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去过电影放映间,看到放映时胶片从转盘里滑出来,落到地板上,那你就会对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可怖有一种非常真切具象的体会,而我们都活在这样的时间里。——克里斯托弗·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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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的影片,易进却极其难出,看完之后,它就像墨汁滴入水中,在你脑海中不断扩散开来。我们没法从脑海中抹除刚刚看过的电影。它甚至还没有真正结束。在诸多方面,其实它才刚刚开始。——汤姆·肖恩
《诺兰变奏曲》一书的开头记述了诺兰的早期生活,随后以时间顺序梳理他的电影,但这并不是一部传记。这是诺兰首度乐于谈论他跨越大西洋两岸的成长经历、他的寄宿学校岁月,以及在拿起摄影机拍电影之前,所有对他造成影响的事物、他的涉猎积累和灵感来源。但他仍然近乎生理性地讨厌别人从生平传记的角度来解读自己的作品。
我不想自比希区柯克,但是我认为,我遭受着被同样误解的风险,因为我的作品之间有很多非常明显的关联,我真的不否认这点,但这更多出自一个匠人(craftsman)的视角,而非一种内在的执念。我也是这样看待希区柯克的。他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匠人,其电影里不存在什么弗洛伊德式的潜文本。是的,你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分析他的电影,但这样做的问题是,你会忽视其作品中更为明显的驱动力。我感觉我的创作,更多是基于技巧手法、抽象概念和戏剧性。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匠人,而非艺术家。我这样讲不是在假装谦虚。我认为有些电影人是艺术家,比如特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就是一位艺术家。也许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你是运用电影来表达纯粹个人的、发自肺腑的、不吐不快的东西;还是说,你是在努力和观众对话、交流,连通他们的期待和经验。与大家所以为的情况相比,我的作品更多关注制作电影的实务(filmmaking)。——克里斯托弗·诺兰 诺兰的这番自我评价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可能在于它与诺兰的猛烈批评者的观点竟如出一辙。后者认为他不过是个有洁癖的演艺人,搞些电影版的“魔术眼”(Magic Eye)式解谜游戏——那是精于工艺但空洞无物的奇技淫巧,对于创造性表达的使命全无热情,完美的玻璃切面之外毫无生气。诺兰和其批评者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如何评价这种玻璃般的质感。批评者感觉缺乏个性的部分,诺兰却如魔术师一般,为这种“自我消失”的技巧而自豪。(汤姆·肖恩评)
美国电影是由动词组成的——开枪、接吻、杀戮;诺兰加上了他自己独特的子集——遗忘、睡觉、做梦。但要说他的作品序列中,最危险的动词是什么?答案是“知道”。《记忆碎片》中,娜塔莉对伦纳德说:“即便你报了仇,你甚至都不知道它已经发生过了。”“我知不知道没什么区别,”他回应道,“我不记得这些事情,并不会让我的行为失去意义。”讽刺的是,当他最终得知谁是杀妻凶手时,他并不满意那个答案,令影片的结局完全取决于另一个问题:你对某事的认识,能否从“知道”退回到“不知道”?《失眠症》中,埃莉问阿尔·帕西诺饰演的警察多默:“你是有意向哈普开枪的吗?”“我不知道,”多默喊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诺兰电影里的所有主人公可能都会这样呐喊,他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确定性下的造物,却落入了这个确定性不复存在的世界。“要相信!先生,我就是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曾经如此回应那些质疑其观点的人。诺兰的主人公就是爱因斯坦宇宙中的罗斯金,被可知或应知的局限所困扰。《星际穿越》中的墨菲(杰西卡·查斯坦饰)说道:“你说科学就是承认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她是忠实于科学方法的学生,但有个问题一直折磨着她,就是自己的父亲对永远离开地球的计划知道多少——“他知道吗?我爸爸知道吗?!”不管他知道多少,他都离开了,徒留她凝望黑洞,寻找答案。罗米利则说:“有些事本不该被人知道。”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梅茜知道什么》(What Maisie Knew),其实全凭梅茜不知道的事情推进。一边是詹姆斯所谓的“不可克制的求知欲”,另一边是怀疑“为了获取某种知识,我们的付出是否超出了它们的价值”,自《梅茜知道什么》以来,还没有哪部作品创造性地在这两者间如此摇摆不定。 ——摘自第12章 知道 KNOWLEDGE
如果说该片(《信条》)设计上的“格式塔”(gestalt,德语“完形”之意)受到约瑟夫·斯大林的影响,那么其智性层面的教父则是J.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他为影片提供了麦格芬——一种由核裂变产生的逆辐射。并且,影片原定的上映日期是7月17日,正是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引爆日的后一天。那是由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引爆的,核试验场地的代号为“三位一体”(Trinity),出自奥本海默最喜欢的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诗作。核爆产生的光亮高达1万英尺(约3千米),相当于几个太阳在正午同时放射光芒,100多英里(约161千米)之外都能看见光亮,20英里(约32.2千米)之外都能感受到热度。“几人笑,几人哭,大多数人沉默无言。”奥本海默后来如是写道,“我想起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The Bhagavad Gita)中的一句话,那是毗湿奴在设法劝诫王子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打动后者,毗湿奴变为多臂形态,说道:‘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因为奥本海默的引用,“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成为《薄伽梵歌》中流传最广的一句,但是被奥本海默翻译为“死神”(Death)的梵文原词,其实更常被解释为“时间”(time)。因此在企鹅经典的版本里,这句话被译为“我是永恒不灭的时间,吞噬一切”。 奥本海默是终极的浮士德式人物——事实上,1932年时,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里,奥本海默曾参演过一出模仿《浮士德》的戏剧,当时和他一起演出的还有几位物理学家同仁,包括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和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出于同样的原因,奥本海默在智性上完美衬托出了诺兰的风格。奥本海默又高又瘦,神经敏感,身上有种近乎傲慢的贵族气质。广岛和长崎遭核爆之后,他的神经崩溃了。“他不停抽烟,不停抽,不停抽。”多萝西·麦基宾(Dorothy McKibbin)如此说道,她是“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的行政主管。有一天,奥本海默的秘书安妮·威尔逊(Anne Wilson)注意到,他看起来格外忧虑,便问他怎么了。他回答道:“我只是一直在想那些可怜的平民。”长崎近80,000人被原子弹化为焦灰——两年之后的11月25日,奥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讲,题为《当代世界的物理学》(“Physic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他在演讲中说道:“从某种粗略的意义——某种任何糙话、笑话或大话都无法完全消解的意义来看,物理学家见识过罪恶,他们不能忘却这一认知。”这篇文章收录于奥本海默战后发表的演讲选集,书中穿针引线地表达出他对核技术的矛盾心理。在《信条》的杀青派对上,罗伯特·帕丁森将这本演讲集作为礼物送给了诺兰。 ——摘自第12章 知道 KNOWLEDGE
阅读的感觉很怪异,因为他们释放出来的东西也让他们纠结。该怎么控制它呢?责任可是巨大无比。一旦这个知识曝光于世,你还能做什么呢?挤出来的牙膏就收不回去了。这其实是一份思虑周到、颇有洞察力的杀青礼物,因为你我一样,都成长于后核时代。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水之乡》里,有一整段关于世界末日的思考。核技术具有终极毁灭性——我们都在知道这点的阴影下长大。如果这项技术消失了,你不太会怀念它。就像电影《天使之心》引用的那句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台词,我看了这片才知道这句话:‘在智慧对智慧者不利的地方,拥有智慧多么可怕!’一般来说,知道某件事意味着能够掌控它。但是,如果反过来才是对的呢,如果知道某件事意味着被它控制呢? ——克里斯托弗·诺兰
他有什么准则?一个了不起的剧情反转和一个“还行”的反转差别在哪儿?他的电影究竟有多个人化?什么能打动他?什么让他害怕?他认为理想的情节时间跨度应该有多长,几周、几天还是几小时?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采访诺兰时,你很快了解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若直截了当地问他那些独特的主题和迷恋源于何处,你是得不到什么答案的。比如,你问他最初怎样对迷宫产生兴趣,过不了多久,你自己也会陷于迷宫之中。“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并不是我不愿透露。我觉得我是在开始讲故事、开始拍电影的同时,逐渐对迷宫和其他事产生明确兴趣的。”多问几句某个他迷恋的事物,反而得到更多的迷恋之物,它们形成了一条长长的递归链。“我想,我对身份的痴迷,可能真的源于我对叙事主观性的痴迷。”他会这么说,或者:“我想,我对时间的痴迷,其实源于我对电影的痴迷。”他想要遵从生活与电影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于是有了这种修辞习惯。他的迷恋(obsession),或者我称之为“痴迷”(fascination),如同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动态雕塑一般飘浮在半空中,每一部分都互相连接,最终回归到原初的痴迷——电影(cinema)本身。条条大路通罗马。(摘自引言 INTRODUCTION)
诺兰描述的这种感受——由于成长过程中辗转各地而产生的空间疏离感,让他永远能够以一种陌生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他会一次次在电影中重现这种疏离感。如果你在脑海中也能运用这种类似的双重焦点,同时观看这两座建筑——诺兰在黑利伯里的宿舍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全景监狱与摩天大楼,禁闭与解放,疏离与归乡——将两者的影像重叠并置,将所有的矛盾之处都带上,你就非常接近诺兰世界中那不可能实现的视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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