难，也行我不应该抱怨，因为习惯和坚持不懈的注意力使我能够超越他们的一般描述，或句子；但对于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人的名字，上下文无法帮助解读，如果省略变音点，仅猜想就可以认出是谁，或整理一份更完美的手稿。
尽管我刚才说了这些，尽管对希伯来语、阿拉比克语和波斯文学最博学的作家都对同一主题进行了观察，但也许有必要通过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证明这些变音点的非凡影响[经常被抄写者省略]。
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让我们假设形成名字Tibbet的三个字母被剥夺了它们的变音点。第一个字符可以通过上面的一点变成N，两点T，三点TH或S；如果一个点在下面，如果两点，Y变成B，p。同样，第二个字符可能受到影响，第三个字符可能根据点的加法，变成B、P、T和TH或S。†
* 伊本·霍卡尔用阿拉伯语写了他的书，但乌塞利是用波斯语翻译过来的。
附录二
对资料来源的说明
(A) 古早来源 ANCIENT SOURCES
我们对哈扎尔人历史的了解主要来自阿拉伯、拜占庭、俄罗斯和希伯来语，并有波斯、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起源的确证证据。我将只谈论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
1. 阿拉伯
早期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在其独特的创作形式不同于其他所有人。每一件事件都有目击者或同时代人的话，通过一连串的中间记者传递给最后的叙述者，每个人都把原始报告传递给他的继任者。同样的叙述通常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稍微不同的形式进行，它们是通过不同的记者链形成的。通常，一个事件或一个重要的细节也以几种方式被讲述，基于一些当代的陈述，通过不同的传统路线传递给最后的叙述者。原则仍然是，曾经说过说得很好的话，不必再讲一遍。因此，作者尽可能地接近他的资料来源，所以一个后来的作家经常原封不动复制第一个叙述者的文字。
因此，该领域的两个经典权威人士，H. A. R.吉布和M.J. de Goeje，在《大英百科全书》1早期版本中关于阿拉伯史学的联合文章中解释了追踪原始来源的巨大困难，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编译者和剽窃者的连续版本。它常常不可能在确定某一篇或描述某一国家的情况文字的书写日期；日期的不确定性可能持续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些段落中，作者用现在时进行叙述，但没有明确表明他引用了遥远的过去的一些来源。再加上由于拼写的混乱，识别人、部落和地方的困难，再加上抄写者的变幻莫测，结果是一个拼图游戏，丢失了一半的碎片，其他无关的起源混进来，只有基本轮廓可以辨认出来。
在这些书中，阿拉伯语的主要记载，最常被引用的是伊本·法德兰、伊斯塔克里、伊本·哈卡尔和马苏迪。但只有少数资料可以被称为“主要”资料来源，比如伊本·法德兰，他有第一手的经验。例如，伊本·霍卡尔的描述，大约写于977年，几乎完全基于伊斯塔克里写在932年左右的；反过来应该是基于地理学家埃尔-巴尔希丢失的作品，他写于921年左右。
关于这些学者的生活和他们的学术水平，我们知之甚少。外交家、敏锐的观察家伊本·法德兰是最突出的人。然而，当我们沿着整个十世纪的链条前进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年轻的史学科学演变的连续阶段。埃尔-巴尔希，链条中的第一个，标志着阿拉伯地理古典学派的开始，其主要重点是地图，而描述性文本是次要的。伊斯塔克里显示了一个明显的改进，重点从地图转向文本。（关于他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而他的作品中幸存下来的显然只是一部更大的作品的概要。）伊本·霍卡尔（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旅行的商人和传教士）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文本不再是对地图的评论（如巴尔希，部分仍然在伊斯塔克里），而是本身成为了一种叙述。
最后，在雅库特（1179-1229）之后，两个世纪后，我们到达了编纂者和百科全书学家的时代。关于他，我们至少知道他出生在希腊，小时候在巴格达的奴隶市场上卖给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善待他，把他当作商业旅行者。任职后，他成为了一名巡回书商，并最终定居在摩苏尔，在那里他写了他伟大的地理和历史百科全书。这一重要的工作包括伊斯塔克里和伊本·法德兰对哈扎尔人的描述。但是，唉，雅库特错误地将伊斯塔克里的叙述也归咎于伊本·法德兰。由于这两种叙述在重要观点上有所不同，将它们归为同一作者产生了各种荒谬，结果伊本·法德兰在现代历史学家眼中有些不可信。
但是，随着伊本·法德兰在波斯梅什赫德的古代手稿全文的发现，事件发生了不同的转变。这一发现是在1923年由泽基·瓦利迪·托根博士（下文中进一步提到他）提出的，并在东方学家中引起了轰动。它不仅证实了伊本·法德兰关于哈扎尔人的报告的真实性，而且还包含了雅库特省略的段落，因此以前是不知道的。此外，在雅库特造成的混乱之后，伊本·法德兰和伊斯塔克里/伊本·霍卡尔现在被认为是相互证实的独立资料来源。
伊本·鲁斯塔、阿尔-贝克里或加尔德齐的报告也有同样被证实有价值，我几乎没有机会确切地引用它们，因为它们的内容本质上与主要来源相似。
另一个明显独立的资料来源是阿尔马苏迪（死于大约956年），被称为“阿拉伯希罗多德”。他是一个不安分的旅行者，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但现代阿拉伯历史学家似乎对他持一种相当偏见的看法。因此，《伊斯兰百科全书》称，他的旅行的动机是出于“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但这是表面的。他从不使用原始的资料，但他满足于肤浅的询问，毫无保留地接受故事和传说。”但这也可以说是其他中世纪的历史学家的特征，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阿拉伯人都是这样。
2.拜占庭
在拜占庭的资料中，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是君士坦丁七世的行政管理，写于大约950年。它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包含了关于哈扎尔人本身的信息（特别是关于他们与马扎尔人的关系），还因为它提供了关于罗斯人和北部大草原人民的数据。君士坦丁（904-59）学者皇帝是一个吸引人的角色——难怪阿诺德·汤因比承认他“失去了心”2——从他大学时期开始对过去的爱情。最终的结果是汤因比在1973年出版的《君士坦丁和他的世界》，当时作者只有84岁。正如标题所表明的，重点是君士坦丁的个性和工作，以及他和哈扎尔人生活在同时代这一优势。
然而，汤因比对君士坦丁的钦佩并没有使他忽视皇帝作为一个学者的局限性：“在不同日期从不同的来源收集的信息混杂在行政管理书里，这不是一本把所有材料充分消化吸收的作者的书；这是一个只是敷衍地编辑的文件的集合。”3后来：“行政管理书和典仪论，在君士坦丁将他们遗赠给后代的国家，将使大多数读者感到可悲的混乱。4（君士坦丁本人感人地相信，典仪论除了是“精确的学术和爱的劳动的纪念碑”之外，也是一部“技术杰作”。）早些时候，5伯里和6马戛尔尼也提出过类似的批评，他们试图理清君士坦丁关于马扎尔移民的矛盾说法：
“…我们最好记住《行政管理》的组成——一系列来源最多样的注释，经常相互重复，经常相互矛盾，并与最粗糙的编辑结合在一起。”7
但我们必须小心别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扔掉，就像学者评论家有时容易做的那样。君士坦丁享有没有其他历史学家的特权来探索帝国档案，并从从海外使团返回的官员和使节那里得到第一手报告。如果谨慎处理，并与其他来源一起看，行政管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述，为那段处在黑暗中的历史时期带来了光亮。
3. 俄国
除了口头传播民间传说、传说和歌曲（如“伊戈尔远征记”），最早的书面来源是俄罗斯，字面上“过去的故事”，被不同的作者称为俄罗斯主要编年史，旧俄罗斯编年史，俄罗斯编年史，伪内斯特，或编年史。它是一个汇编，在12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编年史，但结合了更早的传统和记录。因此，正如维尔纳德斯基所说，它可能“包含了从7世纪到10世纪的真实信息片段”——一个对哈扎尔人的历史至关重要的时期。这部作品的主要编辑和编辑可能是博学的修道士奈斯特(b.1056)尽管这在专家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他被称为“伪-内斯特”）。除了作者身份的问题之)外，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虽然不是绝对正确的）指南，为它所涵盖的时期。不幸的是，它停在1112年，就在哈扎尔人的神秘消失的开始时期。
关于哈扎里亚的中世纪希伯来语资料将在附录三中讨论。
(B) 现代文学
评论这些书中引用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如汤因比或伯里、维尔纳德斯基、男伦、马戛尔尼等，可能有些自以为是了，他们都写过马扎尔历史的某些方面。下面的评论是指那些作品对问题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作者，他们鲜为公众所知。
其中最重要的是已故的保罗·f·卡勒教授和他以前的学生道格拉斯·莫顿·邓洛普，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历史写作教授。
保罗·埃里克·卡勒（1875-1965）是欧洲主要的东方主义者和马所拉学者之一。他出生在东普鲁士，被任命为路德教会的牧师，并在开罗做了六年的牧师。随后，他在德国多所大学任教，并于1923年成为波恩大学著名的东方研讨会的主任，这是一个国际研究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东方学家。“毫无疑问”，”卡勒写道，“研讨会的国际性质、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是抵御纳粹影响的最佳保护，使我们能够在德国纳粹政权近六年期间不受干扰地继续我们的工作……。多年来，我一直是德国唯一一位有犹太人、波兰拉比担任助手的教授。”
难怪，尽管他是完全的雅利安人后裔，但他最终还是在1938年被迫移民了。他定居在牛津大学，在那里他获得了另外两个博士学位（哲学和神学）。1963年，他回到了他心爱的波恩，1965年在那里去世。大英博物馆的作品目录中有27本书，其中包括《开罗吉尼扎》和《死海古卷的研究》。
卡勒在波恩战前的学生中有年轻的东方学者d·m·邓洛普。
卡勒对哈扎尔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当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格雷瓜尔教授在193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哈扎尔通信”的真实性，10卡勒回应道：“我理解格雷瓜尔的论点，但他是错的，我有机会1937年12月在波恩他拜访我时和他讨论所有的问题。我们决定联合出版一本宏大的书——但政治使该计划无法实现。因此，我向我以前的一个波恩学生d·m·邓洛普提议，让他来接手这项工作。他是一位能够研究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了解许多其他语言，并为这一项艰巨的任务接受了关键的训练。11这一学术交易的结果是邓洛普在1954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犹太哈扎尔人的历史》。除了是一本关于哈扎尔尔历史的宝贵资料书外，它还为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证据（见附录三），这是卡勒完全赞同的。12顺便说一句，邓洛普教授出生于1909年，是一个苏格兰神职的儿子，他的爱好被名人录列为“爬山和苏格兰历史”。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哈扎尔犹太教的两位主要辩护者都是具有北欧教会背景的优秀新教徒。卡勒的另一个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学生是艾哈迈德·泽基·瓦利迪·托根，他是伊本·法德兰绕哈扎里亚之旅的梅什赫德手稿的发现者。说句公道话，对于这个杰出的人物，我只能引用卡勒的回忆录：13
有几个非常著名的东方人属于[波恩]研讨会的工作人员。其中，我可以提提齐基·瓦利迪博士，他是奥雷尔·斯坦爵士的特殊门生，他是巴什基尔人，在喀山大学学习，在第一次战争之前就已经在彼得堡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战争期间和之后，他作为巴什基尔-阿米的领导人，这主要是由他创造的。他曾是俄罗斯杜马的成员，也曾一度隶属于六人委员会，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托罗茨基。后来，他与布尔什维克派发生了冲突，并逃到了波斯。作为土耳其语-巴什基里亚语的专家，他于1924年成为穆斯塔法·凯末尔教育部的顾问，后来在斯坦布尔大学担任土耳其语教授。七年后，当他被要求和斯坦布尔的其他教授一起教授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来自土耳其人时，他辞职了，前往维也纳，在多普施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中世纪的历史。两年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伊本·法德兰前往北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突厥人哈扎尔人的旅程，这是他在马什哈德女士那里发现的阿拉伯语文本。后来，我在《摩根人的世界》上发表了他的书。我从维也纳聘请他为讲师，后来又成为波恩大学的荣誉教授。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随时准备学习，与他的合作是非常富有成效的。1938年，他回到土耳其，再次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土耳其语教授。
另一个以另一种方式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雨果·弗雷赫尔·冯·库切拉（1847-1910），他是东方犹太人哈扎尔起源理论的早期提出者之一。他是奥地利高级公务员的儿子，他注定要从事外交生涯，并在维也纳的东方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成为一名语言学家，掌握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其他东方语言。在奥匈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担任武官后，他于1882年成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省萨拉热窝的行政主任，最近被奥匈帝国占领。他对东方生活方式的熟悉使他成为波斯尼亚穆斯林中很受欢迎的人物，并为该省（相对）和平做出了贡献。他被授予弗雷赫尔（男爵）的头衔和其他各种荣誉。
1909年退休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自己一生的业余爱好上——欧洲犹太人和哈扎尔人之间的联系上。年轻时，他就被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之间的对比所震撼；他对哈扎尔人历史的古代资料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至少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他是一名业余历史学家（虽然是一名准专业语言学家），但他的学识非凡；他的书中几乎没有1910年以前的阿拉伯语来源。不幸的是，他还没有时间提供参考书目和参考资料就去世了；《历史研究》在他死后于1910年出版。虽然它很快就有了第二版，但它很少被历史学家提及。
亚伯拉罕·n·波利亚克于1910年出生于基辅；1923年，他随家人来到巴勒斯坦。他在特拉维夫大学担任中世纪犹太历史系主任，著有许多希伯来书，其中包括阿拉伯历史；1250-1900年埃及的封建主义；以色列和中东的地缘政治等等。1941年，他关于《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的文章发表在希伯来期刊《锡安》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的书《哈扎里亚》更是如此。它于1944年在特拉维夫（希伯来语）出版，受到了——也许可以理解的敌意，因为这是试图破坏关于现代犹太人从圣经部落后裔的神圣传统。他的理论在1971-2年印刷版的犹太百科全书中没有被提及。
而，马蒂亚斯·米塞斯对东方犹太人的起源和我所引用的意第绪语的观点被在学术上的高度尊重。他1885年生于加利西亚，学习语言学，成为意第绪语语言学的先驱，1908年，他的两本书：Die Entstehungsursache der judischen Di-alekte (1915) 和Die Jiddische Sprache (1924)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附录三 哈扎尔通信
1
西班牙政治家哈斯代·伊本·沙普鲁特和哈扎里亚国王约瑟夫之间的信件往来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的确，正如邓洛普所写的那样，“哈扎尔通信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现在，可以详细地重建哈扎尔的历史，而不求助于哈代和约瑟夫的书信。”1然而，读者可能会对这些文件还是感兴趣，所以做个简短概要。
哈代的信显然是在954年到961年之间为东欧大使馆写的（第三章，3-4章）据信是在954年访问过科尔多瓦，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他提到是他的君主，统治到961年。这封信实际上是由哈代的秘书梅纳赫姆·本-沙鲁克写的——他的名字出现在哈代的离合小说之后——是由兰道建立的，2通过与梅纳赫姆现存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因此，哈代的信的真实性不再存在争议，而关于约瑟夫的答复的证据必然更加间接和复杂。
已知的最早提到这些信件可以追溯到11世纪和12世纪。大约在1100年，巴塞罗那的拉比耶胡达·本·巴西莱用希伯来语写了他的《节日之书》——再见——其中包含了一个长期的引用，包括直接引用，约瑟夫对哈代的回复。巴西莱作品中的段落如下：
在其他一些手稿中，我们看到了哈扎尔牧师亚伦的儿子约瑟王写给哈代·巴·以撒的信的副本。*我们不知道这封信是不是真的，而事实是突厥哈扎尔人，成了改宗者。不能确定信中所写的一切都是事实。里面可能写着谎言，或者人们可能已经往里面混进了谎言，或者抄写员可能有错误。我们需要写的原因在这本书的事情似乎是夸张的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国王约瑟夫在哈代问他是什么家庭，国王的情况，他的父辈是如何在主羽翼下聚集起来的[即。皈依犹太教，他的王国和统治范围有多大。他一一回答了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在信里。3
巴西莱继续引用或转述了约瑟夫的回复中的进一步段落，因此毫无疑问，这个回复早在公元1100年就已经存在了。拉比的学术怀疑主义又增加了一种特别令人信服的色彩。他住在巴塞罗那省，显然对哈扎尔人知之甚少。
大约在巴西莱拉比写文章的时候，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霍卡尔也听到了一些关于哈代与哈扎尔人有关的谣言。伊本·霍卡尔在手稿地图上，日期为公元479-公元1086年。上面说：
哈斯代·伊本-伊沙克认为† ，这座巨大的高加索山脉与亚美尼亚的山脉相连，穿过希腊人的国家，一直延伸到哈扎尔兰山脉和亚美尼亚的山脉。他对这些地方很了解，因为他拜访了他们，并会见了他们的主要国王和首领。4
哈代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去了哈扎里亚；但我们记得他在信中提出这样做，约瑟夫在回信中热情地欢迎这一提议；也许勤劳的霍卡尔听到了一些关于通信的八卦，并从那里推断出来，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编年史家中并不罕见。
大约50年后（公元1140年），耶哈达·哈利维写下了他的哲学小册子《哈扎尔人》（Kuzri）。如前所述，它包含了很少的事实信息，但他对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的描述与约瑟夫在答复中给出的大致一致。哈勒维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些信件，但他的书主要涉及神学，而忽略了任何历史或事实的参考。他可能像之前不那么博学的巴西莱那样读过信件的文字记录，但已有的证据还并不能确定这点。
然而，对亚伯拉罕·本·多德，就很确定了。他的卡巴拉典籍，写于1161年，包含以下段落：
你会发现以色列的教会从马拉布尽头的萨拉镇传播到国外，直到塔哈特，非洲的尽头[伊弗里奇亚，突尼斯]，在整个非洲，埃及，萨巴人，阿拉伯、巴比伦、埃兰、波斯、戴丹，吉加希提的国家被称为朱尔詹，塔巴里斯坦，到达兰和伊提河，那里住着成为改宗的哈扎尔人。他们的国王约瑟夫写信给哈代，王子艾萨克本沙普鲁特，告诉他，他和他所有的人民都遵循拉巴尼的信仰。我们在托莱多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后代，智者的学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剩下的人遵循拉班尼人的信仰。5
2
哈扎尔通信的第一个印刷版本包含一个希伯来小册子，科尔·梅贝塞尔，“好消息信使的声音”。*它于1577年左右由以撒·亚伯拉罕·阿克里什在君士坦丁堡出版。在他的序言中，阿克里什说，在他15年前的埃及旅行期间，他听到了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的谣言（这些谣言可能是指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后来，他得到了“一封寄给哈扎尔人国王的信，以及国王的回信”。然后，他决定出版这封信件，以提高他的犹太人同胞的精神。他是否认为哈扎里亚是否仍然存在还不清楚。无论如何，序言后面是这两封信的文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但这些信件并没有埋没在阿克里什的小册子里。在它出版大约60年后，它的一个朋友寄给了小约翰内斯·巴克斯托夫，一个非常博学的加尔文主义学者。巴克斯托夫是一位希伯拉派专家，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圣经注释和拉比文献的研究。当他读阿克里什的小册子时，他一开始对信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拉比比他早500年。但在1660年，巴克斯托夫最终用希伯来语和拉丁文印刷了这两种信件的文本，作为耶哈达·哈利维关于哈扎尔人的书的附录。这也许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因为在同一封面下，包含了哈勒维的传奇故事，让历史学家难以认真对待信件。直到19世纪，他们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从其它的独立资料来源获得了对哈扎尔人的了解。
3
唯一的手稿版本，同时包含了哈代的信和约瑟夫的回复，是在牛津的基督教堂的图书馆。根据邓洛普和俄罗斯专家科科夫佐夫的说法，6这份手稿“与印刷文本非常相似”，并“直接或间接地作为印刷文本的来源”。7它可能可以追溯到16世纪，被认为是在基督教堂的院长约翰·费尔（托马斯·布朗的话“我爱你，费尔博士……”让他名垂不朽）。
另一份手稿包含了约瑟夫的回复，但没有包含哈代的信，目前保存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它比阿克里什和基督教堂手稿的印刷文本要长得多；因此，它通常被称为长版本，因为不同于阿克里什-基督教会的“短版本”，后者似乎是它的缩写。长版本也相当古老；它可能可以追溯到13世纪，短版本从16世纪。苏联历史学家里巴科夫8基本已经合理地论证，长版本——或者说更古老的文本——已经被中世纪的西班牙抄写者编辑和压缩，从而产生了约瑟夫的回复的简短版本。
在此，我们发现了一条隐藏的暗线。长版本是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希伯来语手稿和墓志铭中所谓的“菲尔科维奇收藏”的一部分。它可能来自开罗吉尼扎，收藏的主要手稿的起源。亚伯拉罕·菲尔科维奇是一位色彩丰富的19世纪学者，他应该得到一个附录。他在他的领域是一个伟大的权威，但他也是一个卡拉派狂热者，他希望向沙皇政府证明卡拉派不同于正统犹太人，不应该受到基督徒的歧视。出于这个值得称赞的目的，他修改了一些真实的旧手稿和墓志铭，通过插入或添加几个词，使它们具有卡拉特派的倾向。因此，经过菲尔科维奇手中的长版本，在他死后，俄罗斯历史学家哈卡维在他的收藏中发现了一捆其他手稿时，受到了某种怀疑。哈卡维对菲尔科维奇的可靠性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自己之前也曾谴责过菲尔科维奇的一些虚假的谎话。9然而，哈卡维对手稿的古老并不怀疑；他在1879年出版了希伯来语原文，还有俄语和德语翻译，10接受它作为约瑟夫信的早期版本，简短版本的来源。哈卡维的同事（和竞争对手）克沃尔森同意，整个文件都是同一只人所写11，而且没有包含任何形式的补充。最后，在1932年，俄罗斯学院出版了保罗·科科夫佐夫的权威著作《十世纪的希伯来-哈扎尔通信》12，包括列宁格勒图书馆的长篇回复、基督教堂的短版和阿克里什的小册子的复制本。在对这三篇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后，他得出结论，长版本和短版本都是基于相同的原文，虽然一般来说，长版本并非完全更加忠实于原文。
4
科科夫佐夫的批判性调查，特别是他对手稿传真的出版，实际上解决了争议——无论如何，这只影响了长版本，而没有影响哈代的信和简短版本的回复。
然而，从一个意想不到的部分中，却引起了一种异议的声音。1941年，波利亚克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哈扎尔通信并不完全是伪造的，而是10世纪的虚构作品，目的是传播关于犹太王国的信息，或为犹太王国进行宣传。13（它不可能写于11世纪，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拉比读了大约1100年的信件，伊本·多德在1161年引用了它的话）。但这个理论，乍一看是可信的，却被兰道和邓洛普有效地反驳了。兰道能够证明，哈代的信确实是由他的秘书梅纳赫姆·本-沙鲁克写的。邓洛普指出，在信中，哈斯代提出了一些关于哈扎里亚的问题，但约瑟夫没有回答——这当然不是写信息小册子的方式：
约瑟夫询问他前往礼拜地点的方法，以及战争是否废除了安息日，都没有被回答。信中的问题与答复中的答案之间明显没有对应关系。这可能应该被视为表明这些文件与他们所声称的事实相符的证据，而不是一种文学发明。14
邓洛普继续追问：为什么哈代的信，虽然相当比约瑟夫的回复，确实较少与哈扎尔相关，如果写作的目的和回复，如波利亚克假设，只是做一个流行的文学叙述？如果这封信是对答复中关于哈扎尔人的信息的介绍，那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信——充满了关于西班牙和乌马亚人的事实，与哈扎里亚无关。15
然后，邓洛普通过一个语言测试确定了辩论的结果，最终证明了该信和回复是由不同的人写的。该证明涉及到希伯来语语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用所谓的“摇摆转换词”来定义时态。我将不试图解释这个复杂的语法怪癖*，而是简单地引用邓洛普在信和长版本中使用的不同方法来指代过去的行动：16
在回复的简短版本中，第一种方法（哈代的方法）被使用了37次，第二种方法被使用了50次。但是短版本主要在措辞不同于长版本的段落中使用第一种方法。邓洛普认为，这是由于后来的西班牙语编辑改写了长版本。他还指出，哈代的信是用摩尔西班牙写的，包含许多阿拉伯语（例如，哈扎尔人用al-Khazar表示），而回复没有。最后，关于这些信件的一般内容，他说：
在其更原始的形式，长版本种...似乎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能被用来指控反对约瑟夫的答复的事实内容。风格上的差异支持了它的真实性。这是在来自犹太世界广泛不同地区的文件中可以预期的，那里的文化水平也绝不是一样的。也许在这里可以记录这样一种印象的价值，即一般来说，回信的语言措辞没有寄信那么工整，更稚嫩。17
附录四
一些影响-以色列和散居者
虽然这本书处理的是过去的历史，但它不可避免地对现在和未来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我意识到它有可能被恶意地误解为剥夺以色列国存在的权利的危险。但这项权利并不是基于犹太人的假设起源，也不是基于亚伯拉罕与上帝的神话契约；它是基于国际法——即，联合国在1947年决定将巴勒斯坦，曾经是土耳其的一个省，然后是英国托管的领土，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和犹太国家。无论以色列公民的种族出身如何，无论他们对他们抱有什么幻想，他们的国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存在的，除非通过种族灭绝。在不涉及有争议的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补充说，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巴勒斯坦的分裂是一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平移民和开创性努力的结果，这为国家的合法存在提供了伦理上的理由。其人民的染色体是否包含哈扎人或闪米特人、罗马人或西班牙血统的基因，都无关紧要，不能影响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也不能影响任何文明人，非犹太人捍卫这一权利的道德义务。即使是以色列本土父母或祖父母的地理起源也往往在种族大熔炉中被遗忘。一千年前注入哈扎尔血统的问题，无论多么吸引人，都与现代以色列无关。
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都拥有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一个共同的语言，政府和军队。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没有这些关于民族地位的要求。使他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外邦人有一个特别不同之处，即他们的宗教，不管他们是否实践这一点。这是以色列人和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之间的基本区别。前者获得了国家身份；后者只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贴上犹太人的标签——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国籍，也不是根据他们的种族。
然而，这造成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因为犹太宗教——不像基督教、佛教或伊斯兰教——意味着一个历史国家的成员资格，一个被选中的种族。所有的犹太节日都是为了纪念国家历史上的事件：离开埃及，马加比起义，压迫者哈曼的死亡，圣殿的毁灭。旧约首先是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叙述；它赋予了世界一神论，但它的信条是部落的，而不是普遍的。每一次祈祷和仪式都宣布成为一个古老种族的成员，这将自动地将犹太人与他所生活的人的种族和历史过去区分开来。正如2000年的悲剧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犹太信仰，在全国和社会上都是自我隔离的。它使犹太人与众不同，并吸引他自以为与众不同。它本身就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伤害。它把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国家属性和特权的伪国家，由一种基于种族和历史前提的传统信仰体系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体系被证明是虚幻的。
正统的犹太人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少数民族。它的大本营是东欧，在那里纳粹的愤怒达到顶峰，几乎完全从地球上抹去。它在西方世界的分散的幸存者不再有太大的影响力，而北非、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正统社区则移民到了以色列。因此，散居海外的正统犹太教正在消亡，而绝大多数开明或不可知论的犹太人通过忠诚地坚持他们的伪民族地位，相信他们的责任是保护犹太传统，从而延续了这种悖论。
然而，要定义“犹太传统”一词在这个开明的多数人眼中的含义并不容易，他们反对正统的选择种族教义。除了这个教义之外，旧约中的普遍信息——继承一个无形的上帝、十诫、希伯来先知的精神、箴言和诗篇——已经进入犹太-希腊-基督教传统的主流，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共同财产。
在耶路撒冷被摧毁后，犹太人不再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世俗文化。希伯来语作为一种方言，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就转向了亚拉姆语；西班牙的犹太学者和诗人用阿拉伯语写作，其他的后来又用德语、波兰语、俄语、英语和法语写作。某些犹太社区发展了自己的方言，如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但这些方言产生的作品都不能与犹太人对德国、奥匈帝国或美国文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相媲美。
散居者的主要文学活动，主要是犹太文学活动，是神学的。然而，《塔木德》、《卡巴拉》和大量的《圣经注释》几乎不为当代犹太公众所知，我有必要再重复一次，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它们是一个特定的犹太传统的唯一遗迹——如果这个词有具体含义的话。换句话说，任何来自移民的东西要么不是特定的犹太人，要么不是一个活的传统的一部分。犹太人个人在哲学、科学和艺术上的成就在于对其东道国文化的贡献；它们并不代表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或自治的传统体系。总之，我们时代的犹太人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只是某些习惯和行为模式，源自社会继承犹太人的创伤经历，和宗教的大多数不实践或相信，但仍然赋予他们一个伪国家地位。显然——正如我在其他地方争论过的那样1——这个悖论的长期解决方案只能是移民到以色列或与他们的东道国同化。在大屠杀之前，这一过程非常迅速推进；1975年《时代》杂志报道，美国犹太人“倾向于和异教徒结婚；几乎三分之一的婚姻是混血的。”
然而，犹太教的种族和历史信息的挥之不去的影响，虽然是基于幻觉，但通过吸引部落的忠诚，成为一种强大的情感突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祖先历史上的第十三部落所扮演的角色才与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有关。然而，如前所述，这与现代已获得真正的民族身份的以色列无关。亚伯拉罕·波利亚克，特拉维夫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无疑是以色列爱国者，对我们对犹太人哈扎尔血统的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破坏了被选种族的传说，这也许是一种象征。同样重要的是，当地的以色列人“萨布拉”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代表着在贫民区长大的“典型犹太人”完全相反的样子。
参考文献
Chapter1
1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Caeromoniis I, p.
690.
2
Bury, J. B. (1912), p. 402.
3
Dunlop, D. M. (1954), pp. ix-x.
4
Bartha, A. (1968), p. 35.
5
Poliak, A. N. (1951).
6
Cassel, P. (1876).
7
Bartha, p. 24.
8
Bartha, p. 24 and notes.
9
Bartha, p. 24, n. 147-9.
10
Istoria Khazar, 1962.
11
Ibn-Said al-Maghribi, quoted by Dunlop, p. II.
12
Schultze (1905), p. 23.
13
Marquart, p. 44, n. 4.
14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96.
15
Ibn-al-Balkhi, Fars Namah.
16
Gibbon, Vol. V, pp. 87-8.
17
Moses of Kalankatuk, quoted by Dunlop, p. 29.
18
Artamonov, M. I. (1962).
19
Obolensky, D. (1971), p. 172.
20
Gibbon, p. 79.
21
Gibbon, p. 180.
22
Gibbon, p. 182.
23
Op. cit., p. 176.
24
Zeki Validi, Exk. 36a.
25
Ibid., p. 50.
26
Ibid., p. 61.
27
Istakhri.
28
Al-Masudi.
Ibn Hawkal; also Istakhri (who was only 4000
gardens).
30
Muqaddasi, p. 355, quoted by Baron III, p. 197.
31
Toynbee, A. (1973), p. 549.
32
Zeki Validi, p. 120.
33
Quoted by Bartha, p. 184.
34
Bartha, p. 139.
35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231.
36
Bartha, pp. 143-5.
37
László, G. (1974), pp. 66f.
38
Hudud el Alam, No. 50.
39
Op. cit., p. 405.
40
St Julien, Documents sur les Tou Kioue, quoted by
Zeki Validi, p. 269.
41
Cassel, op. cit., p. 52.
42
Ibn Hawkal, pp. 189-90
43.
Op cit., p. 405.
Chapter 2
1
Bury, op. cit., p. 401.
2
Ibid., p. 406.
3
Sharf, A. (1971), p. 61.
3a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89.
4
Ibid., p. 84.
5
Quoted by Sharf, p. 88.
6
The Vision of Daniel, a chronicle disguised as an
ancient prophecy. Quoted by Sharf, p. 201.
7
Quoted by Poliak, 4/3; Dunlop, p. 119.
8
Poliak, (4/3); quoting Chwolson, D. A. (1865).
9
Poliak, 4/3; Baron III, p. 210 and n. 47.
10
Poliak, loc. cit.
11
Quoted by Marquart (1903), p. 6.
12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90.
13
Bury, op. cit., p. 408.
14
Sharf, p. 100n.
15
Bury, p. 406n.
16
Dunlop (1954), p. 227.
17
Baron, S. W. (1957), Vol. III, p. 201f.
18
Dunlop, p. 220.
19
Baron, Vol. III, p. 203.
Chapter III
1
In his article “Khazars” in the Enc. Brit. 1973
edition.
2
Op. cit., p. 177.
3
Bar Hebraeus and al-Manbiji, quoted by Dunlop, p.
181.
4
Marquart (pp. 5, 416), Dunlop (p. 42n.) and Bury (p.
408) all give slightly different dates.
5
Bartha, p.27f.
6
Op. cit. p. 547.
7
Op. cit. p. 446n.
8
Toynbee, p. 446; Bury, p. 422n.
9
Gardezi (circa 1050), paraphrasing an earlier report by
Ibn Rusta (circa 905), quoted by Macartney, C. A.
(1930), p. 213.
10
The Penguin Atlas of Mediaeval History, 1961, p.
58.
11
Toynbee, p. 446.
12
Zeki Validi, p. 85f.
13
Ibn Rusta, quoted by Macartney, p. 214.
14
Loc. cit.
15
Ibn Rusta, quoted by Macartney, p. 215.
16
Bid., pp. 214-15.
17.
Op. cit., p. i.
18
Ibid., p. V.
19
Toynbee, p. 419; Macrtney, p. 176.
20
Toynbee, p. 418.
21
Ibid., p. 454.
22
Loc. cit.
23
De Administrando, ch. 39-40.
24
Toynbee, p.426.
25
Op. cit., p. 426.
26
Op. cit., p. 427.
27
Macartney, pp 127ff.
28
Baron, Vol. III, pp. 211f., 332.
29
Bartha, pp. 99, 113.
30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105.
31
Macartney, Guillemain.
32
Quoted by Macartney, p. 71.
33
Loc. cit.
34
The Annals of Admont, quoted by Macartney, p. 76.
35
De Administrando, ch. 40.
36
Macartney, p. 123.
37
Ibid., p. 122.
38
Ibid., p. 123.
39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262.
40
Bury, p. 419f.
41
Op. cit., p. 448.
42
Ibid., p. 447.
43
Op. cit., p. 422.
44
Toynbee, p. 448.
45
Russian Chronicle, p. 65.
46
Toynbee, p. 504.
47
Loc. cit.
48
Russian Chronicle, p. 82.
49
Ibid., p. 83.
50
Ibid., p. 72.
51
Ibid., p. 84.
52
Bury, p. 418.
Chapter IV
1
Russian Chronicle, p. 84.
2
Dunlop (1954). P. 238.
2a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210.
2b
Quoted by Dunlop (1954), pp. 211-12.
3
Quoted by Zeki Validi.
4
Russian Chronicle, p. 84.
4a
Ibid., p. 84.
5
Ibid., p. 90.
6
Toynbee, op. cit., p. 451.
7
Russian Chronicle, p. 94.
8
Ibid., p. 97.
9
Ibid., p. 97.
10
Ibid., p. 98.
11
Ibid., p. 111.
12
Ibid., p. 112.
13
Vernadsky, g. (1948), pp. 29, 33.
14
De Administrando, chs. 10-12.
15
Toynbee, p. 508.
16
Bury, op. cit., p. 414.
17
Op. cit., p. 250.
18
Zeki Validi, p. 206.
19
Ahmad Tusi (twelth century), quoted by Zeki
Validi, p. 205.
20
Dunlop (1954), p. 249.
21
Baron, Vol. IV, p. 174.
22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251.
23
Kievo Pechershii Paterik, quoted by Baron, Vol. IV,
p. 192.
24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260.
25
Quoted by Zeki Validi, p. 143.
26
Ibid., p. XXVII.
27
Dunlop (1954), p. 261.
28
Vernadsky, p. 44.
29
Poliak, ch. VII.
30
Loc. cit.
31
Baron, Vol. III, p. 204.
32
Baron, loc. cit.
Chapter V
1
Baron, Vol. III, p. 206.
2
Ibid., p. 212.
3
Anonimi Gesta Hungarorum, quoted by Macartney,
p. 188f.
4
The Universal Jewish Encyclopaedia, article “Teka”.
5
Dunlop (1954), p. 262.
6
Poliak, ch. IX.
7
Baron, Vol. III, p. 206.
8
Poliak, ch. IX.
9
Poliak, ch. VII; Baron, Vol. III, p. 218 and note.
10
Brutzkus, Jewish Enc. Article “Chasaren”.
11
Schiper, quoted by Poliak.
12
Poliak, ch. IX.
13
Baron, Vol. III, p. 217 and note.
14
Poliak, ch. IX.
15
Ibid.
16
Ibid.
17
Quoted by Poliak, ch. IX.
18
Zajaczkowski, quoted by Dunlop, p. 222.
19
Veltulani, A. (1962)., p. 278.
20
Poliak, op. cit.; Kutschera, H. (1910).
21
Vetulani, p. 274.
22
Vetulani, pp. 276-7; Baron, Vol. III, p. 218 and
notes; Poliak, op. cit.
23
Baron, Vol. III, p. 219.
24
Poliak, ch. VII.
25
Enc. Brit., 1973 printing, “Yiddish Litterature”.
26
Op. cit., ch. III.
27
Ibid.
28
Ibid.
29
Zborowski, M., and Herzog, E. (1952), p. 41.
30
Poliak, ch. III.
31
Ibid., ch. VII.
32
Ibid., ch. III.
Chapter VI
1
According to William of Malmensbury’s De gestis
regum Anglorum, quoted by Baron, Vol. IV, p. 277.
2
Baron, Vol. IV, pp. 75-76.
3
Roth, C. (1973).
4
Roth, loc. cit.
5
Baron, Vol. IV, p. 271.
6
Ibid., p. 73.
7
Kutschera, p. 233.
8
14th ed., VI, p. 772, article “Crusades”.
9
Baron, Vol. IV, p. 97.
10
Ibid., p. 104.
11
Ibid., pp. 105, 292n.
12
Dubnov, S. (1926), p. 427.
13
Ibid., p. 428.
14
Baron, Vol. IV, p. 129.
15
Ibid., p. 119.
16
Ibid., p. 116.
17
Mieses, M. (1924), p. 275.
18
Ibid., pp. 274-5.
19
Ibid., p. 273.
20
Kutschera, pp. 235-6, 241.
Chapter VII
1
Vetulani, loc. cit.
2
Mieses, pp. 291-2.
3
Jewish Enc., Vol. X, p. 512.
4
Fuhrmann (1737), quoted by Mieses, p. 279.
5
Mieses, loc. cit.
6
Smith, H. Proc. V, pp. 65f.
7
Mieses, p. 211.
8
Ibid., p. 269.
9
Ibid., p. 272.
10
Ibid., p. 272.
11
Smith, op. cit., p. 66
12
Kutschera, p. 244.
13
Kutschera, p. 243.
14
Poliak, ch. IX.
15
Quoted by Poliak, loc. cit.
16
Poliak, loc. cit.
17
Roth, loc. cit.
18
Roth, loc. cit.
19
Ibid.
Chapter VIII
1
Poliak, op. cit., Appendix III.
2
Enc. Brit. (1973), Vol. XII, p. 1054.
3
Comas, J. (1958), pp. 31-2.
4
Ripley, W. (1900), p. 377.
5
Ibid., pp. 378ff.
6
Fishberg, M. (1911), p. 37.
7
Fishberg, ch. II.
8
Patai, op. cit.
9
Comas, p. 30.
10
Fishberg, p. 63.
11
Quoted by Fishberg, p. 63.
12
Patai, op. cit., p. 1054.
13
Shapiro, H. (1953), pp. 74-5.
14
Fishberg, p. 181.
15
I Kings, XI, 1.
16
Quoted by Fishberg, pp. 186-7.
17
Fishberg, p. 189, n. 2.
18
Comas, p. 31.
19
Toynbee, 1947, p. 138.
20
Graetz, op. cit., Vol. II, p. 213.
21
Ibid., Vol. III, pp. 40-1.
22
Fishberg, p. 191.
23
Renan (1883), p. 24.
24
Fishberg, p. 79.
25
Ripley, p. 394f.
26
Fishberg, p. 83, quoting Luschan.
27
Fishberg, p. 83.
28
Ripley, p. 395.
29
Leiris, M. (1958), pp. 11 and 12.
30
Fishberg, p. 513.
31
Fishberg, pp. 332ff.
32
Shapiro H. (1953), p. 80.
33
E.g., Kerr and Reid, quoted by Fushberg, pp. 274-5.
34
Ripley, p. 398.
35
Fishberg, p. 178.
36
Loc. cit.
Appendix II
1.
Vol. II. p. 195, in the 1955 printing.
2
Toynbee (1973), p. 24.
3
Ibid., p. 465.
4
Ibid., p. 602.
5
Loc. cit.
6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XIV, pp. 511-70.
7
Macartney, op. cit., p. 98.
8
Vernadsky (1943), p. 178.
9
Kahle, P. E. (1945).
10
Grégoire, H. (1937), pp. 225-66.
11
Kahle (1959), p. 33.
12
Ibid.
13
Kahle (1945), p. 28.
Appendix III
1
Dunlop (1954), p. 125.
2
Landau (1942).
3
Following Kokovtsov’s test,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132.
4
Quoted by Dunlop (1954), p. 154.
5
Quoted by Dunlop, p. 127.
6
Kokovtsov, P. (1932).
7
Dunlop (1954), p. 230.
8
Quoted in Enc. Judaica, article on “The Khazar
Correspondence”.
9
Harkavy, A. E. (1877).
10
Harkavy (1875).
11
Chwolson, D. A. (1882).
12
Kokovtsov, op. cit.
13
Poliak (1941).
14
Dunlop (1954), p. 143.
15
Ibid., pp. 137-8.
16
Ibid., p. 152.
17
Ibid., p. 153.
Appendix IV
1
Koestler (1955).
2
March 10,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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