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场与黑暗和愚昧的斗争」|苏俄扫盲简史

序言：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开始，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就面对着战争、饥荒、自然灾害与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要着手去应付来自外围势力的干扰与破坏，面对国内其他政治派别的绞杀。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掌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却在十月革命胜利第三天便着手开展「扫除文盲」的布置工作，并决心将知识送到俄国土地的每一个角落上去。他们为何要这样做呢？

苏联美学演义 Vol.10 | 审美从建立公平教育体系开始请配合本文共同使用
因贫穷而愚昧，又因愚昧而贫穷
愚昧并非与贫穷伴生，而往往互为因果。和欧洲其他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相比，沙皇俄国的人口识字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作是一种耻辱，其适龄劳动力群体的识字率几乎无法支撑它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虽然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诸多文化精英为俄国带来了璀璨的文艺创作与知识进步，但在俄国人民之中，教育仍然是一种奢侈的、可望不可即的权利。

较为精确的文化统计数字是1897年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普查结果：总体识字率约21.1%，男性为29.3%，女性为13.1%。在西伯利亚，识字率为12%（9岁以下儿童为16%），中亚地区则约为5%左右（该部分统计存疑）。顺便一说，关于当时文盲统计的标准也值得商榷：虽然有的地方以会读写、应用为通过的基础标准，但许多偏远地区基本上以「能读出和写出自己的名字」为依据。
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也在跌跌撞撞地发展着，根据非官方的统计和材料，到1914年民间识字率有所提升，但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绞肉机就把那些最精锐的青年与有知识的普通人消耗殆尽。到了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普遍识字率甚至下降了。

在此之前，俄国历史上大批知识分子曾经希望通过民办、自筹资金的方式来为民众解决基础教育问题，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俄国疆域广袤，而单打独斗的力量通常仅能影响一城一地，无法从沙皇的腐朽制度中找到公共教育的容身之处。在二月革命之前，基本所有的政党和沙皇政府都会将「教育改革」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施政纲领，但其实真正做到了的只有布尔什维克。
列宁在俄国革命的最初年代，便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他特别注重马恩著作中有关国民教育，以及如何将知识传递给民众的过程，也特别强调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要求苏俄的教育事业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吸收人类全部创造的文化并加以改造，以建设新的社会文化；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与此同时，文化教育也足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虽然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成长起来的，但文化也可以影响经济，影响工人对劳动的自觉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水平」。
与此同时，列宁所倡导的苏维埃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它不仅仅为广大民众服务，而且要求广大民众参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人民群众参与这一进程，就需要有文化知识，首要的必须是扫除人民群众的文盲现象。然而在苏俄建立的前期阶段，文盲的现象十分严重。9-50周岁的俄国居民中有75%的人是文盲，全国近80%的适龄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于是，清除文盲、提升劳动人民的文化素养与认知能力，便成为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举措。1917年11月11日，新成立的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者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便发布了《教育人民委员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
1、实施普及义务初等教育；
2、各级学校接受所有有意愿学习的劳动人民；
3、学校与教会完全切割，办学彻底世俗化；
4、建立统一的苏维埃学校；
5、国民教育经费由国家预算内支付并增加教育预算；
6、开始国民教育的民主化进程，吸引教育家来讨论建设新学校的问题，吸引工农群众参加教育事业的管理；
7、为公共教育培养师资力量，提高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
8、苏维埃教育应充分考虑地方和民族的特点。
同时，教育人民委员部对原有的国家/地方教育机构进行全方位的接收与改组，取消督学、视察员制度，撤销沙俄学区，撤销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对于本地学校和教育体系的管理权，全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机构的管辖权收归教育人民委员部所有。
1917年12月11日，人民委员会明令撤销教会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主办与管辖权，存在于俄国历史上500年之久的教会学校、神学校与教区学校等被改组为普通的世俗学校；1918年1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发了列宁签署的「教会分离命令」，这一命令宣布了俄国信仰自由，指出每个人拥有可以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并禁止学校中讲授神学、举行宗教仪式，这使得学校成为彻底世俗的场所，根除了教会对于学校的影响。

新生的苏维埃对于教育投注了非常大的心力，但仅仅只是这些行政上的举措还是不够的：遍及俄国疆域、新生政权的执行力无法触及的地方，极大量的文盲与未受过教育的群众都无法通过各类方式接触到新社会改造与建设的信息。于是，真正的扫除文盲运动在酝酿后开始了。这一运动被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称作「与黑暗和愚昧的战争」。
 「Ликбез」：向黑暗与愚昧开战
「Ликбез」是一个简写的「新词」，在1919年年底才随着一部名为《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出现。它被简化为6个字母构成、容易记录和传播的口号式「新话」，其意义是：在人民中清除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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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共和国全体人民有机会自觉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人民委员会决定：
1、共和国所有 8-50 岁不识字的人口有义务学习用他们的母语或俄语阅读和写作。扫盲教育应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在公立学校为文盲设立；
2、扫盲教育周期由各州、市的人民委员会决定；
3、教育人民委员部应为参与全国扫盲教育运动的教育工作者支付劳动报酬；
4、各级劳动群众组织应立即参与到扫除文盲工作中来；
5、除军工企业就职者之外，全部参与扫盲运动的在职人员每工作日减少两小时工作时间；
6、扫盲场所包括但不限于住宅、教堂、俱乐部、工厂与机关等；
7、各地方行政机构有义务为扫盲运动提供适当场所，其优先级高于其他所有需求；
8、凡逃避本法令规定的职责，阻止文盲接受教育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9、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于两星期内就本法令的具体实施发布措施细则。

在此之前，为了建设足够的教育机构，卢那察尔斯基与克鲁普斯卡娅积极地组织并投身于新的教育机构之中去。卢那察尔斯基对于学校规划的关注甚至细化到「学校的卫生条件必须得到重视，必须要有热水和肥皂，保证教师的清洁，让扫盲运动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也能启动」；克鲁普斯卡娅则带领教育人民委员部将沙皇时期的俄语规范加以进一步简化，统合正写法，让俄语的教学与应用都更加便捷，以便劳动群众快速地学习。
根据卢那察尔斯基自己在《十月的点滴回忆》中的记录，列宁本人对于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推动是非常重要的。在他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之后，过了很久，完全是偶然地（当时我们大家都忙于各种各样的工作）还是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遇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卢那察尔斯基写道：「他非常严肃地把我叫到跟前说：“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我要和你说两句话。我现在没有时间对您的新职务作各种指示，对教育革命开初阶段的工作我也说不出一套经过周密考虑的想法。很明显，有许多事要完全反过来重新衡量，照新的路子办。我建议，您去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认真谈谈，一定要去。她会帮助您的。她对这些问题想得很多，并且，照我看，已经拟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至于高等教育，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应该给您大力帮助。但我想，一切改革都要非常谨慎。事情是极为复杂的。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广大的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能进入高等院校。 ” 」

「школы грамоты （扫盲学校）」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地建立了起来。开始时每有15名文盲就配置一个扫盲点，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俄国建立了大约13000所这样的学校，要求参加扫盲运动的学员在这里每周至少学习6-8小时，学习时间大概3-4个月。为了保障教育，大批给成年人阅读的简明教育读本被编写和发放到各地，其中的内容非常贴近实际的教育需求：「工人不是奴隶」「为新生苏维埃奋斗」等建设口号成为了读本的内容。这种读本看起来非常简陋，但它却是参加扫盲运动的很多学员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扫盲学校要求学员们必须能够阅读“清晰的印刷和书写字体，在日常生活和公务中做必要的简短笔记”，能够“写下整数和小数、百分比、理解图表”，并参与日常的公众文化生活。
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去学习。在内战年代之中，人们经常处于饥饿、混乱和危险之中，在如此的情境下，「学习文化」看起来并非一个必要的选项，很多人即使是在有闲暇的时候也不愿意去扫盲点识字——他们更想去搞到一点粮食，甚至就呆在家里避免无谓的消耗。与此同时，随着内战的深入持续，大批无家可归或者失去亲人的流浪儿童也成为社会的一个巨大隐患，到1920年全俄大概有450万流浪儿童，他们连三餐与居住地都无法保障，更别提学习文化知识了。

有鉴于此，最高苏维埃认为：仅靠行政法令已经无法继续令扫盲教育深入下去了，必须出重拳！1920年7月19日，「小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成立「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безграмотности (ВЧК л/б) 全俄扫盲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卢那察尔斯基负责组织教育计划、教育培训和教育文献的出版。至于扫盲运动在各地的推行，则交给了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仁斯基率领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ВЧК 契卡）去管理。
这下人们没法不学习了……契卡建立扫盲点的原则是：如果你不会，我们可以教；如果你不想学，我们就帮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到1920年底，雷厉风行的契卡已经在全俄26个州建立了统一的扫盲机构。顺带一提，1921年1月27日，根据最高苏维埃的指示，成立了由捷尔仁斯基领导的「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仍以契卡的执行机构为主体），负责安置和收留内战期间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并让他们在扫盲班中学习文化知识，教给他们阅读、写作和其他技能。到1928年，全苏联的流浪儿童数量已经下降至30万人以下。
社会各界也积极地投身到教育事业的建设和改造中来。知识界闻名遐迩的大人物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杰米扬·别德内依（著名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等都参与了扫盲事业的宣传与建设，高尔基倡导成立的「世界文学出版社」积极翻译了大量欧洲名作家和进步作家的作品，包括但丁、莎士比亚、雨果、莫里哀等等，为苏联的教育事业提供辅助。大量艺术家为扫盲贡献插画、海报和宣传图片，尤其考虑到农民的认知有限，他们在艺术表达上直观、清晰而富有冲击力的呈现，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走进了课堂。 1918年，“人民图书馆”开始出版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这些书籍用粗糙的淡黄色土纸印制，但插图精美：许多著名艺术家参与了这些出版物的出版工作。

但是，将教育事业推动下去的持久动力，在于建设稳固、坚实的教师队伍，将教育形成延续性与传承性，而这在当时的苏俄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谁会去关心教师的生活呢？
「提高教师的地位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
 “在一个文盲和无知盛行的国家，任何真正的教育领域的民主力量都必须将与这种黑暗作斗争作为其首要目标。它必须通过组织符合现代教育学要求的学校网络，实行普及义务和免费教育，同时建立一些这样的师范学院和神学院，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全民识字。尽快提供一支强大的大众教师队伍，为广大俄罗斯人民的普通教育提供所需……” ——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演讲，1917年10月29日

在沙俄时代，帮助人民摆脱愚昧的教师们，在精神与物质上受到的都是非人待遇。得到尊敬与地位的，往往只有大城市里从事高等教育、执掌艺术发言权的教授们，而生活在乡村的基层教师则缺乏尊严与温饱。列宁1899年底就已经写道：「农村的国民教师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在遭受屈辱」；1909年他又写道：「学校的真正的性质和方向并不由地方组织的良好愿望决定，不由学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也不由教学大纲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晚年的列宁在自己的日记里斩钉截铁地指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
十月革命之后，随着原有社会秩序的崩塌和改写，教师们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原有的一部分教师坚决反对新政权，另一部分则坚决拥护新政权，还有比例最大的一部分教师在其间不断摇摆。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全俄教师联合会」在1918年曾发动大量的罢工罢教活动，这也导致布尔什维克内部对于教师的认识非常冷漠，甚至带有敌意。

但是列宁认为，在新社会必须努力争取教师对于新政权的认识和拥护，并使得他们能够加入到扫除俄国文盲的运动中来。因此，他鼓励先进教师组建了「全俄国际主义教师协会」，同时强烈要求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与全社会都要给予教师最高的尊重，并尊重教师的劳动。列宁还特别强调，对于具有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知识的教育家，教育部门必须有计划地吸收他们担任地方和中央的教育负责工作。
不过，仅仅是口头的尊重就只是空谈了，必须要有非常具体的改善条件的行动才行，这就是粮食与财政的问题。十月革命之后，人民委员会与教育人民委员部连续多次改善中学教师的收入与经济状况，但由于复杂的国内形势，很多贫穷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连生存都难以为继。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一份1919年的内部报告中写道：「齐赫文斯基县杰列夫乡的中学教师们在1919年的整个冬季里挨饿……他们只能满足于一份每周不到0.5俄磅的燕麦和不到0.5俄磅的黑麦口粮。」与此同时，彼得格勒的中学教师们为了获得额外的1/8俄磅面包配给，同时在几所学校里工作。贫困与饥饿已经成为教师队伍中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教学设施、教具和课本的严重缺乏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乡村教师面临的贫穷状态尤为严峻：在那里他们必须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他们的字母表是用剪报和杂志插图制作的，木炭、铅棒、甜菜墨水、煤烟、蔓越莓和球果被用来代替铅笔和钢笔。 在《乡村教师手册》里甚至有专门的一章《如何筹措教学用品》，告诉教师们到哪里去寻找木板、废纸、木炭等等物品作为纸笔的代用品。

列宁深知教育领域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在国内战争时期，苏俄的经济长期维持在命悬一线的状态下，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但在列宁的关照下，苏俄成立的最初几年中教育经费不但没有缩减还逐年递增：1918年教育经费为29亿7500万卢布 ，1919年为同样目的的支出增加为172亿1100 万卢布 ，到了1920 年则增加到1143亿6600万卢布。 在确定和调整国家预算时，列宁会反复强调：「首先需要削减经费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而是其他部门，还要把调整出来的款项拨给教育」；他还反复强调应当一律撤销那些「臃肿的形同虚设的机构编制」，以节约经费用于发展国民教育；谈及农村文化教育时则强调「不能舍不得花钱」。
为了提高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并会将实际的关照贴近到教师个人的程度。1920年4月，列宁收到喀山一位名叫阿多拉茨基的教育工作者的信，信里说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列宁立即把信件转给卢那察尔斯基，并且直接指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书记霍多罗夫斯基帮助当地教师解决口粮和家属的烧柴等生活实际问题。卢那察尔斯基也曾多次向列宁反映某些地区的教师没有粮食、没有工资、没有柴火，处于饥饿和寒冷之中。列宁都会将这些情况反映给人民委员会并批示：「请办理，甚至要多给一些，要优先照顾教师。」
为了保证实施普及初等教育和扫盲的财源，除了国家逐年增加教育拨款之外，还动员全国一切人力与物力，增加教育系统的关注度和保障，例如当时苏联工会每年有15%的转移拨款供给教育系统。同时，整个苏联积极建设师范学院和初等教师培训班，并积极推荐青年充实教师队伍，每年选派不少于20000名共青团员加入教师工作或到师范院校学习。人民委员会在全国大力推广图书馆与阅览室，到1920年底全国建成了2.7万个图书馆和近4万个农村图书阅览室。

教育体系的努力获得了成果。1920年至1921年 ，俄国的初等学校比1914年增加了9625所，中等学校增加了2363所；在校生增加了200万人以上。1914年全俄国仅有91所大学，到192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248所，在校大学生达21.7万。 在1917-1927 年间，总共有 1000 万成年人学会了读写，其中500万人是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其他各个加盟共和国合计约500万。
总体而言，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苏联的扫盲政策仍然在重重困难中取得了大踏步的前进。1917年苏联刚刚建立时，其识字率在欧洲是无可非议的最后一名；到了1926年，它已经前进到欧洲中位的第19位，仍低于土耳其、葡萄牙，但已经获得了明显的长足进步（这还是纳入了中亚及其他不发达地区的统计之后的结果）。

1930年，斯大林宣布开始在苏联推行义务教育制度，颁布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规定》，扫盲工作在这期间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规范与周期更加完善，大批工农速成中学、成人教育班在各个城市落地，《工农教育基础》《语言入门》等教科书被派送到城乡各处，到1936年已经有大约4000万文盲接受了教育。根据苏共中央的统计，义务教育制度到1934年已经基本普及（四年制初等教育），全苏各城市中基本完全实施了8-14岁适龄少年儿童的七年制教育，农村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进入了七年制学校。
扫盲成功：全民教育奠定审美基础
1939年，全苏联进行人口普查，其结果是令人振奋的：16-50岁的适龄人口中，识字率达到了90%。虽然出现了一些因为缺乏文化环境导致重新成为文盲，或难以满足需求未能进行学习的情况，但绝大部分6-15岁的适龄儿童都能够进入学校。青年们能够无阻碍地进入学校、技术学校和大学，所有类型和水平的教育都对妇女开放。 

全民扫盲教育的成功为苏联进一步普及中等义务教育打下了基础，也使得广大的劳动人民能够拥有阅读能力和对艺术的鉴赏能力，使得人们具备了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能力，能够承接工业化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整体扫盲运动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至于在此之后对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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