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即现代：《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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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写在前面
关于作者
刘禾，学者，作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终生人文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跨文化交流史、新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主要著作有：《语际书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持灯的使者》（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2002年，2007年），《帝国的话语政治》（三联书店，2020年），《六个字母的解法》（中信出版社，2014年），《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主编，三联书店，2016年）。
关于本书
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下文简称《实践》）这本书中，刘禾提出的核心概念“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主要用以回答跨文化交流的问题。在该领域，已有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范式已经就后殖民性、文化、身份认同、自我与他者等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讨论成果。而刘在该书中的野心，便是在西方统治-本土抵抗的二元范式之外，寻找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新可能。
她所谓的“跨语际实践”，把翻译作为切入点，将其视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场所：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行为，也是文化之间交锋和碰撞的“战场”。它记录了不同文化的话语流动的过程与历史。
《实践》聚焦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直到全面抗战开始（1937年）这段历史时期中，汉语（通常以日语为媒介）同欧洲语言的接触与碰撞，这段历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其早期的经典化过程。也正是通过这段历史所带来的契机，人们开始想象并谈论中国的现代状况。
简而言之，刘在本书中尝试从跨语际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她的研究重点不在于跨文化交流话语的流变，而是此过程反映出的更为广大的历史进程。
1.导论：翻译的画像
第一章（导论）是全书最负盛名的一部分。刘认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归根到底都是“翻译”：用一种事物解说另一种事物的喻说（trope）。而任何学者在尝试跨越文化间的语言障碍时，都会遇到语言的“可译/不可译”问题。
这一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不同语言之间是否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在刘看来，“语言之间相通，对等词可以存于各种语言之间”只是学者对语言同一性的本质论“幻想”。她将之称为“双语词典”的幻觉：“所有语言都是由对等的同义词构成的，或者所有语言都能被翻译成分析性（普遍性）的范畴”。
刘明确地否认了这一幻想的正确性，但她同时也不否认分析性范畴的双语词典义在跨文化交流中建立的事实。不过，比起“不可译”的翻译何以可能，刘在本书中更为关注的是：人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尝试文化翻译的。刘认为，对后一个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我们超越同一性的幻觉，重新“发现”被忽略了的翻译的历史，以及隐藏于其中的文化碰撞。
按刘的观点，“中国文学为什么没有史诗？”“中国有市民社会吗？”等等问题意义不大，但反过来，“西方为什么没有断代史？”“西方有没有类似律诗的文类？”，这些看似荒诞的问题与前者的对偶，才是具有敏锐眼光的跨文化研究者真正该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文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找另一个文化中的“分析性范畴”（幻觉），当人们谈论自我（self）、人格（person）、个人（individual）等“分析性范畴”时，本土的文化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对此，刘在第一章的剩余部分中先分析了西方长期以来对翻译和差异问题的基本预设。首先是基于《圣经》巴别塔故事的神秘主义理解：不同语言的差异是无法克服的，但翻译（主要指对《圣经》的翻译）是对“太初之言”的渴望。而在本雅明（主要指经过德勒兹阐释的本雅明）那里，原文和译文应该同时存在，两者的互补会服从一种在所有语言中都具有意义的“纯语言”（die reine Sprache）：语言在翻译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相互关联。本雅明的翻译理论预示了法国解构主义的登场，并持续影响着后世的后结构主义者。

另一方面，刘还分析了日语对现代汉语词库形成的影响。这种“借用词”分为三类：（1）只用于古代日语、古代汉语没有的纯日语汉字借用词，如宗教、场合等词。（2）原见于古代汉语、但经由日本人“意译”又重新回到现代汉语的“双程词语”（round-trip words），如革命、经济、科学等词。（3）日语对欧洲语言的汉字翻译，如美学、物质、反对、种族等词。其中最具迷惑性的是第二类词，因为这类“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会被误解为源自古代汉语的“古今异义”词汇。但实际上，是跨语言的词汇“旅行”而不是本土的语言发展才导致了这类词的出现。
不仅是日语向现代汉语播撒了双程词语，现代汉语也同样向日语提供了许多借用词。这些词汇主要是传教士和早期翻译家在翻译非宗教文本时所创造的本土新词汇。中国与欧洲、日本语言的复杂交流，导致了现代汉语词源的溯源困难。
在混乱的翻译场所之中，除了中国的本土新词、来自欧洲-日本的外来借词，还有大量的直接音译词涌入。在一开始，它们并行存在，但随后往往是音译被意译取代（尽管有一些音译未被取代、留存至今）。典型的例证如“Democracy”一词，早期“德谟克拉西”的音译随后被借译的“民主”取代，而这一来自日本的借词本身与古代汉语的“民主”（民之主）关系不大。
简而言之，刘的鲜明立场是，避免“超历史/超话语”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无止境论争，专注于语言间碰撞的实际历史的过程。翻译是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她用这两个概念取代了“译入语”和“源语”）遭遇的场所，在接触之中，新的话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比词语的流变历史更重要的是“将其本身视为一个真正的历史事件”。
2.国族与个人：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形成
在第二部分，刘分析了“国民性”和“个人主义”的意义生成和变化过程，这两个新词正是民国初年人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讨论焦点。
“国民性”（或译为民族性）是national character的日译，这一概念原本是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的一部分，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原则，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种族和文化的“进化论”依据。
晚清的知识分子将“国民性”的概念从日本引入中国，发展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其中，梁启超等人把中国的悲剧归结为国民性的问题。再到后来，国民性未受质疑地发展成为一种权威的话语，足以承担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所有历史包袱。
刘认为，“国民性”的优劣在该词语传入早期还是相对的，“改造国民性”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但到了五四运动，“国民性”和“传统文化”一起被引入到了新的历史环境中，“改造国民性”“批判国民劣根性”“批判传统文化”等话语奇妙地联姻，极其成功地超越了它们自身的历史。
国民性理论，是鲁迅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判的有力话语。他们出于了解国民性、“解剖”国民病根的目的，发展新式文学。而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始于阿瑟·斯密思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在这本书中，斯密思提出了26个范畴来“定义”中国的国民性，大都充满了偏见和歪曲。但刘认为，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不仅在反映现实，也在塑造文化交流的现实，它们本身也应该被理解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国民性的话语从客方语言进入主方语言，最终要符合主方语言使用者的实践需要。刘强调，斯密思对中国国民性的“歪曲”，被鲁迅“拦截”，出于他自己的实践“翻译”为了文学创作的全新诠释。鲁迅虽然被这一理论吸引，但在内心深处无法认同西方传教士的轻蔑观点。他对此的复杂矛盾情绪在《阿Q正传》等作品中得到了印证。

与国民性相对的另一词语“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生命力则强得多，已经被本质化、常识化了。刘的观点是，个人主义的话语意义一直都是不稳定的。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将这一话语从欧洲启蒙运动的主体论语境中抽离，重新创造了新的语境。也就是说，与如今通常的看法不同，民国初年，个人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民族启蒙或救亡图存的话语相互渗透和盘结，存在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刘指出，杜亚泉在1914年发表的《个人之改革》中对个人主义的独特阐述极具代表性。梁启超等人引入的民族国家理论强调了个人自由与民族解放间的冲突，但根据杜的看法，个人主义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翻版，它们都主张人的自我改造。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也与社会主义并行不悖，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刘认为，当时以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只看到了个人主义的话语对家庭旧伦理的解体作用，更重要的是，个人被置于实现解放和民族革命的国族主义中。individual的另一种翻译“小我”（小己）赋予了国家作为“大我”的成熟、主体性身份，同样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情结。
随后，《新青年》的兴起改变了个人主义话语的发展方向。李亦氏在1915年发表的《人生惟一之目的》中抨击了儒家传统所鼓励的“奴性心态”，同时崇尚昂撒人的“个人西方哲学”。他的观点已经与此前杜对儒家的看法大相径庭。到了新文化运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联姻，处于传统文化和文学经典的对立面，原先的国族主义也被吸收入其中，成为其一部分。
刘认为，处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把自我意识强烈的个人主义视为反传统的一极，他们需要一种与传统文学形式完全决裂的“新文学”来表达这种强烈的诉求。但戏剧性的是，国族主义并没有落得和儒家传统一样的命运。相反，国族主义在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中留下了一个不可侵犯的领地。它不旨在于解放个人，而在于把个人整合为民族国家的公民或现代社会的成员。
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随着左翼意识形态的登场，不仅仅是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分道扬镳，温和的个人主义也遭到了质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展开了对个人主义的唯名论批判。它被集体主义的修辞安置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成为社会进步或社会主义的对头。在此过程中，左翼政治思想日趋成熟，新的个人主义话语也得以继续发展。
3.跨语际表述模式：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建构
在第二部分，刘所持有的观点是，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强烈反叛意识，与他们对国族主义的追求并不冲突。自然，中国现代文学文体所呈现的跨语际表述模式特征，也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欧洲“文化殖民”的结果。
在第三部分，刘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众多实验性质的文体（包括叙事形式和修辞性写作）革新，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戏仿”（parodic imitation）与刻意的扭曲。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大量的欧洲文学经典在当时被译介到中国本土，它们为知识分子“改造”古汉语（一如他们反对传统）、发明新式的白话文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在这一过程中，作家需要联合其他语言进行“跨界写作”，为襁褓之中的白话文摸索出一个“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也正因此，形成中的现代汉语和欧洲语言之间的翻译具有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第四章，刘分析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她指出，老舍对欧洲（特别是英国）小说叙事技巧的借鉴强化了叙述者对主人公内心意识的透视力度。但小说的主旨是提供一种生成着的诠释行为，它要求诠释，同时也抵制诠释。也因此，《骆驼祥子》不处在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任何一个诠释话语之中，这种写实主义为读者创造了永无止境的诠释过程，代表了这类文本超越时代的真正价值。
在第五章，刘则关注到了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她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及其带来的时髦外文对应词：“欲望”（desire）“潜意识”（the subconscious）“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是当时中国作家进行跨语际实践的一种“重构”。他们以早期的现代心理学名义，对中国传统进行激进的改造，传统文本的意义在新的理论下得以“现代化”，反映出了当时不同话语对合法性的争夺。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新式文学已无法返回到古典文学的主题（topoi）中去，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施蛰存的小说写作。刘认为，施借助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套话语，使被新文学拒斥的古代志怪、梦境小说以“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合法形式重新归复。除此之外，施的写作挖掘出了魔幻小说与精神分析话语之间在隐喻上的通约契合。
在第六章，刘探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称叙事问题。她在本章中特别强调人称的“指代性”，这一概念来自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是说言说的主体通过人称代词组织了词语的时空关系。人称代词关系到了其他词语的变化，这是法语等屈折语的典型特征。不过，刘怀疑的是，以本维尼斯特为代表的屈折语母语者所持有的语言理论，将非屈折语的人称表达情况视为一种“省略”，这是一个语言学还是文体学的结论？
也就是说，在翻译者眼中的“缺失成分”，是否本身就不是汉语的语法规范，还是说只是屈折语语言现象的泛化？自近代以来，汉语在与屈折语的接触过程中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它又不仅仅是其语法的衍生物，这是刘始终坚持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现代白话文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既表现为有关性别、主体、时间与空间的喻说与体验，也参照了非汉语的语言和文学经过翻译了的指示功能。
4.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在第四部分，刘从文本细读转向了对国族建构的政治与文化建构的文学实践之间关系的研究。只不过，她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两股力量复杂的矛盾和争议之中，而非满足于决定论的描摹。也因此，除了在“迟到的”“落后的”现代性压力下形成的国家民族文学，也应该关注到处于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另类叙事和历史。现代文学批评的体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生产文本，又规范经典，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
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关注欧洲文学，目的之一在于生产出自己的国族经典，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中获得一席之地。不过，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批评话语不是文学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唯一可能，它也和同一时期从外国舶来的众多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竞争。
以郑伯奇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主张一种能够统一或取代其他一切流派的“国民文学”。只不过，正如鲁迅后来所察觉到的，这些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理论始终没有划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界限。话语的暧昧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聚合在其下，挑拣差别细微的语言，为自己的政治需求补充能量。于是，郑伯奇所提倡的国民文学，产生了两极化的矛盾。对此，郭沫若则主张以积极参与世界舞台的民族文学建构文化，并以此实现伟大的国族建构事业。
围绕着国族建构的问题，有的知识分子发现的是跨越国族界限的激烈阶级冲突，革命文学与随之而来的阶级意识与代言人问题，成为了他们论争的焦点。另一方面，性别化了的文学批评实践，也是国族建构中话语生产的主要场所。刘以萧红为例分析道，在中国现代文学批判史上，“女作家”必须以民族文学的名义才能得以合法化自身，这是整个批评体制运作的表现。
刘进而在第八章借《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制作这一历史事件，转向现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促成《大系》出版的关键人物赵家璧，受日本文学大系的触动，将这个日语汉字引入中国，取代了以往的“丛书”一词，以突出这一构想的新异之处。《大系》的编辑开始于1934年下半年，集结了“五四”以来几乎所有尚健在的著名作家和批评家的工作。不可否认，在30年代的上海，五四文学被归到了进步学生和激进分子阅读的“高雅文艺”中，而中下层市民更流行欣赏电影或鸳鸯蝴蝶派小说等“通俗文艺”。
然而，刘认为，30年代的五四文学所处的境地，不应该笼统地用“雅”“俗”来谈论。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时期畅销书的市场风向变化已经瓦解了“雅”“俗”的理论区分。出版社对商机的敏锐嗅察因此使得五四文学处在一个更加微妙的话语位置。所以，在刘看来，赵所谓“五四文学在30年初几乎完全消失”的判断，应该是出于一些更复杂的考虑。一方面，赵接受了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对蒋介石弘扬儒家传统的“新生活运动”表示担忧。那么，《大系》的构想就成了保卫新文化运动、抵制蒋的文化高压政策的一个契机。而另一方面，赵可能更激进地将其视为政治抵抗的一种手段。
无论如何，赵下定的这一“精明”判断最后成功地招揽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众多文化先驱，这是整个编撰计划实现的关键。而赵主持的这场文学经典化尝试，本意可能恰恰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些经典与某些实践形式的关联。

刘认为，《大系》的编者在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五四”的遗产时，并不太在意为中国现代文学给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他们的共同自觉在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话语中寻找合法性。
《大系》的一项重点工作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分期，这也是《大系》的编者巩固阐释权威的理论防线之一。而另一方面，《大系》对文学体裁的分类：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合法化了经典作品的入选路径。总的来说，《大系》的概念范式，包括分期、体裁等，基本描摹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刘指出，尽管后来围绕着作家入选取舍的反经典-经典问题在不同时期和两岸间常有争议，但《大系》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编者对理论、批评和论争的重视。“五四”作家借此获得理论话语、经典制造和文学史写作的体制化合法性。他们不仅仅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遗产，更代表着新文化人士争夺知识权力的话语。
刘认为，《大系》的规划是一场“自我殖民”。编者将小说（fiction）、诗歌（poetry）等从欧洲译介过来的文学形式经典化，重新确定了中国文学意义的终极权威，传统经典的合法性源泉也就此受到颠覆。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因此必须得到重写。通过《大系》的“自殖民化”，3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经典的制造、文学批评的体制化和文学史的写作增长了人们的自信，以及把中国文学同外国文学相互比较的希望。
在第九章，刘以国粹运动为出发点，考察了更广泛的“文化”建构问题。她指出，倡导国粹的国粹派与新文化运动者都致力于回答中华民族认同的问题，不应该简化为进步叙事中的保守与激进两极，他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也相互渗透，一起为国族建构的过程提供了相互竞争也彼此共存的声音。
以《国粹学报》（1905年创刊）为主要阵地的第一次国粹运动，最初的意图在于排满排外、恢复“汉种”。以章炳麟、黄节为代表的国粹派，采用了法国东方学家拉古贝里的种族理论，确定了“从遥远的过去恢复真正的民族认同”的纲领。
刘指出，国粹派所提倡的“国学”（kokugaku），最初是德川时代日本人反对儒教、复兴古道（kodo）的语文学研究。被黄节等人挪用后才按字面意思增加了抵抗满清、恢复汉族的意义。而“国学”这一概念本身的意指反倒不甚清楚了。黄节将满清和蒙古人的入侵归咎于中华国学的衰微，但又反对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刘认为，国粹派具有的这种“族群身份”和“文化精粹”的滑移揭示了国粹运动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即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世界的危机感。
因此，奠基在国粹之上的国学，真正的目的在于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给出整体性的总结。其中，许守微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指出国粹满足国人的精神需求，而西方文化提供物质的丰富。这种观点与张之洞等洋务派早期对中学与西学的论述遥相呼应。然而，欧洲文明事先为国粹提供的建构框架摧毁了许证明国学合法性的努力。对此，《国粹学报》的创办人之一邓实，试图确定国学的实际内容。他把诸子百家的哲学置于儒家之上，主张将国粹从汉代以来儒学的政治禁忌中解放出来，并以民族国家取代君主制国家。有趣的是，国粹派从过去抽取出国粹的尝试，恰好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者铺好了道路。也就是说，国粹派对古典传统的重估，同样被打上了现代的烙印。
1908年，章炳麟与《新世纪》的编辑就汉字书写系统的价值展开了一场辩论。《新世纪》认为汉语的象形/表意文字应该废除，由“万国新语”取代之。章则辩驳道，世界语源自欧洲，不顾汉语演化历史而盲信“欧洲中心”不可取。然而，他深感自己渊博的学理论述也无法说服《新世纪》的编辑，只能在一处援引传教士的言论，捍卫汉字的尊严。
章的窘境揭示了国粹派有关民族认同的普遍困境：在西方文化的威胁之下，中国学者为确定自己的民族认同，仍需要参照外借的权威。他们渴望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体，求助于辉煌的古代来从事当下的斗争。刘指出，这是一种反转的“东方主义”。国粹派幻想着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景仰之情，恰如西方式的东方主义：“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1911年后，第一次国粹运动逐渐衰落，并遭到支持《新青年》的激进分子的猛烈抨击。直到1922年，《学衡》创刊，重启了对国学和国粹的讨论。然而，领导着第二次国粹运动的《学衡》派对西方的态度和章炳麟等人相比截然不同。他们公开地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整合不同文明精粹的新人文主义。
刘认为，《学衡》派所采取的立场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设法用“国粹”回应变化的历史浪潮，同西方建立一种话语关系，尽管他们的批判体系根植于白璧德等人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于是，《学衡》派将儒家思想重构为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华，将它从固定的知识实体上升为了某种超验的精神。这一旨趣同新文化运动者的诉求不谋而合，因此与晚清国粹派的观点大相径庭。在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之上，他们找到的是另一种真-伪的二元对立。因为比起新文化运动者对传统文化、国民性缺陷的批判，《学衡》派更在意一种整体化且非历史的文化本质主义。
刘认为，国民性与国粹的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过程中是互补的，它们都源于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危机意识。国粹运动按照历史的需要，不断地重新解释国粹的含义。而国民性理论最终落地为了一场文化运动，赋予了白话小说改良国民性的历史使命。两派所共享的理论基础，即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反而成为了不被争论的“灰色地带”。但是，回过头来看，国族建构的合法性问题又是十分重要的。
民国早期的这场争斗，尽管已成为历史。但它留下来的种种耳熟能详的概念，如文化、民族国家、传统、现代性、东方-西方，仍在参与着跨语际的实践，并塑造了当代中国人当下，乃至未来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