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进入酷暑时节,比记忆中的六七月份热了不少。因为一些顽固的执念,当然还有穷困的关系,我拒绝使用诸如空调一类的消暑设备,其结果就是本来就患有一些皮肤病的自己最近又因为暑气,身上这里那里长了皮藓和湿疹。这篇小说就是我一边抓挠身上的瘙痒,一边翻译完的。
葛西善藏的代表作,一般来说是他的初期作品《带着孩子》『子をつれて』,或者是他中后期的作品《湖畔手记》『湖畔手記』。前者代表大正初期直率书写穷苦知识人的生活的类自然主义作品,后者代表以白桦派志贺直哉为首的心境小说类作品。我当然也很喜欢这两篇作品,但对我来说葛西善藏的代表作,应该是这篇《我和孩子》『われと遊ぶ子』。
这部作品里没有刻意偏向白桦派式的“人道主义理念”,同时也没有被赞颂的“澄清的心境”。有的只是一个苦苦挣扎,为自身存在和周边人际关系所苦的作家画像。在这部作品里,葛西善藏对“自身这幅画像”没有添加任何的说明,事情的原因在小说中最多一两句话就被概括过去,根本就像是写给熟知自己身边事的朋友看的遗书。
读者对作者的事情过分了解,像追求偶像一样希望知道关于作者的身边琐事,以至于作品中作者不需要对自己的过去多加赘述,读者也对作者指代的事件心知肚明。打个比方,说到太宰治和情死事件,多少了解过的读者就会联想到“哦,说的是和田部那个女招待的事情吧”。私小说虽然还以细若游丝般的生命残存在文学世界,但这种读者和作者知根知底的现象已经绝版,也正因为如此,大正文学在我心里仍旧灿灿生辉。
虽这么说,但对于不太了解葛西善藏的读者来说,读这篇作品需要有一些前置知识。
比如,葛西善藏借人道主义理念潮流,依靠类似于类白桦派的作风在大正时期登上文坛,挤进了流行作家行列。但由于其作品风格并不能持续产出质量稳定的作品,人道主义理念也随着时间的经过不再那么受欢迎,葛西善藏一下子就变成了“寡作”的“不遇作家”。这是学习院大学的教授《媒体中的私小说家:葛西善藏》山本芳明先生的推论。若是按这个推论来看这篇作品,葛西善藏明明是代表大正文学的大作家,却在作品中描绘自己“原稿没有出版社要”、“自己是个不遇的作家”之类的条理就多少明晰了。
除此之外,关于作品里最先提到的“阿势”也需要一些说明。葛西善藏在自己的老家青森和东京之间经常往返,往往都是在东京过不下去了就躲回老家。他的初期作品《带着孩子》,就是他带着他的儿子在东京被赶出租处无处可去的故事。他在东京的生活分为很多个阶段,其中住的最久的,就是在镰仓建长寺的生活。住在建长寺期间他的妻儿都在乡下,他一个人住在寺内过着独身的写作生活。
但过去的日本男人实在是没有生活能力的代表。住在城市的租房里房东往往都会给租户提供早晚饭,住在寺庙则不吃寺里的饭。葛西善藏的饭由寺庙旁边兼做给香客提供饮食的小饭店负责。一日三餐,都由饭店的女儿送到寺里来。在葛西善藏的作品中这个人叫做“阿势”,实际上这个人的本名叫做“浅间花”。
文中也有一些关于建长寺生活的描写。实际上,葛西善藏欠了阿势家不少饭钱,除此之外还向阿势家借过钱,欠债积攒着,却写不出作品,没办法支付。他的老家其实也算是有些资本,在青森有自己的农田农林之类。善藏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写“像我这样的人或许就应该回到乡下,住在苹果林旁的小屋里能写一点是一点。”
但实际上,善藏的父亲死后,他因为欠债不得不卖掉了家里的田地,连弟弟的份都没留。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震毁了建长寺,他不得不再找住处。而阿势因为每日给善藏送饭,两人关系逐步密切,搬离寺内后阿势还偷偷跑出家门去找住在东京的善藏。
关于阿势的怀孕,善藏的女儿曾在回忆录里说:“果然是这样的。自从知道是他主动干的以后,我就不愿意看他的作品了。让我觉得恶心。”
最后再提一下小说名的翻译。这篇小说原名是『われと遊ぶ子』,遊ぶ子是指玩耍的孩子,在这篇作品里与文中出现的一茶的俳句「我と来て遊べや親のない雀」离散的喜鹊,与无亲无故的我一同游戏吧,是双关句,玩耍的孩子既是自己的孩子又是“离散的喜鹊”,有些难翻,所以最后决定简翻成“我和孩子”。
死产儿——这篇短篇发表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的某杂志四月号上。但其实在我写完这篇小说的三四天后,她——由美子在位处小石川的某妇产科医院顺利出生。对我而言,自然没有那么憎恨孩子的出生,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由,也不能不为那生下来的孩子感到同情悲哀。不来到这个婆娑世界,大概才是孩子的幸福。虽这么说,但那天早晨我还躺在被子里,从租处的女佣人口里听到“刚刚医院打电话来,说凌晨2点生了个女婴,婴儿和阿势的状态都很好……”时,就算是这样的我也不由得觉得喘了一口气。
之前三月十九日。阿势在前一天的晚上十一点左右,抱着装有孕妇装和襁褓的包袱坐上去往医院的人力车,在医院用了三个小时才总算生出来。第五天租处的房东担心医院的费用问题,将她和孩子接来了我的住处。在那之后,我在租房二楼的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和她们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死产儿——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想过婴儿的死。反倒是思考自己的死的心绪愈发变得明晰。
生已经不再是执着,死也不再是恐惧——在书写自己那惨死在都会的表兄弟的文章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如今自己也将要和当时的他一样迎来四十岁,如此的心绪只在不断的变强。婴儿的新生,并不能给我的心绪带来任何的喜悦。
去年十一月初,我在住了两个多月的日光汤元温泉的旅店因为胃出血吐了不少血,昏睡过去三四天。正好是阿势挺着怀孕五个月的肚子,强行来到山里见我的四五天后。我本打算整个冬天都隐居于那雪乡的忧郁湖畔旁的温泉地。为自己的健康着想,我需要远离糟糕的都市,更需要逃离阿势。比起被阿势强迫回到都市的住处,我更愿意惨死在那湖畔边上。自从阿势找上山来,为了能够晚几天下山,我以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每天从早喝到晚,一下子就弄垮了刚开始有些许好转的身体。我将留给身在乡下的妻子以及一两位近亲的遗言口述给阿势。“接下来就等心脏停跳就行……”我如此想着,一边听着窗外两次吹雪摇晃房屋的声音,甚至想要感谢能如此平静的去死。但一个礼拜后,我又开始喝酒,也平安无事的回到了东京,那之后的冬天与往常一样忍耐着旧疾。哮喘,神经痛——我整日躺在床上,醒着的时候,为了忍耐痛苦与昏暗的心情,不断喝酒。这种状态下自然是没法工作的。
“像我这样患着病症的人,想要靠写作生活下去,实在是天方夜谭。也不能长久这样继续……”从各方面考虑,现在正是自己该死的时候了,自己没能死在那湖畔边上一事,也算不上什么幸运。此生或许不会再有能让自己那般中意的葬身之所。
我在深山里吐血的一个月前,我的老友,也是我唯一酒友的K,在其妻子的看护下,于位处牛込巷里的肮脏六叠大小的租房里咳血去世。他也与我一样是位不遇的作家。
表兄和K都是年近四十,身体垮在难以治愈的旧疾上,渐渐被近亲抛弃,除了化作白骨以外再没有其它归乡的办法,最后惨死在都市的角落——这样的过程与末路于我来说过于鲜明,并非事不关己。我的生活也已经深入了如此境地。并且这样的生活,如同废人一样的生活不知道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实在难以忍受。如此存在就是恶字本身。我在别的地方也写过“我不在乎因病去世,但唯独不愿因为发狂死去”,我唯独不愿失去自己关于生死的自由。
关东震灾前的五年间,我借住在镰仓建长寺内山上僧庵的一间昏暗房间,独自过着孤独的日子,从那时起我就为哮喘以及神经痛所困扰,并患有K和表兄同样的病症。只是那时我还想着要多活几年。想着就算求神拜佛,也要多活几年。医生诊断说我左半边的肺叶已是重症,持续的发热和死的恐惧不断威胁着我,就算如此,我也在这样的状态下送葬了耄耋双亲。那几年过着严肃的疗养生活。
“可以!……你这不已经好转了吗……”寺里八十好几的老和尚,一直都如此鼓励我。
“你不能太心急。和世间事物都是过了一垰还有一垰一样,需要不断积累。要有耐心,到时候你就明白了……”老和尚曾如此劝告过我。
我曾决定葬生于此山寺被地震摧毁,那之后和尚也死了,我在和尚死后回到东京,不久后患上了脚气病,走不了路的状态持续了半年多,但我一心想着要重头再来,除了没能遵守医生让我禁酒的忠告,其他与在僧院的疗养生活并无二致。我思考着老和尚所言的,所谓远山碧层层的心绪,每日朝夕散步在本乡的路上。医生似乎还诊断说,我除了脚气病和胸肺疾病以外,还患有严重的精神系统疾病。
“要是让德国的医生来诊断日本人的脚气病,所有人都会被视作酒精中毒。特别是那边又没有脚气病人……”医生用略带嘲弄的语气,如此对我说。
去过几回医院,做了缜密的检查后,我问医生:“如果终点是十,一半算作五的话,我的酒精中毒症状现在是几?”
“这个嘛……”医生说着歪了歪脑袋,“总之在治疗脚气病的期间先禁酒,然后在一段时内尽可能的不要执笔工作……”
“是吗。其实我写东西时后背会疼,最近都是一边喝酒一边口述让人帮忙笔记下来……”
“那不行。总之现在酒是不能喝的。因为你的神经也有问题。关于脚气病,一般来说敲脚气病人的膝盖,他们是不会屈肌反射的,但你正相反,你的神经太过于激昂了。而且刚刚的……”医生这么说着,摆出了方才在一片昏暗的X光室里,用强光照射我瞳孔时用锐利的目光看向我时做出的表情。没有继续往下再说。我在那目光中感受到了恐惧。
我不知道在A博士看来,我的精神衰弱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如此说来,我还住在山寺的时候,为有时会看见两个月亮,有时能在云间看见当时还在世的老父的身影,而感到困扰。独自坐禅的老和尚总是用一副笑脸以呵斥的口吻对我说“你的醉意还没醒啊……”
濑户的旧火盆,茶碗,盘子——我带着这些杂物,和被赶出来没什么区别地搬离了位处本乡的租处,搬到位处世田谷内侧新开街来,是在由美子出生后正好过了一个月的四月下旬。这房子的主人是我从六七年前就认识的老熟人,他对我们抱有相当的善意,但自日光回来后,我酒后愈发暴躁,几乎每晚都对阿势大打出手。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人自不用说,就连隔壁楼也时常向房东抗议我的行为。“如果生了小孩,自己的心情或许也会平静一些。”阿势在之前的住处似乎是这么想着忍耐着我的暴行,但事态并不如她想象,反而变本加厉起来。过去因为我发酒疯发生的悲剧——因为酒乱生下了孩子,我给创业二十余年一直有四十多位租户的租处抹了黑。房东关于此事也毫不留情的当着我的面说——你欠下的五百余圆房租就不要了,你走吧。
和你长得真像——被租户们如此形容的由美子,阿势,还有H——他是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在孩子出生前就替我记录口述笔记——还有我,我们四人带着甚至装不满一辆板车的行李,搬往前一天刚找到的一处三间房间的小宅。然而我不但没能感受到住进独门独户的喜悦,反而觉得自己被流放到了阳光照射不到的昏暗无人的郊外,感受着陷入再也无法抬头之生活的苦闷。H事无巨细的照看着由美子,在创作方面也不断鼓励着我,但在之前的租处感受到的紧张一下子舒缓开来的同时,我病症的发作也自暴自弃般变得愈发剧烈了。
那个时候——十二月中旬——我疾患缠身,每天两点多离开睡床,借着酒劲只能写一页半页原稿,但放一会儿再回看,就会完全想不起自己写了些什么。我的头脑已经不中用了。H要是还在身边的话,我还能靠酒来诱骗自己的头脑,麻痹自己的神经,口述一些原稿。但如今身边已没有像H一样替我记录的人,也没有愿意收下我口述原稿的杂志社。我被穷困缠住手足,只能写一些没有感触,没有观察,胡言乱语支离破碎且无意义的事情——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总之那之后我的生活,只让人窒息。我和阿势的关系自不用说,恐怕从那时起我憎恨新生儿出生的心绪已经萌芽了也未可知。我对不起身在乡下的妻子,在世间仅剩的一点虚荣,各式各样的精神负担——虽这么说,但那些不都来自于我卑小的自我主义吗?……纵使自己明白个中缘由,我也无法抑制自己精神病的发作。“首先是孩子出生的时期不对。在我犯病的季节出生,是孩子的不幸……”我这么想着,躺在病床上,用悲伤的心绪看着在一坪大小的庭院空地上,被H来来回回哄着的,全然没有笑意的孩子的脸。我的双亲已经去世,妻儿在妻子的老家生活——自己就算死在孤独的旅途上也没有后顾之忧,且我已经没有对于生的执着——我用如此的心绪抚慰自己软弱的心,这心绪也是我的依靠,我住在山上寺里昏暗房间的数年间,依靠着自己贫弱的气力,艰难的继续着自己微小的写作。在数年间照看我衣食照看我病症的阿势身上结成的因果,是要一下子粉碎掉我悲哀的自我主义吗?——如此想着,我在婴儿漆黑的瞳孔里,感受到了与凝视那忧郁湖畔时一样的心境。
五月下旬,在仙台帮人送货的弟弟给我送来电报。那时我的神经痛愈发严重,半个月多间,我除了每天吃一个橘子,酒后勉强喝一碗蛋粥以外,没有任何食欲。我也没有找医生看病的想法,只是喝点阿司匹林,打发时间似的在双手的小拇指旁做一些针灸。针是去年在北千住旁边一个叫做龟有的人那得到的。要是往常,到这个季节我的病症应该要好一些了,但今年我实在变得衰弱。瘦的颧骨突出,充血的双眼凹陷在眼眶里,已经很几个月没去过澡堂和理发店,我每次从镜子里窥见这幅自己容貌,都会让我联想起父亲死去时的那张脸。几乎每晚,我喝完酒都要和阿势争吵。除了附近住着的手艺人因为夜里的吵闹睡不好觉,找住在我隔壁的房东抱怨以外,我还被附近的警察警告过。再加上我一边喝酒一边口述一事也变得困难起来,H每天都在桌前坐到很晚,但基本都没什么收获,这样持续了几个晚上后,终于沦落到连喝酒吃饭的钱都不剩下的境地。
我口述一些自己也不明所以的三五页原稿,第二天H就拿着那些原稿拜访各家新闻杂志社,换一些只够糊口的钱。我只剩下最后一个穷极之策,就是将阿势与婴儿托付给弟弟,自己再逃到哪个山里的温泉地区养病创作——像现在这样下去必定走向破灭。
那时也是,在我和阿势互相用丑恶的嘴脸争吵过后,夜里我以自己的病症为由,让H发电报让弟弟上京。弟弟滞留在东京的两三天内,似乎是觉得我的病症比想象中要重。我说服百般不愿的阿势,再加上弟弟本身也有上京的想法,他借这个顺便照顾我的机会辞掉工作,带着妻儿上京了。如此一来,阿势与只有H一个外人在家时不同,不再那么尖锐的对待我,变得顺从多了,只要弟弟一家上京,就算保持现在的生活,也总会有办法继续活下去。仙台住着自己的姐姐一家,为了姐姐一家在当地的体面,也考虑到为了身在乡下的妻子的礼义,考虑到各方各面,还是犹豫能不能带阿势回乡。
“你还是少喝点酒吧。不论怎么说酒都不好。虽然不觉得最后你也会像德叔那样……”说这话的弟弟,陪着我喝酒,也没有那么希望我停手的意思。但在滞留东京的两三天里,他一直用一种不安的眼神看我。
德叔是指我死去的母亲的二弟,他本过着在北海道当教师的生活,因为酒和其妻子的背叛引得他性情大变,回到家乡的村子刚过一年就发狂死了。那年他四十一二岁。我二十二岁还是学生时代的那年夏天,归乡的某一天早上,刚吃完在乡下很早就吃的早饭。德叔他路过我家门前,说自己刚下汽车,穿着脏污的麻衣,脸上的胡子久未打理,一脸茫然的朝他说自己在回家的路上顺路过来看看。他的寒暄不清不楚,手上也没有从外地回来时要给的特产,还强硬的把自己手上说是坐汽车去买来的,吃剩下的一两个红豆面包塞给侄女——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自己和他已经十多年未见。父亲那之后苦笑着说说“他应该是想要装出一副磊落的样子吧……”第一次见他的继母觉得他有些奇怪,反复地问父亲:“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才回来的?”父亲只说他是因为有轻微的脚气病,再加上暑假才回来泡一泡温泉,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那年冬天我再回乡里,某晚和父亲一起喝酒时,叔父也来坐上了酒桌,喝到很晚他也不说要回去,我们都感到困惑,夜深后他家来了人,终于带他走了。那时我们也多少察觉到他的精神不太正常。他说当家主的那位叔父不肯优待他,口吐骂言,学校那边因为病症不能供职,他一心以为来年能够拿到补贴。还说想让四五个孩子都接受最好的教育,还说他打算着手写有关国名修养的著作,那之后又大谈修养,所有话题都显得空洞,不着边际。
“家兄不行!他又吝啬又不明事理!”他用因为酒醉而涣散的眼神看向我们,不断反复这么说着。
“脚气已经没事了,随时都能回去,大概那边会有人来接我吧。……我真不愿意待在不明事理的家兄家里。”我像叹气一样对我们说。
那之后他似乎打算逃往北海道。从村里逃票坐了四十多里车到青森,被警察扣押后家里人不得不去接他回来。在那之前村里人只是怀疑,一经那次事件后,大家都将他当作疯子对待了。那年夏天我返乡时,将山里苹果林旁的小屋充作书斋,某个炎热的午后,我睡着午觉,一脸病态的叔父牵着一个五岁左右女孩的手来到小屋,让我大为吃惊。那时他的孩子已经被人收养,他自己也被监禁在房屋背后的杂物间里。他找机会溜出来,走过房屋背后六七町长的铁路,穿过田野,爬上陡峭的山坡来到这间山间小屋。似乎是他从谁的口中得知我正住在这山上,才特意走来见我。他喘着粗气,连讲话都有些困难。我们在小屋外站着说了几句话,告别时我在田里剪下两三串还未熟透的葡萄,送给看起来相当怕生的小女孩,不经意间瞥见的女孩的眼睛,那目光散发着黑色的光芒,像野生动物似的。从那时开始叔父的病情就急剧恶化,持续了近两个月的绝食状态后,他死在了在那年初冬。事到如今,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我也依旧能清晰的回想起当时在山中小屋的光景。叔父狂死的幻影,已经飘然降临在我的病床前了。
弟弟和我喝酒时,谈起叔父的事情,我也并不觉得是一种威胁,曾经我把A博士那句“让德国的医生来诊断日本人的脚气病,所有人都会被看成酒精中毒症”当作是他的讽刺。如今想到叔父的病状,才明白博士用略带讽刺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意思。如此想来,三年前六十五岁因病去世的家父,也患有脚气病。
“如果我再和阿势像这样过下去,由美子的命运,想来怕是会和叔父的孩子一样了……”我想到这儿,我比较起那时在山里见到的年幼表妹,和自己婴儿的脸来。
用几张口述的原稿换来旅费,弟弟回了仙台,过了十余天他带着妻子和三个男孩儿,两件行李,寝具,旧佛坛,乘上了早上六点到上野的汽车。H替我去上野接他们。他们到时,我已沦落到将要被房东扫地出门的境地。
到头来他们一家只在这儿住了十天,在这十天里,因为我粗暴的言行,若是要指责我的言行,我是无话可说不能辩解的,照顾我虽然是弟弟预想好的行动,但经过十天的观察,他大概是觉得我已完全成了狂人,再加上他对生活各方各面都很小心,他应该是想好了不得已时的下策,总之他对我的态度一言难尽。我在某个晚上发酒疯喊着让他出去后,他似乎是在等这句话一样,当晚他们一家人就开始收拾行李,只留下了佛坛。我和H醒来时不过才六点,那时他的行李就已经被运到不知哪里去了。那时正好下着雨,弟媳还对醉意朦胧坐在火炉旁的我道别说“我们稳定下来再通知哥哥你……”弟弟却只是打开门,看着我的脸说:“……作家先生……,再见了,还请保重……”说完后他径直走向门外。
我一生也忘不掉当时他那似乎是在怜悯,却又像是在冷冰冰嘲弄我的眼神,以及他像是强忍着愤怒般冷酷苦笑的嘴角。H跟着他们走到涩谷的车站,想要挽留他们,却无功而返。
“我还以为,只有他,不论如何也不会弃我于不顾……”我叹息道。他也和乡里的伯母,姐姐,我的妻子一家人一样,从心底不能原谅我在阿势身上的过失吗?从结果上来说,他将他从父亲手里继承的先祖灵位像强推给我一样,留给了现在虽患急症,但因为还未分籍所以是家主的我。阿势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刺痛骚扰着我伤痕累累的神经。H也因为他养父家的遗产问题,不得不回中国地方的家乡一趟。
借由如此被逼到绝境的心绪,我在呻吟数日之后,自暴自弃用半疯狂的态度,开始口述起对我来说实在难得的五十枚左右的长篇小说。我没有余裕考虑住处邻居的感受。在几乎烂醉的状态下,每晚持续着自己也不知所以的饶舌直到天明。遇到瓶颈时,我穿着在日光走山路时穿的靴子,套上外套,再只有两间大小的缘廊上走来走去,持续发出吵嚷的脚步声。如此持续了十个晚上,白天则是像被人击打过似的,在床上因为背部的疼痛挣扎呻吟。
近四十年的兄弟之情,竟会一朝一夕就如露水般烟消云散。除去远在故里的妻儿,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拯救我——我在这七年间背井离乡过着孤独的放浪生活,每每感到绝望时总不自觉地这么想。如今这样的想法连续数日刺痛着我。因为阿势事件闹上了报纸的关系,我去年夏天回想扫墓时没能绕道回去看一看孩子。而且从去年秋天开始,我连一分钱也没给孩子们寄过。阿势不可能理解我为此产生的种种烦恼,她依靠着婴儿,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轻蔑的对待我粗暴的言行。我不得不三番五次的对她说:“你等着吧。我这就从乡下把妻儿接回来。到时候可就不能留你在身边了。”
终于到了H返乡的日子,那一天我也是一大早就开始喝酒,也一早就在和阿势争吵,在混乱状态下,我拿上搬家剩下的钱,穿着未染色的单衣,虽然是七月中旬但因为没有夏季帽所以戴上了冬天用的乌毡帽,等到太阳落山后和H一同出了家门。对难得外出的我来说,到那时为止都不需要夏季帽。H虽然帮我找了很久,终究是没有合适的,他还要去赶出发的汽车。
“我不再回来了,家里东西随便你处理,你也随便吧。”
“不要你管。我带由美子去我想去的地方。你不用回来,别回来了!像你这样的疯子,谁愿意收留你?没人愿意收留你!说到底你还不是要回乡下妻子那里。我都明白。别每次都跑回东京来,你这个疯子!”
自己与阿势这般争吵后虽然走到了门外,但在这争吵声里在阿势背上安稳睡着的婴儿的脸,牵连着我的心。
在涩谷的月台,我与要乘当晚从东京站始发汽车的H道别。
人们应该互相怜悯 XX章节
离散的喜鹊,与无亲无故的我一同游戏吧 一茶
不知妻子和其家人是收到了弟弟寄给他们的信,还是消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已然传开,人们都视我为狂人。妻子也拒绝着我的恳求,那态度明显是在抗拒怀孕。我深夜才到家,而且总有种一个人实在没法进门的心绪,请求在青森做着铁道工作的妻子的妹夫和我一同上门。可等到我早上起来时,十二岁的次女已经去村里的学校上学,十五岁的长女也已经出门去往她从春季就每日乘汽车往返的H市某任务式女子学校上学。妻子耳背的祖母已经七十有余,我在床上听见她在客厅冲妻子大声地说:“你要是听了他的花言巧语,跟着他回东京,女儿都会被他卖掉换酒钱”时,不禁流下了泪水。妻子的立场也让人同情。我虽然很想看一看三年未见的女儿们,但实在没有向妻子讨酒喝的勇气,只洗了个脸,招呼也没好好打过就出门了。
我出到门外,到停车场有两三町的距离,在烈日下,我每走一步都感觉像会倒在路边似的疲惫。我在村上一间小的联络室内,懊恼着是就这样绕到青森坐车回东京,还是拜托在北海道的熟人去他那里。懊恼之中,还是想着至少要见长女一面——我买下去往H市的车票。下了车后,喝了几杯汽水和冰水,刚缓过一点儿劲来时,还很年轻但知道我的情况也能理解我的朋友Y坐人力车来找我,见到我颓唐的样子,他一脸惊讶。我承蒙他的好意,住进了市内一流的旅馆。
“天气热的时候你就在这写东西吧。虽然不知道说你发疯了的传言是真是假,不过你看起来精神是不太好”。Y笑着这么对我说。
我住在种着松,桧叶类植物,放着一块长着青苔的大石头的宽阔庭院,位处楼下内侧的八叠大房间里,感受到几个月都没能体会过的平稳心境。住了四五天后,我计算着时间,想带放学的长女到旅馆来和她说说话,于是穿着浴衣就出了门。但昨天开始放暑假,学校的紧闭的门一旁的黑色告示板上,写着我在本文前面写的两句话。“离散的喜鹊,与无亲无故的我一同游戏……吗”我大失所望,午后在走回旅馆的六七町长的路上,我嘴里反复的念叨这两句话,反倒觉得自己可悲。那之后过了三四天,我让Y骑摩托带我去找在交通不便的城市某工业学校寄宿的长男。三年不见的他,已经长得和我差不多高了。他也是昨天才结束学期,说明天打算回村里。我们在校舍里的白杨树下,久违的用平和的心境说了十几分钟话。“等你回家了,能带上S子她们两个来找我吗。再晚我就说不定就要回东京了,得尽快。从停车场坐人力车来就行。”分别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给了他一点零花钱。“还有,别让你祖母知道……”我还如此提醒他。
那天回旅馆后,我在东京的报纸上看见,关于我离家出走——抛弃了废墟般的恋爱带着书生离家出走——的新闻报道。报道上写着我和阿势的关系云云。说是我的朋友说,“那家伙不可能自杀”,还写着阿势在那之后为了找我背着孩子出门没有回家,让房东很是担心。这篇新闻第二天转载刊登在了乡下的报纸上。
“真不让人省心!……这种事情还三番五次的刊登。……那女人不会乱来吧……?”我第一次打心底担心起婴儿来了。
过了四五天,长男按照约定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旅馆,我们久违的一起吃了晚饭。他们坐末班车时,我还不舍的对长女说:“怎么样S子,哥哥的学校没办法换所以没办法,但你想和我一起去东京吗?……带妈妈一起。” 我这么说后,她回答说:“不行啊,祖母很啰嗦不让去。”
他站在宽敞的走廊里,和很久没有过这么好心情,喝醉了的我相扑。要回去时,我问他:“你祖父之类的人,有说关于新闻的事情吗?”他用一副于己无关的表情回答说不知道。那之后不论过了一周两周,他们也没再来过。“不论如何,大家都健康的长大了。自己也没必要那么担心。”失去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权利,悲哀的男人——就算是这样的我,也不得不为此感到满足与高兴。
我仍旧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喝酒,带着孩子的麻雀落在松树上,落在庭院的石头上,或在沙地里打滚,或在八月的青空上着画着镰仓老和尚所谓的远山,我用茫然疲惫的心情看着它们,如此度日。只有此时被阿势背着不知在何处转悠的婴儿,似乎正在呼唤我似的感觉,日渐清晰。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样一部只描写病痛与自己无能的作品是葛西善藏的代表作呢?
大正时期,由一群年轻的贵族知识分子作为同人的《白桦》杂志在文学以外,还致力于引入西方其他艺术。其中有介绍西方美术的部分。他们导入了“梵高”这个人物形象,并把他描绘成了艺术家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顶点——为艺术狂死。这是有名的私小说研究学者日比嘉高教授在他的著书《描绘自我的文学史》里提及的。
以此为切入点,我回想起自己看过的一些有关葛西善藏的对谈。有人在知名作家的座谈会上提问:“像葛西善藏那样的作家,他为什么不自杀呢。”同样,有的记者面对葛西善藏,也提出过“你如何看待自杀”的问题。对此葛西的回答是:“我果然还是希望能像个东洋人一样以东洋人的死法死去。”
即是说,葛西善藏是拒绝自杀的。这一点在他之前的作品里也多少表达了一些。比如他说想要回到老家像个农民一样生活,却不说想死。他的明明拒绝自杀的。但在这部作品里,他却总谈到“我的末路到了”、“我要是死在那个湖畔该多好”。实际上他说的既是真心话又不是真心话。这是一种自弃者明明抓紧生的希望,却一旦安稳下来又想要去死的心态。
如前面所说,大正时期的读者熟知作者的生活,他们在葛西善藏身上看到的是绝对崇高的文士理想。如今这个理想只差最后一步就能达到顶点——只差为艺术献身的狂死。
葛西善藏也知道读者的期待,这篇作品就是回应读者期待的作品。所谓【我不在乎因病去世,但唯独不愿因为发狂死去】。如此,葛西善藏拒绝了狂死的期待,但拒绝狂死并不代表他能拒绝死亡,他和身为贵族的志贺直哉不同,为生活所困为病痛所扰,他的破灭近在眼前。于是他在志贺直哉式的“和解’’于将要到来的芥川龙之介式的“自死”以外提示了他必然的道路——既是‘穷死陋巷’。以这种方式维持自己伟大的文士形象。以结果来说,他非常成功。
如今,艺术崇拜死亡崇拜的时期早已经过去,藤泽清造、北条民雄,他们完成了为艺术献身的狂死,并以为艺术献身的狂死而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作品却不怎么被人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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