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神圣而可怕的空气》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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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实体
罗曼戈罗德会议将失踪者划分为十种类型，其中有九种被定义为非实体状态，而这严重违背了国际人权声明。不仅这类人本身会被国家暴力机关所消除，甚至就连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记录也同样会被清除。这种通过毁灭记忆来达到政治性消失的特殊方法，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影响喜忧参半。以梅斯克州作为例子，据统计，那里文化历史损失的规模可能高达10%。在成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将无法再继续存在——因为我们不可能谈论还没有成为“一天”这个概念的一天。但我们总会在身后留下一些痕迹，审查员自身也是人类。
所以可以说，被抹除的市民由于其非实体性，相较于他们那仅仅是在废物处理设施后面，在头部挨了一颗子弹的同事，成为了一个更具辨识度的历史人物。除了那张滑稽的照片，还有什么其他杰出的叙事能避免萨玛兰康米主义党里冷酷无情的朱利乌斯·库兹尼茨基在历史中变得默默无闻呢。随着造像技术的发展，从硬币上挫掉前任统治者的头像甚至都需要使用更多复杂的技术了。对于一个腐败堕落的官僚主义工人共和国，在每天打卡上班的地方进行一些春季扫除不是什么难事，但在照片里——一些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在影像资料里——进行清洁工作，就需要某些巧妙的技术了。一个令人欣赏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消失的委员朱利乌斯·库兹尼茨基”，修图师的魔杖一挥，他就从那个多雾早晨的“马佐夫”号蒸汽船的甲板上消失了。
朱利乌斯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他年轻的眼睛没能看到世界革命的发生——这位委员后来才在萨马拉发迹。他对马佐夫主义没有丝毫了解，这让他认为给受害者冠以带有政治指控意味的头衔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国家常务委员会主席萨普玛特·科内金斯基显然会有一天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告诉我，库兹尼茨基，兹多罗夫同志为什么能在革命已经完成的五十年之后被判为反革命分子？为什么布隆斯基同志关于马佐夫-科内金斯基主义的信仰是‘无可救药的狭隘’的？我就是科内金斯基，萨普玛特·科内金斯基，那是我的名字！”
在某个圈子里，把这两张图片——原版和被修改过的——放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流行文化现象。这种好奇心又被那天库兹尼茨基脸上露出的老鼠般的邪恶笑容赋予了进一步的精神价值。我的意思是，看看他！谁会不想把这样一只丑陋的黄鼠狼从历史记载中抹去呢？
这张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照片中，站在右侧的第三个人的故事更加悲惨。阿饶姆·乌霍托姆斯基，他是参与过十一日政府的马佐夫主义革命伙伴，还是极富天赋的农学家，遗传学家，制造出乌兰黄马铃薯[1][2]这一品种的三位育种家之一。他对政治极度不感兴趣，而他朴实无华的工作和他对全世界工人阶层餐桌不可替代的贡献让他从三场瘟疫中生还。直到在第二十一届遗传学家大会上，乌霍托姆斯基的科学中立主义伤害到了某人的感情。结果发现，这位现代遗传学家根本无法接受空洞得如白纸一样的科内金斯基主义哲学。他这种哲学认为，只要有革命精神，醋栗种子也能变成无花果。
乌霍托姆斯基惊恐地发现自己正在国家常务委员会的面前讲话，把“小橡皮虫”这个称号安在自己身上。乌霍托姆斯基之前从未写过这样的自我批评，因此这个聪明的可怜虫把它写得太花里胡哨了，以至于即使在当时流行进行浮夸的自我批评的氛围中，出席者也很难听进去他说的话。乌霍托姆斯基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精确地符合了“卑躬屈膝”这个词的含义。随着这位历史人物的彻底妥协，仁慈的科内金斯基主席决定放过这个老人在历史中留下的记忆。随后，尊敬的同志们把他带到了废物处理设施的后面执行第九道程序，然后抹去了乌霍托姆斯基留下的一切痕迹。但是对历史的篡改失败了，修图师心不在焉地留下了一张未经处理的照片，在那张照片上，乌霍托姆斯基还存在。朱利乌斯·库兹尼茨基委员也在那张照片上，但他早乌霍托姆斯基一步先被人遗忘了。
严格来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依格努斯·尼尔森的故事——他是马佐夫在学校的教师和导师——传说中他从一门加农炮上摔了下来。另一个康米主义历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则在瓦萨的审查者手下成为了一个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幽灵。
在这个北陆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图景里，马佐夫有些不祥的屠夫身份突然不知为何成为了一种负担，于是他们和刚刚完成革命镇压的格拉德人一起制造出了尼尔森的消失。让审查者们非常沮丧的是，在用技术手段处理马佐夫在十一日政府时期几十小时长的影像资料时，他们发现马佐夫的朋友兼盟友尼尔森总是陪伴在这位革命领袖旁边。对这段影像里尼尔森的彻底消除反而会引起怀疑。于是，马佐夫的右手上方总是飘浮着一团幽灵般的灰色细胞质。历史学家花费了数十年才解开了这个诡异的谜团。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相信，那一团细胞质就代表康米主义本身。 
4. 维德昆希尔
十二毫米胶卷嗡嗡地进入放映机里。可汗挨着玛基耶克坐在幕布旁边的沙发上，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玛基耶克放在方形茶托上的方形咖啡杯。[……]
译注：
[1]乌兰黄马铃薯(Ulani kollase kartulisordi)，英译者指出其原型很可能是现实中爱沙尼亚1942年培育出的一种马铃薯品种"Jõgeva Kollane"，据说“口感柔滑”且“符合工人阶级的口味”，但由于其容易受到病毒性的感染，没有推广大规模种植。
[2]阿饶姆·乌霍托姆斯基(Aram Uhotomski)，英译者认为他的原型是Julius Aamisepp，他是一位爱沙尼亚园艺学家、农业科学家、革命家以及士兵，曾经培育出了译注[1]里叫做“Jõgeva Kollane”的马铃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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