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 | 机核 G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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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一时兴起参加了主题为“从庆祝失败开始”的征文，然后不出所料的失败了。稿件重获了自由，但也并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就随意分享给大家看看，也不失为一种庆祝和开始。
上一次进行有主题和死线的写作可能还是在高考。之后虽然向来把“用写作赚钱的女嫖客”当作理想挂在社交软件上，但也并没有真的在创作任何称得上作品的东西。我依旧搞不清创作和我的关系。写作是求生的本能。只有在遭遇最深的困境时，我才会不断不断的书写，直到不安有了出口，心灵才允许我停下来。
然后就是漫长的停滞。现充的生活让我无话可说，直到平衡再度被打破。最近这种攀附文字而上的时刻越来越少，尤其是当我在新年假期的半夜坐在湄公河边，努力完成这篇稿件的时候。我的记忆与情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当下的我并不需要这些文字，但过去和未来的我需要。这似乎是个小小的成就，至少我成为了我的读者。这很不一样，我在和文字的争斗中多了那么一点点的主导权，甚至开始捏造原本不属于我的记忆。
———以下是正文———
我忘记了姥姥坟墓的位置。
我记得一条笔直没有尽头的国道。我们从某个平平无奇的路口下道，穿过大片的玉米田，然后是白桦林，路越来越颠簸，纯白的树干睁着眼睛。我们下了车，在燥热的空气里穿过扎人的树丛，成群的蚊子从草丛里一拥而上。这条路上总是安静得要命。没有人说话，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盖住了风吹过树林的声音。我跟在大人后面，低着头，盯着妈妈的脚后跟，沿着刚刚劈开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小心的推开眼前的树枝，防止打到身后的人。
“到了。”有个我不知道是谁的亲戚说，树林里突然出现一片空地。
姥姥的坟墓周围总是长满蒿草，树林一直在试图占领这片空地。这座坟后面是姥姥的父母，再后面是他们的父母，和大人也说不出来是谁的某个祖先。他们都没有墓碑，即使是姥姥的坟墓也没有像样的墓碑，家族的坟墓从来只是一段口口相传的记忆。我其实并不能确认这个土堆下面是谁，我没有亲眼看着她下葬，那时我才三岁。
去年冬天，姥爷去世了。我们回到这里迁坟，把两位老人合葬到新的树葬公墓里。
主持仪式的是一个女大仙。大仙穿着供热厂的灰色工人制服，袖子上绣着红色的工厂名称，下身穿着工装裤子和筒靴。衣服和裤子都有些脏，沾着泥土和污水的痕迹。她和姥姥打招呼，指挥大家按顺序磕头，烧纸，让我们再跟姥姥说说话。
“妈，爸过去陪你了。给你们换个舒服的地方一起住。这儿太偏了，孩子们都找不着了。”
我看着黄色的冥纸燃起的火焰，听舅舅念叨。
姥姥去世后几年，姥爷和另一个朝鲜族女人结了婚。我依旧叫她“姥姥”，妈妈叫她姨。我几乎是由这个“姥姥”带大的。今天是姥爷的葬礼，她在远处路边的车上等待着。距离我上次见到她已经过去了七年。她瘦了不少，印象里总是精心打理的乌黑卷发变得稀疏，眼睛也因为疾病和衰老蒙上了一层薄雾。
女大仙半唱半念的高声说了几句，然后让舅舅挖第一锹土。封土很浅，石棺里的骨灰盒依然完好，但已经不起挪动。我妈捧着新的骨灰盒，舅舅捧着老的，大仙小心地挪动装着骨灰的黄色袋子。旧的盒子要劈碎，扔回石棺里，然后在里面放上一个红色的大萝卜。大仙说，用萝卜占坑，就没有小鬼了。离开树林的路上，大仙再三嘱咐我们不要回头。
于是我没有最后一次看这片林间空地。一个从没有被我记住的地点，不再和我有关了。
回到主路上，女大仙接了一个电话。我们的活儿结束后，她还要去另一家人的坟上做法事。在供热厂上班前的这个清晨，她要主持三场仪式。她接完电话，发现我在看她，笑了笑冲我走过来。大仙不太好意思地问我，身上有没有带糖或者吃的，她没吃早饭，有些低血糖。我从包里找出了一些点心和糖果，全都塞给了她。
她靠在车边上，边抽烟边剥开了一颗巧克力。我问她是不是一直这么忙，她说也就是最近，去年冬天死了不少人，好多人家里都死了好几个老人，都等着开春化冻了才能下葬。
上车前，大仙给了我和表妹一沓红色的方孔纸钱，让我们一路从车窗抛洒出去，尤其是经过路口和桥，给小鬼留下买路财。我和表妹拿到了今天的第一份正式任务，兢兢业业的撒了一路。鲜红色的纸钱从车窗的缝隙里被争先恐后地吸出去，有的时候也会遭到拒绝，又被吹了回来。这些被拒收的纸钱让我有些恼火，我捡起来更使劲地扔出了窗外。
车沿着江向北开，穿过整个市区。深黑色的宽阔江面安静地流淌着，江对岸是东西伯利亚的茫茫森林。我在这条江里学会了游泳，钓鱼和洗车，但从没像妈妈小时候那样横渡过国境线，去到对岸看一看。布拉戈维申斯克是离我们最近的城市，除此之外的地方，对小时候的我来说都是遥远的传闻。不论好的或是坏的，似乎都和这个边陲小城没有关系。我们在看天气预报时感叹哈尔滨的温暖，在过年回家时挤上窗缝结冰绿皮火车，在年夜饭上讨论远房的亲戚被对岸美女间谍腐蚀的传说。
有人说，病毒是乌鸦从对岸带过来的。他们说成群的乌鸦从寒冷的森林里腾空而起，啊啊怪叫着向南飞过了冰封的江面，然后带走了老人们的性命。他们从没见过像今年冬天这么多的乌鸦。
“妈，咱们到市里了，您看看变化大不大。”舅舅抱着骨灰盒坐在前排，对着窗外装着外轮廓灯的高大建筑指指点点。这排建筑正对着对岸，沿江筑起了一座闪亮的屏障。作为回应，对岸升起了一面尺寸超出常规的巨大三色旗。
姥爷的骨灰在殡仪馆柜子的最上面一格，整个房间的柜子都是满的。冬天积雪下的土层太硬，于是许多的记忆积压在这里，和种子一起等待着春天。大仙踩着梯子爬上去，拿出柜子里的骨灰盒和随葬品，放上另一棵萝卜。我被分配到拿一个随葬的小东西，一个陶瓷做的小洗衣机。我郑重地捧着，思考姥爷是否还记得怎么用洗衣机。
姥爷家的洗衣机放在一个可以拖动的木头架子上，架子是他自己打的，和很多其他木头家具一样。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镜子两侧的门上有他用烙铁烙出来的山水画。柜子有股好闻的木头味，我喜欢用手指摸索那些烙刻出来的线条。我记得我在一个睡不着的清晨，从这个衣柜里拿出崭新的小学校服，穿上白色的衬衫和深绿色的背带裙，反复地打好红领巾，对着烙铁山水画中间的镜子看了又看。
距离这个崭新的早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阿尔兹海默症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记忆和自理能力，几年以前，姥爷就已经不再能叫出我的名字。在我忘记木头柜子的味道和烙铁画的触感之前，他就已经忘记了我，也忘记了曾经占据他生活的萨克斯，盆景，热带鱼，和木工活。直到西伯利亚的乌鸦将他和其他老人一起带走，我不曾再听过他用萨克斯吹一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姥爷去世的那天早上，妈妈买的护理床刚刚送到。在快递员焦急地寻找收件人时，舅舅正在调用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人脉，试图找来一辆救护车。几小时后，他又重新组织了资源，想要在殡仪馆排上一个好位置。我打电话回去，这是我七年以来第一次自己打电话回去，听筒里一片嘈杂，舅舅说了一句，忙着呢，就挂了。
“树的编号是你的生日。”
面前的地上已经植好了一棵小小的柏树，树枝上挂着一个黄色的塑料牌，红色的数字写着“327”，树前面已经挖好了可以放下两个骨灰盒的深坑。下葬的时候，女大仙高声念了很长一段悼词，声音通达天地，颇为威严。只是念到老人名字的时候突然记不清，低头小声的问了一下身边人，确认后继续才诵读了下去。我把小洗衣机放在骨灰盒边上，添上几锹土。摆上贡品，排队磕头。舅妈拿出半包野花种子，让我们洒在坟墓周围。她指了指不远处的另一棵树，那是她父母的新坟。前天下葬时，她播撒了另外半包。树下放了两个老人的老花镜，破破烂烂的倚靠在一起，等着短暂的春天吹开身边的野花。
“姥姥”远远地看着。她亲生的女儿搀扶着她，我小心地绕开地上密集的的树苗和新坟向她走过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不知道以后该不该再叫她“姥姥”，我只能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这双手还是很有力，只是变得干瘦和蜡黄，似乎缩小了一个尺码。她的手教过我弹琴和跳交谊舞，在冬天递给我烤红薯和扁山楂糖葫芦。可妈妈似乎从没有拉过它们。她和我讲家里面的事。她的姐妹七个人，离开了五个，只剩下她和最小的妹妹。她已经参加了太多的葬礼，只等着自己排着队成为下一个。
我已经离开东北太久，以至于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不记得死亡是否一直都这样司空见惯。除了被乌鸦带走的老人，我也听说了许多次谁家的孩子跳楼了，自杀了，死了。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出去上班的年轻人。这些死亡，穿插在饭桌上的劝酒、互相恭维，捕风捉影的秘闻，我的胖瘦、纹身、结婚，和舅舅的尿毒症之间，像一盘酸菜血肠一样被端了上来。似乎死亡终于和许多飘然而起的东北往事一样，成为了又一张不值得记入档案的证明。
离开墓园的时候，女大仙已经赶去另一场法事了。我费劲的在手机地图上收藏了这个地址，编号327的树在屏幕上变成了一个心形。转身上车，身后的林子里突然传来扑簌簌拍打翅膀的声音，一群乌鸦啊啊怪叫着飞向北方。我们都没有回头。