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祛魅”与“赋魅”的思想重建：关于现代性的一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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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最前面
这篇文章是我在大学学习中写成的一篇非常不成熟的论文，记录了一些我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不成熟的看法，文章的主题内容是对于韦伯现代性思想的阐述与分析，旨在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交流，希望大家可以对我行文不成熟和有问题的地方加以斧正。
前言
工业化是近代史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工业化造就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社会，甚至有许多人将工业革命与认知革命一起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而随着启蒙主义与科学发展带来的工业化也带来了人们思想上的巨大概念，理性主义的思潮席卷的全球，随之而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伴随着物质丰富而来的并不是富足美好的乌托邦，而是为人类带来现代化的精神世界的崩溃，人类逐渐走向了一个去除了一切意义的虚无主义的深坑，并在其中越陷越深，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说：“被剥夺了神道的这个大自然，不复知道她所赐予的欢欣，不再沉迷于自己的妙相庄严，不再认识支配自己的精神，对我们的幸福不感到高兴，甚至不关心艺术家的荣誉，就像滴答的摆钟，死气沉沉，屈从铁一般的规律。”[1]
这便是韦伯所说的祛魅了，当我们认识了祛魅的根本，我们也就看清了精神现代化的关键，重新发现在这个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塑。
一、理性思维，工业革命和“祛魅”
既然我们有了“祛魅”，那我们应当去理解什么是魅？我们是如何祛除它的？在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之前，人类始终活在一个由宗教或是某种神圣的超自然的力量所支配的生活中，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创造了希腊诸神。随后到了基督教时期，人们信仰上帝，宇宙被看成是一个和圣事相联的世界秩序。[2]“一直到18世纪，人们还认为：动物和人一样，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动物的审判屡见不鲜。罗马公教徒在物体面前常抱有一种仿佛是对魔法的敬畏，或对圣事的恭敬，生怕侵犯了自然中的神圣秩序。”[3]这种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便是魅。
而祛魅则是随着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将理性化的思维带给人们，“摒弃所有被视为迷信和罪恶的用于拯救的巫术手段”[4]舍弃了一切有主观臆想出来的精神上对于世界的描述来祛除这个世界的神秘意义，由此通过科学的，理性的方式来解释与展示一个客观的，不受任何意志影响而改变的世界。而这正是启蒙运动的根本意义，将人从主观的神秘世界中抽离出来，重新创造了一个由理性与科学加以解释的客观世界，甚至可以说，这便是人类社会近代化的核心。
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宗教与迷信在人群中消散殆尽，世俗的，理性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主导，科技的发展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从基督教统治的宗教世界向科学理性指导的世俗世界的转向。“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5]
在社会文化上，“祛魅”主要指的是人们在认识，理解，解释世界的时候祛除神圣或魔法这一类主观的精神的东西，这也使得人与世界的联系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那些渲染情感与情绪的部分只是单纯的弘扬崇拜的迷信，每个人都成为了孤独的个体，都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内心。这种用理性的视角去看待宗教的方式，正是韦伯所说的“世界祛魅”。
在社会制度层面，“祛魅”的核心是为了祛除社会制度中的非理性成分，这也就代表社会秩序的根基与构建于其上的诸多生活方式与制度都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用哈贝马斯的话说：“韦伯从理性化角度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6]而其所带来的最直观的结果便是韦伯所说的法理型统治。法理型统治并非让人们服从于一个特定的个人，而是一种非人格的法律秩序，或者说法律，制度本身。这样也就代表法理型统治可以从根本上祛除一切非理性的个人独裁，多数暴政，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根除人类千百年历史的一切制度的顽疾，使得社会的治理可以实现常态化与常规化。这也就使得官僚制成为了管理社会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有如一套机械装置和非机械化产生方式的关系。精确、迅速、明细、档案知识、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严格的隶属关系、减少摩擦、降低物力人力成本，在严谨的——尤其是独断形式的——官僚制行政中都可以达到最佳状态。”[7]
这种官僚化的现象不仅限于政府机构，对于大型企业和社会组织也是同理。官僚制的影响下，每个个体都各司其职，没有个人好恶，把整个组织或者集体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没有人性与人格的机器，使每个个体的单个的人都成为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这样的官僚制机器拥有几位强大的执行力与效率，可以创造出大量的物财富，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兴起发展的重要前提。
而社会制度与文化生活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现代化的祛魅带给了人们完全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与意义世界出现了结构性的巨大调整。
二、“祛魅”的另一面
“祛魅”所带来的结果主要包括两个方向：
首先，世界不再有神秘存在，所有事物都是可以通过计算加以度量衡量的，韦伯说：“理知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除魅。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和计算。这就是理知化这回事的主要意义。”[8]人们明白了世界是由理性的客观的规律所支配的，而支配他的根本规律来自于理性的尤其是数学化的系统性科学，这样当人开始思考行动时，变回以利益最大化为最优先的原则。
其次，世界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真正的终极意义，价值的判断成为了一个主观的，个人的选择。在传统的世界观中，世界有一套背后真实运作的体系与尺度，或是轮回转世的业报，或是行善积德进入天堂，人类有着统一的价值。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将这种价值解构了，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回答我们世界究极意义的答案，相反，将我们曾经所信奉的答案的来源砸得粉碎。一切科学发展都有一个前提：宇宙是可知的，万物值得我们去理解，知晓，发现。但科学无法证明这一点，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改造，支配这个世界，但它无法证明我们应当这么做。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越发清晰理性，但对于自身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却越发模糊。因为世界失去了终极答案，因此人们的生活就成为了各自的价值选择的结果，“祛魅”带来了价值的多元化，但也带来了价值的冲突与相互的不兼容，韦伯本人将这种现象称为价值观之间的“诸神之战”。同时，这也导致了制度，社会，经济的过度理性化，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意义与自由的消失成为了虚无主义发展的文创，韦伯本人将“祛魅”后的世界称为是“黑夜”与“寒冬。
韦伯也认为，价值的多元并非现代化带来的，而是自古就有，延续之间，犹如不同神明之间的相互斗争，随着科学的祛魅，古老的宗教神明逐渐在世界中退出舞台，而这些观念的神明却再度走到了台前，化身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悲观主义等，他们之间代表了彼此价值观的体现，人在其中就不得不采取相对化的态度，而在这种价值多元化的争斗中，人们就会开始产生怀疑，对于价值本质的怀疑与困惑，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在这种现代化浪潮下所诞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便呈现了前面所说的诸多问题，如韦伯本人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所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观，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9]
形式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发展促使了社会的理性化，而正如前文所言，这导致了社会理性与个人自由的分裂。这在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实际影响便是：首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个人自由的缺失，让个人身处于整体社会机器的运作中，使得个人成为了社会或者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个齿轮，对个体自由形成了“铁笼”。其次，以理性为纲的法理型统治成为新时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常态，“法治”取代“人治”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巨大趋势，而这本身也造成了人自由个性的衰退。最后，随着官僚制的发展，职业地官僚成为社会组织极为重要的组成成分，对于官僚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专业化的知识，而非高洁的品行与美德。这四点便是总结而出的“祛魅”给社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祛魅”在消去价值理性的同时弘扬了工具理性，一方面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丰富极大地丰富了，另一方面也囚禁了人类对于终极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人们虽然相对挣脱了宗教的枷锁，却又线路了物和金钱的羁绊之中。”[10] 
三、“祛魅”与“赋魅”的悖论
当我们看到了“祛魅”带来的理性化所对社会和个人带来的诸多影响后，我们不由得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面对这样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去解决。事实上，由“祛魅”带来的理性化必然地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赋魅”或者叫做“返魅”的出现。何为“赋魅”？简而言之，就是讲原本的被祛除的非理性化的成分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这一点也如前文所述，分为了个人与社会两个方向，首先来看个人。
虽然科学告诉我们，怪力乱神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神明，没有魔法，只是理论与计算的结果，但人们仍然有着对救赎的需求，对“与神合一生活”的渴望。这样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有人选择创造了一些小的私人教堂作为替代，有人创造了一些特定的物品赋予意义，拿去书店或文创商店进行售卖，还有人逃避到爱欲主义中“恋爱关系似乎是提供了爱的追寻之最高实现——亦即人与人的灵魂之直接交融——的保证”。爱欲“实奠基于形成一共同体——感觉完全一体化、‘你’消融于其中——的可能性。此一共同体是如此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吾人要将它诠释为‘象征性的’，就像是个神圣祭典那样。”[11]甚至有些想法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支配生活技术是达到幸福之路，由此还催生出了山达基教这样的邪教。这些行为与思想毫无疑问都是可以回避理性与“祛魅”的自欺欺人，而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是个人的“返魅”。
韦伯认为：“对于我们时代的这种命运，谁若无法坚毅承担，让我们对他说：您还是安静地、不要像一般回头浪子那样公开宣传，而是平实地、简单地回到旧教会双臂大开而仁慈宽恕的怀抱中去吧！……如果他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会因此而责骂他。因为这种为了无条件的宗教皈依而采取的知性上的牺牲，从伦理的角度看，和规避智 性诚实这个平实的义务并不是一回事。”[12]他指出在个人层面上，放弃绝对的理性化转而拥抱过去的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去进行“赋魅”的行为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在价值多元化之下，每个人自主的价值选择。
而在社会层面，为了摆脱纯粹官僚制所铸就的冰冷的社会国家机器，便需要找到突破这个“铁笼”的方式。于是，韦伯提出了“卡里斯玛”类型的职业政治家的概念，他认为应该当民主制的关键放在选择有能力的职业政治领袖，通过这种方法向冰冷的官僚制内引入温情的非理性因素。领袖通过在选民中获得的社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控制官僚制的政党机器。而“卡里斯玛”这个词本身也就是指有着超自然的超人类的非凡品质或神秘力量的英雄般的人物，所表现出的那种值得信仰，追随的特征。
“在韦伯看来，由于一切政治联合体都在趋向于官僚化，有组织的物质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不断扩张，只有个人直选领袖以及利用大众煽动手段的影响力，才有可能继续为人们提供自由和负责任的政治领袖。”“他希望一个由政党机器、联合体官僚和利益集团支配的社会能够允许那些独立不羁的天才领袖人物脱颖而出。考虑到现代工业化大众社会条件下民主的含义所受到的限制，韦伯认为，这就是遏制普遍的官僚化进程和保障最低限度个人流动自由——就这个词的普遍意义（不仅仅是政治意义）而言——的唯一手段。”[13]很显然，这一点与日后德国所出现的纳粹政党以及希特勒的上台可以说都有一定的脉络联系。而日后也证明，德国当时民众对于希勒特那种救世主般的崇拜正是这种“赋魅”形式的在社会上的表现。韦伯本人虽然不断提出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危险，但他自己对于这种“卡里斯玛”类型的领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的自由被剥削而形成独裁统治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我们都看到了“祛魅”的结果必然倒是“赋魅”的出现，而在个人心理层面和社会的“赋魅”表现出了多种方向，有些相对积极，而有些带来的结果则是毁灭性的。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由“祛魅”带来的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崩塌必然需要“赋魅”予以补充，即便在我们当下生活的现在我们也仍然能看到许多这样“赋魅”的事例。
在个人层面，越来越多的文艺产品，文创商品，甚至精神图腾不断涌现，用着各种方式再次给个人生活的精神世界带来意义与希望；而在社会层面，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等等思潮不断涌动，一个又一个“卡里斯玛”类型的政治家不断涌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我们从“祛魅”中获得了理性的思考与生产力的巨大飞升，但却失去了终极意义与所谓的一切的真实，我们从“赋魅”中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与希望，再次获得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但却把非理性的思维重新带回了人间，这就是“赋魅”与“祛魅”的悖论。
结语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恩斯特·布洛赫也说过：“在永不满足的欲望中，在单调乏味的劳作中，在拒斥与我们的期望完全不相称的环境中，在预见恰如其分的东西中，渐渐形成各种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渴望弯路泉水向上喷涌，但他从不在登高时迷失方向。 
    
[1] 弗里德里希·席勒：《希腊的诸神》，钱春绮，载《席勒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2] 单世联：《论“除魅-祛魅”的文化悖论》，天津社会科学 2021年第5期
[3] 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第221页
[5] 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136页
[6]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第1页
[7]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第1113页
[8]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第176页
[9] 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151页
[10]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33页
[11] 马克斯·韦伯：《宗教与世界》，康乐、简美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4~534页
[12]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第200页
[13] 沃尔夫冈·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